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图][转帖]纪念D日-----六个幸存者的回忆-超级军网

* 歌剧院幽灵 *





他们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的麦田、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海滨……
　



1944年6月6日凌晨，英吉利海峡的迷雾尚未消散之际，来自6个国家的155000多名官兵开始在法国诺曼底实施登陆。


盟军方面的15000多名官兵和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德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头一天——D日阵亡或被俘。对大多数参加诺曼底登陆战的盟军幸存者来说，D日这一天是他们一生中恐怖与昂奋交织在一起的最为难忘的时刻。


1994年6月6日这一天，约50000多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和14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凭吊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盟军将士。


对于每一位亲身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人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他们对这场战役的回忆却仍然记忆犹新。对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年轻人来说，下面这几位老兵讲述的故事，真是一部充满英勇、无畏精神的教科书。








塞缪尔·富勒（81岁）


1944年6月6日凌晨，塞缪尔·富勒作为美军第一步兵师第16团的一名下士，参加了在诺曼底奥马哈滩头的登陆战。由于作战英勇，富勒荣获银星奖章。战后，他投身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先后担任导演与剧作家。现在，他生活在法国巴黎。


“我们登陆之前，天空开始破晓。许多美国士兵跳入海水中。有些人被海水卷走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因为我们有作战时间表：每隔5分钟就有一批登陆艇到达。起初，好象一切顺利：我们有大雾掩护，可以按部就班地向前进。根据法国抵抗组织的情报，我们前面的德军不过是150多个配有自行车的德国青年。但是，我们可没有料到，我们的面前却是德军第352师。我们刚刚在滩头登陆，就遭到了驻守在坚固阵地里的德军猛烈炮火的袭击。上帝啊！我们的面前竟然是这样一支精锐部队！我们的计划全被打乱了。我们的处境岌岌可危。我们无法越过海滩，爬上丘陵，去按原定计划行动。我们被德军挡在那里，而我们的背后就是大海。我们在没有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在海滩上只前进了7码。当时附近最高的地方就是一块礁岩。”


“我们离开海滩的唯一办法，就是炸掉那辆挡着我们去路的废坦克。终于，我们中的一个小伙子成功地用炸药把这辆坦克炸飞了。班长命令我去找我们的指挥官乔治·泰勒上校，告诉他我们已经穿过了海滩。于是，我站起身，准备跑动。当你从那些受伤的或倒在血泊中的士兵身上跑过时，是难以保持身体平衡的。由于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们只能在海水中跑动。海浪拍打在尸体上，一会儿拍向岸边，一会儿推拍向大海。到处可见阵亡者的肢体——这里是一个睾丸，那里是一个脑袋，这里是一个屁股，真是一派肉糊拉拉的地方。肠子，肠子，还是肠子，这就是奥马哈海滩的情景。”


“我找到泰勒时，他正把一支雪茄从嘴上拿下来。他把雪茄递给我说：‘想抽烟吗？’然后，他便说，我可不认为有什么英雄主义，我相信的是奇迹。他站了起来，对我们讲了那句十分有名的话。他说，‘这个海滩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另外一种是快要死的人。让他妈的地狱见鬼去吧。’然后，他开始爬动，之后便跑了起来。他率领我们全体在炮火下穿过海滩。这可不是什么勇敢，而是愤怒与使命感交织在一起的感受。无论你说什么，都别说什么英勇，英武，无畏，坚强。我们是美国步兵，这是我们的行当，没有人是什么英雄。”






肯尼思·巴克曼（69岁）


他作为美军第5军团第二别动营的下士，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他和他的战友成功地对霍克角的一座高30米的悬崖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它。他们的任务是：消灭控制着犹它海滩和奥马哈海滩的155毫米重炮阵地。出乎D日战役的高级指挥官们预料的是，在海岸附近还布设着许多大炮，别动队员们要搜索并炸毁它们。结果，伤亡是惨重的：这场登陆战结束后，全营255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还能战斗，于是该营不久就被撤了下来。6月7日，巴克曼被德军俘虏。战后，他领取了退伍保险金，成为一名投资商人。现在，他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肯辛顿市。


“凡是对我说他不害怕的人，不是白痴，便是撒谎者。你肯定是会感到恐惧的。你无法靠近这个100英尺高的悬崖。在没有火力掩护的情况下，敌人朝你扫射，你就一点也不害怕，这不可能。装备简陋的登陆艇没有火力掩护。一艘登陆艇就是一支基本的登陆单位，上面运载着30多人，顶多只有2名开艇的海军军人。它没有龙骨，因此，只要有风浪，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离海岸还有半英里远或更远的距离时，德军开始朝我们开火。我们可以听到子弹嗖嗖地从艇边上掠过。在悬崖脚下，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海滩。全都是礁岩。登陆艇尽可能地贴到了岸边，水兵放下登陆板，我们便跃入水中。”


