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专家号被卖到3千元 医生称在给号贩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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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专家号被卖到3千元 医生称在给号贩打工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5日14:48  半月谈
　　编者按：百姓看病难，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热点问题。因此，新医改的重大举措与改革进程格外引人注目。然而，医改政策与措施出台了不少，但是百姓看病难问题并没有多大缓解，在部分大城市的大医院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在初诊的基础上，推进并完善三级转诊是新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缓解百姓看病难的治本之策。三级转诊制度落实得好，不仅可以使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被优化利用，而且可以保障患者医得其所。然而，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三级转诊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只是“看上去很美”，落实起来并不顺当甚至阻力重重。而这，正是百姓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福林，北京协和医院退休教授，风湿免疫科原主任，从事风湿免疫专业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等诊断和治疗有独到的见解，是国内最权威的风湿免疫科专家之一。为了让更多的患者看上病，退休返聘后，唐福林每周3天开设了普通、特需、夜间三种门诊，但他的号却一号难求。

　　患者：听听百姓挂号难的呐喊

　　北京协和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其知名度和权威性在全国首屈一指。

　　2010年9月23日，半月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恰逢北京警方联合卫生部门开展打击号贩子行动，以往在专家出诊表前一站就围上一堆号贩子的情景不见了。门诊楼门口两侧台阶上依次堆满了各种占位置的物品，医院保安表示，免疫内科挂号最特殊，需要提前一天在他那里登记拿号，第二天再按照登记顺序排队等候挂号，中间还要点名，如果人不在即被取消挂号资格。记者焦急地四处走动，表现出想要挂号。这时，一名看起来不太像就医者的男子数次想过来搭讪，最后仍是没敢。

　　然而，在百度“协和医院吧”里，“代挂协和医院专家号131xxxxxxxx”“为您跑腿，替您挂号”等字样的帖子却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记者挑选了几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均表示，要谁的号都可以挂到，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只要提前把患者个人信息发给他们即可。根据医生挂号难易程度加价几百至数千元不等。当记者询问唐福林教授的号能不能便宜些时，一个号贩子说：“我们也不容易，就赚个跑腿钱，冬天冷夏天热的，现在又查这么严，逮着就拘留，抓进去多少个了，都没人敢干了。唐福林的号这么难挂，你还跟我讲价？”几番讨价还价未果，记者表示太贵了，还是自己去挂时，号贩子一改之前良好的态度，大声说：“实话告诉你，不从我这买，你永远别想看上病，号都在我们手里。我们的人多着呢，排队的都是，能轮到你？爱买不买！”随即挂断了电话。

　　号贩子的嚣张使得普通群众看病难上加难。9月23日晚11点，记者看到，此时本应没人的门诊楼前，长椅上、花坛里、台阶上、地上或躺或坐满是彻夜排队的病人。

　　9月24日早5点50分，协和医院西院内，准备挂号的患者早已进入了门诊大厅，仅半个小时，每个挂号窗口前，100人的“长龙”就又加长了一倍。一位排在第3个的患者表示，自己已经来了3次了，第一次早上5点来的，挂到自己这里就没号了。第二次早上4点来的，队伍在外面就已经排好了，到自己这里还是没有了。这次，他前一天晚上11点半就到了医院门口，蹲了一夜，4点30分保安开始放人，他终于排在前面被领了进来。他说：“看个病实在是太难了！”

　　医生：我们甚至在为号贩子打工

　　2010年10月28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协和医院西院对一号难求的唐福林教授进行采访。在门口，竟然见到一个“熟人”。上次想要跟记者搭讪的号贩子正坐在台阶上明目张胆地跟两名患者抬价：“不行，少于2000我们绝对不挂。”和一个月前风声较紧时判若两人。

　　在等待采访间隙，记者遇到了一位买号就诊的患者——山东的李女士她浑身疼痛，被丈夫搀扶着勉强靠在椅子上：“我花了2600元在号贩子手里买的唐教授的号，自己挂了一星期，实在挂不上，可是病不等人，吃住也太贵，不买咋办？”

　　唐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中午12点了。“抱歉，我一上午没动了，先去一趟洗手间。”唐教授的助理医生告诉记者，为了多看几个病人，几十年来他工作期间从不喝水，这样不用上洗手间，可以节省时间。他时常一次门诊看到下午三四点，看40几个病人。这个习惯严重损害了他的肾功能。

　　说起号贩子，唐福林教授深恶痛绝。“我的普通号是14元，特需号300元，而现在却被炒到3000元。那些号贩子太可恶了，让我们的病人挂号难上加难。我已经退休，现在还给人看病，不是为了钱，只是因为我是医生。为了钱，我完全可以到其他私立医院去坐诊，钱比现在的一个月4300元多多了。现在，我是在给病人看病，可某种程度上说是在给号贩子打工。”

