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民国时河北农民与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生活水平比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22:49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90
第六章 农民日常生活与消费
第一节 农民的吃、穿、住
一、饮食
新修《清苑县志》关于1949年前一般村民的饮食情况，是这样介绍的：
建国前，县内普通人家所食甚为粗简，多以玉米面、小米、高粱面为主食，每日三餐或二餐。农家主要食物有玉米面、白薯粥、小米饭、玉米面饼子、杂面、高粱面饼、荞麦面、山药面。春节前，几乎家家蒸年糕、玉米面豆馅馒头、摊折饼。春季，贫困农户多采集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玉米面蒸或炒后吃。灾荒年头，谷糠麸子也成为贫苦人家的主食。……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间有蔓青等。枯菜季节多以咸菜、干白菜、萝卜干和酱佐食，平时很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儿。[1]
下面，请看1930年清苑11村调查的原始记载。据500家农户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平均每家一年的饮食费为126.3元，其中用于粮食114元，占90%；用于肉类3.9元，占3%；用于蔬菜1.8元，占2%；用于调味品6.6元，占5%。见表6-1[2] 。由此可见，清苑农民的饮食消费9/10用于粮食，不但很少吃肉，蔬菜和调味品也很少。《河北省清苑县事情》也载道：“除一年三节（指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引者注）外，平时食肉者颇少，所食肉类以猪肉最为普通，牛羊肉次之”。又说到，“调味品中最主要的为盐，此外有酱、花椒、姜、糖等，但用之者极少”。该记载对调味品费用的估计为，“平均每家每年所有调味费用约五元上下”[3] ，与11村调查统计的结果(6.6元)很是接近。考虑到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清苑农民的饮食似乎仅为达到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笔者进行核实调查时，老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村里一般人家没有吃炒菜的，家家腌一缸萝卜，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就吃白菜，还吃一些北瓜、茄子、韭菜、葱等时令蔬菜，以及野菜。多少年来，农民能够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根本谈不上换口味。平时改善生活，拔点葱，切一切放点醋就算最好了。能吃葱沾酱的多是富农户。11村调查统计表明，地主和富农的食粮消费在饮食中的比例也平均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即使富户的副食消费水平也是很有限的。
表6-1 清苑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结构(平均每家) 单位：元
项别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总平均
粮食 189.51 207.55 142.22 92.65 60.93 114.00
肉类 12.00 12.15 4.61 2.33 1.60 3.94
蔬菜 3.62 2.18 1.81 1.72 1.10 1.77
调味品 18.00 15.05 8.67 4.33 2.82 6.59
总计 223.13 236.93 157.31 101.03 66.45 126.30
(百分比)
粮食 84.9 87.6 90.4 91.7 91.7 90.3
肉类 5.4 5.1 2.9 2.3 2.4 3.1
蔬菜 1.6 0.9 1.2 1.7 1.7 1.4
调味品 8.1 6.4 5.5 4.3 4.2 5.2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饮食费中，既然粮食占绝对的重要位置，因此有必要对粮食的消费作进一步的分析。据调查记载，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排位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河北省清苑事情》的记载也表明，农民的粮食消费品种主要是甘薯、小米、豆类、高粱、乔麦等。甘薯或煮或蒸而食之，亦有切成薄片，晒干储藏。有时将干薯片、小米与菜类合煮成粥状；多数农家将干薯片碾成粉，蒸成窝头[4] 。总之，不仅以粗粮为主，30年代以后甘薯还在粗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村里老农回忆，即使家境较好的农户，大约也是七成高梁面（甘薯普及后，则是甘薯和高粮面），二成玉米面，一成白面。麦子不敢多吃，要拿到市场上以细粮换粗粮，一般二斗小麦能换三斗粗粮。贫农则经常吃高粱面加糠。高粱面或玉米面掺山药叶贴饼子，那是下地干活人才吃得上的，不下地干活的只能吃掺山药叶的玉米面，被称作“蒸苦泪”。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也是11村调查中最大的地主），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5] 。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不过也就是吃到八月。据统计，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20.29%）。村民中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农民中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三餐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入冬以后减少为两顿饭，有的甚至只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动，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春天。另据卜凯对河北省盐山县的调查，农民的营养量都大为不足，据估计，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6]
再看口粮的一般消费数量。清苑有句老话，叫“大口小口一月三斗”，是说一家平均下来一个人每月总要消耗40多斤粮食。但实际上这是富农以上农户的生活水平，中农户也达不到。据统计，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五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好像变化不大。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贫农人均267.99市斤，每天食粮仅7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奶、蛋、菜的饮食结构中，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填饱肚子的。因此，不要说荒年，就是在平年粮食也肯定不够吃，大多数农户饥一顿，饱一顿，吃糠咽菜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青黄不接的春季，他们只有靠糠麸、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度日。由于雇工的劳作十分繁重，为了保证干活，他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天能吃上三顿窝头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上热菜。
冯玉祥将军关于旧中国清苑农村生活的回忆，使人们对冀中农民的饮食留下生动的印象：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起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纱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7]
考虑到冯玉祥的家庭至少当属中等生活水平，十年只吃一次荤席，可见当时一般清苑农家的饮食状况。
二、住房和穿衣
旧中国，被称为“乡土中国”，不仅因为其国民主要依靠土地为生，又多土生土长很少迁徙，大概还因他们居住的房屋、库房及院墙也是土垒的。清苑农村就很典型。走进村落就会发现，每村都有一两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排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农家的庭院。大街两边又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这样，整个村落外形看起来还算规则，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阴中；但里面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土墙，还有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清苑县志》云：旧中国，“住房多为土坯房，少数户住到瓦房。土坯房用坯垒墙，里外抹麦秸泥，用柁、檩、椽子作骨架，上铺秫秸、苇箔，再抹麦秸泥。……砖瓦房的房盖也有不上瓦而抹麦秸泥的”。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随处可见。所以虽然村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少部分农户盖房时使用一部分砖，即墙的两表面用砖，当中填土，又称砖面房。只有极少数的富户才能住上砖瓦房。砖房子可以传代，而普通农民的茅屋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门窗都是木制的，每间房一般留有一个窗户。由于主要房间都是座北朝南，因此窗户都开在南面，在一个横卧的长方形大窗框里，由不同规则的窗棱分开，上面糊上白窗纸。最好的人家一年糊一次，许多人家几年也换不了一次，看上去窗纸破破烂烂的，寒风一吹，哗哗响，门也吱吱作响。如果一家农民有三间主要的房屋，那么它们一般都是北房，并且连在一起。三间房只有中间房子有门，叫“堂屋”，经过它通向两边的房间，又称“一明两暗”。中间“堂屋”兼作厨房，房间左侧或右侧设有烧饭的灶（又称地锅），紧挨炉灶的那间便是睡觉的房子。进去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睡觉的炕。土炕是一种用砖垒砌起来的平台，一般总要占去屋子里的整整一半空间，灶房的烟道就从它的下面通过，因此可以利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把土炕烧暖。如果土炕不是和灶房连在一起，为着取暖，就得直接在下面生火。
还需一提的是农民的厕所。几乎每家大门旁边或院落里靠门口部位，都设有一间露天茅厕，方便过往行人，也好给自家耕地积肥。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排便。还有许多养猪的农户，把猪圈和茅房连接起来，人和猪的粪便积蓄在一起，过一段时间铺上一层土，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春播前把肥起出来，有时秋天还要起一次，用这种方法，一户一年能积四五方土杂肥。粪堆与茅厕影响周围环境甚巨，但农民似乎并不在意。
除村民居室外，还有生产用房，如储存室(又称堆房)、牲口棚、车棚等。据统计，农户的生产用房，最常见的是堆房，其余用房依次为牲口棚、车棚、碾磨棚等。生产用房的多寡依农户富裕程度而不同，堆房最为普遍，几乎每家都有，有碾磨棚的农户不多，而牲口棚、车棚等只有少数地主富农才有。村民房屋的质量不同，数量亦有别。按1930年11村统计，居住与生产用房合计，地主每户平均15.19间，而贫农则平均每户3.5间，雇农更少，仅2－3间。平均起来，每户5间多一点，这大约是中农家庭的房屋数量。与1936、1946年相比，户均住房稍有下降的趋势，详见表6-2。
表6-2 清苑11村农户住房情况 单位：间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不同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阶层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合计 2,119 10,777 5.08 2272 11023 4.85 2595 11249 4.33
地主 70 1064 15.19 72 997 13.85 71 793 11.17
富农 169 1796 10.63 173 1704 9.85 147 1209 8.22
中农 742 4202 5.66 906 4857 5.36 1285 6093 4.74
贫农 915 3207 3.50 917 2994 3.24 996 2936 2.95
雇农 161 371 2.30 132 304 2.30 45 83 1.84
其他 62 138 2.22 72 168 2.33 51 135 2.65
资料来源：河北省调查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冯玉祥将军随父亲初迁至清苑时，曾在康各庄的西头路南租房两间，冯将军是这样描绘他们住房的：“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觉的土炕及做饭的地锅以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他又说道：“四周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地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的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升，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一般村民的住房也差不多，冯玉祥在另一处回忆道：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摸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房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都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作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8]
晚清以来，许多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对农村卫生环境之恶劣深感愕然。E.A罗斯形容中国北方乡村环境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顶，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9] 。几十年过去了，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农民的家庭卫生环境并没有多大变化。当时一位华北农村环境调查者说：“我一个农友，因住房过少，把小驴喂在厨房里，尿气屎臭，薰满全屋”[10] 。其实，当时把马厩与厨房合二而一的农户并不在少数。卜凯3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表明，在华北诸省，以厨房兼作畜舍的农户约占百分之三十[11] 。
再看农民的穿着。农民的衣被用料，主要还是靠本村的土地解决。据老人们回忆说，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穿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个别乡绅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有的村庄牙根儿就没有见过。洋布之类在20世纪初年还很少有人穿。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夏天穿粗布的单衣单裤，多数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妇女普遍穿粗布大襟褂、袄和长裤，从颜色上看，许多妇女经常穿白褂子和黑裤子；青年妇女节日或外出喜欢穿花衣，有条件的还穿绣花鞋。姑娘梳独根长辫，结婚后挽髻。入冬以后，人们没有毛衣或绒衣，而是在夏天穿的单衣外面直接套上臃肿的棉衣。厚厚的棉絮里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保证棉絮里没有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冬季里，只要天气暖和，总有一些人散坐在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好像很难统计农民的一件棉袄及其他衣服究竟穿多久才更新。一件棉袄无疑要穿很久。据11村调查的一些零散记载，谢庄张维先母亲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年；张风文祖母出嫁时的棉袄一直穿到死，用了五十年。其实，单衣单裤都是短缺用品。杨玉清与丈夫轮流穿一条裤子，丈夫出门，她就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能穿出去。大祝泽村村民李德胜18岁的女儿，“一夏天只一身单衣单裤，晚上洗，白天穿。”
30年代河北农村的一项调查谈到，农民所穿衣服破烂、肮脏，“油垢有一钱多厚，也不洗一洗”，往往是一季换一次衣服。“凡常和农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一般农民，您看他的牙上，都附有一钱厚的牙垢，黄而且臭”，至于经常洗澡，更是一种奢谈了[12] 。
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非常结实，一个壮劳力整日干活也能穿上一年。这种千层底鞋子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至少秦汉时的农民与士兵就穿这种鞋子。妇女一般不穿这种笨重的鞋子，三四十年代，大部分年轻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但中年以上的妇女的脚都经过裹缠，脚趾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走路都不方便。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小脚妇女仍旧得在地里干活，承担繁重的劳作。
再看一看被褥的情况。除少许富户的被子是缎绸被面外，普通农民的被褥多是两面粗布做成，而且布满大小补丁。从1930年的统计看，地主平均每户 14 条被子，每人平均 2 条；富农每户 12 条被子，每人平均1.5条；中农每户6条，每人平均1.1条；贫农每户4条，平均每人0.9条，雇农和其他成分的农民每户3条，平均每人0.8条。1936和1946年两个时点上所调查的情况，基本无大变化。可见，那个年代中农能差不多一人一条被子，但没褥子，贫农及其以下农户合不上一人一条被子。枕头很少见。只有老人、新结婚的夫妇有褥子，一般就是睡炕席。少数贫困户的境况更悲惨，据记载，全家4口人合用一条被子的情况并不罕见。谢庄村张文华与妻子结婚27年没有铺过褥子，固上村王老古给地主扛一辈子长活，整年既没被子盖也没褥子铺，冬天铺滑秸，盖谷草。
最后，估算一下农民的棉布消费数量。据统计，地主富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18－20 尺，而贫雇农则是10－12尺，平均起来大约每人为13－14尺。农民消费的棉布中，一半以上仍然是土布。洋布的普及与消费发展很慢，其消费量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少。从1930年至1946年16年间，洋布的总消费量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就当时土布和洋布的实际价格来看不相上下：土布每尺0.15元，洋布每尺0.28元，表面看洋布似乎贵近一倍，可洋布面宽出不少，所以按面积计算价格几乎相当。洋布的消费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土布可以自己造，而洋布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农民生产土布主要利用季节性的或家庭结构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宁可自己生产而不去花钱购买洋布，所以一直到40年代末洋布也未能取代土布，农民家庭的土布消费仍然平均占布匹消费的一半以上。当然，农民服装消费的另一半则要购自市场，这一方面也应给予充分注意。实际上，农民并非家家织布，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服装用布主要来自市场，甚至全部来自市场。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90
第六章 农民日常生活与消费
第一节 农民的吃、穿、住
一、饮食
新修《清苑县志》关于1949年前一般村民的饮食情况，是这样介绍的：
建国前，县内普通人家所食甚为粗简，多以玉米面、小米、高粱面为主食，每日三餐或二餐。农家主要食物有玉米面、白薯粥、小米饭、玉米面饼子、杂面、高粱面饼、荞麦面、山药面。春节前，几乎家家蒸年糕、玉米面豆馅馒头、摊折饼。春季，贫困农户多采集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玉米面蒸或炒后吃。灾荒年头，谷糠麸子也成为贫苦人家的主食。……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间有蔓青等。枯菜季节多以咸菜、干白菜、萝卜干和酱佐食，平时很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儿。[1]
下面，请看1930年清苑11村调查的原始记载。据500家农户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平均每家一年的饮食费为126.3元，其中用于粮食114元，占90%；用于肉类3.9元，占3%；用于蔬菜1.8元，占2%；用于调味品6.6元，占5%。见表6-1[2] 。由此可见，清苑农民的饮食消费9/10用于粮食，不但很少吃肉，蔬菜和调味品也很少。《河北省清苑县事情》也载道：“除一年三节（指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引者注）外，平时食肉者颇少，所食肉类以猪肉最为普通，牛羊肉次之”。又说到，“调味品中最主要的为盐，此外有酱、花椒、姜、糖等，但用之者极少”。该记载对调味品费用的估计为，“平均每家每年所有调味费用约五元上下”[3] ，与11村调查统计的结果(6.6元)很是接近。考虑到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清苑农民的饮食似乎仅为达到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笔者进行核实调查时，老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村里一般人家没有吃炒菜的，家家腌一缸萝卜，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就吃白菜，还吃一些北瓜、茄子、韭菜、葱等时令蔬菜，以及野菜。多少年来，农民能够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根本谈不上换口味。平时改善生活，拔点葱，切一切放点醋就算最好了。能吃葱沾酱的多是富农户。11村调查统计表明，地主和富农的食粮消费在饮食中的比例也平均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即使富户的副食消费水平也是很有限的。
表6-1 清苑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结构(平均每家) 单位：元
项别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总平均
粮食 189.51 207.55 142.22 92.65 60.93 114.00
肉类 12.00 12.15 4.61 2.33 1.60 3.94
蔬菜 3.62 2.18 1.81 1.72 1.10 1.77
调味品 18.00 15.05 8.67 4.33 2.82 6.59
总计 223.13 236.93 157.31 101.03 66.45 126.30
(百分比)
粮食 84.9 87.6 90.4 91.7 91.7 90.3
肉类 5.4 5.1 2.9 2.3 2.4 3.1
