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译文连载：特种部队与马，阿富汗，2001年10月7日～12月6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05:15
2001年10月19日（星期五）凌晨2时，MH－47E“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在“信天翁”降落场（Landing Zone Albatross）降落，这里距离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仍在冒烟的纽约半个地球。这是一次惨痛的渗透行动。这架笨重的运输直升机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喀什坎纳巴空军基地起飞，被迫在夜间从不见十指的沙暴中飞越兴都库什山脉的高耸山峰。由于能见度为零，2架负责武装护航的MH－60L黑鹰被迫返航。但是由于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第160特战航空团“暗夜潜行者”（Night Stalkers）的飞行员依靠合成孔径雷达（这种雷达利用微波绘制地形图像）和红外传感器规避飞行路线上的众多障碍，继续驾驶他们的直升机深入敌区。飞行员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敌军火力的尖啸声。幸好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这架比灰狗长途汽车还要大的直升机安全抵达了位于阿富汗北部达利亚苏弗谷地的目的地，机上的特种部队将在这里与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战士会合。
差不多在同时，另一支特种部队在数百英里以南的潘季希尔河谷(Panjshir)着陆，与另一支北方联盟部队会合。
美军战机已对阿富汗进行了12天的轰炸，但是除了一些前期侦察之外，他们是第一批投入地面作战的美军部队。乔治•W•布什总统没有选择之前曾使苏联和英国人陷入泥淖的传统的地面入侵，他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战术：用大规模空袭和少量特种部队支援与塔利班交战多年却战果寥寥的北方联盟。只有在北方联盟失利的情况下，美国地面部队才会大规模进入阿富汗。
通常被称为“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他们自己更愿意被称为“静默职业者”或更简洁的“行动者”）是这一战术的核心。 他们每12人组成一个行动队（A-team）。每个行动分遣队（Operational Detachment-Alpha，ODA）由1名年轻的上尉指挥，队员则是精通武器使用、战斗工兵、情报、医疗和通讯的高级军士。每支ODA专门负责世界的某一地区；现在进入阿富汗的部队来自驻扎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Fort Campbell）的第5特种群（5th Specail Force Group）。他们专门在中东和中亚执行任务，会说当地语言，尽管他们并不熟悉阿富汗。
9月11日，他们被迅速派往秘密的隔离营地，并被告知准备与在美国境内发动历史上最致命攻击的元凶交战。尽管训练有素，但是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只获得极为不完全的情报。某行动队要求获得他们将与之会合的阿富汗武装头领阿塔•穆罕默德（Attah Mohammed）的有关情报，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已死的劫机犯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h）的简介。 他们不知道当自己渗透入这块被称为“帝国主义坟墓”的土地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苏联均在这里碰得头破血流——有什么可以指望。
当“支奴干”的后舱门打开后，ODA595的12名队员——他们每人均背着100磅以上的装备——迅速穿过“支奴干”直升机的2个旋翼所掀起的尘雾，进入预定的战斗位置。一队带着MSL头巾、装备着AK－47和火箭筒的阿富汗人从黑暗中现身，接近他们。美军士兵的手指扣住了M－4卡宾枪的扳机。行动队的准尉说：“这就像‘星球大战’电影中的沙人向你走来一样。” 幸运的是，这些陌生人是友军。他们是北方联盟的代表，任务是将这些新来者带到一小群土砖建筑里，让他们在牛棚里歇息。
次日早晨9时，一支20人的武装马队驰入营地。几分钟后，反塔利班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特姆将军（Abdul Rashid Dostum）在另外30名骑马者的护卫下到来。 一名记者称杜斯塔姆“体格结实，褐白相间的杂乱短发垂在眉毛上，这让他看上去像一头易怒的熊”。 他是乌兹别克族人，教育程度为7年级，在阿富汗的多年战争中曾为多方效力。在1980年代，他为苏联支持的政府军效力，与MSL游击队作战。在1992年原政权倒台后，他转而与反抗力量领袖艾哈迈德•沙•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结盟，帮助他攻占了喀布尔。这一军阀政权因残暴罪行而臭名昭著，导致了塔利班的兴起，塔利班是由一群宣称严格奉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学院学生组成的。杜斯塔姆及其盟友被塔利班逐出了喀布尔，撤退至阿富汗北部，自从那时起，他们就在那里与塔利班政权作战。
