戚家刀和武士刀【太刀】比那个更具杀伤力？【性价比不对 ...

戚家刀之类的单手刀往往是做为辅助型兵器的.倭刀/太刀是双手刀剑做为主战兵器的.
除了攻城战之外,在大部分地方都应该是倭刀/太刀占优.

戚家军是以长短兵器与投射火力协同作战为长.

单手刀适合做为军官配刀或治安部队武器.
戚家军弓箭手携带的辅助兵器,也是带杆的双手刀

C2的GTAVC 发表于 2011-1-21 23:44


楼主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倭人是双手持倭刀，明军是一手刀一手盾（刀牌兵）。

SeaBrown 发表于 2011-1-22 09:21


    刀牌兵用的不是戚家刀这种形制的刀，而是用的有尖弯刀。

戚家刀这种形制的武器，只是军官兵器和士兵的第二武器。

如同中国的剑刀制作技术传到日本一样，中国剑刀技法传到日本，经过日本人民长期实践探索，他们发扬了中国剑法“持短入长，倏忽纵横”的传统优点，（68）摈弃后世中国剑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流弊，创造出以技法朴实严整、劲力充实流畅为主要特点的日本式刀法。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日本武士根据充分利用地形、空间以发挥人自为战的要求，创造出了一套变换极其迅速灵活的步伐，把漂疾湍悍的大劈大杀，同进退轻捷结合起来。在对战中，为了“甚便旋转跳跃，用短制长”，甚至不着甲胄，“裸形赴斗”（70）加上器械精良，使技术与兵器相得益彰。与唐、宋以后的中国一般剑刀法相比较，日本刀法确有许多技术优势。

　　 从明代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当明代中叶，日本海盗对我国沿海地区大规模的侵扰中，日本刀作为倭寇最主要的战斗手段，曾对中国军民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日本刀法引起了明朝将领、武艺家和各种人士的注意。戚继光在十二卷本《纪效新书》卷4《短器长用解》中说： “长刀，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何良臣在其《阵纪》卷2《技用》中说： “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明末徽州武艺家程宗猷在《单刀法选》中也说： “其用法，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技每每常败于刀。”诸家之中，除戚继光之外，要数晚明“岭南三家”之一的番禺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语器》中的一段描述最为精到： “其人率横行疾斗，飘忽如风；常以单刀陷阵，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万人辟易，真岛中之绝技也。” 很清楚，上引各家对日本刀法的着眼点，首先都在步伐上。程冲斗说的“左右跳跃，奇诈诡秘。”屈大均的“横行疾斗，飘忽如风”，“蹲以为步，退以为伐。”都是讲步法。还要以茅元仪说的最清楚：“长刀，倭奴之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其次，双手执用的长刀兼有长、短兵器的特点，故长兵器、短兵器都难对付。所谓“短器难接，长器不捷”正是戚继光得之于实战的甘苦之言。至于屈大均说的“长以度形，短以趋越，蹲以为步，退以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这些话非常专业，不像是一般文人的笔墨，我怀疑要么屈大均曾练过日本长刀，熟悉长刀法势，要么就是录自日本刀法的图谱中。日本刀在澳门很多见，日本刀法在广东也有流传，所以屈大均学到这种“岛中之绝技”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71）

　　 日本刀法除上述优点外，从明人记载看，倭寇用刀还有两个特殊伎俩。第一，倭寇临阵，惯用双刀。“手舞双刀，刀长五尺余，手腕运动，开锋甚长。其刀飞，通身如雪，无间可击。”（72）所谓双刀其实是一长一短配合使用。明人周楫的《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战功》，本是小说，但内容以史为据又稍加演义，详述胡宗宪设计剿灭汪直、徐海等海寇始末，基本可信。其中讲道：“原来倭寇交战时，左手持着长刀杀战，却不甚便利，其右手短刀甚利，官兵与他交战，只用心对付他左手长刀，却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所以虽用心对他长刀之时，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头已落地矣。胡公细细访知此弊，却叫军士专一用以对付他右手短刀，因此得利。”同类记述还有一些，以我所见到的，但都不如周楫讲得明白浅显。