蔬菜 1.6 0.9 1.2 1.7 1.7 1.4
调味品 8.1 6.4 5.5 4.3 4.2 5.2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饮食费中，既然粮食占绝对的重要位置，因此有必要对粮食的消费作进一步的分析。据调查记载，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排位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河北省清苑事情》的记载也表明，农民的粮食消费品种主要是甘薯、小米、豆类、高粱、乔麦等。甘薯或煮或蒸而食之，亦有切成薄片，晒干储藏。有时将干薯片、小米与菜类合煮成粥状；多数农家将干薯片碾成粉，蒸成窝头[4] 。总之，不仅以粗粮为主，30年代以后甘薯还在粗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村里老农回忆，即使家境较好的农户，大约也是七成高梁面（甘薯普及后，则是甘薯和高粮面），二成玉米面，一成白面。麦子不敢多吃，要拿到市场上以细粮换粗粮，一般二斗小麦能换三斗粗粮。贫农则经常吃高粱面加糠。高粱面或玉米面掺山药叶贴饼子，那是下地干活人才吃得上的，不下地干活的只能吃掺山药叶的玉米面，被称作“蒸苦泪”。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也是11村调查中最大的地主），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5] 。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不过也就是吃到八月。据统计，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20.29%）。村民中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农民中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三餐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入冬以后减少为两顿饭，有的甚至只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动，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春天。另据卜凯对河北省盐山县的调查，农民的营养量都大为不足，据估计，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6]
再看口粮的一般消费数量。清苑有句老话，叫“大口小口一月三斗”，是说一家平均下来一个人每月总要消耗40多斤粮食。但实际上这是富农以上农户的生活水平，中农户也达不到。据统计，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五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好像变化不大。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贫农人均267.99市斤，每天食粮仅7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奶、蛋、菜的饮食结构中，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填饱肚子的。因此，不要说荒年，就是在平年粮食也肯定不够吃，大多数农户饥一顿，饱一顿，吃糠咽菜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青黄不接的春季，他们只有靠糠麸、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度日。由于雇工的劳作十分繁重，为了保证干活，他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天能吃上三顿窝头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上热菜。
冯玉祥将军关于旧中国清苑农村生活的回忆，使人们对冀中农民的饮食留下生动的印象：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起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纱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7]
考虑到冯玉祥的家庭至少当属中等生活水平，十年只吃一次荤席，可见当时一般清苑农家的饮食状况。
二、住房和穿衣
旧中国，被称为“乡土中国”，不仅因为其国民主要依靠土地为生，又多土生土长很少迁徙，大概还因他们居住的房屋、库房及院墙也是土垒的。清苑农村就很典型。走进村落就会发现，每村都有一两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排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农家的庭院。大街两边又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这样，整个村落外形看起来还算规则，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阴中；但里面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土墙，还有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清苑县志》云：旧中国，“住房多为土坯房，少数户住到瓦房。土坯房用坯垒墙，里外抹麦秸泥，用柁、檩、椽子作骨架，上铺秫秸、苇箔，再抹麦秸泥。……砖瓦房的房盖也有不上瓦而抹麦秸泥的”。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随处可见。所以虽然村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少部分农户盖房时使用一部分砖，即墙的两表面用砖，当中填土，又称砖面房。只有极少数的富户才能住上砖瓦房。砖房子可以传代，而普通农民的茅屋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门窗都是木制的，每间房一般留有一个窗户。由于主要房间都是座北朝南，因此窗户都开在南面，在一个横卧的长方形大窗框里，由不同规则的窗棱分开，上面糊上白窗纸。最好的人家一年糊一次，许多人家几年也换不了一次，看上去窗纸破破烂烂的，寒风一吹，哗哗响，门也吱吱作响。如果一家农民有三间主要的房屋，那么它们一般都是北房，并且连在一起。三间房只有中间房子有门，叫“堂屋”，经过它通向两边的房间，又称“一明两暗”。中间“堂屋”兼作厨房，房间左侧或右侧设有烧饭的灶（又称地锅），紧挨炉灶的那间便是睡觉的房子。进去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睡觉的炕。土炕是一种用砖垒砌起来的平台，一般总要占去屋子里的整整一半空间，灶房的烟道就从它的下面通过，因此可以利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把土炕烧暖。如果土炕不是和灶房连在一起，为着取暖，就得直接在下面生火。
还需一提的是农民的厕所。几乎每家大门旁边或院落里靠门口部位，都设有一间露天茅厕，方便过往行人，也好给自家耕地积肥。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排便。还有许多养猪的农户，把猪圈和茅房连接起来，人和猪的粪便积蓄在一起，过一段时间铺上一层土，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春播前把肥起出来，有时秋天还要起一次，用这种方法，一户一年能积四五方土杂肥。粪堆与茅厕影响周围环境甚巨，但农民似乎并不在意。
除村民居室外，还有生产用房，如储存室(又称堆房)、牲口棚、车棚等。据统计，农户的生产用房，最常见的是堆房，其余用房依次为牲口棚、车棚、碾磨棚等。生产用房的多寡依农户富裕程度而不同，堆房最为普遍，几乎每家都有，有碾磨棚的农户不多，而牲口棚、车棚等只有少数地主富农才有。村民房屋的质量不同，数量亦有别。按1930年11村统计，居住与生产用房合计，地主每户平均15.19间，而贫农则平均每户3.5间，雇农更少，仅2－3间。平均起来，每户5间多一点，这大约是中农家庭的房屋数量。与1936、1946年相比，户均住房稍有下降的趋势，详见表6-2。
表6-2 清苑11村农户住房情况 单位：间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不同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阶层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合计 2,119 10,777 5.08 2272 11023 4.85 2595 11249 4.33
地主 70 1064 15.19 72 997 13.85 71 793 11.17
富农 169 1796 10.63 173 1704 9.85 147 1209 8.22
中农 742 4202 5.66 906 4857 5.36 1285 6093 4.74
贫农 915 3207 3.50 917 2994 3.24 996 2936 2.95
雇农 161 371 2.30 132 304 2.30 45 83 1.84
其他 62 138 2.22 72 168 2.33 51 135 2.65
资料来源：河北省调查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冯玉祥将军随父亲初迁至清苑时，曾在康各庄的西头路南租房两间，冯将军是这样描绘他们住房的：“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觉的土炕及做饭的地锅以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他又说道：“四周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地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的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升，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一般村民的住房也差不多，冯玉祥在另一处回忆道：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摸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房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都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作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8]
晚清以来，许多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对农村卫生环境之恶劣深感愕然。E.A罗斯形容中国北方乡村环境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顶，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9] 。几十年过去了，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农民的家庭卫生环境并没有多大变化。当时一位华北农村环境调查者说：“我一个农友，因住房过少，把小驴喂在厨房里，尿气屎臭，薰满全屋”[10] 。其实，当时把马厩与厨房合二而一的农户并不在少数。卜凯3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表明，在华北诸省，以厨房兼作畜舍的农户约占百分之三十[11] 。
再看农民的穿着。农民的衣被用料，主要还是靠本村的土地解决。据老人们回忆说，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穿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个别乡绅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有的村庄牙根儿就没有见过。洋布之类在20世纪初年还很少有人穿。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夏天穿粗布的单衣单裤，多数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妇女普遍穿粗布大襟褂、袄和长裤，从颜色上看，许多妇女经常穿白褂子和黑裤子；青年妇女节日或外出喜欢穿花衣，有条件的还穿绣花鞋。姑娘梳独根长辫，结婚后挽髻。入冬以后，人们没有毛衣或绒衣，而是在夏天穿的单衣外面直接套上臃肿的棉衣。厚厚的棉絮里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保证棉絮里没有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冬季里，只要天气暖和，总有一些人散坐在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好像很难统计农民的一件棉袄及其他衣服究竟穿多久才更新。一件棉袄无疑要穿很久。据11村调查的一些零散记载，谢庄张维先母亲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年；张风文祖母出嫁时的棉袄一直穿到死，用了五十年。其实，单衣单裤都是短缺用品。杨玉清与丈夫轮流穿一条裤子，丈夫出门，她就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能穿出去。大祝泽村村民李德胜18岁的女儿，“一夏天只一身单衣单裤，晚上洗，白天穿。”
30年代河北农村的一项调查谈到，农民所穿衣服破烂、肮脏，“油垢有一钱多厚，也不洗一洗”，往往是一季换一次衣服。“凡常和农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一般农民，您看他的牙上，都附有一钱厚的牙垢，黄而且臭”，至于经常洗澡，更是一种奢谈了[12] 。
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非常结实，一个壮劳力整日干活也能穿上一年。这种千层底鞋子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至少秦汉时的农民与士兵就穿这种鞋子。妇女一般不穿这种笨重的鞋子，三四十年代，大部分年轻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但中年以上的妇女的脚都经过裹缠，脚趾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走路都不方便。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小脚妇女仍旧得在地里干活，承担繁重的劳作。
再看一看被褥的情况。除少许富户的被子是缎绸被面外，普通农民的被褥多是两面粗布做成，而且布满大小补丁。从1930年的统计看，地主平均每户 14 条被子，每人平均 2 条；富农每户 12 条被子，每人平均1.5条；中农每户6条，每人平均1.1条；贫农每户4条，平均每人0.9条，雇农和其他成分的农民每户3条，平均每人0.8条。1936和1946年两个时点上所调查的情况，基本无大变化。可见，那个年代中农能差不多一人一条被子，但没褥子，贫农及其以下农户合不上一人一条被子。枕头很少见。只有老人、新结婚的夫妇有褥子，一般就是睡炕席。少数贫困户的境况更悲惨，据记载，全家4口人合用一条被子的情况并不罕见。谢庄村张文华与妻子结婚27年没有铺过褥子，固上村王老古给地主扛一辈子长活，整年既没被子盖也没褥子铺，冬天铺滑秸，盖谷草。
最后，估算一下农民的棉布消费数量。据统计，地主富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18－20 尺，而贫雇农则是10－12尺，平均起来大约每人为13－14尺。农民消费的棉布中，一半以上仍然是土布。洋布的普及与消费发展很慢，其消费量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少。从1930年至1946年16年间，洋布的总消费量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就当时土布和洋布的实际价格来看不相上下：土布每尺0.15元，洋布每尺0.28元，表面看洋布似乎贵近一倍，可洋布面宽出不少，所以按面积计算价格几乎相当。洋布的消费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土布可以自己造，而洋布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农民生产土布主要利用季节性的或家庭结构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宁可自己生产而不去花钱购买洋布，所以一直到40年代末洋布也未能取代土布，农民家庭的土布消费仍然平均占布匹消费的一半以上。当然，农民服装消费的另一半则要购自市场，这一方面也应给予充分注意。实际上，农民并非家家织布，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服装用布主要来自市场，甚至全部来自市场。
第六章 农民日常生活与消费
第一节 农民的吃、穿、住
一、饮食
新修《清苑县志》关于1949年前一般村民的饮食情况，是这样介绍的：
建国前，县内普通人家所食甚为粗简，多以玉米面、小米、高粱面为主食，每日三餐或二餐。农家主要食物有玉米面、白薯粥、小米饭、玉米面饼子、杂面、高粱面饼、荞麦面、山药面。春节前，几乎家家蒸年糕、玉米面豆馅馒头、摊折饼。春季，贫困农户多采集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玉米面蒸或炒后吃。灾荒年头，谷糠麸子也成为贫苦人家的主食。……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间有蔓青等。枯菜季节多以咸菜、干白菜、萝卜干和酱佐食，平时很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儿。[1]
下面，请看1930年清苑11村调查的原始记载。据500家农户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平均每家一年的饮食费为126.3元，其中用于粮食114元，占90%；用于肉类3.9元，占3%；用于蔬菜1.8元，占2%；用于调味品6.6元，占5%。见表6-1[2] 。由此可见，清苑农民的饮食消费9/10用于粮食，不但很少吃肉，蔬菜和调味品也很少。《河北省清苑县事情》也载道：“除一年三节（指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引者注）外，平时食肉者颇少，所食肉类以猪肉最为普通，牛羊肉次之”。又说到，“调味品中最主要的为盐，此外有酱、花椒、姜、糖等，但用之者极少”。该记载对调味品费用的估计为，“平均每家每年所有调味费用约五元上下”[3] ，与11村调查统计的结果(6.6元)很是接近。考虑到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清苑农民的饮食似乎仅为达到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笔者进行核实调查时，老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村里一般人家没有吃炒菜的，家家腌一缸萝卜，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就吃白菜，还吃一些北瓜、茄子、韭菜、葱等时令蔬菜，以及野菜。多少年来，农民能够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根本谈不上换口味。平时改善生活，拔点葱，切一切放点醋就算最好了。能吃葱沾酱的多是富农户。11村调查统计表明，地主和富农的食粮消费在饮食中的比例也平均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即使富户的副食消费水平也是很有限的。
表6-1 清苑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结构(平均每家) 单位：元
项别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总平均
粮食 189.51 207.55 142.22 92.65 60.93 114.00
肉类 12.00 12.15 4.61 2.33 1.60 3.94
蔬菜 3.62 2.18 1.81 1.72 1.10 1.77
调味品 18.00 15.05 8.67 4.33 2.82 6.59
总计 223.13 236.93 157.31 101.03 66.45 126.30
(百分比)
粮食 84.9 87.6 90.4 91.7 91.7 90.3
肉类 5.4 5.1 2.9 2.3 2.4 3.1
蔬菜 1.6 0.9 1.2 1.7 1.7 1.4
调味品 8.1 6.4 5.5 4.3 4.2 5.2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饮食费中，既然粮食占绝对的重要位置，因此有必要对粮食的消费作进一步的分析。据调查记载，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排位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河北省清苑事情》的记载也表明，农民的粮食消费品种主要是甘薯、小米、豆类、高粱、乔麦等。甘薯或煮或蒸而食之，亦有切成薄片，晒干储藏。有时将干薯片、小米与菜类合煮成粥状；多数农家将干薯片碾成粉，蒸成窝头[4] 。总之，不仅以粗粮为主，30年代以后甘薯还在粗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村里老农回忆，即使家境较好的农户，大约也是七成高梁面（甘薯普及后，则是甘薯和高粮面），二成玉米面，一成白面。麦子不敢多吃，要拿到市场上以细粮换粗粮，一般二斗小麦能换三斗粗粮。贫农则经常吃高粱面加糠。高粱面或玉米面掺山药叶贴饼子，那是下地干活人才吃得上的，不下地干活的只能吃掺山药叶的玉米面，被称作“蒸苦泪”。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也是11村调查中最大的地主），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5] 。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不过也就是吃到八月。据统计，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20.29%）。村民中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农民中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三餐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入冬以后减少为两顿饭，有的甚至只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动，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春天。另据卜凯对河北省盐山县的调查，农民的营养量都大为不足，据估计，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6]
再看口粮的一般消费数量。清苑有句老话，叫“大口小口一月三斗”，是说一家平均下来一个人每月总要消耗40多斤粮食。但实际上这是富农以上农户的生活水平，中农户也达不到。据统计，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五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好像变化不大。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贫农人均267.99市斤，每天食粮仅7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奶、蛋、菜的饮食结构中，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填饱肚子的。因此，不要说荒年，就是在平年粮食也肯定不够吃，大多数农户饥一顿，饱一顿，吃糠咽菜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青黄不接的春季，他们只有靠糠麸、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度日。由于雇工的劳作十分繁重，为了保证干活，他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天能吃上三顿窝头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上热菜。