　　为了弄到号，号贩子不仅派人排队，还围追堵截唐福林，连上厕所时都缠着他，要跟他交朋友，请他吃饭，送他东西。“我不答应。搞不定我，他们就模仿我的笔迹造假，写得非常像，我经常看半天都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后来我就改成签名加盖章，结果他们又照着刻了章，还是看不出真假。”不仅如此，号贩子还专门守在垃圾桶旁边捡患者扔掉的作废预约条，把有信息的那边撕掉，然后再找一张另一边干净的，拼成一张卖给患者。“一次，我的一个老病人拿着一张预约号来看病，我认识他，但不记得写过预约号给他，问他，他回答说买的，并有些鄙夷地说‘唐教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写预约号了’。言外之意是我自己写号拿出去卖，真是太冤枉了。”唐福林一脸的无奈。

　　“像我这个300元的特需号，只有25%的挂号费到自己手里，有的年轻医生拿到的还要少。我这么大年纪已经无所谓了，可是年轻人就不同。作为高风险和高工作强度的职业，在国外，医生的收入是很高的，但在国内，医生的收入不高，患者看病却非常贵，很多钱实际流入了号贩子手中。”面对猖獗的号贩子，唐教授表示，警方、院方包括医生本人一直都在想办法打击，但收效甚微。

　　建议：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

　　“其实，我看过的病人里，有1/10完全没必要跑这么老远、费这么大力气到协和医院看病的。”唐福林教授说，曾经有病人抱怨，说自己大老远来的，排好几天队，花300块钱挂了个特需号，你也不给我好好捏一捏、敲一敲，几句话就给看完了。其实，这是因为他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主要是心理因素在作怪。有的病人从福建赶过来，非要挂我的号，说自己得了红斑狼疮，其实只是青春痘。这种盲目就医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不但加重了患者的负担，还造成了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

　　针对这种情况，唐福林教授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远程诊疗机制。首先，医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视，对患者进行初步的诊疗，经过初诊，确认有必要到医院来看病的再来。有些复诊也可以通过远程诊疗完成，免去患者舟车劳顿，还可以节省一笔费用。

　　第二，大医院要与社区医院及专科医院建立联系，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应定期到社区和专科医院坐诊，为病人看病，并指导社区医生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健全转诊机制。现在大医院的医疗资源都非常紧张，有些患者的病不必在大医院就诊，或者需要在其他医院进行诊治，就应该通过转诊机制转向社区或专科医院。“可惜我们现在这一块比较弱，几乎没有官方的转诊。对于需要转诊的病人，目前我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帮他们联系去其他医院诊治。当然，我只是建议，去与不去取决于患者及家属。”

　　第四，老教授对年轻医生实行传帮带，年轻医生应该是主力。“我们所有门诊的年轻医生都是医学博士，并已工作多年，都能独立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是唐福林教授贴在诊室门上的提示。他认为，年轻人思维敏捷，知识更新快，水平并不逊于老专家。应该首先由他们进行诊断，实在疑难的病症再由老专家进行诊疗。这有利于年轻医生的成长，更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有的病人趁我上洗手间的时候追进去给我塞钱，这点非常不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病了，我当然会尽心尽力为你治疗。但你要塞钱给我，我就不给你看病了。医患之间应该真诚相待，互相信任。”唐福林经常对年轻医生说，如果我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患者，为他们着想，他们会对我们真正信任的。“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有的病人挂不上号又没钱治病，追着给我下跪，我走到哪他跪到哪。弄得我也要给他下跪时，他才肯站起来。这让我很心痛，我是医生，不是黄世仁啊！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给你加号，甚至可以号召为你捐款，可是对每个病人都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医改，让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半月谈》2010年第21期/记者 苏娅)


调查：看病难的背后是转诊制度落实难

　　当前，我国医疗机构面临的现状是：患者就诊都奔大医院，导致大医院不堪重负，而基层医院则冷冷清清，其人员、设备闲置，资源浪费。百姓看病难，主要表现在到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看病难。为了保障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同时又保障患者医得其所，医改设计的解决方案是推行三级转诊制。然而，在很多地方，这一制度设计仅仅是“看上去很美”。转诊制度落实难是百姓看病难背后的重要原因。

　　三级转诊的制度设计好

　　所谓三级转诊，就是由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疗中心初诊或者抢救，需要进一步检查以确诊或者治疗的患者转入二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再根据病人的病情及医疗需要，将其转入三级医疗机构，通过充分发挥与居民贴心的家庭医生的专长，根据病情对患者分流，使患者医得其所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降低医疗费用。

　　三级转诊制度是新医改方案的三大基石之一，其主旨就在于引导患者就近治疗，缓解看病难题。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医生制度极不健全，实践中，三级转诊往往表现为双向转诊，即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之间互相转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只要双向转诊实施得好，就能缓解百姓看病难。

　　10月27日，患脑血栓的成都市民高启祥老人在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陪同下，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由于事先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四川省人民医院建立的“绿色通道”提前预约好了医生和检查时间，高启祥当天在半个小时内就做完了检查。

　　高启祥是成都市构建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转诊制度后的一名受益者。2007年起，成都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区域医疗卫生合作模式，要求市内各城区的每家三级医院与该辖区内的几家社区医院“配对”“包干”。双方在转诊、就诊绿色通道，指导基层医疗技术、派专家定期临床教学，学术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把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基层。

