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 《都铎王朝》观感-把刀收起来 与 让子弹飞

这私活夹带的，凯迪右转不送。

正确认识现实，要一步真正实现平等和民主是不可能的，统治集团内部如果能实现某种分权和制衡也是一种进步，但以中国人的特有智慧，分就等于-裂，成王败寇，要么胜者通吃要么身首异处权力是不可能被分享的。这个方程貌似无解，只能让子弹飞吧

正确认识现实，要一步真正实现平等和民主是不可能的，统治集团内部如果能实现某种分权和制衡也是一种进步，但以中国人的特有智慧，分就等于-裂，成王败寇，要么胜者通吃要么身首异处权力是不可能被分享的。这个方程貌似无解，只能让子弹飞吧

楼主在CD发这贴，这不明摆着在狮子群里学狗叫，找死吗！

想死的快点向左去铁血、中华

想找大便向右去凯迪、天涯

《鬼子来了》就是个烂片,太能遭禁中国人了,毙了就对了
《让子弹了》娱乐性没的说,三大影帝都很出彩,虽然很多隐喻让人感觉很沉重

中国愤青特别的爱美国-因为他们经常帮助美国人民骂美国，揭露美国政府！ 我认为美国人民真的应该喊些这些时刻关注美国政府的身在中国的美国编外公民。

中国愤青特别的爱美国-因为他们经常帮助美国人民骂美国，揭露美国政府！ 我认为美国人民真的应该喊些这些时刻关注美国政府的身在中国的美国编外公民。

消灭美帝只要派3000城管每州60人，5年就完成任务。

美国经济学的新垦地——评公共选择理论

美国经济学的新垦地

——评公共选择理论


张 健


　　如同美国经济富于创新一样，美国经济学家也长于创新。他们善于提出新的经济理论，不断开辟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１９８６年，随着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新 的经济学派，正式汇入了美国经济学不断扩充的阵容之中。
公共选择学派的建立，开辟了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就是把经济分析工具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考察政治领域中的集体决策或其他非市场决策。根据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的说明：“公共选择实际上是经济理论在政治活动或政府选择领域中的应用和扩展”。〔1〕公共选择理论可以看作是一门新的横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科学。它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辟了经济学的一个新垦地。
公共选择学派别开生面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和富于启发性的论点。它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所作的分析；它针对国家干预过多而阐明的“政府失败论”；它所倡导的进行制度和宪 法改革以从根本上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论”，被认为是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最有摧毁力的打击，代表了美国经济学中日益扩展的新自由主义趋向。
如今，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堪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并且对政府决策产生着日益增大的影响（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就受到公共选择学派的直接影响）。公共选择理论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给予高度重视的新经济学流派。有鉴于此，本文打算对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理论作一概要的考察。
由于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也由于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公认的领袖和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我们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将主要以布坎南的论著为依据。

一、经济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
公共选择学派是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开始其分析的。布坎南指出：“我们的模型把个人行为作为其重要特征来体现，因此，把我们的理论归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一类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2〕按照这种分析方法，个人被认为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决定集体行为的唯一最终的决策者。任何集体行动都是由许多具有独立地位的个人的行动所构成，个人在社会有机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个人决定了组织，而不是组织决定了个人。布坎南反对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考察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分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将国家不仅看作是一个超个人的单位，而且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东西，进而“将国家看成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唯一决策单位”。〔3〕
公共选择学派作为出发点的，不仅是独立的个人，而且是具有功利主义的个人。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经济学家早已定义的“经济人”。
所谓“经济人”，是经济学家在考察人们的经济行为时所作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一个活动于经济市场的正常的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而且当他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一个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必定是一个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一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循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许多因素使政治市场很像一个普通的经济市场。政治市场是一个复杂的交易机构，既存在需求的一面，也存在供给的一面。需求者或消费者（选民、纳税者）和供给者或生产者（政治家、官僚）都遵循相同的行为准则——个人效用最大化。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成本—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个选民（公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预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意投票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甚至损害的政治家。
同样，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他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政治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考察人们的政治行为，会得出许多与人们的传统政治认识不同的结论。例如，经济人假设对不少人所持有的政治、经济“善恶二元论”就是一个有力的否定。这种二元论认为，如果说在经济市场中，人们的行为是自私的、丑恶的；那么在政治领域中，人们的行为要纯洁得多、高尚得多。那些“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们，以天下为己任，在一些超个人主义的社会目标（如“真理”、“正义”、“公平”）驱使下而行动。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种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割裂开来，将人们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截然分开的“善恶二元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支配人们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动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自利为行为准则。没有理由否认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出于自利的目的；也没有必要“拔高”人们的政治行为动机。布坎南明确指出，人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去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4〕他并且公开宣布：“在公共选择的透视中，诸如‘社会目标’、‘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函数’之类的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5〕
通过深入的分析，布坎南认为，唯有“经济人”的假设，才是正确认识与考察人们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对于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行为假设能被用来说明选民、政治家和官僚们的行为准则了。如果人类行为的这一假设被否定，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家所作的努力将完全是一种徒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共选择或政治活动的经济理论的首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在所有行为环境中人们都应该被看作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这个命题的‘发现’或‘再发现’。”〔6〕
公共选择学派通过将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一系列分析和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由此推论而出。同时，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引入，也为政治决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工具。在这些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二、政府失败论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对当代西方民主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公共选择学派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诚地认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则行动。公共选择学派指出，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认识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选择权的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并不是“经济的阉人”，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他们与普通的经济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政府行为也由人去完成，而组成政府的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机构，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也会犯错误 ，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指出，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行为动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人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制度约束在政府部门中比私人企业中松弛得多。其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在政府部门中人们最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私利，而不顾它是否违反了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旗号下最容易损害公共利益，这已为无数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事实所充分证明。因此，那种视政府为圣物，将政府行为理想化，一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寄希望于政府干预的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它会容忍和助长政府干预的倾向。公共选择学派的论点是：在西方现行民主政体下，政府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公众和社会利益。“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常常是使之恶化。”〔7〕公共选择学派“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8〕

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其原因在于：（１）缺乏竞争。约束政府官员活动的限制体制的特点（利润概念的消失），使政府官员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自由比私营企业经理更大，但却没有私营企业经理所受到的降低成本的同样压力，其结果是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使社会支付的服务费用超出了社会本应支付的限度。（２）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超额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产，这使社会资源不能用到更需要它的私营部门中去。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与政府追求个人威信与政绩的意愿相联系。（３）对政府官员行动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由于监督者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对于监督者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还从其经济人假设出发，剖析了政治决策领域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官僚主义，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解。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政府官员合乎理性的经济人行为的自然产物。政府官员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他们总是希望不断扩大其所在机构的规模，增加其层次（可以相应地提高级别），制订更多的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强化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增加自己的薪俸和享受（更高级的轿车、更舒适的办公室、更多的出差旅游等等）。官僚主义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政府机构的工作性质多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正如经济市场中垄断者可利用其所处的地位谋取超额利润一样，政府官员也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用提高服务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也就是降低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方式），变相谋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为了维持个人既得利益（地位、声望、工资、级别等），政府官僚们在其决策中，总是愿意避开有风险的敏感问题，采取推托、敷衍态度，以求明哲保身，维护其既得的个人利益。这些官僚主义行为，显然不符合社会利益；然而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却是合乎经济人理性的选择。官僚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行为通常是给政府官员带来个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官僚主义总是禁而不绝、普遍存在于政府机构之中的主要原因所在。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政府官员经济人的本性不变，官僚主义现象也会随之而长期存在。
在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分析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政府善于做表面文章。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以追求最大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的政治家们，决策的着眼点不是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因此，一项政策的宣传效果是第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则是无关紧要的。对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言，决策的舆论（宣传）效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为正是前者决定了他的个人目标能否实现。政治家的利益是与公众的情绪（因为它很容易受舆论宣传的影响）相一致，而不是与公众的真正利益相一致。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一场大肆渲染的节省几个美元而取消政府高级官员轿 车待遇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为纳税人节省成百万美元的复杂的政府机构改组计划。”〔9〕

在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考察之后，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现行的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公共选择机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起到制约政府不合理行为的作用。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仍然 是经济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原则。公共选择学派指出，参与公共选择的选民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参加公共选择的动机是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政治决策；但同时，成本—收益原则又使选民在每一公共选择中都以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为基础，这就使他不仅注重自己在投票赞成某一方案时所能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这一行动的成本。正是这一考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选民放弃了寻求最优选择的努力。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政治市场中（和经济市场一样）作为正确决策基础的信息不是一种免费的资料，而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得。因此，获得为作出最优决策所必需的充分信息的高昂代价（成本），使大多数选民往往不能去掌握足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对那些由政治家们所提出的方案对他的福利有何实际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也就无法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优选择，而常常被那些追求私利的政客们所引导和利用。“因此，有理性的不知情的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并无多少制约。”〔10〕

通过上述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国家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来修正以往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不真实的假设上：政府可以代表社会，它公正无私地行动，以其更有远见的干预纠正市场的缺陷，而这种干预又不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人们必须从这种虚构中彻底解放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国家干预，但必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如果说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那么国家干预也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11〕相反，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困扰当代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力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只有当事实确实证明市场解决比政府干预代价更大时，或者更恰当说，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下，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12〕

“政府失败论”是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分析结论，它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论点。这一论点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５０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曾以“市场失败论”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作了否定；现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又以“政府失败论”否定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对国家干预主义作了 否定之否定。

消灭美帝只要派3000城管每州60人，5年就完成任务。

美国经济学的新垦地——评公共选择理论

美国经济学的新垦地

——评公共选择理论


张 健


　　如同美国经济富于创新一样，美国经济学家也长于创新。他们善于提出新的经济理论，不断开辟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１９８６年，随着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新 的经济学派，正式汇入了美国经济学不断扩充的阵容之中。
公共选择学派的建立，开辟了美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就是把经济分析工具应用于政治研究领域，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去考察政治领域中的集体决策或其他非市场决策。根据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的说明：“公共选择实际上是经济理论在政治活动或政府选择领域中的应用和扩展”。〔1〕公共选择理论可以看作是一门新的横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科学。它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辟了经济学的一个新垦地。
公共选择学派别开生面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和富于启发性的论点。它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所作的分析；它针对国家干预过多而阐明的“政府失败论”；它所倡导的进行制度和宪 法改革以从根本上制约政府行为的“制度约束论”，被认为是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最有摧毁力的打击，代表了美国经济学中日益扩展的新自由主义趋向。
如今，公共选择学派在美国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堪与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相媲美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并且对政府决策产生着日益增大的影响（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就受到公共选择学派的直接影响）。公共选择理论的确是一个值得人们给予高度重视的新经济学流派。有鉴于此，本文打算对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理论作一概要的考察。
由于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也由于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公认的领袖和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我们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将主要以布坎南的论著为依据。

一、经济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以此作为考察个人与政府决策行为的出发点。
公共选择学派是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开始其分析的。布坎南指出：“我们的模型把个人行为作为其重要特征来体现，因此，把我们的理论归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一类也许是最恰当不过了。”〔2〕按照这种分析方法，个人被认为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和决定集体行为的唯一最终的决策者。任何集体行动都是由许多具有独立地位的个人的行动所构成，个人在社会有机体中居于中心地位。是个人决定了组织，而不是组织决定了个人。布坎南反对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考察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分析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很容易导致将国家不仅看作是一个超个人的单位，而且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看作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而存在的东西，进而“将国家看成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唯一决策单位”。〔3〕
公共选择学派作为出发点的，不仅是独立的个人，而且是具有功利主义的个人。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每一个参加公共选择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动机和愿望，他们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经济学家早已定义的“经济人”。
所谓“经济人”，是经济学家在考察人们的经济行为时所作的一个基本假设：每一个活动于经济市场的正常的人都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而且当他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一个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必定是一个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广泛采用的“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一假设不仅适用于经济活动领域，也完全适用于政治活动领域。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是遵循趋利避害、舍小利求大利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许多因素使政治市场很像一个普通的经济市场。政治市场是一个复杂的交易机构，既存在需求的一面，也存在供给的一面。需求者或消费者（选民、纳税者）和供给者或生产者（政治家、官僚）都遵循相同的行为准则——个人效用最大化。每一个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决策时，都以个人成本—收益的计算为基础，不仅注重自己从公共决策行动中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自己所要花费的成本。没有理由认为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有本质差别，他总是受自利原则支配而行事的。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个选民（公民）总是愿意投票赞成那些预计能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政治家，而不愿意投票赞成有可能给他带来较小利益甚至损害的政治家。
同样，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也是有理性的“经济人”，以追求自利为目的。他们像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权力、地位、威望、支配力……），而并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也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某些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很容易被其他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公共选择学派强调指出，人们并不会因为占据了局长或部长位置，追求自利的本性就会发生变化。不管是在哪一级公共机构服务，只要有可能，官员们便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或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或心理上的）的决策。尽管大多数人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政治家和官员们的的确确具有“经济人”的基本性质。

公共选择学派说明，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考察人们的政治行为，会得出许多与人们的传统政治认识不同的结论。例如，经济人假设对不少人所持有的政治、经济“善恶二元论”就是一个有力的否定。这种二元论认为，如果说在经济市场中，人们的行为是自私的、丑恶的；那么在政治领域中，人们的行为要纯洁得多、高尚得多。那些“胸怀大志”的政治家们，以天下为己任，在一些超个人主义的社会目标（如“真理”、“正义”、“公平”）驱使下而行动。公共选择学派认为，这种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割裂开来，将人们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截然分开的“善恶二元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支配人们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动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自利为行为准则。没有理由否认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出于自利的目的；也没有必要“拔高”人们的政治行为动机。布坎南明确指出，人们并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去实现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4〕他并且公开宣布：“在公共选择的透视中，诸如‘社会目标’、‘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函数’之类的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5〕
通过深入的分析，布坎南认为，唯有“经济人”的假设，才是正确认识与考察人们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对于公共选择理论来说，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行为假设能被用来说明选民、政治家和官僚们的行为准则了。如果人类行为的这一假设被否定，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家所作的努力将完全是一种徒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共选择或政治活动的经济理论的首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在所有行为环境中人们都应该被看作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这个命题的‘发现’或‘再发现’。”〔6〕
公共选择学派通过将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一系列分析和结论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由此推论而出。同时，经济学中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引入，也为政治决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工具。在这些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二、政府失败论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对当代西方民主政体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政府失败”的结论。
公共选择学派首先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揭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不少人都虔诚地认为，在西方民主政体下，经过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而由他们组成的政府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公共利益原则行动。公共选择学派指出，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认识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那些行使公共选择权的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并不是“经济的阉人”，在参与公共选择中，他们与普通的经济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由于任何政府机构都是由人组成，政府行为也由人去完成，而组成政府的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性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因而，没有理由把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机构，没有理由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也会犯错误 ，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指出，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行为动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人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到的制度约束在政府部门中比私人企业中松弛得多。其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在政府部门中人们最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私利，而不顾它是否违反了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的旗号下最容易损害公共利益，这已为无数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事实所充分证明。因此，那种视政府为圣物，将政府行为理想化，一旦发现市场有缺陷就寄希望于政府干预的观点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它会容忍和助长政府干预的倾向。公共选择学派的论点是：在西方现行民主政体下，政府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公众和社会利益。“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常常是使之恶化。”〔7〕公共选择学派“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8〕

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必然使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于市场机制下的效率。其原因在于：（１）缺乏竞争。约束政府官员活动的限制体制的特点（利润概念的消失），使政府官员在追求个人利益时的自由比私营企业经理更大，但却没有私营企业经理所受到的降低成本的同样压力，其结果是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使社会支付的服务费用超出了社会本应支付的限度。（２）政府部门往往倾向于提供超出公众实际需要的超额服务，导致公共服务的过剩生产，这使社会资源不能用到更需要它的私营部门中去。而这种过剩生产公共服务的倾向又是与政府追求个人威信与政绩的意愿相联系。（３）对政府官员行动的监督常常是无效的。由于监督者往往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服务的消费者，因而对鉴别政府工作的质量既缺乏经验，又缺乏热情（对于监督者来说这并不违背经济人的行为准则）。
公共选择学派还从其经济人假设出发，剖析了政治决策领域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官僚主义，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解。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官僚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政府官员合乎理性的经济人行为的自然产物。政府官员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者，他们总是希望不断扩大其所在机构的规模，增加其层次（可以相应地提高级别），制订更多的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强化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增加自己的薪俸和享受（更高级的轿车、更舒适的办公室、更多的出差旅游等等）。官僚主义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政府机构的工作性质多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正如经济市场中垄断者可利用其所处的地位谋取超额利润一样，政府官员也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用提高服务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也就是降低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方式），变相谋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为了维持个人既得利益（地位、声望、工资、级别等），政府官僚们在其决策中，总是愿意避开有风险的敏感问题，采取推托、敷衍态度，以求明哲保身，维护其既得的个人利益。这些官僚主义行为，显然不符合社会利益；然而对于官僚主义者来说，却是合乎经济人理性的选择。官僚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行为通常是给政府官员带来个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官僚主义总是禁而不绝、普遍存在于政府机构之中的主要原因所在。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政府官员经济人的本性不变，官僚主义现象也会随之而长期存在。
在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分析中，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政府善于做表面文章。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以追求最大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的政治家们，决策的着眼点不是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扩大自身的影响。因此，一项政策的宣传效果是第一位的，它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则是无关紧要的。对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言，决策的舆论（宣传）效果远大于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为正是前者决定了他的个人目标能否实现。政治家的利益是与公众的情绪（因为它很容易受舆论宣传的影响）相一致，而不是与公众的真正利益相一致。因此，政府很愿意做表面文章。“一场大肆渲染的节省几个美元而取消政府高级官员轿 车待遇的运动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可能超过为纳税人节省成百万美元的复杂的政府机构改组计划。”〔9〕

在对政府行为进行了考察之后，公共选择学派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现行的建立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的公共选择机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起到制约政府不合理行为的作用。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仍然 是经济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原则。公共选择学派指出，参与公共选择的选民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参加公共选择的动机是选择对个人最有利的政治决策；但同时，成本—收益原则又使选民在每一公共选择中都以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为基础，这就使他不仅注重自己在投票赞成某一方案时所能获得的收益，而且也关心这一行动的成本。正是这一考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使选民放弃了寻求最优选择的努力。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政治市场中（和经济市场一样）作为正确决策基础的信息不是一种免费的资料，而需要付出一定的费用才能获得。因此，获得为作出最优决策所必需的充分信息的高昂代价（成本），使大多数选民往往不能去掌握足够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对那些由政治家们所提出的方案对他的福利有何实际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因而也就无法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优选择，而常常被那些追求私利的政客们所引导和利用。“因此，有理性的不知情的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并无多少制约。”〔10〕

通过上述政府行为的实证分析，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政府失败”的必然结论：政府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纯洁无私和正确无误的天性。国家是一种人类组织，在这里作出决策的人与其他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同样是个人效用最大化者。我们应当用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来修正以往对政府行为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不真实的假设上：政府可以代表社会，它公正无私地行动，以其更有远见的干预纠正市场的缺陷，而这种干预又不会带来新的严重问题。人们必须从这种虚构中彻底解放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并不是反对一切国家干预，但必须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如果说市场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经济机制，那么国家干预也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11〕相反，过多的国家干预只会扰乱和破坏经济生活的内在自然秩序，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危害民主制度的生存。因此，困扰当代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所以，必须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力发挥市场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只有当事实确实证明市场解决比政府干预代价更大时，或者更恰当说，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下，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公共选择学派的结论是，凡有可能决策应转交私营部门。”〔12〕

“政府失败论”是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分析结论，它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论点。这一论点的提出具有历史意义。５０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曾以“市场失败论”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作了否定；现在，作为新自由主义流派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又以“政府失败论”否定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对国家干预主义作了 否定之否定。

这是哪个版？

聪明的国民和民族看管好自己的政府，别骑在人民的头上敲骨吸髓。
愚蠢的国民和民族把眼睛瞪在外国人和外国政府上，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忘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
而自己对自身的处境是无辜的无需负责的纯受害者，。

聪明的国民和民族看管好自己的政府，别骑在人民的头上敲骨吸髓。
愚蠢的国民和民族把眼睛瞪在外国人和外国政府上，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忘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
而自己对自身的处境是无辜的无需负责的纯受害者，。

斗狗 发表于 2010-12-31 18:52


    照你这标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民其实都可以归为第二类

有句名言 ：没有人是无辜的
基督教早期愚民，后期新教改革后能与资本主义相容，至少有其合理成分。至少其忏悔文化还能使人经常反省。上帝的子民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思想。中国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何错误，反思都很难，更不用说忏悔了

有句名言 ：没有人是无辜的
基督教早期愚民，后期新教改革后能与资本主义相容，至少有其合理成分。至少其忏悔文化还能使人经常反省。上帝的子民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思想。中国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何错误，反思都很难，更不用说忏悔了

你这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吧 ？
美国时刻准备推翻美国政府的大有人在。
比如右翼民兵
近距离看美国----历史深处的忧虑(第九封信)上
2010/10/24 07:29   [转载作品 ]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对我的这些信始终保持兴趣。今天我想向你介绍牵涉到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二条，即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一些情况。你一定还记得我在介绍奥克拉荷马大爆炸的时候，提到过美国右派的民兵组织。当时，为了配合奥克拉荷马的报导，不甘寂寞的新闻媒体马上明查暗访，收集证据，集中报导了大量右派民兵的情况。伴随着大幅的民兵穿着迷彩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训练照片，人们对国内恐怖组织的关注首先被吸引到右派民兵组织那里。从各种报导中看出，这类民兵组织多由心怀愤懑的白人男子组成，他们痛恨联邦政府，笃信上帝，反对管制武器，反对堕胎，反对课税，以及反犯罪。他们枕戈待旦，等待着应以挽救国家的日子来到。专家认为，他们通常会鼓吹仇视非洲裔，犹太裔，以及其他族裔的言论。以据说曾与奥克拉荷马爆炸嫌犯麦克维有来往的密西根民兵为例，他们在九个州十分活跃。专家指出，还有另一个全国性的半军事组织，可能在二十四个州活动……等等。那么他们都是非法的地下武装吗？不是。组织民兵是美国人民的合法权利。
　　你来信问过我，美国的民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觉得非解释一下不可。在中国也有民兵，我就当过这样的民兵。记得当时只要是某个年龄段又没有“问题” 的人，在工作单位里自然而然就都是“民兵”或是“基干民兵”，受到政府的武装部以及正规军的双重领导，有时由军队协助训练。“全民皆兵”的意思是指民兵是正规军的一种后备补充。可是，你可别给弄混了，美国的民兵却完完全全不同。
　　美国的民兵是民间的合法武装力量，与官方没有关系。它们由老百姓自发组成，拥有法律所许可的武器装备，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立民兵组织。因此，基于成员的成分不同，他们的宗旨，观点也各不相同。美国式民兵的存在正是依据了权利法案的第二条：“组织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必需的，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保障了人民拥枪的自由及其保卫自由的能力。虽然在选择这份自由的同时，每个人都看到，它并不使人感觉轻松。　　当然他们并不都是前面说的“右派民兵”。他们每年召开自己的大会，定期进行军事训练。最近两年，由于联邦政府为防范犯罪，试图制定一系列管制枪械的法律等原因，使不少人认为政府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以及人民持枪的权利，因此，在这两年里，所谓“民兵运动”非常迅速地蔓延开来。
　　我在前面已经向你谈过到，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的部分，是保障美国人民的权利，其目的是限制以及平衡美国政府的权力的。前面提到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也是美国的建国者对于政府有可能发生异化而设立的一种防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时有发生的情况：即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政府军队的镇压束手无策，也使作为个人的美国人对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的时候信心大增。可是，由于奥克拉荷马的爆炸案所引起的对美国右派民兵组织的种种报导，确实也引起了普遍的不安。
　　以前，美国人确实认为，此类爆炸只有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才有可能去干，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恐怖主义者不仅有可能在美国自己的的土地上培育出来，而且这些人不是带着各种问题的新移民，而只是普通的土生土长的右派激进主义者。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特例，不是一种非常情况。这是在正常机制的运转中发生的－宪法给了人民成立民兵和拥有武器的权利，人们知道他们必须为那些滥用武器滥用自由的人去支付代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滥用自由的状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以至会走到发生恐怖活动的地步。民兵问题的提出，把个人滥用枪枝提升到了集团滥用武装的高度。尽管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某一民兵组织是爆炸案的后台，但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更要命的是，谁也吃不准，那些一脸严肃宣称自己正在为种种不同的真理而战的极端分子们下一步还打算干些什么。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作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也许你会问，这种自由索取代价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消除，至少，是否有可能减轻，难道自由就不能象人们在呼唤，梦想和歌颂她时，所幻想的那位衣裙洁白不沾染血污的圣洁女神吗？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会有一部分人滥用自由。整个社会也就不得不为这种滥用自由的情况承担后果。而枪枝和武装一旦被滥用的话，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说到美国人为宪法第二修正案已经付出的代价，我想，不仅你很熟悉，所有的中国人大概都很熟悉。国内对此有大量的报导。但是，如果把枪犯罪问题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社会不安的层面上，似乎太简单了一点。
　　首先，枪在这里确实很普遍。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在美国和在一个禁枪的国家相比，枪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们，以前这个国家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惯，男孩成年的标志，就是在生日那天收到父亲送的一把枪。枪在这里从概念上的平常程度，大致就相当于中国少数民族猎区的猎刀。至于它的普遍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当枪枝管理法通过的时候，受到该法禁止的攻击性武器之中，有一种是仿苏式半自动步枪AK-47，仅此一种型号，在美国民间当时就已经有一百万枝。我们和美国人聊到这种枪的时候，喜欢枪的人都对这条禁令大不以为然。
　　另外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今年美国能源部发现，原来属于他们的八辆装甲运兵车，竟被糊里糊涂地卖给了私人。其中有一个人付了一万四千五百美金，就把一辆完全可以投入正常使用的装甲车给开回家去了。好在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民间收藏家，也就是看着好玩买回去作收藏，跟买了张稀罕邮票的意思差不多。事后我曾经想过，如果是我的邻居杰米老头儿买回了那辆装甲车，我的反应肯定也就是好奇，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刚来时，从工作的地方举目望出去，总能看到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顶着一把用霓虹灯勾画的手枪。天一黑，就能看到枪口刷刷的地闪出光来，作射击状。后来才知道，这杆子下面就是一个枪店。克林顿上台时，扬言要立法实行严格的枪枝管理以抑制犯罪，结果遭到美国长枪协会和民权组织等的强烈反对。最后通过的枪枝管理法被大大削弱，作用极其有限。在这个问题上，以克林顿为首的政府应该说是受了重挫。该法的最后结果出来之后，就在这个枪店的门口，我们看到一条巨大的横幅：“克林顿输了，美国赢了”。
　　拥枪者有自己的协会，最大的是全国长枪协会，众多会员的选票使任何政治家都不敢掉以轻心。前总统乔治·布什当选时，全国长枪协会会员的选票帮了大忙，布什总统也成了长枪协会的会员。可是布什当了总统以后也想对枪枝有所控制，长枪协会很不乐意，据说第二次选举就不帮忙了。长枪协会在一封筹款信中毫不客气地大骂联邦官员是穿着皮靴的恶棍，还把这封信寄给了前总统。布什到底是当过总统的，当着他的面这样骂联邦官员，实在让他受不了，宣布退出长枪协会。
　　刚从一个禁枪的国家出来的我们，第一次走进枪店和军事用品商店的时候，真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看到千百种的各色武器弹药，军用刀，军事装备，迷彩服，等等，都是掏出钱就可以拿回家去的商品，总觉得不可思议。枪的价钱并不贵，人人都买得起。我今年甚至从大量的邮购商品指南中，找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枪枝弹药的目录本。
　　我来的时间长了，渐渐发现，对于不同背景中长大的人来讲，感觉和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逛这类商店的感觉跟逛百货商店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两样。男人爱逛枪店跟女人爱逛服装店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枪店的后面一般都有射击场，既供买枪的试枪，也供不买枪的打着玩。这样的枪店到处都是。每年，各地还举行大大小小的枪械展销会，爆炸案的主犯麦克维就是在枪械展上，认识了他的一批激进主义朋友的。
　　其实，很多女人也逛枪店。我们有个叫塞琳娜的好朋友，是个才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她听说中国人不允许携带武器，就给我们看了她的手枪，红木的手柄，小巧精致，真的很漂亮。这是我们到美国后看到的第一把枪。他的丈夫还有两把枪。此后，我们在美国朋友家里看到的枪就越来越多，也更多地理解了美国人的枪的概念。
　　枪从本质上改变了人民的自卫能力，也带来由于各种不负责任的人滥用枪枝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国内时，我们和你一样，也看到过大量的有关此类的案例报导，以及大量人们对于枪枝普遍而造成的不安全的指责。来到美国以后，我们相信所有的这些报导都是真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生活就比在其他国家生活感觉明显地更不安全。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是宁静和安详的。但是在几个大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的某些特定区域的夜晚，就相对不那么安全。所以，不同的人，居住的地方不同，谋生的方式不同，对于美国安全的体会都会不同。如果让这些不同的人谈美国，肯定让听的人无所适从。
　　按照法律规定，买了枪之后只能放在你自己的家里，不能带出自己领地的范围之内。如果要带出去，都必须申请许可证。许可证对于一般人并不是很难取得，但是对于有犯罪前科者另当别论。所以，越是有问题的人越是容易违法持枪。如果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自己的身边带一把枪，或是在自己的汽车里放一把枪，都是属于违法持枪的范围，给警察碰上了就可以拘捕。因此拘留所也多关了好多人。例如奥克拉荷马爆炸案的麦克维，当联邦调查局公布嫌疑犯的画像时，收到上万个检举电话，在他们对这些举报一一查询的时候，从电脑里发现麦克维已经被关在拘留所里了。实际上，他在爆炸后的几个小时里已经被拘留了，拘留的原因就是违法持枪。
　　从这件事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管理实际上是很严的。当时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拦下麦克维的原因是超速行车和没有车牌。此后才发现他无证违法携枪，，立即就拘留了。我也有过一次无车牌驾驶的经验，那是因为刚买了一辆车，必须在另外一个州使用，就决定开到那里买牌照，按照我购车的那个州的法律，新买的车也可以有几天无照行驶。但是这次无照行驶确实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几乎每遇到一个警察都被拦下一次。
　　对于我们来说，到了美国之后，对于这里枪所带来的问题，由于身临其境的缘故，应该说比在国内看报导要感觉深切得多。
　　我们坐在家里，经常可以听到枪声，尤其是在周末。这里周围的人都拥有大片土地，喜欢打猎和喜欢枪的人很多，没事就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练着玩。每年到了秋天，就有一段时期允许猎鹿，因为在许多州，鹿的繁殖速度惊人，已经多得到了影响高速公路行车安全的地步。到了猎鹿季节，更是枪声不断。我们住的地方，森林里的大树旁也放着满是枪眼的空铁桶，看来以前的主人也是常在这里练枪法。
　　安全和不安全有时是很难说的。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遇到都要出门又吃不准谁先回来的情况，就不锁门。锁门比不锁门总要多一道手续，人的习性又总是趋简，天长日久，锁门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家的门玻璃是真真切切让不知哪一个开车路过的家伙用BB弹（直径非常小）给穿了个眼儿的。我们家你说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摸着自己家门上这个枪眼，和远在中国时看美国的枪械犯罪报导，对滥用枪枝问题的体会当然不一样，尽管我们现在仍然不锁门，也并不因此就认为这里不安全

照你这标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民其实都可以归为第二类
Typhoontornado 发表于 2010-12-31 18:56

你这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吧 ？
美国时刻准备推翻美国政府的大有人在。
比如右翼民兵
近距离看美国----历史深处的忧虑(第九封信)上
2010/10/24 07:29   [转载作品 ]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对我的这些信始终保持兴趣。今天我想向你介绍牵涉到美国权利法案的第二条，即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一些情况。你一定还记得我在介绍奥克拉荷马大爆炸的时候，提到过美国右派的民兵组织。当时，为了配合奥克拉荷马的报导，不甘寂寞的新闻媒体马上明查暗访，收集证据，集中报导了大量右派民兵的情况。伴随着大幅的民兵穿着迷彩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训练照片，人们对国内恐怖组织的关注首先被吸引到右派民兵组织那里。从各种报导中看出，这类民兵组织多由心怀愤懑的白人男子组成，他们痛恨联邦政府，笃信上帝，反对管制武器，反对堕胎，反对课税，以及反犯罪。他们枕戈待旦，等待着应以挽救国家的日子来到。专家认为，他们通常会鼓吹仇视非洲裔，犹太裔，以及其他族裔的言论。以据说曾与奥克拉荷马爆炸嫌犯麦克维有来往的密西根民兵为例，他们在九个州十分活跃。专家指出，还有另一个全国性的半军事组织，可能在二十四个州活动……等等。那么他们都是非法的地下武装吗？不是。组织民兵是美国人民的合法权利。
　　你来信问过我，美国的民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觉得非解释一下不可。在中国也有民兵，我就当过这样的民兵。记得当时只要是某个年龄段又没有“问题” 的人，在工作单位里自然而然就都是“民兵”或是“基干民兵”，受到政府的武装部以及正规军的双重领导，有时由军队协助训练。“全民皆兵”的意思是指民兵是正规军的一种后备补充。可是，你可别给弄混了，美国的民兵却完完全全不同。
　　美国的民兵是民间的合法武装力量，与官方没有关系。它们由老百姓自发组成，拥有法律所许可的武器装备，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成立民兵组织。因此，基于成员的成分不同，他们的宗旨，观点也各不相同。美国式民兵的存在正是依据了权利法案的第二条：“组织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是必需的，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保障了人民拥枪的自由及其保卫自由的能力。虽然在选择这份自由的同时，每个人都看到，它并不使人感觉轻松。　　当然他们并不都是前面说的“右派民兵”。他们每年召开自己的大会，定期进行军事训练。最近两年，由于联邦政府为防范犯罪，试图制定一系列管制枪械的法律等原因，使不少人认为政府违背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以及人民持枪的权利，因此，在这两年里，所谓“民兵运动”非常迅速地蔓延开来。
　　我在前面已经向你谈过到，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的部分，是保障美国人民的权利，其目的是限制以及平衡美国政府的权力的。前面提到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也是美国的建国者对于政府有可能发生异化而设立的一种防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时有发生的情况：即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政府军队的镇压束手无策，也使作为个人的美国人对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的时候信心大增。可是，由于奥克拉荷马的爆炸案所引起的对美国右派民兵组织的种种报导，确实也引起了普遍的不安。
　　以前，美国人确实认为，此类爆炸只有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才有可能去干，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恐怖主义者不仅有可能在美国自己的的土地上培育出来，而且这些人不是带着各种问题的新移民，而只是普通的土生土长的右派激进主义者。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特例，不是一种非常情况。这是在正常机制的运转中发生的－宪法给了人民成立民兵和拥有武器的权利，人们知道他们必须为那些滥用武器滥用自由的人去支付代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滥用自由的状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发展，以至会走到发生恐怖活动的地步。民兵问题的提出，把个人滥用枪枝提升到了集团滥用武装的高度。尽管至今为止，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控某一民兵组织是爆炸案的后台，但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更要命的是，谁也吃不准，那些一脸严肃宣称自己正在为种种不同的真理而战的极端分子们下一步还打算干些什么。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作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也许你会问，这种自由索取代价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消除，至少，是否有可能减轻，难道自由就不能象人们在呼唤，梦想和歌颂她时，所幻想的那位衣裙洁白不沾染血污的圣洁女神吗？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会有一部分人滥用自由。整个社会也就不得不为这种滥用自由的情况承担后果。而枪枝和武装一旦被滥用的话，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说到美国人为宪法第二修正案已经付出的代价，我想，不仅你很熟悉，所有的中国人大概都很熟悉。国内对此有大量的报导。但是，如果把枪犯罪问题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社会不安的层面上，似乎太简单了一点。
　　首先，枪在这里确实很普遍。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在美国和在一个禁枪的国家相比，枪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们，以前这个国家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惯，男孩成年的标志，就是在生日那天收到父亲送的一把枪。枪在这里从概念上的平常程度，大致就相当于中国少数民族猎区的猎刀。至于它的普遍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当枪枝管理法通过的时候，受到该法禁止的攻击性武器之中，有一种是仿苏式半自动步枪AK-47，仅此一种型号，在美国民间当时就已经有一百万枝。我们和美国人聊到这种枪的时候，喜欢枪的人都对这条禁令大不以为然。
　　另外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今年美国能源部发现，原来属于他们的八辆装甲运兵车，竟被糊里糊涂地卖给了私人。其中有一个人付了一万四千五百美金，就把一辆完全可以投入正常使用的装甲车给开回家去了。好在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民间收藏家，也就是看着好玩买回去作收藏，跟买了张稀罕邮票的意思差不多。事后我曾经想过，如果是我的邻居杰米老头儿买回了那辆装甲车，我的反应肯定也就是好奇，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刚来时，从工作的地方举目望出去，总能看到在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顶着一把用霓虹灯勾画的手枪。天一黑，就能看到枪口刷刷的地闪出光来，作射击状。后来才知道，这杆子下面就是一个枪店。克林顿上台时，扬言要立法实行严格的枪枝管理以抑制犯罪，结果遭到美国长枪协会和民权组织等的强烈反对。最后通过的枪枝管理法被大大削弱，作用极其有限。在这个问题上，以克林顿为首的政府应该说是受了重挫。该法的最后结果出来之后，就在这个枪店的门口，我们看到一条巨大的横幅：“克林顿输了，美国赢了”。
　　拥枪者有自己的协会，最大的是全国长枪协会，众多会员的选票使任何政治家都不敢掉以轻心。前总统乔治·布什当选时，全国长枪协会会员的选票帮了大忙，布什总统也成了长枪协会的会员。可是布什当了总统以后也想对枪枝有所控制，长枪协会很不乐意，据说第二次选举就不帮忙了。长枪协会在一封筹款信中毫不客气地大骂联邦官员是穿着皮靴的恶棍，还把这封信寄给了前总统。布什到底是当过总统的，当着他的面这样骂联邦官员，实在让他受不了，宣布退出长枪协会。
　　刚从一个禁枪的国家出来的我们，第一次走进枪店和军事用品商店的时候，真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看到千百种的各色武器弹药，军用刀，军事装备，迷彩服，等等，都是掏出钱就可以拿回家去的商品，总觉得不可思议。枪的价钱并不贵，人人都买得起。我今年甚至从大量的邮购商品指南中，找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枪枝弹药的目录本。
　　我来的时间长了，渐渐发现，对于不同背景中长大的人来讲，感觉和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逛这类商店的感觉跟逛百货商店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两样。男人爱逛枪店跟女人爱逛服装店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枪店的后面一般都有射击场，既供买枪的试枪，也供不买枪的打着玩。这样的枪店到处都是。每年，各地还举行大大小小的枪械展销会，爆炸案的主犯麦克维就是在枪械展上，认识了他的一批激进主义朋友的。
　　其实，很多女人也逛枪店。我们有个叫塞琳娜的好朋友，是个才二十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她听说中国人不允许携带武器，就给我们看了她的手枪，红木的手柄，小巧精致，真的很漂亮。这是我们到美国后看到的第一把枪。他的丈夫还有两把枪。此后，我们在美国朋友家里看到的枪就越来越多，也更多地理解了美国人的枪的概念。
　　枪从本质上改变了人民的自卫能力，也带来由于各种不负责任的人滥用枪枝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国内时，我们和你一样，也看到过大量的有关此类的案例报导，以及大量人们对于枪枝普遍而造成的不安全的指责。来到美国以后，我们相信所有的这些报导都是真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生活就比在其他国家生活感觉明显地更不安全。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是宁静和安详的。但是在几个大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的某些特定区域的夜晚，就相对不那么安全。所以，不同的人，居住的地方不同，谋生的方式不同，对于美国安全的体会都会不同。如果让这些不同的人谈美国，肯定让听的人无所适从。
　　按照法律规定，买了枪之后只能放在你自己的家里，不能带出自己领地的范围之内。如果要带出去，都必须申请许可证。许可证对于一般人并不是很难取得，但是对于有犯罪前科者另当别论。所以，越是有问题的人越是容易违法持枪。如果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自己的身边带一把枪，或是在自己的汽车里放一把枪，都是属于违法持枪的范围，给警察碰上了就可以拘捕。因此拘留所也多关了好多人。例如奥克拉荷马爆炸案的麦克维，当联邦调查局公布嫌疑犯的画像时，收到上万个检举电话，在他们对这些举报一一查询的时候，从电脑里发现麦克维已经被关在拘留所里了。实际上，他在爆炸后的几个小时里已经被拘留了，拘留的原因就是违法持枪。
　　从这件事你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管理实际上是很严的。当时警察在高速公路上拦下麦克维的原因是超速行车和没有车牌。此后才发现他无证违法携枪，，立即就拘留了。我也有过一次无车牌驾驶的经验，那是因为刚买了一辆车，必须在另外一个州使用，就决定开到那里买牌照，按照我购车的那个州的法律，新买的车也可以有几天无照行驶。但是这次无照行驶确实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几乎每遇到一个警察都被拦下一次。
　　对于我们来说，到了美国之后，对于这里枪所带来的问题，由于身临其境的缘故，应该说比在国内看报导要感觉深切得多。
　　我们坐在家里，经常可以听到枪声，尤其是在周末。这里周围的人都拥有大片土地，喜欢打猎和喜欢枪的人很多，没事就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练着玩。每年到了秋天，就有一段时期允许猎鹿，因为在许多州，鹿的繁殖速度惊人，已经多得到了影响高速公路行车安全的地步。到了猎鹿季节，更是枪声不断。我们住的地方，森林里的大树旁也放着满是枪眼的空铁桶，看来以前的主人也是常在这里练枪法。
　　安全和不安全有时是很难说的。我们家只有一把钥匙，遇到都要出门又吃不准谁先回来的情况，就不锁门。锁门比不锁门总要多一道手续，人的习性又总是趋简，天长日久，锁门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家的门玻璃是真真切切让不知哪一个开车路过的家伙用BB弹（直径非常小）给穿了个眼儿的。我们家你说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摸着自己家门上这个枪眼，和远在中国时看美国的枪械犯罪报导，对滥用枪枝问题的体会当然不一样，尽管我们现在仍然不锁门，也并不因此就认为这里不安全