冯玉祥将军关于旧中国清苑农村生活的回忆，使人们对冀中农民的饮食留下生动的印象：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起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纱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7]
考虑到冯玉祥的家庭至少当属中等生活水平，十年只吃一次荤席，可见当时一般清苑农家的饮食状况。
二、住房和穿衣
旧中国，被称为“乡土中国”，不仅因为其国民主要依靠土地为生，又多土生土长很少迁徙，大概还因他们居住的房屋、库房及院墙也是土垒的。清苑农村就很典型。走进村落就会发现，每村都有一两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排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农家的庭院。大街两边又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这样，整个村落外形看起来还算规则，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阴中；但里面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土墙，还有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清苑县志》云：旧中国，“住房多为土坯房，少数户住到瓦房。土坯房用坯垒墙，里外抹麦秸泥，用柁、檩、椽子作骨架，上铺秫秸、苇箔，再抹麦秸泥。……砖瓦房的房盖也有不上瓦而抹麦秸泥的”。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随处可见。所以虽然村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少部分农户盖房时使用一部分砖，即墙的两表面用砖，当中填土，又称砖面房。只有极少数的富户才能住上砖瓦房。砖房子可以传代，而普通农民的茅屋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门窗都是木制的，每间房一般留有一个窗户。由于主要房间都是座北朝南，因此窗户都开在南面，在一个横卧的长方形大窗框里，由不同规则的窗棱分开，上面糊上白窗纸。最好的人家一年糊一次，许多人家几年也换不了一次，看上去窗纸破破烂烂的，寒风一吹，哗哗响，门也吱吱作响。如果一家农民有三间主要的房屋，那么它们一般都是北房，并且连在一起。三间房只有中间房子有门，叫“堂屋”，经过它通向两边的房间，又称“一明两暗”。中间“堂屋”兼作厨房，房间左侧或右侧设有烧饭的灶（又称地锅），紧挨炉灶的那间便是睡觉的房子。进去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睡觉的炕。土炕是一种用砖垒砌起来的平台，一般总要占去屋子里的整整一半空间，灶房的烟道就从它的下面通过，因此可以利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把土炕烧暖。如果土炕不是和灶房连在一起，为着取暖，就得直接在下面生火。
还需一提的是农民的厕所。几乎每家大门旁边或院落里靠门口部位，都设有一间露天茅厕，方便过往行人，也好给自家耕地积肥。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排便。还有许多养猪的农户，把猪圈和茅房连接起来，人和猪的粪便积蓄在一起，过一段时间铺上一层土，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春播前把肥起出来，有时秋天还要起一次，用这种方法，一户一年能积四五方土杂肥。粪堆与茅厕影响周围环境甚巨，但农民似乎并不在意。
除村民居室外，还有生产用房，如储存室(又称堆房)、牲口棚、车棚等。据统计，农户的生产用房，最常见的是堆房，其余用房依次为牲口棚、车棚、碾磨棚等。生产用房的多寡依农户富裕程度而不同，堆房最为普遍，几乎每家都有，有碾磨棚的农户不多，而牲口棚、车棚等只有少数地主富农才有。村民房屋的质量不同，数量亦有别。按1930年11村统计，居住与生产用房合计，地主每户平均15.19间，而贫农则平均每户3.5间，雇农更少，仅2－3间。平均起来，每户5间多一点，这大约是中农家庭的房屋数量。与1936、1946年相比，户均住房稍有下降的趋势，详见表6-2。
表6-2 清苑11村农户住房情况 单位：间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不同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阶层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合计 2,119 10,777 5.08 2272 11023 4.85 2595 11249 4.33
地主 70 1064 15.19 72 997 13.85 71 793 11.17
富农 169 1796 10.63 173 1704 9.85 147 1209 8.22
中农 742 4202 5.66 906 4857 5.36 1285 6093 4.74
贫农 915 3207 3.50 917 2994 3.24 996 2936 2.95
雇农 161 371 2.30 132 304 2.30 45 83 1.84
其他 62 138 2.22 72 168 2.33 51 135 2.65
资料来源：河北省调查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冯玉祥将军随父亲初迁至清苑时，曾在康各庄的西头路南租房两间，冯将军是这样描绘他们住房的：“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觉的土炕及做饭的地锅以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他又说道：“四周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地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的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升，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一般村民的住房也差不多，冯玉祥在另一处回忆道：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摸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房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都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作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8]
晚清以来，许多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对农村卫生环境之恶劣深感愕然。E.A罗斯形容中国北方乡村环境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顶，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9] 。几十年过去了，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农民的家庭卫生环境并没有多大变化。当时一位华北农村环境调查者说：“我一个农友，因住房过少，把小驴喂在厨房里，尿气屎臭，薰满全屋”[10] 。其实，当时把马厩与厨房合二而一的农户并不在少数。卜凯3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表明，在华北诸省，以厨房兼作畜舍的农户约占百分之三十[11] 。
再看农民的穿着。农民的衣被用料，主要还是靠本村的土地解决。据老人们回忆说，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穿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个别乡绅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有的村庄牙根儿就没有见过。洋布之类在20世纪初年还很少有人穿。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夏天穿粗布的单衣单裤，多数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妇女普遍穿粗布大襟褂、袄和长裤，从颜色上看，许多妇女经常穿白褂子和黑裤子；青年妇女节日或外出喜欢穿花衣，有条件的还穿绣花鞋。姑娘梳独根长辫，结婚后挽髻。入冬以后，人们没有毛衣或绒衣，而是在夏天穿的单衣外面直接套上臃肿的棉衣。厚厚的棉絮里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保证棉絮里没有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冬季里，只要天气暖和，总有一些人散坐在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好像很难统计农民的一件棉袄及其他衣服究竟穿多久才更新。一件棉袄无疑要穿很久。据11村调查的一些零散记载，谢庄张维先母亲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年；张风文祖母出嫁时的棉袄一直穿到死，用了五十年。其实，单衣单裤都是短缺用品。杨玉清与丈夫轮流穿一条裤子，丈夫出门，她就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能穿出去。大祝泽村村民李德胜18岁的女儿，“一夏天只一身单衣单裤，晚上洗，白天穿。”
30年代河北农村的一项调查谈到，农民所穿衣服破烂、肮脏，“油垢有一钱多厚，也不洗一洗”，往往是一季换一次衣服。“凡常和农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一般农民，您看他的牙上，都附有一钱厚的牙垢，黄而且臭”，至于经常洗澡，更是一种奢谈了[12] 。
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非常结实，一个壮劳力整日干活也能穿上一年。这种千层底鞋子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至少秦汉时的农民与士兵就穿这种鞋子。妇女一般不穿这种笨重的鞋子，三四十年代，大部分年轻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但中年以上的妇女的脚都经过裹缠，脚趾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走路都不方便。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小脚妇女仍旧得在地里干活，承担繁重的劳作。
再看一看被褥的情况。除少许富户的被子是缎绸被面外，普通农民的被褥多是两面粗布做成，而且布满大小补丁。从1930年的统计看，地主平均每户 14 条被子，每人平均 2 条；富农每户 12 条被子，每人平均1.5条；中农每户6条，每人平均1.1条；贫农每户4条，平均每人0.9条，雇农和其他成分的农民每户3条，平均每人0.8条。1936和1946年两个时点上所调查的情况，基本无大变化。可见，那个年代中农能差不多一人一条被子，但没褥子，贫农及其以下农户合不上一人一条被子。枕头很少见。只有老人、新结婚的夫妇有褥子，一般就是睡炕席。少数贫困户的境况更悲惨，据记载，全家4口人合用一条被子的情况并不罕见。谢庄村张文华与妻子结婚27年没有铺过褥子，固上村王老古给地主扛一辈子长活，整年既没被子盖也没褥子铺，冬天铺滑秸，盖谷草。
最后，估算一下农民的棉布消费数量。据统计，地主富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18－20 尺，而贫雇农则是10－12尺，平均起来大约每人为13－14尺。农民消费的棉布中，一半以上仍然是土布。洋布的普及与消费发展很慢，其消费量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少。从1930年至1946年16年间，洋布的总消费量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就当时土布和洋布的实际价格来看不相上下：土布每尺0.15元，洋布每尺0.28元，表面看洋布似乎贵近一倍，可洋布面宽出不少，所以按面积计算价格几乎相当。洋布的消费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土布可以自己造，而洋布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农民生产土布主要利用季节性的或家庭结构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宁可自己生产而不去花钱购买洋布，所以一直到40年代末洋布也未能取代土布，农民家庭的土布消费仍然平均占布匹消费的一半以上。当然，农民服装消费的另一半则要购自市场，这一方面也应给予充分注意。实际上，农民并非家家织布，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服装用布主要来自市场，甚至全部来自市场。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90
第六章 农民日常生活与消费
第一节 农民的吃、穿、住
一、饮食
新修《清苑县志》关于1949年前一般村民的饮食情况，是这样介绍的：
建国前，县内普通人家所食甚为粗简，多以玉米面、小米、高粱面为主食，每日三餐或二餐。农家主要食物有玉米面、白薯粥、小米饭、玉米面饼子、杂面、高粱面饼、荞麦面、山药面。春节前，几乎家家蒸年糕、玉米面豆馅馒头、摊折饼。春季，贫困农户多采集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玉米面蒸或炒后吃。灾荒年头，谷糠麸子也成为贫苦人家的主食。……人们所食蔬菜主要有大白菜、红白萝卜，间有蔓青等。枯菜季节多以咸菜、干白菜、萝卜干和酱佐食，平时很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儿。[1]
下面，请看1930年清苑11村调查的原始记载。据500家农户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平均每家一年的饮食费为126.3元，其中用于粮食114元，占90%；用于肉类3.9元，占3%；用于蔬菜1.8元，占2%；用于调味品6.6元，占5%。见表6-1[2] 。由此可见，清苑农民的饮食消费9/10用于粮食，不但很少吃肉，蔬菜和调味品也很少。《河北省清苑县事情》也载道：“除一年三节（指春节、中秋节和端午节——引者注）外，平时食肉者颇少，所食肉类以猪肉最为普通，牛羊肉次之”。又说到，“调味品中最主要的为盐，此外有酱、花椒、姜、糖等，但用之者极少”。该记载对调味品费用的估计为，“平均每家每年所有调味费用约五元上下”[3] ，与11村调查统计的结果(6.6元)很是接近。考虑到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清苑农民的饮食似乎仅为达到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笔者进行核实调查时，老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说，村里一般人家没有吃炒菜的，家家腌一缸萝卜，一年到头吃腌萝卜。白菜下来就吃白菜，还吃一些北瓜、茄子、韭菜、葱等时令蔬菜，以及野菜。多少年来，农民能够吃上饭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根本谈不上换口味。平时改善生活，拔点葱，切一切放点醋就算最好了。能吃葱沾酱的多是富农户。11村调查统计表明，地主和富农的食粮消费在饮食中的比例也平均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即使富户的副食消费水平也是很有限的。
表6-1 清苑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结构(平均每家) 单位：元
项别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总平均
粮食 189.51 207.55 142.22 92.65 60.93 114.00
肉类 12.00 12.15 4.61 2.33 1.60 3.94
蔬菜 3.62 2.18 1.81 1.72 1.10 1.77
调味品 18.00 15.05 8.67 4.33 2.82 6.59
总计 223.13 236.93 157.31 101.03 66.45 126.30
(百分比)
粮食 84.9 87.6 90.4 91.7 91.7 90.3
肉类 5.4 5.1 2.9 2.3 2.4 3.1
蔬菜 1.6 0.9 1.2 1.7 1.7 1.4
调味品 8.1 6.4 5.5 4.3 4.2 5.2
总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饮食费中，既然粮食占绝对的重要位置，因此有必要对粮食的消费作进一步的分析。据调查记载，按消费量的多寡，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消费排位依次为：玉米、小米、高粱、小麦、绿豆。《河北省清苑事情》的记载也表明，农民的粮食消费品种主要是甘薯、小米、豆类、高粱、乔麦等。甘薯或煮或蒸而食之，亦有切成薄片，晒干储藏。有时将干薯片、小米与菜类合煮成粥状；多数农家将干薯片碾成粉，蒸成窝头[4] 。总之，不仅以粗粮为主，30年代以后甘薯还在粗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村里老农回忆，即使家境较好的农户，大约也是七成高梁面（甘薯普及后，则是甘薯和高粮面），二成玉米面，一成白面。麦子不敢多吃，要拿到市场上以细粮换粗粮，一般二斗小麦能换三斗粗粮。贫农则经常吃高粱面加糠。高粱面或玉米面掺山药叶贴饼子，那是下地干活人才吃得上的，不下地干活的只能吃掺山药叶的玉米面，被称作“蒸苦泪”。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粗粮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也是11村调查中最大的地主），平常只是他和其母单独吃点白面，谓之开小灶；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自然以粗粮为主[5] 。初夏季节，收了麦子，大家就吃几顿白面面条，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只有几户最富有的人家才能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不过也就是吃到八月。据统计，在1930、1936、1946年三个时点上，小麦在口粮中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大约平均在20%，其中1936年小麦比例稍高一点（20.29%）。村民中地主口粮中小麦比例最高，为34.91%,雇农最低为13.64%。农民中能保证全年都能一日三餐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入冬以后减少为两顿饭，有的甚至只吃一顿。由于缺乏营养，他们就尽量少活动，好把精力保存到第二年春天。另据卜凯对河北省盐山县的调查，农民的营养量都大为不足，据估计，蛋白质缺乏16.8%，脂肪缺乏21.4%，碳水化合物缺乏14.9%。[6]
再看口粮的一般消费数量。清苑有句老话，叫“大口小口一月三斗”，是说一家平均下来一个人每月总要消耗40多斤粮食。但实际上这是富农以上农户的生活水平，中农户也达不到。据统计，1930年平均每人消费口粮157公斤，以五口之家计，每户一年消费口粮828公斤。1936年和1946年人均消费分别为159.2公斤、159.46公斤，好像变化不大。平均起来大约每人每天不到一市斤。贫农人均267.99市斤，每天食粮仅7两左右，在几乎没有肉、奶、蛋、菜的饮食结构中，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填饱肚子的。因此，不要说荒年，就是在平年粮食也肯定不够吃，大多数农户饥一顿，饱一顿，吃糠咽菜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青黄不接的春季，他们只有靠糠麸、野菜，甚至树叶、树皮度日。由于雇工的劳作十分繁重，为了保证干活，他们的饮食反比最下层农户好一些，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一天能吃上三顿窝头加咸菜，有时中午还能吃上热菜。
冯玉祥将军关于旧中国清苑农村生活的回忆，使人们对冀中农民的饮食留下生动的印象：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起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纱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7]
考虑到冯玉祥的家庭至少当属中等生活水平，十年只吃一次荤席，可见当时一般清苑农家的饮食状况。
二、住房和穿衣
旧中国，被称为“乡土中国”，不仅因为其国民主要依靠土地为生，又多土生土长很少迁徙，大概还因他们居住的房屋、库房及院墙也是土垒的。清苑农村就很典型。走进村落就会发现，每村都有一两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排着六到八尺高的土墙，隔一段便有一个门楼，通向农家的庭院。大街两边又分出几条小街，小街两侧也是土墙，隔一段有个院门。小街又分出更小的巷子。这样，整个村落外形看起来还算规则，在一大片土地的中央，土坯墙的建筑物鳞次栉比，掩在树阴中；但里面布满了杂乱无章的街巷、土墙，还有倚墙建筑的低矮土房。
《清苑县志》云：旧中国，“住房多为土坯房，少数户住到瓦房。土坯房用坯垒墙，里外抹麦秸泥，用柁、檩、椽子作骨架，上铺秫秸、苇箔，再抹麦秸泥。……砖瓦房的房盖也有不上瓦而抹麦秸泥的”。土坯砌的墙和泥抹的屋顶都取自脚下的泥土，日久失修，经不住夏雨的淋刷，渐渐又还原成泥土了。倒了的墙，塌了的院门，下陷的屋顶，几乎随处可见。所以虽然村里总盖新房，但老是呈现出一副破败的景象。少部分农户盖房时使用一部分砖，即墙的两表面用砖，当中填土，又称砖面房。只有极少数的富户才能住上砖瓦房。砖房子可以传代，而普通农民的茅屋一次又一次地被雨水冲垮，再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重建。
门窗都是木制的，每间房一般留有一个窗户。由于主要房间都是座北朝南，因此窗户都开在南面，在一个横卧的长方形大窗框里，由不同规则的窗棱分开，上面糊上白窗纸。最好的人家一年糊一次，许多人家几年也换不了一次，看上去窗纸破破烂烂的，寒风一吹，哗哗响，门也吱吱作响。如果一家农民有三间主要的房屋，那么它们一般都是北房，并且连在一起。三间房只有中间房子有门，叫“堂屋”，经过它通向两边的房间，又称“一明两暗”。中间“堂屋”兼作厨房，房间左侧或右侧设有烧饭的灶（又称地锅），紧挨炉灶的那间便是睡觉的房子。进去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睡觉的炕。土炕是一种用砖垒砌起来的平台，一般总要占去屋子里的整整一半空间，灶房的烟道就从它的下面通过，因此可以利用做饭时产生的余热把土炕烧暖。如果土炕不是和灶房连在一起，为着取暖，就得直接在下面生火。
还需一提的是农民的厕所。几乎每家大门旁边或院落里靠门口部位，都设有一间露天茅厕，方便过往行人，也好给自家耕地积肥。所有人家的茅房里，都有一个深坑，上面用木板或石板盖住，板上开一个小口排便。还有许多养猪的农户，把猪圈和茅房连接起来，人和猪的粪便积蓄在一起，过一段时间铺上一层土，整个冬天都是这样。春播前把肥起出来，有时秋天还要起一次，用这种方法，一户一年能积四五方土杂肥。粪堆与茅厕影响周围环境甚巨，但农民似乎并不在意。
除村民居室外，还有生产用房，如储存室(又称堆房)、牲口棚、车棚等。据统计，农户的生产用房，最常见的是堆房，其余用房依次为牲口棚、车棚、碾磨棚等。生产用房的多寡依农户富裕程度而不同，堆房最为普遍，几乎每家都有，有碾磨棚的农户不多，而牲口棚、车棚等只有少数地主富农才有。村民房屋的质量不同，数量亦有别。按1930年11村统计，居住与生产用房合计，地主每户平均15.19间，而贫农则平均每户3.5间，雇农更少，仅2－3间。平均起来，每户5间多一点，这大约是中农家庭的房屋数量。与1936、1946年相比，户均住房稍有下降的趋势，详见表6-2。
表6-2 清苑11村农户住房情况 单位：间
1930年 1936年 1946年
不同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户数 占有 每户
阶层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房屋 平均
合计 2,119 10,777 5.08 2272 11023 4.85 2595 11249 4.33
地主 70 1064 15.19 72 997 13.85 71 793 11.17
富农 169 1796 10.63 173 1704 9.85 147 1209 8.22
中农 742 4202 5.66 906 4857 5.36 1285 6093 4.74
贫农 915 3207 3.50 917 2994 3.24 996 2936 2.95
雇农 161 371 2.30 132 304 2.30 45 83 1.84
其他 62 138 2.22 72 168 2.33 51 135 2.65