　　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小广介绍说，在一些签约社区和医院，在社区就诊的患者如需转诊到大医院，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就诊，康复阶段再转回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实现“双向转诊”。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间互认检查结果，减少重复检查，并确保诊疗的连续性。此外，社区医院的患者可以提前预约该辖区内三级医院的专家号，一经挂号就纳入整体诊治体系，享受同质医疗服务。

　　家住青羊区万和路的张玲大妈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做完肠癌手术后，被转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大妈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内电视、空调一应俱全，环境条件一点都不比大医院差，医药费、床位费、治疗费还相对便宜些，仔细算下来，可省上千元费用。

　　大小医院冰火两重天

　　如果转诊制度落实到位，既能给患者带来实惠，又可缓解看病难。然而，在全国来看，真正能够有效实现转诊的地方不多。特别是在大城市，大小医院的门诊状况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仅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石景山区同心医院是一家一级综合医院，是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院内设内、外、中医、五官等科室20余个，属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11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石景山区吴家村，同心医院斜对面即是一大片居民区。按照“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原则，这座位于一大片居民区对面的医院应该是有不少居民来看病的。然而，记者在医院内走了一圈之后发现，挂号处没有人在排队，走廊里也没有候诊的患者，仅中医、口腔、妇科等少数几个科室内有一两名患者就诊。内科、外科等大部分科室内不是空无一人，就是只有医生们在闲聊。这种现象并非个别，甚至在二级医院和一些不知名的三级医院也是如此。

　　李大妈家住同心医院对面的重聚园小区，刚治完牙出来，她告诉记者：“开始我去过一回北大口腔医院，早上5点钟就得起床，还得让儿子请假开车，兴师动众的，自己也特累。后来我就到这来了，离得近、人少，医生态度也挺好。有个发烧感冒的，就别往大医院挤了。不过要真是有什么大病，肯定不敢在这看，还是得去大医院。”

　　记者在医院墙上的宣传栏里看到，同心医院每周有3天会有三〇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院坐诊。知名医院专家到小医院坐诊，按理说是件非常好的事，然而当记者在挂号处询问是哪位专家来坐诊时，挂号处工作人员却告之：“我们这没有专家坐诊。”记者问：“上面不是写着吗？”答：“没有。”

　　与小医院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大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几乎水泄不通。就在去同心医院的前几天，记者在三〇一医院看到，挂号大厅里人声鼎沸，排队挂号的患者把宽敞的挂号大厅挤得只留下一条能通过1人的狭窄通道，不少患者或蹲或坐，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河南的患者告诉记者，他来京一周，已经两个晚上蹲守在三〇一医院门口了，希望这次能如愿以偿地挂到专家号：“闺女高烧半个多月不退，在俺们下边的医院啥也瞧不出来，人家说只有这里的专家能看，说啥也得挂上号啊！”

　　三〇一医院如此，北大医院、同仁医院、阜外医院、友谊医院等名牌大医院莫不如此。

　　基层医院缘何不被信任

　　“患者都倾向于到具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就诊，改变人们固有的就医习惯、思维定式需要一个过程。”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小广说，通过价格杠杆、政策措施引导市民有头疼脑热的小病在社区医院首诊是个良方。最为重要的是，社区医院要有高水平的医生作为保证，苦练内功提高医疗水平，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技术、设备力量薄弱，多数患者对其难以信任。

　　安徽省立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胡长路从事肿瘤专科治疗和研究长达25年。他说，近几年，很多县级的医疗机构都开设了肿瘤内科，然而绝大部分医生都是从其他科转过来的，缺乏肿瘤治疗经验。他就接诊过一些在小医院治疗失败，病情被延误的病人。

　　“曾经有一位患了淋巴瘤的病人在省立医院动了手术，之后回到当地医院治疗，过了一阵子回到我这儿复查时，病情恶化得很快，我一看当地医院的处方，化疗药物的剂量连标准剂量的一半都不到。”胡长路说。

　　安徽省定远县卫生局局长秦步也坦承，村级卫生室的功能定位是“群众健康守门人、顾问和健康参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村级医疗机构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以我县陶铺村为例，该村卫生室为附近3300多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仅有一人为执业助理医师，其余3人均为乡村医生。

　　在城市社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成都市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静说，这么多年来，医院没招进一位全科医生。很多高校生觉得在社区医院工作条件差、待遇低、业务水平提高慢，不愿在社区工作。基层医院不仅引进优秀人才难，留住一些技术过硬的医生就更难。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杨金侠教授是从事新农合和医改研究的专家。她认为，三级转诊的薄弱环节在基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她介绍，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很多服务于社区和基层的全科医生，一名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首先要以全科医生的身份去基层服务若干年，然后才有资格考取专科医生执照，进入大医院工作。

　　杨金侠说：“目前我国医学院培养的都是专科医生，上世纪90年代首都医科大学曾经招收过全科医生专业的学生，但是毕业之后他们并没有下到基层，究其原因就是基层医生的待遇差，工资低，工作环境艰苦，晋升机会也少。因此，目前我国的基层医疗服务主要由低水平的助理医师或乡村医生承担。”

