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老国民党员孙树才

在救济总署实习的时候，时常到前线赈军、向老百姓发放救济物资，最远一次到了其塔木，在松花江边。我亲眼所见，四六年那个时候国军这边士气很高，都想早点统一了，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呀。那年夏天的四平战役，GCD已经被打垮了，孙立人的装甲师跨过松花江，快打到哈尔滨了，GCD挡也挡不住，连他们的军队都散了，据说林 彪收拾东西准备去打游击。我当时亲身感受到那时国民党军队多威风呀，共军都怕了！可这么好一个机会竟给耽误了，那时侯蒋介石怕美国人马歇尔，不让打了，这不是犯糊涂吗？蒋介石要是咬牙多挺一会儿，把GCD给端了，美国还不照样支持国民党吗？太可惜了！要是四六年的这个机会没浪费，能有共产党的“解放”吗？
　　
　　1948年，我调到国民党中央调查处沈阳分处工作，沈阳沦陷的时候，我正在北平出差。东北丢掉太可惜了！国民党输给GCD，输就输在东北上。错过 1946年的机会，消灭GCD很难了，但如果处理得当，挺住是完全可能的，但蒋介石用人不当，派来的陈诚，在用人当头上瞎搞裁军，把50万原来的伪军赶到 GCD那边去，这不是犯傻吗？这么一瞎胡闹，东北共军人数上马上超过国军了。后来派来的卫立煌是个亲G分子，不听指挥，把几十万东北国军交到林彪手里……
　　
　　曾：东北沦陷后你去了哪里？
　　
　　孙： 我在北平呆了几个月，住在同学家里，当时北平也快保不住了。北平“解放”后一个多月，我记得是3月20号，我乘GCD还没有实行管制，离开北平，去青岛投奔我的老上级刘安琪，途中经过潍县。刘安琪当时在青岛任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但到了刘安琪部队后，我又想到南京看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在国民政府内政部—— 我老爸在我妈死后一直没娶，我因为这很尊重他，我就从青岛坐船往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错过去台湾的机会！我去上海不久，刘安琪部奉命从青岛上船，直接撤往台湾;我和刘安琪关系不错，他当时也劝我留下，我如果留下，肯定已经在台湾了。这是我第一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曾：后来还有哪些机会？
　　
　　　
　　
　　孙：你别急。我3月28日从青岛上船，4月1日到了上海，在怡和码头下船，那时解放军已经兵临长江，国民政府开始撤往台湾;当时上海去台湾的船很多，但那时去台湾要审查了，防中共渗透，我那时身上有中央训练团的军官证，去台湾肯定没问题，只需要在上海等个十天八天就成。但我那时急着去南京看我父亲，就没去。这是我第二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跟我同船到上海的有我一个中央政校的同学，叫贾宝成，他当时留在上海登船，结果很快去了台湾，六十年代他又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就留在美国了，后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
　　
　　曾：第三次机遇是在哪里？
　　
　　孙：是在广州的黄埔港。我到南京后，解放军准备渡江了，国民政府一部分已经撤走，我父亲随内政部到广州去了。我只得又回上海——回去时我同学贾宝成已经走了，我坐船去广州。4月 23日到达广州，这天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一下船就在报纸上看到：南京在4月22日被共产党占领了，当时觉得天地一片昏暗，前途渺茫，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在东北时就预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我心里叹息：国事已经不可为，国家的前途命运险恶，我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呢？
　　
　　到广州后，才知道我父亲和内政部一部分人员正在韶关。到韶关探望了父亲后，我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干了两个月，那时共军已经逼近广东，国民政府开始撤离广州，财政部要派一部分人到台湾打前站，我也在其中，但我不愿去，因为我相当于军人，不愿做财政工作，就领取了国民政府的遣散费，留在广州，自谋出路。这是我第三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曾：接下来你还在广州吗？
　　
　　孙：还在。当时陆军训练司令部已经撤到台湾，司令官恰好是孙立人，我在东北工作时，与孙立人的关系不错，就向他写了一封求职信，结果很快获得了批准。
　　
