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信建投：经济在过渡期迎来新起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6 06:45:35
理解2011年的宏观经济，要在过渡期的框架内进行。据我们之前的研究，2010—2012年属于过渡前期。自2010年十月十七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以加息为标志的紧缩政策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中国新的政治周期开启，面对新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是为创新扫除障碍，为中周期繁荣创造条件。
2.1 新起点的时点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外生性增长彻底结束
中国的新起点指的是政策刺激的外生性增长真正结束，经济复苏的力量完全转移到市场之手。不仅如此，政策重点从刺激陡然转向消除过渡刺激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此，二次刺激的梦想不可能再有，宽松的政策环境转向紧缩的环境。
外生性增长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内生性增长开始。异常的反危机结出的恶之花加大了二者完美对接的难度，消除恶之花的紧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消耗市场的自生能力，结果是延迟了市场活力的恢复，只有那些具备创新能力的微观主体才能够通过创新收益对冲这些成本。
2.2 新起点的特征之一：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
新起点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理论上讲，新起点的确定时间是由最高决策层来决定的。当政府掌握着相机抉择的方向盘时，除非汽油耗尽，何时停车、何地停车完全是由政府决定的。我们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政治周期。这种新的周期指的是中央高层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定位，这种判断我们在《花开花谢之十五：扬汤止沸不如破釜沉舟》与《花开花谢之十六：梦醒时分》已经明确指出。之后的加息、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以及为了应对通胀而进行的物价管制等都表明中央政策的明确变化。
将政治分析融入结构主义的框架，是中信建设宏观分析明确的特征。中国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决定了将政府行为作为一种单纯的外生变量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投资者习惯将政府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则有失偏颇。宏观经济分析中拒绝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决定了无法真正透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涵。
在新起点，如果不把掌握方向的政府目标与行为搞清楚，对投资来讲，无异于盲人瞎马。
2.2.1 新的政治周期下的决策机制与决策效果将呈现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决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中国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第二，政府对过渡刺激的后遗症容忍程度越来越低；
第三，紧缩周期到来，但紧缩并仅仅是针对通货膨胀，而是整个的泡沫；
第四，中央承认保增长与调结构是有矛盾的，主动调低增长速度才能调结构；
第五，体制性的改革将会在对泡沫技术性处理之后，因为倒逼而加快进行。
上述五点，其实告诉我们，未来投资的宏观经济背景实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从上述的判断可以看出，所谓的二次刺激已经彻底梦断，未来政府要干的事情, 主要就是为中国经济的创新一步步地创造条件，这首先是从减弱泡沫与通胀对创新收益的侵蚀入手。这应该是将于2010年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应有之意。
基于此，我们会看到未来宏观政策大致方向如下：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亦即从紧；
财政政策继续积极，财政赤字总量扩张，支出偏重民生；
产业政策以放松管制、扶持新兴产业为主；
分配政策逐步体现让利特色。
2.2.2 政治新周期不会因为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分歧而发生方向性改变
市场之所以还没有对新政治周期到来达成共识，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极大，中央紧缩会触动地方脆弱的神经，中央紧缩前功尽弃；
二是，紧缩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进行的，失业问题使得政府不得再次刺激。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即使失业增加了，政府也会采取直接补贴失业工人的方式来解决，而不会如危机时通过“铁公基”来解决。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从决定政府行为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上看，新的政治周期不会因此而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1）政府行为目标往往是由财政实力决定的
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与财政视角的逻辑下，政府的行为目标往往是由其财政实力决定的。我们往往用财政危机是政府危机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来考察政府的行为。用图形来表示政府的价值函数如下：