　　专家建议，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力量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引导群众树立“小病不出社区”的科学就医观，使“首诊制”在制度和机制上得到保障。在国外，到大医院看病的人都是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诊过去的。这种社区医疗机构的“首诊制”起到了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作用，我国应该多加借鉴。

　　医保不配套对转诊形成制约

　　《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发挥社区卫生服务在医疗保障中的作用。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引导参保职工到社区就诊。”

　　然而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好。北京协和医院的唐福林教授说，到他那里就诊的病人中，有1/10的人是根本不需要到协和医院的，在基层医院完全可以治疗。协和医院另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如果唐教授有一成的病人是没必要到他那里就诊的，那么我们医院别的科室这个比例就更高。患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必要来的病人多了，必然挤掉其他人的机会。这也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他建议，我国的医保制度设计应该与医改配套，与三级转诊的目标相吻合。例如，可以发挥医保报销的杠杆作用进行调控，引导患者首先到社区医院就诊，避免盲目涌向大医院。

　　与此同时，医保还存在由于统筹层次低，使患者难以转诊的问题。

　　安徽省安庆市市民丁岳告诉记者，他从2008年开始就因胃溃疡跑遍了当地的定点医院，两年间做了八九次胃镜，一直遵照医嘱吃药，并且先后住院两次，但是今年10月中旬住院后的检查结果却让他非常震惊：原本胃腺体中度不典型性增生发展到了重度，并且产生了癌变的印戒细胞。当他提出转诊要求，主治医生的答复是：“我们医院没有资格给你开转诊证明。(安庆市宜城医院)除了烧伤科等几个科室外，其余科室都没法开转诊单，只有安庆市立医院和第一人民医院才能开。”

　　“我们的医保只能在当地几个定点医院用，要想转诊，真的很难。没有转诊单，出院回去后社保中心就不给报销。城镇居民医保的一卡通在异地转诊行不通啊！同一个病房的农村病友都可以带着新农合来大医院报销，我们怎么就不行呢？”丁岳心里充满了疑问。

　　事实上，与丁岳一样因为医保报销问题而转诊受限的城镇居民不在少数。安徽省立医院医政专家对记者说，由于新农合基金是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有统一的支付平台，目前省立医院异地报销的新农合病人已接近70%；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各地社保局管理，各地自行统筹，政策差异和筹资水平都不同，支付平台仅在合肥等少数几个区域内实行，前来申请异地报销的城镇居民寥寥无几。

　　利益分配机制缺失掣肘转诊

　　新浪博主“魔域情尸”在2009年的一篇博文中自曝，“三级转诊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屡屡出现新问题”。

　　他说，他们医院曾经从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中拉回一名严重外伤的病人，“按照我院人员和仪器的配置是无法处理这样严重外伤的，本着对生命负责的精神，我认为应该及时转入上级医院治疗。可是，医院也要生存啊，所以医院硬是压住不准转诊，而是从别处请来相关专家在我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但当严重的术后并发症袭来的时候，“我院病区的医护人员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医院这才同意转入上级医院治疗。然而，患者还是死在转院途中，终年24岁”。

　　“魔域情尸”说，同样令人痛心的事情并不只发生在一家医院，他在外进修期间，在上级医院看到了更多类似的情况，“很多被转上来的病人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在基层医院看病花钱不少，疗效不佳的屡见不鲜”。“一个19岁的小伙子摔伤了头部，在当地县医院清醒一天后突然昏迷，当地县医院拒绝转院要求，最后却在病人生命现象快要消失的时候，把病人转到了上级医院。我们忙碌了整整一夜，可小伙子最终还是没有醒来”。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双向转诊的医院之间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确实是转诊制度运行不畅的一个深层原因。

　　“在政府财政拨款有限、内部经济指标考核压力下，医院角色很容易发生扭曲。”一位基层医务人员对记者坦言，目前我国尚未对转诊指标进行量化分级，什么病症、什么时间该上转还是下转都没有详细规定，全靠医院自己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受经济利益驱动，如果医院的病床闲置，又怎么会主动给病人转院？“另外，基层医院往往‘吃不饱’，有病人来就诊，怎么会轻易往外转呢？”

　　针对这一问题，杨金侠等专家建议，首先应加大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力度，保证其公益性；其次是建立健全转诊医院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双方能够良性互动。(《半月谈》2010年第21期/记者 熊润频 吴晓颖 叶建平 / 实习生 鲍晓菁)

　　巴西和印度怎样为病人转诊

　　巴西和印度是近些年来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国家，与各自国内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医疗资源还是相当有限。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明显，使得普通百姓看病也成为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巴西从1988年开始建立面向全民的“统一医疗体系”，印度则通过政策鼓励私营资本向基层医疗需求倾斜，这些举措为推动医疗资源合理利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半月谈》2010年第21期)http://news.sina.com.cn/s/sd/2010-11-15/144821474085.shtml