资料来源：河北省调查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冯玉祥将军随父亲初迁至清苑时，曾在康各庄的西头路南租房两间，冯将军是这样描绘他们住房的：“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觉的土炕及做饭的地锅以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他又说道：“四周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地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的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升，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一般村民的住房也差不多，冯玉祥在另一处回忆道：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摸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房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连院墙都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作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点缀品。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这时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8]
晚清以来，许多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对农村卫生环境之恶劣深感愕然。E.A罗斯形容中国北方乡村环境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池，泥坑，下陷的屋顶，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9] 。几十年过去了，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华北农民的家庭卫生环境并没有多大变化。当时一位华北农村环境调查者说：“我一个农友，因住房过少，把小驴喂在厨房里，尿气屎臭，薰满全屋”[10] 。其实，当时把马厩与厨房合二而一的农户并不在少数。卜凯3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表明，在华北诸省，以厨房兼作畜舍的农户约占百分之三十[11] 。
再看农民的穿着。农民的衣被用料，主要还是靠本村的土地解决。据老人们回忆说，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们的穿着十有八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个别乡绅逢年过节才穿上南方生产的绸缎服装，有的村庄牙根儿就没有见过。洋布之类在20世纪初年还很少有人穿。数百年来，虽然服装式样变了，但是日常劳动的穿着却没有怎么变。夏天穿粗布的单衣单裤，多数漂成白色，有的用靛青染成蓝色或者黑色。妇女普遍穿粗布大襟褂、袄和长裤，从颜色上看，许多妇女经常穿白褂子和黑裤子；青年妇女节日或外出喜欢穿花衣，有条件的还穿绣花鞋。姑娘梳独根长辫，结婚后挽髻。入冬以后，人们没有毛衣或绒衣，而是在夏天穿的单衣外面直接套上臃肿的棉衣。厚厚的棉絮里寄生着虱子，由于拆洗棉衣很费事，因此要保证棉絮里没有虱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冬季里，只要天气暖和，总有一些人散坐在阳光照射的角落里，把棉袄摊在膝盖上捉虱子。好像很难统计农民的一件棉袄及其他衣服究竟穿多久才更新。一件棉袄无疑要穿很久。据11村调查的一些零散记载，谢庄张维先母亲一件棉袄穿了二十年；张风文祖母出嫁时的棉袄一直穿到死，用了五十年。其实，单衣单裤都是短缺用品。杨玉清与丈夫轮流穿一条裤子，丈夫出门，她就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能穿出去。大祝泽村村民李德胜18岁的女儿，“一夏天只一身单衣单裤，晚上洗，白天穿。”
30年代河北农村的一项调查谈到，农民所穿衣服破烂、肮脏，“油垢有一钱多厚，也不洗一洗”，往往是一季换一次衣服。“凡常和农民在一起的人都知道，一般农民，您看他的牙上，都附有一钱厚的牙垢，黄而且臭”，至于经常洗澡，更是一种奢谈了[12] 。
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是用麻线纳成的千层底，非常结实，一个壮劳力整日干活也能穿上一年。这种千层底鞋子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至少秦汉时的农民与士兵就穿这种鞋子。妇女一般不穿这种笨重的鞋子，三四十年代，大部分年轻的妇女已经不再裹脚，但中年以上的妇女的脚都经过裹缠，脚趾窝在脚心底下，脚骨也变了形，走路都不方便。可是不少穷人家的小脚妇女仍旧得在地里干活，承担繁重的劳作。
再看一看被褥的情况。除少许富户的被子是缎绸被面外，普通农民的被褥多是两面粗布做成，而且布满大小补丁。从1930年的统计看，地主平均每户 14 条被子，每人平均 2 条；富农每户 12 条被子，每人平均1.5条；中农每户6条，每人平均1.1条；贫农每户4条，平均每人0.9条，雇农和其他成分的农民每户3条，平均每人0.8条。1936和1946年两个时点上所调查的情况，基本无大变化。可见，那个年代中农能差不多一人一条被子，但没褥子，贫农及其以下农户合不上一人一条被子。枕头很少见。只有老人、新结婚的夫妇有褥子，一般就是睡炕席。少数贫困户的境况更悲惨，据记载，全家4口人合用一条被子的情况并不罕见。谢庄村张文华与妻子结婚27年没有铺过褥子，固上村王老古给地主扛一辈子长活，整年既没被子盖也没褥子铺，冬天铺滑秸，盖谷草。
最后，估算一下农民的棉布消费数量。据统计，地主富农户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18－20 尺，而贫雇农则是10－12尺，平均起来大约每人为13－14尺。农民消费的棉布中，一半以上仍然是土布。洋布的普及与消费发展很慢，其消费量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少。从1930年至1946年16年间，洋布的总消费量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就当时土布和洋布的实际价格来看不相上下：土布每尺0.15元，洋布每尺0.28元，表面看洋布似乎贵近一倍，可洋布面宽出不少，所以按面积计算价格几乎相当。洋布的消费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土布可以自己造，而洋布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农民生产土布主要利用季节性的或家庭结构性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宁可自己生产而不去花钱购买洋布，所以一直到40年代末洋布也未能取代土布，农民家庭的土布消费仍然平均占布匹消费的一半以上。当然，农民服装消费的另一半则要购自市场，这一方面也应给予充分注意。实际上，农民并非家家织布，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服装用布主要来自市场，甚至全部来自市场。
第二节 其他日常消费
农民除吃、穿、盖之外，还有燃料、照明、吸烟、喝酒等其他一些日常消费。
每个村庄通常都有一个小杂货铺，多是一间小小土坯房，铺子里出卖的商品有，旱烟、肥皂、毛巾、针、线、豆油、煤油、酒、盐、糖、饼干和布匹等，大部分是一般农户不能自产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买卖并不匆忙，可也人来人往。如果该村处于交通要道，杂货铺附近往往还有一个大车店，接待在此过夜或打尖休息的车把式。大车店提供热水，还有蒸馍、面条和烩饼（其中常有时鲜蔬菜）。大车店也是一栋土坯房，房前搭的席棚伸到街上，荫蔽着一、两张桌子。房后有个长棚屋，里面有车把式睡觉的大通炕。棚屋尽头是马槽，牲口在那里吃着锄碎的草秸。有的村没有大车店，只有小饭铺或茶馆，例如清苑固上村就有两个小饭铺和一个小茶馆，它们与小杂货铺一起，构成该村庄的小小消费中心。
农民家里通常不烧火，也不备热水和茶叶。只在做饭时生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不再烧了。平常不烧开水，都是喝生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所以，暖水瓶没有成为生活必需品。当农民生活稍好一些后，就要购置暖水瓶，可见没有成为必需品，并非生活中不需要，而是购买力太低，暖水瓶竟成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1930年，11村2119户农民中，只有2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个，1946年有18只(农户此时已增至2595家)，暖水瓶仍是微乎其微的奢侈品。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通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买一壶水，卖水时还给放上一小撮茶叶。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门烧水卖水，对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消费热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水，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集中烧水卖水者也有一些薄利。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很小的事情后面，也包含着农民们很精明的计算。11村调查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农民日常茶、糖消费的统计或说明，大概这方面的消费太少了，故而略去不计。不过从买开水待客的习惯作法中，可以发现茶叶消费的一点线索。喝茶一定要用开水，平时喝生水，意味着农民平时没有喝茶的习惯，招待客人时才特意买“放上一小撮茶叶”的开水，家里则不备茶，很明显，农家喝开水与喝茶都是偶然的消费。表6-1表明，在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消费中，仅粮食一项就占90%以上，副食主要靠腌咸萝卜，甚至连咸萝卜都吃不上，在这样的饮食结构中，没有喝茶的习惯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农户的燃料，烧的是树根、麦秸和干草。燃料不足是当时农民生活的一大问题，以每户占地15亩计，田地里的麦秸不足以解决农民做饭取暖的需求。农户缺燃料，是造成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秸杆都被用于燃料，而回投土地的有机肥源短缺，地力下降，低产又造成秸杆量少，由此循环往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烧柴只能做饭或临时御寒。在寒冷的冬天，只有极少数人家的火炉日夜不熄，他们烧的是掺上土的煤。一般农户补充燃料的方法则是出外拾柴或砍树，这在更大范围内使生态环境不断遭破坏。也有一些农户购买少量的煤炭作补充。1930年的户均煤炭消费量是130公斤[13] ，显然，这样低的煤耗量对多数农户而言聊胜于无。在1930、1936和1946年三个时点上的人均耗煤量分别为25公斤，26公斤和32公斤，表明煤炭碳市场在农民普通缺乏燃料的情况下取得有限的进展。
关于照明消费。在20世纪以前，农民家庭都点用土制灯盏，使用农户自产或本地产的食油，如用黑豆榨制的黑油，菜籽榨制的菜油和棉籽榨制的棉籽油等。自煤油输入后，各村使用煤油已很普遍。据1930年11村统计，户均消费达到6.26公斤，人均1.20公斤，其中下层农户与上层农户消费差别不大，最多不过0.5公斤，说明当时的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而且市场稳定。在相同油耗的情况下，煤油照明度比食用油好，从价格上看，食用油在1937～1938年时0.36元1公斤，煤油则是0.30元1公斤，二者相差不多。这与洋布替代土布之困难不同，食用油很少能自已制作，而是农民把豆子或棉籽送到油坊，油匠用手工业的操作方式打出来的，这与家庭的剩余劳动力的使用无关，因此在价格基本相等的前提下，煤油照明顺利地取代了食油照明。
个人消费品里最普通的有烟酒二项。酒以小米酿造的黄酒(色黄，味较淡)与高粱酿造的烧酒(制造程序较繁，性极烈)二种最通行。只有极个别大户才雇用酒师酿酒，满足自家消费；一般农家每年的饮酒消费颇为有限，除过年过节和极个别场合外，平日很少饮用。据统计，1930年户均消费 1.66公斤,人均消费0.33公斤。从1936、1946时点看，并没有什么变化，还稍有下降。民国初年以前，农民都吸“旱烟”。纸烟输入之初，价格昂贵，销路不广，只有富裕户偶尔备之待客而已。1930年前后，开始生产劣等纸烟如“大婴孩”牌纸烟，价廉而性烈，适于农民消费，于是纸烟的销用才渐行推广，每户一年大约消费8盒纸烟。
农民家庭里的一般摆设都非常简单。以中农户为例，差不多就是有两个小立柜，用来装衣服、日用品和一些杂物。还有一把磁壶，一条板凳。两个小方镜多是结婚时的陪嫁。一个席屯，用于存粮，大小缸若干，用于盛水、腌咸菜，也用来装粮食。还有就是吃饭的碗和盘子。这些家具都是极为简陋的，但又都是必需的。依村民的眼光，一个瓷碗就算是值钱的物件了。许多农民从生下来后到进坟墓为止，用同一个碗吃饭，并在死后传给他们的子孙。要是碗破损了，就把破碗拿给流动的锔碗匠去修补，后者灵巧地在破片上钻眼，再用铜钉将其固定在一起。有时一只碗竟多次修复，所以寿命是很长的。一只碗尚且如此，暖水瓶一类当然算是高档消费品了。暖水瓶、手电筒、矿石收音机和自行车被认为是当时的“四大件”，按1930年统计，11村2119户人家中共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矿石收音机0个。如要采用户均统计计算的话稀少得几乎没有意义，所以这几项数据拟不予列入。就1930年清苑11村的调查数据，汇总统计如表6-4和表6-5。表6-4以实物计量,表6-5以货币和百分比计量和表示,其说明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
表6-3 清苑村民1930年的主要消费品及其数量
|口 粮| 棉 布| 煤 炭| 食 油| 煤 油| 酒| 纸 烟
每户平均|828公斤（其中小麦20%）| 71市尺（其中土布58%）|130公斤| 5公斤|6.25公斤|1.66公斤| 8盒
每人平均|157公斤 |13.50市尺| 25公斤| 1公斤|1.20公斤|0.33公斤|
表6-4 清苑各项生活费及其百分比(平均每家) 单位：元
项目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总平均[14]
饮食 223.13 236.93 157.31 101.03 66.45 126.30
衣服 37.31 35.06 18.72 11.92 8.71 15.99
住房 2.35 2.59 1.38 0.68 0.57 1.06
燃料 15.58 9.57 5.88 4.32 2.40 5.28
杂项 73.71 25.32 11.46 5.92 3.54 10.91
总计 352.08 309.47 194.75 123.87 81.67 159.54
(平均每成年人) 单位：元
饮食 50.31 38.17 32.41 25.07 22.37 29.41
衣服 8.41 5.65 3.86 2.96 2.93 3.72
住房 0.53 0.42 0.28 0.17 0.19 0.25
燃料 3.51 1.54 1.21 1.07 0.78 1.23
杂项 16.62 4.08 2.36 1.47 1.19 2.54
总计 79.38 49.86 40.12 30.74 27.46 37.15
(各项百分比)%
饮食 63.4 76.6 80.8 81.6 81.4 79.2
衣服 10.6 11.3 9.6 9.6 10.7 10.0
住房 0.7 0.8 0.7 0.5 0.7 0.7
燃料 4.4 3.1 3.0 3.5 2.9 3.3
杂项 20.9 8.2 5.9 4.8 4.3 6.8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该统计表明，平均每家每年生活费支出大约为160元。中农家庭的每年生活费支出则为194.75元。
据卜凯调查统计，同时期冀、豫、晋、皖(北部)四省农民家庭平均生活费191元[15] ，其中河北省平乡与盐山二县农民家庭生活费119元[16] 。又据李景汉30年代的调查，北京郊外挂甲屯农民家庭平均生活费160.4元[17] 。清苑11村的平均统计数字比卜凯关于华北四省的估算要低30余元，但比河北省平乡、盐山二县农民家庭生活费约高40元；和北京郊外的挂甲屯农户生活费则相当相近，相差无几。
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和衡量一种消费结构时，普遍以恩格尔系数为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定义是：食品支出金额在全部生活性支出金额中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法的关键在于它含质量互换的涵义，即通过对食品支出比重量的分析，来划定不同质的生活水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费用所占比重不断减少，具体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的居民家庭（或地区、国家）的生活水平为绝对贫困型；在50～59之间为勉强度日型（温饱型）；在40～50%之间者为小康型；在30～40%之间为富裕型；在30%以下者为最富裕型。从表6-4可看出，在平均全家支出的160元中，占比重最大的是食品费用，共126.30 元，按恩格尔系数计算公式可得出平均每家的恩格尔系数为：
食品支出金额：126.30元
----------------------------＝79%
全部生活性支出金额：160元
如按中农家庭的数据计算，即饮食费157.31元与生活费总支出194.75元相比,恩格尔系数80%与上述结论几乎一样。根据恩格尔定理规定的标准可知，清苑农民消费水平属于绝对贫困型。即使考虑到传统、习惯以及统计上的误差，将上面推算的恩格尔系数降低10～20个百分点，清苑农家的消费水平仍属绝对贫困型。
这个数据可与冀、豫、晋、皖(北部)四省农家各项生活费的百分比相比较。据卜凯统计，冀、豫、晋、皖(北部)四省的恩格尔系数为62%，其他开销分别是衣服6%，房租5%，燃料与灯光13%，杂项14%[18] 。
农民除吃、穿、盖之外，还有燃料、照明、吸烟、喝酒等其他一些日常消费。
每个村庄通常都有一个小杂货铺，多是一间小小土坯房，铺子里出卖的商品有，旱烟、肥皂、毛巾、针、线、豆油、煤油、酒、盐、糖、饼干和布匹等，大部分是一般农户不能自产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买卖并不匆忙，可也人来人往。如果该村处于交通要道，杂货铺附近往往还有一个大车店，接待在此过夜或打尖休息的车把式。大车店提供热水，还有蒸馍、面条和烩饼（其中常有时鲜蔬菜）。大车店也是一栋土坯房，房前搭的席棚伸到街上，荫蔽着一、两张桌子。房后有个长棚屋，里面有车把式睡觉的大通炕。棚屋尽头是马槽，牲口在那里吃着锄碎的草秸。有的村没有大车店，只有小饭铺或茶馆，例如清苑固上村就有两个小饭铺和一个小茶馆，它们与小杂货铺一起，构成该村庄的小小消费中心。
农民家里通常不烧火，也不备热水和茶叶。只在做饭时生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不再烧了。平常不烧开水，都是喝生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所以，暖水瓶没有成为生活必需品。当农民生活稍好一些后，就要购置暖水瓶，可见没有成为必需品，并非生活中不需要，而是购买力太低，暖水瓶竟成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1930年，11村2119户农民中，只有2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个，1946年有18只(农户此时已增至2595家)，暖水瓶仍是微乎其微的奢侈品。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通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买一壶水，卖水时还给放上一小撮茶叶。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门烧水卖水，对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消费热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水，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集中烧水卖水者也有一些薄利。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很小的事情后面，也包含着农民们很精明的计算。11村调查资料中，我们没有发现农民日常茶、糖消费的统计或说明，大概这方面的消费太少了，故而略去不计。不过从买开水待客的习惯作法中，可以发现茶叶消费的一点线索。喝茶一定要用开水，平时喝生水，意味着农民平时没有喝茶的习惯，招待客人时才特意买“放上一小撮茶叶”的开水，家里则不备茶，很明显，农家喝开水与喝茶都是偶然的消费。表6-1表明，在各类农民家庭的饮食消费中，仅粮食一项就占90%以上，副食主要靠腌咸萝卜，甚至连咸萝卜都吃不上，在这样的饮食结构中，没有喝茶的习惯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农户的燃料，烧的是树根、麦秸和干草。燃料不足是当时农民生活的一大问题，以每户占地15亩计，田地里的麦秸不足以解决农民做饭取暖的需求。农户缺燃料，是造成农业生产陷入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量的秸杆都被用于燃料，而回投土地的有机肥源短缺，地力下降，低产又造成秸杆量少，由此循环往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烧柴只能做饭或临时御寒。在寒冷的冬天，只有极少数人家的火炉日夜不熄，他们烧的是掺上土的煤。一般农户补充燃料的方法则是出外拾柴或砍树，这在更大范围内使生态环境不断遭破坏。也有一些农户购买少量的煤炭作补充。1930年的户均煤炭消费量是130公斤[13] ，显然，这样低的煤耗量对多数农户而言聊胜于无。在1930、1936和1946年三个时点上的人均耗煤量分别为25公斤，26公斤和32公斤，表明煤炭碳市场在农民普通缺乏燃料的情况下取得有限的进展。
关于照明消费。在20世纪以前，农民家庭都点用土制灯盏，使用农户自产或本地产的食油，如用黑豆榨制的黑油，菜籽榨制的菜油和棉籽榨制的棉籽油等。自煤油输入后，各村使用煤油已很普遍。据1930年11村统计，户均消费达到6.26公斤，人均1.20公斤，其中下层农户与上层农户消费差别不大，最多不过0.5公斤，说明当时的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而且市场稳定。在相同油耗的情况下，煤油照明度比食用油好，从价格上看，食用油在1937～1938年时0.36元1公斤，煤油则是0.30元1公斤，二者相差不多。这与洋布替代土布之困难不同，食用油很少能自已制作，而是农民把豆子或棉籽送到油坊，油匠用手工业的操作方式打出来的，这与家庭的剩余劳动力的使用无关，因此在价格基本相等的前提下，煤油照明顺利地取代了食油照明。
个人消费品里最普通的有烟酒二项。酒以小米酿造的黄酒(色黄，味较淡)与高粱酿造的烧酒(制造程序较繁，性极烈)二种最通行。只有极个别大户才雇用酒师酿酒，满足自家消费；一般农家每年的饮酒消费颇为有限，除过年过节和极个别场合外，平日很少饮用。据统计，1930年户均消费 1.66公斤,人均消费0.33公斤。从1936、1946时点看，并没有什么变化，还稍有下降。民国初年以前，农民都吸“旱烟”。纸烟输入之初，价格昂贵，销路不广，只有富裕户偶尔备之待客而已。1930年前后，开始生产劣等纸烟如“大婴孩”牌纸烟，价廉而性烈，适于农民消费，于是纸烟的销用才渐行推广，每户一年大约消费8盒纸烟。
农民家庭里的一般摆设都非常简单。以中农户为例，差不多就是有两个小立柜，用来装衣服、日用品和一些杂物。还有一把磁壶，一条板凳。两个小方镜多是结婚时的陪嫁。一个席屯，用于存粮，大小缸若干，用于盛水、腌咸菜，也用来装粮食。还有就是吃饭的碗和盘子。这些家具都是极为简陋的，但又都是必需的。依村民的眼光，一个瓷碗就算是值钱的物件了。许多农民从生下来后到进坟墓为止，用同一个碗吃饭，并在死后传给他们的子孙。要是碗破损了，就把破碗拿给流动的锔碗匠去修补，后者灵巧地在破片上钻眼，再用铜钉将其固定在一起。有时一只碗竟多次修复，所以寿命是很长的。一只碗尚且如此，暖水瓶一类当然算是高档消费品了。暖水瓶、手电筒、矿石收音机和自行车被认为是当时的“四大件”，按1930年统计，11村2119户人家中共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矿石收音机0个。如要采用户均统计计算的话稀少得几乎没有意义，所以这几项数据拟不予列入。就1930年清苑11村的调查数据，汇总统计如表6-4和表6-5。表6-4以实物计量,表6-5以货币和百分比计量和表示,其说明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