政府的价值函数以参照点0为界表现为两种形态。当政府面对确定的财政收益（结余增加）时，价值函数通常是凹函数，形状比较缓，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政府面对一定的损失（财政赤字）时，价值函数是凸函数，形状相对陡，政府此时是风险追逐型的。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行为目标是相左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必定造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2）中央政府行为目标从增长转向了分配
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已经从增长转向了分配，其突出的一点表现为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成十二五期最重要的目标。为此，政府主动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标准，我们预测2011年政府希望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会高于8%。这是中央政府为平衡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战略转移，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约束基本解除，它可以采取相对稳健的行为。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本届政府完整的政治周期只有一年，百里者半九十，顺利过渡是最理性的选择。
3）地方虽难舍增长，但博弈动力减弱
而地方政府则不同，过渡刺激的后果导致地方财政压力逐年增大，急于摆脱财力困境的地方政府难舍增长。但这种博弈力量越在逐步减弱。理由如下：
中央给地方带上紧箍咒
在我们的报告《过渡刺激的经济后果》、《银行让利的前世今生》、《房地产调控：从量价博弈到处益让渡》都明确指出，在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金融安全与新三角债，房地产泡沫与房产税、节能减排与资源税等都如同紧箍咒一样使得地方政府的处处听命于中央政府。
政治周期临近，保稳定或许比保增长更易上位
在中央将民生当成执政的基础的前提下，地方官员在2012年政治上实质换届的有限时间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为后人栽树”将会成为不少政府官员的行为指南。如此以来，投资与增长中枢下移将是一种趋势。若如同张五常(博客)一样，将中国的县委书记看成企业家，则会发现企业家的“动物精神”不在，创新则无法完成，繁荣也就难以为继了。
地方政府有心高增长，却有心而无力
市场普遍将“十二·五”规划当成中国政府再造泡沫的盛宴。我们认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实质上已经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了。在当时紧急的状态下，很多“十一·五”规划未列的项目已经提前开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保持高增长是有心无力。如要高增长，必要与中央要求相一致才可获得支持。
2.3新起点的特征之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
前述政治周期的变动，是与世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的大背景下相一致的。根据我们海外分析师《缝缝补补又一年：再平衡下的国际博弈》的分析，全球经济失衡时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中心-外围共生模式下的全球产业链相关的，失衡是具有结构性的，再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改变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生产链布局，为此再平衡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过度宽松的货币刺激带来的并非是产出的增加，而是通胀的上升。从美国持续高位的失业率就可以看出，不管是EQ1还是EQ2都无法使民主党获得支持。可以断定，通胀将会使选民进一步抛弃民主党。在我们的逻辑下，通胀是各国政策退出的主要理由。退出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再平衡的状态。我们反复指出，世界经济的危机是消费与生产失衡的必然结果，要恢复到原来的平衡，唯有节制欲望方可。在反危机的前两年，没有国家愿意节制，刺激的负效用也没有体现出来，不退的理由是存在的。当通胀的负效用已然危害到反危机的成果时，不退对政治家来讲，是极不明智的。
由于通胀对资源国、生产国与消费影响的时间点不同，所以各国政策退出的时间也将不同。以加息为标志，澳大利亚作为资源国，刺激政策于2009年九月已经退出，印度与中国作为生产国的代表，分别于2010年3月与10月退出。 欧洲将于2011年第一或第二季度退出，美国则随着通胀于下半年上升到2-2.5%，于EQ2任务结束后退出刺激政策。至此，随着消费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进入低度再平衡。在此强调一下，各国不现继续刺激，就可以视为退出。理解2011年的宏观经济，要在过渡期的框架内进行。据我们之前的研究，2010—2012年属于过渡前期。自2010年十月十七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以加息为标志的紧缩政策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中国新的政治周期开启，面对新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是为创新扫除障碍，为中周期繁荣创造条件。
2.1 新起点的时点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外生性增长彻底结束
中国的新起点指的是政策刺激的外生性增长真正结束，经济复苏的力量完全转移到市场之手。不仅如此，政策重点从刺激陡然转向消除过渡刺激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此，二次刺激的梦想不可能再有，宽松的政策环境转向紧缩的环境。