医院专家号被卖到3千元 医生称在给号贩打工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5日14:48  半月谈
　　编者按：百姓看病难，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社会热点问题。因此，新医改的重大举措与改革进程格外引人注目。然而，医改政策与措施出台了不少，但是百姓看病难问题并没有多大缓解，在部分大城市的大医院甚至还有加重的趋势。在初诊的基础上，推进并完善三级转诊是新医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缓解百姓看病难的治本之策。三级转诊制度落实得好，不仅可以使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被优化利用，而且可以保障患者医得其所。然而，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三级转诊的制度设计在现实中只是“看上去很美”，落实起来并不顺当甚至阻力重重。而这，正是百姓看病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福林，北京协和医院退休教授，风湿免疫科原主任，从事风湿免疫专业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等诊断和治疗有独到的见解，是国内最权威的风湿免疫科专家之一。为了让更多的患者看上病，退休返聘后，唐福林每周3天开设了普通、特需、夜间三种门诊，但他的号却一号难求。

　　患者：听听百姓挂号难的呐喊

　　北京协和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其知名度和权威性在全国首屈一指。

　　2010年9月23日，半月谈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协和医院西院。恰逢北京警方联合卫生部门开展打击号贩子行动，以往在专家出诊表前一站就围上一堆号贩子的情景不见了。门诊楼门口两侧台阶上依次堆满了各种占位置的物品，医院保安表示，免疫内科挂号最特殊，需要提前一天在他那里登记拿号，第二天再按照登记顺序排队等候挂号，中间还要点名，如果人不在即被取消挂号资格。记者焦急地四处走动，表现出想要挂号。这时，一名看起来不太像就医者的男子数次想过来搭讪，最后仍是没敢。

　　然而，在百度“协和医院吧”里，“代挂协和医院专家号131xxxxxxxx”“为您跑腿，替您挂号”等字样的帖子却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记者挑选了几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均表示，要谁的号都可以挂到，一手交钱，一手交号，只要提前把患者个人信息发给他们即可。根据医生挂号难易程度加价几百至数千元不等。当记者询问唐福林教授的号能不能便宜些时，一个号贩子说：“我们也不容易，就赚个跑腿钱，冬天冷夏天热的，现在又查这么严，逮着就拘留，抓进去多少个了，都没人敢干了。唐福林的号这么难挂，你还跟我讲价？”几番讨价还价未果，记者表示太贵了，还是自己去挂时，号贩子一改之前良好的态度，大声说：“实话告诉你，不从我这买，你永远别想看上病，号都在我们手里。我们的人多着呢，排队的都是，能轮到你？爱买不买！”随即挂断了电话。

　　号贩子的嚣张使得普通群众看病难上加难。9月23日晚11点，记者看到，此时本应没人的门诊楼前，长椅上、花坛里、台阶上、地上或躺或坐满是彻夜排队的病人。

　　9月24日早5点50分，协和医院西院内，准备挂号的患者早已进入了门诊大厅，仅半个小时，每个挂号窗口前，100人的“长龙”就又加长了一倍。一位排在第3个的患者表示，自己已经来了3次了，第一次早上5点来的，挂到自己这里就没号了。第二次早上4点来的，队伍在外面就已经排好了，到自己这里还是没有了。这次，他前一天晚上11点半就到了医院门口，蹲了一夜，4点30分保安开始放人，他终于排在前面被领了进来。他说：“看个病实在是太难了！”

　　医生：我们甚至在为号贩子打工

　　2010年10月28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协和医院西院对一号难求的唐福林教授进行采访。在门口，竟然见到一个“熟人”。上次想要跟记者搭讪的号贩子正坐在台阶上明目张胆地跟两名患者抬价：“不行，少于2000我们绝对不挂。”和一个月前风声较紧时判若两人。

　　在等待采访间隙，记者遇到了一位买号就诊的患者——山东的李女士她浑身疼痛，被丈夫搀扶着勉强靠在椅子上：“我花了2600元在号贩子手里买的唐教授的号，自己挂了一星期，实在挂不上，可是病不等人，吃住也太贵，不买咋办？”

　　唐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中午12点了。“抱歉，我一上午没动了，先去一趟洗手间。”唐教授的助理医生告诉记者，为了多看几个病人，几十年来他工作期间从不喝水，这样不用上洗手间，可以节省时间。他时常一次门诊看到下午三四点，看40几个病人。这个习惯严重损害了他的肾功能。

　　说起号贩子，唐福林教授深恶痛绝。“我的普通号是14元，特需号300元，而现在却被炒到3000元。那些号贩子太可恶了，让我们的病人挂号难上加难。我已经退休，现在还给人看病，不是为了钱，只是因为我是医生。为了钱，我完全可以到其他私立医院去坐诊，钱比现在的一个月4300元多多了。现在，我是在给病人看病，可某种程度上说是在给号贩子打工。”