仅仅死于误伤的事例就很多。我们在电视中看过一个案例的整个审理过程。一对不负责任的爹妈将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塞在床的软垫下，他们低估了小孩子的能力，结果一个三岁的儿子把它掏出来，对准他两岁的妹妹扣了扳机。他以为是一个玩笑，小女孩就这么给打死了。小男孩吓得大哭，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是一边哭一边重复地说：我是一个坏孩子。母亲在一旁洗碗，听到枪声悲剧已定。当然，这一对夫妇尽管悲痛欲绝，仍然被起诉上了法庭。检察官指出，他们另有八杆真枪（都没有上子弹）和许多玩具枪，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怎么明白无数次扣动的玩具枪是无害的，而这一次就有本质性的不同呢？既然家里有幼童，上了膛的手枪就应该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律师辩护主要指出他们已经藏匿了这把枪，不能算失职。但是法官最后还是判其有罪，理由是既然最后孩子还是拿到了枪，就说明不算妥善收藏。当然这样的情况判的是轻罪，但是这一对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以及那个没有责任却确实打死了自己妹妹的男孩，他们此后的一生都很难再摆脱这件事所带来的痛苦和阴影。 你也一定听说过，一个日本留学生几年前在美国被开枪打死的事件。那是一个夜晚，一个日本留学生和一个美国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个晚会。他们走错了，找不到地方。就进入一个私人住宅问路。新闻报导中没有非常细节的描写，我也不清楚触发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不知是什么因素使作为主人的这一对夫妇感到如此紧张。是黑夜，是他们有过遭遇危险的经历，是这两个人本身精神控制能力差，还是什么其它因素？总之，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由于我不清楚的原因，使女主人认为，外面在黑夜中进入他们土地范围的汽车有可能是一种危险。她叫出门查看的丈夫带上枪。也许，这样的提醒也使他的丈夫变得更紧张。他出门就对着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举枪大叫：不许动！这是一句标准的警告语，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与警察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中听到。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移动。因为美国人遇到这种事，既使他没有看清那人手里的枪，听到这样的警告语，也都知道对方手里有枪，而且知道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夜里闯入私人领地，有可能发生误会。法律保障人们用枪保卫自己土地的权力，但是为了避免误会，规定开枪以前必须发出警告，如果你听到警告还继续向前走，对方有权开枪。也许，这也是那个留学生的美国朋友没有发生意外的原因。谁也没有料到，这里有一个刚从日本来美不久的留学生。他不仅听不懂英语警告，而且来自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禁枪国家，他没有一点美国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他继续朝持枪的主人走去。我想，那主人也一定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发出了警告，但是黑暗中的人却仍然向他逼近。他就这样开枪了，而且打死了对方。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因为在美国，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开车迷了路，拐进人家家里问路还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们自己也有过多次问路和别人到我们家问路的经历，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可紧张的。但是，事情就是发生了。如果那人手里没有一杆枪，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持枪自由的一个惨痛代价。你可以想象这个日本留学生的双亲是多么悲伤。他们立即赶到美国，很快就开始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轰动了整个日本，关于这个，我想留着以后再向你介绍。
　　以上的枪枝误伤案例只是成千上万的误伤事件的缩影。相对来说，误伤还是有限的。
　　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青少年乃至幼童偷偷地把枪带去上学。有的家长收藏枪枝不严，时有三岁五岁的幼童在拿出枪来炫耀的时候，被老师缴械。最麻烦的是半懂不懂念中学的青少年，尽管法律还不允许他们持枪，但是他们如果想要的话，总有办法弄到手。根据今年美国政府公布的报告，全美因为违反枪械法规而被捕的人，包括非法拥有，使用，走私，制造和其它有关罪行，其中占四分之一的人都未成年。
　　男孩子喜欢玩枪，又有逆反心理，这个年龄阶段容易冲动，也不顾后果。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打架斗殴，在美国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流血事件。至于那些青少年帮派团伙，只要和枪一联系上，事情就有了质的不同。这使得美国的学校当局搞得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甚至弄出许多笑话来。例如，有一个学校搞来了机场用于检测金属物品的仪器，放在校门口，以检查学生是否携带武器。我也听一个朋友说过，他的孩子有一天反穿着衣服回家，原来他外衣的前胸有一个小小的手枪图案，老师认为他穿这衣服是违反校规，当场就让他反着穿，并告诉他以后不准再穿着上学。
　　最严重的，当然是枪枝助长了真正的犯罪。有了真枪垫底，谁要拿把玩具枪抢劫也会大大提高效率。除了游兵散勇，还有所谓的“有组织犯罪”。
　　为了维护这份自由，连总统都无法避免付出代价。你知道，著名的林肯总统就是死于枪下的，还有60年代的肯尼迪总统。另外，被指控为谋杀肯尼迪的凶手，也在被捕后不久死于飞来横弹，以至死无对证，结果肯尼迪被刺一案有人至今认为还是一个谜。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前者涉及政治谋杀后者也被猜测为政治谋杀，还不足于说明是民间拥枪的副产品，那么，里根总统在几年前的遇刺和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遇到的几次白宫被枪击事件，都毫无疑问是一些精神上出现了某种偏执倾向的人，滥用枪枝的结果。比如向里根总统行刺的家伙，事后宣称，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吸引他所迷恋的电影明星的注意力，最后被专家认定为精神问题而未被判罪。最近发生的几次枪击白宫事件，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和什么政治阴谋有关，只是一些有着各种问题的个人行为。但是，总统却因此而真正地感到不安全。
　　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由美国的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共同组成的白宫安全委员会认为，既然国际恐怖主义气焰高涨，把一卡车炸药开到白宫门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与其出了事危及行人与白宫主人的生命，还不如现在就采取措施。结果， 总统下令，从今年5月20日开始，终于关闭了白宫前的宾悉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这是一条交通非常繁忙的道路，它的关闭当然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行车便利，这确是一种无奈的代价。但是，它对于美国的意义却远不至于此。
　　远在建国之初，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杰佛逊就对首都的规划设计提出异议。原方案大街一端是巍峨的国会大厦，另一端是庭院深深皇宫般的总统府。杰佛逊却认为，基于美国的民主建国思想，总统府应该和百姓住家一样，只不过是一幢盖在马路边的简朴住宅。他的方案成了两百多年来美国民主理想的象征。记得我们的一位朋友来访美国，参观首都之后非常惊讶地对我们说了几次，真没有想到白宫看上去是那么不起眼。许多人从照片上认美国，都是无形中就把国会大厦当做了心目中的著名白宫的。其实白宫不仅造型十分简朴，它还确实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而且只有透空的细细铁栅栏与来往行人相隔。两百多年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随意开车经过总统的家。
　　对于宾悉法尼亚大道车行交通关闭， 克林顿总统在宣布时也透出万般无奈： “在我国历史上，宾悉法尼亚大道一直对外界交通开放，即使先后已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并且有八次行刺总统未遂；虽然美国曾经经历一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波斯湾战争，这条大道还是开放的。如今，本人却在现实逼迫下，不得不宣布封闭这条极富历史意义的道路。 ”美国的新闻媒体指出，"这样的改变，凸现了民主社会在对抗人类脱序行为时，经常面临的困境与无奈。”安全还是自由，美国每天都在面对新的选择。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广场上，曾经有人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让全国所有的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枪下冤魂的亲属，将他们死去的亲人留下的一双鞋子放在这个广场上。那无边无际的鞋看着是那么触目惊心。有的粗犷结实，有的艳丽纤巧，有的稚嫩柔软，诉说着一个个突然中断了的人生。美国人民站在这一双双鞋前面，一切别人对于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枪枝犯罪的指责，好奇，嘲笑和攻击，都变得很远很轻，只有这一双双鞋所盛着的一个个灵魂是真实和沉重的。因为这痛苦是他们自己的，这代价是他们为自己所选择的自由所支付的。两百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问自己:这是不是值得？
　　在里根被刺案中，有一名高级官员同时颈部中弹，造成高位截瘫。他此后一直致力于呼吁实行枪枝管理。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的枪枝管理法的提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尽管该法通过时已经大打折扣。他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这样做的。这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受害者。不少滥用枪枝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会本能地作出要求禁枪的反应。当然，即使不是直接受害者，也同样心情沉重，这是涉及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奥克拉荷马爆炸案所引发的民众注意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个人持枪问题，而是集中于关心民兵这样的武装团体，其中的极端分子有可能走向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
　　我们的一个犹太裔的朋友对我们讲的一番话，也许是这里有理性的拥枪者的典型。他们家是从俄国移民美国的，移民历史相当长。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作为美国军人参战，受伤后一直靠残疾军人补贴养活全家。他上大学都是用的政府补贴。因此，他没有大多数犹太裔家庭所拥有的遗产，是一个普通的辛勤工作的美国人。但是，他有犹太民族的普遍特点，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他出生在美国，自我感觉完完全全已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很关心，还特地去过以色列。在那里他非常惊异地发现，，以色列正在动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建立全世界所有的被迫害至死的犹太人的详细档案。面对二战其间犹太民族几乎被灭绝的惨痛历史，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他自然而然地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无力反抗？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枝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枝。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 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 他对我们说： “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之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这样的诘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断会有人一次次地提出来。
　　那么，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　几乎从美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人民和政府就是一对矛盾。这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在美国，政府是绝对不可以卷入任何所谓实业的。它唯一一个略带实业性质的机构就是邮局，因为邮局有点运输业的味道。其实邮局还管很多其他的事情，老百姓出国旅行要护照，就是向邮局申请的。政府要维持运转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来自税收。一般人的正常收入都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作为税收上交。这是一种非常一目了然也非常惹眼的收钱方式。所以，在每年四月税收截止时，人人都有点心理不平衡。有的在心里嘀咕：政府收了这钱不知干什么去了；另一些人则愤愤然。因此，美国人对所有政府人员，上至总统下至办事员，是从不犯怯的。“你们拿了纳税人的钱，……”，这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对于美国人来讲，一边每年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出去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一边他当然有权提出疑问：人民养活着政府，政府是否在好好为人民服务呢？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应该说比一些其它国家已经强得多了。比如说，我们刚到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台，它从早到晚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也就是说，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正反两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在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争辩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所有的国会会议。每一个发表意见的议员也都清楚最起码的道理：如果他的意见屡屡违背民意的话，在直接选举的制度下，他的政治前途就有了疑问。
　　即便如此，政府是否在代表人民操作这个问题也仍然不是多余的。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稍不留意，贪污腐化浪费之类的问题时时都可能冒出来。更进一步的问题自然就是：是否出现了某一个危险人物，有意识地利用政府在企图控制人民损害人民的利益呢？这种可能性应该说也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看到了纳粹德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所发生的暴政之后，很难再简单地责难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作出的这种选择。这是美国人永远对自己的政府疑虑重重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珍视自由，重视对政府的监督制约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政府再三呼吁通过立法管制枪枝，以减少犯罪。虽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非常有限的限制。如限制某种枪的型号；又如买枪者必须等候几天，以便让卖枪的查一查电脑，确认对方是否有犯罪前科，等等。至于彻底禁枪，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存在，政府是永远做不到的。但是，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对人民权利的限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人民自由的失去，美国人都有权问这样的问题：政府此举是真的善意为人民着想，还是控制政府的人制造借口，阴谋逐步剥夺人民的自由呢？当然，眼下持两种意见的人都有，谁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服对方。而且，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纯和简单的。比如，后者可能找到证据，说某一个政府观点的支持者是政府利益的受益者；而前者也可以说，一些反对枪枝管理的人是卖枪的！
　　美国人早已习惯了这种舆论的对立，他们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听一听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至于轻易就被人耍了。即使所有的人都相信克林顿的禁枪是完全善意的，他们仍然不会同意放弃该项自由。因为，迄今为止，美国人还是有这样的基本共识：作为个人，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拥有武器，但是对于整体人民，拥有武器拥有武装是一个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
　　下次再写。
　　祝 好！
　　 林达

仅仅死于误伤的事例就很多。我们在电视中看过一个案例的整个审理过程。一对不负责任的爹妈将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塞在床的软垫下，他们低估了小孩子的能力，结果一个三岁的儿子把它掏出来，对准他两岁的妹妹扣了扳机。他以为是一个玩笑，小女孩就这么给打死了。小男孩吓得大哭，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是一边哭一边重复地说：我是一个坏孩子。母亲在一旁洗碗，听到枪声悲剧已定。当然，这一对夫妇尽管悲痛欲绝，仍然被起诉上了法庭。检察官指出，他们另有八杆真枪（都没有上子弹）和许多玩具枪，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他怎么明白无数次扣动的玩具枪是无害的，而这一次就有本质性的不同呢？既然家里有幼童，上了膛的手枪就应该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律师辩护主要指出他们已经藏匿了这把枪，不能算失职。但是法官最后还是判其有罪，理由是既然最后孩子还是拿到了枪，就说明不算妥善收藏。当然这样的情况判的是轻罪，但是这一对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以及那个没有责任却确实打死了自己妹妹的男孩，他们此后的一生都很难再摆脱这件事所带来的痛苦和阴影。 你也一定听说过，一个日本留学生几年前在美国被开枪打死的事件。那是一个夜晚，一个日本留学生和一个美国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个晚会。他们走错了，找不到地方。就进入一个私人住宅问路。新闻报导中没有非常细节的描写，我也不清楚触发这一切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不知是什么因素使作为主人的这一对夫妇感到如此紧张。是黑夜，是他们有过遭遇危险的经历，是这两个人本身精神控制能力差，还是什么其它因素？总之，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由于我不清楚的原因，使女主人认为，外面在黑夜中进入他们土地范围的汽车有可能是一种危险。她叫出门查看的丈夫带上枪。也许，这样的提醒也使他的丈夫变得更紧张。他出门就对着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举枪大叫：不许动！这是一句标准的警告语，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与警察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中听到。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移动。因为美国人遇到这种事，既使他没有看清那人手里的枪，听到这样的警告语，也都知道对方手里有枪，而且知道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夜里闯入私人领地，有可能发生误会。法律保障人们用枪保卫自己土地的权力，但是为了避免误会，规定开枪以前必须发出警告，如果你听到警告还继续向前走，对方有权开枪。也许，这也是那个留学生的美国朋友没有发生意外的原因。谁也没有料到，这里有一个刚从日本来美不久的留学生。他不仅听不懂英语警告，而且来自一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禁枪国家，他没有一点美国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他继续朝持枪的主人走去。我想，那主人也一定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发出了警告，但是黑暗中的人却仍然向他逼近。他就这样开枪了，而且打死了对方。
　　这件事情应该说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因为在美国，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开车迷了路，拐进人家家里问路还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们自己也有过多次问路和别人到我们家问路的经历，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可紧张的。但是，事情就是发生了。如果那人手里没有一杆枪，事情肯定不会是这样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持枪自由的一个惨痛代价。你可以想象这个日本留学生的双亲是多么悲伤。他们立即赶到美国，很快就开始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轰动了整个日本，关于这个，我想留着以后再向你介绍。
　　以上的枪枝误伤案例只是成千上万的误伤事件的缩影。相对来说，误伤还是有限的。
　　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青少年乃至幼童偷偷地把枪带去上学。有的家长收藏枪枝不严，时有三岁五岁的幼童在拿出枪来炫耀的时候，被老师缴械。最麻烦的是半懂不懂念中学的青少年，尽管法律还不允许他们持枪，但是他们如果想要的话，总有办法弄到手。根据今年美国政府公布的报告，全美因为违反枪械法规而被捕的人，包括非法拥有，使用，走私，制造和其它有关罪行，其中占四分之一的人都未成年。
　　男孩子喜欢玩枪，又有逆反心理，这个年龄阶段容易冲动，也不顾后果。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打架斗殴，在美国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流血事件。至于那些青少年帮派团伙，只要和枪一联系上，事情就有了质的不同。这使得美国的学校当局搞得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甚至弄出许多笑话来。例如，有一个学校搞来了机场用于检测金属物品的仪器，放在校门口，以检查学生是否携带武器。我也听一个朋友说过，他的孩子有一天反穿着衣服回家，原来他外衣的前胸有一个小小的手枪图案，老师认为他穿这衣服是违反校规，当场就让他反着穿，并告诉他以后不准再穿着上学。
　　最严重的，当然是枪枝助长了真正的犯罪。有了真枪垫底，谁要拿把玩具枪抢劫也会大大提高效率。除了游兵散勇，还有所谓的“有组织犯罪”。
　　为了维护这份自由，连总统都无法避免付出代价。你知道，著名的林肯总统就是死于枪下的，还有60年代的肯尼迪总统。另外，被指控为谋杀肯尼迪的凶手，也在被捕后不久死于飞来横弹，以至死无对证，结果肯尼迪被刺一案有人至今认为还是一个谜。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前者涉及政治谋杀后者也被猜测为政治谋杀，还不足于说明是民间拥枪的副产品，那么，里根总统在几年前的遇刺和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遇到的几次白宫被枪击事件，都毫无疑问是一些精神上出现了某种偏执倾向的人，滥用枪枝的结果。比如向里根总统行刺的家伙，事后宣称，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吸引他所迷恋的电影明星的注意力，最后被专家认定为精神问题而未被判罪。最近发生的几次枪击白宫事件，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和什么政治阴谋有关，只是一些有着各种问题的个人行为。但是，总统却因此而真正地感到不安全。
　　奥克拉荷马爆炸案之后，由美国的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共同组成的白宫安全委员会认为，既然国际恐怖主义气焰高涨，把一卡车炸药开到白宫门前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与其出了事危及行人与白宫主人的生命，还不如现在就采取措施。结果， 总统下令，从今年5月20日开始，终于关闭了白宫前的宾悉法尼亚大道的车行交通。这是一条交通非常繁忙的道路，它的关闭当然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行车便利，这确是一种无奈的代价。但是，它对于美国的意义却远不至于此。
　　远在建国之初，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杰佛逊就对首都的规划设计提出异议。原方案大街一端是巍峨的国会大厦，另一端是庭院深深皇宫般的总统府。杰佛逊却认为，基于美国的民主建国思想，总统府应该和百姓住家一样，只不过是一幢盖在马路边的简朴住宅。他的方案成了两百多年来美国民主理想的象征。记得我们的一位朋友来访美国，参观首都之后非常惊讶地对我们说了几次，真没有想到白宫看上去是那么不起眼。许多人从照片上认美国，都是无形中就把国会大厦当做了心目中的著名白宫的。其实白宫不仅造型十分简朴，它还确实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旁。而且只有透空的细细铁栅栏与来往行人相隔。两百多年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随意开车经过总统的家。
　　对于宾悉法尼亚大道车行交通关闭， 克林顿总统在宣布时也透出万般无奈： “在我国历史上，宾悉法尼亚大道一直对外界交通开放，即使先后已有四位总统遇刺身亡，并且有八次行刺总统未遂；虽然美国曾经经历一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波斯湾战争，这条大道还是开放的。如今，本人却在现实逼迫下，不得不宣布封闭这条极富历史意义的道路。 ”美国的新闻媒体指出，"这样的改变，凸现了民主社会在对抗人类脱序行为时，经常面临的困境与无奈。”安全还是自由，美国每天都在面对新的选择。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广场上，曾经有人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让全国所有的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枪下冤魂的亲属，将他们死去的亲人留下的一双鞋子放在这个广场上。那无边无际的鞋看着是那么触目惊心。有的粗犷结实，有的艳丽纤巧，有的稚嫩柔软，诉说着一个个突然中断了的人生。美国人民站在这一双双鞋前面，一切别人对于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枪枝犯罪的指责，好奇，嘲笑和攻击，都变得很远很轻，只有这一双双鞋所盛着的一个个灵魂是真实和沉重的。因为这痛苦是他们自己的，这代价是他们为自己所选择的自由所支付的。两百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问自己:这是不是值得？
　　在里根被刺案中，有一名高级官员同时颈部中弹，造成高位截瘫。他此后一直致力于呼吁实行枪枝管理。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的枪枝管理法的提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尽管该法通过时已经大打折扣。他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他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这样做的。这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受害者。不少滥用枪枝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会本能地作出要求禁枪的反应。当然，即使不是直接受害者，也同样心情沉重，这是涉及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奥克拉荷马爆炸案所引发的民众注意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个人持枪问题，而是集中于关心民兵这样的武装团体，其中的极端分子有可能走向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
　　我们的一个犹太裔的朋友对我们讲的一番话，也许是这里有理性的拥枪者的典型。他们家是从俄国移民美国的，移民历史相当长。他的父亲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作为美国军人参战，受伤后一直靠残疾军人补贴养活全家。他上大学都是用的政府补贴。因此，他没有大多数犹太裔家庭所拥有的遗产，是一个普通的辛勤工作的美国人。但是，他有犹太民族的普遍特点，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他出生在美国，自我感觉完完全全已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很关心，还特地去过以色列。在那里他非常惊异地发现，，以色列正在动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建立全世界所有的被迫害至死的犹太人的详细档案。面对二战其间犹太民族几乎被灭绝的惨痛历史，作为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他自然而然地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无力反抗？
　　他后来发现，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枝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枝。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 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 他对我们说： “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之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人民有持枪和组织武装团体的自由，这只是一种权利。这是用于防止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一种预防措施。在生活中，人们需要去动用这项权利的时候很少。因此，在正常的社会运转中，它的意义只是潜在的，而它的代价却可能是非常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对它存在的必要发出诘问。这样的诘问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断会有人一次次地提出来。
　　那么，这种代价昂贵，只有潜在意义的自由和权利，在支付了有目共睹的惨重代价之后，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放弃呢？和美国人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始终坚信两百多年前建国者的理论：对于“政府”这样一个人类所创造的“怪兽”必须时时防其失控。　几乎从美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人民和政府就是一对矛盾。这是永远也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在美国，政府是绝对不可以卷入任何所谓实业的。它唯一一个略带实业性质的机构就是邮局，因为邮局有点运输业的味道。其实邮局还管很多其他的事情，老百姓出国旅行要护照，就是向邮局申请的。政府要维持运转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来自税收。一般人的正常收入都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作为税收上交。这是一种非常一目了然也非常惹眼的收钱方式。所以，在每年四月税收截止时，人人都有点心理不平衡。有的在心里嘀咕：政府收了这钱不知干什么去了；另一些人则愤愤然。因此，美国人对所有政府人员，上至总统下至办事员，是从不犯怯的。“你们拿了纳税人的钱，……”，这是美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对于美国人来讲，一边每年都把辛辛苦苦挣的钱交出去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一边他当然有权提出疑问：人民养活着政府，政府是否在好好为人民服务呢？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在很多国家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应该说比一些其它国家已经强得多了。比如说，我们刚到这里就发现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视台，它从早到晚播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国会和政府机构的听证会。也就是说，政府的预算，设立或取消一个项目，外援的增加和减少，外交和内政的某一具体政策，……等等大小问题在作出决定之前，正反两种意见都通过电视在百姓的眼皮底下激烈争辩过。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参与，你可以旁听所有的国会会议。每一个发表意见的议员也都清楚最起码的道理：如果他的意见屡屡违背民意的话，在直接选举的制度下，他的政治前途就有了疑问。
　　即便如此，政府是否在代表人民操作这个问题也仍然不是多余的。政府是一个庞然大物，稍不留意，贪污腐化浪费之类的问题时时都可能冒出来。更进一步的问题自然就是：是否出现了某一个危险人物，有意识地利用政府在企图控制人民损害人民的利益呢？这种可能性应该说也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看到了纳粹德国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所发生的暴政之后，很难再简单地责难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作出的这种选择。这是美国人永远对自己的政府疑虑重重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珍视自由，重视对政府的监督制约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政府再三呼吁通过立法管制枪枝，以减少犯罪。虽然，在我们看来，这还是非常有限的限制。如限制某种枪的型号；又如买枪者必须等候几天，以便让卖枪的查一查电脑，确认对方是否有犯罪前科，等等。至于彻底禁枪，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存在，政府是永远做不到的。但是，哪怕是非常有限的对人民权利的限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人民自由的失去，美国人都有权问这样的问题：政府此举是真的善意为人民着想，还是控制政府的人制造借口，阴谋逐步剥夺人民的自由呢？当然，眼下持两种意见的人都有，谁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服对方。而且，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纯和简单的。比如，后者可能找到证据，说某一个政府观点的支持者是政府利益的受益者；而前者也可以说，一些反对枪枝管理的人是卖枪的！
　　美国人早已习惯了这种舆论的对立，他们对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听一听各种不同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至于轻易就被人耍了。即使所有的人都相信克林顿的禁枪是完全善意的，他们仍然不会同意放弃该项自由。因为，迄今为止，美国人还是有这样的基本共识：作为个人，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拥有武器，但是对于整体人民，拥有武器拥有武装是一个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
　　下次再写。
　　祝 好！
　　 林达

CD有讨论畅谈版和生活茶馆两个版可以让楼主讨论这类话题，在空版发个什么劲？

中国人看不懂的辛普森案--什么是正义 ？

近距离看美国---历史深处的忧虑（第十四封信）
2010/10/29 17:54   [转载作品 ]  
卢兄：你好！
　　我记得就是在辛普森案裁决宣布的那天晚上，我开始给你写这个案子的。我现在还记得周围所有的人在那天经历的冲击。洛杉矶的上午十点，是美国东海岸的下午一点，所以，那天我和周围的朋友都度过了一个非常心神不宁的上午。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美国大选，人们等待新总统的选举结果都远没有这样紧张的气氛。新闻界事后报道说，在宣布前后的这十分钟里，全美国的人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不工作，不上课，不打电话，不上厕所，人人都在听辛普森的判决。在亚特兰大的哈茨夫国际机场，由于大家都看电视，使达美航空公司的数班飞机延迟登机，一名不识时务的工作人员在宣判的关键时刻催大家登机，结果一百多名旅客一起大吼，叫她“闭嘴”。在迈阿密的银行里，出纳员停止点钞，排队的长龙突然消失，大家都去看电视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虽然没有停止交易，但在一点钟之后变得非常缓慢，到一点十分，在显示股价的标示板上，多打出了一行字“辛普森被判所有罪名无罪”，之后，交易才恢复正常。平时充满交易员震耳欲聋喊叫声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宣判的那几分钟完全鸦雀无声。首都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平时你很难让他们承认，有什么事情会比他们手头的公事更重要，但是这一天，一度各机关部门几乎停摆，从白宫到国会和联邦各部门，原定下午一点钟举行的许多有关国家政策的简报，听证和记者会，不是延期就是取消，只为了等待辛普森的审判。人们用各种方法获得消息。首都的自行车邮递员利用无线电从公司调度那里获得结果，一路喊叫着告诉行人。
　　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一刻，令美国人自己都无法想象。最千差万别，最各行其是的美国人，居然同一个时刻，全国一致，千千万万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有的例行事物都被巨大的好奇心所吞没”。
　　尽管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想到过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也和他们一样，久久无法从巨大的震动中回复常态。这一宣判，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多。
　　审判刚刚结束，检辩双方和当事人双方的家属立即分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辛普森的儿子读了他父亲的一份声明，他表示“将以抓到杀害妮可和高德曼的凶手为此生最重要的目标”。检方和被害人家属在电视镜头面前，几乎可以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检方的律师们动情地与被害者家属拥抱，互相表示感激和安慰。看着这个律师团所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确实非常令人感动。尽管他们是在一个“关键大赛”中踢输了的“球队”，但是你看到他们依然团结，互相分担失望和痛苦，领队的女检查官克拉克高度赞扬和感谢了他的同事。在这一年中，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克拉克本人还因为夜以日继的工作，失去了她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老高德曼最后一次声音颤抖的讲话， 振荡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1994年6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恶梦降临的一天，今天是第二个恶梦。今天，并不是检察官输掉了这个官司，今天失败的是这个国家。正义和公道没有得到伸张。”
　　辩方律师在最后结辩时的“种族策略”，已经使得这个案子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许多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高兴地庆祝“正义和公道得到了伸张”，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许多白人表示失望。但是，这种分野并不是绝对的。略为理智的人，都是根据他们的分析和直觉，在对这个案子作他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种族归属。事实上，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其他种族，都依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结论。大多数美国人在判决出来之后，都还是认为辛普森是杀了人的。问题是，不管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样一个事实总是无可置疑地摆在所有的人面前：在美国，这两个被害人被以十分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妮可的头颅几乎被割了下来，但是凶手并没有归案。也就是说，不管辛普森是否寻到了他的“正义和公道”，被害人的正义和公道肯定尚未得到伸张。
　　因此，整个美国几乎都无法从一个精神重负中解脱出来。因为实际上，大家都背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负担。人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世纪大审判”审了一年，结果嫌疑犯被宣布无罪了，凶手却还是没有结果，甚至于现在连嫌疑犯都没有了。所有的人中，最感到不堪重负的就是法律工作者了。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美国司法制度的机制，更清楚维持这个制度的理由以及为此支付的代价。他们比别人经历更大的精神矛盾和冲击，这是因为，那些沉痛的代价通常是经过他们的双手，亲手支付出去的。在法庭宣判后不久，一向给人以冷静镇定印象的yiteng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当警官的妻子忍不住失声痛哭，互相安慰，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回到法庭与辩方律师握手。这时，检察官已经早就离开了。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通过“法庭”频道收看审判情况，“法庭”频道的几个年轻人，非常出色地为这个案子作过大量转播，采访，评价等工作，宣判后，他们也显然心情沉重。问到他们的感想，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在这个法庭守了9个月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还会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知道，经过这次审判以后，我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美国也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了。
　　在社会上大量认为辛普森有罪的人们，都希望找出这场对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谬误的罪责承担者。因此，各种批评接踵而至。有的指责陪审员的情绪被辩方律师的“种族煽动” 所左右，忘却了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陪审团中有9名是黑人。也有的估计他们是在这个案子中被隔离得太久了，急着回家，因而根本没有认真研议，草草就作出了判决。在这里以“技术型”著称的华裔则嫌陪审员的文化水平太低。在陪审团中间， 只有3名大学以上学历的。他们说，要是那12名陪审员都是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老中”，辛普森还会有救吗？……在种种说法中，“种族主义情绪导致误判”和“辛普森金钱买正义”是最多的两项指责，甚至欧洲和其他国家，都纷纷传来类似的批评。
　　写到这里，我想先告诉你几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你在最近的信中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在这一年里，美国所有的人都在问别人或被别人问这个问题。在该案审判的不同阶段，在时而检方占上风，时而又是辩方占上风的时候，这个问题曾被一遍遍地提出来。后来，尤其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我开始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先问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答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　　

在辛普森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导，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的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他们问，你觉得辛普森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的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罪有还是没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还有，在整个审理过程中，辛普森的“梦幻律师团”意见不和的消息不时见报。最初呼声最高的夏皮罗律师明显从主角的地位退了下来，而且到后来，他和另外两名律师，看上去几乎很少交谈。在判决之后，夏皮罗发表谈话说，“过去我的立场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种族意识将不是，而且应该不是此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仅打出了种族牌，而且把它当做王牌来打。”谈到卡可伦把佛曼比作希特勒，夏皮罗说，“我非常生气。我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文明中最残暴的人类事件。而纳粹大屠杀是希特勒干的事。在我看来，把佛曼这个人和这样一个凶恶的人相比，是错误的。”他谈到，卡可伦这个提法事先并没有和他商量，，他今后也不会再和卡可伦进行这样的合作。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是，这支“梦幻球队”是踢赢了，但是它赢得不够光彩。在宣判第二天的报纸上，有美联社的两张照片。一张的标题是，“梦幻队，赢了！”，照片上是宣判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辛普森律师团阵容，另一张的标题是，“空忙一场，失望！”，拍的是检察官克拉克和达顿在宣判时的表情。如果没有标题，如果让你仅仅根据这两张照片的脸色去判断输赢，你肯定莫名其妙。因为胜利了的“梦幻队伍”和输了的检察官一样，一脸沉重。我相信，他们作为名律师，作为这一行当专家中的专家，他们自己清楚，而且知道同行们也清楚，他们赢得并不光彩。他们唬得住老百姓，却骗不过明眼的内行。
　　正如夏皮罗所说的， 他们不应该“打种族牌” 。就和在球场上一样，有的队 “球风好”，有的队“球风不好”，球风不好的队也能够赢，他们的一些小动作也许还不能算作犯规，但是这样的球队虽然赢了，却不能得到球迷和同行的尊敬。看来，夏皮罗确实是这个律师团水平最高的一个，也是最顾及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心的一个。可以想象，在决定辩护策略的时候，这个律师团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辩。但是，很不幸，夏皮罗的意见没有占上风。你也许会说，如果不打“种族牌”，会不会输呢？夏皮罗之所以会在最后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就说明他和所有的明白人一样清楚，不这样做，他们一样会赢。
　　不打种族牌，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揭发佛曼在初审阶段撒谎的事实，以及佛曼这个人有种族主义倾向并且没有警察的职业道德这样的事实。正是这些事实，使得陪审团有充足的理由，对佛曼这个证人和与他相关的证据提出疑问。同时冯警官在取证操作和保管物证中的失误，以及我以前介绍过的各种疑点都依然存在。再加上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陪审团判决的法律要求，使得检方在结辩之前就大势已去了。
　　这些法律规定，使得陪审员把个人的臆断猜测，尽可能地与陪审员职责所要求的法律判定区别开来。因此事实上，你在美国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就是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足，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
　　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辩护策略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面对检方的强有力证据，有人考虑到陪审团的种族比例，提出打“种族牌”，以期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也是正常的和意料得到的。但这不是正直和光彩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证人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你也许会问我，那么到底这张牌是不是起了作用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使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以及有关这篇文章和周围的人发生的讨论。
　　这是一篇提倡女权的文章。它谈到，女性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她们的语言都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作者例举了许多女性的习惯用语，分析了其语言特征，主要是它的柔性的一面。作者指出，这说明了女性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使得她们逐步地习惯于谦和，柔性和没有自信心。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不但与男性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显然还有她因生理不同而产生的心理不同，这些因素同样也影响了她的态度和语言特征。最后，大家争论的结果就是，事实上，你根本已经无法完全辨别出，在女性的语言特征中到底哪一些是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造成的，而哪一些是由长期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因素造成的。
　　在这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里，我想，也永远无法分析清楚，有几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受了被告律师种族情绪煽动的影响。人们的猜测和指责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陪审员从法庭出来以后对这种指责的否认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尽管法律对陪审员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说过，他们都是大活人。这也是任何法制社会在穷根追底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的困惑，因为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是“人” 在那里进行。 从前面我介绍的美国权利法案的200多年的实行历史中，你也可以看到，每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的不同，理解和实行的情况也就不同。但是，从它整个的实行历史来看，是在不断趋进于它的立法本意，这也是美国社会本身在进步的表现。那么，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被告律师“种族牌”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裁决是否趋近于立法本意呢？这个答案，我想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拨去被告律师“种族牌”在这个案子上所罩上的迷雾，审理和判定的逻辑都是清楚的。这也是在社会上作民意调查，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一个一致定论，而这9名黑人，2名白人和一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却会有一个一致定论的原因。陪审员的判断逻辑是与民众不同的。况且，只要这12个陪审员中间有一个不同意，陪审团也无法作出“罪名不成立”的裁决。同时，这也是民意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受到的是“公正审判”的原因。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但是对于一个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道理。他们会想，如果凶手是判罪了，那么说明审判是公正的，凶手没有被判罪，这场审判当然就是不公正的。这二者怎么会出现不统一呢？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 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么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象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象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么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辛普森并没有公布他为了应付这场官司到底用了多少钱。但是一般的判断都是他已经早就用完了他的钱。他必须用将来挣的钱来归还欠债了。不管他用了多少钱，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金钱买正义”这句意义不明确的话，到底指责的是什么。我想问的是辛普森是到哪里去买来了正义，他是送钱给检察官，法官或是警察了吗？是从他们那里去“买”正义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他是花了巨款，但是买的是律师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他用这笔钱得以能够在全国各地收集证据，并且以此在法庭上公平地与对方据理抗争。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相反，需要做的不是抑制辛普森的“金钱买正义”，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资助其他的平民也能同样正当地“买到正义”。
　　在美国，这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做的，因为宪法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被告有权利“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神探亨特”在向被抓住的嫌疑犯背诵了“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任何你讲的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词”之后，就是背诵“你有权请一个律师……”如果一个平民请不起律师的话，那么，他会告诉你，法庭将会为你指派一名律师。宪法规定请律师是被告的权利。在美国律师有是一种收费的服务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一般是法庭规定律师都必须有一定的小时数的义务服务。这就是法庭指派律师的来源。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如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也有为平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他们经常能够得到一些非常好的律师作义务服务。对于一些民事案件，比如牵涉婚姻，住所，福利等等，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联邦法律服务公司，为请不起律师的人提供免费律师。这个公司去年经手了170万个讼诉。但是，这个公司不管刑事案件。
　　在美国，一个被告可以主动放弃你请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被迫失去这样的权利。去年洛杉矶大火，不知烧掉了多少人家的房屋森林，结果闯祸的是一个刚刚从南美偷越边境过来的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有权拥有一个法庭指派给他的律师，最终我记得判的刑期很短，虽然造成的损失惊人，因为他是烧火取暖，属过失犯罪，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非法移民，就夸大罪行，或加重处罚。
　　法庭指派的律师，当然不会都象夏皮罗，但是如果你有证据说明法庭给你派的律师不尽职的话，你可以据此上诉，推翻原判，我以后再给你讲点这样的故事。不管怎么说，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这是一项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去做的工作。在真正做到这一点以前，应该说，能够“买到正义”的人数越多，越表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在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
　　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 ， 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 “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
　　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话，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森案一结束，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 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争议也非常多。它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看上去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尽管以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他们居然是在 “玩真的”，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有知识就有知识，没文化就没文化，也觉得够悬乎的。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法律博士一大堆，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作“法官之上的法官”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出了名的“现代国家”，怎么会“落后”到依靠“乌合之众”来判案的地步呢？我曾经和朋友迈可讨论过陪审团。他说，在这里，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它的弱点，我们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们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象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和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
　　辛普森案宣判后，克林顿总统看完电视，回到办公室就写下以下声明：“陪审团已听过证据并作出它的判决。我们的司法制度要求尊重他们的决定。在这一刻，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可怕罪行受害人的家属并为他们祈祷。”美国司法部长则在辛普森宣判后，针对陪审团制度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并未发现任何认定他们（陪审团）需要改革的立论基础。我们有陪审团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在考虑改变此一制度时，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小心。”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在世界上众多审判制度中，独独选中陪审团制度，而且守着不肯放呢？当然，你也知道，陪审团制度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的产生远早于美国的诞生。在中世纪的英国，司法相当黑暗，监狱形同地狱，屈打成招比比皆是。十二世纪以后，逐步建立了陪审制度。美国独立之后，建国者们即将陪审制度作为宪法的一部分肯定下来，此后的宪法修正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就认为，这种审判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确立这样一个制度，它的立法精神就在于防止联邦政府和政府的官员滥用职权，践踏人民的基本自由。
　　固然， 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 我曾经提到过，所有的“法制”都会有 “人制”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的过程，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前人立法之后，有后人修正的可能。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人对于法律条文的不同解释。你可以看到，一些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解释和实行得风马牛不相及。在辛普森案的审理中，法官对于具体情况的处理，每天都受到大量法律专家的评判。最终的一个“生死断定”，总是由“人”来作出，由法官也罢，是法律专家也罢，是陪审团也罢。在辛普森案这个案子里，我们就看到，尽管双方律师充分出示了各自的证人证据，但是，即使是法律专家，也是各作各的判断，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律专家，照样会判出不同结果来。
　　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全美首屈一指，世界著名的华裔刑事科学鉴定专家李博士，在审判结束时，他的办公室铃声没有断过，全美的新闻机构排队等着在电话里了解他的看法。他就认为，他对判决不感到完全意外，他说，他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洛杉矶检察部门有关辛普森的证据并不能使人心服，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检方对被告作案的“时间顺序凑不拢，失去基本逻辑基础”。他认为，辛普森不太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杀两人，再回家更衣销毁证据。他同时表示，还有其他物证也有重大嫌疑，比如命案现场的第一保存采证过程就极为重要，而以他的专业标准来看，“检方物证的可信度极为离谱”。但是，我们当然相信，也有其他的法律专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因此，并不是说，是法律专家断案就是绝对的。这毕竟不是计算机算题，信息输进去，一按电钮，“啪”一下结果就出来了。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强调整个审理过程是完全由专业的律师按规定操作，由精通法律法规的法官控制“公平审理过程”。当该摆出来的所有合法证据，都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双方律师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之后，然后按照法律有关判定的指示去合议出一个一致的判断。这个制度的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一般常人的智力已经足以判断。如果证据是矛盾的，有疑问的，判案的法律指示已经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被告 “罪名不成立”。如果一切是有争议的，法律也规定审判将宣告失败。因此，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案者是不是专业人员的问题，而是判案者是否公正的问题了。这个公正，是指判案者首先绝对没有陷害被告的动机，并且尽可能不受任何其他影响，而仅仅以证据为依据去进行判定。在陪审制度起源的英国都已经用得不多的时候，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而不用其它任何制度替代，这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顺便我想告诉你，辛普森案的法庭里，作为被告的体育明星是一个公认的“大款”，名律师的报酬也大概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检察官虽然是公职人员，年薪也应在二十万美元之上。yiteng法官的薪水我无法估计，只知道法庭配给他的那把椅子，就值六千美元。而法庭上的陪审员却只有一天几美元的补贴，他们出现在法庭上，与钱没有关系。在美国，被选上的人去法庭做陪审员，是一项必须去尽的公民义务，其重要性和服兵役一样。在大学里都有规定，凡是有陪审员任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考试。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作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最没有除了他们应该考虑的证据之外，非考虑不可的其他因素。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老百姓在一般的情况下，是象一盘散沙的，在没有和外国打仗的时候，是不拧成一股绳的。美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的出发点，是保护公民的自由，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那么，陪审团制度确实有它难以替代的优越性。
　　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惊奇，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二百二十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非常野蛮的土地，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却有这样的 “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这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不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不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么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因此，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老百姓手里的枪枝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么一个开头，你还想指望美国人看上去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吗？他们两百多年来，政府和老百姓，就这么乱中有序地互相习惯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一定记得前面的那些信里，每当我在一个方面回答了你的的问题，介绍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我就要同时告诉你，他们为此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让你对这些代价有清楚的了解，是我写这些信的真正出发点。我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代，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总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向那些对于各种需求饥肠辘辘的民众，描绘不同食谱的美味午餐。于是这些人有了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往往会不幸地冒出来。一种情况是，这是一份虚假的许诺，人们被土豆加牛肉的食谱所吸引，得到的午餐却是树皮加草根，令人大失所望。另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是一份真实的午餐，可是，当人们被引到餐桌前，才发现一个早该想到的简单真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还未享受到，已经先被昂贵的代价所吓倒，不知那个当初引他们走向餐桌的家伙是有意还是还是无意，他竟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样的代价。这是不公平的。
　　辛普森回家了，也是坐的白色汽车，电视一路跟踪，顶上有十二架直升飞机在追随，使人想起一年前的追捕场面。他跑了，永远地跑了。就是你明天发现一把凶刀，上面有他清清楚楚的血手印，就是明天有人拿出一盘录像带，上面有辛普森杀人的全过程，也统统没有用。检察官再也不可能向他提出另一场起诉，因为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里，有这样一句话，“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至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这在美国的法律术语中叫做“两次困境”，将一个公民置于“两次困境”是违宪的。权利法案的这一条，限制了政府的执法人员对一个公民无休无止的纠缠。因为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必须防止这样的情况：一个执法人员没有充分证据却要判一个人有罪，当陪审团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后，执法人员不甘心，明天弄到一点什么，重新起诉，后天有些借口，又重新起诉，反正你别想太平。禁止“两次困境”就彻底杜绝了这种可能。对于一个罪行，刑事起诉只以一次为限。要成功，检察官就必须在一次起诉中成功。如果被判无罪释放了，只有当他又一次犯罪被你抓住，你才可能再一次对他起诉，否则，你只能看着他永远地逃离你的手掌心。　　但是，当人们以复杂的心情，又一次在电视里，看着一辆载着辛普森的白色汽车在公路上向家里开去的时候，宪法保障公民所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代价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已经永远地逃脱了。“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这里，不错判错杀一个无辜公民的代价，就是可能有一千个罪犯被放跑了。这种代价是多方面的，不论从哪一方面去探究，都是沉重的。
　　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两名被害人的公道就再也无法讨还，正义再也无法得到伸张，老高德曼苍凉悲愤的声音将永远使有良心的美国人不得安宁。在“放掉一千”的同时，人们必须面对许许多多被害人哭泣的冤魂。人们将时时会怀疑，他们在检察官输掉一场场官司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象老高德曼所指责的，正在输掉一个国家？
　　如果辛普森是凶手的话，他放回家之后，大概也不会再去杀人。但是，谁能保证那些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而被放掉的“一千”，甚至远不止一千的嫌疑犯，回家以后会干些什么呢？“放”得越多，当然危险就越大，社会就越不安宁，这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每一个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实际上，美国人为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付出精神上和安全上的巨大代价之外，他们人人还在付出金钱的代价。你已经看到了，辛普森一案，仅仅审理费用就达八百多万美元，如果加上警方调查取证的费用，不会低于一千万美元。你不要以为这是因为辛普森是名人，才审得时间特别长。加里佛尼亚州的一个华人妻子，被控谋杀丈夫来自大陆的情人和她的孩子，已经审了很久，被华裔称为“小辛普森案”，目前已经宣告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失败，案子悬搁。由于检察官不肯放弃，最近即将开始重新审理，至少又是一倍的时间。这个时间当然就是金钱。不管最终的判决将是什么，陪审员应该说是谨慎的，他们至少不会因为涉案的都是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就草草判掉算了。他们当然不但知道重新审判要花钱，还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美国政府不拥有任何企业，它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包括这些陪审员，交给政府的税金。
　　从今天的报纸上，我们看到，爱荷达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控两个一级谋杀罪。他杀害了同是从中国来的一对留学生夫妇。他一直没有认罪，检方在起诉的时候要求判他死刑，在开审前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罪了。我曾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得到法庭给他的一个交换条件，换取一个略轻一些的刑罚。结果他有可能被判处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当记者采访死者家属的时候，他们谈到很不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中国人，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一种罪行有一个量刑的上下限。在这个限度之内，都是合理的。罪犯认罪，可以省下大量的人力财力，在限度之内的减刑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被害者家属也一定没有想到，案子拖长的话，有可能耗去美国老百姓辛苦工作挣来的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事实上，美国人依然要用自己的税金把他养在牢里，尽管不论是凶手还是被害者，都不是美国人。他们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指金钱，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
　　明确了代价之后，仍然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得到的。
　　这封信写得够长的了。很想念你，来信。
　　祝 好！
　　 林达