迄今为止，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在推翻阿富汗新统治者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控制的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5％，他们约15000人的部队无法在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装备也较好的塔利班军队面前取得任何进展——将外国志愿者部队（主要是阿拉伯人）计算在内，塔利班至少拥有40000人。 在“9.11”两天之前，基地组织的自杀炸弹袭击者伪装成记者，将马苏德刺杀，之后反塔利班联盟陷入了混乱。杜斯塔姆热切希望看到美国是否能最终打破这一僵局。
这位乌兹别克族军阀请求部分新到达的特种部队成员与他一同前往其指挥部，在那里策划一场即将发动的攻势。ODA 595的部分成员留在后方，引导空投补给，为杜斯塔姆山穷水尽的部队提供给养，与此同时，6名队员在行动分遣队队长马克•努茨上尉（Mark Nutsch）的率领下，骑着吃苦耐劳的小马与杜斯塔姆同行。有着沙色头发的努茨骑术高明。但是他大多数手下却从未有过骑马的经历。美军士兵已有80多年没有骑马作战了。 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一边通过3英尺宽的危险山路，一边学习骑马，他们知道只要一次失误就会导致丧命。一名军士长这样回忆这次6小时的艰难跋涉：“这令人相当痛苦，他们在简单的木制马鞍上铺一块毛毡，下面是短马镫。我想学会的第一句达里语是；‘如何让马停下来？’”
在空降后2天，10月21日（星期日），ODA 595与杜斯塔姆协同，发动了首次进攻。他们使用的武器超出之前任何骑兵的想象。依靠GPS接收器，特遣队对远方的塔利班堡垒进行定位，并将坐标传送到2万英尺高空的B－52轰炸机上。当卫星制导炸弹倾泄而下时，在蓝色天空中只能看到一道白色尾迹。最初投下的一批炸弹没有命中目标，这是因为杜斯塔姆担心盟友的安全，不让美国人太过接近前线，导致了观察精度不足。但是杜斯塔姆兴高采烈。美国炸弹的出现极大鼓舞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对塔利班则是一个巨大打击。他拿起一个步话机，调到敌方频率，告诉对面的塔利班指挥官：“我是杜斯塔姆将军，我就在这里，我带着美国人来了。”
不过人们尚不清楚这些新来者能实现些什么。在数百架飞机支援下的小规模特种部队真的能扭转业已僵持多年的战局么？即便是美军指挥官，对此也不十分乐观。他们预计在北方联盟发动春季攻势前，需要准备好几个月，而攻克喀布尔至少需要1年。一名被派往中央战区司令部任职的军官回忆道：“他们认为先投入特种部队，让其随便打几个月，当第101和第82空降师到达后，真正的战斗才会开始。”
由于尚未取得战果，新闻界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唤醒越战的悲惨回忆了。 制造“另一个越南”是奥萨姆•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领袖最希望看到的场面。通过攻击纽约和华盛顿，他们希望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拖入泥潭，造就可与1980年代对苏胜利相媲美的 、阿富汗圣战者的又一次胜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1980年的苏军和2001年的美军之间的巨大不同。同样重要的是，前者是工业时代的低技术产物，而后者正在为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重新自我建构。这一变革将在阿富汗初现峥嵘。2001年10月19日（星期五）凌晨2时，MH－47E“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在“信天翁”降落场（Landing Zone Albatross）降落，这里距离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仍在冒烟的纽约半个地球。这是一次惨痛的渗透行动。这架笨重的运输直升机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喀什坎纳巴空军基地起飞，被迫在夜间从不见十指的沙暴中飞越兴都库什山脉的高耸山峰。由于能见度为零，2架负责武装护航的MH－60L黑鹰被迫返航。但是由于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第160特战航空团“暗夜潜行者”（Night Stalkers）的飞行员依靠合成孔径雷达（这种雷达利用微波绘制地形图像）和红外传感器规避飞行路线上的众多障碍，继续驾驶他们的直升机深入敌区。飞行员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敌军火力的尖啸声。幸好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这架比灰狗长途汽车还要大的直升机安全抵达了位于阿富汗北部达利亚苏弗谷地的目的地，机上的特种部队将在这里与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战士会合。