　　为了弄到号，号贩子不仅派人排队，还围追堵截唐福林，连上厕所时都缠着他，要跟他交朋友，请他吃饭，送他东西。“我不答应。搞不定我，他们就模仿我的笔迹造假，写得非常像，我经常看半天都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后来我就改成签名加盖章，结果他们又照着刻了章，还是看不出真假。”不仅如此，号贩子还专门守在垃圾桶旁边捡患者扔掉的作废预约条，把有信息的那边撕掉，然后再找一张另一边干净的，拼成一张卖给患者。“一次，我的一个老病人拿着一张预约号来看病，我认识他，但不记得写过预约号给他，问他，他回答说买的，并有些鄙夷地说‘唐教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写预约号了’。言外之意是我自己写号拿出去卖，真是太冤枉了。”唐福林一脸的无奈。

　　“像我这个300元的特需号，只有25%的挂号费到自己手里，有的年轻医生拿到的还要少。我这么大年纪已经无所谓了，可是年轻人就不同。作为高风险和高工作强度的职业，在国外，医生的收入是很高的，但在国内，医生的收入不高，患者看病却非常贵，很多钱实际流入了号贩子手中。”面对猖獗的号贩子，唐教授表示，警方、院方包括医生本人一直都在想办法打击，但收效甚微。

　　建议：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

　　“其实，我看过的病人里，有1/10完全没必要跑这么老远、费这么大力气到协和医院看病的。”唐福林教授说，曾经有病人抱怨，说自己大老远来的，排好几天队，花300块钱挂了个特需号，你也不给我好好捏一捏、敲一敲，几句话就给看完了。其实，这是因为他没有发生器质性病变，主要是心理因素在作怪。有的病人从福建赶过来，非要挂我的号，说自己得了红斑狼疮，其实只是青春痘。这种盲目就医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不但加重了患者的负担，还造成了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

　　针对这种情况，唐福林教授有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远程诊疗机制。首先，医生可以通过网络或者电视，对患者进行初步的诊疗，经过初诊，确认有必要到医院来看病的再来。有些复诊也可以通过远程诊疗完成，免去患者舟车劳顿，还可以节省一笔费用。

　　第二，大医院要与社区医院及专科医院建立联系，大医院的知名专家应定期到社区和专科医院坐诊，为病人看病，并指导社区医生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第三，建立健全转诊机制。现在大医院的医疗资源都非常紧张，有些患者的病不必在大医院就诊，或者需要在其他医院进行诊治，就应该通过转诊机制转向社区或专科医院。“可惜我们现在这一块比较弱，几乎没有官方的转诊。对于需要转诊的病人，目前我都是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帮他们联系去其他医院诊治。当然，我只是建议，去与不去取决于患者及家属。”

　　第四，老教授对年轻医生实行传帮带，年轻医生应该是主力。“我们所有门诊的年轻医生都是医学博士，并已工作多年，都能独立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是唐福林教授贴在诊室门上的提示。他认为，年轻人思维敏捷，知识更新快，水平并不逊于老专家。应该首先由他们进行诊断，实在疑难的病症再由老专家进行诊疗。这有利于年轻医生的成长，更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有的病人趁我上洗手间的时候追进去给我塞钱，这点非常不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病了，我当然会尽心尽力为你治疗。但你要塞钱给我，我就不给你看病了。医患之间应该真诚相待，互相信任。”唐福林经常对年轻医生说，如果我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患者，为他们着想，他们会对我们真正信任的。“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有的病人挂不上号又没钱治病，追着给我下跪，我走到哪他跪到哪。弄得我也要给他下跪时，他才肯站起来。这让我很心痛，我是医生，不是黄世仁啊！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给你加号，甚至可以号召为你捐款，可是对每个病人都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医改，让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半月谈》2010年第21期/记者 苏娅)


调查：看病难的背后是转诊制度落实难

　　当前，我国医疗机构面临的现状是：患者就诊都奔大医院，导致大医院不堪重负，而基层医院则冷冷清清，其人员、设备闲置，资源浪费。百姓看病难，主要表现在到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看病难。为了保障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同时又保障患者医得其所，医改设计的解决方案是推行三级转诊制。然而，在很多地方，这一制度设计仅仅是“看上去很美”。转诊制度落实难是百姓看病难背后的重要原因。

　　三级转诊的制度设计好

　　所谓三级转诊，就是由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疗中心初诊或者抢救，需要进一步检查以确诊或者治疗的患者转入二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再根据病人的病情及医疗需要，将其转入三级医疗机构，通过充分发挥与居民贴心的家庭医生的专长，根据病情对患者分流，使患者医得其所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降低医疗费用。

　　三级转诊制度是新医改方案的三大基石之一，其主旨就在于引导患者就近治疗，缓解看病难题。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医生制度极不健全，实践中，三级转诊往往表现为双向转诊，即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之间互相转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只要双向转诊实施得好，就能缓解百姓看病难。

　　10月27日，患脑血栓的成都市民高启祥老人在草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陪同下，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由于事先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四川省人民医院建立的“绿色通道”提前预约好了医生和检查时间，高启祥当天在半个小时内就做完了检查。

　　高启祥是成都市构建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转诊制度后的一名受益者。2007年起，成都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区域医疗卫生合作模式，要求市内各城区的每家三级医院与该辖区内的几家社区医院“配对”“包干”。双方在转诊、就诊绿色通道，指导基层医疗技术、派专家定期临床教学，学术交流等方面展开合作，把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基层。