　　 第二，倭寇最善整磨刀身，使之经常保持光亮锋利，作战时可以立断坚韧，同时在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也给对方造成心理威慑效应。最喜欢采用的作战队形是所谓“蝴蝶阵”。郑若曾《筹海图编》卷2云：“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 对于日本刀的这些长处，一些优秀的明朝将领，都曾认真加以研究,寻求对应办法，同时也用心引进其刀法，借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这中间，戚继光具有荜路蓝缕之功。戚继光不愧为一位精研覃思、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针对倭寇善于个自为战以发挥长刀优势的特点，他从民间武艺中吸取了大量技艺，创制了“长短兵迭用”的“鸳鸯阵”法，以集体的“齐勇”来对付单个倭寇。（73）实践证明这是打破长刀优势的有效办法。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著《纪效新书》时，收取了长、短兵的各家武艺，甚至也收进了“无预于大战之技”的拳法，但如前已论及者，他唯独没有收取短兵武艺。他不无遗憾地说：“世传刀法甚多，传其妙者绝寡，尚候豪杰续之。”可见，鉴于日本刀法的技术优势，他对当时我国刀法的选取抱审慎而宁缺毋滥的态度，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他在浙江对倭作战时获得了日本长刀的“倭夷原本”，“又从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后来他改十八卷《纪效新书》为十二卷，内容有删有增，这部刀谱是增收的内容之一。《辛酉刀法》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写成的《隐流之目录》及其“习法”，后面是戚氏的演练法。《辛酉刀法》合中日两国刀法为一谱，在中日剑刀武艺的交流史上不失为珍贵的文献。（74）
　　 从《纪效新书》中看来，嘉靖四十年前后“戚家军”虽然已具规模，但尚未配备日本式的长刀，证明戚继光还没有系统掌握日本刀法。到了隆庆五年（1571年），他的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刻成时，我们从该书中看到，长刀及长刀法，已经成为正在北方防御蒙古人的“戚家军”的主要装备之一了。这时，按照戚继光的精心布署，首先，骑兵也配置了长刀，在最基本的“队”的建制中，两个鸟铳手是正副队长，但要求二人“仍习双手刀为短兵。”步兵也是如此，凡鸟统手，“给长倭刀一把”。此外，步兵或给短刀、或给长刀。每当操练时，如假设敌人为骑兵，持长刀者“以原习倭刀进法”，下砍马腿，上砍马头。如假设敌人为步兵，“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或者“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者为上等”。（75）把日本刀吸收到中国军队里来，实现了唐顺之早就提出的“谁能将此向龙沙，奔腾一斩单于头”的宿愿，充分反映了戚继光勇于学人之长为己所用的可贵精神。（76）

（70）：明赵士祯《神器谱·或问篇》。
（71）、（80）：：参见拙作《明代刀法得自佛郎机考》，收在本集中。
（72）：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五《倭寇之伎俩》引《平攘录》卷4。
（73）：《明史·戚继光传》载，戚继光以南方多薮泽，不便驰逐，乃因地形创制“鸳鸯阵”，屡败倭寇。“鸳鸯阵”制度见《纪效新书》卷2。
（74）：《辛酉刀法》被茅元仪收入《武备志》卷84。
（75）：均见戚继光《练兵实纪》卷1、卷2。
（76）：见前引唐顺之《日本刀歌》。（77）：吴殳《手臂录》卷3。

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来文化而著称的优秀民族。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并终于超迈中国而后来居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花纹剑，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发达于两汉的钢铁花纹剑刀，曾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考古发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锋刃如新，绚丽夺目，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然而，由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摧残，这种先进工艺到唐宋以后竟渐衰退。与此同时，日本的花纹剑刀却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数百年来，在远东首屈一指”。（16）大致自宋代开始，日本剑刀开始向中国输入，随着时代的推移，输入量愈来愈大，对中国剑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宋太宗雍熙二年（985），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为报答宋朝对他的礼遇，谴弟子喜因奉表来谢。在喜因赠献宋室的方物中，就有日本制作的“铁刀”。实际上，宋代日本剑刀已通过民间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中国享有“宝刀”之誉。

请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
昆夷道远不复通，
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
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
黄白间杂鍮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
佩服可以让妖凶。

诗人说，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17）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造成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从诗人的咏赞中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刀不仅锻造精良，而且装饰也极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重价购求，竞相佩带以炫耀利器。“百金”并非虚语。据日本《宇治拾遗物语》中说：“以太刀十腰（把）为质，则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国人）借来六七千匹之物。”（18）足见当时的日本刀确实价值昂贵。正由于此，日本剑刀终于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这不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19）到了明代，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极精，传播日远，声誉日隆。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到今天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刃薄如纸，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手，确有穿坚断韧之效。从刀形上观察，不难看出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环首大刀的优点，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日本刀无论外观上和实用价值上，都确实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剑刀大量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廷的进献，对此类进献，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赐”，本质上是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鉴于倭寇侵扰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对日本进献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实行海禁政策。据日本古籍《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易，于明建文帝三年（1401）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方物”，其中就包括“剑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宝刀”。紧接着，永乐元年（1403）日本第二次“献方物”时，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以后所献方物中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刀的品种也增加了。