外生性增长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内生性增长开始。异常的反危机结出的恶之花加大了二者完美对接的难度，消除恶之花的紧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消耗市场的自生能力，结果是延迟了市场活力的恢复，只有那些具备创新能力的微观主体才能够通过创新收益对冲这些成本。
2.2 新起点的特征之一：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
新起点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理论上讲，新起点的确定时间是由最高决策层来决定的。当政府掌握着相机抉择的方向盘时，除非汽油耗尽，何时停车、何地停车完全是由政府决定的。我们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政治周期。这种新的周期指的是中央高层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定位，这种判断我们在《花开花谢之十五：扬汤止沸不如破釜沉舟》与《花开花谢之十六：梦醒时分》已经明确指出。之后的加息、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以及为了应对通胀而进行的物价管制等都表明中央政策的明确变化。
将政治分析融入结构主义的框架，是中信建设宏观分析明确的特征。中国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决定了将政府行为作为一种单纯的外生变量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投资者习惯将政府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则有失偏颇。宏观经济分析中拒绝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决定了无法真正透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涵。
在新起点，如果不把掌握方向的政府目标与行为搞清楚，对投资来讲，无异于盲人瞎马。
2.2.1 新的政治周期下的决策机制与决策效果将呈现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决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中国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第二，政府对过渡刺激的后遗症容忍程度越来越低；
第三，紧缩周期到来，但紧缩并仅仅是针对通货膨胀，而是整个的泡沫；
第四，中央承认保增长与调结构是有矛盾的，主动调低增长速度才能调结构；
第五，体制性的改革将会在对泡沫技术性处理之后，因为倒逼而加快进行。
上述五点，其实告诉我们，未来投资的宏观经济背景实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从上述的判断可以看出，所谓的二次刺激已经彻底梦断，未来政府要干的事情, 主要就是为中国经济的创新一步步地创造条件，这首先是从减弱泡沫与通胀对创新收益的侵蚀入手。这应该是将于2010年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应有之意。
基于此，我们会看到未来宏观政策大致方向如下：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亦即从紧；
财政政策继续积极，财政赤字总量扩张，支出偏重民生；
产业政策以放松管制、扶持新兴产业为主；
分配政策逐步体现让利特色。
2.2.2 政治新周期不会因为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分歧而发生方向性改变
市场之所以还没有对新政治周期到来达成共识，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极大，中央紧缩会触动地方脆弱的神经，中央紧缩前功尽弃；
二是，紧缩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进行的，失业问题使得政府不得再次刺激。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即使失业增加了，政府也会采取直接补贴失业工人的方式来解决，而不会如危机时通过“铁公基”来解决。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从决定政府行为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上看，新的政治周期不会因此而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1）政府行为目标往往是由财政实力决定的
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与财政视角的逻辑下，政府的行为目标往往是由其财政实力决定的。我们往往用财政危机是政府危机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来考察政府的行为。用图形来表示政府的价值函数如下：
政府的价值函数以参照点0为界表现为两种形态。当政府面对确定的财政收益（结余增加）时，价值函数通常是凹函数，形状比较缓，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政府面对一定的损失（财政赤字）时，价值函数是凸函数，形状相对陡，政府此时是风险追逐型的。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行为目标是相左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必定造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2）中央政府行为目标从增长转向了分配
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已经从增长转向了分配，其突出的一点表现为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成十二五期最重要的目标。为此，政府主动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标准，我们预测2011年政府希望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会高于8%。这是中央政府为平衡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战略转移，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约束基本解除，它可以采取相对稳健的行为。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本届政府完整的政治周期只有一年，百里者半九十，顺利过渡是最理性的选择。