　　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小广介绍说，在一些签约社区和医院，在社区就诊的患者如需转诊到大医院，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就诊，康复阶段再转回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实现“双向转诊”。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间互认检查结果，减少重复检查，并确保诊疗的连续性。此外，社区医院的患者可以提前预约该辖区内三级医院的专家号，一经挂号就纳入整体诊治体系，享受同质医疗服务。

　　家住青羊区万和路的张玲大妈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做完肠癌手术后，被转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张大妈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内电视、空调一应俱全，环境条件一点都不比大医院差，医药费、床位费、治疗费还相对便宜些，仔细算下来，可省上千元费用。

　　大小医院冰火两重天

　　如果转诊制度落实到位，既能给患者带来实惠，又可缓解看病难。然而，在全国来看，真正能够有效实现转诊的地方不多。特别是在大城市，大小医院的门诊状况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仅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市石景山区同心医院是一家一级综合医院，是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院内设内、外、中医、五官等科室20余个，属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11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石景山区吴家村，同心医院斜对面即是一大片居民区。按照“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原则，这座位于一大片居民区对面的医院应该是有不少居民来看病的。然而，记者在医院内走了一圈之后发现，挂号处没有人在排队，走廊里也没有候诊的患者，仅中医、口腔、妇科等少数几个科室内有一两名患者就诊。内科、外科等大部分科室内不是空无一人，就是只有医生们在闲聊。这种现象并非个别，甚至在二级医院和一些不知名的三级医院也是如此。

　　李大妈家住同心医院对面的重聚园小区，刚治完牙出来，她告诉记者：“开始我去过一回北大口腔医院，早上5点钟就得起床，还得让儿子请假开车，兴师动众的，自己也特累。后来我就到这来了，离得近、人少，医生态度也挺好。有个发烧感冒的，就别往大医院挤了。不过要真是有什么大病，肯定不敢在这看，还是得去大医院。”

　　记者在医院墙上的宣传栏里看到，同心医院每周有3天会有三〇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院坐诊。知名医院专家到小医院坐诊，按理说是件非常好的事，然而当记者在挂号处询问是哪位专家来坐诊时，挂号处工作人员却告之：“我们这没有专家坐诊。”记者问：“上面不是写着吗？”答：“没有。”

　　与小医院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大医院的门诊挂号大厅几乎水泄不通。就在去同心医院的前几天，记者在三〇一医院看到，挂号大厅里人声鼎沸，排队挂号的患者把宽敞的挂号大厅挤得只留下一条能通过1人的狭窄通道，不少患者或蹲或坐，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河南的患者告诉记者，他来京一周，已经两个晚上蹲守在三〇一医院门口了，希望这次能如愿以偿地挂到专家号：“闺女高烧半个多月不退，在俺们下边的医院啥也瞧不出来，人家说只有这里的专家能看，说啥也得挂上号啊！”

　　三〇一医院如此，北大医院、同仁医院、阜外医院、友谊医院等名牌大医院莫不如此。

　　基层医院缘何不被信任

　　“患者都倾向于到具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就诊，改变人们固有的就医习惯、思维定式需要一个过程。”成都市卫生局局长杨小广说，通过价格杠杆、政策措施引导市民有头疼脑热的小病在社区医院首诊是个良方。最为重要的是，社区医院要有高水平的医生作为保证，苦练内功提高医疗水平，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前来就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技术、设备力量薄弱，多数患者对其难以信任。

　　安徽省立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胡长路从事肿瘤专科治疗和研究长达25年。他说，近几年，很多县级的医疗机构都开设了肿瘤内科，然而绝大部分医生都是从其他科转过来的，缺乏肿瘤治疗经验。他就接诊过一些在小医院治疗失败，病情被延误的病人。

　　“曾经有一位患了淋巴瘤的病人在省立医院动了手术，之后回到当地医院治疗，过了一阵子回到我这儿复查时，病情恶化得很快，我一看当地医院的处方，化疗药物的剂量连标准剂量的一半都不到。”胡长路说。

　　安徽省定远县卫生局局长秦步也坦承，村级卫生室的功能定位是“群众健康守门人、顾问和健康参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村级医疗机构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以我县陶铺村为例，该村卫生室为附近3300多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仅有一人为执业助理医师，其余3人均为乡村医生。

　　在城市社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成都市新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静说，这么多年来，医院没招进一位全科医生。很多高校生觉得在社区医院工作条件差、待遇低、业务水平提高慢，不愿在社区工作。基层医院不仅引进优秀人才难，留住一些技术过硬的医生就更难。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杨金侠教授是从事新农合和医改研究的专家。她认为，三级转诊的薄弱环节在基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她介绍，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很多服务于社区和基层的全科医生，一名医学院毕业的学生，首先要以全科医生的身份去基层服务若干年，然后才有资格考取专科医生执照，进入大医院工作。