“跳下登陆艇，我们就发射了一些连着绳索的铁爪矛，把它们射向悬崖的顶端。之后，我们开始快速向上攀登。我们知道自己应当完成的是什么任务。我们十分清楚，一旦呆在下面无法前进，就会被打成肉泥。我们奋力攀登，德国士兵朝我们抛掷手榴弹、射击。当时，三面都有子弹打来——从左，从右，从中央。我是我们船头一个抓着绳子爬上悬崖顶的人。我在崖顶呆了大约5到10分钟。我在上面搜索敌人。攀登的时候是无法环视四周的。你只能手握粗粗的绳索，手一下又一下地挪动着。你要携带2040至50公斤的行装，有步枪、手枪和子弹。但奇怪的是，我却不在乎这些，好象没怎么用力就爬了上去。”


“头20英尺真是难爬。你又没有可以紧抓的地方。你唯一能握住的东西就是绳子。在接近崖顶时，总算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只要你看到有脑袋从崖顶上露出来，你就得马上把自己的脸贴在峭壁上。否则，就会招来一阵射击。我记得当时我曾从悬崖顶上朝下望，看见我们的一个人负伤躺在海滩上。当时，我在想‘上帝啊，也许我也会这样的’。我要也这样，兴许是活不成了。”


“我爬上崖顶之后，好象到了天堂里一样。上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弹坑。我朝下面望去。下面的家伙都在争先恐后地往上爬。又有几个人中了流弹，掉了下去。海滩上布满了死尸。远处，黑色的驱逐舰和登陆艇象沙丁鱼一样地挤满了方圆两英里的海滩。更远的地方是那些大家伙——炮舰和巡洋舰。我能听到海军炮象闷雷一样轰隆隆炸响的声音。我们就象兔子一样，从一个洞口找到另外一个洞口。我们终于发现他们已经把枪炮挪到半英里远的一个地方。在海军的炮轰下，德国人都跑了。这真令人扫兴。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在那里搜索了一个小时，结果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找到。这一个小时就象过了100年似的。这样，我们在岸边搜索了整整一天时间。我们在这天的早上四处去搜索，炸毁了发现到的敌人的枪炮。我要说的是，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为棘手和恼人的事情。你们都不曾有这种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活人都一个个阵亡了的时候，我真是沮丧之极，内心感到凄楚得紧。但是，我们的进攻是有效的。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些仍可使用的枪炮。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毁它们。它们就是这样被我们炸毁了。一天之后，我们就在一个树林里被反扑的德军俘虏了。”








约翰·霍华德（81岁）


当时，这位隶属于英国第6空降师的英军少校指挥着他的部队参加了佩格瑟斯战役。在这场战斗中，他指挥的150名英军官兵守卫着贝努维尔附近，分别位于奥恩河以及奥恩运河上的两座重要的桥梁。


这是6月6日子夜时分的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这是盟军中头一批解放法国领土的部队。这场战斗进展顺利。今天，他生活在英国南部。每年，他都用一个月时间前往法国诺曼底，来到当年激战的战场，凭吊阵亡的战友。


“这一天中的两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头一件是向6架滑翔机下达出发的命令。我来到每架滑翔机前面向他们告别。当我也搭乘滑翔机上天后，我感到喉头的淋巴越来越肿大。看来这是我们正当空中飞行之故。我真不晓得当一小时后我们投入激战时，还能有多少小伙子依然活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着陆。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我乘坐的滑翔机是头一架着陆的。我命令第一排马上前进，因为他们担负炸毁碉堡的任务。我们事先分析认为，这座位于桥边河滩上的碉堡里一定装有引爆这两座桥梁的装置。我命令他们一定要让桥梁完好无损。”


“当我从散了架的滑翔机上跳出来的时候，我在50码远的地方看到的头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通过航拍照片研究了数月之久的桥头堡。飞行员使得滑翔机在离那里很近的地方着陆！那里没有枪声，静悄悄的。碉堡的钢门没有上锁。几个小伙子掏出了润滑油管，给门轴浇油。之后我们就悄悄地溜了进去。在碉堡里，我们只抓到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穿裤子的德国老兵。我们是夜里12点16分着陆的。在15分钟里，我们向总部发出了我们代号为‘汉姆和詹姆’的信号——我们已经控制了桥梁。我们的行动计划就象梦里想出来的一般。毫无疑问，D日准确无误的行动多亏了运气和英军精锐之师的战士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每项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这多亏了航拍到的照片和来自法国抵抗组织的情报。”


“我们同奥恩运河桥附近的50多名德军展开激战。他们大多人住在征用的民房里，冲出来的时候还睡眼惺忪的。邓·布拉里奇中尉率领的第一排向运河桥发起进攻。他就要冲上桥时，脖子中弹，倒了下来。他是D日那天盟军阵亡的第一个军人，也是那次行动中唯一牺牲的一个人，尽管我们负伤的人数不少。我们终于控制了这座运河桥。同样，我们还占领了横跨这条大河（按：指奥恩河）的另外一座大桥。”