3）地方虽难舍增长，但博弈动力减弱
而地方政府则不同，过渡刺激的后果导致地方财政压力逐年增大，急于摆脱财力困境的地方政府难舍增长。但这种博弈力量越在逐步减弱。理由如下：
中央给地方带上紧箍咒
在我们的报告《过渡刺激的经济后果》、《银行让利的前世今生》、《房地产调控：从量价博弈到处益让渡》都明确指出，在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金融安全与新三角债，房地产泡沫与房产税、节能减排与资源税等都如同紧箍咒一样使得地方政府的处处听命于中央政府。
政治周期临近，保稳定或许比保增长更易上位
在中央将民生当成执政的基础的前提下，地方官员在2012年政治上实质换届的有限时间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为后人栽树”将会成为不少政府官员的行为指南。如此以来，投资与增长中枢下移将是一种趋势。若如同张五常(博客)一样，将中国的县委书记看成企业家，则会发现企业家的“动物精神”不在，创新则无法完成，繁荣也就难以为继了。
地方政府有心高增长，却有心而无力
市场普遍将“十二·五”规划当成中国政府再造泡沫的盛宴。我们认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实质上已经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了。在当时紧急的状态下，很多“十一·五”规划未列的项目已经提前开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保持高增长是有心无力。如要高增长，必要与中央要求相一致才可获得支持。
2.3新起点的特征之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
前述政治周期的变动，是与世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的大背景下相一致的。根据我们海外分析师《缝缝补补又一年：再平衡下的国际博弈》的分析，全球经济失衡时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中心-外围共生模式下的全球产业链相关的，失衡是具有结构性的，再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改变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生产链布局，为此再平衡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过度宽松的货币刺激带来的并非是产出的增加，而是通胀的上升。从美国持续高位的失业率就可以看出，不管是EQ1还是EQ2都无法使民主党获得支持。可以断定，通胀将会使选民进一步抛弃民主党。在我们的逻辑下，通胀是各国政策退出的主要理由。退出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再平衡的状态。我们反复指出，世界经济的危机是消费与生产失衡的必然结果，要恢复到原来的平衡，唯有节制欲望方可。在反危机的前两年，没有国家愿意节制，刺激的负效用也没有体现出来，不退的理由是存在的。当通胀的负效用已然危害到反危机的成果时，不退对政治家来讲，是极不明智的。
由于通胀对资源国、生产国与消费影响的时间点不同，所以各国政策退出的时间也将不同。以加息为标志，澳大利亚作为资源国，刺激政策于2009年九月已经退出，印度与中国作为生产国的代表，分别于2010年3月与10月退出。 欧洲将于2011年第一或第二季度退出，美国则随着通胀于下半年上升到2-2.5%，于EQ2任务结束后退出刺激政策。至此，随着消费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进入低度再平衡。在此强调一下，各国不现继续刺激，就可以视为退出。
2.1 新起点的时点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外生性增长彻底结束
中国的新起点指的是政策刺激的外生性增长真正结束，经济复苏的力量完全转移到市场之手。不仅如此，政策重点从刺激陡然转向消除过渡刺激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此，二次刺激的梦想不可能再有，宽松的政策环境转向紧缩的环境。
外生性增长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内生性增长开始。异常的反危机结出的恶之花加大了二者完美对接的难度，消除恶之花的紧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消耗市场的自生能力，结果是延迟了市场活力的恢复，只有那些具备创新能力的微观主体才能够通过创新收益对冲这些成本。
2.2 新起点的特征之一：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
新起点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理论上讲，新起点的确定时间是由最高决策层来决定的。当政府掌握着相机抉择的方向盘时，除非汽油耗尽，何时停车、何地停车完全是由政府决定的。我们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政治周期。这种新的周期指的是中央高层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定位，这种判断我们在《花开花谢之十五：扬汤止沸不如破釜沉舟》与《花开花谢之十六：梦醒时分》已经明确指出。之后的加息、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以及为了应对通胀而进行的物价管制等都表明中央政策的明确变化。
将政治分析融入结构主义的框架，是中信建设宏观分析明确的特征。中国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决定了将政府行为作为一种单纯的外生变量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投资者习惯将政府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则有失偏颇。宏观经济分析中拒绝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决定了无法真正透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涵。
在新起点，如果不把掌握方向的政府目标与行为搞清楚，对投资来讲，无异于盲人瞎马。