中国人看不懂的辛普森案--什么是正义 ？

近距离看美国---历史深处的忧虑（第十四封信）
2010/10/29 17:54   [转载作品 ]  
卢兄：你好！
　　我记得就是在辛普森案裁决宣布的那天晚上，我开始给你写这个案子的。我现在还记得周围所有的人在那天经历的冲击。洛杉矶的上午十点，是美国东海岸的下午一点，所以，那天我和周围的朋友都度过了一个非常心神不宁的上午。我曾经经历过一次美国大选，人们等待新总统的选举结果都远没有这样紧张的气氛。新闻界事后报道说，在宣布前后的这十分钟里，全美国的人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不工作，不上课，不打电话，不上厕所，人人都在听辛普森的判决。在亚特兰大的哈茨夫国际机场，由于大家都看电视，使达美航空公司的数班飞机延迟登机，一名不识时务的工作人员在宣判的关键时刻催大家登机，结果一百多名旅客一起大吼，叫她“闭嘴”。在迈阿密的银行里，出纳员停止点钞，排队的长龙突然消失，大家都去看电视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虽然没有停止交易，但在一点钟之后变得非常缓慢，到一点十分，在显示股价的标示板上，多打出了一行字“辛普森被判所有罪名无罪”，之后，交易才恢复正常。平时充满交易员震耳欲聋喊叫声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宣判的那几分钟完全鸦雀无声。首都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平时你很难让他们承认，有什么事情会比他们手头的公事更重要，但是这一天，一度各机关部门几乎停摆，从白宫到国会和联邦各部门，原定下午一点钟举行的许多有关国家政策的简报，听证和记者会，不是延期就是取消，只为了等待辛普森的审判。人们用各种方法获得消息。首都的自行车邮递员利用无线电从公司调度那里获得结果，一路喊叫着告诉行人。
　　这在美国是异乎寻常的一刻，令美国人自己都无法想象。最千差万别，最各行其是的美国人，居然同一个时刻，全国一致，千千万万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有的例行事物都被巨大的好奇心所吞没”。
　　尽管我和许多美国人一样，想到过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也和他们一样，久久无法从巨大的震动中回复常态。这一宣判，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多。
　　审判刚刚结束，检辩双方和当事人双方的家属立即分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辛普森的儿子读了他父亲的一份声明，他表示“将以抓到杀害妮可和高德曼的凶手为此生最重要的目标”。检方和被害人家属在电视镜头面前，几乎可以用“悲壮”二字来形容。检方的律师们动情地与被害者家属拥抱，互相表示感激和安慰。看着这个律师团所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确实非常令人感动。尽管他们是在一个“关键大赛”中踢输了的“球队”，但是你看到他们依然团结，互相分担失望和痛苦，领队的女检查官克拉克高度赞扬和感谢了他的同事。在这一年中，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克拉克本人还因为夜以日继的工作，失去了她对自己孩子的监护权。老高德曼最后一次声音颤抖的讲话， 振荡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1994年6月13日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恶梦降临的一天，今天是第二个恶梦。今天，并不是检察官输掉了这个官司，今天失败的是这个国家。正义和公道没有得到伸张。”
　　辩方律师在最后结辩时的“种族策略”，已经使得这个案子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许多相信辛普森无罪的黑人高兴地庆祝“正义和公道得到了伸张”，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许多白人表示失望。但是，这种分野并不是绝对的。略为理智的人，都是根据他们的分析和直觉，在对这个案子作他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种族归属。事实上，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还是其他种族，都依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结论。大多数美国人在判决出来之后，都还是认为辛普森是杀了人的。问题是，不管辛普森是有罪还是无罪，这样一个事实总是无可置疑地摆在所有的人面前：在美国，这两个被害人被以十分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妮可的头颅几乎被割了下来，但是凶手并没有归案。也就是说，不管辛普森是否寻到了他的“正义和公道”，被害人的正义和公道肯定尚未得到伸张。
　　因此，整个美国几乎都无法从一个精神重负中解脱出来。因为实际上，大家都背着很沉重的“追求正义”的负担。人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世纪大审判”审了一年，结果嫌疑犯被宣布无罪了，凶手却还是没有结果，甚至于现在连嫌疑犯都没有了。所有的人中，最感到不堪重负的就是法律工作者了。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美国司法制度的机制，更清楚维持这个制度的理由以及为此支付的代价。他们比别人经历更大的精神矛盾和冲击，这是因为，那些沉痛的代价通常是经过他们的双手，亲手支付出去的。在法庭宣判后不久，一向给人以冷静镇定印象的yiteng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当警官的妻子忍不住失声痛哭，互相安慰，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回到法庭与辩方律师握手。这时，检察官已经早就离开了。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通过“法庭”频道收看审判情况，“法庭”频道的几个年轻人，非常出色地为这个案子作过大量转播，采访，评价等工作，宣判后，他们也显然心情沉重。问到他们的感想， 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在这个法庭守了9个月了，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还会做这个工作，但是我知道，经过这次审判以后，我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美国也不会再和以前完全一样了。
　　在社会上大量认为辛普森有罪的人们，都希望找出这场对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谬误的罪责承担者。因此，各种批评接踵而至。有的指责陪审员的情绪被辩方律师的“种族煽动” 所左右，忘却了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陪审团中有9名是黑人。也有的估计他们是在这个案子中被隔离得太久了，急着回家，因而根本没有认真研议，草草就作出了判决。在这里以“技术型”著称的华裔则嫌陪审员的文化水平太低。在陪审团中间， 只有3名大学以上学历的。他们说，要是那12名陪审员都是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老中”，辛普森还会有救吗？……在种种说法中，“种族主义情绪导致误判”和“辛普森金钱买正义”是最多的两项指责，甚至欧洲和其他国家，都纷纷传来类似的批评。
　　写到这里，我想先告诉你几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你在最近的信中曾经问过我，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在这一年里，美国所有的人都在问别人或被别人问这个问题。在该案审判的不同阶段，在时而检方占上风，时而又是辩方占上风的时候，这个问题曾被一遍遍地提出来。后来，尤其在辛普森案判决之后，我突然发现，另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于是，我开始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先问他们，你觉得辛普森有罪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回答说，他们认为辛普森有罪，然后我再问他们，如果你是陪审员，你会判他罪名成立吗？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答得有点犹豫，有些人则非常坚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会！　　

在辛普森判决之后，报纸上一直大量报导，大部分的黑人认为他是无罪的，大部分的白人认为他是有罪的。接着新闻媒体又做了这样的民意测验，他们问，你觉得辛普森是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吗？绝大多数的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他觉得辛普森是罪有还是没罪，都回答说，是的，我认为他受到了公正的审判。
　　还有，在整个审理过程中，辛普森的“梦幻律师团”意见不和的消息不时见报。最初呼声最高的夏皮罗律师明显从主角的地位退了下来，而且到后来，他和另外两名律师，看上去几乎很少交谈。在判决之后，夏皮罗发表谈话说，“过去我的立场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种族意识将不是，而且应该不是此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仅打出了种族牌，而且把它当做王牌来打。”谈到卡可伦把佛曼比作希特勒，夏皮罗说，“我非常生气。我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现代文明中最残暴的人类事件。而纳粹大屠杀是希特勒干的事。在我看来，把佛曼这个人和这样一个凶恶的人相比，是错误的。”他谈到，卡可伦这个提法事先并没有和他商量，，他今后也不会再和卡可伦进行这样的合作。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是，这支“梦幻球队”是踢赢了，但是它赢得不够光彩。在宣判第二天的报纸上，有美联社的两张照片。一张的标题是，“梦幻队，赢了！”，照片上是宣判后记者招待会上的辛普森律师团阵容，另一张的标题是，“空忙一场，失望！”，拍的是检察官克拉克和达顿在宣判时的表情。如果没有标题，如果让你仅仅根据这两张照片的脸色去判断输赢，你肯定莫名其妙。因为胜利了的“梦幻队伍”和输了的检察官一样，一脸沉重。我相信，他们作为名律师，作为这一行当专家中的专家，他们自己清楚，而且知道同行们也清楚，他们赢得并不光彩。他们唬得住老百姓，却骗不过明眼的内行。
　　正如夏皮罗所说的， 他们不应该“打种族牌” 。就和在球场上一样，有的队 “球风好”，有的队“球风不好”，球风不好的队也能够赢，他们的一些小动作也许还不能算作犯规，但是这样的球队虽然赢了，却不能得到球迷和同行的尊敬。看来，夏皮罗确实是这个律师团水平最高的一个，也是最顾及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心的一个。可以想象，在决定辩护策略的时候，这个律师团有过多么激烈的争辩。但是，很不幸，夏皮罗的意见没有占上风。你也许会说，如果不打“种族牌”，会不会输呢？夏皮罗之所以会在最后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就说明他和所有的明白人一样清楚，不这样做，他们一样会赢。
　　不打种族牌，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揭发佛曼在初审阶段撒谎的事实，以及佛曼这个人有种族主义倾向并且没有警察的职业道德这样的事实。正是这些事实，使得陪审团有充足的理由，对佛曼这个证人和与他相关的证据提出疑问。同时冯警官在取证操作和保管物证中的失误，以及我以前介绍过的各种疑点都依然存在。再加上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陪审团判决的法律要求，使得检方在结辩之前就大势已去了。
　　这些法律规定，使得陪审员把个人的臆断猜测，尽可能地与陪审员职责所要求的法律判定区别开来。因此事实上，你在美国可以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就是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足，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
　　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辩护策略上，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面对检方的强有力证据，有人考虑到陪审团的种族比例，提出打“种族牌”，以期增加更大的保险系数，也是正常的和意料得到的。但这不是正直和光彩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证人的一种不负责任，也是对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的一种不负责任。你也许会问我，那么到底这张牌是不是起了作用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呢？这使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以及有关这篇文章和周围的人发生的讨论。
　　这是一篇提倡女权的文章。它谈到，女性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她们的语言都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作者例举了许多女性的习惯用语，分析了其语言特征，主要是它的柔性的一面。作者指出，这说明了女性长期以来，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使得她们逐步地习惯于谦和，柔性和没有自信心。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不但与男性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显然还有她因生理不同而产生的心理不同，这些因素同样也影响了她的态度和语言特征。最后，大家争论的结果就是，事实上，你根本已经无法完全辨别出，在女性的语言特征中到底哪一些是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造成的，而哪一些是由长期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因素造成的。
　　在这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里，我想，也永远无法分析清楚，有几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受了被告律师种族情绪煽动的影响。人们的猜测和指责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陪审员从法庭出来以后对这种指责的否认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尽管法律对陪审员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说过，他们都是大活人。这也是任何法制社会在穷根追底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遇到的困惑，因为不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是“人” 在那里进行。 从前面我介绍的美国权利法案的200多年的实行历史中，你也可以看到，每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的不同，理解和实行的情况也就不同。但是，从它整个的实行历史来看，是在不断趋进于它的立法本意，这也是美国社会本身在进步的表现。那么，辛普森的陪审团在被告律师“种族牌”的影响之下，他们的裁决是否趋近于立法本意呢？这个答案，我想是肯定的。
　　这是因为，拨去被告律师“种族牌”在这个案子上所罩上的迷雾，审理和判定的逻辑都是清楚的。这也是在社会上作民意调查，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一个一致定论，而这9名黑人，2名白人和一名拉丁裔组成的陪审团却会有一个一致定论的原因。陪审员的判断逻辑是与民众不同的。况且，只要这12个陪审员中间有一个不同意，陪审团也无法作出“罪名不成立”的裁决。同时，这也是民意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辛普森受到的是“公正审判”的原因。这个民意调查还使我们看到，在美国，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清楚地把一个人“是否犯罪并且得到了判罪”，和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区别开来。但是对于一个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想通的道理。他们会想，如果凶手是判罪了，那么说明审判是公正的，凶手没有被判罪，这场审判当然就是不公正的。这二者怎么会出现不统一呢？　　

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 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在辛普森这个案子里，我认为，这个制度要求检方，也就是打算把一个公民送到无期徒刑的大牢里去的一方，在提供证据的同时，取证必须科学，严谨；提供证人的时候，证人必须可靠。这样的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是证据尚不充分，因此把这个被告放回家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样的司法精神是建立在权利法案的基础上的。它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我已经介绍过，权利法案的制定，它的目标是针对政府的，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它主要是防止美国政府和政府的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一个被告，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他立即面对着一个极大的强势。这里我想谈一谈有关辛普森“金钱买正义”的指责。在该案结辩之前，洛杉矶政府宣布，到当时为止，属于政府的检察部门，已经用了八百零五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美元，这些钱当然来自当地的税收。这笔费用还不包括洛杉矶警察局的调查开支。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所说的一个平民被告面临强势，实在不是一个什么轻松话题。警察和检察部门可以动用以千百万计的金钱来对一个平民进行调查和诉讼，他们有可能是象达顿律师那样看上去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至少有章有法；也有可能是象佛曼那样甚至比佛曼更糟，既有某种偏见又没有职业道德的执法犯法者，陷害栽赃都有可能。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可能在某种信念的引导下，打击一个和他信念不同的平民。而当一个政府，或是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当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对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平民看不顺眼，想要“治治”的话，他们手里可以运用的，有的是巨大的财力和这种财力所可能调动的力量，尽管这些钱本身是来自人民。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么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地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辛普森并没有公布他为了应付这场官司到底用了多少钱。但是一般的判断都是他已经早就用完了他的钱。他必须用将来挣的钱来归还欠债了。不管他用了多少钱，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金钱买正义”这句意义不明确的话，到底指责的是什么。我想问的是辛普森是到哪里去买来了正义，他是送钱给检察官，法官或是警察了吗？是从他们那里去“买”正义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他是花了巨款，但是买的是律师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他用这笔钱得以能够在全国各地收集证据，并且以此在法庭上公平地与对方据理抗争。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相反，需要做的不是抑制辛普森的“金钱买正义”，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资助其他的平民也能同样正当地“买到正义”。
　　在美国，这方面的工作是必须做的，因为宪法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被告有权利“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神探亨特”在向被抓住的嫌疑犯背诵了“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这个权利，任何你讲的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词”之后，就是背诵“你有权请一个律师……”如果一个平民请不起律师的话，那么，他会告诉你，法庭将会为你指派一名律师。宪法规定请律师是被告的权利。在美国律师有是一种收费的服务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一般是法庭规定律师都必须有一定的小时数的义务服务。这就是法庭指派律师的来源。我以前告诉过你的如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样的民间组织，也有为平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他们经常能够得到一些非常好的律师作义务服务。对于一些民事案件，比如牵涉婚姻，住所，福利等等，美国联邦政府有一个联邦法律服务公司，为请不起律师的人提供免费律师。这个公司去年经手了170万个讼诉。但是，这个公司不管刑事案件。
　　在美国，一个被告可以主动放弃你请律师协助的权利，但是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被迫失去这样的权利。去年洛杉矶大火，不知烧掉了多少人家的房屋森林，结果闯祸的是一个刚刚从南美偷越边境过来的中国人。但是，他还是有权拥有一个法庭指派给他的律师，最终我记得判的刑期很短，虽然造成的损失惊人，因为他是烧火取暖，属过失犯罪，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非法移民，就夸大罪行，或加重处罚。
　　法庭指派的律师，当然不会都象夏皮罗，但是如果你有证据说明法庭给你派的律师不尽职的话，你可以据此上诉，推翻原判，我以后再给你讲点这样的故事。不管怎么说，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这是一项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去做的工作。在真正做到这一点以前，应该说，能够“买到正义”的人数越多，越表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在美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大量的普通平民是善良的，在看到社会上出现犯罪现象的时候，总希望法律对于犯罪的惩治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希望“从重，从快，从严”，使得这个社会能够迅速安定下来。同时，也有一些善良的平民，他们觉得刑事案件永远是一件“打击坏人”，只有“坏人”才会卷进去的事情，而自己属于“好人”之列，严刑峻法，快速判案，即使产生误差，造成的也是坏人倒霉，和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自己永远不会需要一个保护被告的法律。
　　但是，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 ， 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 “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
　　美国的权利法案以及司法制度对于被告的保护，至今还不能完全防止冤假错案。比如说，假设佛曼的录音带是完全真实的话，里面就提到不止一个品质恶劣的警察制造伪证，陷害被告的案例。辛普森案一结束，司法部长就下令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调查。但是，权利法案和司法制度的设计，正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现象，更是为了使美国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杜绝发生大批人死于冤狱或者困于冤狱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以社会安全为借口，非法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牺牲任何一个“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家庭幸福，以此作为换取社会利益的代价，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不被美国的宪法精神所承认的。它不承认任何一种社会要求可以高于一个公民对于自由幸福和合法权利的要求。
　　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么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 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争议也非常多。它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看上去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尽管以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他们居然是在 “玩真的”，随机抽样，来的人五花八门，人种肤色各异，有业无业不论，有知识就有知识，没文化就没文化，也觉得够悬乎的。在美国，最强大的就是法律队伍了，法律博士一大堆，为什么偏偏要找一帮“外行”来作“法官之上的法官”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出了名的“现代国家”，怎么会“落后”到依靠“乌合之众”来判案的地步呢？我曾经和朋友迈可讨论过陪审团。他说，在这里，所有理解赞同这个制度的人，都知道它的弱点，我们从来不认为它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我们只是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罢了。这正象美国人有时候开玩笑的说法：如果你不把陪审团制度和其它国家的制度相比的话，它真是糟透了。
　　辛普森案宣判后，克林顿总统看完电视，回到办公室就写下以下声明：“陪审团已听过证据并作出它的判决。我们的司法制度要求尊重他们的决定。在这一刻，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可怕罪行受害人的家属并为他们祈祷。”美国司法部长则在辛普森宣判后，针对陪审团制度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并未发现任何认定他们（陪审团）需要改革的立论基础。我们有陪审团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在考虑改变此一制度时，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小心。”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在世界上众多审判制度中，独独选中陪审团制度，而且守着不肯放呢？当然，你也知道，陪审团制度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它的产生远早于美国的诞生。在中世纪的英国，司法相当黑暗，监狱形同地狱，屈打成招比比皆是。十二世纪以后，逐步建立了陪审制度。美国独立之后，建国者们即将陪审制度作为宪法的一部分肯定下来，此后的宪法修正案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佛逊就认为，这种审判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要重要。确立这样一个制度，它的立法精神就在于防止联邦政府和政府的官员滥用职权，践踏人民的基本自由。
　　固然， 陪审团制度是有明显的弱点， 我曾经提到过，所有的“法制”都会有 “人制”的困惑，最初的立法，审理的过程，最终的判定，都有“人”的参与。前人立法之后，有后人修正的可能。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人对于法律条文的不同解释。你可以看到，一些同样的法律条文，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解释和实行得风马牛不相及。在辛普森案的审理中，法官对于具体情况的处理，每天都受到大量法律专家的评判。最终的一个“生死断定”，总是由“人”来作出，由法官也罢，是法律专家也罢，是陪审团也罢。在辛普森案这个案子里，我们就看到，尽管双方律师充分出示了各自的证人证据，但是，即使是法律专家，也是各作各的判断，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律专家，照样会判出不同结果来。
　　例如，我前面提到过的全美首屈一指，世界著名的华裔刑事科学鉴定专家李博士，在审判结束时，他的办公室铃声没有断过，全美的新闻机构排队等着在电话里了解他的看法。他就认为，他对判决不感到完全意外，他说，他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洛杉矶检察部门有关辛普森的证据并不能使人心服，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检方对被告作案的“时间顺序凑不拢，失去基本逻辑基础”。他认为，辛普森不太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杀两人，再回家更衣销毁证据。他同时表示，还有其他物证也有重大嫌疑，比如命案现场的第一保存采证过程就极为重要，而以他的专业标准来看，“检方物证的可信度极为离谱”。但是，我们当然相信，也有其他的法律专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因此，并不是说，是法律专家断案就是绝对的。这毕竟不是计算机算题，信息输进去，一按电钮，“啪”一下结果就出来了。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强调整个审理过程是完全由专业的律师按规定操作，由精通法律法规的法官控制“公平审理过程”。当该摆出来的所有合法证据，都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双方律师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之后，然后按照法律有关判定的指示去合议出一个一致的判断。这个制度的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一般常人的智力已经足以判断。如果证据是矛盾的，有疑问的，判案的法律指示已经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被告 “罪名不成立”。如果一切是有争议的，法律也规定审判将宣告失败。因此，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案者是不是专业人员的问题，而是判案者是否公正的问题了。这个公正，是指判案者首先绝对没有陷害被告的动机，并且尽可能不受任何其他影响，而仅仅以证据为依据去进行判定。在陪审制度起源的英国都已经用得不多的时候，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而不用其它任何制度替代，这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
　　顺便我想告诉你，辛普森案的法庭里，作为被告的体育明星是一个公认的“大款”，名律师的报酬也大概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检察官虽然是公职人员，年薪也应在二十万美元之上。yiteng法官的薪水我无法估计，只知道法庭配给他的那把椅子，就值六千美元。而法庭上的陪审员却只有一天几美元的补贴，他们出现在法庭上，与钱没有关系。在美国，被选上的人去法庭做陪审员，是一项必须去尽的公民义务，其重要性和服兵役一样。在大学里都有规定，凡是有陪审员任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考试。
　　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作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最没有除了他们应该考虑的证据之外，非考虑不可的其他因素。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老百姓在一般的情况下，是象一盘散沙的，在没有和外国打仗的时候，是不拧成一股绳的。美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的出发点，是保护公民的自由，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那么，陪审团制度确实有它难以替代的优越性。
　　我想起来就没法不觉得惊奇，你要知道，当初制定宪法和权利法案的那些美国开国者们，他们本身并不是“人民”，而是手中握有政府权力的当权者。二百二十年前的北美，还是一块非常野蛮的土地，动不动就要掏出枪来决斗的，却有这样的 “思想”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时美国还很不稳定，各个州松松垮垮，自行其是。这些好不容易打下江山的开国元勋，不好好考虑考虑如何巩固政权稳定江山，把不听话的州都好好收拾一番，不认真严肃法纪政纪，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使社会迅速安定下来，却在那里担心手里的权会不会一不小心用过了头，担心即使自己小心翼翼没出什么岔子，自己的后任，甚至后任的后任会不会“走了火”。因此，开国伊始，他们认认真真讨论的头等大事，居然是如何立法保留老百姓手里的枪枝武器，保护他们的民间武装，让他们拥有最彻底的自由，甚至建立一个保护被告合法权利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么一个开头，你还想指望美国人看上去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吗？他们两百多年来，政府和老百姓，就这么乱中有序地互相习惯了。静下心来想想，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一定记得前面的那些信里，每当我在一个方面回答了你的的问题，介绍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我就要同时告诉你，他们为此支付了什么样的代价。让你对这些代价有清楚的了解，是我写这些信的真正出发点。我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代，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总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向那些对于各种需求饥肠辘辘的民众，描绘不同食谱的美味午餐。于是这些人有了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往往会不幸地冒出来。一种情况是，这是一份虚假的许诺，人们被土豆加牛肉的食谱所吸引，得到的午餐却是树皮加草根，令人大失所望。另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是一份真实的午餐，可是，当人们被引到餐桌前，才发现一个早该想到的简单真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还未享受到，已经先被昂贵的代价所吓倒，不知那个当初引他们走向餐桌的家伙是有意还是还是无意，他竟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样的代价。这是不公平的。
　　辛普森回家了，也是坐的白色汽车，电视一路跟踪，顶上有十二架直升飞机在追随，使人想起一年前的追捕场面。他跑了，永远地跑了。就是你明天发现一把凶刀，上面有他清清楚楚的血手印，就是明天有人拿出一盘录像带，上面有辛普森杀人的全过程，也统统没有用。检察官再也不可能向他提出另一场起诉，因为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里，有这样一句话，“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至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这在美国的法律术语中叫做“两次困境”，将一个公民置于“两次困境”是违宪的。权利法案的这一条，限制了政府的执法人员对一个公民无休无止的纠缠。因为宪法的制定者认为，必须防止这样的情况：一个执法人员没有充分证据却要判一个人有罪，当陪审团宣布“罪名不成立”之后，执法人员不甘心，明天弄到一点什么，重新起诉，后天有些借口，又重新起诉，反正你别想太平。禁止“两次困境”就彻底杜绝了这种可能。对于一个罪行，刑事起诉只以一次为限。要成功，检察官就必须在一次起诉中成功。如果被判无罪释放了，只有当他又一次犯罪被你抓住，你才可能再一次对他起诉，否则，你只能看着他永远地逃离你的手掌心。　　但是，当人们以复杂的心情，又一次在电视里，看着一辆载着辛普森的白色汽车在公路上向家里开去的时候，宪法保障公民所拥有自由和权利的代价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已经永远地逃脱了。“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这里，不错判错杀一个无辜公民的代价，就是可能有一千个罪犯被放跑了。这种代价是多方面的，不论从哪一方面去探究，都是沉重的。
　　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两名被害人的公道就再也无法讨还，正义再也无法得到伸张，老高德曼苍凉悲愤的声音将永远使有良心的美国人不得安宁。在“放掉一千”的同时，人们必须面对许许多多被害人哭泣的冤魂。人们将时时会怀疑，他们在检察官输掉一场场官司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象老高德曼所指责的，正在输掉一个国家？
　　如果辛普森是凶手的话，他放回家之后，大概也不会再去杀人。但是，谁能保证那些由于没有足够证据而被放掉的“一千”，甚至远不止一千的嫌疑犯，回家以后会干些什么呢？“放”得越多，当然危险就越大，社会就越不安宁，这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每一个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实际上，美国人为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除了付出精神上和安全上的巨大代价之外，他们人人还在付出金钱的代价。你已经看到了，辛普森一案，仅仅审理费用就达八百多万美元，如果加上警方调查取证的费用，不会低于一千万美元。你不要以为这是因为辛普森是名人，才审得时间特别长。加里佛尼亚州的一个华人妻子，被控谋杀丈夫来自大陆的情人和她的孩子，已经审了很久，被华裔称为“小辛普森案”，目前已经宣告陪审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审失败，案子悬搁。由于检察官不肯放弃，最近即将开始重新审理，至少又是一倍的时间。这个时间当然就是金钱。不管最终的判决将是什么，陪审员应该说是谨慎的，他们至少不会因为涉案的都是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就草草判掉算了。他们当然不但知道重新审判要花钱，还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美国政府不拥有任何企业，它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包括这些陪审员，交给政府的税金。
　　从今天的报纸上，我们看到，爱荷达州的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控两个一级谋杀罪。他杀害了同是从中国来的一对留学生夫妇。他一直没有认罪，检方在起诉的时候要求判他死刑，在开审前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罪了。我曾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得到法庭给他的一个交换条件，换取一个略轻一些的刑罚。结果他有可能被判处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当记者采访死者家属的时候，他们谈到很不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于中国人，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一种罪行有一个量刑的上下限。在这个限度之内，都是合理的。罪犯认罪，可以省下大量的人力财力，在限度之内的减刑是可以接受的。我想被害者家属也一定没有想到，案子拖长的话，有可能耗去美国老百姓辛苦工作挣来的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事实上，美国人依然要用自己的税金把他养在牢里，尽管不论是凶手还是被害者，都不是美国人。他们为这块土地选择了这样的原则，就必须为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支付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指金钱，有时候，这个代价，甚至是生命。
　　明确了代价之后，仍然选择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最高目标，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有时候，甚至可以说，必须是有能力支付代价才能得到的。
　　这封信写得够长的了。很想念你，来信。
　　祝 好！
　　 林达

这可是空版

wannaGo 发表于 2010-12-31 19:42


    丝带都出来了，空版要空虚一阵子了。

斗狗 发表于 2010-12-31 18:52

殖民地人民发来贺电

要允许华丽的围观嘛！:sleepy:

H8为英国的崛起扫清了障碍

这帖子怎么跑到空版来了？

回复 20# 深空探索


    H8 之后最精彩的还是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女王的巅峰对决

伊丽莎白无疑是千古一帝，最伟大的君主。自幼受到的痛苦磨难没有使她像一般人那样心理变态和报复，而是小小年纪锻炼成了老道的政治家，当然这也两个最聪明的强人是父王H8和母 安.博林的强强基因组合决定的。

ZT[西事纪闻]两位女王的巅峰对决：伊丽莎白一世 VS 玛丽-斯图亚特
都铎王朝短短118年的历史却为现代编剧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绝好素材，亨利八世的六次婚姻，安妮-博林的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伊丽莎白一世的暧昧感情，玛丽一世的黯淡人生，玛丽-斯图亚特热烈而狂野的爱情，诺森伯兰公爵步步为营的算计，克伦威尔精彩的谋划...如此种种，数不胜数。而在众多历史明星中，伊丽莎白一世和玛丽-斯图亚特无疑是最璀璨最耀眼的两位。两位女王终其一生的对立影响了十六世纪后半期英国、苏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也改写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从席勒开始，人们都习惯于将玛丽-斯图亚特刻画为可怜的小白鼠而那位她口中“我亲爱的姐姐”伊丽莎白一世则成为了精明狡猾的猫。现代的电影、电视剧则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玛丽-斯图亚特变成了狡猾阴险、试图杀死她“亲爱的姐姐”的未遂凶手，而伊丽莎白一世则成为了一位为了保护自己和英格兰而不得不痛下杀手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道德情感的批判深深地渗透在无数影视作品中。

　　在政治中奢谈道德无疑是不明智的，因为真正的政治家永远将利益置于首位。至于道德，不过是一件漂亮的衣裳。尤其在马基雅维利熏陶下的时代，欧洲君主更是视道德为无物。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因此，我眼中的这两位女王首先是政治家（当然，有一个是不合格的政治家）。这并不等于她们没有道德，但道德于她们而言，永远只是居于次位的附属品——惟有如此，她们才能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比较这两位女王是件困难的事，因为这两个人实在差距太大，这种差距是从两人一生下来就注定的。
伊丽莎白于1533年9月7日降生于伦敦格林威治宫。她的母亲便是那位著名的安妮博林。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父亲亨利八世刚刚结束了与发妻阿拉贡的凯瑟琳长达八年的离婚官司，并颠覆了英国的天主教会。在她降生前，所有人都希望也都认为，安妮博林一定会生下一个男孩，以至于当她出生后，大臣们不得不将王室公告上的“王子”全部改成“公主”。漫长的离婚官司早已磨灭了亨利八世对安妮博林的热情，如果她能生下一个男孩，两人还能保持貌合神离的关系。而伊丽莎白的降生成为了两人关系迅速恶化的导火线。
因为她是个女孩，父母都不喜欢她。伊丽莎白似乎从一生下来就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从1533年到1536年，安妮博林为了保住自己的王后位置，想尽了一切办法，终究无法逃脱被废黜、斩首的命运。
她的母亲被控与五个男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XX罪名也给伊丽莎白的身份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她母亲去世后不久，鉴于安妮博林的“罪行”和死前已与国王离婚的现实，伊丽莎白被宣布为私生女，从“伊丽莎白公主”变成了“伊丽莎白-都铎小姐”。这个可疑的身份最终成为了她的政敌反对她的最重要的理由。
相比起伊丽莎白出生时的遭人厌弃，玛丽斯图亚特的降生则对于苏格兰和斯图亚特家族来说都是一件幸事。1542年12月8日，在她父亲詹姆士五世去世前六天，玛丽斯图亚特出生了。在这之前，詹姆士五世一直没有一位合法的继承人，按理说，女儿的出生应该让他兴奋。然而当奄奄一息的国王听说王后生了一位女继承人时，他说：“我们的王位由女人而得，也必将终于女人。”尽管如此，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女婴还是成为了苏格兰女王。而且，由于祖母玛格丽特王后是亨利八世姐姐的缘故，玛丽斯图亚特也成为了英国王位的第四号继承人。

　　一个是遭人厌弃的私生女，3岁便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在险象环生的宫廷里如履薄冰，随时都有性命之虞。一个是血统纯正的继承人，生下来6天便成为了女王，同时对另一顶王冠享有合法的继承权。伊丽莎白的人生似乎黯淡无光，而在玛丽斯图亚特的前方，幸运女神似乎正在向她招手。两位皇家公主的差距从生下来就注定了。

　　1543年，伊丽莎白的处境有所好转。在最后一位继母凯瑟琳帕尔的斡旋下，伊丽莎白和异母姐姐玛丽回到了宫廷。同年，亨利八世在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宣布在王储爱德华之后，玛丽和伊丽莎白依次享有王位继承权。

　　不过政治向来都是实力的博弈，一纸轻飘飘的文书永远也无法给予当事人足够的保证。1543年的王位继承法虽然赋予了伊丽莎白第三顺位的王位继承权，但并没有承认她是亨利八世的婚生女儿。也就是说，伊丽莎白出身上的硬伤仍然没有得到必要的修正。

　　在伊丽莎白得到王位继承权的同时，玛丽斯图亚特也迎来了她的第一次婚姻谈判，对方是伊丽莎白的异母弟弟、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六世。当苏格兰贵族将拟定的订婚条约拿给摄政的王太后时，玛丽德吉斯敏锐地发现了条约中的一处纰漏，“苏格兰方面必须保证，将女王迅速送往伦敦”。玛丽德吉斯有充分理由相信，亨利八世会采用非常手段将女儿致死，从而早点接收苏格兰的遗产。而且，这位出身法国名门贵族的王太后对信仰新教的英格兰早有不满。一旦女儿与新教王子订婚，势必将改变苏格兰的宗教环境，同时将影响苏格兰与法国的传统联盟。于是，她拒绝了和英国的订婚，转而向法国寻求援助。英法之间为争夺小女孩的外交战终于酿成了1547年英国对苏格兰的一场战争。英军长驱直入，玛丽德吉斯决定将女儿送往法国，与法国王储订婚。

　　就这样，1548年，不满6岁的玛丽斯图亚特来到了法国，成为了欧洲最有权势的一位王太子的未婚妻。相比之下，伊丽莎白6岁时连王位继承权也没有。就在玛丽斯图亚特成为法国王储的未婚妻的这一年，15岁的伊丽莎白遭遇到人生第一次危机。
事情还要从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说起，新国王爱德华六世年仅10岁，由他的舅舅爱德华西摩摄政。爱德华的弟弟托马斯被任命为海军上将，并娶了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位妻子凯瑟琳帕尔。凯瑟琳帕尔再嫁时，伊丽莎白尚不满14岁，便随同自己的继母一道搬入了新家。然而没过多久，就传出了托马斯西摩追求、调戏伊丽莎白的流言。

　　据说托马斯西摩曾悄悄潜入伊丽莎白的卧室，也曾当着妻子的面调戏伊丽莎白。不久关于两人暧昧关系的谣言便传遍了宫廷。凯瑟琳帕尔不得不将伊丽莎白送往赫特福德郡，以避开这些流言蜚语。

　　如同陪伴伊丽莎白一生的其他传言一样，这个桃色新闻也无法考证其真伪。不过托马斯西摩似乎的确对伊丽莎白有意思——他的野心远远超过他的能力，而伊丽莎白是否对这位当时宫廷中最英俊的男人心怀好感，这就很难说了。从伊丽莎白的一生来看，她感情丰富却又极其善于控制感情，这点成为她和玛丽斯图亚特最大的不同。

　　1548年，凯瑟琳帕尔生下一个女儿后死去。托马斯西摩开始明目张胆地追求伊丽莎白，与此同时，他的野心也昭然若揭。早在亨利八世刚刚驾崩之时，他便买通了爱德华六世的侍从约翰福勒，从后者口中，他得知小国王常常抱怨自己的零花钱不够用，他便经常偷偷地给小国王塞些钱。他还在小国王面前诋毁自己的哥哥，反对他的政策。利用海军上将的职务之便，托马斯西摩庇护海盗，从而达到与他们分赃的目的。随着财富的日积月累，托马斯西摩开始在军队中公开鼓动士兵发动政变。

　　1548年底，托马斯西摩的阴谋败露。爱德华西摩为了挽救弟弟，建议召开一个听证会，并让托马斯出席会议，以便后者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但是托马斯西摩并没有出席听证会，他选择了孤注一掷。1549年1月16日，他袭击了爱德华六世的寓所，试图绑架小国王，被士兵逮捕。1月18日，他被押往伦敦塔，与此同时，所有与托马斯西摩有关的人物均受到调查。伊丽莎白也不能幸免。

　　自从凯瑟琳帕尔死后，一度沉寂的流言蜚语再次活跃起来。据传伊丽莎白与托马斯已有肌肤之亲，甚至还怀过他的孩子。托马斯西摩的阴谋就是为了能让伊丽莎白登上王位，然后通过与新女王的婚姻执掌大权。

　　这样的指控无疑是极具杀伤力的。如果指控成立，不管伊丽莎白是否知情是否参与，其叛国罪名都将成立。但伊丽莎白一口咬定，坚决不承认自己和托马斯西摩的关系，也不承认自己知道托马斯西摩的阴谋。无论主审官员采用何种方式，伊丽莎白就是不肯承认，以至于当时的主审官罗伯特泰尔维特气急败坏地报告说：“我从她的脸上已经看出她参与了阴谋，可是她就是不肯承认。”

　　于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第一场危机就这么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然而这只是伊丽莎白的第一场危机，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等着年轻的她。

　　托马斯西摩叛乱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哥哥爱德华西摩。摄政大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势力，之所以飞黄腾达，完全是因为妹妹简西摩当上了王后还生下了国王。弟弟的叛乱不仅使他损失了本来可能支持自己的力量，还让他的威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1549年底，当他还在浑然不觉的时候，身边的朝臣却已经离心离德，投靠了另一个人物。
8楼

　　这个人叫约翰达德利。他的父亲埃德蒙达德利曾任亨利七世的财政大臣，亨利七世刚刚晏驾，新国王亨利八世便以叛国罪将他处死。不过约翰达德利却在亨利八世时代官运亨通。亨利八世临终前指定他进入枢密院，成为辅佐爱德华六世的十六位枢密大臣之一。约翰达德利利用当时尖锐的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成功地将大臣们的怨恨转嫁到爱德华西摩头上。
当时正值英国 圈地运动 的高峰，许多农民因此丧失土地，流离失所。
1549年，爱德华西摩建议侄子爱德华六世宽恕那些拆毁圈地栅栏的人。
于是，英国上下掀起了一阵拆毁圈地栅栏的运动，并由此引发了Kent Insurrection 。
大臣们纷纷指责爱德华西摩，认为是他的政策导致了农民insurrection。不久，凯特攻战了英格兰第二大城市诺维奇，朝野震惊。约翰达德利被任命为将军，带兵讨伐insurgents。爱德华西摩则被解除职务，关押在伦敦塔。
　　约翰达德利平定了凯特insurrection，声望日隆，但他却不能阻止国王于1550年释放了爱德华西摩。为了巩固胜利成果，约翰达德利指控爱德华西摩犯有叛国罪，并向国王和枢密院施加压力，终于在1552年1月将这位烜赫一时的国舅送上了断头台。
1551年，约翰达德利受封诺森伯兰公爵、护国公，达到了他成就的顶端，但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约翰达德利也有自己的烦恼。爱德华六世身体衰弱，来日不多。他身后将由何人来继承王位，成为了约翰达德利最头疼的问题。

　　依照传统和1543年的王位继承法，爱德华六世之后当由其大姐玛丽公主嗣位。可玛丽公主是天主教徒，且与西班牙关系密切；一旦登基，新教贵族和官僚必然遭殃。身为新教首脑的约翰达德利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在剩下的继承人中，约翰达德利选中了简格雷。

　　简格雷的外祖母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她曾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婚后6周丈夫就死了，然后她嫁给了自己挑选的夫婿萨福克公爵。玛丽和萨福克公爵生有一女，下嫁赫特福德侯爵亨利格雷，生有三女，简格雷便是长女。

　 这样看来，简格雷的继承顺序非常靠后，不仅落后于玛丽和伊丽莎白，连玛丽斯图亚特、亨利达恩利都排在她前面。但她是个新教徒，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和外国势力，便于约翰达德利控制。于是，1553年，简格雷和约翰达德利的次子吉尔福达德利结婚。

　　1553年，爱德华六世驾崩。约翰达德利迫使国王同意立简格雷为继承人。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了来自朝野和民众的激烈反对。被亨利八世冷落多年的玛丽公主才是众望所归的王位继承人。在民众的支持下，玛丽进入伦敦，成为新女王。简格雷退位，前后在位仅九天，被称为“九日女王”。