“我们推测敌人一定会发起反攻来收复运河。而我们必须守住它。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反坦克炮发射的头一发炮弹就把一辆德军坦克击毁了。它就象燃放的烟火那样噼噼啪啪起火燃烧。于是，我命令我的士兵猛烈开火，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兵力很强的假象。我知道我们的伞兵增援部队最快也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德国人退了下去。我们的伞兵于凌晨3点到达运河。他们从桥梁上空跳下来之后，立刻投入战斗，向敌人发起进攻。这就是当夜我们同敌军的战斗情况。”








丹·达林（73岁）


他是加拿大部队的下士，在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占领了滩头堡之后，于D日清晨在朱诺海滩登陆。他所在的格伦加里山地师奉命骑着自行车急行军16公里，去攻占卡昂机场。这项任务由于路面上到处是障碍，而使他们陷入困境。7月8日，达林的腹部中了3弹。战后，他在军中作为军士长服役达29年。现在，他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洛斯特。


“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搭乘299号登陆艇的人每个人都呕吐了。这种登陆艇只能运送以33人为一排的一个排。登上艇后，军官宣读了艾克的致辞。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拿出全家合影照。我的妻子玛米和在英国降生的两岁大的儿子戴德。我祈祷着。一个士兵祈祷着。然后，我便讲开了玩笑。当时，我并不感到害怕。别人都在打赌能够活着回来，我当时可真没那么乐观。只是觉得这是天意。”


“在8或10英里的地方显露出来的法国，首先是一片硝烟，然后是海滩上的火光。当时的场面是：炮弹嘶嘶地飞过，房屋在燃烧，飞机从头顶掠过，德国佬的88毫米大炮轰轰作响。我感觉到登陆艇撞在了海滩上。这时，海军的一个士兵跳入水中，拖着一条引导我们前进的绳索。我们每个人都把自行车从自行车堆里抽出来。我记得当时海水演到我下巴的位置。负载78公斤重的行装，这还没把自行车和钢盔算上。许多小伙子都在那里惊恐地乱叫着，尖叫着，吼叫着。当时，炮声震耳欲聋，你不得不大声喊叫才有胆量。水中漂浮着尸体。在海滩上，尸体都排成3行，卫生员在激战中对伤员进行包扎和抢救。我总算活了下来。”


“在海滩上，我们不能久留。我们打算使用我们随身带来的折叠式自行车。这些车子我们在英国南部已经用了两年。可是，道路上的碎石块使得我们根本无法骑车。骑车前进了3英里之后，我们奉命把车子都堆放在一起。当地的孩子们也许马上就会发现它们的。头一天夜里，我们在一座教堂的园子里挖了战壕。在那里，我们头一个士兵被迫击炮打死。德国佬在大概1000码远的地方开的炮。我们能看见他们，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后来我们的迫击炮也运来，才把他们打跑。当地的法国居民难以见到，大概都躲进了地窖。当我们准备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农民买一些鸡蛋时，他却听不懂我们的魁北克法语。最后，他用英语回答说：‘你们要什么？’原来，他曾经在法国航空公司做过机师，并在纽约生活过几年，法国投降后才回到乡下居住。显然德国人撤退的时候光顾过这里。整个村庄里都找不到奶牛或马。他送给了我们15个鸡蛋和新鲜的洋葱。我们在他的家里煎了些荷包蛋吃。作为答谢，给了他20美元。”


“我们进入内陆后，发现那些德国佬原来是一些崇拜希特勒的德国青年，还有从意大利、波兰、奥地利征来的士兵。一个朝我开枪的人可真年轻。我一枪就把他毙了。我们根本无法停下来去想被打死的事情。或是你打死他，或是他打死你。打仗就是这样。”











汉斯·冯·卢克（81岁）


D日那天，32岁的冯·卢克是驻诺曼底的德军第21装甲师少校营长。之后，在为期6周的卡昂以北牵制英军滩头堡兵力的激战中，冯·卢克升为上校，并担任了师长。战后，他经营咖啡进口生意，现在已经退休，居住在德国汉堡。他所写的关于诺曼底登陆的回忆录已经在欧洲和美国出版。


“我们这支部队是靠近海岸的唯一一支装甲部队。其他部队都部署在内地，主要是加来海峡一带，因为希特勒和他的幕僚都认为登陆会在那个地方。6月5日至6日夜晚，我的一个连队在外面训练，不过他们带的弹药都是供训练用的假弹药。大约子夜时分，该连连长报告说，有伞兵‘正从我头顶上降下来’。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支别动队。我立刻跑向师司令部去问个究竟。那里抓着几名俘虏。他们之中有一个是英国医生，其他的是士兵。我一个劲地盘问那个医生，但是他只说出他的姓名、职务和开业号码。于是，我同他聊起了我那些在英国皇家掷弹兵近卫队中的老朋友和在英国生活的经历。他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于是我问他是否知道这次偷袭的更多的情况。这时，旁边一个被俘的英国士兵大声笑着说：‘哈哈，这不是偷袭，而是一场入侵！我们要向柏林挺进啦！’医生试图阻止他，但是为时已晚。”