2.2.1 新的政治周期下的决策机制与决策效果将呈现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决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中国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第二，政府对过渡刺激的后遗症容忍程度越来越低；
第三，紧缩周期到来，但紧缩并仅仅是针对通货膨胀，而是整个的泡沫；
第四，中央承认保增长与调结构是有矛盾的，主动调低增长速度才能调结构；
第五，体制性的改革将会在对泡沫技术性处理之后，因为倒逼而加快进行。
上述五点，其实告诉我们，未来投资的宏观经济背景实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从上述的判断可以看出，所谓的二次刺激已经彻底梦断，未来政府要干的事情, 主要就是为中国经济的创新一步步地创造条件，这首先是从减弱泡沫与通胀对创新收益的侵蚀入手。这应该是将于2010年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应有之意。
基于此，我们会看到未来宏观政策大致方向如下：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亦即从紧；
财政政策继续积极，财政赤字总量扩张，支出偏重民生；
产业政策以放松管制、扶持新兴产业为主；
分配政策逐步体现让利特色。
2.2.2 政治新周期不会因为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分歧而发生方向性改变
市场之所以还没有对新政治周期到来达成共识，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极大，中央紧缩会触动地方脆弱的神经，中央紧缩前功尽弃；
二是，紧缩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进行的，失业问题使得政府不得再次刺激。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即使失业增加了，政府也会采取直接补贴失业工人的方式来解决，而不会如危机时通过“铁公基”来解决。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从决定政府行为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上看，新的政治周期不会因此而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1）政府行为目标往往是由财政实力决定的
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与财政视角的逻辑下，政府的行为目标往往是由其财政实力决定的。我们往往用财政危机是政府危机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来考察政府的行为。用图形来表示政府的价值函数如下：
政府的价值函数以参照点0为界表现为两种形态。当政府面对确定的财政收益（结余增加）时，价值函数通常是凹函数，形状比较缓，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政府面对一定的损失（财政赤字）时，价值函数是凸函数，形状相对陡，政府此时是风险追逐型的。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行为目标是相左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必定造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2）中央政府行为目标从增长转向了分配
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已经从增长转向了分配，其突出的一点表现为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成十二五期最重要的目标。为此，政府主动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标准，我们预测2011年政府希望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会高于8%。这是中央政府为平衡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战略转移，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约束基本解除，它可以采取相对稳健的行为。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本届政府完整的政治周期只有一年，百里者半九十，顺利过渡是最理性的选择。
3）地方虽难舍增长，但博弈动力减弱
而地方政府则不同，过渡刺激的后果导致地方财政压力逐年增大，急于摆脱财力困境的地方政府难舍增长。但这种博弈力量越在逐步减弱。理由如下：
中央给地方带上紧箍咒
在我们的报告《过渡刺激的经济后果》、《银行让利的前世今生》、《房地产调控：从量价博弈到处益让渡》都明确指出，在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金融安全与新三角债，房地产泡沫与房产税、节能减排与资源税等都如同紧箍咒一样使得地方政府的处处听命于中央政府。
政治周期临近，保稳定或许比保增长更易上位
在中央将民生当成执政的基础的前提下，地方官员在2012年政治上实质换届的有限时间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为后人栽树”将会成为不少政府官员的行为指南。如此以来，投资与增长中枢下移将是一种趋势。若如同张五常(博客)一样，将中国的县委书记看成企业家，则会发现企业家的“动物精神”不在，创新则无法完成，繁荣也就难以为继了。
地方政府有心高增长，却有心而无力
市场普遍将“十二·五”规划当成中国政府再造泡沫的盛宴。我们认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实质上已经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了。在当时紧急的状态下，很多“十一·五”规划未列的项目已经提前开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保持高增长是有心无力。如要高增长，必要与中央要求相一致才可获得支持。
2.3新起点的特征之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