差不多在同时，另一支特种部队在数百英里以南的潘季希尔河谷(Panjshir)着陆，与另一支北方联盟部队会合。
美军战机已对阿富汗进行了12天的轰炸，但是除了一些前期侦察之外，他们是第一批投入地面作战的美军部队。乔治•W•布什总统没有选择之前曾使苏联和英国人陷入泥淖的传统的地面入侵，他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战术：用大规模空袭和少量特种部队支援与塔利班交战多年却战果寥寥的北方联盟。只有在北方联盟失利的情况下，美国地面部队才会大规模进入阿富汗。
通常被称为“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他们自己更愿意被称为“静默职业者”或更简洁的“行动者”）是这一战术的核心。 他们每12人组成一个行动队（A-team）。每个行动分遣队（Operational Detachment-Alpha，ODA）由1名年轻的上尉指挥，队员则是精通武器使用、战斗工兵、情报、医疗和通讯的高级军士。每支ODA专门负责世界的某一地区；现在进入阿富汗的部队来自驻扎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Fort Campbell）的第5特种群（5th Specail Force Group）。他们专门在中东和中亚执行任务，会说当地语言，尽管他们并不熟悉阿富汗。
9月11日，他们被迅速派往秘密的隔离营地，并被告知准备与在美国境内发动历史上最致命攻击的元凶交战。尽管训练有素，但是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只获得极为不完全的情报。某行动队要求获得他们将与之会合的阿富汗武装头领阿塔•穆罕默德（Attah Mohammed）的有关情报，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已死的劫机犯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h）的简介。 他们不知道当自己渗透入这块被称为“帝国主义坟墓”的土地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苏联均在这里碰得头破血流——有什么可以指望。
当“支奴干”的后舱门打开后，ODA595的12名队员——他们每人均背着100磅以上的装备——迅速穿过“支奴干”直升机的2个旋翼所掀起的尘雾，进入预定的战斗位置。一队带着MSL头巾、装备着AK－47和火箭筒的阿富汗人从黑暗中现身，接近他们。美军士兵的手指扣住了M－4卡宾枪的扳机。行动队的准尉说：“这就像‘星球大战’电影中的沙人向你走来一样。” 幸运的是，这些陌生人是友军。他们是北方联盟的代表，任务是将这些新来者带到一小群土砖建筑里，让他们在牛棚里歇息。
次日早晨9时，一支20人的武装马队驰入营地。几分钟后，反塔利班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特姆将军（Abdul Rashid Dostum）在另外30名骑马者的护卫下到来。 一名记者称杜斯塔姆“体格结实，褐白相间的杂乱短发垂在眉毛上，这让他看上去像一头易怒的熊”。 他是乌兹别克族人，教育程度为7年级，在阿富汗的多年战争中曾为多方效力。在1980年代，他为苏联支持的政府军效力，与MSL游击队作战。在1992年原政权倒台后，他转而与反抗力量领袖艾哈迈德•沙•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结盟，帮助他攻占了喀布尔。这一军阀政权因残暴罪行而臭名昭著，导致了塔利班的兴起，塔利班是由一群宣称严格奉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学院学生组成的。杜斯塔姆及其盟友被塔利班逐出了喀布尔，撤退至阿富汗北部，自从那时起，他们就在那里与塔利班政权作战。
迄今为止，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在推翻阿富汗新统治者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控制的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5％，他们约15000人的部队无法在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装备也较好的塔利班军队面前取得任何进展——将外国志愿者部队（主要是阿拉伯人）计算在内，塔利班至少拥有40000人。 在“9.11”两天之前，基地组织的自杀炸弹袭击者伪装成记者，将马苏德刺杀，之后反塔利班联盟陷入了混乱。杜斯塔姆热切希望看到美国是否能最终打破这一僵局。