　　这时的玛丽一世并未像后来那般血型残忍。她只处死了约翰达德利，其余人则一概得到了宽宥，甚至简格雷也没有被处死，只是被拘押在伦敦塔。多年的艰辛苦难总算熬到了头，玛丽一世终于等到了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朝野和民众也满怀崇敬之情默默地祝福这位英格兰的第一位女王。然而，当玛丽一世踌躇满志地发号施令时，人们却发现，或许，他们的新女王不会是位好君主。在异母姐姐玛丽一世当政的五年间，伊丽莎白经受了她人生中最严酷的考验。
玛丽一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当年她的母亲阿拉贡的凯瑟琳还没被废黜的时候，玛丽深受父亲的宠爱。
但母亲失宠后，她也随之失去了亨利八世的宠爱。从父母的离婚官司开始的那一天起，玛丽一世便开始了与父亲长期的对立。
而现在，噩梦终于结束了。玛丽一世头戴王冠，君临天下。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信仰。
但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又怎能敌得过上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玛丽一世之所以能击败简格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主教在英国还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许多北部贵族依旧信奉天主教，许多民众仍然是天主教徒，甚至许多新教贵族也不坚持自己的“信仰”。当玛丽一世登上王位的时候，许多人拍手称快，认为英国终于要恢复正统信仰了。
　玛丽一世本人是虔诚坚定的天主教徒。这点无疑和她出身西班牙王室的母亲有关。而母亲和她的遭遇更锤炼了她的信仰。
　　君主制政体的特点之一便是君主可以将他个人的好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虽然在欧洲有诸多力量能遏制君主这么做，但遇到强硬的君主，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当玛丽一世率领一干贵族去天主教堂望弥撒时，人们知道天主教的时代终于又来临了。
　　伊丽莎白应该怎么做？在玛丽一世无子嗣的情况下，她是王位头号继承人。对于一个君主而言，最大的威胁永远来自储君，因为储君就是未来的君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皇帝废太子的事情一直层出不穷了。
　　同样的道理，玛丽一世自然要提防伊丽莎白。特别是自己的这位妹妹是新教徒，又是曾害得母亲失位丧命的安妮博林的女儿。玛丽一世不可能不对伊丽莎白心存戒心。
　　这时候，伊丽莎白向女王姐姐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的好感和向往，并请她带自己去望弥撒。玛丽一世很满意，以为自己能成功地转化这个异教徒。不过，她很快发现自己错了。
伊丽莎白望弥撒的时候明显心不在焉，要不是眼睛望着别处，要不就宣称自己胃疼希望早点离开。玛丽一世终于明白妹妹去望弥撒是在演戏——只不过演戏的本事还太嫩了一点。经过这样一件事，玛丽一世对伊丽莎白的厌恶加剧了。
　　对于一个君主而言，继承人永远是头等大事。玛丽一世登基时已是位37岁的老姑娘了，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并不是她的过错。她也曾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法国王储弗朗索瓦订过婚，只不过那时候这些订婚都只是外交战中的棋子而已。现在，她急迫需要一个丈夫，生一个孩子，免得王位将来落入异教徒之手。
女王的婚事终于在1553年尘埃落定，对方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从血缘上来讲，菲利普是玛丽一世的表侄，他的祖母是玛丽一世的姨母，不过这在当时是极为正常的一件事。菲利普刚死了他的第一位妻子——葡萄牙的玛丽亚曼努埃拉，和比自己大十一岁的表姑母结婚决不是什么值得期盼的事情。他所需要的是将英格兰重新带回天主教信仰，并利用英格兰对法国在西面形成威胁，从而完成对法国的包围攻势。
不过这两点对英国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天主教信仰毋庸赘言。一旦英西联姻，英国将沦为强大的西班牙的战略附庸，从而卷入到欧洲大陆长达近八十年的纷争中。这是英国议会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玛丽一世的订婚决定一经宣布，立刻激起了千层浪。
1554年1月，维埃特叛乱爆发。托马斯维埃特曾参与诺森伯兰公爵扶植简格雷的计划，在得到玛丽一世的宽恕后，他从政治中引退。然而当玛丽一世订婚的消息传开时，简格雷的父亲赫特福德侯爵利用了人们对这桩婚事的不满，并挑动维埃特发动叛乱。1554年3月，叛乱被zhenya下去，阴谋分子被悉数收监。而玛丽一世忠实的臣仆却发现，这是一个置伊丽莎白于死地的绝佳机会。
在玛丽一世的心腹们坚持不懈的劝谏下，玛丽一世终于相信，维埃特叛乱是一场意欲拥立伊丽莎白为女王的阴谋。伊丽莎白终于被关入伦敦塔。面对着有“死亡的前门”之称的伦敦塔，这位年仅21岁的公主却表现出超凡的勇气。
　　伊丽莎白首先在启程前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她首先以无比诚恳的语气抒发了自己对女王姐姐的无限爱戴和绝对忠诚。当然，这种估计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也不可能打动玛丽一世，于是深知这一点的伊丽莎白提醒女王姐姐曾许诺过，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会随便逮捕或惩罚自己。事实证明，这一点有效地阻止了玛丽一世和她的心腹们对伊丽莎白的蓄意迫害。接下来，她提到了两人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代共同面对的苦难，以催人泪下的笔触回忆了两人的艰难岁月和姐妹深情，希望以此打动玛丽一世。同时，她也以西摩兄弟的往事提醒玛丽一世，不要听信奸邪小人离间她们姐妹关系的谗言。
　　这封信并没有阻止将伊丽莎白收监的决定。1554年3月18日，伊丽莎白被押往伦敦塔。那天，天降倾盆大雨。当船到达伦敦塔时，伊丽莎白拒绝离船登塔，她说：“和许多曾被关押在此的人一样，我是忠诚正直的。”后来，她离船登岸，但拒绝进入伦敦塔，任由雨点打在自己的身上。在场的人都劝说她赶快进塔避雨。她说：“真理并非厄运，在这里也比呆在里面强。”就这样，伊丽莎白以女王的派头进入了伦敦塔。
　　在审讯中，伊丽莎白再次以自己的智慧和韧性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盘问。主审官实在没有发现一丁点有关她参与或知晓维埃特叛乱的证据。没有证据，玛丽一世也一筹莫展。最终，伊丽莎白被释放，但被软禁在一处庄园中。
　　伊丽莎白的这次监禁生活还给她带来了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爱情。她一生的挚爱，罗伯特达德利，当时因为弟妹简格雷的缘故也被收押在伦敦塔。据说，罗伯特达德利成功地将一个狱卒的儿子变成了他和伊丽莎白之间的信使。小男孩经常为他们送信，还每天给伊丽莎白送一朵玫瑰花。
　　1555年4月，伊丽莎白奉诏入宫，陪伴怀孕临产的玛丽一世。看起来，伊丽莎白将失去王位继承人的身份，然而就在最后关头，命运再次展示了他强大的魔力。玛丽一世并没有怀孕，使得她的肚子隆起的是个肿瘤！
　　所有人都认为，玛丽一世不可能怀孕生子了，而菲利普二世也已离开英国，丢下了他从没爱过的妻子。羞愤难当的玛丽一世终于收起了她的仁慈。从1555年起，她将数以千计的新教徒送上了火刑架，这一行为为她赢得了“血腥玛丽”的名声。英国的内政外交也陷入一团混乱，玛丽一世遭到贵族、官僚和百姓的一致指责。但即使是陷入这样众叛亲离的局面，玛丽一世也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她一度考虑将王位传给自己的表侄女玛丽斯图亚特，以防止自己死后英格兰重新回到异教徒的手中。
　　用了这么长的篇幅讲述伊丽莎白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就是为了说明一点：这个身份备受质疑的公主从幼年起就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和权力而苦苦挣扎，小心算计，谨慎周旋。虽然这样的人生造就了她反复无常、犹疑不决的性格，但无疑锤炼了她的意志和胆识，磨练出她过人的智慧和手段。
　　与此同时，玛丽斯图亚特却在亨利二世流光溢彩的宫廷中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美貌、仪态和学识赢得了整个法兰西宫廷的交口称赞。在吉斯家族的三位舅舅的庇护下，在未来公公的宠溺下，玛丽斯图亚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1558年4月，尚不满16岁的玛丽斯图亚特在巴黎圣母院与法兰西王储弗朗索瓦结为夫妻。她被宫中的人们称为“女王太子妃”。
　　这两位公主的童年和青年，就好比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孩子和一个出身富贵人家的孩子。一个从出生起就什么也没有，她的地位、权力甚至生命都必须靠她本人努力争取才有可能不被剥夺。被本该相亲相爱的亲人猜忌，被本该忠心耿耿的臣僚算计，伊丽莎白从她曲折的青少年时代学到了很多，这些经历最终将她磨练成了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反观玛丽斯图亚特，命运似乎特别垂青于她：生下来六天就是苏格兰女王，十六岁成了法兰西太子妃。苏格兰由母亲治理，在法国由舅舅和公公庇护，一切都来得不费吹灰之力。玛丽斯图亚特虽然在文学艺术方面颇有造诣，却没有经历必要的政治训练，以至于后来当命运将她推上政治的前台时，她表现得是那样地稚嫩。
　　1558年11月，正当玛丽斯图亚特继续享受她美好的人生时，一个消息从海峡对岸传来：英国女王玛丽一世驾崩，临终前宣布由伊丽莎白继承王位。这个消息立刻在法国宫廷掀起了轩然大波，紧接着便引发了玛丽斯图亚特对伊丽莎白的第一次挑战，而这次挑战也揭开了两人终生对立的序幕。
背景介绍得差不多了，两位女王的斗争也正式拉开序幕了：
法国方面认为伊丽莎白继承王位是不合法的。他们指出，伊丽莎白是私生女，这一点是亨利八世早就确认下来的事实了，而私生女是不能继承王位的。再者，依照欧洲通行的血缘亲疏原则，继承王位的应该是亨利八世的大姐玛格丽特的孙女玛丽斯图亚特。
　　不能说法国提出这样的动议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法国的私心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玛丽斯图亚特真的继承了英国王位，那么她将身兼苏格兰女王、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当时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和法兰西王后三顶王冠，瓦卢瓦家族也可以通过这次联姻将英伦三岛纳入法国的版图。
　　可如果法国果然如愿以偿，其他欧洲国家又将如何呢？西班牙是决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老对手吞并英伦三岛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在西边失去了制约法国的一颗重要棋子。紧随西班牙的奥地利也不愿看到法国势力膨胀，这样法国将具备更强大的力量能在德国和意大利与自己一争高下。这就是在玛丽一世晚期，自诩为天主教信仰维护者的菲利普二世为什么希望玛丽一世舍弃信仰相同的玛丽斯图亚特，而选择异教徒伊丽莎白作为继承人的原因。
　　尽管欧洲各国普遍反应冷淡，法国还是为玛丽斯图亚特打出了苏格兰、英格兰与爱尔兰女王的旗号。在法国王太子妃的个人图章和旗帜中，法国王室为她加入了英格兰与爱尔兰君主专属的图案。然而，奇怪的是，这就是亨利二世为儿媳所做的一切。他没有为玛丽斯图亚特宣战，将伊丽莎白赶下王位；也没有暂时承认伊丽莎白的女王地位，采用迂回战术为儿媳争取继承权。就好像是一个人，摆出要打架的架势，却只是冲着对方大喊大叫，没有动任何拳脚。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的想法是，亨利二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处于矛盾的境地。如果他帮助儿媳争取英国王位，将来得利的只是玛丽斯图亚特的舅舅们——吉斯家族。众所周知，弗朗索瓦王储身体极差，即使将来继位也难以亲政，这样，势力强大的吉斯家族一定会凭借其外戚身份掌权。吉斯家族在亨利二世末期已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对法国王室威胁最大的贵族；如若玛丽斯图亚特继承英国王位，吉斯家族的实力将更加雄厚，将来也一定更难对付。但是假如让他眼睁睁地放弃为子孙争取第三顶王冠的机会，他又不甘心。故而采取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做法。
　　言归正传。玛丽斯图亚特要求继承英国王位，伊丽莎白又作何想法呢？诚然，在英国民众和贵族拥戴，欧洲各国默许承认的情况下，伊丽莎白不会对法国的反对声音真正动怒，但玛丽斯图亚特的这一行为无疑已被她视为严重的挑衅，因为它触动了她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她的身份。
　　伊丽莎白几乎是从一出生便笼罩在私生子的阴影下，在二十多年的人生中，她时而深陷阴谋之中，几乎丧命；时而又得到命运的青睐，似乎看见了胜利的曙光。这样艰难的人生皆是源于她那暧昧不明的身份——她是被父亲亲口宣布的私生女，却又被父亲亲自授予继承权。假如她拥有无可置疑的婚生女的身份，她的继承权也是牢不可破的，她的政敌也就无法攻击她；假如她只是亨利八世不受重视的私生女，没有继承权，她根本不会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正是这样自相矛盾的身份将她推向了险恶的处境中。在这样的处境中，她毫无选择，只有竭尽全力保住权力，因为一旦丧失权力她便会失去生命。但面对无法选择的人生命题，她致命的出身又使她不可能像一位身份合法的王室公主那样在朝廷中和国际上拥有足够强大的支持。所以，她不得不依靠自己，凭借玩弄手段运用心计，在波涛汹涌的政治风浪中小心地避过一个又一个暗礁。因此，身份是伊丽莎白最最忌讳的东西。在人际交往中，最忌揭人短。玛丽斯图亚特挑战伊丽莎白的继承权，就等于揭开了伊丽莎白最大的一块伤疤。
　　从政治利益的角度看，玛丽斯图亚特的挑战更加危险。按照血缘亲疏法则，玛丽斯图亚特是在她之后最有资格继承英国王位的人。诚然，她可以立刻结婚生个继承人，或者考虑按照父亲的遗嘱将王位传给威胁较小的玛丽格雷和凯瑟琳格雷，但玛丽斯图亚特背后的天主教势力及英国的天主教贵族势力却绝不容小觑。如果说在玛丽一世时代，身为王位头号继承人的伊丽莎白是玛丽一世最大的威胁；那么同样的道理，在自己君临天下之后，玛丽斯图亚特便对自己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因此，这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虽然在表面上没造成任何影响，却深深地影响了两位女王今后一生的关系。
　　就这样，玛丽斯图亚特顶着虚拟的“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的王冠，继续在法国生活着。1559年7月，亨利二世在一次比武大会上受伤后死去，十五岁的弗朗索瓦二世登基，年仅十七岁的玛丽斯图亚特迎来了她头戴两顶王冠的辉煌时代。然而，这样的荣耀是动荡且短暂的。动荡是因为，她丈夫的统治充斥着新教和天主教贵族的冲突，在冲突中，血腥的法兰西宗教战争在急速酝酿着。短暂是因为，她体弱多病的丈夫仅仅在位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于1560年12月病逝了。
　　弗朗索瓦二世年仅10岁的弟弟查理九世登上王位，他的母亲凯瑟琳德美第奇摄政。玛丽斯图亚特突然从法兰西王后沦为了新王的食客。而此时，在苏格兰国内，她母亲的辞世导致了新教贵族的全面掌权。为了巩固自己的苏格兰王位，她必须回到祖国挽救局面。这样，1561年，玛丽斯图亚特终于离开了法国，回到了阔别了十三年的祖国，可就在她临行前，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事情的起因是玛丽斯图亚特想走陆路回到苏格兰，这样就必然要经过英格兰的国土，所以她需要伊丽莎白签发的签证。但伊丽莎白表示，在玛丽斯图亚特签署《爱丁堡和约》之前，她不会给苏格兰女王发放签证。
　　原来，1560年，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去世后，苏格兰的新教贵族迅速填补了权力的真空，掌握了国会。他们与英国签订了《爱丁堡和约》，和约规定：苏格兰解除与法国的同盟关系；法国从苏格兰撤军；苏格兰承认伊丽莎白为英国的合法女王。和约对英国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伊丽莎白不仅可以获得苏格兰的承认，还拔除了一直插在自己北边的一颗钉子——法国。苏格兰与法国断绝同盟关系，也给了英国和英国的新教教会可乘之机，使得他们可以将势力扩展到苏格兰。
　　虽然国会已经批准和约，但仍需作为女王的玛丽斯图亚特在条约上签字。可是玛丽斯图亚特拒绝这么做。伊丽莎白得利对于她来说就是利益受损。虽然身为苏格兰女王，但从小长在法国的玛丽斯图亚特对法国感情更深，更是天主教会的拥护者。她知道，法国一旦撤军，天主教集团将在苏格兰垮台，苏格兰将沦为新教和英格兰的附庸，自己也将身陷麻烦之中。
　　于是，玛丽斯图亚特将伊丽莎白的使臣召来。她说自己对伊丽莎白这种小肚鸡肠的行为非常不满。当年之所以贸然自称英格兰女王，完全是遵从了她公公和丈夫的意志，自己并无僭位之心。而如今伊丽莎白竟然在这种小事上给她小鞋穿，实在是缺乏气度。她说自己身为苏格兰女王和法兰西前王后，拥有很多朋友，他们可以保护自己从海路回到苏格兰；而自己之所以选择陆路，其实是想弥合自己与英国女王的关系——毕竟，她们是亲戚，而且自己还是伊丽莎白父亲大姐的长房后裔。现在既然英国女王这么不给面子，她也没办法了。当年自己来到法国时，亨利八世就想阻住自己，却没有成功；今天，不需要英国女王的签证，她也一样能回到苏格兰。
　　玛丽斯图亚特这番话说得大快人心，但在政治上却并不明智。首先， 对一位女王进行贸然指责，即使错在对方，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伤害了女王的颜面。其次，在《爱丁堡和约》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在伊丽莎白已稳坐英国王位的前提下，拒绝承认条约，只能进一步加深自己与伊丽莎白的对立。最后，她刻意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其实是在暗示伊丽莎白自己才是英国王位的正统继承人。虽然她口口声声表示愿意与伊丽莎白修补关系，但这桩桩件件却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她的心思。
　　这样的回答反映出玛丽斯图亚特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她缺乏深思熟虑，既没有在说话前考虑过自己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也没有运用任何技巧修饰，只是直通通地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尽管这反映出她率真直爽的个性——这样的个性是很容易招人喜欢的，但在政治上却是非常危险的。
　　1561年8月19日，玛丽斯图亚特取道海路回到苏格兰。回到阔别了十三年的祖国，那儿又有什么在等着这位十九岁的女王呢？
十六世纪的欧洲，君主专制取代封建贵族制已是大势所趋。英国、西班牙都建立起了强大的君主专制政体，在之后的十七、十八世纪，法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也相继迎来了君主专制时代。但在苏格兰，它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真正建立起强大的王权。在苏格兰，贵族与国王勾心斗角是一项政治传统。当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时，这个传统非但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女王的母亲玛丽德吉斯王太后去世后，詹姆士五世的私生子莫里勋爵掌握了权力，成为了新教首领。由于玛丽斯图亚特的天主教信仰和与法国的关系，莫里勋爵曾考虑过以詹姆士三世的后代阿兰勋爵取代玛丽斯图亚特为苏格兰新国王，但因政治利益的关系，这项阴谋最终胎死腹中。虽然玛丽斯图亚特保住了王位，但这件事却再一次地提醒她：苏格兰贵族无时无刻不在暗中策划阴谋，企图夺取她的权力。
　　苏格兰这种混乱的局面给周边国家插手其内政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12世纪起，英格兰国王便与苏格兰某些反对国王的贵族暗中联系，支持他们反对自己的君王。英格兰历代国王的这项政策曾结出过丰硕的果实，爱德华一世曾利用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一世死后众贵族争位的时机一举占领苏格兰——《勇敢的心》表现的就是这段历史背景。到了玛丽斯图亚特的父亲詹姆士五世时代，苏格兰选择与法国结盟，因为法国也是英国的宿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每当英国欲渡海袭击法国，苏格兰就会在边境蠢蠢欲动；每当英国图谋进攻苏格兰，法军就会集结起来。当然，苏格兰也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法国的保护国。所以詹姆士五世才不得不舍弃莫里勋爵的母亲，以便能和法国公主结婚，保障法苏同盟。现在，《爱丁堡和约》终止了法苏同盟关系，但苏格兰贵族却迎回了他们在法国长大、拥有法国贵族血统的玛丽斯图亚特女王。这样的局面的确很微妙。
　　除了和法国的关系，苏格兰贵族还担心女王的天主教背景会使苏格兰的天主教势力死灰复燃。那是个狂热的信仰时代。因为信仰哪个上帝的问题，苏格兰已经分裂成了两部分，彼此之间你死我活。更重要的是，选择哪种宗教信仰意味着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天主教代表传统，农业和封建贵族制；新教代表近代，工商业和君主专制。何况，苏格兰新教贵族已经成为了执掌这个国家大权的实力集团，他们又怎会眼睁睁地看着信仰天主教的女王夺走他们的既得利益呢？
尽管有这些威胁，但玛丽斯图亚特在一开始还是得到了贵族的拥戴。她与异母哥哥莫里勋爵相处得很好，关系很和谐。因为她知道，莫里勋爵的财富、权势和关系已使得他成为了苏格兰的无冕之王；而她，一个在外国生活了十三年的年轻女王，无根无基，无权无势，根本无法与莫里勋爵抗衡。而莫里勋爵又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自己的私生子身份使他永远都不可能问鼎王位；与其追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倒不如与女王和平相处，换来将实权牢牢控制在手中的结果。就这样，兄妹俩心照不宣地维持着虚假的和平。
尽管朝廷稳定，但玛丽斯图亚特却不得不面对她的宗教信仰给苏格兰带来的麻烦。约翰诺克斯，苏格兰新教教会的首脑，大肆攻击信奉异教的女王。
本来玛丽斯图亚特已经获得了在王宫中自己的tianzhu 教礼拜堂作礼拜的权利，但狂热的人们居然冲进了她的礼拜堂，以示kangyi。

约翰诺克斯还在各种场合，公开指责女王的信仰和她“不检点”的生活（所谓的不检点生活就是玛丽斯图亚特穿了几件花裙子，和男人跳跳舞玩玩牌，这跟她日后真正的不检点简直相去甚远）。
其实，玛丽斯图亚特可以选择皈依新教。这样不仅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宗教问题，还能为她争取到更多贵族的支持。然而，这位在法国长大的女王却选择了永远虔诚于她的上帝和圣母。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是以tianzhu教殉道士的身份走上断头台的。
不过，玛丽斯图亚特却和伊丽莎白开始了通信。两个女王在信中堆满了甜言蜜语，互称对方为自己“最最亲爱的姐妹”。她们时常互赠礼物，甚至还曾计划过举行会面。只不过一涉及到会面的问题，不是玛丽斯图亚特就是伊丽莎白变得犹豫不决了，两人的关系由此可略见一斑。
这是个女王的时代。在法国，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太后垂帘听政，执掌大权三十年；
在尼德兰，哈布斯堡家族三代公主先后摄政掌权；
在英伦三岛，两位 年轻的Queen 君 lin 天下

重要的是，这两位女王都还是单身！于是，几乎所有的欧洲国王贵族都将目光投向了伊丽莎白与玛丽斯图亚特。而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两位女王或出于政治利益之争，或出于女人的嫉妒心之争，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婚姻大战。
　十六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版图是依靠联姻形成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建立在奥地利的菲利普和西班牙的胡安娜联姻的基础上；法国完成统一是由于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先后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妮。因此，伊丽莎白一世和玛丽斯图亚特的魅力是无须赘言的。而在这场婚姻大战中，如果一位新教王子能获得玛丽斯图亚特的芳心，或者一位天主教国王能迎娶伊丽莎白一世，那么欧洲两大对立集团的实力将发生重大的转变。
　然而，一位Queen权力的上升就意味着另一位女王地位的下降，因此不仅男人对此兴致盎然，女人也很关注这场婚姻。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伊丽莎白一世不可能不预见到，一旦玛丽斯图亚特与西班牙、奥地利、法国的王子结合，将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麻烦。因此，她无数次地在信中提及自己是多么关心“亲爱的妹妹”的终身大事，仿佛玛丽斯图亚特的幸福比她个人的幸福还要重要。在伊丽莎白的反复暗示下，玛丽斯图亚特终于明白“亲爱的姐姐”到底想要干什么了：伊丽莎白是想亲自为苏格兰女王挑选丈夫。
玛丽斯图亚特虽然不成熟，可也不是个傻瓜。她对伊丽莎白的好意表达了万分的感激，但她同时也暗示英格兰女王，倘若自己真的嫁给了她为自己挑选的丈夫，她是否也应该投桃报李，承认自己的王位继承权呢？
　　一遇到这种关键性问题，伊丽莎白性格中的犹疑不决便暴露出来了。诚然，过早地给与玛丽斯图亚特王位继承权是不明智的，不过，伊丽莎白本身的优柔寡断也起了很大作用。可能是早年胆战心惊的人生让她感到世间的一切都不可确定，于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便格外小心，防止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发生。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便僵住了。一个说你嫁我给你挑选的丈夫，我就立你为继承人；另一个说，你立我为继承人，我就嫁你给我挑选的丈夫。
　　在两个女王轮番的讨价还价中，联姻谈判缓慢地进行着。在苏格兰使者的一再追问下，伊丽莎白终于说出了她为玛丽斯图亚特挑选的丈夫：罗伯特达德利。
　　罗伯特达德利是因拥立简格雷被处斩的约翰达德利的长子（他的弟弟吉尔福达德利因为娶了简格雷也被处死，他的祖父也是因为叛国罪被处死的，一家子都是“叛徒”）。罗伯特在伦敦塔被监禁的时候，与伊丽莎白发展了一段牢狱恋情。伊丽莎白出狱后，一直对罗伯特旧情难忘，登基后加封他为莱斯特伯爵和敦拜男爵。然而，罗伯特已是有妇之夫，所以伊丽莎白和他的暧昧关系早已成为宫廷中人们窃窃私语的谈资。1560年，罗伯特的妻子突然死去，谣言顿起。一开始是罗伯特谋杀了妻子以便能和女王结婚，然后就变成女王也是罗伯特的同谋（这一切和玛丽斯图亚特几年后的境遇何其相似！只不过一个是谣言一个是事实）。伊丽莎白将罗伯特送出宫，命他料理妻子的丧事，实际是以此来平息各种议论。原本在女王登基之初人们还一度认为女王一定会和罗伯特结婚，经过这样一场风波，女王和罗伯特的交往更加小心，婚姻也是遥遥无期。
推荐这样一个背负着与伊丽莎白绯闻的男人，苏格兰方面认为简直是对玛丽斯图亚特的侮辱。更重要的是，罗伯特达德利并非王室贵族，没有一点王族血统，怎么能与苏格兰女王结婚？
至于伊丽莎白为什么推荐罗伯特达德利，这个问题也很难解释。她可以借此摆脱希望和罗伯特达德利结婚的谣言，她可以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派到苏格兰去为她统治苏格兰，这些都是推荐罗伯特达德利的理由。然而，单凭罗伯特的出身和fei闻，苏格兰方面就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人选。因此，这样的提议一旦提出，不但不会有任何结果，反而会激起苏格兰的kangyi。
　　然而，苏格兰只是喧哗了一阵子，就再也没说什么了。玛丽斯图亚特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命令国会开始审核莱斯特伯爵的婚姻资格并向伊丽莎白提出自己继承权的要求。伦敦和爱丁堡的外交官开始忙碌起来，然而就在1565年末，所有人的努力一下子化作了泡影。原因很简单：玛丽斯图亚特遇上了自己的心上人。

楼主换地方发,我不太懂。建议发到历史版，有人跟你理论，你赢了在发到这。

百年来，是哪群生物到处搞殖民地？是哪群生物干起了贩奴勾当？当《人权宣言》墨迹未干，那群生物就在圆明园放起了大火！

对于西方的那群生物不要看它们说过什么、写过什么，而是应该看它们干过什么！

这个人叫亨利达恩利。他的父亲列诺克斯伯爵马修具有苏格兰王室血统，因为马修的父亲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公主的外孙，因此列诺克斯家族是仅次于阿兰家族与苏格兰王室血统最近的 贵族。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具有英格兰王室血统，因为伯爵夫人的母亲就是亨利八世的大姐玛格丽特公主。玛格丽特公主先嫁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国王老公死后又改嫁给了阿奇巴尔德道格拉斯，生下了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因此，亨利达恩利理论上也是身兼两国王位继承权，是玛丽斯图亚特的表弟、伊丽莎白的表外甥。
　　虽然从血缘上讲，亨利达恩利是苏格兰人，但他却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臣民，因为他是在英格兰出生的。1542年，詹姆士五世刚刚驾崩，他的父亲马修列诺克斯就企图篡夺王位，失败后潜逃至英国，其在苏格兰的财产亦被没收。后来，马修与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结婚，于1546年生下了亨利达恩利。
　　1564年，伊丽莎白一世派遣马修列诺克斯返回苏格兰。随后，亨利达恩利也奉英国女王诏命来到苏格兰，觐见自己的表姐玛丽斯图亚特。据说，就是在第一次觐见时，玛丽斯图亚特对亨利达恩利一见钟情，疯狂地爱上了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据史料记载，亨利达恩利身材修长，体格强健，面貌英俊，性格随和温柔，擅长各种游戏活动，给玛丽斯图亚特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快乐。仅仅几次短暂的接触后，玛丽斯图亚特便决定与亨利达恩利结婚。
　　为了避免大臣和英国的阻挠，玛丽斯图亚特让自己的私人秘书大卫利奇奥秘密负责与罗马教廷沟通，为自己与达恩利的婚姻争取豁免权，因为按照天主教教规，他们的近亲关系是不允许两人结合的。这个大卫利奇奥是意大利人，是萨伏依侯爵访问苏格兰时的随从，弹得一手好琴，嗓音动听，性格随和。玛丽斯图亚特央求萨伏依侯爵将他留在苏格兰。大卫利奇奥深得女王的宠爱和信任，后来竟被任命为女王的私人秘书。这个人以后还将在玛丽斯图亚特的人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纸里包不住火，玛丽斯图亚特的恋情终究曝光了。莫里勋爵气急败坏，因为亨利达恩利是个天主教徒。更重要的是，莫里勋爵希望妹妹能嫁给一位国王，这样玛丽斯图亚特就将离开苏格兰，而自己就能在苏格兰为所欲为。
　　比莫里勋爵更生气的是伊丽莎白一世。这点是许多史学家觉得难以解释的一点，因为亨利达恩利其实是伊丽莎白亲自派到玛丽斯图亚特身边去的，甚至可以说是伊丽莎白别有用心策划的结果。从家世上来说，亨利达恩利比罗伯特达德利更容易被苏格兰所接受；万一罗伯特达德利被拒绝，英格兰可以利用亨利达恩利作为替补，继续操纵与苏格兰女王的婚约谈判。另一方面，玛丽斯图亚特当时正与西班牙的卡洛斯王子进行婚姻谈判；如果两人结婚，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而如果亨利达恩利能阻止与西班牙的联姻，便能化解这个危险。因此，亨利达恩利对伊丽莎白来说，未尝不是苏格兰女王的一位合适的丈夫。
　　但是，伊丽莎白的暴怒说明她并不真心希望亨利达恩利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或许，她只是希望利用亨利达恩利阻止与西班牙的联姻；或许，她只是希望达恩利与他的父亲能促成玛丽斯图亚特与罗伯特达德利的婚姻。只是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捷足先登了。震怒之下，伊丽莎白将达恩利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投入伦敦塔，因为她深知自己这位精明的表姐在这桩鸠占鹊巢的阴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亨利达恩利的确不如罗伯特达德利更符合伊丽莎白的利益。如果自己的老情人能成为苏格兰女王的丈夫，凭着他的手腕和对自己的忠心，一定能为自己将苏格兰牢牢控制住。何况，罗伯特达德利还是个新教徒。然而，一切理智的、人为的谈判都敌不过人类最自然、最强烈的感情。被激情和幸福簇拥着的玛丽斯图亚特固执地拒绝了任何人的劝说，下令全速筹办婚礼。输掉了这场婚姻战的伊丽莎白终于抛出了她最后一张王牌。她派人面见苏格兰女王，正式承诺：倘若玛丽斯图亚特嫁给罗伯特达德利，英格兰女王将正式确认她为英国王位继承人。
　　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玛丽斯图亚特几年来一直苦苦争取的东西却因她的一时冲动而得到了。然而，恋爱中的女王却拒绝了这一巨大的诱惑。1565年7月26日，玛丽斯图亚特与亨利达恩利结婚。伊丽莎白颜面扫地，然而不服输的她却正在策划着另一场阴谋。
   

        几个世纪来，收买苏格兰贵族反叛一直是英国君主的传统政策。伊丽莎白看到了玛丽斯图亚特与亨利达恩利的婚姻引起了苏格兰贵族的强烈不满，便决定效法她的祖先们。她暗中资助莫里勋爵、阿盖尔伯爵等人，煽动众人对女王和王夫的不满，终于在玛丽斯图亚特结婚不久后在苏格兰掀起了一场叛乱，给尚在蜜月中的玛丽斯图亚特送去了一份大礼。
　　 婚礼刚刚结束，反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贵族便发动了叛乱，试图给年轻的女王夫妇一个下马威。然而，玛丽斯图亚特和亨利达恩利当时人气正高，得到了广大下层人民和部分贵族的支持。她在最短时间内集结了一支军队，与亨利达恩利御驾亲征。据说年轻的女王和国王（按照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女王结婚后丈夫将被授予国王的名号，但一般不行使国王的权力）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军队士气高昂，反倒打得叛军措手不及。8月26日，苏格兰女王在斯特林堡一战获胜，随即返回爱丁堡继续募集军队，而后再度进发。玛丽斯图亚特那“欲将剩勇追穷寇”的气概完全出乎叛军的意料之外，反叛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出苏格兰。自从1561年8月返回苏格兰以来，玛丽斯图亚特还没有获得过这样辉煌的胜利，而现在她终于借此机会赶走了政敌，第一次亲自执掌大权。
　　 玛丽斯图亚特的胜利就是伊丽莎白的失败。在这场婚姻战争中，伊丽莎白成了最大的输家；不仅被玛丽斯图亚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耍了，连自己资助的叛乱也失败了。而现在，她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头疼的问题：以莫里勋爵为首的反叛贵族未经许可便逃到了伦敦。这等于将自己与苏格兰叛党的关系公诸于众，但如果急于撇清嫌疑，又会逼得莫里勋爵狗急跳墙，把更多的阴谋抖落出来。
　　 一天，法兰西大使觐见伊丽莎白。突然，有侍从来报：莫里勋爵求见。
　　 什么，伊丽莎白大吃一惊，这个苏格兰的叛徒，反对自己亲爱妹妹的叛徒怎么还敢跑到自己的宫廷里？伊丽莎白又急又气，一副欲杀莫里勋爵而后快的表情。
　　 侍从请示她是否要将莫里勋爵赶走，女王却说，不，不用，我今天就见见这个叛徒，看他是怎样花言巧语巧言令色的。
　　 法兰西大使见状请求告退。
　　 不，不，伊丽莎白连忙阻止。她恳请法兰西大使留下来，陪她看一出好戏。
　　 莫里勋爵刚一开口，伊丽莎白便打断他，让他改用法语。然后，伊丽莎白劈头盖脸地一顿痛骂，骂莫里勋爵忘恩负义，辜负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恩宠，背弃了自己女王的信任，现在居然又大摇大摆地跑到英格兰来。莫里勋爵低下头，以极其谦卑的语气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又说将牢记英格兰女王的话，永远效忠自己的女王，并争取她的宽恕。
　　 戏演到这个份上，连伊丽莎白自己都不会相信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演。但表面功夫做足了，又有法国大使这个人证，谁敢公然站出来指责自己对苏格兰女王怀有异心呢？然而，这心虚的胜利恰恰说明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强大，连伊丽莎白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苏格兰的关系。
　　 在爱丁堡，玛丽斯图亚特正是前所未有地春风得意。一方面，她嫁给了如意郎君，正享受新婚燕尔的甜蜜；另一方面，她驱逐了叛党，依靠私人秘书大卫利奇奥和海军上将博斯韦尔勋爵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大卫利奇奥、博斯韦尔勋爵，这两个曾给与玛丽斯图亚特重要支持的人，却恰恰开启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坠落之门。
       博斯韦尔勋爵来自于苏格兰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据流传下来的史料记载，他英雄气概十足，不但孔武有力，而且我行我素，目空一切。在王太后玛丽德吉斯摄政期间，博斯韦尔效忠于太后，后来新教贵族掌权后，他一度逃亡法国。玛丽斯图亚特回国后，博斯韦尔起初 因为与新教贵族不和而被下狱，但这个亡命之徒竟然越狱。玛丽斯图亚特一开始很讨厌博斯韦尔的飞扬跋扈，但当她发现他掌握的武装力量以及他与新教贵族的不和，她便开始重用他，封他为海军上将。依靠博斯韦尔，玛丽斯图亚特得到了军队的保护，权力也日益巩固。
　　 如果说博斯韦尔当权还勉强能让人接受，大卫利奇奥的受宠在苏格兰贵族看来简直就是难以忍受的侮辱。博斯韦尔至少还是苏格兰贵族出身，通过正经的渠道获得了权力；而大卫利奇奥是个意大利人，出身平民。当他随同萨伏依公爵出使苏格兰时，玛丽斯图亚特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和聪明机灵的头脑，便将他留在身边。起初，大卫利奇奥只是一个普通乐师，但他善于奉承钻营，也的确有些才干——比如，他秘密帮助玛丽斯图亚特和亨利达恩利结成了夫妻。最重要的是，他对玛丽斯图亚特百分之百地忠心。于是，他成为了女王的私人秘书，直接执掌了苏格兰王国最机密的朝政。
　　 依靠这两个人，玛丽斯图亚特第一次完整地掌握了权力。而与亨利达恩利的婚姻，也使她信心百倍，因为她认为，或者说希望，亨利达恩利能帮助自己对抗那些不听话的贵族，像一位真正的国王那样统治苏格兰。然而，亨利达恩利却迅速使她失望了。
　　 亨利达恩利结婚时只有十九岁，还是个不成熟的毛头小伙子。他渴望参政，渴望权力，但他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评价。他以为自己天资英纵，手段高超，胸有城府，具有王者的气派，然而他只是个智力平庸、碌碌无为的平凡之辈。
　　 社会学家米德曾说过，只有个人对自我的评价与他人对自我的评价相一致时，才能达到自我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而在亨利达恩利这里，这两种评价产生了差距和矛盾。当亨利达恩利要求人们像对待一位国王一样对待自己时，人们只看到一个自吹自擂的庸人，所以亨利达恩利得到的只是朝臣们的厌恶。而这种厌恶并没有使亨利达恩利认识到自我定位的失误，相反刺激了他的自尊心，使他愈加强烈地要求人们把自己当成一位国王，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没过多久，亨利达恩利便成为了苏格兰宫廷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了。
　　 对玛丽斯图亚特来说，亨利达恩利不能在政治上帮助自己已够令她失望的了，而亨利达恩利的野心更是令她厌恶不已。在这点上，无论是玛丽斯图亚特还是伊丽莎白一世，至少在她们清醒理智、没有被情感摆布的时候，她们是一样的。伊丽莎白一辈子没有结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不愿意与另外一个人分享权力。诚然，她可以像后来的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雷西亚一样，通过法律限制自己丈夫的权力，但这样做毕竟不够保险。何况万一她嫁了一位实力强大的夫君，限制他的权力，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这与她早年的经历有关。她的生命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失去权力就会失去生命，所以她要拼死保住手中的权力。
　　 玛丽斯图亚特也是一样。她希望亨利达恩利参政，但作用仅仅是做自己的顾问和帮手；而如果亨利达恩利敢于僭越权力，凌驾于自己之上甚至取代自己，她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何况，亨利达恩利的野心与其心智、能力不成正比，他的要求更是万万不能满足的。
　　 随着对亨利达恩利的失望与日俱增，玛丽斯图亚特对大卫利奇奥的宠信也日益增加。大卫利奇奥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参与朝政，而很多文件是亨利达恩利接触不到的。他时常出席女王的私人小型聚会，而这种聚会常常是不允许亨利达恩利参加的。他与女王的关系越来越好，甚至已经越过国境，飞到了伦敦和巴黎的宫廷。
　　 就在这个时候，苏格兰宫廷传出了一个消息：玛丽斯图亚特怀孕了！
        表面上看，苏格兰女王怀孕是个好消息，但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因为当时，玛丽斯图亚特的婚姻已经出现危机，她对亨利达恩利的骄傲自大、粗鄙无知早已颇有微词。历史上，许多女王在婚后便不得不面对遇人不淑的现实，但绝大多数都极力掩饰同床异梦的事实，在人前人后强作欢颜。没有哪位女王像玛丽斯图亚特一样，将自己对丈夫的不满表现得那么强烈。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玛丽斯图亚特的做法无可厚非；一位失望的妻子当然可以抱怨（虽然这会令她的老公不爽，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但女王这一角色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她既是女人也是政治家。身为女人，她可以自由恋爱，自由表露自己的感情；身为政治家，她却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激情，掩饰自己的感情，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政局的变动。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悲剧就在于她从来没学会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她的对手伊丽莎白却恰恰深谙此道。
　　 事实上，大约在1565年前后，伊丽莎白就打定主意终生不婚，但直到1577年，她都一直在进行婚姻谈判：西班牙的菲利普、丹麦的埃里克、奥地利的卡尔、法兰西的亨利、法兰西的埃居尔-弗朗索瓦。这一连串的王公贵族没有一个是她真正愿意嫁的；如果她能自己选择，她很有可能会嫁给罗伯特达德利。但她并没有像玛丽斯图亚特那样，任性地嫁给自己的爱人，因为她深知嫁给罗伯特达德利会引起英国贵族的分裂和朝廷的党争；她也没有任性地拒绝所有外国求婚者，因为她深知和这些国家的婚姻谈判会为英国赢得外交上的利益。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将各国的求婚者玩弄于股掌之中，英国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战中屡屡获胜（最著名的一次玩弄是1577年与埃居尔-弗朗索瓦，我会在后面详细讲述这次求婚经历）。
　　 现在回到苏格兰。玛丽斯图亚特怀孕后，便以身体为借口躲避亨利达恩利的求欢。夫妻两人渐行渐远，与此同时，大卫利奇奥却越来越受到女王的青睐。愤怒的亨利达恩利看着大卫利奇奥列席本该他出席的高级会议，批阅本该他经手的文件，在深夜陪同玛丽斯图亚特聊天打牌而自己却被拒之门外。聚集在亨利达恩利周围的苏格兰贵族趁机散步流言，说玛丽斯图亚特与大卫利奇奥关系暧昧，甚至有人对女王腹中的胎儿究竟是不是亨利达恩利的孩子提出疑问。流言蜚语一时间传遍了苏格兰宫廷。
　　 玛丽斯图亚特到底是否与大卫利奇奥有染？这个问题当然已无法考证，但女王面对流言蜚语时的反应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揣测的根据。如果这对男女之间真的发生过什么，一般的做法一定是遮遮掩掩；谣言传出后应该会更加小心谨慎，以避流言之嫌。但玛丽斯图亚特每次与大卫利奇奥交往，从来不刻意躲避什么人；流言传出后，两人的交往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玛丽斯图亚特与大卫利奇奥的交往是光明正大的。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玛丽斯图亚特心里无鬼，自然无需担心。如果我们将这一时期她的表现与一年后她与博斯韦尔的交往做个比较（这点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就更能确信，女王与大卫利奇奥的确只是朋友关系。
　　 可是，政治从来就是在无中生有中取胜。玛丽斯图亚特心中无鬼，但苏格兰贵族却要夜半鬼叫门。他们拼命煽动亨利达恩利对玛丽斯图亚特和大卫利奇奥的不满，最后成功地让亨利达恩利相信，他之所以会失宠，完全就是因为那个卑微的意大利人勾引了他的妻子。
　　 苏格兰贵族为什么要这样努力地煽动亨利达恩利的仇恨呢？如果女王夫妇婚姻美满，齐心协力，王权自然强大，他们就只能俯首称臣。只有女王夫妇反目成仇，他们才能从中渔利。另一个未经证实的原因与大卫利奇奥有关。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但我们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证明大卫利奇奥与罗马教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他很可能是罗马教廷假手萨伏依侯爵安排在苏格兰的一个间谍。在玛丽斯图亚特与亨利达恩利结合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目的可能便是加强苏格兰的天主教集团力量。在他担任玛丽斯图亚特私人秘书期间，他的决策也使苏格兰天主教势力有所复苏。所以，苏格兰贵族有理由相信，大卫利奇奥的存在是对新教事业的一大威胁。
　　 现在，他们利用亨利达恩利的愤怒，成功地使苏格兰国王站到了自己这边。苏格兰即将上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幕：国王与贵族合谋，一同反对自己的女王妻子。
       和苏格兰所有的叛乱一样，这一次的阴谋背后也有英国女王的黑手。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确凿证据证明伊丽莎白一世组织、策划或资助了这次谋反。但在谋反发生前，伊丽莎白一世收到了当时驻苏格兰大使的密信，信中明确写道：“苏格兰贵族正在策划一场针对苏格兰女王的阴谋”。至少，当玛丽斯图亚特对即将发生的危险还一无所知时，伊丽莎白一世对此已经心知肚明了。
　　 英国大使在信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可怕的阴谋：“我们确信，苏格兰贵族打算在这次不幸的事件中将女王也一并除掉。”看来，苏格兰贵族不止满足于“清君侧”了，他们打算清完君侧顺便把君也一起清了。
　　 我们不知道亨利达恩利是否知道他的贵族同盟打算危害自己的妻子。如果他真的知情，我们只能感叹人性的阴暗；以他的性格，在一怒之下同意贵族们这么做也不是不可能的（从血缘上讲，他的确有权继承苏格兰王位）。不过，他的那些兄弟也有可能将这一阴谋中的阴谋对他进行了保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亨利达恩利至少是知道贵族们打算杀害大卫利奇奥，并夺取女王的权力。对于这样的计划，他给与了完全同意，甚至在反叛誓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而作为他对叛乱支持的回报，贵族们保证在阴谋成功之后，将赋予他统治苏格兰的实权。
　　 1566年3月9日，玛丽斯图亚特移驾霍利鲁德宫。当天晚上，女王像往常一样，邀请大卫利奇奥和她的几个密友参加一个小型聚会。在霍利鲁德宫一间普通的小房间里，几个人围着一张橡木圆桌坐下，亲密地交谈着。柔和的烛光伴着阵阵清风微微摇曳，映着房间里每个人的笑脸。
　　 突然，亨利达恩利走进了房间。通常他从不参加这些私人聚会，可是这次，他却不请自到。不过，既然他还是苏格兰国王，人们也不能赶他出去。于是有人站起来，给他腾了个位子，他坐在了玛丽斯图亚特身旁。
　　 又过了一会儿，门突然被撞开了，几个拿着刀的贵族挤进了房间，脸上都杀气腾腾。玛丽斯图亚特见状不妙，忙站起来，却被领头的鲁瑟文勋爵抢了先。
　　 “陛下，我们要大卫利奇奥。”鲁瑟文直接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他不能呆在这儿。”
　　 大卫利奇奥马上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自己，他赶快向玛丽斯图亚特求助。可是，亨利达恩利顺势抱住了玛丽斯图亚特，而身怀有孕的女王为了安全又不敢乱动。
　　 玛丽斯图亚特试图和反叛贵族谈判，挽救自己秘书的生命，但反叛贵族根本不理她，当着她的面抓住了大卫利奇奥。
　　 大卫利奇奥抓住圆桌边，想拖延时间。反叛贵族一刀砍下了他的手指，把大卫利奇奥拖出了房间。
　　 玛丽斯图亚特想去救自己的朋友，却被亨利达恩利死死抱住了，动态不得。女王大吵大闹，激烈地辱骂亨利达恩利。就在这时，一个贵族拿着枪逼近了玛丽斯图亚特。突然，旁边一个人碰翻了桌上的蜡烛，整个房间立刻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反叛贵族的一枪打偏了，玛丽斯图亚特保住了性命。但大卫利奇奥却在惨叫中被捅了57刀，最后他血肉模糊的尸体被人从楼上扔了出去。
　　 叛乱发生的时候，博斯韦尔也在霍利鲁德宫。警觉的他立刻从窗口跳了下去，逃离了行宫，去邻近的丹巴尔搬救兵。事实证明，博斯韦尔的机警挽救了自己，也拯救了玛丽斯图亚特，因为杀死他和他的同党也是叛乱计划的一部分，而且没过多久反叛贵族就封锁了整个霍利鲁德宫。
　　 一夜之间，玛丽斯图亚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忠实的幕僚被残忍地杀死，自己也身陷囹圄。反叛贵族宣布由亨利达恩利暂行国王权力。叛乱成功了，但倔强的玛丽斯图亚特不会轻易投降，而这件由亨利达恩利亲自批准、参与的阴谋也注定将在这对夫妇之间播下可怕的种子。
        玛丽斯图亚特不是个精明成熟的政治家，但面对这一次的灾难，她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镇定和聪慧。叛乱发生后，她被软禁在自己的房间，没有叛党的同意甚至不能出门。反叛贵族得意洋洋，正在商量善后事宜，准备瓜分胜利果实时，突然传来女王受惊的消息。
　　 当时，玛丽斯图亚特已经怀孕5个月了。一个孕妇受到这样的惊吓，很有可能会流产。据前来禀报的侍从说，玛丽斯图亚特在房间里痛苦呻吟，精神惶恐，情况很危急。反叛贵族听到这个消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虽然他们敢于犯上作乱，但玛丽斯图亚特毕竟是苏格兰女王，肚子里的孩子身兼苏格兰、英格兰两国王位继承权，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亨利达恩利被推了出来。他的兄弟们要求国王去看看自己的妻子。
　　 亨利达恩利略带愧疚地来到玛丽斯图亚特的房间，却发现，前一天还对自己破口大骂的妻子如今却变得异常温顺。玛丽斯图亚特一脸惊慌不安，仿佛对昨天的屠戮仍心有余悸，她央求英俊强壮的丈夫搂住自己。在亨利达恩利的怀里，玛丽斯图亚特抽泣着向丈夫道歉，乞求他的原谅，赞赏他是世界上最英俊、最能干的丈夫。
　　 女王的眼泪和温言软语终于感动了亨利达恩利。他说他并不真想对玛丽斯图亚特不利，只是希望能恢复到新婚时的如胶似漆。玛丽斯图亚特立刻对他表示了无限的依恋和爱慕，亨利达恩利一时激动，又说出了更多不该说的话。
　　 至此，玛丽斯图亚特已经成功了一半。她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感动了亨利达恩利，从他的嘴里套出了反叛贵族的整个计划。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玛丽斯图亚特已经获得了她需要的所有敌情。
　　 我们不得不佩服玛丽斯图亚特的演技。之所以说她在演戏，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经过了这样一件可怕的夺权事变之后，她对亨利达恩利的反感肯定已经演变成了憎恨和鄙视。尽管她看起来轻率、冲动，但遇到关键时刻，危机还是激发出了她身上精明能干的因子。
　　 反观亨利达恩利，我们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概括对他的评价了。他仅仅是因为嫉妒大卫利奇奥占据了自己在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中的地位，就要与反对妻子的人联手，夺取妻子的权力（从这一点上看，他和玛丽斯图亚特一样轻率、不成熟）。更糟糕的是，玛丽斯图亚特刚刚表现出一点悔意，他便立刻倒戈，回到了妻子身边。这样重大的一件政治事件，对苏格兰国王而言竟然如同儿戏；而他的朝三暮四根本不是源于严肃的政治考虑，而是因为他不坚定的政治立场，因为他缺少基本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看来，玛丽斯图亚特选择以亨利达恩利作为突破口，的确是一招好棋。
　　 之后，亨利达恩利对玛丽斯图亚特诉说了自己的惶惑，因为反叛贵族似乎想杀掉楚楚可怜的妻子，让他当权。这岂不是对刚刚发下的海誓山盟的背叛吗？但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计划，他们会不会对自己也痛下杀手？
　　 玛丽斯图亚特趁机道出了自己的计划。她对亨利达恩利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迷惑住敌人，这个任务你去最合适。
　　 亨利达恩利见妻子如此信任自己很高兴，可转眼又傻了，怎么迷惑？
　　 玛丽斯图亚特说，你回去告诉他们，说你已经说服女王了，她同意赦免所有反叛分子，并同意考虑他们的所有条件。然后趁他们放松警惕，我们就能伺机逃跑。
　　 亨利达恩利回到兄弟中间，依计而行。反叛贵族喜出望外，没想到高傲的女王居然向他们低下了头。可冷静下来一想，这么容易就屈服了，这不像是玛丽斯图亚特的个性。于是他们说，女王要是真的同意了，就在赦免书上签个字吧。
　　 这对玛丽斯图亚特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反正在苏格兰，毁约是常有的事。
　　 拿到女王签字的赦免书，反叛贵族彻底放心了。亨利达恩利趁机说，现在天下太平了，我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把霍利鲁德宫的守卫撤走吧，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
　　 把反叛贵族灌醉后，亨利达恩利回到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房间，女王已经整装待发。3月11日凌晨（离叛乱发生还不到48小时），玛丽斯图亚特和亨利达恩利逃出霍利鲁德宫，在几个忠心侍卫的护送下，他们逃到了丹巴尔堡。
　　 稍事休息，玛丽斯图亚特便在丹巴尔堡发号施令，下令各地贵族前来勤王。三天内她便募集到四千人的军队，其中绝大多数是博斯韦尔勋爵的边防军。反叛贵族见势不妙，连忙逃跑。3月18日，玛丽斯图亚特回到爱丁堡。政变虽然被一举粉碎，但玛丽斯图亚特却不得不面对更加棘手的情况。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反叛贵族。依照玛丽斯图亚特的想法，她想把所有叛党全部处死，一个不留。这显然是不明智也不可能的，因为她的丈夫也是叛党的一分子。一年前刚刚平定了莫里勋爵的叛乱，两次叛乱把大部分苏格兰贵族都牵扯进来了。不过，玛丽斯图亚特显然更加痛恨这次政变，于是她赦免了前一次叛乱中与这次政变无关的人员。这样，就为她引来了第二个麻烦：莫里勋爵因为她的赦免回国了。异母哥哥的回国，将使得一盘散沙的新教集团和贵族势力重新集结起来，这样一来这条赦令无异于开门揖盗。
　　 在莫里勋爵的调停下，玛丽斯图亚特最终同意不追究绝大多数反叛贵族的罪行，只绞死了几个卫兵作为替罪羊。政变总算是平稳地过去了，但她和亨利达恩利却从此反目成仇。为了自己可悲的虚荣心，亨利达恩利居然可以和叛党结成同盟，向妻子举起屠刀，此为不忠。事后三言两语就被自己说得抛弃了那些贵族兄弟，转而帮助自己逃跑；虽然在客观上促成了事情的成功解决，但却暴露了亨利达恩利的反复无常、缺乏成熟的政治头脑。这样一个丈夫，不仅不值得仰仗，还不值得信任！失去了夫妻间最基本的信任，这样的婚姻又有什么价值呢？
　　 不管怎么说，在经历了这样一次变故后，玛丽斯图亚特决心好好保重身体，生下一个健康的王位继承人。1566年6月19日清晨，玛丽斯图亚特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便是将来君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在苏格兰他被称为詹姆士六世）。
　　 由于预料到自己和大卫利奇奥的谣言会威胁儿子的地位，玛丽斯图亚特将所有贵族都叫到产房来。当着众人的面，她把孩子抱给亨利达恩利，说：“向上帝发誓，如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一样，这是你的儿子，只可能是你的亲生儿子。”
　　 亨利达恩利无比尴尬，结结巴巴地重复了妻子的话。
　　 6月21日，詹姆士小王子诞生的喜讯传到了伦敦。当时，伊丽莎白一世正在举行舞会。当玛丽斯图亚特的使臣詹姆士梅尔维尔将消息禀报给她时，她的脸色登时煞白。她下令乐队停止演奏，跳舞的人们也停了下来。她面色铁青，跌跌撞撞地跑进卧室，终于瘫倒在侍女的怀里。侍女们惊慌失措地围着她打扇子喂凉水，终于，伊丽莎白一世缓过神来，她痛苦地哭喊道：“苏格兰女王生了个儿子，而我，注定只能是个枯树枝！”
　　 这一声惨叫恐怕是伊丽莎白一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众人面前流露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青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磨炼出她高超的演技。从流传下来的画来看，伊丽莎白从来都将自己隐藏在厚厚的脂粉和夸张的服饰后面，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更有城府。关于婚姻，我想伊丽莎白一世年轻时也一定有过憧憬，但在经历了爱德华西摩的骚扰、约翰达德利的专权和玛丽一世的迫害之后，二十五岁的女王有了一颗五十二岁的心。都铎王朝的婚姻向来以混乱著称。她的父亲亨利八世有六个太太，其中两个被杀两个被休；她的姐姐玛丽一世38岁才结婚，却从来没享受过一天的爱情。人们都说只有相爱才能结婚，但身为女王，婚姻却不得不服务于政治，因此所嫁之人非所爱之人就成了家常便饭。结婚之后，即使是常人，也不得不面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尴尬；女王的婚姻更多了几分猜忌、背叛和阴谋。何况她当时身处一个激烈动荡、斗争不断的时代，这些都为她的婚姻增添了许多不稳定因素。虽然没有婚姻就没有继承人，没有继承人王位就不会稳固，伊丽莎白一世却相信，结了婚会更麻烦，所以她宁愿保持独身。
　　 然而，选择了终生不婚，就意味着她必须将人类最自然的感情和母性抛诸脑后，看着玛丽斯图亚特享受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理智与情感的斗争向来是痛苦的，因为它要求人压抑最自然的渴求，但伊丽莎白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发泄完痛苦之后，她在宫中以隆重的仪式接见了苏格兰使臣詹姆士梅尔维尔。她发自内心的笑容让在场的每一个人相信，英格兰女王得知苏格兰女王幸福，比她本人获得幸福更令她开怀欢颜。
　　 以詹姆士六世的出生为契机，伊丽莎白一世与玛丽斯图亚特再次和解了。玛丽斯图亚特诞下王位继承人，似乎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上天好像并不眷顾苏格兰女王。当人们以为局面终于平稳的时候，一场更大的危机却降临到玛丽斯图亚特的头上，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的爱情堪称一段旷古绝今的爱情悲剧。每每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莎翁的名著《麦克白》：被欲望缠身无法脱身的麦克白夫妇在犯罪激情的支配下杀死了邓肯王，然后互相拉扯着堕入地狱深渊。玛丽斯图亚特和博斯韦尔的命运与麦克白夫妇的命运何其相似，只不过支配他们的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爱情。