表6-3 清苑村民1930年的主要消费品及其数量
|口 粮| 棉 布| 煤 炭| 食 油| 煤 油| 酒| 纸 烟
每户平均|828公斤（其中小麦20%）| 71市尺（其中土布58%）|130公斤| 5公斤|6.25公斤|1.66公斤| 8盒
每人平均|157公斤 |13.50市尺| 25公斤| 1公斤|1.20公斤|0.33公斤|
表6-4 清苑各项生活费及其百分比(平均每家) 单位：元
项目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总平均[14]
饮食 223.13 236.93 157.31 101.03 66.45 126.30
衣服 37.31 35.06 18.72 11.92 8.71 15.99
住房 2.35 2.59 1.38 0.68 0.57 1.06
燃料 15.58 9.57 5.88 4.32 2.40 5.28
杂项 73.71 25.32 11.46 5.92 3.54 10.91
总计 352.08 309.47 194.75 123.87 81.67 159.54
(平均每成年人) 单位：元
饮食 50.31 38.17 32.41 25.07 22.37 29.41
衣服 8.41 5.65 3.86 2.96 2.93 3.72
住房 0.53 0.42 0.28 0.17 0.19 0.25
燃料 3.51 1.54 1.21 1.07 0.78 1.23
杂项 16.62 4.08 2.36 1.47 1.19 2.54
总计 79.38 49.86 40.12 30.74 27.46 37.15
(各项百分比)%
饮食 63.4 76.6 80.8 81.6 81.4 79.2
衣服 10.6 11.3 9.6 9.6 10.7 10.0
住房 0.7 0.8 0.7 0.5 0.7 0.7
燃料 4.4 3.1 3.0 3.5 2.9 3.3
杂项 20.9 8.2 5.9 4.8 4.3 6.8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该统计表明，平均每家每年生活费支出大约为160元。中农家庭的每年生活费支出则为194.75元。
据卜凯调查统计，同时期冀、豫、晋、皖(北部)四省农民家庭平均生活费191元[15] ，其中河北省平乡与盐山二县农民家庭生活费119元[16] 。又据李景汉30年代的调查，北京郊外挂甲屯农民家庭平均生活费160.4元[17] 。清苑11村的平均统计数字比卜凯关于华北四省的估算要低30余元，但比河北省平乡、盐山二县农民家庭生活费约高40元；和北京郊外的挂甲屯农户生活费则相当相近，相差无几。
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和衡量一种消费结构时，普遍以恩格尔系数为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定义是：食品支出金额在全部生活性支出金额中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法的关键在于它含质量互换的涵义，即通过对食品支出比重量的分析，来划定不同质的生活水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费用所占比重不断减少，具体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的居民家庭（或地区、国家）的生活水平为绝对贫困型；在50～59之间为勉强度日型（温饱型）；在40～50%之间者为小康型；在30～40%之间为富裕型；在30%以下者为最富裕型。从表6-4可看出，在平均全家支出的160元中，占比重最大的是食品费用，共126.30 元，按恩格尔系数计算公式可得出平均每家的恩格尔系数为：
食品支出金额：126.30元
----------------------------＝79%
全部生活性支出金额：160元
如按中农家庭的数据计算，即饮食费157.31元与生活费总支出194.75元相比,恩格尔系数80%与上述结论几乎一样。根据恩格尔定理规定的标准可知，清苑农民消费水平属于绝对贫困型。即使考虑到传统、习惯以及统计上的误差，将上面推算的恩格尔系数降低10～20个百分点，清苑农家的消费水平仍属绝对贫困型。
这个数据可与冀、豫、晋、皖(北部)四省农家各项生活费的百分比相比较。据卜凯统计，冀、豫、晋、皖(北部)四省的恩格尔系数为62%，其他开销分别是衣服6%，房租5%，燃料与灯光13%，杂项14%[18] 。
还没到比较那步呢？{:qiliang:}
第三节 灾荒年
由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灾荒频繁，因此灾荒成为清苑农民家庭日常生活中经常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仅从1933年至1945年，清苑地区就发生了7次程度不同的灾害，平均不到2年一次。其中，不是旱就是涝，也伴有虫灾和雹灾，现把不同年份里11个村庄中主要受灾村庄情况统计如下，见表6-5。
表6-5 1933～1945年清苑11村中主要受灾村情况 单位：亩、斤
年度|主要受灾村|主要歉收作物|歉收面积|占总面积|每亩产量|原因
1933|李家罗候|大秋作物|2700|85%|40～50|雹灾
1935|薛庄|大秋作物|1300|98%|20～50|秋旱，滴雨未下
1939|何家桥|小 麦|2880|50%|32|①春旱，滴雨未下；②秋涝，河水泛滥
—————|大秋作物|4800|80%|0
——|南邓村、蔡家营|高梁谷子|3100|87%|0
——|薛庄 |玉米谷子|1400|95%|60～90
——|谢庄|大秋作物|3000|45%|0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以上看到，自然灾害几乎连绵不断，一些年份的歉收面积达到 80～90%，这是相当大的比例，无疑是一次生产力大破坏。即使受灾面积没有那么大，灾害也不甚严重，由于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救济和保险，对于歉收或绝收的小农可能就是一次致命打击。一场冰雹，就使无米下炊的农户遍及全县，如韩家庄村50家农民中，即有30家断炊，赵家庄有20家断炊，其余各村多少不同。他们最初靠草根、树皮、谷糠充饥，以后树皮草根吃尽了，竟然完全断炊[19] 。遇到灾荒年，许多农家倾家荡产。1942－1943年期间，薛庄连年闹旱灾和虫灾，一些农户颗粒无收，只好卖地、卖房暂且求生。据统计，那两年卖地者11户(共卖80亩)。1939年南邓村和蔡家营村因灾年歉收共卖地250亩，占全村总耕地的9%，卖牲口38头，占总牲口数的50%。这些破产或半破产的农户，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了。更严重者，则是在饥饿的逼迫下，抛弃土地，四处逃亡、乞讨，完全脱离了生产。昔日分散在各自田地里辛勤耕作的农民，一时变为了成群结队的乞丐。在1939年的水灾中，何家桥村外出逃荒者占全村人口的34%。温仁村更多，3500多人的村庄，那年外出乞讨者就有1648人，超过村民半数以上。据统计，其中背筐乞讨的1451人，提篮110人，提布袋75人，卖唱9人，打板乞讨3人。再有就是卖儿卖女、饿死病死，甚至全家灭绝。
美国人韩丁曾记载灾荒年山西张庄农民的亲身经历，其情况与清苑农民大同小异，现摘录一段，以供参考：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具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停了三天。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炕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醋糟。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妹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20]
这些其实也是清苑农民的经历，甚至一些情节都一模一样。在1939年的大水灾中，薛庄的樊金香、刘荣才和刘寿春都曾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儿女卖掉；东孟庄的石以敏将女儿卖了80元，转头就用钱买粮食，以挽救家里其他人奄奄一息的生命。老农回忆说，卖儿卖女的事几乎哪个村都有，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所谓“丰收吃不饱，歉收饿死人”。据11村统计，在荒年，有80%的人家吃过地梨、老锅金等各种野菜。有的甚至吃掉刚刚出土的麦苗，明知自绝后路也不得不为之。连野菜也找不到了，就活活饿死。谢庄张波的儿子、大祝泽村张广子的母亲都是这样饿死的。东孟庄贫农石清真，多日没有吃上饭，一下吃了个老饱，结果走到半路上死了。越来越恶劣的自然环境，再加严重的社会问题，灾年荒月里明显减员，甚至一家人都消失了。1930～1946年间，清苑11个村庄竟有126灭绝户，达到6%，有的整个宗姓灭绝。不少人是在荒年饿死的，或是逃荒后杳无音信。灭绝户情况见表6-6。
表6-6 1930～1946年11村灭绝户情况 单位：户
1930－1936 1937－1946
期初户 灭绝户 所占% 期初户 灭绝户 所占%
上等户 239 1 0.42 245 1 0.41
中等户 742 2 0.27 906 9 1
下等户 1138 55 4.83 1121 58 5.17
合计 2119 58 2.74 2272 68 3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灾年荒月里，农民被迫离乡背井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河北省正定县，据1934年调查，全县人口比三年前减少30%，主要原因是农民大量离村流亡[21] 。实际上，30年代农民弃田地逃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当时河北省离村逃亡农民共331264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8.5%。据另一项调查，在关内22省中，离村逃亡的农民合计3525349户，平均占调查总数8.9%。[22]
正如1932年英国历史学家陶内观察的那样，在中国，“在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23] 。中国小农经济本身就极其脆弱，几乎没有什么资金或物质积累（下面将进一步论证之），也沒有任何社会性的防禦或救济手段，抵抗打击的能力极弱，即使是一个小的冲击，对于中国小农来讲也可能成为巨大的灾难，何况面对的还常常是各种严酷的挑战呢！事实上，软弱无助的小农在社会和自然两方面都缺乏基本的自卫与抵抗能力，往往从一次打击中还没恢复过来，又遭受另一次打击，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性一次一次被打断，显然，频繁的自然灾害是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灾荒频繁，因此灾荒成为清苑农民家庭日常生活中经常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仅从1933年至1945年，清苑地区就发生了7次程度不同的灾害，平均不到2年一次。其中，不是旱就是涝，也伴有虫灾和雹灾，现把不同年份里11个村庄中主要受灾村庄情况统计如下，见表6-5。
表6-5 1933～1945年清苑11村中主要受灾村情况 单位：亩、斤
年度|主要受灾村|主要歉收作物|歉收面积|占总面积|每亩产量|原因
1933|李家罗候|大秋作物|2700|85%|40～50|雹灾
1935|薛庄|大秋作物|1300|98%|20～50|秋旱，滴雨未下
1939|何家桥|小 麦|2880|50%|32|①春旱，滴雨未下；②秋涝，河水泛滥
—————|大秋作物|4800|80%|0
——|南邓村、蔡家营|高梁谷子|3100|87%|0
——|薛庄 |玉米谷子|1400|95%|60～90
——|谢庄|大秋作物|3000|45%|0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以上看到，自然灾害几乎连绵不断，一些年份的歉收面积达到 80～90%，这是相当大的比例，无疑是一次生产力大破坏。即使受灾面积没有那么大，灾害也不甚严重，由于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救济和保险，对于歉收或绝收的小农可能就是一次致命打击。一场冰雹，就使无米下炊的农户遍及全县，如韩家庄村50家农民中，即有30家断炊，赵家庄有20家断炊，其余各村多少不同。他们最初靠草根、树皮、谷糠充饥，以后树皮草根吃尽了，竟然完全断炊[19] 。遇到灾荒年，许多农家倾家荡产。1942－1943年期间，薛庄连年闹旱灾和虫灾，一些农户颗粒无收，只好卖地、卖房暂且求生。据统计，那两年卖地者11户(共卖80亩)。1939年南邓村和蔡家营村因灾年歉收共卖地250亩，占全村总耕地的9%，卖牲口38头，占总牲口数的50%。这些破产或半破产的农户，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了。更严重者，则是在饥饿的逼迫下，抛弃土地，四处逃亡、乞讨，完全脱离了生产。昔日分散在各自田地里辛勤耕作的农民，一时变为了成群结队的乞丐。在1939年的水灾中，何家桥村外出逃荒者占全村人口的34%。温仁村更多，3500多人的村庄，那年外出乞讨者就有1648人，超过村民半数以上。据统计，其中背筐乞讨的1451人，提篮110人，提布袋75人，卖唱9人，打板乞讨3人。再有就是卖儿卖女、饿死病死，甚至全家灭绝。
美国人韩丁曾记载灾荒年山西张庄农民的亲身经历，其情况与清苑农民大同小异，现摘录一段，以供参考：
一连三年都闹荒，全家只好出去要饭。晋城县城里简直糟透了。好些做娘的把刚生下的孩子撂进河里，大街上不少孩子四处转着找不到大人。我们被迫卖了大闺女，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我们寻思，饿死不如逃荒去，就把一点点家具全卖掉了。我拿起一根扁担，一头挑上铺盖卷儿，一头挑上小子，抬腿就奔了长治。小子一路上饿得连哭带喊。我们在一家大门前头歇下脚，小子哭得可怜，里边一个女人出来看了看。我们在那停了三天。第四天早起，那女人说她想买这个小子。我把他安置在炕上睡熟了，到隔壁屋里领了五块银元。人家害怕小子醒来哭着找娘，就把我们撵出去了。我心里觉得苦得不行，卖掉亲生骨肉，滋味真是不好受哇！那天走在路上，我们整整哭了一天。
闹荒时，我们都吃树叶和醋糟。因为肚饥，身体虚得不能走路。我上山去寻树叶子，看见人们都为争树叶子厮打起来。我妹妹饿死了。我嫂子熬不住饥，跑出去再没有回来。我表姐被迫当了地主的小老婆。[20]
这些其实也是清苑农民的经历，甚至一些情节都一模一样。在1939年的大水灾中，薛庄的樊金香、刘荣才和刘寿春都曾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儿女卖掉；东孟庄的石以敏将女儿卖了80元，转头就用钱买粮食，以挽救家里其他人奄奄一息的生命。老农回忆说，卖儿卖女的事几乎哪个村都有，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所谓“丰收吃不饱，歉收饿死人”。据11村统计，在荒年，有80%的人家吃过地梨、老锅金等各种野菜。有的甚至吃掉刚刚出土的麦苗，明知自绝后路也不得不为之。连野菜也找不到了，就活活饿死。谢庄张波的儿子、大祝泽村张广子的母亲都是这样饿死的。东孟庄贫农石清真，多日没有吃上饭，一下吃了个老饱，结果走到半路上死了。越来越恶劣的自然环境，再加严重的社会问题，灾年荒月里明显减员，甚至一家人都消失了。1930～1946年间，清苑11个村庄竟有126灭绝户，达到6%，有的整个宗姓灭绝。不少人是在荒年饿死的，或是逃荒后杳无音信。灭绝户情况见表6-6。
表6-6 1930～1946年11村灭绝户情况 单位：户
1930－1936 1937－1946
期初户 灭绝户 所占% 期初户 灭绝户 所占%
上等户 239 1 0.42 245 1 0.41
中等户 742 2 0.27 906 9 1
下等户 1138 55 4.83 1121 58 5.17
合计 2119 58 2.74 2272 68 3
资料来源：河北省统计局编《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58。
灾年荒月里，农民被迫离乡背井的情况相当普遍。在河北省正定县，据1934年调查，全县人口比三年前减少30%，主要原因是农民大量离村流亡[21] 。实际上，30年代农民弃田地逃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据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当时河北省离村逃亡农民共331264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8.5%。据另一项调查，在关内22省中，离村逃亡的农民合计3525349户，平均占调查总数8.9%。[22]
正如1932年英国历史学家陶内观察的那样，在中国，“在许多地区，乡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23] 。中国小农经济本身就极其脆弱，几乎没有什么资金或物质积累（下面将进一步论证之），也沒有任何社会性的防禦或救济手段，抵抗打击的能力极弱，即使是一个小的冲击，对于中国小农来讲也可能成为巨大的灾难，何况面对的还常常是各种严酷的挑战呢！事实上，软弱无助的小农在社会和自然两方面都缺乏基本的自卫与抵抗能力，往往从一次打击中还没恢复过来，又遭受另一次打击，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性一次一次被打断，显然，频繁的自然灾害是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节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比较
下面，仅从饮食、房屋、服装、燃料以及灾荒年等几方面，看一看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消费情况。
先观察一下英国农民食品的消费及其变化。
14世纪黑死病以前，英国农民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中的主要成分是粮食。面包是他们的主要食品，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把能得到多少面包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当时他们的面包主要由大麦和燕麦那些高产粗粮做成。农民也种小麦，自己用于消费的却不多，大部分出卖换成货币以满足其他生活用品和交付地租的需要，所以农民餐桌上除了又粗又黑、硬的像羊皮一样的面包外，很少发现用小麦制成的食品。英国农民一般的食品是：以低质的谷类粮食做成的面包和麦糊、简单酿制而成的淡啤酒（像浓汤一样）、还有少量豌豆、巢菜、蚕豆、洋葱头等。有时农民也吃一些肉类，主要是鸡肉和腌猪肉以及鸡蛋。在乔叟14世纪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修女与神父”的故事中，农村穷寡妇吃的是黑面包与牛奶，有时也吃一点烤肉和一两只鸡蛋，农民饮食中的蛋白质类食品是缺乏的。
总的看，人们对中世纪晚期及其以前西欧农民的食物所知不多，著名中世纪史专家C.戴尔的出色研究（例如近年问世的《中世纪晚期生活水准——1200-1520年英格兰社会变化》一书），为人们第一次提供了较为清楚的画面。戴尔的资料根据主要来自农民家庭两代人之间达成的“赡养协议”。英国中世纪就有这样的惯例：当儿子继承家庭土地等财产后，要与原家长达成一个“赡养协议”，说明财产继承情况和继承人获得土地后对长者的回报。协议中常有被赡养者应得到的“食物与饮料”一项，为了解农民的食物内容和质量提供了确切资料。戴尔认为，土地转让以后，退出生产和管理活动的家长仍然能保持以前的生活水准，或者说，与新土地承租者的生活水准相当接近，“协议”力求做到这一点，所以“协议”中的生活水平能够代表一般农民的生活状况[24] 。
戴尔汇集了1240～1458年间141个村民家庭赡养协议。赡养对象往往是一个孤寡老人，有时则是一对年老夫妇，一些富裕家庭除被赡养的老人外还包括一名照顾他们的仆人。从大多数的协议可以看到，每人每年被保证供给谷物9-16蒲式耳，其中多数为12蒲式耳以上。戴尔认为，12蒲式耳的大麦和小麦，折合每天的混合食物约合1.5磅或1.75磅,这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足够了。在现代的饥荒救济中，每人每天1`磅的谷类食物是被认为足以维持生命的数量，1.75磅能产生大约2000卡路里，相当于1.6市斤，足以让一个退休后的人有体力作些轻活。干重活的年轻人大约需要2.5磅。
在比较慷慨的赡养协议中，给退出劳动后的长者提供的食品有面包、浓汤和啤酒。1437-1438年，贝德福德郡的Cranfield村庄老人艾玛.德.鲁德，根据协议，每年获得12蒲式耳小麦(每天2磅面包)、2夸特麦芽（2quarter相当于16蒲式耳，酿成啤酒合每天可消费2.5品脱浓麦酒）、1配克的燕麦片（用于做汤）。又例如，1380年诺丁汉郡一位妇女，每3周就可获得1蒲式耳小麦和2蒲式耳麦芽，这是一个较大的数量，小麦用于主食白面包，麦芽则用于酿造啤酒，做汤的燕麦等作物似乎被省略了。显然，境况较好的农民可以定期喝到啤酒。较为吝啬的赡养协议，没有麦芽，也就是不提供啤酒，其食谱中只有面包和浓汤。农民食物的差异，不仅表现为有无啤酒，还表现为白面包还是黑面包。在埃塞克斯，农民食物以小麦为主，而在汉普郡和伍斯特郡小麦占的比例却很低。更有甚者，诺福克的赡养协议中竟没有一个提及小麦，他们的主食是裸麦和大麦。燕麦、豌豆和菜豆是浓汤的基本成分。在东部，小麦和裸麦同是农民的主食，而在北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燕麦在农民的饮食中似乎更为重要。不过，总的看即使在这一时期大麦仍然是主食，小麦在农民饮食中已占据相当高的比例，平均达到41.7%，见下表。
表6-7 1240～1458年英国农民食物中的粗细粮百分比（%）
—|小麦|杂粮|黑麦|大麦|—|燕麦|—| 豆类|总计
贝福德|41|—|—|40|—|5|—|14|100
剑桥|40|—|4|33|6|—|—|17|100
艾塞克斯|73|1|—|2|—|16|1|8|100
汉普|36|3|2|48|—|8|—|2|100
亨廷顿|51|—|—|21|2|7|—|19|100
诺福克|—|—|21|74|—|5|—|—|100
萨默塞特|63|8|2|4|—|10|—|13|100
萨福克|43|—|—|43|—|—|—|14|100
萨里|72|—|—|16|—|12|—|—|100
伍斯特|37|3|11|13|8|24|—|4|100
资料来源：C.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153.
少数赡养协议中提到肉产品和乳制品。例如，诺福克郡的约翰.斯塔波，他在1347年得到了1口猪和四分之一的公牛畜体，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肉食供应，每天可食肉0.5磅（大约相当于0.5市斤）。农民理想的食物是咸猪肉、香肠和奶酪，因为这些食品消耗量有限，而且能保存较长一段时间。在偶尔进行的商品税额评定中，总是将咸猪肉包括在内，可见其在农民家庭饮食中的重要性。文字材料以及考古发掘表明，在颇为有限的肉产品消费中，猪肉明显地高于牛排和羊排。牛或羊通常在它们不能有效地提供拉力、牛奶和羊毛之后才被屠宰而摆上餐桌[25] 。显然，在14世纪的黑死病以前，大多数农民都是以面包和浓汤等谷类食物为主，较富足的农民才能经常喝上啤酒。作为动物蛋白质重要来源的牛羊肉、猪肉和乳制品，消费有限，主要为上层村民享用。
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步增长，开始改变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它使这样做第一次成为可能，即可以使更多的人手从谷物种植中转移到其他生产部门，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欧洲经济史学家齐波拉描述了西欧先进地区居民最初要求在饮食中增加肉类、乳类等其他消费的愿望和实践。他说：
在我们叙述的时期里，对于高质量酒的需求不断增加；城市扩大、住房建筑、船舶建造、金属制造、硝皮羊、纺织全部要求不断增加生产木材和柴火、羊皮、羊毛、纱线(包括麻类)和染料如番红花。于是首先是富人，不久小康之家也紧跟着——因为贵族式的享用方式广泛普遍化，到14世纪时甚至达到农民阶层——养成在吃面包基本食品时，要增加补充食品、特别是肉类的习惯。一俟我们手头的资料开始让我们知道13世纪末前后的主要生活状况时，我们就发现社会中每一个阶层都重视混合搭配食物(咸猪肉、咸鲱鱼、乳酪)甚至在农奴和受救济的人中也是这样。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对动物食品的消费到15世纪时又有进一步的普遍增加，当时每个乡镇都已经有它自己的屠户(他同时又是企业家、牲畜商人、肉商和皮羊商)，所有的屠户的业务都很兴旺：他们成了畜牧经济的新人物，也是它的绝对主人。[26]
1`4世纪和15世纪，英国农民的饮食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小麦消费增加，甚至提供给农仆食物中的小麦比重也增加了。以前多使用村社公共面包烤箱，现在更多的家庭使用自己的烤箱。第二，农民可以定期地喝到啤酒了，酒的消费开始成为农民饮食的一部分，由此带动了许多村庄永久性啤酒馆（permanent ale-houses）的涌现，店主持有庄园领主的许可证。第三，农民的肉食增多，这使得乡村屠户的生意兴旺起来。此外，有证据表明，农民的食品经常来自零售商，啤酒的销售是一例。面包匠和奶制品零售商经常在村庄间往来叫卖，不同层次的农民都可能到屠户的小店里买点儿肉；由于长途贸易的发展，人们在内地就能买到海鱼和外地的其他食品。