“已经太晚了。当我试图找到我们师长时，我发现他正在巴黎度假。隆美尔也外出，去看他的家人去了。希特勒的总司令部拒不相信我所汇报的一切。他们一口咬定这只是一场佯攻，真正的目标在加来。与此同时，我们得到的命令是只准坚守阵地，不能发起任何进攻。我想，如果我能在凌晨2点前发起反攻，我们就能到达海岸，守住卡昂运河上的桥。我不晓得我们是否能阻止入侵，但我们会重创入侵者的。有可能还会迫使他们撤退的。”


“上午11时许，当我来到一个高地时，只见入侵的大军已经如潮水般在滩头堡登陆。当我们终于在下午2点左右接到反攻的命令时，我们的行动已经处于英军的监视之下。这样，我们遭到了他们的空中打击，伤亡惨重——我们没有空中掩护——他们来自海岸附近的舰炮轰炸则更为猛烈。”


“我们在阵地上坚守了6周，使敌军在滩头堡上无法前进。我们的坦克白天黑夜地向他们进攻。我们筋疲力尽。我们很清楚，只要把他们压制在滩头堡上，入侵是不会成功的。一次，接近这场战役结束的时候，我们发起了进攻，攻占了一处可以俯视索德（Sword）海滩滩头堡的阵地。这时，我们看到那里到处都是部队与辎重。敌方海军的重型舰炮向我们的阵地开火，加拿大第3步兵师和英国人的部队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们只得向法莱斯方向节节败退。对我们来说，诺曼底这场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纪尧姆·梅尔加德（80岁）


法国抵抗组织情报网负责人。他的成员在登陆之前对诺曼底的奥马哈（Omaha）、朱诺（Juno）、戈尔德（Gold）海滩进行了缜密的侦察。之后，他成为美军情报部门的一员，是最先进入慕尼黑附近达豪集中营的盟军部队中的一员。战后，这位曾经是职业自行车运动员的法国人开始经商，并出版地方报纸。他现在居住在法国贝叶。


“1944年3月，我们情报网共有92名成员。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德军军事活动的情报。我们都不是职业情报军官。但我们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使我们的国家重新获得尊严与解放。这一切激励着我们去完成任务。我们骑自行车，坐火车、轿车或马车来回侦察德军动向，大炮的位置，工事，机场，等等。对我来讲，干这事情真是得心应手。作为一名自行车运动员，我可以每天骑80到100公里，前往海边和圣洛去侦察。所有情报都是我骑车获得的。有些情报没有价值，但有些是关于构筑工事和布雷区的情报。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情报是有关霍克角的情报。我们早就把霍克角的火炮阵地已经转移的报告提交给了盟军。但盟军不相信这个情报。德国人伪装得十分成功，以至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以为包括6门155毫米火炮在内的炮兵阵地仍然布置在那里。当我得知美军别动队攀登那里的悬崖时，我一个劲直摇头，因为那是无意义的。可你又无法批评他们。他们的行动的确是十分英勇的。”


“6月2日那天，我们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出的两条电讯获知了关于登陆的消息。对我们这部分成员来说，来自这个电台的电讯应该是‘苏伊士运河地区天气炎热’和‘已成定局’。6月5日星期一，我发现盟军的空运十分繁忙。这使我预感到会有重大情况发生。于是，我把收音机拧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波段。”


“18点30分，从空中传来了第一波电讯，连续两次。之后，出现了短暂的干扰。接着，是第二则电讯，也是连续两次。这时，我知道登陆将于次日在我们这片海岸开始。我们为此已经等了足足四年的时间。当时，我真是激动万分。”


“D日的当天下午，我在贝叶附近的巴赞维尔同英军情报官斯图尔特上尉会了面。我告诉他在贝叶没有更多的德军。我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德军已经后撤，并在踞此以南7到8公里处部署了第一道防线。这里只有10个德军通讯兵守在邮局里。他们是被他们正在撤退的同事抛弃的。他们是跑不掉的。”


“7日凌晨，当头一批英军别动队到达贝叶后，我带领他们奔向邮电局，将德国人抓获。中午时分，200到300名英军抵达贝叶。他们送给我们口香糖和巧克力糖。在后来的8至10天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说他们要去度假了。6月14日，戴高乐将军来到贝叶。这真是令人兴高采烈的一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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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7 9:22:32编辑过]