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的恋情是怎样开始的，现在我们已无法知晓。但玛丽斯图亚特的一首诗却给了我们某些蛛丝马迹（这些情诗在她倒台之时被发现，并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最初只是强占了我的身体，却不曾占有我的心。”
　　 人类的感情是非常复杂而又奇怪的。爱与恨有时候只在片刻之间。《飘》描述了有一次瑞德粗暴地和思嘉发生了关系（发生在他们结婚以后，有一次思嘉和艾希礼幽会被人发现了，瑞德强行和思嘉发生了关系）。尽管从法律上讲这完全构成婚内强奸，但思嘉非常享受这种夫妻生活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她一直是众星捧月的公主，她的前两任丈夫——查尔斯和弗兰克都对她宠爱有加。瑞德突然让她感受到性爱的刺激和快感，而这是她在前两次婚姻中从未体会过的。
　　 同样的道理，博斯韦尔突然强暴了玛丽斯图亚特；我相信，袭击发生时，苏格兰女王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而玛丽斯图亚特，身为苏格兰女王和法兰西前王后，有谁敢对她这样无礼？但博斯韦尔的强暴却撕碎了这个女人高贵而骄傲的自尊，让她体会到了委身于人的激情与热烈。这样全新的诱惑甚至是苏格兰女王也无法抵挡的。
      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爱情的不幸之处就在于，一个是有夫之妇另一个是有妇之夫。博斯韦尔的妻子简韩特莱还是由玛丽斯图亚特亲自挑选出来嫁给博斯韦尔的。而现在，这对情侣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犯罪来维系他们的爱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爱情。因为博斯韦尔占有玛丽斯图亚特只是出于一时冲动，事后就将女王当作其他玩弄过的女人一样扔到脑后去了。不过，尽管没有感情，博斯韦尔显然不可能忽视玛丽斯图亚特的热情，因为她毕竟是苏格兰女王。能同苏格兰女王保持性关系，维持女王对自己的爱慕和依恋，对博斯韦尔的仕途将会有很大帮助。然而，博斯韦尔不是个平庸之辈，他不满足仅仅作为苏格兰女王的情夫。他更不是个专情的恋人；一旦他厌倦了不停地敷衍玛丽斯图亚特，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去，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变心可能会引祸上身。
　　 面对这么一位强硬的情人，玛丽斯图亚特只有不停地给与他各种各样的好处，才能维持他们之间脆弱的感情。她像个下等的妓女一样，卑躬屈膝地取悦讨好情人，但博斯韦尔不为所动；她像个拥有家财万贯的贵妇人一样，不停地送给情人各种各样的礼物，但博斯韦尔并不心动；她像个绝望的女人一样，反复唠叨自己已经把心奉献给了情人，但博斯韦尔不屑地一笑而过。只有一条路可能拴住这个桀骜不驯的男人的心：和他正式结婚让他成为苏格兰国王。
　　 起初，玛丽斯图亚特想到用离婚解决这件事，但是亨利达恩利根本不同意。相比起博斯韦尔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冷淡，亨利达恩利对妻子可谓是一片丹心。玛丽斯图亚特曾建议他找个情人而她绝不会介意，但亨利达恩利只想要玛丽斯图亚特。再者，詹姆十六世刚刚出生，现在离婚会对王储的名声造成损害，毕竟早已有人怀疑王储是女王与大卫利奇奥的私生子。这时候与亨利达恩利离婚，只能起到推波助澜的反作用。
　　 离婚行不通，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谋杀这一古老的方法，但玛丽斯图亚特一开始决不能接受这样血腥恐怖的提案。1566年11月，玛丽斯图亚特在克雷格米勒召见苏格兰贵族，包括莫里勋爵、博斯韦尔、阿盖尔伯爵、梅特兰德在内的苏格兰大贵族大官僚都出席了会议。众人达成一致，他们会帮助玛丽斯图亚特以“合法的手段”摆脱亨利达恩利。但玛丽斯图亚特强调，离婚必须合法，不得损害儿子的利益，同时她也一再强调，不能做出任何有损她名誉和良知的事。这后一句话似乎是专门讲给博斯韦尔听的，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暗中联络力量，准备杀掉亨利达恩利。
　　 博斯韦尔找到了哪些帮手，又是怎样说服众贵族同意杀死亨利达恩利，这些今天我们已经一无所知了。但在克雷格米勒会议之后，玛丽斯图亚特竟然颁发了一道敕令：赦免杀死大卫利奇奥的凶手，召流亡贵族回国。这道敕令对亨利达恩利无疑是极具杀伤力的。当初他背叛了反叛贵族，害得他们功亏一篑，不得不背井离乡仓皇逃窜；今天这些人平安归来，一定会想办法置自己于死地。
　　 现在我们只能揣测，玛丽斯图亚特到底为什么要颁发这道敕令，又为什么能颁发这道敕令。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玛丽斯图亚特已经决定要了结和亨利达恩利的关系，所以才会颁发对亨利达恩利如此不利的诏书。另一方面，贵族们对此采取了支持或默许的态度，这说明了他们也希望亨利达恩利能从国王的宝座上跌下来。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测，博斯韦尔已经说服了女王和大多数贵族，使他们同意或默许自己杀死亨利达恩利。
　　 这些贵族为什么会同意杀死亨利达恩利？因为他们希望借此削弱玛丽斯图亚特的权力（注意，只是削弱，说他们想废掉女王有点事后诸葛亮）。上天毁灭一个人的方法，就是让他疯狂。当博斯韦尔杀死苏格兰国王时，他们就能以为国王报仇为借口除掉博斯韦尔，也能以丑闻逼迫玛丽斯图亚特低头。
　　 然而，亨利达恩利已然觉察到了危险。1566年末，他躲进了格拉斯哥他父亲的城堡，随后，在那里，他染上了天花，病重卧床。博斯韦尔不可能冲进戒备森严的城堡杀人，也没办法派人混进城堡下手。看起来计划将由于亨利达恩利的生病而拖延，但在关键时刻，玛丽斯图亚特走到了前台，做出了她一生中最备受争议的一件事。

     1567年1月22日，玛丽斯图亚特前往位于格拉斯哥的马修列诺克斯伯爵的城堡，探望病中的丈夫。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夫妻会面，因为玛丽斯图亚特肩负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重要任务：将亨利达恩利带回爱丁堡——在那儿，博斯韦尔已经布置好了一切，专等着取亨利达恩利的性命。
　　 政治谋杀在欧洲王室中可谓是家常便饭，但所有的国王、女王和王后都会极力洗清他们的嫌疑，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既不知情更未参与的人物。本来，玛丽斯图亚特也应该和他们一样，静静地躲在幕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情夫把丈夫杀死。但她却一反常理，走到了前台，亲自将亨利达恩利诱入死神的圈套。这样一来，她就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们的指责。
　　 那么，有关玛丽斯图亚特的这些指控有可能是伪造的吗？在她死去一百多年后，有人站出来为她鸣冤叫屈，声称玛丽斯图亚特绝对没有爱上博斯韦尔，也不知道谋杀亨利达恩利的计划，更谈不上参与了。翻案之风愈演愈烈，在十九、二十世纪达到顶峰。众所周知，苏格兰贵族和伊丽莎白一世共同的目标就是废黜苏格兰君主，削弱苏格兰王权，因此，玛丽斯图亚特的艳情和谋杀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所有有关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的感情和密谋均来源于苏格兰女王自己的信件和诗歌。她将这些信件和诗歌放在了一个首饰盒中，而后又把首饰盒转赠给了博斯韦尔。在博斯韦尔和玛丽斯图亚特即将倒台之际，博斯韦尔派了一个心腹潜回自己的住处，把首饰盒偷了出来。但这个人在回去的路上被苏格兰贵族逮捕，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 博斯韦尔派他回来的目的。这就是“首饰盒事件”。众贵族打开盒子，发现了女王与博斯韦尔通奸、杀害亨利达恩利的确凿证据，当即将所有文件抄送数份，寄往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诸国宫廷，以证明他们的“反叛行为”并非是犯上作乱，而是替天行道。
　　 那么，即使事实果真如此，有没有可能那些后来公诸于众的信件是由苏格兰贵族伪造的呢？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研究了玛丽斯图亚特的信件后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信件和诗歌是用法语或拉丁语书写而成，而在当时的苏格兰，除了女王本人，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与她的法语和拉丁语造诣相当的人。何况，信件当晚抄送，第二天就被送出苏格兰，根本没有时间伪造。
　　 最后，即使是玛丽斯图亚特本人也没有正面否认这些信件的真实性。当她得知自己的秽闻将被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时，她所做的不是否认那些事实，而是请人暗地里与法庭方面谈判，试图阻止那些信件被呈上法庭。当一切不可避免地发生时，她派出代表，而不是亲自出席审判。在法庭上，她的代表声称，玛丽斯图亚特是上帝任命的苏格兰女王，王权神圣不可侵犯，凌驾于一切世俗法律之上，不受任何世俗法律的约束。注意，她的代表只字未提信件伪造的问题。放弃如此具有说服力的辩护，而选择那样苍白的借口，只能说明玛丽斯图亚特心里的确有鬼。
　　 好了，承认这样一位性格温和的女王犯有通奸和杀人罪（至少是从犯），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一点，那就是玛丽斯图亚特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杀人犯。相反，谋杀亨利达恩利是违背她意愿的，是在炽烈的激情的支配下发生的。换句话说，玛丽斯图亚特在引诱亨利达恩利回到爱丁堡的时候，她的内心深处是极其不情愿的。她恨亨利达恩利，拼命想摆脱他，但她从来没想过用谋杀的办法摆脱他。在她给博斯韦尔的信中，她写道，“要是我不知道他的心是蜡一般的柔软，而我的心又不是金刚石一般的坚硬，那么任何人的命令也无法阻止我对他的同情”。她真的不忍心杀掉亨利达恩利。也许是丈夫病中的憔悴激起了她的同情，也许是她的性格和信仰不允许她这么做，也许是她想到了他们幸福甜蜜的恋爱还念及一丝旧情——不管怎么说，她不愿意这么做。
　　 但她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她害怕失去博斯韦尔的爱，害怕错过与博斯韦尔厮守终生的机会。她太爱博斯韦尔了，爱到宁愿自贬身价，宁愿抛弃尊严委身于人，像个卑贱的妓女跪在情人的脚下，苦苦哀求他不要离开自己。“我不幸极了！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人很，可是现在却按着你的意志做了这一切。求你开口说句话吧，我该怎么办？只要是你的命令，我都会听从。”这些发自内心的痛苦哀号让我们觉得，但凡玛丽斯图亚特还有一点理智，在和博斯韦尔的关系中还有一分独立的人格，她都不会这样出卖自己的灵魂，忍受着情感的煎熬。她就像是另一个麦克白夫人，整夜整夜地做噩梦、失眠，在王宫中梦游呓语，反复诉说着自己的罪行。“即使是太平洋的水也无法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即使是阿拉伯的香料也无法洗清我手上的血腥气”。麦克白夫人的哀号与此刻的玛丽斯图亚特何其相似！
　　 然而，理智终究没能战胜激情。玛丽斯图亚特昧着良心，成功劝服了亨利达恩利与自己回爱丁堡。她让人将亨利达恩利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大车，按着原定计划返回爱丁堡。亨利达恩利还以为马上就能与妻子破镜重圆，殊不知博斯韦尔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可怜的猎物束手就擒。
       亨利达恩利回到爱丁堡后，被安排居住在一个叫科克欧菲尔德的地方。那是个治安糟糕的地区，房屋简陋，只有一个前厅和四个房间。不过，玛丽斯图亚特已经让人将科克欧菲尔德重新装璜了一遍。她几乎每天都要带着大批仆从去科克欧菲尔德探望亨利达恩利，这一举动令爱丁堡大跌眼镜，因为几个月来，女王和国王感情破裂已经成为了苏格兰公开的秘密。但现在看来，玛丽斯图亚特似乎与亨利达恩利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在玛丽斯图亚特的悉心照料下，亨利达恩利迅速康复了，女王打算2月10日接他回宫。
　　1567年2月9日晚，玛丽斯图亚特照常前往科克欧菲尔德。十一点，她在众多侍从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离开科克欧菲尔德，去参加自己一个侍卫的婚礼。然后，她返回王宫休息。然而，2月10日凌晨，离亨利达恩利回宫还有几个小时，惨剧发生了。
　　一声惊天的爆炸声把整个爱丁堡从睡梦中惊醒。科克欧菲尔德被炸毁，亨利达恩利的尸体则在花园里被找到。昔日的苏格兰国王只身着一件衬衣，在与妻子破镜重圆的美梦中，永远地闭上了眼镜。
　　苏格兰国王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歹徒杀死了！这件惊天的大事在苏格兰竟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反而陷入了一片沉寂。谋杀发生后几个小时，一份公文被送到了玛丽斯图亚特面前。公文中说，犯罪分子的目标是玛丽斯图亚特，只是没想到女王当晚去参加婚礼了，于是亨利达恩利就成了替死鬼。真是满纸荒唐言；爱丁堡全城居民都知道，2月9日晚上11点，玛丽斯图亚特离开了科克欧菲尔德，然后再也没有返回那里。但是，玛丽斯图亚特居然毫不犹豫地在这张满是谎言的公文上签了字，然后下令将它寄给各国宫廷。
　　接下来，按照常理，应该是一场盛大的葬礼。玛丽斯图亚特应该痛哭流涕地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苏格兰的所有高官、贵族都应该跟随女王出席葬礼。可生前身为苏格兰国王的亨利达恩利却仅仅得到在一个深夜被秘密安葬和一台小型弥撒的待遇，仿佛他才是见不得人的杀人凶手。
　　最后，苏格兰国王死于非命，玛丽斯图亚特理当迅速下令调查此事。她应该号召全国的贵族和庶民，奖励一切提供有效线索的人，争取早日破案，告慰亡夫。事实上，她也的确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但她居然任命博斯韦尔为委员会的首领。所有的爱丁堡居民都知道是博斯韦尔杀害了亨利达恩利，但面对这样的安排，他们深知如果说出真相，只会命丧黄泉。
　　于是，苏格兰陷入了一片荒唐的沉寂：应该做的事一件没做，不该发生的事却层出不穷。其实对于杀人犯来说，谋杀结束并不意味着犯罪的终止，因为他必须极力掩盖罪行。就像麦克白一样，杀死邓肯并非这桩犯罪的结束，却标志着另一重犯罪的开始；所以他才要杀死班轲和麦克德夫，以巩固自己的王位。这时，玛丽斯图亚特本该扮演一位嚎啕痛哭的寡妇的角色，如今却没有为她可怜的丈夫流一滴眼泪，她甚至公然接待头号嫌犯博斯韦尔。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成熟不理智的罪犯。就像麦克白夫人一样，她曾积极怂恿丈夫杀死邓肯，那时她身上有一股犯罪激情在涌动；可一旦邓肯死去，曾支撑她弑君窃国的犯罪激情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不但没有帮助丈夫巩固权力，反而自己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与懊悔之中。玛丽斯图亚特也是如此。谋杀亨利达恩利仿佛抽去了曾支撑她的全部激情、智慧与力量。她终日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地度日，仿佛生活不曾受到亨利达恩利之死的影响。她甚至在宫中公然接待博斯韦尔。
　　另一方面，苏格兰贵族本该同仇敌忾追查真凶，此刻却神秘地闭上了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博斯韦尔的阴谋了如指掌，也知道目前的形势，自然不可能指认凶手。但他们也没有帮助博斯韦尔和玛丽斯图亚特扫除嫌疑。他们只是躲在一边，冷冷地旁观，或者，他们是在等待时机。
　　然而，在苏格兰之外，亨利达恩利的死讯却在欧洲各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从一开始就认定玛丽斯图亚特与谋杀案有关，但他们却惊讶、气愤地发现，女王竟然根本没有设法洗刷自己的嫌疑，尽快平息事态。法兰西王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敦促前儿媳尽快调查此事，还死者一个公道，否则她将认为玛丽斯图亚特名声扫地。而在所有敦促的声音中，伊丽莎白一世的声音最恳切也最洪亮。
     

这的确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玛丽斯图亚特倒霉，应该是伊丽莎白一世最希望看到的事，这同时也是最符合英格兰女王政治利益的一件事。但伊丽莎白一世却在灾难发生后迅速给玛丽斯图亚特写了一封信，劝告她迅速采取行动，避免事态恶化。
　　“夫人…无论我的感情怎样驱使着我为血缘如此相近的一位至亲而悲哀，若是允许我直言不讳的话，那么说真的，您比他更令我伤心…他们说您在追查凶案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有意包庇那些为您效劳过的人，这便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似乎那些凶手是在您的许可下才有此妄为的。请相信我吧！就算拿世上所有的黄金收买我，我也不会萌生这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建议您，恳求您千万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您不要害怕去触动与您最亲近的人，只要这个人是有罪的；您不要因为别人的劝说就退缩不前，丧失掉向世人证明您既是高贵的女王又是同样诚实正派的妻子的机会。”
　　很难相信这样诚恳的信出自玛丽斯图亚特那位所谓的“亲爱的姐姐”之手。其实，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一样，显示出伊丽莎白一世的反复无常。她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冷静到冷酷，但她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如此。在玛丽斯图亚特身上，她看到了几年前自己的尴尬。当时，罗伯特达德利的妻子猝然死亡，脖子被摔断了倒在楼梯边，人人都说是罗伯特达德利为了娶伊丽莎白才痛下杀手的，更有人说伊丽莎白是幕后元凶。伊丽莎白以派遣罗伯特达德利回家治丧之名，迅速将他送出宫。接着又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查清案情（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之后她又刻意和罗伯特达德利保持距离，将他推荐给玛丽斯图亚特作未婚夫。起码，该做的她全都做了，没有人敢公开怀疑她。如今，玛丽斯图亚特的处境与自己当年何其相似，同病相怜也并非不可能，于是写出这封信也在情理之中。
　 但我们不禁要问了：伊丽莎白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这样做不是违背她一贯的原则吗？纵观伊丽莎白一生，我们发现，她一直徘徊在女王和女人这两个角色之间。作为女王，她需要冷静，需要唯利是图；作为女人，她可以温柔缱绻，善良热心。这件事的确为她提供了一个除掉玛丽斯图亚特的绝好机会，但它同时也涉及到女人最向往的东西也是伊丽莎白最不敢获得不敢追求的东西——爱情，因此这个机会就变得不那么紧迫、必要。在可能的周旋余地中，伊丽莎白一世的同情心占了上风，便向玛丽斯图亚特发出了这封警告。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发现，传统意义上认为伊丽莎白就像一只精明冷酷的猫的这种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伊丽莎白的确精明，但她决不冷酷，至少不是一直冷酷。她对玛丽斯图亚特决没有那种杀之而后快的想法（这点在后来处决玛丽斯图亚特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或许，这是因为她良心未泯。但我个人认为，这更大程度上是缘于她反复无常的性格。早年的生活让她觉得世事难料变化莫测，于是她变得愈加小心谨慎患得患失。所以每当要做决定时，她总是难以下定决心，最后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碰到同病相怜的境况，伊丽莎白同情心一泛滥，做出这种事也不足为奇。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上看，伊丽莎白的做法也能够得到解释。虽然她一直支持苏格兰贵族反对玛丽斯图亚特，但她并不希望事态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局面。从亨利达恩利的猝死，伊丽莎白敏锐地觉察到了玛丽斯图亚特可能面临着的巨大危险，因为一旦罪名坐实，玛丽斯图亚特将失去庶民的尊敬和爱戴，到了那一步，她离废位流亡也就不远了。而苏格兰贵族犯上作乱，挑战的不仅是玛丽斯图亚特一人的权威，更是整个欧洲王族的权威。身为英格兰女王，她深知自己的臣子对自己有几分忠心。如果放任苏格兰贵族犯上作乱，无异于纵容对君主不敬，到时候同样的灾难也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伊丽莎白这封振聋发聩的信却没有起到其应有的效果。玛丽斯图亚特对事态的发展继续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时，她一贯的死对头莫里勋爵站了出来。他出人意料地暗示妹妹，把博斯韦尔的助手詹姆士巴尔福作为替死鬼交出来。这样难得的建议到了玛丽斯图亚特那里却变了样。玛丽斯图亚特非常“讲义气”地塞给了巴尔福一本护照和签证，把他送出了国。
　　1567年3月，终于有人首先站出来打破了沉默。亨利达恩利的父亲马修列诺克斯伯爵质问玛丽斯图亚特，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调查出任何结果。见玛丽斯图亚特深表遗憾却爱莫能助，列诺克斯伯爵又说，应该把出现在爱丁堡的那些传单搜集起来，按照传单提供的嫌犯名单，把所有嫌犯都先抓起来。玛丽斯图亚特回答道，名单上的名字太多，倒不如伯爵自己提供一些嫌犯的名字。
　　见玛丽斯图亚特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列诺克斯伯爵转而向伊丽莎白一世寻求援助。在得到伊丽莎白一世的庇护后，他直截了当地将一份嫌犯名单扔到了玛丽斯图亚特面前，名单上赫然写着：詹姆士博斯韦尔。
　　玛丽斯图亚特此刻再也无法回避。她终于下令，将于1567年4月12日，在爱丁堡召开特别法庭，审理列诺克斯伯爵诉博斯韦尔等人谋杀亨利达恩利一案。
      　看起来，亨利达恩利的冤屈似乎可以昭雪了，但在开庭之前却发生了一件事。玛丽斯图亚特将全国要塞的守卫权交给了博斯韦尔。军权在握的博斯韦尔随后调集自己的边防军，耀武扬威地进入爱丁堡。公然的武力恫吓果然引起了列诺克斯伯爵的恐惧。他再次请求伊丽莎白的庇护，后者则写信警告玛丽斯图亚特，“别让阴谋诡计在中间捣鬼”。她甚至直言不讳道，“即使您并无罪过，您的纵容姑息也足以使您女王的尊严荡然无存，并且受到庶民的鄙视。要是这一切真的不幸发生在您身上，那么我觉得体面地踏进坟墓也比您名誉扫地地留在世上要好。”
　　玛丽斯图亚特却继续对伊丽莎白的忠告置若罔闻。4月12日，博斯韦尔在边防军的簇拥下耀武扬威地来到法庭。相反，列诺克斯伯爵只被允许带六名随从出庭。感到死亡威胁的列诺克斯只得委托一名家人作为代表出庭。早已被威胁和贿赂的法官们顿时送了一口气。他们宣布，列诺克斯的指控不成立，而原因竟然是：原告缺席！
　　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啼笑皆非的审判后，博斯韦尔加紧了迎娶玛丽斯图亚特的计划。4月19日，他大宴宾客，所有苏格兰贵族全部到场。酒酣耳热之际，博斯韦尔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契约书。契约书规定，贵族们赞同博斯韦尔迎娶玛丽斯图亚特，并将帮助他实现这一计划。或许贵族们早已知晓此次宴会乃是一场鸿门宴，所以有备而来；或许是因为宴会的场所早已被边防军包围，贵族们插翅难逃。最后，所有人都在那份契约书上签了名。
　　4月21日，玛丽斯图亚特突然宣布驾临斯特林堡，看望在那儿的詹姆士六世。然而行至丹巴尔堡时，却遇上了博斯韦尔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博斯韦尔咄咄逼人，上前抓住了玛丽斯图亚特的马缰，要求她和自己去丹巴尔堡。玛丽斯图亚特的手下准备还击，却被女王下令阻止。就这样，玛丽斯图亚特被博斯韦尔“绑架”到了丹巴尔堡。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看上去，博斯韦尔是早有预谋，试图绑架玛丽斯图亚特；但面对这种犯上作乱的罪行，玛丽斯图亚特为什么要禁止手下还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玛丽斯图亚特是自愿被俘的，这场“绑架”从头到尾只是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策划的一出戏！
　　那么，玛丽斯图亚特为什么要策划这出“绑架戏”呢？接下来发生的事说明了一切。玛丽斯图亚特声称，博斯韦尔强奸了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她不得不嫁给他。真相大白，演出这么一场拙劣的绑架戏，就是为了能结婚。
　　应该说，除掉亨利达恩利以后，玛丽斯图亚特和博斯韦尔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是，这时候与博斯韦尔结婚是万万不合适的。亨利达恩利去世不过两个多月，而博斯韦尔则是亨利达恩利之死的头号嫌犯。这样仓促地嫁给这么一个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亨利达恩利是死于情杀，而那场谋杀只不过是整个计划当中的一个环节。那么，玛丽斯图亚特为什么不能再等等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她太爱博斯韦尔了吗？显然不是。当时她已经怀孕了，而从时间上推算，这个孩子只可能是博斯韦尔的孩子。所以，如果不尽快与博斯韦尔结婚，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将背负私生子的身份，自己的名誉也将受损；而如果尽快结婚，自己还能以早产作为借口搪塞过去。玛丽斯图亚特已经等不及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不管是否合理合法，她一定要尽快和博斯韦尔结婚。
　　但是，苏格兰女王的婚姻不是儿戏。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理由，玛丽斯图亚特该如何向自己的臣民和欧洲各国的君主宣布她和博斯韦尔的婚姻呢？婚前失身成了唯一的途径，但这样的做法简直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
　　玛丽斯图亚特在丹巴尔堡享受她的“囚禁”生活时，爱丁堡方面则在全速办理她的婚事。贵族、教会纷纷开出高价，狠狠敲诈了这个身陷爱情的女人。在所有的敲诈中，新教教会开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必须以新教仪式举行婚礼，由新教牧师祝福。想结婚想得发疯的玛丽斯图亚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条件，也因此失去了天主教国家的支持和同情。
　　正在这时，苏格兰贵族突然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份“义愤填膺”的声明。他们说，女王陛下遭到绑架侮辱，实在是苏格兰之耻，他们决定讨伐博斯韦尔，以雪国耻。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苏格兰贵族并非真的想为玛丽斯图亚特报仇雪耻，他们只想戳穿这桩原本就很拙劣的骗 局，让玛丽斯图亚特更加难堪，因为削弱苏格兰君主的王权一直是他们孜孜不倦努力的目标。不过，他们义愤填膺的声明对整场表演而言无异于拆台。玛丽斯图亚特狼狈至极，只有硬着头皮把这出戏继续演下去。她说，虽然起初博斯韦尔的行为令她羞愤难当，但冷静下来仔细考虑他的提议，觉得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她愿意接受博斯韦尔的求婚。贵族们喧嚣了一阵便很快平息下来，可经过这番折腾，玛丽斯图亚特彻底颜面扫地。
　　 1567年5月，玛丽斯图亚特和博斯韦尔回到爱丁堡。看到玛丽斯图亚特执迷不悟，坚持要嫁给博斯韦尔，她忠心的臣仆全部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她回心转意。无奈玛丽斯图亚特已经在犯罪的深渊越滑越远，远得已无法回头了。5月15日，玛丽斯图亚特嫁给了博斯韦尔。
　　 他们的蜜月只持续了三个星期，那是气氛压抑的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人们以一种麻木冷漠的态度对待玛丽斯图亚特和博斯韦尔，贵族们则在暗中联络，伺机而动。一场大风暴在令人压抑的寂静中酝酿着。博斯韦尔当机立断，离开爱丁堡，在鲍克维特堡迅速集结起了一支军队。6月12日，玛丽斯图亚特也下令全国总动员。可是，博斯韦尔撤出爱丁堡，却给了苏格兰贵族一个绝好的机会占领爱丁堡。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地开进首都，并包围了霍利鲁德宫。他们不敢公然对抗女王，但他们企图迫使玛丽斯图亚特离开博斯韦尔。但沉浸在爱情中的玛丽斯图亚特显然不可能就范。她趁着夜色偷偷潜出霍利鲁德宫，逃到了鲍克维特堡。无论是共同生存还是一同毁灭，她都要和博斯韦尔在一起。
　　 6月17日，贵族们的军队和玛丽斯图亚特的军队在朗赛德相遇。从早晨开始，两支军队就一直对峙着。法国大使曾试图充当调停人，劝说玛丽斯图亚特放弃博斯韦尔，以换取贵族对自己王位与权力的保证，但被玛丽斯图亚特坚决拒绝了。既然调停无效，贵族们便发起总攻，玛丽斯图亚特的军队很快瓦解了。这时，女王才不得不屈尊，同意与贵族谈判。她派人对贵族们说，只要他们放博斯韦尔走，并保证绝不追击他，她就跟他们回爱丁堡。贵族们同意了。博斯韦尔走过来，紧紧地拥抱了玛丽斯图亚特，然后骑上快马，疾驰而去——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拥抱了。
　　 失去了博斯韦尔保护的玛丽斯图亚特立刻沦为了贵族的羞辱对象和士兵及庶民的嘲笑对象。在士兵们“烧死这个谋杀亲夫的婊子”的呼声中，玛丽斯图亚特被押送回爱丁堡。回到爱丁堡后，贵族们又特意押着玛丽斯图亚特绕道前往科克欧菲尔德的遗址。爱丁堡家家户户的居民都跑了出来，欣赏这个平时他们只能仰望的女人此时的落魄颓丧。他们肆意嘲笑着，尽情谩骂着。就这么一直闹到半夜，玛丽斯图亚特被关进了一间阁楼。
　　 尽管贵族们抓住了玛丽斯图亚特，但他们却没法轻松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不能永远囚禁玛丽斯图亚特，也不能随便杀死她或废黜她。起初，他们想到让玛丽斯图亚特放弃博斯韦尔；他们承诺，只要女王同意这么做，他们可以考虑将女王重新捧上王位。可是，玛丽斯图亚特根本不同意离开博斯韦尔。于是，一个被派去说服玛丽斯图亚特的贵族别有用心地挑拨道，博斯韦尔虽然和前妻离了婚，但他却一直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和女王结婚只是把女王当成一个小妾。受到极大刺激的玛丽斯图亚特发疯般地冲到阁楼的窗口，声泪俱下地向阁楼下围观的庶民控诉贵族们的暴行；她声嘶力竭地喊着，要求庶民们发动革命，将他们的女王拯救出来。
　　 玛丽斯图亚特的态度让苏格兰贵族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能与女王和解；一旦他们将玛丽斯图亚特重新奉为女王，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既然如此，只有另立新王。然而，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玛丽斯图亚特必须退位。注意，是退位不是被废，这暗示玛丽斯图亚特必须是自愿放弃王位，将王位让给年仅一岁的儿子。
　　 但是，当贵族们提出这样的条件时，玛丽斯图亚特毅然决然地说，我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放弃王位，到死我说的话都还是苏格兰女王的圣旨。玛丽斯图亚特料定贵族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废掉自己，所以只要自己不松口，贵族们的计划就永远也不可能变成现实。可是，就在贵族们将玛丽斯图亚特送往道格拉斯家族的城堡监禁起来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它彻底改变了玛丽斯图亚特与贵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并对苏格兰女王的余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567年6月，玛丽斯图亚特被送往道格拉斯家族的城堡监禁起来。道格拉斯勋爵的母亲玛格丽特厄斯金是莫里勋爵的母亲，也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父亲詹姆士五世的婚前情人。由于詹姆士五世必须和出身法国豪门的玛丽德吉斯结婚，所以不得不抛弃玛格丽特厄斯金。贵族们将玛丽斯图亚特送到玛格丽特厄斯金的城堡，其用意是明显的：利用老夫人的嫉妒心将玛丽斯图亚特永远监禁起来。更重要的一点是，监禁女王的城堡位于一个湖心小岛上，四面环水，玛丽斯图亚特将插翅难逃。
　　玛丽斯图亚特被囚禁，这在欧洲王室看来是不折不扣的犯上作乱，就连伊丽莎白一世也感到异常愤慨。她给苏格兰贵族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言辞激烈地质问贵族，圣经中哪一条规定了臣仆可以反对主人，欧洲各国的法律中哪一条规定了贵族可以对抗君主。当然，如同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规劝一样，伊丽莎白写这封信是站在女王的立场上，对另一位女王进行政治上的声援，而绝非人情上的关爱。如若这种犯上作乱的行径不能得到制止，就会为欧洲各国树立一个危险的范例，君主们神圣的王权也将摇摇欲坠。
　　伊丽莎白的信没有改变贵族们的决定。他们正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才能将玛丽斯图亚特从王位上拉下来。十六世纪的欧洲，君主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君主受命于上帝，是上帝亲自挑选的、统治凡间的代理人，因此凡人绝无可能剥夺君主的王位。一位君主可以被谋杀被监禁，但他到死都还是君主，没有人可以废黜他的王位；除非他自行退位。但玛丽斯图亚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坚决，贵族们根本不可能得逞。
　 就在贵族们左右为难的时候，著名的“首饰盒事件”发生了。逃亡在外的博斯韦尔派人潜回爱丁堡，将藏有玛丽斯图亚特书信和诗歌的首饰盒偷了出来。就在博斯韦尔的这名手下回程的途中，他被贵族们抓获了。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博斯韦尔派遣他此行的目的，并交出了首饰盒。
　　第二天，莫顿伯爵将所有贵族召集到一起，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首饰盒。里面大量的信件和诗歌令在场的所有贵族喜出望外，因为他们终于发现了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私通和密谋杀害亨利达恩利的证据。贵族们赶紧命人将所有书信诗歌抄送数份，连夜送往欧洲各国宫廷，以表明他们之所以反对他们的女王并非出于犯上作乱的野心，而是为了维护正义。就这样，在盒子打开的那一瞬间，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彻底黯淡下来了。
　　当苏格兰贵族将这件事通知给玛丽斯图亚特时，她立刻明白了，目前她正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贵族们威胁她，如果她不自愿退位，他们就将这些证据送上法庭，控告玛丽斯图亚特犯有通奸和谋杀的罪行；到那时，她将面对臣僚的审判和庶民的愤怒，而火刑架可能会成为苏格兰女王最终的结局。起初，玛丽斯图亚特抵死不从，但没过多久，她就渐渐屈服了，因为贵族们给她带来了爱丁堡最新的消息。在那里，约翰诺克斯已经煽动起了民众对她的仇恨，人人都狂热地希望将罪孽深重的女王送上火刑架。如果她不想受尽耻辱后死去，退位就是她唯一的选择。
　　于是，1567年7月24日，玛丽斯图亚特在贵族们早已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上了字。文件中写道，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因倦于政务，决意退位，传位于王储詹姆士六世，并委托莫里勋爵为摄政。就这样，玛丽斯图亚特，这位生下来六天就成为苏格兰女王、十七岁成为法兰西王后的天之骄女，在二十五岁时失去了所有的王冠，失去了所有的爱人，变得一无所有（伊丽莎白二十五岁时刚刚登上英国王位）。
　　与此同时，贵族们也加紧了对博斯韦尔的追击。他先是逃到了奥克尼群岛，试图以海岛为基地负隅顽抗，但莫里勋爵的海军迅速令他全军覆没。他化装成渔夫，逃到了公海，却被丹麦俘虏。苏格兰方面要求丹麦引渡博斯韦尔回国受审，法国的吉斯家族则千方百计地活动，希望苏格兰不要将那些有损玛丽斯图亚特名誉的文件公诸于众。丹麦国王深知博斯韦尔奇货可居，便加紧了对他的看守。在越来越严格的监禁生活中，博斯韦尔逐渐走向精神崩溃。据说，他发疯般地扑向牢房的窗户，声嘶力竭地大声咆哮，终至死亡。
　　博斯韦尔的死亡为玛丽斯图亚特炽烈的艳情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她的冒险并没有就此结束。签署退位诏书，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玛丽斯图亚特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就算放弃生命她也不能放弃王位。退位后仅仅大半年，玛丽斯图亚特便迎来了一次翻身的机会。
     事情的起因是苏格兰贵族不满莫里勋爵的专政。自担任詹姆士六世的摄政以来，莫里勋爵便采用强硬手段统治苏格兰，试图强化王权。但苏格兰贵族向来是桀骜不驯的，与当权者明争暗斗是他们一直乐此不疲的事情。在苏格兰，凡是企图加强王权的国王从来都没有好下场。于是，面对敢于冒苏格兰之大不韪的莫里勋爵，贵族们再次团结起来。他们暗地里商量，将玛丽斯图亚特重新扶上王位。
　　为什么贵族们会选中玛丽斯图亚特？仅仅大半年前，他们不还在绞尽脑汁地把她从王位上赶下去吗？政治就好像是流水，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待它，结局只会是一败涂地。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彼时，玛丽斯图亚特口口声声要和博斯韦尔在一起，要报复反叛贵族，他们当然不能容忍她继续坐在王位上。此时，玛丽斯图亚特已身陷囹圄，比起莫里勋爵，她的威胁较小。而且，经过博斯韦尔的丑闻，玛丽斯图亚特已经名誉扫地，想建立起从前那样的威信已不大可能；即使复位也只有依靠他们方可统治苏格兰。据说，反叛贵族中的汉密尔顿家族给玛丽斯图亚特写了一封信，而女王的回信则暗示自己可以考虑下嫁汉密尔顿勋爵。如此一来，反叛贵族便更加卖力地策划起了营救玛丽斯图亚特的计划。
　　1568年5月2日，道格拉斯勋爵的城堡中正在举行宴会。一个叫威廉道格拉斯的小侍童忙着上菜。他看到城堡的钥匙被随手扔在餐桌上，便在上菜时将一块餐巾罩在钥匙上。等到众人把盏言欢时，威廉道格拉斯趁人不备偷偷将餐巾和钥匙一同取走。然后，他飞奔至玛丽斯图亚特的房间，带着她逃出城堡，又将城堡的大门从外面反锁起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将城堡中所有的船都划到了湖中央，把它们全都用绳子拴在了一起，只留一只自己的小船。现在，他需要做的只是划着小船，送玛丽斯图亚特到湖对岸。
　　短短数日，玛丽斯图亚特便重新集结了数千人的军队。听说她重获自由的伊丽莎白一世也给她写信表示慰问。然而，莫里勋爵也迅速召集起一支军队。5月13日，两军在朗塞德相遇。
　　据史料记载，朗塞德战役仅仅持续了三刻钟。玛丽斯图亚特的军队在莫里勋爵猛烈的炮火和速度极快的骑兵的进攻下迅速全军覆没。玛丽斯图亚特意识到大势已去。刚刚逃离牢笼的她深知，如果此时还留在苏格兰，只有死路一条。在苏格兰的荒原上奔跑了三天三夜，玛丽斯图亚特——这位曾经的苏格兰女王和法兰西王后，只能拯救出自己的生命；王位、权力、爱情，所有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如今都彻底离她而去。当她到达苏格兰领土的最南端，她唯一的选择就变成了，去哪个国家流亡。
　　身为天主教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可以选择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但是，她与博斯韦尔的艳情甚至令教皇都深恶痛绝，而且她与博斯韦尔是在新教牧师的面前举行婚礼的，这是虔诚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而法国，她曾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女时代，并一度以王后的身份君临那个国家，她的舅舅现在仍是那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正因为如此，玛丽斯图亚特才觉得，如今一无所有地回到那个曾聚集了自己所有荣光的国家，对自己只能是一种奇耻大辱。在否定了这些大陆天主教国家后，她相中了英格兰。或许她认为，除了英格兰，整个世界都把她给抛弃了；或许她相信，自己“亲爱的姐姐”会大发善心，容留自己。不管是出于何种想法，5月16日，玛丽斯图亚特踏上了英格兰国土。而在那里，她与伊丽莎白一世长达二十年的明争暗斗也即将拉开序幕。