　　但命运就这么捉弄人！7月份我在广州黄浦码头等船，船偏偏没按时来，当时不知道要晚多久才来，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只晚来了一天——如果船当天能来，我肯定在台湾了。反正船一晚点，我心里就犹豫了。当时我的未婚妻在北平，她母亲是青光眼，所以我3月离开北平的时候，她没能跟我一块走;她人好，跟我感情也好，我心里割舍不下;另外，我看到别的人去台湾，都是拖家带口、成双成对的，心里不是滋味，我当时只有26岁，正属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么想来想去，我就没在码头等下去了。这是我第四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这也是我一生中离台湾最近的一次。
　　
　　现在想，当时我完全错了，我这个选择，不仅害了我自己，也连累了我的未婚妻。我后来被打成“F革命”，她成了“F革命家属”;我的小孩都被GCD教育成愚民，他们对我不理解、与我关系很淡漠。（孙树才叹了口气）我当时的选择是本末倒置了！

　曾：放弃去台湾后你去了哪里？
　　
　　孙：我就上重庆去了，8月份到的重庆。当时我父亲跟内政部的一部分机构也到了重庆。1949年 10月，重庆吃紧，在重庆的内政部机构要撤到台湾去，当时国民政府给了内政部人员每人四趟飞机票，可以带家属，我劝我父亲先去台湾，我父亲不愿意，说： “你们都不去（当时我两个妹妹在重庆上大学，都是亲共分子），我这把年纪去干什么？”结果就都没去。这是我第五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没去台湾，我就留在重庆，大半年时间东奔西跑，人太累了。重庆“解放”半年后，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碰到一个女人叫我的名字，那人姓刘，原来是国民党中央保密局的工作人员，可以配美制小手枪的那种人，也就是国民党女特务。她跟我说，她随东北赵老太太在四川打游击被抓，赵老太太已经被GCD枪毙了。赵老太太叫赵洪文国，是很有名的抗日游击队领袖，我认识她，她为人坚决反G，根本不象中国大陆电视剧里说的那样，那时她在四川组织反G游击队。刘与赵老太太一起被抓，但她隐瞒了保密局身份，被当作一般“土匪家属”从宽释放——1951年“Z反”前，中共的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个姓刘的女人不久就跟了我的一个同事李文雅跑到香港去了——1950年10月24日之前，香港还可以随便出入，我当时也没去香港。“抗美援朝”开始后，出入境全面管制，我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在救济总署实习的时候，时常到前线赈军、向老百姓发放救济物资，最远一次到了其塔木，在松花江边。我亲眼所见，四六年那个时候国军这边士气很高，都想早点统一了，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呀。那年夏天的四平战役，GCD已经被打垮了，孙立人的装甲师跨过松花江，快打到哈尔滨了，GCD挡也挡不住，连他们的军队都散了，据说林 彪收拾东西准备去打游击。我当时亲身感受到那时国民党军队多威风呀，共军都怕了！可这么好一个机会竟给耽误了，那时侯蒋介石怕美国人马歇尔，不让打了，这不是犯糊涂吗？蒋介石要是咬牙多挺一会儿，把GCD给端了，美国还不照样支持国民党吗？太可惜了！要是四六年的这个机会没浪费，能有共产党的“解放”吗？
　　
　　1948年，我调到国民党中央调查处沈阳分处工作，沈阳沦陷的时候，我正在北平出差。东北丢掉太可惜了！国民党输给GCD，输就输在东北上。错过 1946年的机会，消灭GCD很难了，但如果处理得当，挺住是完全可能的，但蒋介石用人不当，派来的陈诚，在用人当头上瞎搞裁军，把50万原来的伪军赶到 GCD那边去，这不是犯傻吗？这么一瞎胡闹，东北共军人数上马上超过国军了。后来派来的卫立煌是个亲G分子，不听指挥，把几十万东北国军交到林彪手里……
　　
　　曾：东北沦陷后你去了哪里？
　　
　　孙： 我在北平呆了几个月，住在同学家里，当时北平也快保不住了。北平“解放”后一个多月，我记得是3月20号，我乘GCD还没有实行管制，离开北平，去青岛投奔我的老上级刘安琪，途中经过潍县。刘安琪当时在青岛任第十二绥靖区司令官，但到了刘安琪部队后，我又想到南京看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在国民政府内政部—— 我老爸在我妈死后一直没娶，我因为这很尊重他，我就从青岛坐船往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错过去台湾的机会！我去上海不久，刘安琪部奉命从青岛上船，直接撤往台湾;我和刘安琪关系不错，他当时也劝我留下，我如果留下，肯定已经在台湾了。这是我第一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曾：后来还有哪些机会？
　　
　　　
　　