麦收季节的收割工，劳动强度大亦十分重要，是特殊劳工群体，通过雇主提供的食物亦可看出乡村饮食结构的变化。13世纪收割工食物中就有一定量的啤酒、乳制品及很小量的肉。到15世纪，收割工的饮食中每2磅面包就配1磅肉食，而150年前每2磅面包仅配1或2 盎司肉。主食中小麦比例增加，逐渐取代大麦和燕麦；肉食中除咸猪肉外，新鲜牛、羊肉的消费明显增多，鲜鱼也在慢慢地取代腌鳕鱼和鲱鱼，此外，浓重的啤酒也取代了低度淡啤酒[27] 。到工业革命前，农业雇工的饮食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据记载，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三餐的消费情况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通常在星期天，人们才吃上鲜猪肉。在北安普顿郡，雇工的三餐分别为：早餐有腌肉、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早餐大致一样，外加少量啤酒[28] 。
《英国和威尔士农业史》的一项统计，也确认了小麦消费的上扬。该统计表明，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至1850年左右，小麦在平民的碳水化合物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达到90%，在一些地方如兰开夏郡，燕麦几乎完全被淘汰[29] 。与此同时，肉食和奶制品在整个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据1863年的一项统计，英国北部诸郡每周每人的食肉量分别为：诺森伯兰郡35盎司，达勒姆郡30盎司，兰开夏郡27盎司。以诺森伯兰郡35盎司计，即每人每周消费肉食0.99公斤！这是一个颇令人吃惊的数字。当然诺森伯兰的肉食消费水平在北方是较高的，而北方的肉食消费又高于南方。北方奶制品消费量也高于南方。例如，在坎布兰的维斯罗地区，一个雇工家庭每年消费牛奶1040夸脱，据估算这个数据为英格兰南部地区同类家庭牛奶消费水平的8～10倍[30] 。反推一下，即使在食用肉和奶较少的英格兰南部地区，一般雇工家庭每年牛奶消费也达到104-130夸脱（相当于118-148升），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消费水平。
15世纪后英国农民饮食逐渐改善，尤其白面包和动物蛋白质的增加，显然是口味和营养上的改善，同时人们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舒适与幸福感。按照当代每人每天需有30毫克VC吸收量的标准，也许当时一般农民的菜园还不能如量提供，但他们可能会吃许多青蒜、卷心菜和苹果等以预防严重的营养缺乏症。中世纪晚期饮食上的改善，主要在肉类和谷类产品之间达成平衡，从而避免了黑死病前饮食结构上的主要缺陷。17世纪以后周期性食物短缺的情况也变得少起来。
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一二百年间，英国农民的食物种类虽说仍然不很丰富，至少是比较充足和比较有营养的。面包中仍以裸麦和大麦面包为主，小麦面包为辅，肉类中有时能吃上新鲜的肉、鱼，更通常的是腌鱼、咸猪肉，少量的牛肉、羊肉和越来越多的家禽和蛋类。此外，还有蔬菜、牛奶、乳酪和各种水果。在英国、法兰西和拉丁国家内，绝大多数农民都饮酒，酒是他们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酒的消费在整个西方的乡村酒店里已变得非常普遍。这主要是物质生活相对宽裕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消费习惯。根据1808年的价格水平，历史学家明盖估计英国中等农户的一个家庭成员，每周平均大约要支出5先令饮食费，这个消费清单上包括：2磅腌肉，蔬菜，半配克褐色面包，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0.5品脱淡啤酒。经济条件较好的约曼，每人一周消费可达7先令3.5便士，除上述消费外，另包括淡啤酒7品脱，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31] 。当然，下层农户的生活仍然是比较拮据的。理查德.巴克斯特在《贫民的倡仪》一书中描述的17世纪中叶现象到19世纪初叶也未完全消除，他描述到：小户农民不舍得全部吃掉他们饲养的猪、鸡及其鸡蛋等，而不得不经常卖掉以换取其他生活用品。苹果树、梨树等结下的果实也有相当一部分要送到市场；他们还要卖掉最好的黄油和奶酪，“这样才能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不过总的看来，巴克斯特评估说，这个时期即使低收入的农户也能维持健康，而且他们普通的饭菜也是有营养的[32] 。经过一个半世纪发展，一般农户达到明盖所描述的饮食消费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以来，英国农民用餐时增添了某些仪式。吃饭时有许多规矩，饭桌上铺着亚麻布或粗帆布，仅有的一把椅子由家里的男主享用，其他人坐在长凳子上。在较富有的家庭，饭前要洗手，使用金属盆和亚麻布的毛巾。像欧洲大陆通行的惯例那样，家庭主妇时常站在一旁侍候着大家。甚至在较贫穷的家庭里，饭桌上也摆着装饰性的陶瓶，为着增加美感。吃饭好像不完全为填饱肚子，他们普遍认为，吃饭还能维持家庭成员的和睦，正像教堂里圣灵降临节的啤酒能增强公众的村社意识一样。[33]
再看英国农民的住房情况及其变化。
中世纪英国农民的住房也是很简单的。村社旧址挖掘和文献记载表明，13世纪村民的住房都是长方形，一般长是宽的两倍：12～15英尺宽，25～30英尺长，很多住宅还要长一些。通常面积在 40平米左右。13世纪农民大多都住在这种长屋里，人与牲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分别在房屋的两端。16世纪以后这种类型的房屋只保留在高地边缘地区，但在13世纪却分布的颇为广泛。这种有牛棚的住宅一般还带有谷仓或其他附属建筑，比如面包烤房等。这些建筑物常常围成了一个独立的宅院。在长屋的一端即人居之处，一般分为两间，一间是有着炉灶的起居室（即厅堂），一间是卧房，卧房也可能同时兼做储存室。屋门在长房的两侧相对而开。房屋几乎没有窗户，例如1281年的一个文献中，描述的房屋只有2扇窗户，窗口很小，且无玻璃。房屋的构造与材料因地区不同而异。盛产木材的地方，以木结构为主，在木结构的两面用篱条、麦杆和粘土等材料筑成墙。屋顶用茅草铺成。在某些高地地区，例如在科特斯武德，房屋主要用石头砌成。比较穷的农民家庭只有一间石房子，而另外有一间简单的木结构房屋。一些最穷的农户住在圆型的茅屋中，墙壁由土坯做成。
农民的房屋没有厨房，做饭或取暖时就在起居室内放一个开放式的炉灶，由于没有烟囱，通常就在茅草屋顶上留一个通风孔（通风孔周围铺着瓦片），用于室内排烟。显然，排烟效果不会太好，一年四季屋内总是弥漫着烟味。地是用土打实的，有时上面铺着沙子和灯心草。从16世纪以前的遗嘱中看，家具是很简单的，大概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和几把椅子就是主要陈设。最有价值是铜壶和铜锅等用具，常常在遗嘱中提及。床上铺的垫子里装着稻草或植物绒。家畜和家禽在屋子里出出进进，粪便的恶臭和烧火的烟灰在空气中弥漫。[34]
15世纪的地基与早期没有什么不同，但地上建筑的木工水平则有所改善，例如东南部的木制框架传统，仅肯特郡一地就约有1000种。埃塞克斯、肯特、萨里和苏赛克斯出现了独特的“豪华型”建筑，表明上层农民在建筑上开始采用较雄伟的建筑风格。中间是厅堂，其两侧则是双层房间，这样农民有了5个房间，而以前一般只有2间或3间；厅堂上面装饰着现代风格的屋顶。15世纪，在英格兰的整个东部和东南部，双层建筑随处可见，在西部，从达尔文到沃里克郡，双层建筑正在取代旧式农民住房。敞开的厅堂以炉床取暖，排烟通过房顶上预留烟孔或百叶窗，有时在炉床上方还吊着专门的排烟罩，显然农民房屋有了更有效的取暖和排烟设施。屋顶开始使用石板瓦，甚至陶瓷瓦，需要更结实的木结构支撑，随之，房屋造价也上涨了，一处3间隔的住宅将需要支出2～3英镑。农民住房面积是相对宽敞的，据估计，人均居住面积70～90平方英尺（大约相当于8-11平方米）的情况颇为普遍；人均居住面积超过200平方英尺的情况也不少见。戴尔评价说，这样的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中世纪的南欧，也超过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35] 。
这一时期的住房条件仍被认为过渡阶段：房屋地面总是潮湿的，由于排水管道偶尔穿过，地面难免时常溢水。房屋的取暖和排烟仍然不是很有效的，小窗户使屋内阴暗而且气闷。露天厕所设在菜园中，时常有污染饮用水的危险。不过，1350～1520年间农民住房小规模的改进，毕竟在许多方面为1570～1640年间“伟大的重建”做了准备。
1570～1640年之间，英格兰农村住房标准和舒适程度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改善，虽然这种改善并不是在所有阶级中平等地分享。楼房的增加和殷实庄稼人的住房重建，最引人注目。新建筑采用新的结构和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居室。传统的大房间现在用隔板分开，赋予专门用途，例如卧室、起居室、厨房、食品库房及仆人的卧室等。楼上通常是起居室，楼梯间的小屋增添了方便。建置烟囱，镶装玻璃窗，房内变得明亮起来。17世纪中叶，典型农舍3～6间房，有些达到10间。许多这一时期的建筑保留下来，如约克郡山谷附近的石砌农舍，正面门楣上用大写英文字母雕刻的建筑日期，至今可见。南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农舍大厅，在伊丽莎白时代就已经现代化了。而西米德兰郡的农舍以黑白相间的木质结构闻名。这一时期的遗嘱表明，家具、寝具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具及工具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价值也在提高。以莱斯特郡威格斯顿村为例，1529至1560年间，普通农户的家庭陈设平均占他个人总财产的10～15%，16世纪中叶后，这个数字上涨到20～40%[36] 。同时，热水浴和冷水浴习惯已在乡间推广，农户中常常可以看到浴盆，而村庄设施也常常包括公共澡堂。还建立许多传染病隔离病院，对传染病采取了预防措施。医药和外科手术也推广到乡村市镇。
从住房可以看出农民社会分化在加快。最贫苦农民多是没有土地的流浪汉，他们的茅舍修建在荒野或丛林之中。这种茅舍的构造如此简单，往往一夜之间就可以建成。当时有这样一个惯例，如果荒地上的茅舍是一夜之内建成的，那么茅舍主人有权豁免各种财税征收。这种茅舍主要由石子和泥土构成，17世纪初一位作家这样描写康沃尔郡的茅舍：“泥墙和低低的茅屋顶，几乎没有隔板，没有地板，没有玻璃窗，也没有任何烟囱，所谓排烟设备不过是在墙上挖个小洞。……”。农村雇工的住房比他们要好一些，通常至少有两间房，还另有一间食品库房，有时还有一间牛奶房或奶酪房。但没有单独的厨房，而是在起居室里做饭。[37]
下面，再看英国农民服装消费情况及其变化。
赡养协议中时常提到服装的提供，综合13、14世纪之交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农民通常穿亚麻布衬衫（妇女穿无袖衬衫，男子穿束腰衬衫），皮鞋和宽松的毛纺长袍。一些农民有羊毛外套，但很少穿，不需要一年或二年换一次。羊毛长筒袜似乎也不总穿，男人们总是裸着腿，不过他们的长袍时常拉倒脚裸，起着某种程度的保护。这时还有一种带沿的帽子、便帽和头巾。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民服装中出现了有毛皮衬里的外衣，有的价值高达6先令8便士。赡养协议中，较富裕农民一般每年得到的服装价值为4先令6便士：一件长袍3先令，鞋子6便士，亚麻布1先令。长袍如果隔一年换新的话，每年的衣服可折价约3先令。从老年人的消费中，我们可以想象一般人的服装水平。历史学家认为，农民的衣服并非由最便宜的材料制成，用于长袍的毛纺衣料每码价值8便士到1先令3便士，与某些乡绅家庭所用衣料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农民在布料的染色方面是很节俭的，所以他们经常穿“白色”即纯羊毛本色，或是黄褐色与灰色。[38]
1350年后由于时尚变化，农民服装有了明显的改观。14世纪40年代，一种新风格的服装风靡整个欧洲贵族界，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其他阶层。男子的长袍变短了，而照旧穿长筒袜。妇女的衣服变得紧身了。男女宽松的外衣一般包括带兜帽的斗篷。这种全新的变化使道德家们大为震惊，部分因为新样服装暴露体形，部分因为它们都是很昂贵的缘故。在这种新观念影响下，男子紧身衣和长筒袜的式样与作法都得到了改进。男子紧身衣是一种加衬的外衣，尽管比老式长袍短，可布料要用相当于长袍的2倍才能做成。赡养协议详细说明了做衣服所需布料的数量，如做一件加衬的短外衣需要4码布料。男子长筒袜、斗篷、兜帽、衬衣的消费和妇女腰带的消费，明显的增加了，这些都是接受新式服装的结果。农民的保守性及低水平的消费习惯本来能够阻止这些变化，就像东欧农民所做的那样，但英国农民较高的购买力使他们能够接受较贵重的服装，享受更加舒适的衬里，而且穿着也更加艳丽。下层农民穿着贵重，曾经引起人们的抱怨；上层农民妻子的穿着甚至有点奢侈，她们常常用银扣环等饰物装饰丝巾和腰带。1745年，一名法国人把英国农场主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的农民；他的帮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又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 “他的妻女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我们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有张出色的小型版画，画的是一名“村姑”骑马赶集，胳膊上挎着一篮鸡蛋，但是鞋帽装束竟是大家闺秀的派头[39] 。这副画可印证上面那个法国人的印象。可见，英国农民服装质量和式样的改进，在国内外都曾经引起冲击波。以农民消费为基础，英国国内发展起旺盛的购买力，从中可部分地为英国服装工业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向海内外市场的有力扩张，找到部分答案。
农民和贵族基本使用同样的燃料。东部和北部等地区用泥煤；当时能得到煤的地方就用煤，像伍斯特郡北部和诺丁哈姆郡，不过总的数量极为有限；但任何地方都使用木柴。1344年剑桥郡的一个协议，规定了一个佃户所挖泥煤的体积，表明村社对燃料供给有一定的限制。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所摄取的能量80%来自植物界，来自土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化拓宽了人类利用能源的范围。16～17世纪英国等西北欧国家首先兴起采煤业。这一突破，意义非同小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木材，不论房屋建筑、车船舟楫等运输工具和生产工具的制造，还是家内烧饭取暖和工业原料，莫不如此。煤的开采和利用使人们摆脱了对木材的单一依赖。有学者评论说：“18世纪以前的文明是木材和木炭文明，犹如19世纪文明是煤的文明一样”[40] 。英国在16至17世纪，煤的开采量增长了13倍。煤的利用也逐渐推广到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主要的燃料来源。
英国也有荒年，但很少出现颗粒无收以至成群结队地乞讨和大规模饿死的情形。生态条件、社会条件上的差异大概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格拉斯在《一个英国农庄的经济社会史》一书中，比较了一个中等农户在平年和在荒年的收支情况，由于作者特意与荒年的情况作比较，想必该荒年有一定典型性，其比较的结果如下：[41]
收入 支出 结余
平年：61先令4便士 5先令9便士 55先令7便士
荒年：42先令5便士 5先令9便士 36先令8便士
荒年的收入比平年减少了三成以上，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加艰辛，但没有影响基本的消费性支出，而且还有一定的剩余，看来不会危及农民的生存，正常的生产过程也不会因此全部中断。当然，这样的收支表不能代表荒年里英格兰农民家庭的全部状况。饥饿的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在17世纪后半叶就发生了三次严重的饥荒（分别在1661年、1693年、1697年）。不过，农业革命后英国农业灾荒逐渐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17世纪后大规模的饥荒就再没有出现。
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不同家庭、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期之间，人们生活水平的差异是很大的，何况，前工业社会里的政府往往还颁布法令强行限制平民的消费，即使农民手里有钱，也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消费。究竟是消费不起，还是消费得起而不允许？一时无法分辨，无疑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难。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政府曾先后出台一系列《节约法令》（Sumptuary Laws），对农民的衣着打扮进行限定。1545年出台的佛兰德斯法令，禁止农民穿天鹅绒衣料，着色的缎子，以及玫瑰色或金色和银色的布料；在瑞士，禁止孩子穿缎子、真丝或丝绒；在德国，从1486年起，下层民众穿着斗蓬必须盖住头部，以区别那些将斗蓬披在肩上的特权阶级。在丹麦，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律规定，农民妻子和女儿不允许穿用昂贵衣料制成的服装，亦不允许佩带昂贵金属打制的首饰。限制个人消费的法律是非常有趣的，且不论其社会涵义，它至少反映了农民一定的消费水平，如同历史学家休格特分析的那样，“这些法律至少表明，一些农民有剩余的钱财用于购买华丽的服饰”[42] 。总起来说，虽然对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一般消费水平难以做出严格的定论，但还是能够得出基本的概念。在一般年景下，就英国大部分农民而言，其经济生活是比较稳定的，一般的生活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而且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改善；农民家庭普遍都有一定比例的剩余，普遍有一定的购买力，一部分人开始进入享受型消费，由此形成英国乡镇第三产业兴起的基础。生活质量的提高又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相联系，所以消费水平同时也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重要指标。
而冀中农民的消费水准基本还处于求温饱而不得的状况，事实上，只有好年景他们才能勉强做到不饥不寒，一部分人好年景都做不到。填饱肚子依然是最大的问题与挑战。土地不能长出更多的粮食，就以其他植物补充和替代，再有就是减少消耗，如冬闲季节尽量不活动，从而少吃东西。冀中农民不仅未能摆脱传统的饥饿威胁，而且还承袭了中国农民超常的节约能力。补丁比原衣面还多的一件旧棉袄，锔了几次的一只破碗，都可以成为遗产而继续使用。解读他们超常的节约能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超常的忍受力，才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在超低水准的生活中，依然一代一代的繁衍下来。笔者根据他们各项生活费支出而推算的恩格尔系数表明，冀中农民属于绝对贫困型，即使提高一二十个百分点仍然是绝对贫困型。冀中农民巨大的忍耐力和生命力让人感佩，另一方面这种超常的节约习惯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经济的运行节奏，负面效应也是极其深远的。煤油灯逐渐取代豆油灯，粗劣的纸烟以及偶尔可见的手电筒、暖水瓶、矿石收音机和自行车等现代消费品，仅是20世纪上半叶冀中乡村空旷原野上的几点火星，远远不能改变物质普遍短缺的现状和村民群体顽强的消费习惯。财产和财富的短缺，使生产者不得不紧衣缩食，低水准消费；而维持生存最低水准的消费，以及长期形成的超常的节约习惯，使正在生长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极度缺乏买方市场，从而缺乏竞争力，即便不很快枯萎，也会相当艰难的踟蹰而行，这些应当是不难预料的。
下面，仅从饮食、房屋、服装、燃料以及灾荒年等几方面，看一看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消费情况。
先观察一下英国农民食品的消费及其变化。
14世纪黑死病以前，英国农民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中的主要成分是粮食。面包是他们的主要食品，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把能得到多少面包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当时他们的面包主要由大麦和燕麦那些高产粗粮做成。农民也种小麦，自己用于消费的却不多，大部分出卖换成货币以满足其他生活用品和交付地租的需要，所以农民餐桌上除了又粗又黑、硬的像羊皮一样的面包外，很少发现用小麦制成的食品。英国农民一般的食品是：以低质的谷类粮食做成的面包和麦糊、简单酿制而成的淡啤酒（像浓汤一样）、还有少量豌豆、巢菜、蚕豆、洋葱头等。有时农民也吃一些肉类，主要是鸡肉和腌猪肉以及鸡蛋。在乔叟14世纪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修女与神父”的故事中，农村穷寡妇吃的是黑面包与牛奶，有时也吃一点烤肉和一两只鸡蛋，农民饮食中的蛋白质类食品是缺乏的。
总的看，人们对中世纪晚期及其以前西欧农民的食物所知不多，著名中世纪史专家C.戴尔的出色研究（例如近年问世的《中世纪晚期生活水准——1200-1520年英格兰社会变化》一书），为人们第一次提供了较为清楚的画面。戴尔的资料根据主要来自农民家庭两代人之间达成的“赡养协议”。英国中世纪就有这样的惯例：当儿子继承家庭土地等财产后，要与原家长达成一个“赡养协议”，说明财产继承情况和继承人获得土地后对长者的回报。协议中常有被赡养者应得到的“食物与饮料”一项，为了解农民的食物内容和质量提供了确切资料。戴尔认为，土地转让以后，退出生产和管理活动的家长仍然能保持以前的生活水准，或者说，与新土地承租者的生活水准相当接近，“协议”力求做到这一点，所以“协议”中的生活水平能够代表一般农民的生活状况[24] 。
戴尔汇集了1240～1458年间141个村民家庭赡养协议。赡养对象往往是一个孤寡老人，有时则是一对年老夫妇，一些富裕家庭除被赡养的老人外还包括一名照顾他们的仆人。从大多数的协议可以看到，每人每年被保证供给谷物9-16蒲式耳，其中多数为12蒲式耳以上。戴尔认为，12蒲式耳的大麦和小麦，折合每天的混合食物约合1.5磅或1.75磅,这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足够了。在现代的饥荒救济中，每人每天1`磅的谷类食物是被认为足以维持生命的数量，1.75磅能产生大约2000卡路里，相当于1.6市斤，足以让一个退休后的人有体力作些轻活。干重活的年轻人大约需要2.5磅。
在比较慷慨的赡养协议中，给退出劳动后的长者提供的食品有面包、浓汤和啤酒。1437-1438年，贝德福德郡的Cranfield村庄老人艾玛.德.鲁德，根据协议，每年获得12蒲式耳小麦(每天2磅面包)、2夸特麦芽（2quarter相当于16蒲式耳，酿成啤酒合每天可消费2.5品脱浓麦酒）、1配克的燕麦片（用于做汤）。又例如，1380年诺丁汉郡一位妇女，每3周就可获得1蒲式耳小麦和2蒲式耳麦芽，这是一个较大的数量，小麦用于主食白面包，麦芽则用于酿造啤酒，做汤的燕麦等作物似乎被省略了。显然，境况较好的农民可以定期喝到啤酒。较为吝啬的赡养协议，没有麦芽，也就是不提供啤酒，其食谱中只有面包和浓汤。农民食物的差异，不仅表现为有无啤酒，还表现为白面包还是黑面包。在埃塞克斯，农民食物以小麦为主，而在汉普郡和伍斯特郡小麦占的比例却很低。更有甚者，诺福克的赡养协议中竟没有一个提及小麦，他们的主食是裸麦和大麦。燕麦、豌豆和菜豆是浓汤的基本成分。在东部，小麦和裸麦同是农民的主食，而在北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燕麦在农民的饮食中似乎更为重要。不过，总的看即使在这一时期大麦仍然是主食，小麦在农民饮食中已占据相当高的比例，平均达到41.7%，见下表。
表6-7 1240～1458年英国农民食物中的粗细粮百分比（%）
—|小麦|杂粮|黑麦|大麦|—|燕麦|—| 豆类|总计
贝福德|41|—|—|40|—|5|—|14|100
剑桥|40|—|4|33|6|—|—|17|100
艾塞克斯|73|1|—|2|—|16|1|8|100
汉普|36|3|2|48|—|8|—|2|100
亨廷顿|51|—|—|21|2|7|—|19|100
诺福克|—|—|21|74|—|5|—|—|100
萨默塞特|63|8|2|4|—|10|—|13|100
萨福克|43|—|—|43|—|—|—|14|100
萨里|72|—|—|16|—|12|—|—|100
伍斯特|37|3|11|13|8|24|—|4|100
资料来源：C.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153.