尽管玛丽斯图亚特已经不是苏格兰女王了，但作为一位受过加冕的女王，她仍享有与欧洲各国君主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因此，当玛丽斯图亚特来到英格兰避难时，伊丽莎白可以选择盛情招待她，也可以选择敷衍了事，将她请出英国。但是，伊丽莎白却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软禁。
　　从法律角度上讲，英格兰女王不比苏格兰女王具有更高的地位，因此没有软禁玛丽斯图亚特的权力。从道义角度上讲，伊丽莎白一世也不能软禁一位前来投奔自己请求帮助的亲戚。从政治角度上讲，把玛丽斯图亚特软禁在英国会给英国和伊丽莎白本人带来无数麻烦，因为她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英格兰王位继承权，也没有签署承认伊丽莎白为英国合法女王的《爱丁堡条约》，还在英国北部广大天主教贵族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可是，桩桩件件的不利分析并没有改变伊丽莎白的决定。她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多的风险软禁玛丽斯图亚特？如果她盛情招待玛丽斯图亚特，就表示英国承认玛丽斯图亚特才是合法的苏格兰女王，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帮助玛丽斯图亚特重返苏格兰王位，打败那些她曾一直暗中资助过的苏格兰贵族。这种里外不是人的事是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的。如果她把玛丽斯图亚特请出英国，玛丽斯图亚特就将流亡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在那些国家，玛丽斯图亚特可能会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继续图谋着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所以说，软禁是伊丽莎白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然而，玛丽斯图亚特毕竟是位受过加冕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怎能将这样一个人物软禁起来呢？这当然需要堂而皇之的理由。玛丽斯图亚特与博斯韦尔的秽闻就是软禁的最佳理由。
　　伊丽莎白派斯克洛普勋爵和诺里勋爵前往卡莱尔拜见玛丽斯图亚特。两位勋爵以甜言蜜语稳住了玛丽斯图亚特，同时向她反复暗示：鉴于苏格兰对她的那些指控，伊丽莎白一世暂时不能会见她，除非她能洗清自己的“冤屈”。
　　玛丽斯图亚特立刻答应了。她急忙修书一封，对伊丽莎白表示，自己愿意在她面前对所有针对自己的指控进行申辩。玛丽斯图亚特这么做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她希望以此获得伊丽莎白的理解和支持，进而得到后者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从而得以重返苏格兰。但是，她这样急于表态，却放弃了一个于她最为有利的立场：苏格兰的加冕女王与英格兰女王平起平坐，因而伊丽莎白无权对自己进行审判或裁决。
　　但是伊丽莎白根本没有兴趣倾听“亲爱的妹妹”的冤屈。于是，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她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她说，现在已经有传言，说自己对玛丽斯图亚特有所偏袒，因此出于对自己声誉的考虑，她不得不忍痛放弃与“亲爱的妹妹”会面；但是，如果玛丽斯图亚特能洗清冤屈，她将以隆重的礼仪在伦敦欢迎“亲爱的妹妹”，到时候姐妹相见，该是多么快乐的事！
　　这些甜言蜜语当然不能欺骗玛丽斯图亚特。于是，在甜言蜜语的欺骗之余，伊丽莎白开始了威胁。她把玛丽斯图亚特迁到了约克郡的伯尔顿城堡，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控制玛丽斯图亚特的行动自由；玛丽斯图亚特不能再接待苏格兰来使，也不能自由出入城堡；每次出行，玛丽斯图亚特必有一百名骑兵陪伴。这些所有的对策终于让玛丽斯图亚特渐渐丧失了信心。她终于同意接受由伊丽莎白举行的调查。
　　1569年7月，调查终于开始了。伊丽莎白在调查中质问苏格兰贵族为何敢于对自己的女王动刀动枪，其实是希望对方将玛丽斯图亚特的那些秽闻全都抖落出来。但是，莫里勋爵派出的苏格兰贵族显然很不合作。他们担心，玛丽斯图亚特在调查中会说出更多不该说的话，便私下里与玛丽斯图亚特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将帮助玛丽斯图亚特重登王位，但莫里勋爵必须仍作为摄政把持朝政大权。
　　这样一来，伊丽莎白马上就被撂到了一边。但政治的博弈向来是谁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赢家。作为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伊丽莎白的眼线和耳目遍布各地。她庞大的消息网将很快为她提供扭转局势的机会。

获悉玛丽斯图亚特与苏格兰贵族的秘密谈判后，伊丽莎白马上给莫里勋爵去信。两人在信中交换了共同的愿望：他们都不希望玛丽斯图亚特重登苏格兰王位。随即，苏格兰派出新的谈判代表，他们将玛丽斯图亚特首饰盒中的那些书信诗歌的手抄本偷偷塞给了负责调查的英格兰贵族。为首的诺福克公爵是英国最有权力、最富有的贵族。由于他的天主教信仰，刚开始他还对玛丽斯图亚特抱有好感，可看到那些证据后，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定玛丽斯图亚特犯有通奸和谋杀的罪行，苏格兰前女王罪不容诛。
      就在伊丽莎白洋洋得意时，政治又一次展现了它富于变化的魅力。苏格兰国务大臣梅特兰德列廷顿热心地充当起了媒人。他想让鳏居的诺福克公爵和守寡的玛丽斯图亚特结婚，这样等于为诺福克公爵送上了英格兰的王冠。诺福克公爵是个善于算计的人。他已经结了三次婚，通过这三次婚姻，他已经大大扩展了诺福克家族的领地。如今，可能的第四次婚姻将会为他带来英国王位。这样的诱惑，他又怎会拒绝呢？
      诺福克公爵写信给玛丽斯图亚特，鼓励她不但千万不要放弃苏格兰王位，还要确保获得英国王位继承权。然后，他又与莫里勋爵展开了秘密谈判。他威胁莫里勋爵，玛丽斯图亚特知道勋爵对暗杀亨利达恩利的计划事先知情，所以勋爵最好不要把那些书信拿出来，以免把玛丽斯图亚特逼急了。
      这时候，伊丽莎白的情报网再次发挥了作用。当她发现约克城中正在酝酿着阴谋时，她立刻把诺福克公爵召到宫廷。在女王的雷霆震怒之下，诺福克公爵吓得把计划全盘托出。于是，伊丽莎白下旨，改任情人罗伯特达德利为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并将谈判桌迁到自己眼皮子底下的威斯敏斯特。接着，她诏谕苏格兰贵族，为了彻底洗刷玛丽斯图亚特的冤屈，他们必须把所有“恶意中伤”的证据都公诸于众。这下，玛丽斯图亚特彻底失败了。
      1567年底，贵族们出示了首饰盒中的信件和诗歌。在伊丽莎白的授意下，信件被大声诵读出来，笔迹也被进行了比对。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出席会议，她委托自己的代表到场抗议。然而，她的代表的抗议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他们只说，玛丽斯图亚特身为苏格兰女王，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受任何世俗法律的制约；法庭上充斥着玛丽斯图亚特的敌人，调查毫无公正可言。当然，可以预见，他们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众目睽睽之下，玛丽斯图亚特名誉扫地。
      然而，面对这样大好的局面，伊丽莎白再次犹豫了。既然玛丽斯图亚特的罪名已然坐实，按照惯例，她该被引渡回苏格兰接受审判。但伊丽莎白深知，一旦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很有可能会刀斧加颈，至少也会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出于同为女王利益休戚相关的考虑，伊丽莎白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于是，伊丽莎白再次修书一封。她建议玛丽斯图亚特放弃苏格兰女王的尊号；只要玛丽斯图亚特照办，她将被宣判无罪，并获得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在英国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可是，玛丽斯图亚特高傲地回绝了。终其一生，她都在为了自己的王位和权力奋斗；让她自动退位，无异于痴人说梦。
      玛丽斯图亚特的坚决再一次地将棘手的难题抛到了伊丽莎白面前。她不愿审判玛丽斯图亚特，也不愿引渡玛丽斯图亚特回国。1568年1月10日，英国法庭宣布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判决结果：莫里勋爵等苏格兰贵族的行为正大光明，动机无懈可击；但他们对玛丽斯图亚特的指控缺乏充分证据，不足以改变伊丽莎白女王对玛丽斯图亚特一贯的良好看法。这样的判决承认了玛丽斯图亚特有罪，但缺乏充分证据使得法庭不能起诉玛丽斯图亚特犯有通奸和谋杀的罪行，也不能使伊丽莎白相信对玛丽斯图亚特的指控；另一方面，既然存在种种证据，玛丽斯图亚特就仍背负着通奸和谋杀的嫌疑，因此伊丽莎白不能会见她。这样一来，英国就有理由将玛丽斯图亚特继续软禁下去。
      但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早在十年前，玛丽斯图亚特就自称为合法的英格兰女王，十年来一直都未放弃。现在将玛丽斯图亚特滞留在英国，只会为她图谋英国王位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所以，伊丽莎白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胜利只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这场审判也没有终止两人间十年的斗争，相反，它开启了今后二十年的纷争。审判后仅一年，英国就爆发了一场旨在拥立玛丽斯图亚特为女王的叛乱。

叛乱的主谋是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而对伊丽莎白的继位多少都怀有不满。两位伯爵在英国北部贵族和天主教贵族中都享有较高的声望和较大的号召力，因此此次叛乱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席卷了整个北方。
      事情的起因是玛丽斯图亚特来到了英国。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认为天主教信仰才应该是英国的国教，所以如若能拥立玛丽斯图亚特为英国女王，便能将英国带回到正统信仰中。他们召集了不少天主教贵族，在威斯特摩兰伯爵的城堡举行了一个秘密集会。在集会上，他们起草了一份声明，宣称要拥立玛丽斯图亚特为英国女王，让英国重返正统信仰的怀抱。

但是，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都没有真正计划叛乱——他们是名副其实的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叫利奥纳多达科里的贵族积极鼓动两位伯爵将宣言付诸行动，从而煽动起了这场叛乱。利奥纳多达科里的动机很是莫名其妙。他是第四任基莱斯兰德男爵托马斯达科里的弟弟。男爵死后，其遗孀嫁给了诺福克公爵，而公爵则安排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娶了男爵的女儿。这样，基莱斯兰德男爵的领地就并入了诺福克家族的领地。利奥纳多达科里对此深感不满，因为他觉得自己才是哥哥领地的继承人。当他成功煽动起叛乱后不久，他便立刻投靠了伊丽莎白；作为交换，他请求女王将现已属于诺福克家族的男爵领地交给自己。但没过多久，他又重新回到叛军阵营，直至最后被克林顿勋爵击败，亡命苏格兰。
      不管怎么说，1569年11月，叛乱发生了。参与叛乱的还有威斯特摩兰伯爵的亲戚理查德诺顿勋爵。诺森伯兰伯爵有贼心没贼胆，一直不敢发动进攻，直到等来了诺顿勋爵，才和他一起投奔威斯特摩兰伯爵。不过，叛军旗开得胜，攻下了德汉姆。11月30日，他们在德汉姆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弥撒，以欢庆胜利。伊丽莎白急忙将玛丽斯图亚特转移到考文垂，以防止叛贼解救他们“合法的女王”。
      闻讯北方叛乱，埃塞克斯伯爵主动请缨，但伊丽莎白没有同意。她起初以斯克洛普勋爵和诺里勋爵为将，但效果不佳。在埃塞克斯伯爵的再三请求下，她终于同意以埃塞克斯伯爵为将。

12月13日，埃塞克斯伯爵率领一支七千人的军队赶到约克，紧随其后的是由克林顿勋爵率领的一支一万两千人的军队。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起初打算攻占北部重镇约克，但听说埃塞克斯伯爵大军压境，便转而攻占了巴纳德城堡，然后转向克里夫荒原。他们本打算在巴纳德城堡和克里夫荒原补充兵力和给养，却发现这两个地方的人对他们并不支持，只得硬着头皮迎战赶到的埃塞克斯伯爵。12月17日，两位伯爵的军队被击溃，领头的叛乱贵族或流丶亡苏格兰，或逃奔尼德兰，或出逃至西班牙。
      1570年2月，即叛乱平息后两个月，教皇庇护五世的敕令到达了英格兰。欣闻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发动叛乱的庇护五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起草了一份开除伊丽莎白教籍并废黜其王位的敕令。只可惜那时通讯太不方便，而叛乱贵族又是一群乌合之众，教皇的敕令到达英格兰时叛乱已经被镇丶压下去了。
      叛乱虽然被镇丶压下去，但伊丽莎白却感觉不到一丝轻松。在整个计划中，她发现了两个名字：诺福克公爵和罗伯托利道尔菲。

罗伯托利道尔菲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位银行家，但他的银行坐落在伦敦。由于经营国际金融和贸易，利道尔菲经常往返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尼德兰之间，与各国大贵族大官僚多有联丶系。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的叛乱中就有他的影子。为此，国务大臣弗兰西斯-沃尔辛厄姆在叛乱平息后不久，曾将他收监审问，只因缺乏证据只好将他释放。
      比起利道尔菲，诺福克公爵更令伊丽莎白担心。他是英国势力最大、最富有的贵族，家世可追溯到爱德华三世，其祖父又先后与爱德华四世的女儿安妮公主（亨利八世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后的妹妹）、以及王室出身的白金汉公爵小姐结婚，因而也具有英国王位继承权。当时的诺福克公爵的祖姑母（祖父的妹妹）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外祖母，因此他是女王的从表亲；他的堂姑母凯瑟琳霍华德又曾嫁给亨利八世，做了他的第五位妻子。而诺福克公爵的祖父和父亲皆被处死，公爵大人因而对王室一直怀有怨恨。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发动叛乱时，诺福克公爵就曾给与过反叛贵族支持，只不过随后因为胆怯而迅速罢手。但诺福克公爵的家世、财富、权势以及他的谋反前科，都不可避免地让伊丽莎白对他多了一份提防。
      两位伯爵的谋反让伊丽莎白深深感到将玛丽斯图亚特软禁在英国的麻烦。叛乱平定后，她开始担心，旨在拥立玛丽斯图亚特为英国女王的阴谋恐怕将会如同九头怪一样斩杀不绝。但玛丽斯图亚特又是在她一手策划下被拘押在英国的，伊丽莎白因此觉得进退维谷。
      于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来信便显得格外恰逢其时。他为伊丽莎白摆脱目前的困境提出了一个中肯的建议：帮助玛丽斯图亚特恢复王位（因为法国自身陷于宗教战争的漩涡之中，只有英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对伊丽莎白来说，如果把玛丽斯图亚特放回苏格兰，就可以摆脱目前因谋反而焦头烂额的状态。而且，当时苏格兰国内政局不稳。1570年，摄政的莫里勋爵被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谋杀。1571年，新任的摄政、亨利达恩利的父亲列诺克斯伯爵也被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暗杀。这一切都表明，帮助玛丽斯图亚特重登王位，不仅可以令伊丽莎白甩掉一个讨厌的包袱，也是一项具有可行性、有可能成功的计划。
      1570年前后，伊丽莎白开始考虑帮助玛丽斯图亚特重登苏格兰王位。当然，这是一场漫长的外交谈判，伊丽莎白提出了种种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将詹姆士六世送到英国来做人质。可谈判才刚刚开始，罗伯托利道尔菲和诺福克公爵的阴谋便葬送了玛丽斯图亚特和平复位的希望。
      事情的起因是诺福克公爵的妹妹、威斯特摩兰伯爵夫人简霍华德当起了热心的媒人。她积极撮合哥哥与玛丽斯图亚特结婚。其实早在1568年，苏格兰国务大臣梅特兰德列廷顿便做过同样的事。简霍华德的目的显而易见，哥哥和玛丽斯图亚特的婚姻能够将诺福克公爵送上英国王位，从而实现诺福克家族几代人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对于玛丽斯图亚特来说，以婚姻为诱饵能够得到英国最大的贵族的支持，取代伊丽莎白也会变得容易一些。于是，在简霍华德和罗斯主教的穿针引线之下，玛丽斯图亚特与诺福克公爵开始了秘密通信。
      然而，诺福克公爵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玛丽斯图亚特身处牢狱之中，怎样才能把这位英格兰真正的女王解救出来。威斯特摩兰伯爵和诺森伯兰伯爵都是英国北部极有影响的贵族，他们掀起的叛乱席卷整个北方，但即便如此仍不能撼动伊丽莎白。看来，唯一的办法只有求助于外国势力了——这一点是诺福克公爵、威斯特摩兰伯爵夫人、罗斯主教、玛丽斯图亚特与罗伯托利道尔菲的共识。
      于是，穿梭各国之间的利道尔菲便成了实施这项计划的最佳人选。在尼德兰，他秘密会见了总督阿尔瓦公爵，向他提交了自己拟定的一份计划：请阿尔瓦公爵率领一万名精兵进攻英国，同时在英国暗杀伊丽莎白一世，解救玛丽斯图亚特，拥戴她登上王位，与诺福克公爵完婚。通过阿尔瓦公爵，这份计划又被呈交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和教皇庇护五世。
      但出人意料的是，菲利普二世对利道尔菲计划显得犹豫不决。他不赞成谋杀伊丽莎白，对于将玛丽斯图亚特扶上英国王位也不热心，因为他担心具有法国背景的玛丽斯图亚特将会与法国结盟从而共同对抗西班牙。可菲利普二世并非完全反对这份计划，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登基将会把英国重新带回天主教会。所以就在玛丽斯图亚特焦急等待外国援兵的时候，菲利普二世却在反复掂量自己的得失。

菲利普二世的犹豫却给了伊丽莎白一个大好机会。1571年，利道尔菲的助手在英国的多佛登陆传递消息时被沃尔辛厄姆的手下抓获了，利道尔菲阴谋因此破产。威斯特摩兰伯爵夫人被监丶禁终生，诺福克公爵被处死，利道尔菲因人在国外而幸免于难。
      至于玛丽斯图亚特，尽管沃尔辛厄姆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她参与了利道尔菲阴谋，但她本人却矢口否认。她只承认她知道利道尔菲在策划这项阴谋并给与过一定程度上的支持，除此之外决无他事。
      没有玛丽斯图亚特的亲口认罪，就没办法给她定罪。加之伊丽莎白不愿意走得更远，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处罚只好就此打住。但伊丽莎白就此放弃了帮助玛丽斯图亚特重登苏格兰王位的念头，并宣布剥夺其英国王位继承权。其后，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凡企图杀害伊丽莎白的人将被审判、处死。也就是说，即使玛丽斯图亚特侥幸成功杀掉伊丽莎白，她也不可能登上英国王位。
      但是，政丶治的博弈从来不会因一纸文书而受到限制。利道尔菲阴谋破产后，玛丽斯图亚特仍旧不知疲倦地策划着阴谋。1577年，在教皇的鼓动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异母弟弟唐胡安成为了另一桩阴谋的主角。
      唐胡安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私生子，后被异母哥哥赐予贵族的名分。由于是私生子，唐胡安不可能继承王位，野心勃勃的他转而致力于在突尼斯发展自己的势力。1571年，骁勇善战的唐胡安率领多国战舰，在勒班多海战中一举击败土耳其军队。勒班多海战是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达几世纪对垒中的转折点，从此欧洲国家变守为攻。唐胡安也成为了基督教国家的英雄。1576年，唐胡安被派往尼德兰，在那儿，他发现了另一个功成名就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把玛丽斯图亚特解救出来，拥立她为英国女王，然后和她结婚。这个计划得到了教皇的充分支持。事实上，一开始唐胡安还有点不大情愿，但教皇的劝说改变了他的想法。不过，尽管唐胡安原则上同意了解决玛丽斯图亚特的计划，但他的准备活动却进行地非常缓慢，因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镇丶压尼德兰革丶命上。唐胡安的军事力量和才干又一次给与了牢笼中的玛丽斯图亚特一线希望。但唐胡安在1578年猝然去世，计划再次落空。
      转眼间，玛丽斯图亚特已在英国度过了整整十年。岁月无情，当年的妙龄少丶妇已被无聊的软禁生活磨灭成了另外一个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体育活动，玛丽斯图亚特变得身材臃肿，双腿也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她变得越来越虔诚，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安静地做着祷告，仿佛年轻时的躁动、轻率和激丶情已经彻底远离她而去。她甚至在自己的衣服上绣上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终结就是我的开始。
      然而，千万不要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她并非清心寡欲，放弃了权力的追逐。尽管她被软禁在英国，但作为苏格兰的加冕女王，她的待遇和一位在位女王没有什么区别。她拥有一个小型的宫廷，从机要秘书、侍卫长、高级女官，到御医、御厨、侍女，一应俱全。更奇妙的是，她的所有臣仆都是玩弄间谍活动的高手。在玛丽斯图亚特的指导下，他们制定出了密码，以布施的名义收买周围的农民为玛丽斯图亚特效劳。他们与欧洲大陆的反伊丽莎白势力建立起了联丶系，摩根和帕吉特是玛丽斯图亚特在欧洲大陆的两位代理人。在这一庞大的情报网的帮助下，玛丽斯图亚特对英国王位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疯狂的进攻。

1583年，英国情报部门破获了又一桩阴谋。一个叫弗兰西斯-斯罗克莫顿的人被抓获，他被怀疑为玛丽斯图亚特和西班牙驻英大使门多萨传递情报。严刑拷打之下，斯罗克莫顿招认，门多萨和玛丽斯图亚特计划由西班牙出兵进攻英国，拥立玛丽斯图亚特为女王。斯罗克莫顿被处死，门多萨被伊丽莎白遣回西班牙。
      斯罗克莫顿阴谋再次引起了英国议会和枢密院的高度重视。在此之前不久，情报部门发现有个天主教牧师做了伊丽莎白的蜡像，企图用巫术扎针的方法置伊丽莎白于死地。英国民众也对一而再再而三的企图杀害伊丽莎白的计划表示非常不安。在英国民众、官僚和贵族的一致要求下，次年，议会通过了《女王陛下人身安全法》（比1572年的法案更加激进）。法案规定，不但参与谋害伊丽莎白的人要被审判、处死，而且要追究叛党所拥戴的任何觊觎王位者的罪责，所有被控与谋杀女王有关的人士，都将受到由王室任命的二十四名会审官的审判。
      《女王陛下人身安全法》被递交给了玛丽斯图亚特，请求她在上面签字，以示同意。这无疑是个警告。英国议会和枢密院在暗示玛丽斯图亚特，倘若她继续执迷不悟，她既不能因为自己是加冕女王就可以免于起诉，也不能从伊丽莎白的死亡得到任何好处。
      据说，玛丽斯图亚特从容不迫地签了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当然，英国情报部门也不可能指望玛丽斯图亚特就此罢手。
      1584年，一起刺杀未遂案件发生，主谋是个叫威廉帕里的人。帕里因债务缠身，写信给首相威廉塞西尔，要求参加情报部门的工作，因而做了一名间谍。从1582年到1584年，帕里往返于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多次与玛丽斯图亚特在欧洲大陆的代理人摩根和帕吉特接触。可不要以为帕里与摩根、帕吉特接触仅仅是为了得到情报。他和玛丽斯图亚特的盟友交情很深，甚至参与制定他们的计划。1584年，他的双重间谍行为被沃尔辛厄姆发现，因而在他回到英国时，他被伊丽莎白传唤入宫。帕里信誓旦旦地对伊丽莎白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更好地侦察到阴谋。伊丽莎白宽恕了他，还给了他一笔奖金。
      但伊丽莎白的赏金不能偿还帕里所有的债务，因此他很快再次投入到了玛丽斯图亚特盟友的怀抱之中。1584年，他阴谋策划在伊丽莎白外出骑马时枪杀她，后来又打算潜入王宫花园暗杀伊丽莎白。据说他后来真的潜入了花园，但在最后关头被伊丽莎白的气势镇住了，吓得一动不动，最后被赶来的卫兵捉住。
      1585年，帕里以叛国罪被处死。
      从1568年玛丽斯图亚特被软禁以来，各种各样的暗杀、阴谋便层出不穷。北方贵族叛乱、利道尔菲阴谋、唐胡安阴谋、斯罗克莫顿阴谋、帕里阴谋，只是成千上万阴谋中比较有代表的几件。从1558年伊丽莎白登上英国王位开始，玛丽斯图亚特就没有放弃与“亲爱的姐姐”的斗争，希望能成为英国女王。事实上，如果我们稍稍回顾玛丽斯图亚特的人生，便不难发现，她一生都在为自我的权力而奋斗。
      在弗朗索瓦二世死后到她嫁给亨利达恩利之前的这五年间，玛丽斯图亚特经历了无数次婚姻谈判。除了前面提及的与罗伯特达德利的之外，还有和西班牙的卡洛斯（菲利普二世的长子）、法兰西的查理九世（弗朗索瓦二世的弟弟）。事实上，在正式展开与罗伯特达德利的婚姻谈判之前，西班牙的卡洛斯是最重要的求婚者。只要我们稍加考虑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求婚者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政丶治利益。如果玛丽斯图亚特和西班牙的卡洛斯结婚，她将成为西班牙太子妃；如果她和查理九世结婚，她将再度君临法国；如果嫁给罗伯特达德利，她有可能被伊丽莎白立为女王储。所以，这些婚姻谈判掩藏着的一个事实便是，玛丽斯图亚特并不在乎到底嫁给哪一国的君王，她唯一在乎的就是从这些王公贵戚身上获得权力。
      因此，玛丽斯图亚特从来没有真正对苏格兰产生过兴趣，她仅仅将苏格兰王冠作为她个人丶权力交易中的一个砝码；她要用苏格兰王冠为诱饵，去交换另一顶王冠，以达到扩展她个人丶权力的目的。她虽生为苏格兰人，却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过一个苏格兰人；她在法国长大，接受的教育、形成的思想都是法国式的。她虽统治苏格兰，却从来没有为苏格兰的国运发展或苏格兰人民的福祉做过一件事；她只是不断地和贵族们斗争，确保自己不会大权旁落。这就是玛丽斯图亚特。她只是苏格兰的女王，不是苏格兰王国或苏格兰人民的女王；她只代表她自己，不代表苏格兰任何人。
      这样的观念在当时无可厚非，因为中世纪民丶族国家的观念还很淡薄。欧洲各国统一在天主教的旗帜之下，王公君主凌驾于普通百姓之上，从来不会关心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他们关心的只是怎样扩大自己的权力，在这一方面，哈布斯堡家族堪称典范。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娶了勃艮第的玛丽，从而获得了尼德兰；他的儿子菲利普娶了卡斯蒂利亚女王胡安娜（胡安娜的父亲是阿拉贡国王和两西西里国王），从而将西班牙和南意大利并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版图；菲利普的儿子卡洛斯一世由此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而他和他的子女与葡萄牙的联姻则为菲利普二世攫取葡萄牙王位奠定了基础。至1580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大半个意大利以及法国东部和北部，但仅此而已。得益的只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君王们，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中获利。
      可是，作为玛丽斯图亚特的老对手，伊丽莎白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条路。正因为如此，伊丽莎白一世才能在众位君主中脱颖而出；正因为如此，伊丽莎白一世才可能战胜玛丽斯图亚特；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女王的斗争才显得格外地意义深远。

1559年，即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的第二年，英国通过了1559年《至尊法案》，强调了亨利八世统治期间通过的1534年《至尊法案》。新的《至尊法案》重申圣公会为英国国教会，伊丽莎白一世为圣公会领袖。当然，通过《至尊法案》与伊丽莎白个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也能够巩固她的王位，但这一政丶治行为有着更加深刻的背景。英国的新教丶徒大多是商人、金融资本家或从事工商业的贵族。相比起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商业和金融业利润更多，回报更大，因此新教丶徒代表着新兴的发展势力，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确定圣公会为国教会，就等于承认这些新兴势力的地位，保护他们的利益。在经历了玛丽一世的血腥天主教统治之后，伊丽莎白一世意识到，如果想保障英国工商业、金融业的发展，就必须稳定人心，稳定新教丶徒的人心，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因宗教背景而受到惩罚，新政丶府会保障他们的利益。
      1559年《至尊法案》只是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思路的一个缩影。在其漫长的四十五年的统治生涯中，伊丽莎白一世做了无数有利于英格兰发展的事。比起同时代的欧洲君主，伊丽莎白更有远见。在她之前，虽然西班牙、葡萄牙早已开始了拓殖行动，但西葡与英格兰的殖民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西葡两国君主的眼光仍然集中在欧洲大陆上，殖民地只是他们的副业。但伊丽莎白似乎意识到未来的世界是建立在海洋和新大陆的基础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大力鼓励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派遣使臣前往波斯，支持拓展殖民地（美国的弗吉尼亚就是在她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Virginia“处丶女地”，即是对她的暗示），发展海军，支持海盗等等。其次，当航海家带回大量的金银财宝时，西葡两国君主将这些财富用于挥霍享乐，而伊丽莎白则将这些钱财转化为流动的资本。不同的处理态度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西班牙、葡萄牙，那些新大陆的金银财宝静静地变成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华美精巧的园林；在英格兰，同样的财富却变成了资本，在流动的资本链和产业链中赋予了英格兰新的发展动力。为了英格兰人民和英格兰王国的利益而执政，这是伊丽莎白一直的执政思路。
      由于认识到英格兰人民和王国是其执政的基础，伊丽莎白对变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大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比如同业行会、海盗。她自愿与新兴的商人阶层结成同盟，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赋予他们政丶治权力。她认真聆听民众的呼声，积极采纳其中的建议，疏导其中的矛盾。当下院希望女王解释为什么还要征税时，她并没有像五十年后的查理一世那样，武断地关闭议会，而是循循善诱，解释政丶府征税的目的，试图以合理的解释说服下院同意缴税。伊丽莎白执政的四十五年也是英国专丶制统治的四十五年，但这四十五年间，英国民众与王室、政丶府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冲突，其原因就在于，伊丽莎白真正服从于英格兰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这样的执政思路为伊丽莎白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统治时间越长，她的执政成果就越明显，她本人也就声望日隆。伊丽莎白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和极好的口碑，以至于几百年后人们还认为她是大英帝国的奠基人。在这点上，伊丽莎白是精明的，因为她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她无法享受到弗朗索瓦一世奢侈靡费的生活，也无法享受到玛丽斯图亚特统御两个国家的威风，但她在现实和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服从于人民和国家利益，就等于将渺小的个人与广大的人民、国家联丶系到了一起，也就等于获得了永久的胜利。
      将自己与人民、国家联丶系在一起，就使得伊丽莎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她统治的辉煌不是她一个人努力的成果，而是结合了威廉-塞西尔、弗兰西斯-沃尔辛厄姆、罗伯特-达德利、沃尔特-拉雷等等的努力。相比之下，玛丽斯图亚特追求个人丶权力，其实是将自己置于万众之上，注定了她孤军奋战的命运。
      从更深远的角度上说，玛丽斯图亚特代表的是旧式欧洲君主的执政思路。他们只关心个人的权力，只关心婚姻、继承、外交和战争，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有可能扩张他们的权力。而伊丽莎白代表的是近代统治者的执政思路。他们必须把自己投入到这个国家的发展中，必须把人民的福祉置于自己的享乐之前。新时代是庶民的时代，因此玛丽斯图亚特所代表的“统治型君主”必将如日薄西山，让位于伊丽莎白所代表的“服务型君主”。这样的历史潮流也暗示了两位对立的女王必然的结局。
      同是婚姻谈判，玛丽斯图亚特关心的只是是否能获得另一顶王冠，而伊丽莎白关心的却是英国的利益。1577年，伊丽莎白迎来了她人生中最后一位求婚者——安茹和阿朗松公爵埃居尔-弗朗索瓦。

埃居尔•弗朗索瓦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小儿子，原封阿朗松公爵。三哥亨利三世即位后又加封为安茹公爵，故而头戴两顶公爵冠。因为亨利三世没有儿子，安茹公爵便是法国王位的准继承人。
      安茹公爵虽然身为天主教徒，但对新教一直持宽容态度。1566年，尼德兰爆发反对西班牙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尼德兰转而向欧洲大国寻求支持，希望借外国力量与西班牙抗衡。尼德兰革命的领导者奥兰治亲王邀请安茹公爵担任尼德兰的世袭君主。这一请求固然诱人，可尼德兰仍在与西班牙交战，因此一旦接受尼德兰王冠，安茹公爵就必须和强大的西班牙开战。但法国自身陷于宗教战争的泥淖之中，自顾不暇，法国便想到了借英格兰之力获得尼德兰。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茹公爵开始了向伊丽莎白的求婚。这也是童贞女王人生中最后一次婚姻谈判。1577年，安茹公爵的侍从官塞米埃来到英国。塞米埃向伊丽莎白大献殷勤，又大肆吹捧自己的主人，伊丽莎白因此对安茹公爵非常感兴趣，想为公爵签发签证，好让他亲自来到英国。伊丽莎白的这一想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按照习俗，当时王室结婚也是婚前夫妻不能见面，因此伊丽莎白这打破常规的做法反映出她对安茹公爵特别的兴趣——这正是英国宫廷最担心的地方。
      首先，伊丽莎白已经四十四岁了，安茹公爵才二十二岁。不但两人年龄差距太大，而且伊丽莎白年纪太大，不一定能够生下孩子；即使能生下孩子，也要冒极大的风险。其次，安茹公爵是法国人，英法之间隔阂很深，英国宫廷一直对法国的王公贵族抱有成见。第三，安茹公爵是天主教徒。如果他和伊丽莎白结婚，可能会给英国带来信仰危机；尤其是1572年在巴黎发生了针对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之后，英国相信，安茹公爵和法国王室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将英国带入天主教信仰。最后，安茹公爵和伊丽莎白结婚，只是想把英国拖入尼德兰的泥沼中，这样英国将不可避免地与西班牙开战。
      这时候，一件意外发生了。一天，塞米埃邀请伊丽莎白上船游玩。就在伊丽莎白登船的时候，船夫却中枪倒地。伊丽莎白相信，这是一起针对自己的暗杀。在首相威廉•塞西尔的反复劝说下，伊丽莎白觉得，她必须完成联姻，才能壮大英国的力量，并保证自己的安全。
      但对塞米埃而言，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他知道，罗伯特•达德利是伊丽莎白的情人，而且一直强烈反对安茹公爵的求婚。因此他相信，未遂的暗杀事件是冲着他来的，而幕后主使就是罗伯特•达德利。塞米埃一怒之下，向伊丽莎白告发，罗伯特•达德利已经与埃塞克斯伯爵的遗孀蕾蒂斯•诺里秘密结婚了。
      伊丽莎白盛怒之下，将罗伯特•达德利和蕾蒂斯•诺里逐出宫廷。暗杀带来的震惊和恐慌，加上情人的背叛，伊丽莎白最终决定给安茹公爵发放签证。
      1579年，安茹公爵来到英国。伊丽莎白显得非常高兴。她亲切地称呼安茹公爵为“小青蛙”，每天都和安茹公爵见面，时不时地送给他一些珍贵的礼物。安茹公爵也经常回赠一些礼物。两个人相处得格外融洽，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坠入情网的恋人。
      伊丽莎白正在无可救药地陷入一场会将整个国家拖入深渊的恋情。女王和安茹公爵的关系引起了英国朝野和民众的不满。罗伯特•达德利的外甥菲利普•西德尼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女王，试图阻止联姻。而最强烈的反应来自于一个叫约翰•斯波塔的人，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攻击安茹公爵。伊丽莎白下令将斯波塔的右手砍去。但行刑当天，斯波塔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倒使行刑变成了他的个人表演。他大声陈述自己对女王的忠心和对英法联姻的反感，高呼“天佑女王”，最后整个观刑的人群爆发出“法国佬滚回去”的呼声。

联姻进行到这个份上，伊丽莎白也最终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她遗憾地表示，由于民众和朝野的反对，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和安茹公爵的结合。和以往一样，这次联姻再次无疾而终。
      安茹公爵临走前，伊丽莎白亲自前往港口送行。临别时分，她送给了公爵一首诗。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女王高超的文笔。
     On Monsieur’s Departure
   
     I grieve and dare not show my discontent.
     I love and yet am forced to seem to hate.
     I do, yet dare not say I ever meant.
     I seem stark mute yet inwardly do prate.
     I am and not
     I freeze and am burnt.
     Since from myself another self I turned
   
     My care is like my shadow in the sun
     Follows me flying
     Flies when I pursue it
     Stands and lies by me
     Doth what I have done
     His too familiar care doth make me rue it.
     No means I find to rid him from my breast,
     Till by the end of things it be supprest.
   
     Some gentle passion slide into my mind
     For I am soft and made of melting snow
     Or be more cruel, love, and so be kind
     Let me or float or sink, be high or low,
     Or let me live with some more sweet content or die
     And so forget what love there it.
      伊丽莎白在诗中尽抒自己身不由己的无奈。身为一国之主，却不得不屈从于人民和朝臣而放弃爱情。
      但是，伊丽莎白是个合格的政治家，而说谎又是政治家的天性，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她的这首诗，相信她的确爱上了安茹公爵并决定与他结婚呢？
      伊丽莎白是否爱上了安茹公爵？这个问题如今已是无从知晓了。我们不能因为伊丽莎白比安茹公爵大二十二岁，就断定他们不可能相爱，因为爱情从来不取决于年龄、外表等外在条件。而且，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其他人都没有留下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何况感情问题向来都是莫衷一是，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然而，无论伊丽莎白是否爱上了安茹公爵，我们都可以断定，伊丽莎白是决不会下嫁安茹公爵的。伊丽莎白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在考虑个人婚姻时，不可能不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即使她一时冲动忘了考虑那些政治因素，她身边的贵族、官僚也会克尽职守。而伊丽莎白又一向善于倾听臣下的意见，因此她一定会认识到和法国联姻决不是什么合算的买卖；不但不能保障英国的安全（英法隔阂太深），反而有可能损害英国的新教信仰，破坏英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威廉•塞西尔支持英法联姻是想争取法国对抗西班牙，但一旦两人结合，英国必定会卷入法国和西班牙对尼德兰的争夺之中，就如同当年玛丽一世和菲利普二世结婚后英国被迫加入西班牙的反法同盟一样）。
      既然如此，伊丽莎白为什么要表现出自己对安茹公爵有极大兴趣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伊丽莎白和安茹公爵有可能结秦晋之好，会给欧洲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法国是欧洲天主教大国，英国是新教新兴国家，都与西班牙长期对立；如果英法联手，将增强反西班牙派的势力。其次，安茹公爵已经接受了尼德兰王冠，此番与英国联姻，将增强其在尼德兰的势力，从而有可能把西班牙彻底赶出尼德兰。总而言之，英法联姻，西班牙受到的威胁最大。因此，伊丽莎白之所以让众人误以为自己有意嫁给安茹公爵，是因为她想借此震慑西班牙，让西班牙不敢轻举妄动。
      这样看来，伊丽莎白与安茹公爵的联姻其实是出连环计。她不可能和安茹公爵结婚，但伊丽莎白的真情流露或是假戏真做足以震慑西班牙，这样，她就把这桩不可能的婚姻的利益最大化了。
      从伊丽莎白的最后一次联姻，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她和玛丽•斯图亚特的区别。玛丽•斯图亚特爱上了博斯韦尔，便要不惜一切代价嫁给他；哪怕全世界都反对，她也要和博斯韦尔结婚。伊丽莎白即使爱上了安茹公爵，也要顾惜英国的国家利益，也要服从朝臣和庶民的意愿。玛丽•斯图亚特将自己的婚事仅仅当作个人的私事，因为她仅仅是苏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将自己的婚事看作是国家大事，因为她是英格兰人民和英格兰国家的女王。
      两人的这种不同，其实早已注定了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这两位女王长达三十年的对立的最后结局。不过，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都不是轻言失败的人。特别是玛丽•斯图亚特，尽管身陷囹圄近二十年，却始终不屈不挠。当生命步入黄昏之时，玛丽•斯图亚特对上帝愈加虔诚，因此，她的失败也为她蒙上了一道信仰殉道士的光环，使她的形象具有了一位英雄的光辉和悲壮。当历史的时钟迈入1586年时，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苏格兰女王和英格兰女王，她们之间最后的一场战斗终于缓缓拉开了序幕。

1584年，欧洲发生了两件事，使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集团的斗争日渐白日化。在法国，亨利三世的继承人安茹公爵弗朗索瓦早逝，他没有结婚，当然也就没有合法的子嗣。亨利三世是个异装癖和同性恋，和王后洛林的路易丝结婚十年也没生出个孩子，今后也不大可能有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内战再次爆发。由于战争的三个领导人——吉斯公爵亨利•德•吉斯、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同名，这场内战被称为“三亨利之战”。因为吉斯公爵和纳瓦尔国王分别是法国两大宗教集团的首领，“三亨利之战”被认为是宗教战争的延续。在王位继承权的诱惑下，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展开了更加惨烈的厮杀。
   
     在尼德兰，新教首领奥兰治亲王威廉被暗杀。在历史上，奥兰治亲王威廉也被称为“沉默者威廉”、威廉一世。他是德国人，出身拿骚家族，原本是拿骚•迪伦堡伯爵。1544年，他被册封为奥兰治亲王，从而开创了奥兰治•拿骚家族，这个家族从17世纪起就统治荷兰直至今日。亲王最初投在菲利普二世的异母姐姐、尼德兰女总督帕尔玛的玛格丽特帐下。由于亲眼目睹了西班牙对尼德兰的宗教迫害和经济剥削，他决定揭竿而起。亲王在德国募集到一支军队，开始公然反抗西班牙。1579年，奥兰治亲王联合了北方数省，组建了“乌德勒支同盟”，这就是荷兰国家的雏形。到1581年，当革命在尼德兰北部取得胜利的时候，以奥兰治亲王为首的革命者发表了独立宣言，不承认菲利普二世为尼德兰的君主。“联省共和国”正式诞生了。由于新生的荷兰力量弱小，国会主张迎立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或伊丽莎白为荷兰的君主，以便获得欧洲强国的庇护。尽管如此，但奥兰治亲王以其卓越的贡献和崇高的威望，早已成为了革命者心目中的无冕之王。
   
     1580年，菲利普二世宣布奥兰治亲王不受法律保护，并悬赏两万五千克朗取他的性命。1584年，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巴尔塔沙•热拉尔暗杀了他。奥兰治亲王的死加剧了尼德兰的冲突。到1584年，尼德兰南部已再次归顺西班牙。西班牙又接连占领了重镇根特和安特卫普，尼德兰局势于是再次紧张起来。西班牙在尼德兰的胜利使欧洲两大集团的斗争愈加白热化。
   
     奥兰治亲王的死讯震动了英国。十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认为，新教事业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奥兰治亲王，另一个是伊丽莎白。现在一个已经死了，伊丽莎白的处境当然就变得岌岌可危了。事实上，从1584年到1588年，伊丽莎白的人身安全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严重的威胁。她的食物、衣服、礼物，全都可能成为投毒的对象；她的侍卫、马夫，或者任何请求觐见的人，全都可能是潜在的刺客；她开会、出巡甚至骑马兜风的时候，都有可能遭到暗杀。英国宫廷风声鹤唳，尤其当人们意识到，这些所有的威胁都与玛丽•斯图亚特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初，伊丽莎白想到的是让玛丽•斯图亚特的囚禁生活更加严酷。在女王的授意下，玛丽•斯图亚特发现对自己的监禁愈加严格了。她被转移到斯塔福德郡的查特里城堡，看守也换成了狂热的新教徒——艾米亚斯•波利特。波利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不仅布置了更多的卫兵监视玛丽•斯图亚特，还加紧了对玛丽•斯图亚特生活的控制。从前，玛丽•斯图亚特的仆从可意自由出入，与周围的居民自由交往；现在，为了防止他们收买平民为自己效劳，波利特禁止他们自由出入。所有仆人的行踪都受到严密的监控。玛丽•斯图亚特的每一封信件都被拆开、检查。波利特感到最不满的是，他无法检查玛丽•斯图亚特的洗衣女工和内衣——他担心狡猾的间谍会利用这个机会将密信送出去。在波利特的严密监视下，一时间，玛丽•斯图亚特与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了。
   
     但是，英国的情报部门对波利特的工作并不满意。沃尔辛厄姆知道，不管对玛丽•斯图亚特的监控有多严格，她都能找到突破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一个无所事事的玛丽•斯图亚特。因为他们认定，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本身就是天主教势力的一个象征。她一根手指都不用动，就有一大群人愿意为了她赴汤蹈火。因此，只有一个有罪的玛丽•斯图亚特，才能一举解决掉纠缠伊丽莎白几十年的幽灵。
   
     沃尔辛厄姆的计划很简单。他打算利用一个双重间谍打入玛丽•斯图亚特内部，帮助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制定一个暗杀伊丽莎白的计划，然后诱使玛丽•斯图亚特在计划书上签字。这样他就能得到证明玛丽•斯图亚特弑君叛国的有力罪证。鉴于国会已通过《女王陛下人身安全法》，到时候，依照这个法律，玛丽•斯图亚特就可以被合法地处死。


要做到这点其实并不难，因为沃尔辛厄姆毕竟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有人数众多的间谍、警察供他驱使。只要能掌握玛丽•斯图亚特的间谍网络，就能把篡位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相比之下，玛丽•斯图亚特处于伊丽莎白软禁之中，只有身边的几个仆从能帮上忙。她必须避开严密的监视，把密信安全地送出查特里，然后再与英国、苏格兰以及欧洲大陆的支持者取得联系。这不但延缓了行动的速度，而且增加了计划的风险。毫不夸张地说，单枪匹马的玛丽•斯图亚特与有整个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沃尔辛厄姆相比，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这也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死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1585年12月，沃尔辛厄姆逮捕了一个为玛丽•斯图亚特效劳的间谍吉尔伯特•吉福德。吉福德受命于玛丽•斯图亚特在欧洲大陆间谍活动的总负责人托马斯•摩根，试图找到一个方法，躲过波利特的监视，为玛丽•斯图亚特和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在沃尔辛厄姆不遗余力的劝说、威胁和利诱下，吉福德最终同意以双重间谍的身份同时为英格兰女王和苏格兰女王效力。
   
     按照沃尔辛厄姆的安排，吉福德首先去了法国大使馆。由于波利特出色的工作，法国大使馆——玛丽•斯图亚特的间谍中心之一，已经存放了许多给苏格兰女王的密信。法国大使正在发愁，怎么才能把这些信送走。吉福德告诉法国大使，自己是摩根派来为玛丽•斯图亚特服务的。然后，他向法国大使道出了一个送信的计划，并很快取得了大使的信任。
   
     吉福德的计划是，他已经收买了一个给查特里城堡运送啤酒的人。他有一个空心的木制啤酒瓶。这样，他们就能把信放在那个木制啤酒瓶里送进城堡。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负责与那个送啤酒的人接头，把信交给她。等第二次再送啤酒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就能把回信以同样的方式送出去。
   