* 歌剧院幽灵 *





他们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的麦田、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和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海滨……
　



1944年6月6日凌晨，英吉利海峡的迷雾尚未消散之际，来自6个国家的155000多名官兵开始在法国诺曼底实施登陆。


盟军方面的15000多名官兵和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德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头一天——D日阵亡或被俘。对大多数参加诺曼底登陆战的盟军幸存者来说，D日这一天是他们一生中恐怖与昂奋交织在一起的最为难忘的时刻。


1994年6月6日这一天，约50000多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和14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到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凭吊在这场战役中阵亡的盟军将士。


对于每一位亲身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人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他们对这场战役的回忆却仍然记忆犹新。对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年轻人来说，下面这几位老兵讲述的故事，真是一部充满英勇、无畏精神的教科书。








塞缪尔·富勒（81岁）


1944年6月6日凌晨，塞缪尔·富勒作为美军第一步兵师第16团的一名下士，参加了在诺曼底奥马哈滩头的登陆战。由于作战英勇，富勒荣获银星奖章。战后，他投身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事业，先后担任导演与剧作家。现在，他生活在法国巴黎。


“我们登陆之前，天空开始破晓。许多美国士兵跳入海水中。有些人被海水卷走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因为我们有作战时间表：每隔5分钟就有一批登陆艇到达。起初，好象一切顺利：我们有大雾掩护，可以按部就班地向前进。根据法国抵抗组织的情报，我们前面的德军不过是150多个配有自行车的德国青年。但是，我们可没有料到，我们的面前却是德军第352师。我们刚刚在滩头登陆，就遭到了驻守在坚固阵地里的德军猛烈炮火的袭击。上帝啊！我们的面前竟然是这样一支精锐部队！我们的计划全被打乱了。我们的处境岌岌可危。我们无法越过海滩，爬上丘陵，去按原定计划行动。我们被德军挡在那里，而我们的背后就是大海。我们在没有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在海滩上只前进了7码。当时附近最高的地方就是一块礁岩。”


“我们离开海滩的唯一办法，就是炸掉那辆挡着我们去路的废坦克。终于，我们中的一个小伙子成功地用炸药把这辆坦克炸飞了。班长命令我去找我们的指挥官乔治·泰勒上校，告诉他我们已经穿过了海滩。于是，我站起身，准备跑动。当你从那些受伤的或倒在血泊中的士兵身上跑过时，是难以保持身体平衡的。由于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们只能在海水中跑动。海浪拍打在尸体上，一会儿拍向岸边，一会儿推拍向大海。到处可见阵亡者的肢体——这里是一个睾丸，那里是一个脑袋，这里是一个屁股，真是一派肉糊拉拉的地方。肠子，肠子，还是肠子，这就是奥马哈海滩的情景。”


“我找到泰勒时，他正把一支雪茄从嘴上拿下来。他把雪茄递给我说：‘想抽烟吗？’然后，他便说，我可不认为有什么英雄主义，我相信的是奇迹。他站了起来，对我们讲了那句十分有名的话。他说，‘这个海滩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死人，另外一种是快要死的人。让他妈的地狱见鬼去吧。’然后，他开始爬动，之后便跑了起来。他率领我们全体在炮火下穿过海滩。这可不是什么勇敢，而是愤怒与使命感交织在一起的感受。无论你说什么，都别说什么英勇，英武，无畏，坚强。我们是美国步兵，这是我们的行当，没有人是什么英雄。”






肯尼思·巴克曼（69岁）


他作为美军第5军团第二别动营的下士，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他和他的战友成功地对霍克角的一座高30米的悬崖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它。他们的任务是：消灭控制着犹它海滩和奥马哈海滩的155毫米重炮阵地。出乎D日战役的高级指挥官们预料的是，在海岸附近还布设着许多大炮，别动队员们要搜索并炸毁它们。结果，伤亡是惨重的：这场登陆战结束后，全营255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还能战斗，于是该营不久就被撤了下来。6月7日，巴克曼被德军俘虏。战后，他领取了退伍保险金，成为一名投资商人。现在，他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肯辛顿市。


“凡是对我说他不害怕的人，不是白痴，便是撒谎者。你肯定是会感到恐惧的。你无法靠近这个100英尺高的悬崖。在没有火力掩护的情况下，敌人朝你扫射，你就一点也不害怕，这不可能。装备简陋的登陆艇没有火力掩护。一艘登陆艇就是一支基本的登陆单位，上面运载着30多人，顶多只有2名开艇的海军军人。它没有龙骨，因此，只要有风浪，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离海岸还有半英里远或更远的距离时，德军开始朝我们开火。我们可以听到子弹嗖嗖地从艇边上掠过。在悬崖脚下，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海滩。全都是礁岩。登陆艇尽可能地贴到了岸边，水兵放下登陆板，我们便跃入水中。”