少数赡养协议中提到肉产品和乳制品。例如，诺福克郡的约翰.斯塔波，他在1347年得到了1口猪和四分之一的公牛畜体，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肉食供应，每天可食肉0.5磅（大约相当于0.5市斤）。农民理想的食物是咸猪肉、香肠和奶酪，因为这些食品消耗量有限，而且能保存较长一段时间。在偶尔进行的商品税额评定中，总是将咸猪肉包括在内，可见其在农民家庭饮食中的重要性。文字材料以及考古发掘表明，在颇为有限的肉产品消费中，猪肉明显地高于牛排和羊排。牛或羊通常在它们不能有效地提供拉力、牛奶和羊毛之后才被屠宰而摆上餐桌[25] 。显然，在14世纪的黑死病以前，大多数农民都是以面包和浓汤等谷类食物为主，较富足的农民才能经常喝上啤酒。作为动物蛋白质重要来源的牛羊肉、猪肉和乳制品，消费有限，主要为上层村民享用。
然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步增长，开始改变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它使这样做第一次成为可能，即可以使更多的人手从谷物种植中转移到其他生产部门，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欧洲经济史学家齐波拉描述了西欧先进地区居民最初要求在饮食中增加肉类、乳类等其他消费的愿望和实践。他说：
在我们叙述的时期里，对于高质量酒的需求不断增加；城市扩大、住房建筑、船舶建造、金属制造、硝皮羊、纺织全部要求不断增加生产木材和柴火、羊皮、羊毛、纱线(包括麻类)和染料如番红花。于是首先是富人，不久小康之家也紧跟着——因为贵族式的享用方式广泛普遍化，到14世纪时甚至达到农民阶层——养成在吃面包基本食品时，要增加补充食品、特别是肉类的习惯。一俟我们手头的资料开始让我们知道13世纪末前后的主要生活状况时，我们就发现社会中每一个阶层都重视混合搭配食物(咸猪肉、咸鲱鱼、乳酪)甚至在农奴和受救济的人中也是这样。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对动物食品的消费到15世纪时又有进一步的普遍增加，当时每个乡镇都已经有它自己的屠户(他同时又是企业家、牲畜商人、肉商和皮羊商)，所有的屠户的业务都很兴旺：他们成了畜牧经济的新人物，也是它的绝对主人。[26]
1`4世纪和15世纪，英国农民的饮食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小麦消费增加，甚至提供给农仆食物中的小麦比重也增加了。以前多使用村社公共面包烤箱，现在更多的家庭使用自己的烤箱。第二，农民可以定期地喝到啤酒了，酒的消费开始成为农民饮食的一部分，由此带动了许多村庄永久性啤酒馆（permanent ale-houses）的涌现，店主持有庄园领主的许可证。第三，农民的肉食增多，这使得乡村屠户的生意兴旺起来。此外，有证据表明，农民的食品经常来自零售商，啤酒的销售是一例。面包匠和奶制品零售商经常在村庄间往来叫卖，不同层次的农民都可能到屠户的小店里买点儿肉；由于长途贸易的发展，人们在内地就能买到海鱼和外地的其他食品。
麦收季节的收割工，劳动强度大亦十分重要，是特殊劳工群体，通过雇主提供的食物亦可看出乡村饮食结构的变化。13世纪收割工食物中就有一定量的啤酒、乳制品及很小量的肉。到15世纪，收割工的饮食中每2磅面包就配1磅肉食，而150年前每2磅面包仅配1或2 盎司肉。主食中小麦比例增加，逐渐取代大麦和燕麦；肉食中除咸猪肉外，新鲜牛、羊肉的消费明显增多，鲜鱼也在慢慢地取代腌鳕鱼和鲱鱼，此外，浓重的啤酒也取代了低度淡啤酒[27] 。到工业革命前，农业雇工的饮食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据记载，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三餐的消费情况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通常在星期天，人们才吃上鲜猪肉。在北安普顿郡，雇工的三餐分别为：早餐有腌肉、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早餐大致一样，外加少量啤酒[28] 。
《英国和威尔士农业史》的一项统计，也确认了小麦消费的上扬。该统计表明，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至1850年左右，小麦在平民的碳水化合物消费中占据主导地位，达到90%，在一些地方如兰开夏郡，燕麦几乎完全被淘汰[29] 。与此同时，肉食和奶制品在整个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据1863年的一项统计，英国北部诸郡每周每人的食肉量分别为：诺森伯兰郡35盎司，达勒姆郡30盎司，兰开夏郡27盎司。以诺森伯兰郡35盎司计，即每人每周消费肉食0.99公斤！这是一个颇令人吃惊的数字。当然诺森伯兰的肉食消费水平在北方是较高的，而北方的肉食消费又高于南方。北方奶制品消费量也高于南方。例如，在坎布兰的维斯罗地区，一个雇工家庭每年消费牛奶1040夸脱，据估算这个数据为英格兰南部地区同类家庭牛奶消费水平的8～10倍[30] 。反推一下，即使在食用肉和奶较少的英格兰南部地区，一般雇工家庭每年牛奶消费也达到104-130夸脱（相当于118-148升），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消费水平。
15世纪后英国农民饮食逐渐改善，尤其白面包和动物蛋白质的增加，显然是口味和营养上的改善，同时人们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舒适与幸福感。按照当代每人每天需有30毫克VC吸收量的标准，也许当时一般农民的菜园还不能如量提供，但他们可能会吃许多青蒜、卷心菜和苹果等以预防严重的营养缺乏症。中世纪晚期饮食上的改善，主要在肉类和谷类产品之间达成平衡，从而避免了黑死病前饮食结构上的主要缺陷。17世纪以后周期性食物短缺的情况也变得少起来。
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一二百年间，英国农民的食物种类虽说仍然不很丰富，至少是比较充足和比较有营养的。面包中仍以裸麦和大麦面包为主，小麦面包为辅，肉类中有时能吃上新鲜的肉、鱼，更通常的是腌鱼、咸猪肉，少量的牛肉、羊肉和越来越多的家禽和蛋类。此外，还有蔬菜、牛奶、乳酪和各种水果。在英国、法兰西和拉丁国家内，绝大多数农民都饮酒，酒是他们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酒的消费在整个西方的乡村酒店里已变得非常普遍。这主要是物质生活相对宽裕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消费习惯。根据1808年的价格水平，历史学家明盖估计英国中等农户的一个家庭成员，每周平均大约要支出5先令饮食费，这个消费清单上包括：2磅腌肉，蔬菜，半配克褐色面包，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0.5品脱淡啤酒。经济条件较好的约曼，每人一周消费可达7先令3.5便士，除上述消费外，另包括淡啤酒7品脱，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31] 。当然，下层农户的生活仍然是比较拮据的。理查德.巴克斯特在《贫民的倡仪》一书中描述的17世纪中叶现象到19世纪初叶也未完全消除，他描述到：小户农民不舍得全部吃掉他们饲养的猪、鸡及其鸡蛋等，而不得不经常卖掉以换取其他生活用品。苹果树、梨树等结下的果实也有相当一部分要送到市场；他们还要卖掉最好的黄油和奶酪，“这样才能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不过总的看来，巴克斯特评估说，这个时期即使低收入的农户也能维持健康，而且他们普通的饭菜也是有营养的[32] 。经过一个半世纪发展，一般农户达到明盖所描述的饮食消费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以来，英国农民用餐时增添了某些仪式。吃饭时有许多规矩，饭桌上铺着亚麻布或粗帆布，仅有的一把椅子由家里的男主享用，其他人坐在长凳子上。在较富有的家庭，饭前要洗手，使用金属盆和亚麻布的毛巾。像欧洲大陆通行的惯例那样，家庭主妇时常站在一旁侍候着大家。甚至在较贫穷的家庭里，饭桌上也摆着装饰性的陶瓶，为着增加美感。吃饭好像不完全为填饱肚子，他们普遍认为，吃饭还能维持家庭成员的和睦，正像教堂里圣灵降临节的啤酒能增强公众的村社意识一样。[33]
再看英国农民的住房情况及其变化。
中世纪英国农民的住房也是很简单的。村社旧址挖掘和文献记载表明，13世纪村民的住房都是长方形，一般长是宽的两倍：12～15英尺宽，25～30英尺长，很多住宅还要长一些。通常面积在 40平米左右。13世纪农民大多都住在这种长屋里，人与牲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分别在房屋的两端。16世纪以后这种类型的房屋只保留在高地边缘地区，但在13世纪却分布的颇为广泛。这种有牛棚的住宅一般还带有谷仓或其他附属建筑，比如面包烤房等。这些建筑物常常围成了一个独立的宅院。在长屋的一端即人居之处，一般分为两间，一间是有着炉灶的起居室（即厅堂），一间是卧房，卧房也可能同时兼做储存室。屋门在长房的两侧相对而开。房屋几乎没有窗户，例如1281年的一个文献中，描述的房屋只有2扇窗户，窗口很小，且无玻璃。房屋的构造与材料因地区不同而异。盛产木材的地方，以木结构为主，在木结构的两面用篱条、麦杆和粘土等材料筑成墙。屋顶用茅草铺成。在某些高地地区，例如在科特斯武德，房屋主要用石头砌成。比较穷的农民家庭只有一间石房子，而另外有一间简单的木结构房屋。一些最穷的农户住在圆型的茅屋中，墙壁由土坯做成。
农民的房屋没有厨房，做饭或取暖时就在起居室内放一个开放式的炉灶，由于没有烟囱，通常就在茅草屋顶上留一个通风孔（通风孔周围铺着瓦片），用于室内排烟。显然，排烟效果不会太好，一年四季屋内总是弥漫着烟味。地是用土打实的，有时上面铺着沙子和灯心草。从16世纪以前的遗嘱中看，家具是很简单的，大概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和几把椅子就是主要陈设。最有价值是铜壶和铜锅等用具，常常在遗嘱中提及。床上铺的垫子里装着稻草或植物绒。家畜和家禽在屋子里出出进进，粪便的恶臭和烧火的烟灰在空气中弥漫。[34]
15世纪的地基与早期没有什么不同，但地上建筑的木工水平则有所改善，例如东南部的木制框架传统，仅肯特郡一地就约有1000种。埃塞克斯、肯特、萨里和苏赛克斯出现了独特的“豪华型”建筑，表明上层农民在建筑上开始采用较雄伟的建筑风格。中间是厅堂，其两侧则是双层房间，这样农民有了5个房间，而以前一般只有2间或3间；厅堂上面装饰着现代风格的屋顶。15世纪，在英格兰的整个东部和东南部，双层建筑随处可见，在西部，从达尔文到沃里克郡，双层建筑正在取代旧式农民住房。敞开的厅堂以炉床取暖，排烟通过房顶上预留烟孔或百叶窗，有时在炉床上方还吊着专门的排烟罩，显然农民房屋有了更有效的取暖和排烟设施。屋顶开始使用石板瓦，甚至陶瓷瓦，需要更结实的木结构支撑，随之，房屋造价也上涨了，一处3间隔的住宅将需要支出2～3英镑。农民住房面积是相对宽敞的，据估计，人均居住面积70～90平方英尺（大约相当于8-11平方米）的情况颇为普遍；人均居住面积超过200平方英尺的情况也不少见。戴尔评价说，这样的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中世纪的南欧，也超过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35] 。
这一时期的住房条件仍被认为过渡阶段：房屋地面总是潮湿的，由于排水管道偶尔穿过，地面难免时常溢水。房屋的取暖和排烟仍然不是很有效的，小窗户使屋内阴暗而且气闷。露天厕所设在菜园中，时常有污染饮用水的危险。不过，1350～1520年间农民住房小规模的改进，毕竟在许多方面为1570～1640年间“伟大的重建”做了准备。
1570～1640年之间，英格兰农村住房标准和舒适程度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改善，虽然这种改善并不是在所有阶级中平等地分享。楼房的增加和殷实庄稼人的住房重建，最引人注目。新建筑采用新的结构和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居室。传统的大房间现在用隔板分开，赋予专门用途，例如卧室、起居室、厨房、食品库房及仆人的卧室等。楼上通常是起居室，楼梯间的小屋增添了方便。建置烟囱，镶装玻璃窗，房内变得明亮起来。17世纪中叶，典型农舍3～6间房，有些达到10间。许多这一时期的建筑保留下来，如约克郡山谷附近的石砌农舍，正面门楣上用大写英文字母雕刻的建筑日期，至今可见。南部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的农舍大厅，在伊丽莎白时代就已经现代化了。而西米德兰郡的农舍以黑白相间的木质结构闻名。这一时期的遗嘱表明，家具、寝具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具及工具的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价值也在提高。以莱斯特郡威格斯顿村为例，1529至1560年间，普通农户的家庭陈设平均占他个人总财产的10～15%，16世纪中叶后，这个数字上涨到20～40%[36] 。同时，热水浴和冷水浴习惯已在乡间推广，农户中常常可以看到浴盆，而村庄设施也常常包括公共澡堂。还建立许多传染病隔离病院，对传染病采取了预防措施。医药和外科手术也推广到乡村市镇。
从住房可以看出农民社会分化在加快。最贫苦农民多是没有土地的流浪汉，他们的茅舍修建在荒野或丛林之中。这种茅舍的构造如此简单，往往一夜之间就可以建成。当时有这样一个惯例，如果荒地上的茅舍是一夜之内建成的，那么茅舍主人有权豁免各种财税征收。这种茅舍主要由石子和泥土构成，17世纪初一位作家这样描写康沃尔郡的茅舍：“泥墙和低低的茅屋顶，几乎没有隔板，没有地板，没有玻璃窗，也没有任何烟囱，所谓排烟设备不过是在墙上挖个小洞。……”。农村雇工的住房比他们要好一些，通常至少有两间房，还另有一间食品库房，有时还有一间牛奶房或奶酪房。但没有单独的厨房，而是在起居室里做饭。[37]
下面，再看英国农民服装消费情况及其变化。
赡养协议中时常提到服装的提供，综合13、14世纪之交的文献资料，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农民通常穿亚麻布衬衫（妇女穿无袖衬衫，男子穿束腰衬衫），皮鞋和宽松的毛纺长袍。一些农民有羊毛外套，但很少穿，不需要一年或二年换一次。羊毛长筒袜似乎也不总穿，男人们总是裸着腿，不过他们的长袍时常拉倒脚裸，起着某种程度的保护。这时还有一种带沿的帽子、便帽和头巾。值得一提的是在农民服装中出现了有毛皮衬里的外衣，有的价值高达6先令8便士。赡养协议中，较富裕农民一般每年得到的服装价值为4先令6便士：一件长袍3先令，鞋子6便士，亚麻布1先令。长袍如果隔一年换新的话，每年的衣服可折价约3先令。从老年人的消费中，我们可以想象一般人的服装水平。历史学家认为，农民的衣服并非由最便宜的材料制成，用于长袍的毛纺衣料每码价值8便士到1先令3便士，与某些乡绅家庭所用衣料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农民在布料的染色方面是很节俭的，所以他们经常穿“白色”即纯羊毛本色，或是黄褐色与灰色。[38]
1350年后由于时尚变化，农民服装有了明显的改观。14世纪40年代，一种新风格的服装风靡整个欧洲贵族界，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其他阶层。男子的长袍变短了，而照旧穿长筒袜。妇女的衣服变得紧身了。男女宽松的外衣一般包括带兜帽的斗篷。这种全新的变化使道德家们大为震惊，部分因为新样服装暴露体形，部分因为它们都是很昂贵的缘故。在这种新观念影响下，男子紧身衣和长筒袜的式样与作法都得到了改进。男子紧身衣是一种加衬的外衣，尽管比老式长袍短，可布料要用相当于长袍的2倍才能做成。赡养协议详细说明了做衣服所需布料的数量，如做一件加衬的短外衣需要4码布料。男子长筒袜、斗篷、兜帽、衬衣的消费和妇女腰带的消费，明显的增加了，这些都是接受新式服装的结果。农民的保守性及低水平的消费习惯本来能够阻止这些变化，就像东欧农民所做的那样，但英国农民较高的购买力使他们能够接受较贵重的服装，享受更加舒适的衬里，而且穿着也更加艳丽。下层农民穿着贵重，曾经引起人们的抱怨；上层农民妻子的穿着甚至有点奢侈，她们常常用银扣环等饰物装饰丝巾和腰带。1745年，一名法国人把英国农场主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的农民；他的帮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又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 “他的妻女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我们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有张出色的小型版画，画的是一名“村姑”骑马赶集，胳膊上挎着一篮鸡蛋，但是鞋帽装束竟是大家闺秀的派头[39] 。这副画可印证上面那个法国人的印象。可见，英国农民服装质量和式样的改进，在国内外都曾经引起冲击波。以农民消费为基础，英国国内发展起旺盛的购买力，从中可部分地为英国服装工业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向海内外市场的有力扩张，找到部分答案。
农民和贵族基本使用同样的燃料。东部和北部等地区用泥煤；当时能得到煤的地方就用煤，像伍斯特郡北部和诺丁哈姆郡，不过总的数量极为有限；但任何地方都使用木柴。1344年剑桥郡的一个协议，规定了一个佃户所挖泥煤的体积，表明村社对燃料供给有一定的限制。在农业社会中，人们所摄取的能量80%来自植物界，来自土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化拓宽了人类利用能源的范围。16～17世纪英国等西北欧国家首先兴起采煤业。这一突破，意义非同小可。在前工业时代，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木材，不论房屋建筑、车船舟楫等运输工具和生产工具的制造，还是家内烧饭取暖和工业原料，莫不如此。煤的开采和利用使人们摆脱了对木材的单一依赖。有学者评论说：“18世纪以前的文明是木材和木炭文明，犹如19世纪文明是煤的文明一样”[40] 。英国在16至17世纪，煤的开采量增长了13倍。煤的利用也逐渐推广到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主要的燃料来源。
英国也有荒年，但很少出现颗粒无收以至成群结队地乞讨和大规模饿死的情形。生态条件、社会条件上的差异大概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格拉斯在《一个英国农庄的经济社会史》一书中，比较了一个中等农户在平年和在荒年的收支情况，由于作者特意与荒年的情况作比较，想必该荒年有一定典型性，其比较的结果如下：[41]
收入 支出 结余
平年：61先令4便士 5先令9便士 55先令7便士
荒年：42先令5便士 5先令9便士 36先令8便士
荒年的收入比平年减少了三成以上，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加艰辛，但没有影响基本的消费性支出，而且还有一定的剩余，看来不会危及农民的生存，正常的生产过程也不会因此全部中断。当然，这样的收支表不能代表荒年里英格兰农民家庭的全部状况。饥饿的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在17世纪后半叶就发生了三次严重的饥荒（分别在1661年、1693年、1697年）。不过，农业革命后英国农业灾荒逐渐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17世纪后大规模的饥荒就再没有出现。
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不同家庭、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期之间，人们生活水平的差异是很大的，何况，前工业社会里的政府往往还颁布法令强行限制平民的消费，即使农民手里有钱，也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消费。究竟是消费不起，还是消费得起而不允许？一时无法分辨，无疑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难。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政府曾先后出台一系列《节约法令》（Sumptuary Laws），对农民的衣着打扮进行限定。1545年出台的佛兰德斯法令，禁止农民穿天鹅绒衣料，着色的缎子，以及玫瑰色或金色和银色的布料；在瑞士，禁止孩子穿缎子、真丝或丝绒；在德国，从1486年起，下层民众穿着斗蓬必须盖住头部，以区别那些将斗蓬披在肩上的特权阶级。在丹麦，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律规定，农民妻子和女儿不允许穿用昂贵衣料制成的服装，亦不允许佩带昂贵金属打制的首饰。限制个人消费的法律是非常有趣的，且不论其社会涵义，它至少反映了农民一定的消费水平，如同历史学家休格特分析的那样，“这些法律至少表明，一些农民有剩余的钱财用于购买华丽的服饰”[42] 。总起来说，虽然对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一般消费水平难以做出严格的定论，但还是能够得出基本的概念。在一般年景下，就英国大部分农民而言，其经济生活是比较稳定的，一般的生活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而且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改善；农民家庭普遍都有一定比例的剩余，普遍有一定的购买力，一部分人开始进入享受型消费，由此形成英国乡镇第三产业兴起的基础。生活质量的提高又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相联系，所以消费水平同时也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重要指标。
而冀中农民的消费水准基本还处于求温饱而不得的状况，事实上，只有好年景他们才能勉强做到不饥不寒，一部分人好年景都做不到。填饱肚子依然是最大的问题与挑战。土地不能长出更多的粮食，就以其他植物补充和替代，再有就是减少消耗，如冬闲季节尽量不活动，从而少吃东西。冀中农民不仅未能摆脱传统的饥饿威胁，而且还承袭了中国农民超常的节约能力。补丁比原衣面还多的一件旧棉袄，锔了几次的一只破碗，都可以成为遗产而继续使用。解读他们超常的节约能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超常的忍受力，才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在超低水准的生活中，依然一代一代的繁衍下来。笔者根据他们各项生活费支出而推算的恩格尔系数表明，冀中农民属于绝对贫困型，即使提高一二十个百分点仍然是绝对贫困型。冀中农民巨大的忍耐力和生命力让人感佩，另一方面这种超常的节约习惯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经济的运行节奏，负面效应也是极其深远的。煤油灯逐渐取代豆油灯，粗劣的纸烟以及偶尔可见的手电筒、暖水瓶、矿石收音机和自行车等现代消费品，仅是20世纪上半叶冀中乡村空旷原野上的几点火星，远远不能改变物质普遍短缺的现状和村民群体顽强的消费习惯。财产和财富的短缺，使生产者不得不紧衣缩食，低水准消费；而维持生存最低水准的消费，以及长期形成的超常的节约习惯，使正在生长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极度缺乏买方市场，从而缺乏竞争力，即便不很快枯萎，也会相当艰难的踟蹰而行，这些应当是不难预料的。
可怜可叹!