     吉福德的计划当然是沃尔辛厄姆策划的。按照沃尔辛厄姆的计划，吉福德首先以这个计划博得法国大使的信任，拿到了堆积在大使馆的密信。然后，他手下一个精通语言和密码的人——托马斯•菲利普斯将破译信的密码，把信翻译出来。接下来，一个叫阿瑟•格里高利的人会把信完好无损地封好，让信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过一样。与此同时，吉福德将北上前往查特里，封好的信将由专人交给他，他再把信交给送啤酒的人。此外，沃尔辛厄姆早就跟波利特打过招呼了，让他不要检查这个送啤酒的人。波利特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沃尔辛厄姆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对玛丽•斯图亚特恨之入骨的波利特很快就举双手赞成了。


1586年1月，幽禁中的玛丽•斯图亚特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这是吉福德的功劳。可是，苏格兰女王却不知道内情。她还以为她的天才朋友们发明了一个什么方法，躲过了波利特的监视。她异常兴奋，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好消息了。过去的一年（1585年），她受到波利特的严密监视，过着如同囚犯一般的生活；她被儿子抛弃，一度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由于心情郁闷，她旧病复发。现在，这封来信再一次点燃了她几欲熄灭的希望之火。她很快康复了，又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了捍卫自己权力和荣誉的战斗中去了。
   
     几个月来，沃尔辛厄姆惊讶地发现，玛丽•斯图亚特居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间谍网络，从不列颠岛、尼德兰到巴黎、马德里、罗马，到处都有为她服务的人。吉斯公爵、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尼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这些欧洲政要都卷入其中。沃尔辛厄姆以前只是怀疑这些人与玛丽•斯图亚特有来往，现在来往的密信坐实了他的怀疑，更坚定了必须除掉她的决心。
   
     1586年5月，沃尔辛厄姆发现了计划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约翰•巴拉德是个耶稣会牧师。在法国完成学业后，他来到英国，为玛丽•斯图亚特从事间谍活动。这年5月，他来到巴黎，秘密会见了西班牙驻法大使门多萨（曾是西班牙驻英大使，因参与1583年的“斯洛克莫顿阴谋”被逐出英国）。巴拉德说，英国天主教徒正在策划暗杀伊丽莎白，拥立玛丽•斯图亚特为王。他问门多萨，西班牙能给与他们什么样的支持。门多萨表示西班牙将尽力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的事业。
   
     巴拉德回到英国，很快与德比郡的一个天主教小贵族安东尼•巴宾顿取得了联系。巴宾顿曾在施鲁斯贝里伯爵府上工作，因此曾侍奉过玛丽•斯图亚特，对这位传奇的女王充满了同情。他还认识托马斯•摩根。由于教皇庇护五世早在1570年就宣布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所有天主教徒都相信，杀死伊丽莎白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巴宾顿也不例外。
   
     巴拉德告诉巴宾顿，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刺杀伊丽莎白的人，叫约翰•萨维吉。但他觉得单凭萨维吉一个人，不能完成刺杀的任务，所以希望巴宾顿给与支持。巴宾顿联系了五个愿意为天主教会和苏格兰女王献身的朋友。这六个人将前往伦敦刺杀伊丽莎白。与此同时，巴宾顿将集结一百名士兵，闯进查特里，营救玛丽•斯图亚特。巴拉德还告诉巴宾顿，门多萨许诺西班牙将予以支持。

巴宾顿和巴拉德没有想到的是，沃尔辛厄姆早已注意到他们。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阴谋，沃尔辛厄姆派了一个人打入巴宾顿的内部。那个人很快取得了巴宾顿的信任，从他那里挖到了许多情报。
   

与此同时，玛丽•斯图亚特自己也在谋划着怎样才能取代伊丽莎白。在5月中旬给摩根的一封信中，她希望能得到西班牙的援助。她建议摩根一定要争取到西班牙的支持，同时看看能否从苏格兰得到什么援助。然后，她还向门多萨保证，由于詹姆士六世信仰不坚，她决定废黜他的王位继承权，把斯图亚特家族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转赠给菲利普二世——毕竟，菲利普二世的家世可以一直追溯到爱德华三世的第四子约翰•冈特。她还嘱咐门多萨，千万别让苏格兰人知道自己的这番话。当沃尔辛厄姆看到这封信时，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象着如果詹姆士六世看到这封信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就在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伊丽莎白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地把为玛丽•斯图亚特送信的法国大使召入宫廷。她对法国大使说，在玛丽一世统治的时候，她也曾身陷囹圄，因此她非常清楚囚犯会采用什么手段与外界进行通信。伊丽莎白这么做，已经说明她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计划了如指掌。出于良心和共同的血缘关系，她现在警告玛丽•斯图亚特就此罢手。这样一来，倘若今后东窗事发，伊丽莎白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安慰自己，早就警告过玛丽•斯图亚特了，只不过是她自己执迷不悟而已。
   
     伊丽莎白的警告当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1586年6月，巴宾顿的计划日趋成熟，他开始和玛丽•斯图亚特通信。6月底，巴宾顿首次提出了暗杀伊丽莎白，引西班牙入侵，拥立玛丽•斯图亚特复位的计划。

     7月17日，玛丽•斯图亚特回信了。她赞扬了巴宾顿及其同伴的精神，然后给与了一些建议。比如，巴宾顿必须确保得到西班牙的支持；等西班牙开始入侵英国，他们就能行刺伊丽莎白。玛丽•斯图亚特还明确表示，自己支持暗杀伊丽莎白。据说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一开始建议她不要在这种有损名誉的文件上签名，以免将来留下把柄，但玛丽•斯图亚特思忖再三，还是留下了致命的一笔。
   
     7月19日，菲利普斯破译了密信。他找到沃尔辛厄姆，觉得现在已经可以逮捕巴宾顿了。他担心如果再不行动，伊丽莎白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沃尔辛厄姆却不同意。他觉得应该等到掌握了所有阴谋分子的情况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否则容易打草惊蛇。他建议笔迹模仿专家菲利普斯，在玛丽•斯图亚特给巴宾顿的回信中加上一条，让他说出那六个刺客的名字。
   
     7月29日，伪造过的信送到了巴宾顿手中。菲利普斯那画蛇添足的一句话却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迟迟没有回信。8月4日，约翰•巴拉德被捕。尽管被捕的原因仅仅是他是耶稣会牧师，但这已足以引起巴宾顿的警觉。他觉得，沃尔辛厄姆已经注意到他们了，罗网正在慢慢收紧。
   
巴宾顿找到萨维吉，让他立刻去伦敦刺杀伊丽莎白。萨维吉却说自己的衣服太差，不能混进宫中。巴宾顿随即卖掉了自己的戒指，让萨维吉去买一身行头。
   
     然而，巴宾顿和萨维吉已经没有时间了。严刑拷打之下，巴拉德招供了所有阴谋分子的名字。1586年8月14日，巴宾顿阴谋收网了。沃尔辛厄姆将巴宾顿及其同谋一举抓获。9月20日，六个年轻人被处以极刑。他们被吊死，在断气前解下绳子，然后被开肠破肚。在观刑市民狂热的欢呼声中，玛丽•斯图亚特的丧钟敲响了。


     然而，当沃尔辛厄姆满心欢喜地将玛丽•斯图亚特的罪证呈交给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却根本没法轻松起来。十几年来，她的臣僚无时无刻不在劝说她除掉玛丽•斯图亚特，她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但她实在做不到。
   
     她有她自己的立场。首先，玛丽•斯图亚特不仅仅只是她政治斗争的敌手，还是她血脉相连的表侄女。对沃尔辛厄姆和威廉•塞西尔来说，杀死玛丽•斯图亚特只是杀死一个跟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外国人；但对伊丽莎白而言，杀死玛丽•斯图亚特就要背负杀死自己骨肉至亲的罪名。这在传统的中世纪，是违背伦理道德，要受到舆论谴责的。其次，欧洲君主互相通婚，血脉相连，自成一个凌驾于庶民、贵族之上的君主体系（欧洲的君主们通信时都互称“我亲爱的兄弟/姐妹/表亲”）。杀死玛丽•斯图亚特一个人，等于向整个君主体系挑战，英国和伊丽莎白本人也将面临着欧洲各国舆论的谴责。这就是路易十六被处决后，欧洲各国为什么能迅速组建起反法同盟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君主受命于上帝，不受任何世俗法律的约束，更不用说被处决了。如果伊丽莎白下令处决玛丽•斯图亚特，包括她个人王权在内的整个欧洲君主王权都将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这将带来君主制在欧洲范围内的全面危机。事实上，玛丽•斯图亚特的死成为了欧洲近代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打破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思维，昭示了审判甚至处决君主的合法性。倘若玛丽•斯图亚特不被处决，查理一世就不会命丧黄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奈特就不会身首异处，尼古拉二世和亚历珊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也不会魂归西天。说伊丽莎白能预见到这么多龙子凤孙会因此丧命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感觉，但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她一定是能够预感到的。
   
     除此之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早年有惊无险的经历让她感到世事变化无常，因此在做决定的时候，她总是慎之又慎，谨慎到犹豫不决的地步。尤其在面对死刑的时刻，她更是优柔寡断。或许是因为她的母亲安妮•博林就是在断头台上殒命的，她总是不愿签署死刑令。十几年前，“利道尔菲阴谋”破产，要处决诺福克公爵时，她都不愿批准。要不是枢密会和国会向她施压，她很有可能放过诺福克公爵。在要处决一个都铎家族的传统敌人时，伊丽莎白尚且不忍下手，更何况是玛丽•斯图亚特。

然而，这一次，伊丽莎白却不能像以前一样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欧洲的局势已经严峻到逼迫她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地步了。西班牙的势力已经扩张到巅峰。1580年，菲利普二世借口葡萄牙王位继承问题，占领了葡萄牙，自封为葡萄牙国王。1584年，尼德兰革命又暂时陷入低潮。西班牙在欧洲范围内的扩张已经引起了英格兰的恐慌。另外，英西关系也越来越差。由于伊丽莎白鼓励海盗，而西班牙又是最大的海上贸易国家，英西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上英国一直暗中支持、鼓励尼德兰革命，英西关系已经降到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菲利普二世几年来一直在建造“无敌舰队”。1586年5月，他下令扣押了西班牙港口的所有英国商船。8月，作为报复，伊丽莎白决定正式支援尼德兰，并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迫使伊丽莎白必须对这件事来个彻底了断。
   
     9月，伊丽莎白同意公开审判玛丽•斯图亚特。审判地点选在了北安普顿郡的福瑟林盖城堡——那儿是玛丽•斯图亚特最后居住的地方，也是她最终受刑的地方。包括威廉•塞西尔、大法官哈顿和沃尔辛厄姆等36人组成的陪审团在9月下旬抵达福瑟林盖。起初，玛丽•斯图亚特拒绝出席审判。她声称自己是苏格兰女王，不是英国女王的臣民。作为一个外国人，英国的法律不适用于她；作为一位加冕女王，世俗法律对她没有任何效力。这本来是个很好的立场，但英国人自有办法让她屈服。
   
     陪审团采用的方法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沃尔辛厄姆和哈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联合夹击玛丽•斯图亚特。一方面，沃尔辛厄姆声称，即使玛丽•斯图亚特拒绝出席，他们也可以对她进行缺席审判。这样一来，法庭一定会判处她罪名成立，这对她的名誉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哈顿劝说玛丽•斯图亚特，只有她出席审判，她才能对那些指控做出回应——毕竟她身为苏格兰女王，她的王者之言足以摧毁任何诋毁她的证据。
   
     她的王者之言足以摧毁任何诋毁她的证据——也许正是哈顿的这句话给了玛丽•斯图亚特一线希望。她幻想着英国人还会跟她讲理。然而，屠刀早已举起来了，讲理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陪审团不是伊丽莎白，他们不会对这个企图颠覆英国政权的女人心存半点怜悯。虽然巴宾顿已经把玛丽•斯图亚特回信的原件烧掉了，但她的秘书和巴宾顿的同伴全都承认，玛丽•斯图亚特同意暗杀伊丽莎白、引西班牙入侵的计划。10月25日，星室法庭裁决，玛丽•斯图亚特弑君窃国的罪名成立，应被处以死刑。当时的情景非常和谐——除了一人以外，所有人都认为玛丽•;斯图亚特有罪。
   
     用现代民主法制的观点看，玛丽•斯图亚特的审判显然是不符合正常司法精神的。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只有杀掉玛丽•斯图亚特，才能确保伊丽莎白和英国国教会、新贵族及资产阶级的安全。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已经成为整个英格兰国家的威胁，所以她必须死。既然审判之前法官就已经决定了审判结果，那还有什么公正可言？从程序上看，“巴宾顿阴谋”是沃尔辛厄姆故意操纵、有意促成的产物。这就等于说，法官故意设了个局，让犯罪分子钻进去，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再判他们有罪。这样的司法程序显然是不合法的。总而言之，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审判，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司法意义。虽然从英格兰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样做是有利的、甚至是必要的；可从人权和现代民主法制的观点看，这无疑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依照惯例，所有死刑令都将送交伊丽莎白处，由女王亲自签署。于是，伊丽莎白又不得不再次面临这个头疼的问题。她讨厌做决定，讨厌承担责任。11月12日，议会上下两院正式敦促伊丽莎白签署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令。据威廉•塞西尔后来回忆，伊丽莎白的回答“令许多议员潸然泪下”。她说，尽管她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她仍感到伤感，为另一个女王、她的骨肉至亲沦落到如此地步感到伤感。她说，“如果我们只是两个挤奶女工，手中握有的只是牛奶桶”，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我还是愿意原谅她，宽恕她对我犯下的罪过”。
   
     “如果我们只是两个挤奶女工”——这恐怕是伊丽莎白这位极具表演天赋的女王内心的真实想法。她不仅在感叹玛丽•斯图亚特的人生，也是在感叹自己的人生。生在王家，被命运推上王位，注定一生要背负太多的负担：国家的安全、教会的利益、朝臣的得失、人民的福祉。为了这些沉重的负担，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早已不是一个人；她们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象征，是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代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封建贵族的保护人。为了这些沉重的负担，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欧洲的政治斗争中；她们被各种各样的势力利用、鼓动、威胁，拼命搏杀，直至鱼死网破。这就是女王的人生，为了国家、人民、教会、朝臣放弃自己的意愿。哪怕是玛丽•斯图亚特这样的旧式君主——只关心自己的权力，身上也背负着她那个集团的期望和利益，不能自由地选择人生。
   
     11月14日，伊丽莎白询问下院，是否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保住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又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和王位免受侵害。议会的答复是，11月24日，上下两院再次提请伊丽莎白，处决玛丽•斯图亚特。议会郑重提醒伊丽莎白，身为英格兰女王，她必须担负起女王的责任。即使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只是为了英格兰，她也不能被儿女私情所左右。


     伊丽莎白在痛苦的踌躇中等来了国际社会斡旋的声音。首先表示抗议的是苏格兰。虽然对玛丽•斯图亚特毫无感情的詹姆士六世没有为母亲感到一丝焦虑或紧张，可他不得不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英格兰是苏格兰的夙敌，不管玛丽•斯图亚特是否真的有罪，杀害他们的前任女王、现任国王的母亲，本身就是对苏格兰王国的侮辱。朝臣们敦促詹姆士六世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命，人民要求詹姆士六世采取行动。他们甚至请求詹姆士六世明确告诉伊丽莎白，只要伊丽莎白敢处死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就会对英格兰宣战。
   
     詹姆士六世不得不玩起了两面派。他一面言辞激烈地抗议，一面偷偷派出使者阿奇巴尔德•道格拉斯前往伦敦。在信中，詹姆士六世居然甘冒顶撞伊丽莎白的风险，提起了安妮•博林的往事，请求她不要让玛丽•斯图亚特重蹈她母亲的覆辙。而在与英国大臣们的秘密会面中，道格拉斯向他们保证，詹姆士六世的愤怒只不过是迫于民意而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政治秀。12月8日，罗伯特•达德利询问道格拉斯，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死了，詹姆士六世会不会断绝与英国的同盟。道格拉斯说，除非“被其他事情刺激到”，国王决不会这么做。罗伯特•达德利当然知道道格拉斯在说什么，立刻许诺，伊丽莎白决不会剥夺詹姆士六世的合法权利。
   
     11月20日，法国人也赶来了。亨利三世的特别代表德•贝利埃夫恳请伊丽莎白不要伤害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知道，亨利三世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他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前任大嫂而和英国开战。他对玛丽•斯图亚特一向不感兴趣，也无力从焦头烂额的宗教战争中抽身进攻英国。德•贝利埃夫的努力只为玛丽•斯图亚特争取到12天时间。12月4日，伊丽莎白正式宣布，玛丽•斯图亚特的处决将以正式、公开的方式进行。

最让伊丽莎白头疼的还是西班牙。不可否认的是，十几年来，菲利普二世一直都是玛丽•斯图亚特阴谋的积极参与者，也一直被世人认为是玛丽•斯图亚特最重要的支持者。然而，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菲利普二世十几年来一直没有给与过玛丽•斯图亚特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以西班牙强大的实力完成这件事并非难事，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也曾创造了不少机会，可菲利普二世始终没有任何行动。
   
     其实原因很简单。玛丽•斯图亚特是吉斯家族的外孙女，是法国的前王后。自始至终，法国都是她的盟友，她对法国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象，一旦她登上英国王位，一定会寻求与法国结盟，而这是菲利普二世最不愿看到的。如果他能容忍这种情况，三十多年前玛丽一世想要废黜伊丽莎白继承权的时候，他就不会阻止妻子了。表面看起来，菲利普二世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盟友，但前者对后者颇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使得菲利普二世在解救玛丽•斯图亚特的问题上一直延宕不决。
   
     因此，一种奇妙的关系存在于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二世之间。由于菲利普二世对玛丽•斯图亚特的不信任，他投鼠忌器，不愿真正支持后者；由于缺乏西班牙的切实支持，玛丽•斯图亚特不可能成功篡位，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二世也能保持虚假的和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玛丽•斯图亚特是伊丽莎白抵御西班牙入侵的一方挡箭牌。
   
     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1586年5月被打破了。玛丽•斯图亚特自愿把英国的王位继承权转赠给菲利普二世。这样的承诺是菲利普二世无法拒绝的，因为无论玛丽•斯图亚特结局如何，菲利普二世都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活着，菲利普二世可以利用她反对伊丽莎白；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死了，菲利普二世不但不用担心玛丽•斯图亚特会背叛自己投入法国的怀抱，而且有更充分的理由打着为她报仇的旗号，为自己谋利。然而，接受这个继承权的前提，就是帮助玛丽•斯图亚特登上王位。既然如此，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然而，就当时的局势看，不论伊丽莎白是否批准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令，英西大战都在所难免。英国对外贸易活动日益兴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西班牙的商业利益。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早已让菲利普二世非常不满。而作为新教世界的重要大国，英国的存在对西班牙的威胁就更不用说了。另外，从英国的角度看，惟有击败西班牙，才能保证海外贸易的继续繁荣，保护圣公会的信仰。玛丽•斯图亚特不论是死是活，都是西班牙进攻英国的一个借口。这样看来，英西战争在所难免，它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伊丽莎白已经确信，处决玛丽•斯图亚特不会给英国的外交局面带来任何重大的变故。可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她有更充足的理由签署死刑令。这时候，唯一可能帮助她摆脱这个恼人的义务的只有玛丽•斯图亚特的乞求，可这次，她碰上的却是玛丽•斯图亚特异乎寻常的平静。
   
     12月19日，玛丽•斯图亚特给伊丽莎白写了最后一封信。她在信中以冷静和轻松的口吻谈及自己即将升入天国，被天主拥入怀抱，因此她感激伊丽莎白帮助自己走完艰辛的“朝圣之路”。然后，她请求公开行刑，要在贵族众目睽睽的见证之下，为她信仰的唯一的主洒下一腔热血。她还请求允许自己的仆人自由离开，并将自己的遗体运回法国，安葬在母亲的身边。
   
     玛丽•斯图亚特的来信令伊丽莎白特别尴尬。死亡根本不能让这个对手感到一分一毫的恐惧。相反，她对即将升往永恒美好的天父之国充满了期待。玛丽•斯图亚特的大义凛然为她最后的形象镀上了一层悲凉的辉煌。她为天主教的慷慨献身把伊丽莎白立刻置于了道义上的不利之地。玛丽•斯图亚特之所以这么做，不但是因为她的确向往天国，而且是她的一种策略。只有以天主教殉道士的身份光荣地死去，才能洗刷她所有的污点，在最后一刻挽回胜利的颜面，并在后世天主教的记载中成为一个圣人。

1584年，欧洲发生了两件事，使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集团的斗争日渐白日化。在法国，亨利三世的继承人安茹公爵弗朗索瓦早逝，他没有结婚，当然也就没有合法的子嗣。亨利三世是个异装癖和同性恋，和王后洛林的路易丝结婚十年也没生出个孩子，今后也不大可能有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内战再次爆发。由于战争的三个领导人——吉斯公爵亨利•德•吉斯、纳瓦尔国王亨利•德•波旁、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同名，这场内战被称为“三亨利之战”。因为吉斯公爵和纳瓦尔国王分别是法国两大宗教集团的首领，“三亨利之战”被认为是宗教战争的延续。在王位继承权的诱惑下，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展开了更加惨烈的厮杀。
   
     在尼德兰，新教首领奥兰治亲王威廉被暗杀。在历史上，奥兰治亲王威廉也被称为“沉默者威廉”、威廉一世。他是德国人，出身拿骚家族，原本是拿骚•迪伦堡伯爵。1544年，他被册封为奥兰治亲王，从而开创了奥兰治•拿骚家族，这个家族从17世纪起就统治荷兰直至今日。亲王最初投在菲利普二世的异母姐姐、尼德兰女总督帕尔玛的玛格丽特帐下。由于亲眼目睹了西班牙对尼德兰的宗教迫害和经济剥削，他决定揭竿而起。亲王在德国募集到一支军队，开始公然反抗西班牙。1579年，奥兰治亲王联合了北方数省，组建了“乌德勒支同盟”，这就是荷兰国家的雏形。到1581年，当革命在尼德兰北部取得胜利的时候，以奥兰治亲王为首的革命者发表了独立宣言，不承认菲利普二世为尼德兰的君主。“联省共和国”正式诞生了。由于新生的荷兰力量弱小，国会主张迎立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或伊丽莎白为荷兰的君主，以便获得欧洲强国的庇护。尽管如此，但奥兰治亲王以其卓越的贡献和崇高的威望，早已成为了革命者心目中的无冕之王。
   
     1580年，菲利普二世宣布奥兰治亲王不受法律保护，并悬赏两万五千克朗取他的性命。1584年，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巴尔塔沙•热拉尔暗杀了他。奥兰治亲王的死加剧了尼德兰的冲突。到1584年，尼德兰南部已再次归顺西班牙。西班牙又接连占领了重镇根特和安特卫普，尼德兰局势于是再次紧张起来。西班牙在尼德兰的胜利使欧洲两大集团的斗争愈加白热化。
   
     奥兰治亲王的死讯震动了英国。十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认为，新教事业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奥兰治亲王，另一个是伊丽莎白。现在一个已经死了，伊丽莎白的处境当然就变得岌岌可危了。事实上，从1584年到1588年，伊丽莎白的人身安全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严重的威胁。她的食物、衣服、礼物，全都可能成为投毒的对象；她的侍卫、马夫，或者任何请求觐见的人，全都可能是潜在的刺客；她开会、出巡甚至骑马兜风的时候，都有可能遭到暗杀。英国宫廷风声鹤唳，尤其当人们意识到，这些所有的威胁都与玛丽•斯图亚特紧密联系在一起。
   
     最初，伊丽莎白想到的是让玛丽•斯图亚特的囚禁生活更加严酷。在女王的授意下，玛丽•斯图亚特发现对自己的监禁愈加严格了。她被转移到斯塔福德郡的查特里城堡，看守也换成了狂热的新教徒——艾米亚斯•波利特。波利特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不仅布置了更多的卫兵监视玛丽•斯图亚特，还加紧了对玛丽•斯图亚特生活的控制。从前，玛丽•斯图亚特的仆从可意自由出入，与周围的居民自由交往；现在，为了防止他们收买平民为自己效劳，波利特禁止他们自由出入。所有仆人的行踪都受到严密的监控。玛丽•斯图亚特的每一封信件都被拆开、检查。波利特感到最不满的是，他无法检查玛丽•斯图亚特的洗衣女工和内衣——他担心狡猾的间谍会利用这个机会将密信送出去。在波利特的严密监视下，一时间，玛丽•斯图亚特与外界的通讯完全中断了。
   
     但是，英国的情报部门对波利特的工作并不满意。沃尔辛厄姆知道，不管对玛丽•斯图亚特的监控有多严格，她都能找到突破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一个无所事事的玛丽•斯图亚特。因为他们认定，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本身就是天主教势力的一个象征。她一根手指都不用动，就有一大群人愿意为了她赴汤蹈火。因此，只有一个有罪的玛丽•斯图亚特，才能一举解决掉纠缠伊丽莎白几十年的幽灵。
   
     沃尔辛厄姆的计划很简单。他打算利用一个双重间谍打入玛丽•斯图亚特内部，帮助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制定一个暗杀伊丽莎白的计划，然后诱使玛丽•斯图亚特在计划书上签字。这样他就能得到证明玛丽•斯图亚特弑君叛国的有力罪证。鉴于国会已通过《女王陛下人身安全法》，到时候，依照这个法律，玛丽•斯图亚特就可以被合法地处死。


要做到这点其实并不难，因为沃尔辛厄姆毕竟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有人数众多的间谍、警察供他驱使。只要能掌握玛丽•斯图亚特的间谍网络，就能把篡位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相比之下，玛丽•斯图亚特处于伊丽莎白软禁之中，只有身边的几个仆从能帮上忙。她必须避开严密的监视，把密信安全地送出查特里，然后再与英国、苏格兰以及欧洲大陆的支持者取得联系。这不但延缓了行动的速度，而且增加了计划的风险。毫不夸张地说，单枪匹马的玛丽•斯图亚特与有整个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沃尔辛厄姆相比，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这也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死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1585年12月，沃尔辛厄姆逮捕了一个为玛丽•斯图亚特效劳的间谍吉尔伯特•吉福德。吉福德受命于玛丽•斯图亚特在欧洲大陆间谍活动的总负责人托马斯•摩根，试图找到一个方法，躲过波利特的监视，为玛丽•斯图亚特和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在沃尔辛厄姆不遗余力的劝说、威胁和利诱下，吉福德最终同意以双重间谍的身份同时为英格兰女王和苏格兰女王效力。
   
     按照沃尔辛厄姆的安排，吉福德首先去了法国大使馆。由于波利特出色的工作，法国大使馆——玛丽•斯图亚特的间谍中心之一，已经存放了许多给苏格兰女王的密信。法国大使正在发愁，怎么才能把这些信送走。吉福德告诉法国大使，自己是摩根派来为玛丽•斯图亚特服务的。然后，他向法国大使道出了一个送信的计划，并很快取得了大使的信任。
   
     吉福德的计划是，他已经收买了一个给查特里城堡运送啤酒的人。他有一个空心的木制啤酒瓶。这样，他们就能把信放在那个木制啤酒瓶里送进城堡。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负责与那个送啤酒的人接头，把信交给她。等第二次再送啤酒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就能把回信以同样的方式送出去。
   
     吉福德的计划当然是沃尔辛厄姆策划的。按照沃尔辛厄姆的计划，吉福德首先以这个计划博得法国大使的信任，拿到了堆积在大使馆的密信。然后，他手下一个精通语言和密码的人——托马斯•菲利普斯将破译信的密码，把信翻译出来。接下来，一个叫阿瑟•格里高利的人会把信完好无损地封好，让信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过一样。与此同时，吉福德将北上前往查特里，封好的信将由专人交给他，他再把信交给送啤酒的人。此外，沃尔辛厄姆早就跟波利特打过招呼了，让他不要检查这个送啤酒的人。波利特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沃尔辛厄姆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对玛丽•斯图亚特恨之入骨的波利特很快就举双手赞成了。


1586年1月，幽禁中的玛丽•斯图亚特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这是吉福德的功劳。可是，苏格兰女王却不知道内情。她还以为她的天才朋友们发明了一个什么方法，躲过了波利特的监视。她异常兴奋，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好消息了。过去的一年（1585年），她受到波利特的严密监视，过着如同囚犯一般的生活；她被儿子抛弃，一度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由于心情郁闷，她旧病复发。现在，这封来信再一次点燃了她几欲熄灭的希望之火。她很快康复了，又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了捍卫自己权力和荣誉的战斗中去了。
   
     几个月来，沃尔辛厄姆惊讶地发现，玛丽•斯图亚特居然有一个如此庞大的间谍网络，从不列颠岛、尼德兰到巴黎、马德里、罗马，到处都有为她服务的人。吉斯公爵、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尼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这些欧洲政要都卷入其中。沃尔辛厄姆以前只是怀疑这些人与玛丽•斯图亚特有来往，现在来往的密信坐实了他的怀疑，更坚定了必须除掉她的决心。
   
     1586年5月，沃尔辛厄姆发现了计划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约翰•巴拉德是个耶稣会牧师。在法国完成学业后，他来到英国，为玛丽•斯图亚特从事间谍活动。这年5月，他来到巴黎，秘密会见了西班牙驻法大使门多萨（曾是西班牙驻英大使，因参与1583年的“斯洛克莫顿阴谋”被逐出英国）。巴拉德说，英国天主教徒正在策划暗杀伊丽莎白，拥立玛丽•斯图亚特为王。他问门多萨，西班牙能给与他们什么样的支持。门多萨表示西班牙将尽力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的事业。
   
     巴拉德回到英国，很快与德比郡的一个天主教小贵族安东尼•巴宾顿取得了联系。巴宾顿曾在施鲁斯贝里伯爵府上工作，因此曾侍奉过玛丽•斯图亚特，对这位传奇的女王充满了同情。他还认识托马斯•摩根。由于教皇庇护五世早在1570年就宣布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所有天主教徒都相信，杀死伊丽莎白非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巴宾顿也不例外。
   
     巴拉德告诉巴宾顿，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刺杀伊丽莎白的人，叫约翰•萨维吉。但他觉得单凭萨维吉一个人，不能完成刺杀的任务，所以希望巴宾顿给与支持。巴宾顿联系了五个愿意为天主教会和苏格兰女王献身的朋友。这六个人将前往伦敦刺杀伊丽莎白。与此同时，巴宾顿将集结一百名士兵，闯进查特里，营救玛丽•斯图亚特。巴拉德还告诉巴宾顿，门多萨许诺西班牙将予以支持。

巴宾顿和巴拉德没有想到的是，沃尔辛厄姆早已注意到他们。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阴谋，沃尔辛厄姆派了一个人打入巴宾顿的内部。那个人很快取得了巴宾顿的信任，从他那里挖到了许多情报。
   

与此同时，玛丽•斯图亚特自己也在谋划着怎样才能取代伊丽莎白。在5月中旬给摩根的一封信中，她希望能得到西班牙的援助。她建议摩根一定要争取到西班牙的支持，同时看看能否从苏格兰得到什么援助。然后，她还向门多萨保证，由于詹姆士六世信仰不坚，她决定废黜他的王位继承权，把斯图亚特家族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转赠给菲利普二世——毕竟，菲利普二世的家世可以一直追溯到爱德华三世的第四子约翰•冈特。她还嘱咐门多萨，千万别让苏格兰人知道自己的这番话。当沃尔辛厄姆看到这封信时，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象着如果詹姆士六世看到这封信脸上会是什么表情。
   
     就在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伊丽莎白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地把为玛丽•斯图亚特送信的法国大使召入宫廷。她对法国大使说，在玛丽一世统治的时候，她也曾身陷囹圄，因此她非常清楚囚犯会采用什么手段与外界进行通信。伊丽莎白这么做，已经说明她对玛丽•斯图亚特的计划了如指掌。出于良心和共同的血缘关系，她现在警告玛丽•斯图亚特就此罢手。这样一来，倘若今后东窗事发，伊丽莎白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安慰自己，早就警告过玛丽•斯图亚特了，只不过是她自己执迷不悟而已。
   
     伊丽莎白的警告当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1586年6月，巴宾顿的计划日趋成熟，他开始和玛丽•斯图亚特通信。6月底，巴宾顿首次提出了暗杀伊丽莎白，引西班牙入侵，拥立玛丽•斯图亚特复位的计划。

     7月17日，玛丽•斯图亚特回信了。她赞扬了巴宾顿及其同伴的精神，然后给与了一些建议。比如，巴宾顿必须确保得到西班牙的支持；等西班牙开始入侵英国，他们就能行刺伊丽莎白。玛丽•斯图亚特还明确表示，自己支持暗杀伊丽莎白。据说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一开始建议她不要在这种有损名誉的文件上签名，以免将来留下把柄，但玛丽•斯图亚特思忖再三，还是留下了致命的一笔。
   
     7月19日，菲利普斯破译了密信。他找到沃尔辛厄姆，觉得现在已经可以逮捕巴宾顿了。他担心如果再不行动，伊丽莎白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沃尔辛厄姆却不同意。他觉得应该等到掌握了所有阴谋分子的情况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否则容易打草惊蛇。他建议笔迹模仿专家菲利普斯，在玛丽•斯图亚特给巴宾顿的回信中加上一条，让他说出那六个刺客的名字。
   
     7月29日，伪造过的信送到了巴宾顿手中。菲利普斯那画蛇添足的一句话却引起了他的怀疑，他迟迟没有回信。8月4日，约翰•巴拉德被捕。尽管被捕的原因仅仅是他是耶稣会牧师，但这已足以引起巴宾顿的警觉。他觉得，沃尔辛厄姆已经注意到他们了，罗网正在慢慢收紧。
   
巴宾顿找到萨维吉，让他立刻去伦敦刺杀伊丽莎白。萨维吉却说自己的衣服太差，不能混进宫中。巴宾顿随即卖掉了自己的戒指，让萨维吉去买一身行头。
   
     然而，巴宾顿和萨维吉已经没有时间了。严刑拷打之下，巴拉德招供了所有阴谋分子的名字。1586年8月14日，巴宾顿阴谋收网了。沃尔辛厄姆将巴宾顿及其同谋一举抓获。9月20日，六个年轻人被处以极刑。他们被吊死，在断气前解下绳子，然后被开肠破肚。在观刑市民狂热的欢呼声中，玛丽•斯图亚特的丧钟敲响了。


     然而，当沃尔辛厄姆满心欢喜地将玛丽•斯图亚特的罪证呈交给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却根本没法轻松起来。十几年来，她的臣僚无时无刻不在劝说她除掉玛丽•斯图亚特，她也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但她实在做不到。
   
     她有她自己的立场。首先，玛丽•斯图亚特不仅仅只是她政治斗争的敌手，还是她血脉相连的表侄女。对沃尔辛厄姆和威廉•塞西尔来说，杀死玛丽•斯图亚特只是杀死一个跟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外国人；但对伊丽莎白而言，杀死玛丽•斯图亚特就要背负杀死自己骨肉至亲的罪名。这在传统的中世纪，是违背伦理道德，要受到舆论谴责的。其次，欧洲君主互相通婚，血脉相连，自成一个凌驾于庶民、贵族之上的君主体系（欧洲的君主们通信时都互称“我亲爱的兄弟/姐妹/表亲”）。杀死玛丽•斯图亚特一个人，等于向整个君主体系挑战，英国和伊丽莎白本人也将面临着欧洲各国舆论的谴责。这就是路易十六被处决后，欧洲各国为什么能迅速组建起反法同盟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君主受命于上帝，不受任何世俗法律的约束，更不用说被处决了。如果伊丽莎白下令处决玛丽•斯图亚特，包括她个人王权在内的整个欧洲君主王权都将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这将带来君主制在欧洲范围内的全面危机。事实上，玛丽•斯图亚特的死成为了欧洲近代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打破了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思维，昭示了审判甚至处决君主的合法性。倘若玛丽•斯图亚特不被处决，查理一世就不会命丧黄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奈特就不会身首异处，尼古拉二世和亚历珊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也不会魂归西天。说伊丽莎白能预见到这么多龙子凤孙会因此丧命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感觉，但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她一定是能够预感到的。
   
     除此之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早年有惊无险的经历让她感到世事变化无常，因此在做决定的时候，她总是慎之又慎，谨慎到犹豫不决的地步。尤其在面对死刑的时刻，她更是优柔寡断。或许是因为她的母亲安妮•博林就是在断头台上殒命的，她总是不愿签署死刑令。十几年前，“利道尔菲阴谋”破产，要处决诺福克公爵时，她都不愿批准。要不是枢密会和国会向她施压，她很有可能放过诺福克公爵。在要处决一个都铎家族的传统敌人时，伊丽莎白尚且不忍下手，更何况是玛丽•斯图亚特。

然而，这一次，伊丽莎白却不能像以前一样回避这个问题了，因为欧洲的局势已经严峻到逼迫她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地步了。西班牙的势力已经扩张到巅峰。1580年，菲利普二世借口葡萄牙王位继承问题，占领了葡萄牙，自封为葡萄牙国王。1584年，尼德兰革命又暂时陷入低潮。西班牙在欧洲范围内的扩张已经引起了英格兰的恐慌。另外，英西关系也越来越差。由于伊丽莎白鼓励海盗，而西班牙又是最大的海上贸易国家，英西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上英国一直暗中支持、鼓励尼德兰革命，英西关系已经降到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菲利普二世几年来一直在建造“无敌舰队”。1586年5月，他下令扣押了西班牙港口的所有英国商船。8月，作为报复，伊丽莎白决定正式支援尼德兰，并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迫使伊丽莎白必须对这件事来个彻底了断。
   
     9月，伊丽莎白同意公开审判玛丽•斯图亚特。审判地点选在了北安普顿郡的福瑟林盖城堡——那儿是玛丽•斯图亚特最后居住的地方，也是她最终受刑的地方。包括威廉•塞西尔、大法官哈顿和沃尔辛厄姆等36人组成的陪审团在9月下旬抵达福瑟林盖。起初，玛丽•斯图亚特拒绝出席审判。她声称自己是苏格兰女王，不是英国女王的臣民。作为一个外国人，英国的法律不适用于她；作为一位加冕女王，世俗法律对她没有任何效力。这本来是个很好的立场，但英国人自有办法让她屈服。
   
     陪审团采用的方法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沃尔辛厄姆和哈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联合夹击玛丽•斯图亚特。一方面，沃尔辛厄姆声称，即使玛丽•斯图亚特拒绝出席，他们也可以对她进行缺席审判。这样一来，法庭一定会判处她罪名成立，这对她的名誉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哈顿劝说玛丽•斯图亚特，只有她出席审判，她才能对那些指控做出回应——毕竟她身为苏格兰女王，她的王者之言足以摧毁任何诋毁她的证据。
   
     她的王者之言足以摧毁任何诋毁她的证据——也许正是哈顿的这句话给了玛丽•斯图亚特一线希望。她幻想着英国人还会跟她讲理。然而，屠刀早已举起来了，讲理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陪审团不是伊丽莎白，他们不会对这个企图颠覆英国政权的女人心存半点怜悯。虽然巴宾顿已经把玛丽•斯图亚特回信的原件烧掉了，但她的秘书和巴宾顿的同伴全都承认，玛丽•斯图亚特同意暗杀伊丽莎白、引西班牙入侵的计划。10月25日，星室法庭裁决，玛丽•斯图亚特弑君窃国的罪名成立，应被处以死刑。当时的情景非常和谐——除了一人以外，所有人都认为玛丽•;斯图亚特有罪。
   
     用现代民主法制的观点看，玛丽•斯图亚特的审判显然是不符合正常司法精神的。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只有杀掉玛丽•斯图亚特，才能确保伊丽莎白和英国国教会、新贵族及资产阶级的安全。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已经成为整个英格兰国家的威胁，所以她必须死。既然审判之前法官就已经决定了审判结果，那还有什么公正可言？从程序上看，“巴宾顿阴谋”是沃尔辛厄姆故意操纵、有意促成的产物。这就等于说，法官故意设了个局，让犯罪分子钻进去，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再判他们有罪。这样的司法程序显然是不合法的。总而言之，对玛丽•斯图亚特的审判，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司法意义。虽然从英格兰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样做是有利的、甚至是必要的；可从人权和现代民主法制的观点看，这无疑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依照惯例，所有死刑令都将送交伊丽莎白处，由女王亲自签署。于是，伊丽莎白又不得不再次面临这个头疼的问题。她讨厌做决定，讨厌承担责任。11月12日，议会上下两院正式敦促伊丽莎白签署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令。据威廉•塞西尔后来回忆，伊丽莎白的回答“令许多议员潸然泪下”。她说，尽管她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她仍感到伤感，为另一个女王、她的骨肉至亲沦落到如此地步感到伤感。她说，“如果我们只是两个挤奶女工，手中握有的只是牛奶桶”，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我还是愿意原谅她，宽恕她对我犯下的罪过”。
   
     “如果我们只是两个挤奶女工”——这恐怕是伊丽莎白这位极具表演天赋的女王内心的真实想法。她不仅在感叹玛丽•斯图亚特的人生，也是在感叹自己的人生。生在王家，被命运推上王位，注定一生要背负太多的负担：国家的安全、教会的利益、朝臣的得失、人民的福祉。为了这些沉重的负担，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早已不是一个人；她们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象征，是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代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封建贵族的保护人。为了这些沉重的负担，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到欧洲的政治斗争中；她们被各种各样的势力利用、鼓动、威胁，拼命搏杀，直至鱼死网破。这就是女王的人生，为了国家、人民、教会、朝臣放弃自己的意愿。哪怕是玛丽•斯图亚特这样的旧式君主——只关心自己的权力，身上也背负着她那个集团的期望和利益，不能自由地选择人生。
   
     11月14日，伊丽莎白询问下院，是否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保住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又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和王位免受侵害。议会的答复是，11月24日，上下两院再次提请伊丽莎白，处决玛丽•斯图亚特。议会郑重提醒伊丽莎白，身为英格兰女王，她必须担负起女王的责任。即使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只是为了英格兰，她也不能被儿女私情所左右。


     伊丽莎白在痛苦的踌躇中等来了国际社会斡旋的声音。首先表示抗议的是苏格兰。虽然对玛丽•斯图亚特毫无感情的詹姆士六世没有为母亲感到一丝焦虑或紧张，可他不得不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英格兰是苏格兰的夙敌，不管玛丽•斯图亚特是否真的有罪，杀害他们的前任女王、现任国王的母亲，本身就是对苏格兰王国的侮辱。朝臣们敦促詹姆士六世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命，人民要求詹姆士六世采取行动。他们甚至请求詹姆士六世明确告诉伊丽莎白，只要伊丽莎白敢处死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就会对英格兰宣战。
   
     詹姆士六世不得不玩起了两面派。他一面言辞激烈地抗议，一面偷偷派出使者阿奇巴尔德•道格拉斯前往伦敦。在信中，詹姆士六世居然甘冒顶撞伊丽莎白的风险，提起了安妮•博林的往事，请求她不要让玛丽•斯图亚特重蹈她母亲的覆辙。而在与英国大臣们的秘密会面中，道格拉斯向他们保证，詹姆士六世的愤怒只不过是迫于民意而不得不进行的一场政治秀。12月8日，罗伯特•达德利询问道格拉斯，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死了，詹姆士六世会不会断绝与英国的同盟。道格拉斯说，除非“被其他事情刺激到”，国王决不会这么做。罗伯特•达德利当然知道道格拉斯在说什么，立刻许诺，伊丽莎白决不会剥夺詹姆士六世的合法权利。
   
     11月20日，法国人也赶来了。亨利三世的特别代表德•贝利埃夫恳请伊丽莎白不要伤害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知道，亨利三世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他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前任大嫂而和英国开战。他对玛丽•斯图亚特一向不感兴趣，也无力从焦头烂额的宗教战争中抽身进攻英国。德•贝利埃夫的努力只为玛丽•斯图亚特争取到12天时间。12月4日，伊丽莎白正式宣布，玛丽•斯图亚特的处决将以正式、公开的方式进行。

最让伊丽莎白头疼的还是西班牙。不可否认的是，十几年来，菲利普二世一直都是玛丽•斯图亚特阴谋的积极参与者，也一直被世人认为是玛丽•斯图亚特最重要的支持者。然而，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菲利普二世十几年来一直没有给与过玛丽•斯图亚特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以西班牙强大的实力完成这件事并非难事，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也曾创造了不少机会，可菲利普二世始终没有任何行动。
   
     其实原因很简单。玛丽•斯图亚特是吉斯家族的外孙女，是法国的前王后。自始至终，法国都是她的盟友，她对法国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可以想象，一旦她登上英国王位，一定会寻求与法国结盟，而这是菲利普二世最不愿看到的。如果他能容忍这种情况，三十多年前玛丽一世想要废黜伊丽莎白继承权的时候，他就不会阻止妻子了。表面看起来，菲利普二世是玛丽•斯图亚特的盟友，但前者对后者颇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使得菲利普二世在解救玛丽•斯图亚特的问题上一直延宕不决。
   
     因此，一种奇妙的关系存在于玛丽•斯图亚特、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二世之间。由于菲利普二世对玛丽•斯图亚特的不信任，他投鼠忌器，不愿真正支持后者；由于缺乏西班牙的切实支持，玛丽•斯图亚特不可能成功篡位，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二世也能保持虚假的和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玛丽•斯图亚特是伊丽莎白抵御西班牙入侵的一方挡箭牌。
   