　　杨金侠说：“目前我国医学院培养的都是专科医生，上世纪90年代首都医科大学曾经招收过全科医生专业的学生，但是毕业之后他们并没有下到基层，究其原因就是基层医生的待遇差，工资低，工作环境艰苦，晋升机会也少。因此，目前我国的基层医疗服务主要由低水平的助理医师或乡村医生承担。”

　　专家建议，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力量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引导群众树立“小病不出社区”的科学就医观，使“首诊制”在制度和机制上得到保障。在国外，到大医院看病的人都是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诊过去的。这种社区医疗机构的“首诊制”起到了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作用，我国应该多加借鉴。

　　医保不配套对转诊形成制约

　　《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发挥社区卫生服务在医疗保障中的作用。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引导参保职工到社区就诊。”

　　然而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好。北京协和医院的唐福林教授说，到他那里就诊的病人中，有1/10的人是根本不需要到协和医院的，在基层医院完全可以治疗。协和医院另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如果唐教授有一成的病人是没必要到他那里就诊的，那么我们医院别的科室这个比例就更高。患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必要来的病人多了，必然挤掉其他人的机会。这也是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浪费。”他建议，我国的医保制度设计应该与医改配套，与三级转诊的目标相吻合。例如，可以发挥医保报销的杠杆作用进行调控，引导患者首先到社区医院就诊，避免盲目涌向大医院。

　　与此同时，医保还存在由于统筹层次低，使患者难以转诊的问题。

　　安徽省安庆市市民丁岳告诉记者，他从2008年开始就因胃溃疡跑遍了当地的定点医院，两年间做了八九次胃镜，一直遵照医嘱吃药，并且先后住院两次，但是今年10月中旬住院后的检查结果却让他非常震惊：原本胃腺体中度不典型性增生发展到了重度，并且产生了癌变的印戒细胞。当他提出转诊要求，主治医生的答复是：“我们医院没有资格给你开转诊证明。(安庆市宜城医院)除了烧伤科等几个科室外，其余科室都没法开转诊单，只有安庆市立医院和第一人民医院才能开。”

　　“我们的医保只能在当地几个定点医院用，要想转诊，真的很难。没有转诊单，出院回去后社保中心就不给报销。城镇居民医保的一卡通在异地转诊行不通啊！同一个病房的农村病友都可以带着新农合来大医院报销，我们怎么就不行呢？”丁岳心里充满了疑问。

　　事实上，与丁岳一样因为医保报销问题而转诊受限的城镇居民不在少数。安徽省立医院医政专家对记者说，由于新农合基金是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有统一的支付平台，目前省立医院异地报销的新农合病人已接近70%；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各地社保局管理，各地自行统筹，政策差异和筹资水平都不同，支付平台仅在合肥等少数几个区域内实行，前来申请异地报销的城镇居民寥寥无几。

　　利益分配机制缺失掣肘转诊

　　新浪博主“魔域情尸”在2009年的一篇博文中自曝，“三级转诊这个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屡屡出现新问题”。

　　他说，他们医院曾经从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中拉回一名严重外伤的病人，“按照我院人员和仪器的配置是无法处理这样严重外伤的，本着对生命负责的精神，我认为应该及时转入上级医院治疗。可是，医院也要生存啊，所以医院硬是压住不准转诊，而是从别处请来相关专家在我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但当严重的术后并发症袭来的时候，“我院病区的医护人员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医院这才同意转入上级医院治疗。然而，患者还是死在转院途中，终年24岁”。

　　“魔域情尸”说，同样令人痛心的事情并不只发生在一家医院，他在外进修期间，在上级医院看到了更多类似的情况，“很多被转上来的病人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在基层医院看病花钱不少，疗效不佳的屡见不鲜”。“一个19岁的小伙子摔伤了头部，在当地县医院清醒一天后突然昏迷，当地县医院拒绝转院要求，最后却在病人生命现象快要消失的时候，把病人转到了上级医院。我们忙碌了整整一夜，可小伙子最终还是没有醒来”。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双向转诊的医院之间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确实是转诊制度运行不畅的一个深层原因。

　　“在政府财政拨款有限、内部经济指标考核压力下，医院角色很容易发生扭曲。”一位基层医务人员对记者坦言，目前我国尚未对转诊指标进行量化分级，什么病症、什么时间该上转还是下转都没有详细规定，全靠医院自己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受经济利益驱动，如果医院的病床闲置，又怎么会主动给病人转院？“另外，基层医院往往‘吃不饱’，有病人来就诊，怎么会轻易往外转呢？”

　　针对这一问题，杨金侠等专家建议，首先应加大公立医院的财政补贴力度，保证其公益性；其次是建立健全转诊医院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双方能够良性互动。(《半月谈》2010年第21期/记者 熊润频 吴晓颖 叶建平 / 实习生 鲍晓菁)

　　巴西和印度怎样为病人转诊

　　巴西和印度是近些年来经济稳步发展的新兴国家，与各自国内庞大的人口数量相比，医疗资源还是相当有限。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明显，使得普通百姓看病也成为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巴西从1988年开始建立面向全民的“统一医疗体系”，印度则通过政策鼓励私营资本向基层医疗需求倾斜，这些举措为推动医疗资源合理利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半月谈》2010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