　　孙：你别急。我3月28日从青岛上船，4月1日到了上海，在怡和码头下船，那时解放军已经兵临长江，国民政府开始撤往台湾;当时上海去台湾的船很多，但那时去台湾要审查了，防中共渗透，我那时身上有中央训练团的军官证，去台湾肯定没问题，只需要在上海等个十天八天就成。但我那时急着去南京看我父亲，就没去。这是我第二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跟我同船到上海的有我一个中央政校的同学，叫贾宝成，他当时留在上海登船，结果很快去了台湾，六十年代他又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就留在美国了，后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
　　
　　曾：第三次机遇是在哪里？
　　
　　孙：是在广州的黄埔港。我到南京后，解放军准备渡江了，国民政府一部分已经撤走，我父亲随内政部到广州去了。我只得又回上海——回去时我同学贾宝成已经走了，我坐船去广州。4月 23日到达广州，这天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一下船就在报纸上看到：南京在4月22日被共产党占领了，当时觉得天地一片昏暗，前途渺茫，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在东北时就预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我心里叹息：国事已经不可为，国家的前途命运险恶，我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呢？
　　
　　到广州后，才知道我父亲和内政部一部分人员正在韶关。到韶关探望了父亲后，我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干了两个月，那时共军已经逼近广东，国民政府开始撤离广州，财政部要派一部分人到台湾打前站，我也在其中，但我不愿去，因为我相当于军人，不愿做财政工作，就领取了国民政府的遣散费，留在广州，自谋出路。这是我第三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曾：接下来你还在广州吗？
　　
　　孙：还在。当时陆军训练司令部已经撤到台湾，司令官恰好是孙立人，我在东北工作时，与孙立人的关系不错，就向他写了一封求职信，结果很快获得了批准。
　　
　　但命运就这么捉弄人！7月份我在广州黄浦码头等船，船偏偏没按时来，当时不知道要晚多久才来，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只晚来了一天——如果船当天能来，我肯定在台湾了。反正船一晚点，我心里就犹豫了。当时我的未婚妻在北平，她母亲是青光眼，所以我3月离开北平的时候，她没能跟我一块走;她人好，跟我感情也好，我心里割舍不下;另外，我看到别的人去台湾，都是拖家带口、成双成对的，心里不是滋味，我当时只有26岁，正属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么想来想去，我就没在码头等下去了。这是我第四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这也是我一生中离台湾最近的一次。
　　
　　现在想，当时我完全错了，我这个选择，不仅害了我自己，也连累了我的未婚妻。我后来被打成“F革命”，她成了“F革命家属”;我的小孩都被GCD教育成愚民，他们对我不理解、与我关系很淡漠。（孙树才叹了口气）我当时的选择是本末倒置了！

　曾：放弃去台湾后你去了哪里？
　　
　　孙：我就上重庆去了，8月份到的重庆。当时我父亲跟内政部的一部分机构也到了重庆。1949年 10月，重庆吃紧，在重庆的内政部机构要撤到台湾去，当时国民政府给了内政部人员每人四趟飞机票，可以带家属，我劝我父亲先去台湾，我父亲不愿意，说： “你们都不去（当时我两个妹妹在重庆上大学，都是亲共分子），我这把年纪去干什么？”结果就都没去。这是我第五次错失去台湾的机会。
　　
　　　
　　
　　没去台湾，我就留在重庆，大半年时间东奔西跑，人太累了。重庆“解放”半年后，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碰到一个女人叫我的名字，那人姓刘，原来是国民党中央保密局的工作人员，可以配美制小手枪的那种人，也就是国民党女特务。她跟我说，她随东北赵老太太在四川打游击被抓，赵老太太已经被GCD枪毙了。赵老太太叫赵洪文国，是很有名的抗日游击队领袖，我认识她，她为人坚决反G，根本不象中国大陆电视剧里说的那样，那时她在四川组织反G游击队。刘与赵老太太一起被抓，但她隐瞒了保密局身份，被当作一般“土匪家属”从宽释放——1951年“Z反”前，中共的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个姓刘的女人不久就跟了我的一个同事李文雅跑到香港去了——1950年10月24日之前，香港还可以随便出入，我当时也没去香港。“抗美援朝”开始后，出入境全面管制，我最后一个离开中国大陆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