前述政治周期的变动，是与世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的大背景下相一致的。根据我们海外分析师《缝缝补补又一年：再平衡下的国际博弈》的分析，全球经济失衡时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中心-外围共生模式下的全球产业链相关的，失衡是具有结构性的，再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改变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生产链布局，为此再平衡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过度宽松的货币刺激带来的并非是产出的增加，而是通胀的上升。从美国持续高位的失业率就可以看出，不管是EQ1还是EQ2都无法使民主党获得支持。可以断定，通胀将会使选民进一步抛弃民主党。在我们的逻辑下，通胀是各国政策退出的主要理由。退出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再平衡的状态。我们反复指出，世界经济的危机是消费与生产失衡的必然结果，要恢复到原来的平衡，唯有节制欲望方可。在反危机的前两年，没有国家愿意节制，刺激的负效用也没有体现出来，不退的理由是存在的。当通胀的负效用已然危害到反危机的成果时，不退对政治家来讲，是极不明智的。
由于通胀对资源国、生产国与消费影响的时间点不同，所以各国政策退出的时间也将不同。以加息为标志，澳大利亚作为资源国，刺激政策于2009年九月已经退出，印度与中国作为生产国的代表，分别于2010年3月与10月退出。 欧洲将于2011年第一或第二季度退出，美国则随着通胀于下半年上升到2-2.5%，于EQ2任务结束后退出刺激政策。至此，随着消费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进入低度再平衡。在此强调一下，各国不现继续刺激，就可以视为退出。理解2011年的宏观经济，要在过渡期的框架内进行。据我们之前的研究，2010—2012年属于过渡前期。自2010年十月十七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以加息为标志的紧缩政策表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中国新的政治周期开启，面对新的矛盾。矛盾的解决是为创新扫除障碍，为中周期繁荣创造条件。
2.1 新起点的时点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外生性增长彻底结束
中国的新起点指的是政策刺激的外生性增长真正结束，经济复苏的力量完全转移到市场之手。不仅如此，政策重点从刺激陡然转向消除过渡刺激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此，二次刺激的梦想不可能再有，宽松的政策环境转向紧缩的环境。
外生性增长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内生性增长开始。异常的反危机结出的恶之花加大了二者完美对接的难度，消除恶之花的紧缩措施不可避免地会消耗市场的自生能力，结果是延迟了市场活力的恢复，只有那些具备创新能力的微观主体才能够通过创新收益对冲这些成本。
2.2 新起点的特征之一：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
新起点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进入新的政治周期。理论上讲，新起点的确定时间是由最高决策层来决定的。当政府掌握着相机抉择的方向盘时，除非汽油耗尽，何时停车、何地停车完全是由政府决定的。我们判断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政治周期。这种新的周期指的是中央高层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定位，这种判断我们在《花开花谢之十五：扬汤止沸不如破釜沉舟》与《花开花谢之十六：梦醒时分》已经明确指出。之后的加息、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以及为了应对通胀而进行的物价管制等都表明中央政策的明确变化。
将政治分析融入结构主义的框架，是中信建设宏观分析明确的特征。中国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决定了将政府行为作为一种单纯的外生变量来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投资者习惯将政府的行为简单地归结为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则有失偏颇。宏观经济分析中拒绝采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决定了无法真正透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涵。
在新起点，如果不把掌握方向的政府目标与行为搞清楚，对投资来讲，无异于盲人瞎马。
2.2.1 新的政治周期下的决策机制与决策效果将呈现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决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中国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
第二，政府对过渡刺激的后遗症容忍程度越来越低；
第三，紧缩周期到来，但紧缩并仅仅是针对通货膨胀，而是整个的泡沫；
第四，中央承认保增长与调结构是有矛盾的，主动调低增长速度才能调结构；
第五，体制性的改革将会在对泡沫技术性处理之后，因为倒逼而加快进行。
上述五点，其实告诉我们，未来投资的宏观经济背景实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低头拉车不如抬头看路”。从上述的判断可以看出，所谓的二次刺激已经彻底梦断，未来政府要干的事情, 主要就是为中国经济的创新一步步地创造条件，这首先是从减弱泡沫与通胀对创新收益的侵蚀入手。这应该是将于2010年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应有之意。
基于此，我们会看到未来宏观政策大致方向如下：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亦即从紧；
财政政策继续积极，财政赤字总量扩张，支出偏重民生；
产业政策以放松管制、扶持新兴产业为主；
分配政策逐步体现让利特色。
2.2.2 政治新周期不会因为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分歧而发生方向性改变