“跳下登陆艇，我们就发射了一些连着绳索的铁爪矛，把它们射向悬崖的顶端。之后，我们开始快速向上攀登。我们知道自己应当完成的是什么任务。我们十分清楚，一旦呆在下面无法前进，就会被打成肉泥。我们奋力攀登，德国士兵朝我们抛掷手榴弹、射击。当时，三面都有子弹打来——从左，从右，从中央。我是我们船头一个抓着绳子爬上悬崖顶的人。我在崖顶呆了大约5到10分钟。我在上面搜索敌人。攀登的时候是无法环视四周的。你只能手握粗粗的绳索，手一下又一下地挪动着。你要携带2040至50公斤的行装，有步枪、手枪和子弹。但奇怪的是，我却不在乎这些，好象没怎么用力就爬了上去。”


“头20英尺真是难爬。你又没有可以紧抓的地方。你唯一能握住的东西就是绳子。在接近崖顶时，总算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只要你看到有脑袋从崖顶上露出来，你就得马上把自己的脸贴在峭壁上。否则，就会招来一阵射击。我记得当时我曾从悬崖顶上朝下望，看见我们的一个人负伤躺在海滩上。当时，我在想‘上帝啊，也许我也会这样的’。我要也这样，兴许是活不成了。”


“我爬上崖顶之后，好象到了天堂里一样。上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弹坑。我朝下面望去。下面的家伙都在争先恐后地往上爬。又有几个人中了流弹，掉了下去。海滩上布满了死尸。远处，黑色的驱逐舰和登陆艇象沙丁鱼一样地挤满了方圆两英里的海滩。更远的地方是那些大家伙——炮舰和巡洋舰。我能听到海军炮象闷雷一样轰隆隆炸响的声音。我们就象兔子一样，从一个洞口找到另外一个洞口。我们终于发现他们已经把枪炮挪到半英里远的一个地方。在海军的炮轰下，德国人都跑了。这真令人扫兴。他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在那里搜索了一个小时，结果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有找到。这一个小时就象过了100年似的。这样，我们在岸边搜索了整整一天时间。我们在这天的早上四处去搜索，炸毁了发现到的敌人的枪炮。我要说的是，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为棘手和恼人的事情。你们都不曾有这种经历。每当我想起那些活人都一个个阵亡了的时候，我真是沮丧之极，内心感到凄楚得紧。但是，我们的进攻是有效的。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些仍可使用的枪炮。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毁它们。它们就是这样被我们炸毁了。一天之后，我们就在一个树林里被反扑的德军俘虏了。”








约翰·霍华德（81岁）


当时，这位隶属于英国第6空降师的英军少校指挥着他的部队参加了佩格瑟斯战役。在这场战斗中，他指挥的150名英军官兵守卫着贝努维尔附近，分别位于奥恩河以及奥恩运河上的两座重要的桥梁。


这是6月6日子夜时分的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这是盟军中头一批解放法国领土的部队。这场战斗进展顺利。今天，他生活在英国南部。每年，他都用一个月时间前往法国诺曼底，来到当年激战的战场，凭吊阵亡的战友。


“这一天中的两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头一件是向6架滑翔机下达出发的命令。我来到每架滑翔机前面向他们告别。当我也搭乘滑翔机上天后，我感到喉头的淋巴越来越肿大。看来这是我们正当空中飞行之故。我真不晓得当一小时后我们投入激战时，还能有多少小伙子依然活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着陆。正如我希望的那样，我乘坐的滑翔机是头一架着陆的。我命令第一排马上前进，因为他们担负炸毁碉堡的任务。我们事先分析认为，这座位于桥边河滩上的碉堡里一定装有引爆这两座桥梁的装置。我命令他们一定要让桥梁完好无损。”


“当我从散了架的滑翔机上跳出来的时候，我在50码远的地方看到的头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通过航拍照片研究了数月之久的桥头堡。飞行员使得滑翔机在离那里很近的地方着陆！那里没有枪声，静悄悄的。碉堡的钢门没有上锁。几个小伙子掏出了润滑油管，给门轴浇油。之后我们就悄悄地溜了进去。在碉堡里，我们只抓到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穿裤子的德国老兵。我们是夜里12点16分着陆的。在15分钟里，我们向总部发出了我们代号为‘汉姆和詹姆’的信号——我们已经控制了桥梁。我们的行动计划就象梦里想出来的一般。毫无疑问，D日准确无误的行动多亏了运气和英军精锐之师的战士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每项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这多亏了航拍到的照片和来自法国抵抗组织的情报。”


“我们同奥恩运河桥附近的50多名德军展开激战。他们大多人住在征用的民房里，冲出来的时候还睡眼惺忪的。邓·布拉里奇中尉率领的第一排向运河桥发起进攻。他就要冲上桥时，脖子中弹，倒了下来。他是D日那天盟军阵亡的第一个军人，也是那次行动中唯一牺牲的一个人，尽管我们负伤的人数不少。我们终于控制了这座运河桥。同样，我们还占领了横跨这条大河（按：指奥恩河）的另外一座大桥。”