这位乌兹别克族军阀请求部分新到达的特种部队成员与他一同前往其指挥部，在那里策划一场即将发动的攻势。ODA 595的部分成员留在后方，引导空投补给，为杜斯塔姆山穷水尽的部队提供给养，与此同时，6名队员在行动分遣队队长马克•努茨上尉（Mark Nutsch）的率领下，骑着吃苦耐劳的小马与杜斯塔姆同行。有着沙色头发的努茨骑术高明。但是他大多数手下却从未有过骑马的经历。美军士兵已有80多年没有骑马作战了。 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一边通过3英尺宽的危险山路，一边学习骑马，他们知道只要一次失误就会导致丧命。一名军士长这样回忆这次6小时的艰难跋涉：“这令人相当痛苦，他们在简单的木制马鞍上铺一块毛毡，下面是短马镫。我想学会的第一句达里语是；‘如何让马停下来？’”
在空降后2天，10月21日（星期日），ODA 595与杜斯塔姆协同，发动了首次进攻。他们使用的武器超出之前任何骑兵的想象。依靠GPS接收器，特遣队对远方的塔利班堡垒进行定位，并将坐标传送到2万英尺高空的B－52轰炸机上。当卫星制导炸弹倾泄而下时，在蓝色天空中只能看到一道白色尾迹。最初投下的一批炸弹没有命中目标，这是因为杜斯塔姆担心盟友的安全，不让美国人太过接近前线，导致了观察精度不足。但是杜斯塔姆兴高采烈。美国炸弹的出现极大鼓舞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对塔利班则是一个巨大打击。他拿起一个步话机，调到敌方频率，告诉对面的塔利班指挥官：“我是杜斯塔姆将军，我就在这里，我带着美国人来了。”
不过人们尚不清楚这些新来者能实现些什么。在数百架飞机支援下的小规模特种部队真的能扭转业已僵持多年的战局么？即便是美军指挥官，对此也不十分乐观。他们预计在北方联盟发动春季攻势前，需要准备好几个月，而攻克喀布尔至少需要1年。一名被派往中央战区司令部任职的军官回忆道：“他们认为先投入特种部队，让其随便打几个月，当第101和第82空降师到达后，真正的战斗才会开始。”
由于尚未取得战果，新闻界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唤醒越战的悲惨回忆了。 制造“另一个越南”是奥萨姆•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领袖最希望看到的场面。通过攻击纽约和华盛顿，他们希望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拖入泥潭，造就可与1980年代对苏胜利相媲美的 、阿富汗圣战者的又一次胜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1980年的苏军和2001年的美军之间的巨大不同。同样重要的是，前者是工业时代的低技术产物，而后者正在为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重新自我建构。这一变革将在阿富汗初现峥嵘。
差不多在同时，另一支特种部队在数百英里以南的潘季希尔河谷(Panjshir)着陆，与另一支北方联盟部队会合。
美军战机已对阿富汗进行了12天的轰炸，但是除了一些前期侦察之外，他们是第一批投入地面作战的美军部队。乔治•W•布什总统没有选择之前曾使苏联和英国人陷入泥淖的传统的地面入侵，他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战术：用大规模空袭和少量特种部队支援与塔利班交战多年却战果寥寥的北方联盟。只有在北方联盟失利的情况下，美国地面部队才会大规模进入阿富汗。
通常被称为“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他们自己更愿意被称为“静默职业者”或更简洁的“行动者”）是这一战术的核心。 他们每12人组成一个行动队（A-team）。每个行动分遣队（Operational Detachment-Alpha，ODA）由1名年轻的上尉指挥，队员则是精通武器使用、战斗工兵、情报、医疗和通讯的高级军士。每支ODA专门负责世界的某一地区；现在进入阿富汗的部队来自驻扎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Fort Campbell）的第5特种群（5th Specail Force Group）。他们专门在中东和中亚执行任务，会说当地语言，尽管他们并不熟悉阿富汗。
9月11日，他们被迅速派往秘密的隔离营地，并被告知准备与在美国境内发动历史上最致命攻击的元凶交战。尽管训练有素，但是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只获得极为不完全的情报。某行动队要求获得他们将与之会合的阿富汗武装头领阿塔•穆罕默德（Attah Mohammed）的有关情报，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已死的劫机犯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h）的简介。 他们不知道当自己渗透入这块被称为“帝国主义坟墓”的土地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苏联均在这里碰得头破血流——有什么可以指望。