这个材料真的很好，现在的农村分析很少能看到这么全面的调查报告。当年的中国农民调查也不过是简单陈述，缺少真正的社会工作者。
写的相当全面，一般的毕业论文都没有这样的详细，好文
很详尽的材料
祖籍是清苑县的飘过，长见识了。
我爷爷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为找个出路，20年代的时候才十几岁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去保定投军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穿他母亲的棉裤走的。
据我观察，河北省农村生活水平真正有所改善，也就是最近二十多年。98年我在唐山迁安县施工的时候，村里的人家里还是每天以咸菜加馒头为主，村长家里开矿山，自己有几十万的装载机，平时也只抽4块钱的石林烟，河北人真是超节省，超能忍。
我爷爷就是因为家里太穷，为找个出路，20年代的时候才十几岁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去保定投军的时候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穿他母亲的棉裤走的。
据我观察，河北省农村生活水平真正有所改善，也就是最近二十多年。98年我在唐山迁安县施工的时候，村里的人家里还是每天以咸菜加馒头为主，村长家里开矿山，自己有几十万的装载机，平时也只抽4块钱的石林烟，河北人真是超节省，超能忍。
回复 1# 斜角甲板
这个，中国太大了，比如说，拿苏南，浙北跟英国比，应该有可比性
这个，中国太大了，比如说，拿苏南，浙北跟英国比，应该有可比性
好好打打民国粉的脸
wqning 发表于 2010-11-22 10:37 
丈母娘家在定州农村，现在还没生火呢。。。
丈母娘家在定州农村，现在还没生火呢。。。
真正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多，而且完全依赖农业。
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生活改善，主要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化肥、机井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由那时的几十到一百斤提高到现在的几百到上千斤，而且更方便，用工成倍下降，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其他行业，增加收入。
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技术之后，根本不怕天旱，哪怕地下水位连年下降，你只用把机井打的更深就能解决，作为农业命根子的水的问题变的认为可控。至于涝，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河北平原哪还能见到什么像样的地表水啊。
由此看来，进几十年大规模的机井建设和化肥的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河北人口和粮食的矛盾，也促进了河北农民由单一农业人口向多元产业的转化，现代技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不代表这个问题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随着地下水位的加速下降，地下水越来越少，提水成本快速提高，问题会逐步恶化，最终面临没有可取之水的境地。同时伴随的生态的恶化，其实现在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
说来说去，还是人类想索取多少根大自然能给予多少之间的矛盾，最终人类不可能战胜大自然，只能努力适应自然，既然河北这地方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种植，那么减少河北人口的数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河北农民的传统观念是养儿子，还要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以后靠儿子给自己养老送终，这种观念一代一代相传，最终是儿子累、爹累、爷爷也累，每一个人都在重复自己上一代的劳累和贫穷，越穷越累、越累越穷，穷到每个人都只有自己的破房子，房子里却没多少破东西，不敢吃、不敢喝、不敢享受，代代相传啊。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来河北白沟市场蹬三轮的河南小伙，他说他很穷，所以不要孩子，不想孩子再像他这样痛苦，我很赞成他的想法。
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生活改善，主要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化肥、机井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由那时的几十到一百斤提高到现在的几百到上千斤，而且更方便，用工成倍下降，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其他行业，增加收入。
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技术之后，根本不怕天旱，哪怕地下水位连年下降，你只用把机井打的更深就能解决，作为农业命根子的水的问题变的认为可控。至于涝，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河北平原哪还能见到什么像样的地表水啊。
由此看来，进几十年大规模的机井建设和化肥的使用从根本上解决了河北人口和粮食的矛盾，也促进了河北农民由单一农业人口向多元产业的转化，现代技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不代表这个问题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随着地下水位的加速下降，地下水越来越少，提水成本快速提高，问题会逐步恶化，最终面临没有可取之水的境地。同时伴随的生态的恶化，其实现在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
说来说去，还是人类想索取多少根大自然能给予多少之间的矛盾，最终人类不可能战胜大自然，只能努力适应自然，既然河北这地方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种植，那么减少河北人口的数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河北农民的传统观念是养儿子，还要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以后靠儿子给自己养老送终，这种观念一代一代相传，最终是儿子累、爹累、爷爷也累，每一个人都在重复自己上一代的劳累和贫穷，越穷越累、越累越穷，穷到每个人都只有自己的破房子，房子里却没多少破东西，不敢吃、不敢喝、不敢享受，代代相传啊。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来河北白沟市场蹬三轮的河南小伙，他说他很穷，所以不要孩子，不想孩子再像他这样痛苦，我很赞成他的想法。
文章看了一下，觉得民国时期城市的发展比较好，农村发展基本停滞甚至倒退，所以TG在农村这个薄弱的地方立足下来就不奇怪了，太祖的农村调查做的相当好啊！
wqning 发表于 2010-11-30 12:11 
真正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多，而且完全依赖农业。
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生活改善，主要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化肥、 ...
北京的爆炸式发展是河北地区最大的抽水机，把北京的建设和人口增长控制一下，黄河水能进农田，可以解决部分农业缺水问题。
真正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多，而且完全依赖农业。
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生活改善，主要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化肥、 ...
北京的爆炸式发展是河北地区最大的抽水机，把北京的建设和人口增长控制一下，黄河水能进农田，可以解决部分农业缺水问题。
nikecross 发表于 2011-9-29 10:57
北京的爆炸式发展是河北地区最大的抽水机，把北京的建设和人口增长控制一下，黄河水能进农田，可以解决部 ...
北京这地方，旁边没有大的河流，根本就不适合做经济首都。
北京的爆炸式发展是河北地区最大的抽水机，把北京的建设和人口增长控制一下，黄河水能进农田，可以解决部 ...
北京这地方，旁边没有大的河流，根本就不适合做经济首都。
wqning 发表于 2010-11-30 12:11
真正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多，而且完全依赖农业。
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生活改善，主要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化肥、 ...
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匮乏以及大规模超采地下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要是外东北没丢就好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足够把华北缺水地区的人全部迁过去。
真正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多，而且完全依赖农业。
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生活改善，主要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化肥、 ...
华北地区的水资源匮乏以及大规模超采地下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要是外东北没丢就好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足够把华北缺水地区的人全部迁过去。
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 国民党的脸被打肿了，我D的脸只能肿得更高。
nmd 发表于 2011-10-2 23:13
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 国民党的脸被打肿了，我D的脸只能肿得更高。
欢迎也给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写个报告！打你d的脸
即然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人均寿命咋增长近30岁？
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 国民党的脸被打肿了，我D的脸只能肿得更高。
欢迎也给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写个报告！打你d的脸
即然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人均寿命咋增长近30岁？
markchimo 发表于 2010-11-24 18:48
好好打打民国粉的脸
别急着幸灾乐祸，这不，才10楼就回忆到80年代之前的河北农村生活了:D:D
好好打打民国粉的脸
别急着幸灾乐祸，这不，才10楼就回忆到80年代之前的河北农村生活了:D:D
歌剧院幽灵 发表于 2011-10-3 10:49
别急着幸灾乐祸，这不，才10楼就回忆到80年代之前的河北农村生活了
歌大侠又出来了啊~~放点料呗？
别急着幸灾乐祸，这不，才10楼就回忆到80年代之前的河北农村生活了
歌大侠又出来了啊~~放点料呗？
铁索寒 发表于 2011-10-3 07:20
欢迎也给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写个报告！打你d的脸
即然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人均寿命咋增长近30岁？
不好意思，本人没那么多时间写什么报告。
以我的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前河北省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准与楼主描述的相差无几。我父母都从小生长在农村，我小时候也经常回老家，所见所闻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老家在黄骅和沧州，既不是富裕地区也不是贫困地区，应该基本能代表当时中国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我印象中，80年代之前老家基本上以粗粮、咸菜为主要食物，一年中也就是春节能吃上一点儿肉。
平均寿命的问题恐怕很复杂，至少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加上生产及围产期处理技术的进步，新生儿死我率的大幅下降，使得平均寿命有了显著提高。单凭这一点不能说49年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比49年之前有了显著地的提高。
欢迎也给改革开放前农民的生活写个报告！打你d的脸
即然生活比这也好不了多少人均寿命咋增长近30岁？
不好意思，本人没那么多时间写什么报告。
以我的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前河北省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准与楼主描述的相差无几。我父母都从小生长在农村，我小时候也经常回老家，所见所闻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老家在黄骅和沧州，既不是富裕地区也不是贫困地区，应该基本能代表当时中国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我印象中，80年代之前老家基本上以粗粮、咸菜为主要食物，一年中也就是春节能吃上一点儿肉。
平均寿命的问题恐怕很复杂，至少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加上生产及围产期处理技术的进步，新生儿死我率的大幅下降，使得平均寿命有了显著提高。单凭这一点不能说49年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比49年之前有了显著地的提高。
nmd 发表于 2011-10-3 22:15
不好意思，本人没那么多时间写什么报告。
以我的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前河北省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准与楼主描 ...
起吗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代表着医药工业的进步和医疗体系的建立，这叫生活水准相差无几？
不好意思，本人没那么多时间写什么报告。
以我的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前河北省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准与楼主描 ...
起吗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代表着医药工业的进步和医疗体系的建立，这叫生活水准相差无几？
nmd 发表于 2011-10-3 22:15
不好意思，本人没那么多时间写什么报告。
以我的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前河北省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准与楼主描 ...
你印象中你老家常逃荒？要卖儿卖女？从不刷牙？不通电？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人不到一床被子？，，，，，，，，，，，，？
你真看完了楼主的贴子？？
不好意思，本人没那么多时间写什么报告。
以我的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前河北省普通农民的生活水准与楼主描 ...
你印象中你老家常逃荒？要卖儿卖女？从不刷牙？不通电？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人不到一床被子？，，，，，，，，，，，，？
你真看完了楼主的贴子？？
铁索寒 发表于 2011-10-3 22:20
起吗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代表着医药工业的进步和医疗体系的建立，这叫生活水准相差无几？
大哥，我就事论事说到生活水准的问题，楼主的帖子有提到人均寿命了没有？
工业化是我D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要不是某些头儿脑袋发热瞎折腾，应该做得比当初更好才是。老蒋转进到台湾后工业化比我D做得差吗？百姓生活水准比咱们低吗？
退一步说，我D是靠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完成初步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投资的，这不是我说的，从我上大学起的政治经济学老师都承认这一点。为了尽快完成工业化，我D对农民是有很大亏欠的。从这个角度分析，农民的生活水准在改革开放前比49年前提高不多也是完全正常的。
起吗抗生素的大规模使用代表着医药工业的进步和医疗体系的建立，这叫生活水准相差无几？
大哥，我就事论事说到生活水准的问题，楼主的帖子有提到人均寿命了没有？
工业化是我D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要不是某些头儿脑袋发热瞎折腾，应该做得比当初更好才是。老蒋转进到台湾后工业化比我D做得差吗？百姓生活水准比咱们低吗？
退一步说，我D是靠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完成初步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投资的，这不是我说的，从我上大学起的政治经济学老师都承认这一点。为了尽快完成工业化，我D对农民是有很大亏欠的。从这个角度分析，农民的生活水准在改革开放前比49年前提高不多也是完全正常的。
nmd 发表于 2011-10-3 22:35
大哥，我就事论事说到生活水准的问题，楼主的帖子有提到人均寿命了没有？
工业化是我D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做 ...
第三节 灾荒年
大哥，我就事论事说到生活水准的问题，楼主的帖子有提到人均寿命了没有？
工业化是我D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做 ...
第三节 灾荒年
铁索寒 发表于 2011-10-3 22:26
你印象中你老家常逃荒？要卖儿卖女？从不刷牙？不通电？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人不到一床被子？，，，，，， ...
从我D执政之后逃荒就有了专有名词--“盲流”，作为不和谐因素被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农民基本上没有逃荒的权利。三年困难时期之所以饿死那么多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没有逃荒等基本的自救手段。60你、年时我父亲在老家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瞒着我奶奶报名参军去了，这也算变相的逃荒吧。
至于你所说的其它问题，当然比30年代强一些，但也不过是半斤八两而已。电在农村的普及应用已经是70年代末期的事儿了。至于卫刷牙等等习惯我还是别给你解释了，免得引起你的不适。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反正我小时候住在天津，我们的院子里几乎家家户户床铺下面堆着煤球，臭虫、跳蚤层出不穷。农村只能比城市差得还要远。
你印象中你老家常逃荒？要卖儿卖女？从不刷牙？不通电？连热水瓶都没有？一人不到一床被子？，，，，，， ...
从我D执政之后逃荒就有了专有名词--“盲流”，作为不和谐因素被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农民基本上没有逃荒的权利。三年困难时期之所以饿死那么多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没有逃荒等基本的自救手段。60你、年时我父亲在老家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瞒着我奶奶报名参军去了，这也算变相的逃荒吧。
至于你所说的其它问题，当然比30年代强一些，但也不过是半斤八两而已。电在农村的普及应用已经是70年代末期的事儿了。至于卫刷牙等等习惯我还是别给你解释了，免得引起你的不适。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反正我小时候住在天津，我们的院子里几乎家家户户床铺下面堆着煤球，臭虫、跳蚤层出不穷。农村只能比城市差得还要远。
铁索寒 发表于 2011-10-3 22:42
第三节 灾荒年
我实在是笨死了，在这个第三节愣是没有找到关于人均寿命的表述，还请您示下。
第三节 灾荒年
我实在是笨死了，在这个第三节愣是没有找到关于人均寿命的表述，还请您示下。
同感。
老婆是河北农村的，按说家里情况不错，但吃饭一般就是一个菜，很少有肉。
老婆是河北农村的，按说家里情况不错，但吃饭一般就是一个菜，很少有肉。
楼主想证明什么？
谁能解释下英国当年为什么农民生活变好了？
nmd 发表于 2011-10-3 22:45
从我D执政之后逃荒就有了专有名词--“盲流”，作为不和谐因素被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农民基本上没有逃荒的权 ...
70年代农村人口比30年代已经增加一倍了，所以即使是半斤八两也是不得了了。不过中国很大情况也不一样，记得在80年代初北方农村过年期间除年夜饭外还整天馒头加咸菜，而南方农村却是鸡，鸭，鹅、鱼很丰富。
从我D执政之后逃荒就有了专有名词--“盲流”，作为不和谐因素被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农民基本上没有逃荒的权 ...
70年代农村人口比30年代已经增加一倍了，所以即使是半斤八两也是不得了了。不过中国很大情况也不一样，记得在80年代初北方农村过年期间除年夜饭外还整天馒头加咸菜，而南方农村却是鸡，鸭，鹅、鱼很丰富。
nmd 发表于 2011-10-3 22:45
从我D执政之后逃荒就有了专有名词--“盲流”，作为不和谐因素被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农民基本上没有逃荒的权 ...
那个年代说参军就参军看来你家在当地势力不小啊。
从我D执政之后逃荒就有了专有名词--“盲流”，作为不和谐因素被严防死守。也就是说农民基本上没有逃荒的权 ...
那个年代说参军就参军看来你家在当地势力不小啊。
ppl 发表于 2011-10-30 22:50
那个年代说参军就参军看来你家在当地势力不小啊。
我家有什么势力？！
往上溯三代都是贫农，据说太爷爷时倒是个小地主，可惜赌博把家败光了。
我爷爷可以算第一代农民工，50年代就在天津的建筑公司打工，出工伤很早就过世了。我二伯顶替了他的工作，我三伯至今在老家务农。
这个家世要是也算有势力那估计中国一半以上的人都可称出身豪门了。
那个年代说参军就参军看来你家在当地势力不小啊。
我家有什么势力？！
往上溯三代都是贫农，据说太爷爷时倒是个小地主，可惜赌博把家败光了。
我爷爷可以算第一代农民工，50年代就在天津的建筑公司打工，出工伤很早就过世了。我二伯顶替了他的工作，我三伯至今在老家务农。
这个家世要是也算有势力那估计中国一半以上的人都可称出身豪门了。
nmd 发表于 2011-11-1 12:22
我家有什么势力？！
往上溯三代都是贫农，据说太爷爷时倒是个小地主，可惜赌博把家败光了。
我爷爷可以 ...
那年头当兵的社会地位排第一，国营企业排第二，衙门都得往后排，没点门路能当兵？
我家有什么势力？！
往上溯三代都是贫农，据说太爷爷时倒是个小地主，可惜赌博把家败光了。
我爷爷可以 ...
那年头当兵的社会地位排第一，国营企业排第二，衙门都得往后排，没点门路能当兵？
呵呵，不和你多说了。没有门路就是没有门路。我搜索便了我所知道的自家亲戚，真想不出来哪位贵人有门路帮我父亲参军。要是真有这样的贵人，为何不连我三伯也帮一把呢？
我老家解放前和那上面差不多，解放后有很大改善，有同村人用新房修建的数量来比较，说村里解放初的房子绝大部分是清朝修的，特点是梁柱很粗，墙厚实，都是飞檐马头墙，但是有不少是土坯房，有一些是茅草顶，民国时期修建的房屋较少，梁柱细、墙薄，土坯墙茅草顶居多，这一状况延续到解放初，60年代后没有新建土坯房茅草顶的，但是房屋不在用飞檐，依然有马头墙，但是新房修建的数量不特别多基本上是出于分家需要。80年代中后期后新房修建率大大提升，不仅仅是分家建房，基本上老房子都拆了建新房，以至于几乎没有老房子存在了。
其实吧看看民国匪祸录就知道那是老百姓过的啥日子了。
我的观点一直很鲜明，怀念民国的不过是想过一袋子高粱米换P民家大闺女的日子。
我的观点一直很鲜明，怀念民国的不过是想过一袋子高粱米换P民家大闺女的日子。
中国人的文化也奇怪，既然人口过剩，为什么不尝试着向外扩张呢，与其大家都挤在一亩三分地上过苦日子，不如拼一下，尝试着掠夺境外居民的财富。
中国文化就是缺少一点强盗精神。
中国文化就是缺少一点强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