“我们推测敌人一定会发起反攻来收复运河。而我们必须守住它。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反坦克炮发射的头一发炮弹就把一辆德军坦克击毁了。它就象燃放的烟火那样噼噼啪啪起火燃烧。于是，我命令我的士兵猛烈开火，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兵力很强的假象。我知道我们的伞兵增援部队最快也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德国人退了下去。我们的伞兵于凌晨3点到达运河。他们从桥梁上空跳下来之后，立刻投入战斗，向敌人发起进攻。这就是当夜我们同敌军的战斗情况。”








丹·达林（73岁）


他是加拿大部队的下士，在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占领了滩头堡之后，于D日清晨在朱诺海滩登陆。他所在的格伦加里山地师奉命骑着自行车急行军16公里，去攻占卡昂机场。这项任务由于路面上到处是障碍，而使他们陷入困境。7月8日，达林的腹部中了3弹。战后，他在军中作为军士长服役达29年。现在，他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洛斯特。


“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家，我们搭乘299号登陆艇的人每个人都呕吐了。这种登陆艇只能运送以33人为一排的一个排。登上艇后，军官宣读了艾克的致辞。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拿出全家合影照。我的妻子玛米和在英国降生的两岁大的儿子戴德。我祈祷着。一个士兵祈祷着。然后，我便讲开了玩笑。当时，我并不感到害怕。别人都在打赌能够活着回来，我当时可真没那么乐观。只是觉得这是天意。”


“在8或10英里的地方显露出来的法国，首先是一片硝烟，然后是海滩上的火光。当时的场面是：炮弹嘶嘶地飞过，房屋在燃烧，飞机从头顶掠过，德国佬的88毫米大炮轰轰作响。我感觉到登陆艇撞在了海滩上。这时，海军的一个士兵跳入水中，拖着一条引导我们前进的绳索。我们每个人都把自行车从自行车堆里抽出来。我记得当时海水演到我下巴的位置。负载78公斤重的行装，这还没把自行车和钢盔算上。许多小伙子都在那里惊恐地乱叫着，尖叫着，吼叫着。当时，炮声震耳欲聋，你不得不大声喊叫才有胆量。水中漂浮着尸体。在海滩上，尸体都排成3行，卫生员在激战中对伤员进行包扎和抢救。我总算活了下来。”


“在海滩上，我们不能久留。我们打算使用我们随身带来的折叠式自行车。这些车子我们在英国南部已经用了两年。可是，道路上的碎石块使得我们根本无法骑车。骑车前进了3英里之后，我们奉命把车子都堆放在一起。当地的孩子们也许马上就会发现它们的。头一天夜里，我们在一座教堂的园子里挖了战壕。在那里，我们头一个士兵被迫击炮打死。德国佬在大概1000码远的地方开的炮。我们能看见他们，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后来我们的迫击炮也运来，才把他们打跑。当地的法国居民难以见到，大概都躲进了地窖。当我们准备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农民买一些鸡蛋时，他却听不懂我们的魁北克法语。最后，他用英语回答说：‘你们要什么？’原来，他曾经在法国航空公司做过机师，并在纽约生活过几年，法国投降后才回到乡下居住。显然德国人撤退的时候光顾过这里。整个村庄里都找不到奶牛或马。他送给了我们15个鸡蛋和新鲜的洋葱。我们在他的家里煎了些荷包蛋吃。作为答谢，给了他20美元。”


“我们进入内陆后，发现那些德国佬原来是一些崇拜希特勒的德国青年，还有从意大利、波兰、奥地利征来的士兵。一个朝我开枪的人可真年轻。我一枪就把他毙了。我们根本无法停下来去想被打死的事情。或是你打死他，或是他打死你。打仗就是这样。”











汉斯·冯·卢克（81岁）


D日那天，32岁的冯·卢克是驻诺曼底的德军第21装甲师少校营长。之后，在为期6周的卡昂以北牵制英军滩头堡兵力的激战中，冯·卢克升为上校，并担任了师长。战后，他经营咖啡进口生意，现在已经退休，居住在德国汉堡。他所写的关于诺曼底登陆的回忆录已经在欧洲和美国出版。