当“支奴干”的后舱门打开后，ODA595的12名队员——他们每人均背着100磅以上的装备——迅速穿过“支奴干”直升机的2个旋翼所掀起的尘雾，进入预定的战斗位置。一队带着MSL头巾、装备着AK－47和火箭筒的阿富汗人从黑暗中现身，接近他们。美军士兵的手指扣住了M－4卡宾枪的扳机。行动队的准尉说：“这就像‘星球大战’电影中的沙人向你走来一样。” 幸运的是，这些陌生人是友军。他们是北方联盟的代表，任务是将这些新来者带到一小群土砖建筑里，让他们在牛棚里歇息。
次日早晨9时，一支20人的武装马队驰入营地。几分钟后，反塔利班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特姆将军（Abdul Rashid Dostum）在另外30名骑马者的护卫下到来。 一名记者称杜斯塔姆“体格结实，褐白相间的杂乱短发垂在眉毛上，这让他看上去像一头易怒的熊”。 他是乌兹别克族人，教育程度为7年级，在阿富汗的多年战争中曾为多方效力。在1980年代，他为苏联支持的政府军效力，与MSL游击队作战。在1992年原政权倒台后，他转而与反抗力量领袖艾哈迈德•沙•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结盟，帮助他攻占了喀布尔。这一军阀政权因残暴罪行而臭名昭著，导致了塔利班的兴起，塔利班是由一群宣称严格奉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学院学生组成的。杜斯塔姆及其盟友被塔利班逐出了喀布尔，撤退至阿富汗北部，自从那时起，他们就在那里与塔利班政权作战。
迄今为止，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在推翻阿富汗新统治者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控制的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5％，他们约15000人的部队无法在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装备也较好的塔利班军队面前取得任何进展——将外国志愿者部队（主要是阿拉伯人）计算在内，塔利班至少拥有40000人。 在“9.11”两天之前，基地组织的自杀炸弹袭击者伪装成记者，将马苏德刺杀，之后反塔利班联盟陷入了混乱。杜斯塔姆热切希望看到美国是否能最终打破这一僵局。
这位乌兹别克族军阀请求部分新到达的特种部队成员与他一同前往其指挥部，在那里策划一场即将发动的攻势。ODA 595的部分成员留在后方，引导空投补给，为杜斯塔姆山穷水尽的部队提供给养，与此同时，6名队员在行动分遣队队长马克•努茨上尉（Mark Nutsch）的率领下，骑着吃苦耐劳的小马与杜斯塔姆同行。有着沙色头发的努茨骑术高明。但是他大多数手下却从未有过骑马的经历。美军士兵已有80多年没有骑马作战了。 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一边通过3英尺宽的危险山路，一边学习骑马，他们知道只要一次失误就会导致丧命。一名军士长这样回忆这次6小时的艰难跋涉：“这令人相当痛苦，他们在简单的木制马鞍上铺一块毛毡，下面是短马镫。我想学会的第一句达里语是；‘如何让马停下来？’”
在空降后2天，10月21日（星期日），ODA 595与杜斯塔姆协同，发动了首次进攻。他们使用的武器超出之前任何骑兵的想象。依靠GPS接收器，特遣队对远方的塔利班堡垒进行定位，并将坐标传送到2万英尺高空的B－52轰炸机上。当卫星制导炸弹倾泄而下时，在蓝色天空中只能看到一道白色尾迹。最初投下的一批炸弹没有命中目标，这是因为杜斯塔姆担心盟友的安全，不让美国人太过接近前线，导致了观察精度不足。但是杜斯塔姆兴高采烈。美国炸弹的出现极大鼓舞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对塔利班则是一个巨大打击。他拿起一个步话机，调到敌方频率，告诉对面的塔利班指挥官：“我是杜斯塔姆将军，我就在这里，我带着美国人来了。”
不过人们尚不清楚这些新来者能实现些什么。在数百架飞机支援下的小规模特种部队真的能扭转业已僵持多年的战局么？即便是美军指挥官，对此也不十分乐观。他们预计在北方联盟发动春季攻势前，需要准备好几个月，而攻克喀布尔至少需要1年。一名被派往中央战区司令部任职的军官回忆道：“他们认为先投入特种部队，让其随便打几个月，当第101和第82空降师到达后，真正的战斗才会开始。”