     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1586年5月被打破了。玛丽•斯图亚特自愿把英国的王位继承权转赠给菲利普二世。这样的承诺是菲利普二世无法拒绝的，因为无论玛丽•斯图亚特结局如何，菲利普二世都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活着，菲利普二世可以利用她反对伊丽莎白；如果玛丽•斯图亚特死了，菲利普二世不但不用担心玛丽•斯图亚特会背叛自己投入法国的怀抱，而且有更充分的理由打着为她报仇的旗号，为自己谋利。然而，接受这个继承权的前提，就是帮助玛丽•斯图亚特登上王位。既然如此，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和平也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然而，就当时的局势看，不论伊丽莎白是否批准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令，英西大战都在所难免。英国对外贸易活动日益兴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西班牙的商业利益。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早已让菲利普二世非常不满。而作为新教世界的重要大国，英国的存在对西班牙的威胁就更不用说了。另外，从英国的角度看，惟有击败西班牙，才能保证海外贸易的继续繁荣，保护圣公会的信仰。玛丽•斯图亚特不论是死是活，都是西班牙进攻英国的一个借口。这样看来，英西战争在所难免，它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伊丽莎白已经确信，处决玛丽•斯图亚特不会给英国的外交局面带来任何重大的变故。可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她有更充足的理由签署死刑令。这时候，唯一可能帮助她摆脱这个恼人的义务的只有玛丽•斯图亚特的乞求，可这次，她碰上的却是玛丽•斯图亚特异乎寻常的平静。
   
     12月19日，玛丽•斯图亚特给伊丽莎白写了最后一封信。她在信中以冷静和轻松的口吻谈及自己即将升入天国，被天主拥入怀抱，因此她感激伊丽莎白帮助自己走完艰辛的“朝圣之路”。然后，她请求公开行刑，要在贵族众目睽睽的见证之下，为她信仰的唯一的主洒下一腔热血。她还请求允许自己的仆人自由离开，并将自己的遗体运回法国，安葬在母亲的身边。
   
     玛丽•斯图亚特的来信令伊丽莎白特别尴尬。死亡根本不能让这个对手感到一分一毫的恐惧。相反，她对即将升往永恒美好的天父之国充满了期待。玛丽•斯图亚特的大义凛然为她最后的形象镀上了一层悲凉的辉煌。她为天主教的慷慨献身把伊丽莎白立刻置于了道义上的不利之地。玛丽•斯图亚特之所以这么做，不但是因为她的确向往天国，而且是她的一种策略。只有以天主教殉道士的身份光荣地死去，才能洗刷她所有的污点，在最后一刻挽回胜利的颜面，并在后世天主教的记载中成为一个圣人。

1587年的新年很快来到了，伊丽莎白却迟迟没有签字的意思。1月，一个消息开始在英国流传，说玛丽•斯图亚特逃出来了。流言越来越可怕，说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在伦敦四处纵火，说西班牙军队已经在威尔士登陆了，说吉斯公爵的军队已经在苏塞克斯登陆了，还有人说伊丽莎白已经被谋杀了。
   
     流言四起，人心不稳，惟有玛丽•斯图亚特的鲜血方可稳定局势。有史家认为，这些流言是沃尔辛厄姆和威廉•塞西尔故意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逼伊丽莎白尽快签字。如果真相的确如此，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587年2月1日，海军上将霍华德奉伊丽莎白之命，召第二国务大臣戴维逊带上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令入宫觐见。伊丽莎白见到戴维逊没有马上签字，却不停地王顾左右而言他。忽然，她让戴维逊把文件拿给自己，戴维逊便把连同死刑令在内的文书全都交给了伊丽莎白。她提起笔，看也没看，把所有的文件都签了字。然后，她吩咐戴维逊，死刑必须在福瑟林盖的大厅里举行，不能在院子里。最后，她让戴维逊马上把这些文件拿出去盖印。

可就在戴维逊即将离开房间时，伊丽莎白又烦躁地叫住了他。她踱来踱去，似在自言自语，又似在询问戴维逊，是否有别的方法解决这件事。噢，对了，伊丽莎白灵机一动，那个监视苏格兰女王的看守波利特，他为什么不承担起责任，让女王的双手不要沾上血呢？伊丽莎白嘱咐戴维逊，让他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沃尔辛厄姆，再让后者写信给波利特。
   
     戴维逊刚刚轻松的心又立刻紧张起来。他无所适从地把死刑令交给了威廉•塞西尔盖印，然后又不知所措地把女王最后的吩咐传达给了沃尔辛厄姆。
   
     2月2日，戴维逊突然收到伊丽莎白的字条。字条上说，如果戴维逊还没把文件交给威廉•塞西尔盖印，就暂时不要送去了。戴维逊急忙觐见，略带歉疚地对伊丽莎白说，所有文件昨天就盖了印。伊丽莎白很不高兴，她沉默了半天，突然离开了。
   
     这时候，戴维逊已经预感到，将来伊丽莎白一定会否认自己曾在死刑令上签字。他当然也不愿意为伊丽莎白承担罪责，便去找了女王的心腹赫顿勋爵。赫顿勋爵不想自找麻烦，就把事情告诉了威廉•塞西尔。
   
     塞西尔想来想去，斟酌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知道，伊丽莎白不愿亲自下令处决玛丽•斯图亚特，但她又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玛丽•斯图亚特。所以，最佳的办法，也是伊丽莎白期望他们做的，便是和手下的臣僚演一出戏。臣僚们应该扮演忠心过头、越权行事的大臣；他们背着伊丽莎白，自行批准、执行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他确信，这才是伊丽莎白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欧洲各国君主面前“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想杀死玛丽•斯图亚特。
   
     2月3日，以塞西尔为首的十名贵族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议上，众人一致同意，他们将共同下令，执行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当然，后果也将由他们共同承担。会上众人还选定了肯特勋爵和施鲁斯贝里伯爵作为监刑官。
   
     2月4日，伊丽莎白召见戴维逊，说她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了玛丽•斯图亚特被砍头的惨状。戴维逊当然知道她在说什么，就问她愿不愿意继续执行死刑。伊丽莎白什么也没说，却问起有没有收到波利特的回信。
   
     2月5日，波利特的回信呈到了女王手中。波利特自然还没有忠心到愿意为伊丽莎白背黑锅的地步。伊丽莎白看完信后，勃然大怒，把波利特骂了个狗血喷头，又顺便把戴维逊骂走了。伊丽莎白不知道的是，早在两天前，肯特勋爵和施鲁斯贝里伯爵就动身上路了，随行的还有一名刽子手。

1587年2月8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这天是苏格兰加冕女王和法兰西加冕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忌日，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君主经审判而被处死的日子。虽然在她之前不乏有弑君的先例，但那些君主大多是被暗杀的，而玛丽•斯图亚特是第一位经公开审判被判处死刑并血洒断头台的君主。作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女儿、吉斯家族的外孙女和都铎王朝的曾外孙女，玛丽•斯图亚特将向世人展示，一位加冕女王是怎样在断头台上结束生命，怎样在天主教的信念中升入天国的。
   
     2月7日晚，施鲁斯贝里伯爵和肯特勋爵来到福瑟林盖城堡，向玛丽•斯图亚特传达了她的死刑令。玛丽•斯图亚特平静地听完了他们的汇报，然后说：“我感到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因为它向我宣布我的苦难即将结束，它意味着天主对我的恩典，要我为天主光荣的名声和罗马天主教而死。”她请求允许自己的神父给自己做临终祈祷，并不要将行刑放在第二天，好让她有更多时间为自己的最后一程做准备。但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
   
     晚餐时分，玛丽•斯图亚特让所有的仆人全部围坐在周围。像基督最后的晚餐一样，她嘱咐仆人要热爱上帝，坚信天主，并给他们每个人赠送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晚餐结束后，她看了一遍遗嘱，又写了几封信，直到午夜过后才上床休息。她的侍女们跪在房间的角落里，轻声为女主人祈祷。
   
     第二天六点，玛丽•斯图亚特便起床了。在侍女的帮助下，她花了两个小时精心打扮。她穿了一件鲜红色的衬裙，戴上了一副长过胳膊肘的火红色手套。这样的安排一是为了彰显她是天主的受难徒的身份，二是为了让行刑时鲜血溅在身上不至于显得太刺眼。接着，她换上了一件深褐色的丝绒礼服，配以高高的白色立领和貂皮。一件黑色斗篷长长地拖在身后，再配上一袭白色的罩身纱巾和一双柔软的白色羊皮鞋。她脖子上戴着一具金十字架，腰上垂着一串宝石念珠，手里握着象牙的耶稣受难像。这些信仰的饰物犹如上帝一样，给与她保护和安定。
   
     八点，做完祈祷后，玛丽•斯图亚特随同施鲁斯贝里伯爵和肯特勋爵走出了房间。由于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玛丽•斯图亚特不得不由侍女搀扶着缓缓前行。她的侍卫长詹姆士•梅尔维尔则捧着她长长的后襟紧随其后。此刻，她已不仅仅是苏格兰加冕女王和法兰西加冕王后，她还是基督的受难徒。她昂着头，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容镇定地走着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出生仅仅六天，她便被人抱着登上了苏格兰王位；十七岁时，她便以同样的仪态骄傲地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为法兰西王后；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她也没有低下过她高贵的头颅。尽管她曾身陷情欲，尽管她曾谋杀亲夫，尽管她曾不遗余力地企图杀害伊丽莎白，然而，当她今天以王者至尊慷慨赴死，当她今天虔诚地走上天主的祭坛，她足以令所有人肃然起敬。年轻时那个轻率、随便甚至堕落的女孩子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一位心如止水的天主教女王。

但是，当她环视左右时，她还是有些遗憾，因为她没有看见自己的神父。一位新教神父奉命为玛丽•斯图亚特作临终祈祷，但玛丽•斯图亚特宁可得不到临终祈福而死也不肯接受一位异教牧师的祷告。她试图打断新教牧师的祈祷，但几次未果后，她便握住耶稣受难像，大声为自己祷告起来。英国的观刑贵族们纷纷用英语祈祷，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仆人们却在用拉丁文祷告。两边人都在向同一个上帝祈祷，都在为同一个灵魂祈祷，却彼此敌视地看着对方。这一奇特的景象正是玛丽•斯图亚特一生命运的写照——欧洲分裂对立的两大宗教主宰了她的一生，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折磨她。
   
     祈祷完毕，刽子手跪下请求玛丽•斯图亚特的原谅。玛丽•斯图亚特说：“我衷心原谅你，因为只有死才能解脱我的一切痛苦。”在侍女的帮助下，玛丽•斯图亚特开始了卸装。当一袭鲜红衬裙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整个大厅似乎都被这团殉道的火焰点燃了。她拥抱侍女，然后跪在垫子上，用拉丁语大声赞颂道：“耶和华啊，我投靠你，请你让我永不感到惭愧！”
   
     玛丽•斯图亚特轻轻把头俯在砧子上，然后抱住砧板，好像是抱住了慈爱的天父，又好像抱住了自己的爱人。在这一刻，也许她想到了金碧辉煌、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也许她想到了亨利•达恩利和博斯韦尔的热情的爱恋，也许她想到了天主崇高的恩典和赐福，可这一切美好的回忆即将在刀斧之下凝结成永远的记忆。刽子手第一刀砍在了后脑勺上，第二刀才把头砍了下来。当他按照惯例，抓起玛丽•斯图亚特的头颅向观刑的人群展示时，他只抓住了假发，于是头一下子掉在了地上。血肉模糊的头颅在地上滚了几步。等到再次被举起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顶着花白的短发的老女人睁着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的头颅。就在全场人群费尽全力地喊出“女王万岁”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的小狗却从裙子里蹿了出来，凶猛地朝刽子手扑过去，奋力地又咬又叫——在她的一生中，唯有这只小狗真正履行了忠诚的誓言。


     玛丽•斯图亚特的死讯是由施鲁斯贝里伯爵的儿子亨利•塔尔博特带到伦敦的。2月9日上午，威廉•塞西尔就获悉苏格兰女王的死讯了，但他显然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伊丽莎白。直到晚上，伊丽莎白才从某些人口中得知了此事。不过刚开始，她似乎没有什么反应。那天夜里，宫女们发现她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刚起床，伊丽莎白就向世人展示了她高超的演技。
   
     她先是动手暴打了大法官哈顿，威廉•塞西尔也未能幸免。沃尔辛厄姆早有先见之明，躲回家装病去了。伊丽莎白歇斯底里地又喊又哭，她时而哭诉自己绝对不想杀害亲爱的妹妹，时而咒骂大臣们胆敢越权行事，时而又发誓要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绞死。突然，她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咬牙切齿地说，要把戴维逊关进伦敦塔绞死。
   
     大臣们一开始以为这不过是伊丽莎白在做戏，可接下来的几天，宫女们报告说，伊丽莎白不吃饭不睡觉。这终于引起了他们的警觉。戴维逊终于被他的同僚们抛弃了。他被当作替罪羊推了出来，蹲了几天大牢，并缴纳了一笔巨额罚金。当年6月，按照伊丽莎白的旨意，玛丽•斯图亚特的遗体被安葬在彼得波罗大教堂。她的身旁是另一位悲剧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她没能生下一个儿子，因此改变了英国的国教，也揭开了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一生对立的序幕。

法国和苏格兰都喧嚣了一阵子，然后就无声无息了。唯有西班牙派出了无敌舰队。幸运之星再次照耀了伊丽莎白。英格兰缺兵少枪的小船竟然打败了无敌舰队，而且还让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的胜利标志着英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大英帝国的拓殖扩张至此而始，英国的舰队和商船将遍布全球；伊丽莎白的文艺黄金时代由此开启，马丨勒、莎士比亚将名垂青史；屈居欧洲西北一隅的小小英格兰王国将永远成为过去，令人震撼的大英帝国如东方旭日正在冉冉升起。   
     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之间的这场战争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她们俩个人的成败；如果单打独斗，玛丽•斯图亚特根本无法与伊丽莎白相抗衡。可是，玛丽•斯图亚特的背后是强大的天主教集团、欧洲传统强国法兰西以及处于全盛期的西班牙。相比之下，伊丽莎白，一个新教徒、一位欧洲二流国家的女王，根本不具备玛丽•斯图亚特的这些优势。所以，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的这场战争代表了欧洲天主教与新教的争斗，代表了封建农业经济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争斗，代表了封建制度与开明君主专制的争斗，代表了人类发展道路的争斗。随着玛丽•斯图亚特的逝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欧洲天主教势力终于进入了它的黄昏，封建制度终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教国家的崛起，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蓬勃，是开明君主专制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萌芽。人类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到这里为止，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两位女王的对立斗争似乎已经画上了句号。玛丽•斯图亚特在无情的现实中永远失败了，伊丽莎白则成就了现实和历史上的辉煌。可玛丽•斯图亚特临终的镇定从容却足以为她赢得天主教圣徒的美名，抵消她年轻时所有的罪孽。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伊丽莎白永远也无法比拟的优势——她有一位拥有都铎王朝血统的儿子。
   
     詹姆士六世在母亲死后象征性的抗议和完美的合作为他赢得了英国王位继承权，但他必须耐着性子慢慢等待，因为五十五岁的伊丽莎白似乎越来越青春焕发。她和年轻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洛谈情说爱，和伯爵的爱情滋润着她的身心。在漫长的十五年的等待中，詹姆士六世并非一帆风顺。但最有力的竞争者、他的堂妹阿尔贝拉•斯图亚特对王位的觊觎，终究未成气候。而他与信奉新教的丹麦公主安妮的婚姻，不但为斯图亚特家族和都铎家族延续了血脉，也确保了他把继承权牢牢地握在手中。
   
     1603年，七十岁的伊丽莎白终于靠近了人生的尽头，可这位倔强的老妇人根本不愿放弃她用全部的智慧奋斗得来的权力。她彻夜无法入睡，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拒绝上床休息。威廉•塞西尔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急得劝她“必须上床休息”。灯枯油尽的伊丽莎白到最后一刻也没忘记女王的权威。她教训自己的“小矮人”（她给矮个子的罗伯特•塞西尔起的昵称）说，“必须不是你能对君主使用的字眼”。3月24日凌晨，伊丽莎白筋疲力尽，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严阵以待的英国宫廷立刻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到了苏格兰。玫瑰与蓟整整一百年前的结合终于在这一刻修成了正果。1503年，玛格丽特•都铎北上爱丁堡，与詹姆士四世结为夫妻；1603年，都铎家族和斯图亚特家族共同的子孙詹姆士•斯图亚特南下伦敦，把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两个千年宿敌连在了一起。詹姆士六世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詹姆士一世，英格兰、苏格兰两个兄弟国家从盎格鲁•萨克森时代就开始的黑暗斗争也终于走到了尽头。随着詹姆士一世的君临天下，玛丽•斯图亚特也母以子贵，在死后享受到了她应有的尊荣。她被隆重地改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上建起了玛丽•斯图亚特白色的雕像。而附近就是伊丽莎白的墓地。这两位生前彼此仇视的姐妹终于毗邻而居，在共同的天国中获得了永恒的自由。

后记 历史的反思

     书写历史不是为了记录过去，而是为了启迪现实，警示后代。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对立最终以伊丽莎白的胜利而告终，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样的结果其实早已注定了，因为伊丽莎白代表的是新式的政丨府和发展道路而玛丽•斯图亚特却和没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结合在了一起。玛丽•斯图亚特式的君主是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傲视庶民，凌驾于王国的一切民众和法律之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位是否巩固，自己的生活是否安逸舒适；他们的政丨府仅仅是为他们个人服务的机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地位，公共事业只是他们的副业。伊丽莎白式的君主是国家的服务者，他们虽然也享有不可侵犯的神圣王权，但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权位，还有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政丨府是国家的服务机构，虽然听命于他们，实质上却是为国家发展向君主献计献策的机构，是执行君主有关国家发展命令的机构。
   
     玛丽•斯图亚特式的统治是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在十六世纪仍然是中世纪君主通行的统治方式，但当欧洲出现了一位伊丽莎白一世时，情况就改变了。当时的欧洲已经酝酿着急剧的变化。工商业、金融业、海外贸易成为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金融家成为新兴的社会势力。他们力量弱小，却前途无量，所以必须依靠政丨府的扶持才有可能释放出他们巨大的潜力，才有可能把国家带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但民间的要求需要得到高层的呼应，于是伊丽莎白的出现就显得格外恰逢其时。伊丽莎白的统治加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使英国得以迅速崛起。英国的这一成功经验也波及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尽管新兴的势力最初不可能要求所有君主都像伊丽莎白一样，可他们的所有要求的核心就是希望国家建立起一个伊丽莎白式的政丨府。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风潮中，伊丽莎白所代表的服务型君主和政丨府也成为了人们所向往的。当历史的脚步迈进二十一世纪时，国家领导人早已失去了专|制时代神权的庇佑，政丨府也早已失去了专|制时代王权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政丨府更应该摆正自己服务者的位置。
   
     一个真正服务型的政丨府不应该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它应该善于倾听、采纳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意见。伊丽莎白自愿承认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一切新事物。她保护商会，奖赏海盗，引导这些事物更好地为英国的发展服务。作为国家领导人，伊丽莎白无疑是开明的；只有这样，政丨府才能真正实现其服务者的定位。
   
     我们的传统教科书中总是强调专制政体的弊端，可伊丽莎白的专|制政丨府却给英国带来了长远的发展。如果我们结合一下英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就不难发现专|制制度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的必要性了。1485年，英国结束了近百年的“玫瑰战争”，内战把英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需要发展，君主也急于振兴英国，但人心动荡，缺乏合力。所以，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专|制统治就显得很必要了，因为他们能够集合所有能够集合的力量，调动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把英格兰带上发展的正轨。
   
     可专制主义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亨利八世因为想要加强个人的王权，想要一个健康的男性继承人，便改变了英国的宗教；玛丽一世因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就试图强迫所有人改信天主教，处死了许多新教徒。专制制度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它的不稳定性；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个人的好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因此决策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能力和见解。虽然这一弊病在国家统一和发展初期也存在，但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专|制政体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政治选择了。可是，一旦国家走上发展的正轨时，国家已无需专|制制度的强硬保障其发展了。这个时候，用一种更科学、更安全的制度取代不稳定的专|制制度就非常必要了。在这方面，历史的安排总是非常微妙的。在一个国家发展初期，上天往往会赐予它一个英明的统治者；而当它走上正轨时，上天又往往会安排一个能力较弱的统治者，仿佛是故意要借他糟糕的统治结束专|制政|体一样。于是，我们看到了伊丽莎白用专|制统治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可查理一世却遭人唾弃；路易十四用专|制统治把法国带入了黄金时代，路易十六却被人民推上了断头台。
   
     历史的道路总是黑暗而曲折的，而历史的前景和结果却永远是光明而璀璨的。在人类艰辛的跋涉、探索之路上，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榜样，历史的遗迹也在不断地无声地提醒我们。但愿后人能引以为戒，这恐怕是历史真正的心声。
   
     玫瑰与蓟*附注

     都铎王朝短短118年的历史却为现代编剧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绝好素材，亨利八世的六次婚姻，安妮•博林的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伊丽莎白一世的暧昧感情，玛丽一世的黯淡人生，玛丽•斯图亚特热烈而狂野的爱情，诺森伯兰公爵步步为营的算计，克伦威尔精彩的谋划...如此种种，数不胜数。而在众多历史明星中，伊丽莎白一世和玛丽•斯图亚特无疑是最璀璨最耀眼的两位。两位女王终其一生的对立影响了十六世纪后半期英国、苏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也改写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从席勒开始，人们都习惯于将玛丽•斯图亚特刻画为可怜的小白鼠而那位她口中“我亲爱的姐姐”伊丽莎白一世则成为了精明狡猾的猫。现代的电影、电视剧则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玛丽•斯图亚特变成了狡猾阴险、试图杀死她“亲爱的姐姐”的未遂凶手，而伊丽莎白一世则成为了一位为了保护自己和英格兰而不得不痛下杀手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道德情感的批判深深地渗透在无数影视作品中。

     在政治中奢谈道德无疑是不明智的，因为真正的政治家永远将利益置于首位。至于道德，不过是一件漂亮的衣裳。尤其在马基雅维利熏陶下的时代，欧洲君主更是视道德为无物。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因此，我眼中的这两位女王首先是政治家（当然，有一个是不合格的政治家）。这并不等于她们没有道德，但道德于她们而言，永远只是居于次位的附属品——惟有如此，她们才能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587年的新年很快来到了，伊丽莎白却迟迟没有签字的意思。1月，一个消息开始在英国流传，说玛丽•斯图亚特逃出来了。流言越来越可怕，说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者在伦敦四处纵火，说西班牙军队已经在威尔士登陆了，说吉斯公爵的军队已经在苏塞克斯登陆了，还有人说伊丽莎白已经被谋杀了。
   
     流言四起，人心不稳，惟有玛丽•斯图亚特的鲜血方可稳定局势。有史家认为，这些流言是沃尔辛厄姆和威廉•塞西尔故意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逼伊丽莎白尽快签字。如果真相的确如此，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587年2月1日，海军上将霍华德奉伊丽莎白之命，召第二国务大臣戴维逊带上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令入宫觐见。伊丽莎白见到戴维逊没有马上签字，却不停地王顾左右而言他。忽然，她让戴维逊把文件拿给自己，戴维逊便把连同死刑令在内的文书全都交给了伊丽莎白。她提起笔，看也没看，把所有的文件都签了字。然后，她吩咐戴维逊，死刑必须在福瑟林盖的大厅里举行，不能在院子里。最后，她让戴维逊马上把这些文件拿出去盖印。

可就在戴维逊即将离开房间时，伊丽莎白又烦躁地叫住了他。她踱来踱去，似在自言自语，又似在询问戴维逊，是否有别的方法解决这件事。噢，对了，伊丽莎白灵机一动，那个监视苏格兰女王的看守波利特，他为什么不承担起责任，让女王的双手不要沾上血呢？伊丽莎白嘱咐戴维逊，让他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沃尔辛厄姆，再让后者写信给波利特。
   
     戴维逊刚刚轻松的心又立刻紧张起来。他无所适从地把死刑令交给了威廉•塞西尔盖印，然后又不知所措地把女王最后的吩咐传达给了沃尔辛厄姆。
   
     2月2日，戴维逊突然收到伊丽莎白的字条。字条上说，如果戴维逊还没把文件交给威廉•塞西尔盖印，就暂时不要送去了。戴维逊急忙觐见，略带歉疚地对伊丽莎白说，所有文件昨天就盖了印。伊丽莎白很不高兴，她沉默了半天，突然离开了。
   
     这时候，戴维逊已经预感到，将来伊丽莎白一定会否认自己曾在死刑令上签字。他当然也不愿意为伊丽莎白承担罪责，便去找了女王的心腹赫顿勋爵。赫顿勋爵不想自找麻烦，就把事情告诉了威廉•塞西尔。
   
     塞西尔想来想去，斟酌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知道，伊丽莎白不愿亲自下令处决玛丽•斯图亚特，但她又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玛丽•斯图亚特。所以，最佳的办法，也是伊丽莎白期望他们做的，便是和手下的臣僚演一出戏。臣僚们应该扮演忠心过头、越权行事的大臣；他们背着伊丽莎白，自行批准、执行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他确信，这才是伊丽莎白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欧洲各国君主面前“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想杀死玛丽•斯图亚特。
   
     2月3日，以塞西尔为首的十名贵族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议上，众人一致同意，他们将共同下令，执行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刑；当然，后果也将由他们共同承担。会上众人还选定了肯特勋爵和施鲁斯贝里伯爵作为监刑官。
   
     2月4日，伊丽莎白召见戴维逊，说她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了玛丽•斯图亚特被砍头的惨状。戴维逊当然知道她在说什么，就问她愿不愿意继续执行死刑。伊丽莎白什么也没说，却问起有没有收到波利特的回信。
   
     2月5日，波利特的回信呈到了女王手中。波利特自然还没有忠心到愿意为伊丽莎白背黑锅的地步。伊丽莎白看完信后，勃然大怒，把波利特骂了个狗血喷头，又顺便把戴维逊骂走了。伊丽莎白不知道的是，早在两天前，肯特勋爵和施鲁斯贝里伯爵就动身上路了，随行的还有一名刽子手。

1587年2月8日，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这天是苏格兰加冕女王和法兰西加冕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忌日，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君主经审判而被处死的日子。虽然在她之前不乏有弑君的先例，但那些君主大多是被暗杀的，而玛丽•斯图亚特是第一位经公开审判被判处死刑并血洒断头台的君主。作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女儿、吉斯家族的外孙女和都铎王朝的曾外孙女，玛丽•斯图亚特将向世人展示，一位加冕女王是怎样在断头台上结束生命，怎样在天主教的信念中升入天国的。
   
     2月7日晚，施鲁斯贝里伯爵和肯特勋爵来到福瑟林盖城堡，向玛丽•斯图亚特传达了她的死刑令。玛丽•斯图亚特平静地听完了他们的汇报，然后说：“我感到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因为它向我宣布我的苦难即将结束，它意味着天主对我的恩典，要我为天主光荣的名声和罗马天主教而死。”她请求允许自己的神父给自己做临终祈祷，并不要将行刑放在第二天，好让她有更多时间为自己的最后一程做准备。但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
   
     晚餐时分，玛丽•斯图亚特让所有的仆人全部围坐在周围。像基督最后的晚餐一样，她嘱咐仆人要热爱上帝，坚信天主，并给他们每个人赠送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晚餐结束后，她看了一遍遗嘱，又写了几封信，直到午夜过后才上床休息。她的侍女们跪在房间的角落里，轻声为女主人祈祷。
   
     第二天六点，玛丽•斯图亚特便起床了。在侍女的帮助下，她花了两个小时精心打扮。她穿了一件鲜红色的衬裙，戴上了一副长过胳膊肘的火红色手套。这样的安排一是为了彰显她是天主的受难徒的身份，二是为了让行刑时鲜血溅在身上不至于显得太刺眼。接着，她换上了一件深褐色的丝绒礼服，配以高高的白色立领和貂皮。一件黑色斗篷长长地拖在身后，再配上一袭白色的罩身纱巾和一双柔软的白色羊皮鞋。她脖子上戴着一具金十字架，腰上垂着一串宝石念珠，手里握着象牙的耶稣受难像。这些信仰的饰物犹如上帝一样，给与她保护和安定。
   
     八点，做完祈祷后，玛丽•斯图亚特随同施鲁斯贝里伯爵和肯特勋爵走出了房间。由于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玛丽•斯图亚特不得不由侍女搀扶着缓缓前行。她的侍卫长詹姆士•梅尔维尔则捧着她长长的后襟紧随其后。此刻，她已不仅仅是苏格兰加冕女王和法兰西加冕王后，她还是基督的受难徒。她昂着头，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容镇定地走着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出生仅仅六天，她便被人抱着登上了苏格兰王位；十七岁时，她便以同样的仪态骄傲地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为法兰西王后；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她也没有低下过她高贵的头颅。尽管她曾身陷情欲，尽管她曾谋杀亲夫，尽管她曾不遗余力地企图杀害伊丽莎白，然而，当她今天以王者至尊慷慨赴死，当她今天虔诚地走上天主的祭坛，她足以令所有人肃然起敬。年轻时那个轻率、随便甚至堕落的女孩子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一位心如止水的天主教女王。

但是，当她环视左右时，她还是有些遗憾，因为她没有看见自己的神父。一位新教神父奉命为玛丽•斯图亚特作临终祈祷，但玛丽•斯图亚特宁可得不到临终祈福而死也不肯接受一位异教牧师的祷告。她试图打断新教牧师的祈祷，但几次未果后，她便握住耶稣受难像，大声为自己祷告起来。英国的观刑贵族们纷纷用英语祈祷，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仆人们却在用拉丁文祷告。两边人都在向同一个上帝祈祷，都在为同一个灵魂祈祷，却彼此敌视地看着对方。这一奇特的景象正是玛丽•斯图亚特一生命运的写照——欧洲分裂对立的两大宗教主宰了她的一生，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折磨她。
   
     祈祷完毕，刽子手跪下请求玛丽•斯图亚特的原谅。玛丽•斯图亚特说：“我衷心原谅你，因为只有死才能解脱我的一切痛苦。”在侍女的帮助下，玛丽•斯图亚特开始了卸装。当一袭鲜红衬裙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整个大厅似乎都被这团殉道的火焰点燃了。她拥抱侍女，然后跪在垫子上，用拉丁语大声赞颂道：“耶和华啊，我投靠你，请你让我永不感到惭愧！”
   
     玛丽•斯图亚特轻轻把头俯在砧子上，然后抱住砧板，好像是抱住了慈爱的天父，又好像抱住了自己的爱人。在这一刻，也许她想到了金碧辉煌、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也许她想到了亨利•达恩利和博斯韦尔的热情的爱恋，也许她想到了天主崇高的恩典和赐福，可这一切美好的回忆即将在刀斧之下凝结成永远的记忆。刽子手第一刀砍在了后脑勺上，第二刀才把头砍了下来。当他按照惯例，抓起玛丽•斯图亚特的头颅向观刑的人群展示时，他只抓住了假发，于是头一下子掉在了地上。血肉模糊的头颅在地上滚了几步。等到再次被举起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顶着花白的短发的老女人睁着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的头颅。就在全场人群费尽全力地喊出“女王万岁”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的小狗却从裙子里蹿了出来，凶猛地朝刽子手扑过去，奋力地又咬又叫——在她的一生中，唯有这只小狗真正履行了忠诚的誓言。


     玛丽•斯图亚特的死讯是由施鲁斯贝里伯爵的儿子亨利•塔尔博特带到伦敦的。2月9日上午，威廉•塞西尔就获悉苏格兰女王的死讯了，但他显然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伊丽莎白。直到晚上，伊丽莎白才从某些人口中得知了此事。不过刚开始，她似乎没有什么反应。那天夜里，宫女们发现她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刚起床，伊丽莎白就向世人展示了她高超的演技。
   
     她先是动手暴打了大法官哈顿，威廉•塞西尔也未能幸免。沃尔辛厄姆早有先见之明，躲回家装病去了。伊丽莎白歇斯底里地又喊又哭，她时而哭诉自己绝对不想杀害亲爱的妹妹，时而咒骂大臣们胆敢越权行事，时而又发誓要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绞死。突然，她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咬牙切齿地说，要把戴维逊关进伦敦塔绞死。
   
     大臣们一开始以为这不过是伊丽莎白在做戏，可接下来的几天，宫女们报告说，伊丽莎白不吃饭不睡觉。这终于引起了他们的警觉。戴维逊终于被他的同僚们抛弃了。他被当作替罪羊推了出来，蹲了几天大牢，并缴纳了一笔巨额罚金。当年6月，按照伊丽莎白的旨意，玛丽•斯图亚特的遗体被安葬在彼得波罗大教堂。她的身旁是另一位悲剧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她没能生下一个儿子，因此改变了英国的国教，也揭开了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一生对立的序幕。

法国和苏格兰都喧嚣了一阵子，然后就无声无息了。唯有西班牙派出了无敌舰队。幸运之星再次照耀了伊丽莎白。英格兰缺兵少枪的小船竟然打败了无敌舰队，而且还让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没！1588年击败无敌舰队的胜利标志着英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大英帝国的拓殖扩张至此而始，英国的舰队和商船将遍布全球；伊丽莎白的文艺黄金时代由此开启，马丨勒、莎士比亚将名垂青史；屈居欧洲西北一隅的小小英格兰王国将永远成为过去，令人震撼的大英帝国如东方旭日正在冉冉升起。   
     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之间的这场战争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她们俩个人的成败；如果单打独斗，玛丽•斯图亚特根本无法与伊丽莎白相抗衡。可是，玛丽•斯图亚特的背后是强大的天主教集团、欧洲传统强国法兰西以及处于全盛期的西班牙。相比之下，伊丽莎白，一个新教徒、一位欧洲二流国家的女王，根本不具备玛丽•斯图亚特的这些优势。所以，玛丽•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的这场战争代表了欧洲天主教与新教的争斗，代表了封建农业经济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争斗，代表了封建制度与开明君主专制的争斗，代表了人类发展道路的争斗。随着玛丽•斯图亚特的逝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欧洲天主教势力终于进入了它的黄昏，封建制度终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教国家的崛起，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蓬勃，是开明君主专制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萌芽。人类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到这里为止，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两位女王的对立斗争似乎已经画上了句号。玛丽•斯图亚特在无情的现实中永远失败了，伊丽莎白则成就了现实和历史上的辉煌。可玛丽•斯图亚特临终的镇定从容却足以为她赢得天主教圣徒的美名，抵消她年轻时所有的罪孽。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伊丽莎白永远也无法比拟的优势——她有一位拥有都铎王朝血统的儿子。
   
     詹姆士六世在母亲死后象征性的抗议和完美的合作为他赢得了英国王位继承权，但他必须耐着性子慢慢等待，因为五十五岁的伊丽莎白似乎越来越青春焕发。她和年轻英俊的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洛谈情说爱，和伯爵的爱情滋润着她的身心。在漫长的十五年的等待中，詹姆士六世并非一帆风顺。但最有力的竞争者、他的堂妹阿尔贝拉•斯图亚特对王位的觊觎，终究未成气候。而他与信奉新教的丹麦公主安妮的婚姻，不但为斯图亚特家族和都铎家族延续了血脉，也确保了他把继承权牢牢地握在手中。
   
     1603年，七十岁的伊丽莎白终于靠近了人生的尽头，可这位倔强的老妇人根本不愿放弃她用全部的智慧奋斗得来的权力。她彻夜无法入睡，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拒绝上床休息。威廉•塞西尔的儿子罗伯特•塞西尔急得劝她“必须上床休息”。灯枯油尽的伊丽莎白到最后一刻也没忘记女王的权威。她教训自己的“小矮人”（她给矮个子的罗伯特•塞西尔起的昵称）说，“必须不是你能对君主使用的字眼”。3月24日凌晨，伊丽莎白筋疲力尽，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严阵以待的英国宫廷立刻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到了苏格兰。玫瑰与蓟整整一百年前的结合终于在这一刻修成了正果。1503年，玛格丽特•都铎北上爱丁堡，与詹姆士四世结为夫妻；1603年，都铎家族和斯图亚特家族共同的子孙詹姆士•斯图亚特南下伦敦，把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两个千年宿敌连在了一起。詹姆士六世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詹姆士一世，英格兰、苏格兰两个兄弟国家从盎格鲁•萨克森时代就开始的黑暗斗争也终于走到了尽头。随着詹姆士一世的君临天下，玛丽•斯图亚特也母以子贵，在死后享受到了她应有的尊荣。她被隆重地改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上建起了玛丽•斯图亚特白色的雕像。而附近就是伊丽莎白的墓地。这两位生前彼此仇视的姐妹终于毗邻而居，在共同的天国中获得了永恒的自由。

后记 历史的反思

     书写历史不是为了记录过去，而是为了启迪现实，警示后代。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一生的对立最终以伊丽莎白的胜利而告终，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强调的那样，这样的结果其实早已注定了，因为伊丽莎白代表的是新式的政丨府和发展道路而玛丽•斯图亚特却和没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结合在了一起。玛丽•斯图亚特式的君主是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傲视庶民，凌驾于王国的一切民众和法律之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位是否巩固，自己的生活是否安逸舒适；他们的政丨府仅仅是为他们个人服务的机构，首要任务是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地位，公共事业只是他们的副业。伊丽莎白式的君主是国家的服务者，他们虽然也享有不可侵犯的神圣王权，但他们关心的不只是自己的权位，还有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利益；他们的政丨府是国家的服务机构，虽然听命于他们，实质上却是为国家发展向君主献计献策的机构，是执行君主有关国家发展命令的机构。
   
     玛丽•斯图亚特式的统治是欧洲中世纪的传统，在十六世纪仍然是中世纪君主通行的统治方式，但当欧洲出现了一位伊丽莎白一世时，情况就改变了。当时的欧洲已经酝酿着急剧的变化。工商业、金融业、海外贸易成为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金融家成为新兴的社会势力。他们力量弱小，却前途无量，所以必须依靠政丨府的扶持才有可能释放出他们巨大的潜力，才有可能把国家带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但民间的要求需要得到高层的呼应，于是伊丽莎白的出现就显得格外恰逢其时。伊丽莎白的统治加强了英国的国家力量，使英国得以迅速崛起。英国的这一成功经验也波及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尽管新兴的势力最初不可能要求所有君主都像伊丽莎白一样，可他们的所有要求的核心就是希望国家建立起一个伊丽莎白式的政丨府。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风潮中，伊丽莎白所代表的服务型君主和政丨府也成为了人们所向往的。当历史的脚步迈进二十一世纪时，国家领导人早已失去了专|制时代神权的庇佑，政丨府也早已失去了专|制时代王权的庇护。在这种情况下，政丨府更应该摆正自己服务者的位置。
   
     一个真正服务型的政丨府不应该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它应该善于倾听、采纳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意见。伊丽莎白自愿承认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一切新事物。她保护商会，奖赏海盗，引导这些事物更好地为英国的发展服务。作为国家领导人，伊丽莎白无疑是开明的；只有这样，政丨府才能真正实现其服务者的定位。
   
     我们的传统教科书中总是强调专制政体的弊端，可伊丽莎白的专|制政丨府却给英国带来了长远的发展。如果我们结合一下英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就不难发现专|制制度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的必要性了。1485年，英国结束了近百年的“玫瑰战争”，内战把英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需要发展，君主也急于振兴英国，但人心动荡，缺乏合力。所以，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专|制统治就显得很必要了，因为他们能够集合所有能够集合的力量，调动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把英格兰带上发展的正轨。
   
     可专制主义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亨利八世因为想要加强个人的王权，想要一个健康的男性继承人，便改变了英国的宗教；玛丽一世因为个人的宗教信仰就试图强迫所有人改信天主教，处死了许多新教徒。专制制度的最大弊病就在于它的不稳定性；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个人的好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因此决策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能力和见解。虽然这一弊病在国家统一和发展初期也存在，但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专|制政体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政治选择了。可是，一旦国家走上发展的正轨时，国家已无需专|制制度的强硬保障其发展了。这个时候，用一种更科学、更安全的制度取代不稳定的专|制制度就非常必要了。在这方面，历史的安排总是非常微妙的。在一个国家发展初期，上天往往会赐予它一个英明的统治者；而当它走上正轨时，上天又往往会安排一个能力较弱的统治者，仿佛是故意要借他糟糕的统治结束专|制政|体一样。于是，我们看到了伊丽莎白用专|制统治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可查理一世却遭人唾弃；路易十四用专|制统治把法国带入了黄金时代，路易十六却被人民推上了断头台。
   
     历史的道路总是黑暗而曲折的，而历史的前景和结果却永远是光明而璀璨的。在人类艰辛的跋涉、探索之路上，历史已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榜样，历史的遗迹也在不断地无声地提醒我们。但愿后人能引以为戒，这恐怕是历史真正的心声。
   
     玫瑰与蓟*附注

     都铎王朝短短118年的历史却为现代编剧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绝好素材，亨利八世的六次婚姻，安妮•博林的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伊丽莎白一世的暧昧感情，玛丽一世的黯淡人生，玛丽•斯图亚特热烈而狂野的爱情，诺森伯兰公爵步步为营的算计，克伦威尔精彩的谋划...如此种种，数不胜数。而在众多历史明星中，伊丽莎白一世和玛丽•斯图亚特无疑是最璀璨最耀眼的两位。两位女王终其一生的对立影响了十六世纪后半期英国、苏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也改写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从席勒开始，人们都习惯于将玛丽•斯图亚特刻画为可怜的小白鼠而那位她口中“我亲爱的姐姐”伊丽莎白一世则成为了精明狡猾的猫。现代的电影、电视剧则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玛丽•斯图亚特变成了狡猾阴险、试图杀死她“亲爱的姐姐”的未遂凶手，而伊丽莎白一世则成为了一位为了保护自己和英格兰而不得不痛下杀手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道德情感的批判深深地渗透在无数影视作品中。

     在政治中奢谈道德无疑是不明智的，因为真正的政治家永远将利益置于首位。至于道德，不过是一件漂亮的衣裳。尤其在马基雅维利熏陶下的时代，欧洲君主更是视道德为无物。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因此，我眼中的这两位女王首先是政治家（当然，有一个是不合格的政治家）。这并不等于她们没有道德，但道德于她们而言，永远只是居于次位的附属品——惟有如此，她们才能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楼主你还有一贴没弄完啊。。。http://lt.cjdby.net/thread-1034736-1-1.html  讨论F-35超巡又转进到体制上来。而且楼主发帖超快，个人觉得楼主人品有问题。

回复 25# 注册人权监督员

圆明园的那把火，网上很多，这个你可以看看：有多少历史可以相信，“鸦片战争”真相：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3/44/69/1_1.html

殖民地？总比二B天朝派 郑和 到处给人送钱先进吧
先进国家是 内贤外王
土鳖王朝是 对内穷凶极恶对外卑躬屈膝
   
土鳖都是极其现实的经济动物，但论战中最惯用用的伎俩就是强占道德制高点，对这种人其实都懒得与其浪费时间。

最后对一切发起人身，道德攻击的先生们，请注意这里我不讨论道德问题，只讨论何种制度法律和政策能民富，国强。

回复 25# 注册人权监督员

圆明园的那把火，网上很多，这个你可以看看：有多少历史可以相信，“鸦片战争”真相：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3/44/69/1_1.html

殖民地？总比二B天朝派 郑和 到处给人送钱先进吧
先进国家是 内贤外王
土鳖王朝是 对内穷凶极恶对外卑躬屈膝
   
土鳖都是极其现实的经济动物，但论战中最惯用用的伎俩就是强占道德制高点，对这种人其实都懒得与其浪费时间。

最后对一切发起人身，道德攻击的先生们，请注意这里我不讨论道德问题，只讨论何种制度法律和政策能民富，国强。

怎么还能扯出这么多道理来了，一句话，我是把它当毛 片看的，有情节的毛 片

斗狗 发表于 2010-12-31 19:18

当时房子主人喊的是"freeze"，“站住别动”

日本媒体分析，那位日本留学生估计是听成了"please“，“请进”;P

后来痛骂了一阵日本的书面式英语教育:D:D

比君主之危害更大的为伪共和

对内穷凶极恶对外卑躬屈膝

回复 32# 斗狗


     楼主既然说了，哪些制度，法律和政策能使民富，国强，那我请问，你所谓的土鳖，在这短短的50年内，“民富””国强“都有什么样的发展，在你眼中的，都铎王朝或者大不列颠，英格兰，美国。在50年的时间内，民如何的富，国如何的强。要知道，土鳖有全球1/5的人口，并且是从一个残缺的不完整的所谓”民国“政府转变过来的。要喷可以，不要复制粘贴那么几万字的baidu过来的东西，没人会看，如果你想喷，请发自己的总结，类似年代表，或者各种数据对比。不过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就是无论，民主，还是专政。目的只有一个，民富，国强。没有社么制度是完美的，没有什么政党是完美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实在看不到有任何一个另外的制度，或者政党能够做到土鳖这样，而且这没有办法重新选择，如果说要推倒重来，那么，最倒霉的，最悲惨的是什么，人民

“中国愤青特别的爱美国-因为他们经常帮助美国人民骂美国，揭露美国政府！ 我认为美国人民真的应该喊些这些时刻关注美国政府的身在中国的美国编外公民。”
你这种人特别的爱TG——因为你们经常帮助TG抹黑民主，把民主歪曲成民粹！我认为TG真的应该给你们这些时刻帮助其维护统治的斗士们颁发5毛。

斗狗 发表于 2010-12-31 21:28


    看来你们这类人的智商仅止于此了，历史你们可以用所谓的“真相”来否认！而你们把西方的戏说美化为“历史”，看来汪兆铭也对你甘拜下风啊！

傻逼东西，新年就来恶心人，我操你老母1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