以有记录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为例，一次就“献”了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壹百把、长刀一百柄，总计二百零二把。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两份记录上，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相同，说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额。（20）由于文献记载缺失，我们已无法得知以朝贡名义进入中国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过统计，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这些优质的日本兵器，主要供明廷的“御林军”执用，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21）当然实际数量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二百把。  

第二，勘合贸易。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贡”名义，携带私物以进行贸易。所带“私物”中尤以剑刀居多。对此，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贡”携带剑刀“毋过三千把”。（22）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携带兵器在民间卖买，礼部尚书李至刚要求禁止，并没收入官
。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对“向慕中国”的外夷表示“朝廷宽大之意”，主张由官方以市价收购。（23）但是，为了对中日贸易有所控制，也为了区分倭寇船和贸易船，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与日本正式签定了贸易条约，规定以后凡日本商船来华，必须携带明朝所颁发的“勘合
”，以进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规定十年一贡，人员二百，船只二艘。显然，这个限额远远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调整，增加到人员三百，船三艘，但仍坚持十年一贡。实际上人船限额很难严格执行，勘合贸易的规模、频率都大于明朝定额。

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贡献方物”，所献刀剑就是上面所讲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国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随船僧俗人等的“自进物”，实际都是商品。明朝不允许民间私鬻兵器，日本剑刀一般统由官方收购，给价很优，“一把刀在日本售价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为五千文，可见当时利润竟达四五倍。”（24）后来进口数量骤增，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便跟着落下来，但仍然有利可图。所以日船所带国王“附搭品”和“自进物”中，一直以剑刀为主项，输入量也持续上升。据木宫泰彦所提供的统计数，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带剑刀还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三万把，第五次七千余把，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第七、第八次各为七千把，第十次是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二把。这只是所谓“国王附搭品”的数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进物”的数字。如加上“自进物”，仅十一次勘合船输入明朝的剑刀，就应该不少于二十万把。（25）  

第三，走私。剑刀的丰厚利润不但剌激了勘合贸易，而且必然会剌激走私活动。整个明代，中日之间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贸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这是无庸置论的事实。明代禁兵之律甚严，但民间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别是日本剑刀，以其质量精美，“中国人多遨之”，（26）成了人们喜好的收藏品，这从明人的诗文题咏中可以窥见。可以相信剑刀同样也会成为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宽永十一年（1634，明崇祯七年）五月以后，严禁输出兵器。（27）然而，走私活动恐难禁绝。明末清初的广东，市面上就有“红毛鬼子”叫卖日本刀
者，因为有澳门这个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门随处可见，当然可以从澳门进入内地。（28）总之，从走私渠道进入中国的日本剑刀必不在少，只是我们无从考知其数量罢了。
　
在明代，国家兵器制作机构还仿制日本剑刀，这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据清修《续文献通考》卷131《兵器》载，洪武十三年设置“军器局”，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倭滚刀”。明武宗正德年间，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正烈，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积极推行，日本式的长刀、腰刀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队中。这样大量的使用，当然不可能全靠从日本进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所以，兵器史家周纬曾说，在中国兵器史上，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为一代特点，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29）  

（16）、（25）、（29）：周纬《中国兵器史稿》
（1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五。
（18）：转引自迁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参见余又荪《宋元中日关系史》第一章：“日本商品入宋者，为砂金、水银、硫黄、松杉等

木材。莳绘、水晶、刀剑、扇等亦多。”
（19）：据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云：“日本商品之输入于元代者，则为黄金、刀剑、扇、莳绘……等。”
（20）：日本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三卷，转引自汪向荣先生《明史日本传笺证·附录二》，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
（21）：据英国人薛理、日本人稻田合著《刀剑与鲛》，转引自周纬《中国兵器史稿》。
（22）：日本迁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23）：见《明史·日本传》；《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3，永乐元年九月。
（24）、（25）：《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五篇第二章《足利幕府与明朝的交通贸易》
（26）：明张燮《东西洋考》卷6《外纪考·日本》：“倭刀甚利，中国人多鬻之。”丛书集成本。
（27）：日本林恕《华夷变态》卷1。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五篇第四章。
（2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器语·刀》。参见马明达《澳门与中日剑刀贸易》，载《中外关系史论丛》总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这个话题没什么好谈的了，多读点书就知道，南塘基本就是照搬日本刀法，照用日本刀而已。

南塘自己都承认，他的训练士兵的倭刀法，就是得自“倭夷原本”，连日文原文都照录在书中以供对照。

真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好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