由于尚未取得战果，新闻界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唤醒越战的悲惨回忆了。 制造“另一个越南”是奥萨姆•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领袖最希望看到的场面。通过攻击纽约和华盛顿，他们希望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拖入泥潭，造就可与1980年代对苏胜利相媲美的 、阿富汗圣战者的又一次胜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1980年的苏军和2001年的美军之间的巨大不同。同样重要的是，前者是工业时代的低技术产物，而后者正在为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重新自我建构。这一变革将在阿富汗初现峥嵘。2001年10月19日（星期五）凌晨2时，MH－47E“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在“信天翁”降落场（Landing Zone Albatross）降落，这里距离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仍在冒烟的纽约半个地球。这是一次惨痛的渗透行动。这架笨重的运输直升机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喀什坎纳巴空军基地起飞，被迫在夜间从不见十指的沙暴中飞越兴都库什山脉的高耸山峰。由于能见度为零，2架负责武装护航的MH－60L黑鹰被迫返航。但是由于知道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第160特战航空团“暗夜潜行者”（Night Stalkers）的飞行员依靠合成孔径雷达（这种雷达利用微波绘制地形图像）和红外传感器规避飞行路线上的众多障碍，继续驾驶他们的直升机深入敌区。飞行员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敌军火力的尖啸声。幸好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这架比灰狗长途汽车还要大的直升机安全抵达了位于阿富汗北部达利亚苏弗谷地的目的地，机上的特种部队将在这里与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战士会合。
差不多在同时，另一支特种部队在数百英里以南的潘季希尔河谷(Panjshir)着陆，与另一支北方联盟部队会合。
美军战机已对阿富汗进行了12天的轰炸，但是除了一些前期侦察之外，他们是第一批投入地面作战的美军部队。乔治•W•布什总统没有选择之前曾使苏联和英国人陷入泥淖的传统的地面入侵，他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战术：用大规模空袭和少量特种部队支援与塔利班交战多年却战果寥寥的北方联盟。只有在北方联盟失利的情况下，美国地面部队才会大规模进入阿富汗。
通常被称为“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他们自己更愿意被称为“静默职业者”或更简洁的“行动者”）是这一战术的核心。 他们每12人组成一个行动队（A-team）。每个行动分遣队（Operational Detachment-Alpha，ODA）由1名年轻的上尉指挥，队员则是精通武器使用、战斗工兵、情报、医疗和通讯的高级军士。每支ODA专门负责世界的某一地区；现在进入阿富汗的部队来自驻扎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Fort Campbell）的第5特种群（5th Specail Force Group）。他们专门在中东和中亚执行任务，会说当地语言，尽管他们并不熟悉阿富汗。
9月11日，他们被迅速派往秘密的隔离营地，并被告知准备与在美国境内发动历史上最致命攻击的元凶交战。尽管训练有素，但是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只获得极为不完全的情报。某行动队要求获得他们将与之会合的阿富汗武装头领阿塔•穆罕默德（Attah Mohammed）的有关情报，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已死的劫机犯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h）的简介。 他们不知道当自己渗透入这块被称为“帝国主义坟墓”的土地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苏联均在这里碰得头破血流——有什么可以指望。
当“支奴干”的后舱门打开后，ODA595的12名队员——他们每人均背着100磅以上的装备——迅速穿过“支奴干”直升机的2个旋翼所掀起的尘雾，进入预定的战斗位置。一队带着MSL头巾、装备着AK－47和火箭筒的阿富汗人从黑暗中现身，接近他们。美军士兵的手指扣住了M－4卡宾枪的扳机。行动队的准尉说：“这就像‘星球大战’电影中的沙人向你走来一样。” 幸运的是，这些陌生人是友军。他们是北方联盟的代表，任务是将这些新来者带到一小群土砖建筑里，让他们在牛棚里歇息。