“我们这支部队是靠近海岸的唯一一支装甲部队。其他部队都部署在内地，主要是加来海峡一带，因为希特勒和他的幕僚都认为登陆会在那个地方。6月5日至6日夜晚，我的一个连队在外面训练，不过他们带的弹药都是供训练用的假弹药。大约子夜时分，该连连长报告说，有伞兵‘正从我头顶上降下来’。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支别动队。我立刻跑向师司令部去问个究竟。那里抓着几名俘虏。他们之中有一个是英国医生，其他的是士兵。我一个劲地盘问那个医生，但是他只说出他的姓名、职务和开业号码。于是，我同他聊起了我那些在英国皇家掷弹兵近卫队中的老朋友和在英国生活的经历。他的话开始多了起来。于是我问他是否知道这次偷袭的更多的情况。这时，旁边一个被俘的英国士兵大声笑着说：‘哈哈，这不是偷袭，而是一场入侵！我们要向柏林挺进啦！’医生试图阻止他，但是为时已晚。”


“已经太晚了。当我试图找到我们师长时，我发现他正在巴黎度假。隆美尔也外出，去看他的家人去了。希特勒的总司令部拒不相信我所汇报的一切。他们一口咬定这只是一场佯攻，真正的目标在加来。与此同时，我们得到的命令是只准坚守阵地，不能发起任何进攻。我想，如果我能在凌晨2点前发起反攻，我们就能到达海岸，守住卡昂运河上的桥。我不晓得我们是否能阻止入侵，但我们会重创入侵者的。有可能还会迫使他们撤退的。”


“上午11时许，当我来到一个高地时，只见入侵的大军已经如潮水般在滩头堡登陆。当我们终于在下午2点左右接到反攻的命令时，我们的行动已经处于英军的监视之下。这样，我们遭到了他们的空中打击，伤亡惨重——我们没有空中掩护——他们来自海岸附近的舰炮轰炸则更为猛烈。”


“我们在阵地上坚守了6周，使敌军在滩头堡上无法前进。我们的坦克白天黑夜地向他们进攻。我们筋疲力尽。我们很清楚，只要把他们压制在滩头堡上，入侵是不会成功的。一次，接近这场战役结束的时候，我们发起了进攻，攻占了一处可以俯视索德（Sword）海滩滩头堡的阵地。这时，我们看到那里到处都是部队与辎重。敌方海军的重型舰炮向我们的阵地开火，加拿大第3步兵师和英国人的部队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们只得向法莱斯方向节节败退。对我们来说，诺曼底这场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纪尧姆·梅尔加德（80岁）


法国抵抗组织情报网负责人。他的成员在登陆之前对诺曼底的奥马哈（Omaha）、朱诺（Juno）、戈尔德（Gold）海滩进行了缜密的侦察。之后，他成为美军情报部门的一员，是最先进入慕尼黑附近达豪集中营的盟军部队中的一员。战后，这位曾经是职业自行车运动员的法国人开始经商，并出版地方报纸。他现在居住在法国贝叶。


“1944年3月，我们情报网共有92名成员。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德军军事活动的情报。我们都不是职业情报军官。但我们都憧憬着有朝一日能使我们的国家重新获得尊严与解放。这一切激励着我们去完成任务。我们骑自行车，坐火车、轿车或马车来回侦察德军动向，大炮的位置，工事，机场，等等。对我来讲，干这事情真是得心应手。作为一名自行车运动员，我可以每天骑80到100公里，前往海边和圣洛去侦察。所有情报都是我骑车获得的。有些情报没有价值，但有些是关于构筑工事和布雷区的情报。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情报是有关霍克角的情报。我们早就把霍克角的火炮阵地已经转移的报告提交给了盟军。但盟军不相信这个情报。德国人伪装得十分成功，以至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以为包括6门155毫米火炮在内的炮兵阵地仍然布置在那里。当我得知美军别动队攀登那里的悬崖时，我一个劲直摇头，因为那是无意义的。可你又无法批评他们。他们的行动的确是十分英勇的。”


“6月2日那天，我们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播出的两条电讯获知了关于登陆的消息。对我们这部分成员来说，来自这个电台的电讯应该是‘苏伊士运河地区天气炎热’和‘已成定局’。6月5日星期一，我发现盟军的空运十分繁忙。这使我预感到会有重大情况发生。于是，我把收音机拧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波段。”


“18点30分，从空中传来了第一波电讯，连续两次。之后，出现了短暂的干扰。接着，是第二则电讯，也是连续两次。这时，我知道登陆将于次日在我们这片海岸开始。我们为此已经等了足足四年的时间。当时，我真是激动万分。”


“D日的当天下午，我在贝叶附近的巴赞维尔同英军情报官斯图尔特上尉会了面。我告诉他在贝叶没有更多的德军。我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德军已经后撤，并在踞此以南7到8公里处部署了第一道防线。这里只有10个德军通讯兵守在邮局里。他们是被他们正在撤退的同事抛弃的。他们是跑不掉的。”


“7日凌晨，当头一批英军别动队到达贝叶后，我带领他们奔向邮电局，将德国人抓获。中午时分，200到300名英军抵达贝叶。他们送给我们口香糖和巧克力糖。在后来的8至10天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说他们要去度假了。6月14日，戴高乐将军来到贝叶。这真是令人兴高采烈的一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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