市场之所以还没有对新政治周期到来达成共识，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极大，中央紧缩会触动地方脆弱的神经，中央紧缩前功尽弃；
二是，紧缩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进行的，失业问题使得政府不得再次刺激。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即使失业增加了，政府也会采取直接补贴失业工人的方式来解决，而不会如危机时通过“铁公基”来解决。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从决定政府行为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上看，新的政治周期不会因此而发生方向性的改变。
1）政府行为目标往往是由财政实力决定的
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与财政视角的逻辑下，政府的行为目标往往是由其财政实力决定的。我们往往用财政危机是政府危机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来考察政府的行为。用图形来表示政府的价值函数如下：
政府的价值函数以参照点0为界表现为两种形态。当政府面对确定的财政收益（结余增加）时，价值函数通常是凹函数，形状比较缓，政府是风险厌恶型的；政府面对一定的损失（财政赤字）时，价值函数是凸函数，形状相对陡，政府此时是风险追逐型的。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行为目标是相左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必定造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2）中央政府行为目标从增长转向了分配
自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已经从增长转向了分配，其突出的一点表现为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成十二五期最重要的目标。为此，政府主动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标准，我们预测2011年政府希望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会高于8%。这是中央政府为平衡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战略转移，其背后的逻辑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约束基本解除，它可以采取相对稳健的行为。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本届政府完整的政治周期只有一年，百里者半九十，顺利过渡是最理性的选择。
3）地方虽难舍增长，但博弈动力减弱
而地方政府则不同，过渡刺激的后果导致地方财政压力逐年增大，急于摆脱财力困境的地方政府难舍增长。但这种博弈力量越在逐步减弱。理由如下：
中央给地方带上紧箍咒
在我们的报告《过渡刺激的经济后果》、《银行让利的前世今生》、《房地产调控：从量价博弈到处益让渡》都明确指出，在反危机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金融安全与新三角债，房地产泡沫与房产税、节能减排与资源税等都如同紧箍咒一样使得地方政府的处处听命于中央政府。
政治周期临近，保稳定或许比保增长更易上位
在中央将民生当成执政的基础的前提下，地方官员在2012年政治上实质换届的有限时间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为后人栽树”将会成为不少政府官员的行为指南。如此以来，投资与增长中枢下移将是一种趋势。若如同张五常(博客)一样，将中国的县委书记看成企业家，则会发现企业家的“动物精神”不在，创新则无法完成，繁荣也就难以为继了。
地方政府有心高增长，却有心而无力
市场普遍将“十二·五”规划当成中国政府再造泡沫的盛宴。我们认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实质上已经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了。在当时紧急的状态下，很多“十一·五”规划未列的项目已经提前开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保持高增长是有心无力。如要高增长，必要与中央要求相一致才可获得支持。
2.3新起点的特征之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
前述政治周期的变动，是与世界各国刺激政策渐次退出的大背景下相一致的。根据我们海外分析师《缝缝补补又一年：再平衡下的国际博弈》的分析，全球经济失衡时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中心-外围共生模式下的全球产业链相关的，失衡是具有结构性的，再平衡根本之策在于改变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生产链布局，为此再平衡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过度宽松的货币刺激带来的并非是产出的增加，而是通胀的上升。从美国持续高位的失业率就可以看出，不管是EQ1还是EQ2都无法使民主党获得支持。可以断定，通胀将会使选民进一步抛弃民主党。在我们的逻辑下，通胀是各国政策退出的主要理由。退出之后，世界进入一个再平衡的状态。我们反复指出，世界经济的危机是消费与生产失衡的必然结果，要恢复到原来的平衡，唯有节制欲望方可。在反危机的前两年，没有国家愿意节制，刺激的负效用也没有体现出来，不退的理由是存在的。当通胀的负效用已然危害到反危机的成果时，不退对政治家来讲，是极不明智的。
由于通胀对资源国、生产国与消费影响的时间点不同，所以各国政策退出的时间也将不同。以加息为标志，澳大利亚作为资源国，刺激政策于2009年九月已经退出，印度与中国作为生产国的代表，分别于2010年3月与10月退出。 欧洲将于2011年第一或第二季度退出，美国则随着通胀于下半年上升到2-2.5%，于EQ2任务结束后退出刺激政策。至此，随着消费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进入低度再平衡。在此强调一下，各国不现继续刺激，就可以视为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