次日早晨9时，一支20人的武装马队驰入营地。几分钟后，反塔利班运动的重要领袖之一，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特姆将军（Abdul Rashid Dostum）在另外30名骑马者的护卫下到来。 一名记者称杜斯塔姆“体格结实，褐白相间的杂乱短发垂在眉毛上，这让他看上去像一头易怒的熊”。 他是乌兹别克族人，教育程度为7年级，在阿富汗的多年战争中曾为多方效力。在1980年代，他为苏联支持的政府军效力，与MSL游击队作战。在1992年原政权倒台后，他转而与反抗力量领袖艾哈迈德•沙•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结盟，帮助他攻占了喀布尔。这一军阀政权因残暴罪行而臭名昭著，导致了塔利班的兴起，塔利班是由一群宣称严格奉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学院学生组成的。杜斯塔姆及其盟友被塔利班逐出了喀布尔，撤退至阿富汗北部，自从那时起，他们就在那里与塔利班政权作战。
迄今为止，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在推翻阿富汗新统治者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们控制的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5％，他们约15000人的部队无法在人数占据绝对优势、装备也较好的塔利班军队面前取得任何进展——将外国志愿者部队（主要是阿拉伯人）计算在内，塔利班至少拥有40000人。 在“9.11”两天之前，基地组织的自杀炸弹袭击者伪装成记者，将马苏德刺杀，之后反塔利班联盟陷入了混乱。杜斯塔姆热切希望看到美国是否能最终打破这一僵局。
这位乌兹别克族军阀请求部分新到达的特种部队成员与他一同前往其指挥部，在那里策划一场即将发动的攻势。ODA 595的部分成员留在后方，引导空投补给，为杜斯塔姆山穷水尽的部队提供给养，与此同时，6名队员在行动分遣队队长马克•努茨上尉（Mark Nutsch）的率领下，骑着吃苦耐劳的小马与杜斯塔姆同行。有着沙色头发的努茨骑术高明。但是他大多数手下却从未有过骑马的经历。美军士兵已有80多年没有骑马作战了。 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一边通过3英尺宽的危险山路，一边学习骑马，他们知道只要一次失误就会导致丧命。一名军士长这样回忆这次6小时的艰难跋涉：“这令人相当痛苦，他们在简单的木制马鞍上铺一块毛毡，下面是短马镫。我想学会的第一句达里语是；‘如何让马停下来？’”
在空降后2天，10月21日（星期日），ODA 595与杜斯塔姆协同，发动了首次进攻。他们使用的武器超出之前任何骑兵的想象。依靠GPS接收器，特遣队对远方的塔利班堡垒进行定位，并将坐标传送到2万英尺高空的B－52轰炸机上。当卫星制导炸弹倾泄而下时，在蓝色天空中只能看到一道白色尾迹。最初投下的一批炸弹没有命中目标，这是因为杜斯塔姆担心盟友的安全，不让美国人太过接近前线，导致了观察精度不足。但是杜斯塔姆兴高采烈。美国炸弹的出现极大鼓舞了他的部队的士气，对塔利班则是一个巨大打击。他拿起一个步话机，调到敌方频率，告诉对面的塔利班指挥官：“我是杜斯塔姆将军，我就在这里，我带着美国人来了。”
不过人们尚不清楚这些新来者能实现些什么。在数百架飞机支援下的小规模特种部队真的能扭转业已僵持多年的战局么？即便是美军指挥官，对此也不十分乐观。他们预计在北方联盟发动春季攻势前，需要准备好几个月，而攻克喀布尔至少需要1年。一名被派往中央战区司令部任职的军官回忆道：“他们认为先投入特种部队，让其随便打几个月，当第101和第82空降师到达后，真正的战斗才会开始。”
由于尚未取得战果，新闻界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唤醒越战的悲惨回忆了。 制造“另一个越南”是奥萨姆•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领袖最希望看到的场面。通过攻击纽约和华盛顿，他们希望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拖入泥潭，造就可与1980年代对苏胜利相媲美的 、阿富汗圣战者的又一次胜利。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1980年的苏军和2001年的美军之间的巨大不同。同样重要的是，前者是工业时代的低技术产物，而后者正在为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重新自我建构。这一变革将在阿富汗初现峥嵘。
并非只有美国人在利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他们的敌人同样也在这么做。基地组织使用其痛加诋斥的世俗世界所制造的最精密工具，来宣扬宗教极端主义。其领袖是受过大学教育的行家里手：奥萨姆•本•拉登是工程师；其副手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 Zawahiri）是一名医生。他们使用移动电话、卫星电话、传真机、email、聊天软件、网站、卫星电视、CD光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与外界联络。根据一位记者所说，恐怖分子甚至在喀布尔安排了一名业务主管，负责“维护复杂的计算机网络，在该网络上巧妙地部署着该组织的组织结构和战略事项。”
基地组织非常适于进行兰德公司分析家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和大卫•伦菲尔德（David Ronfeldt）所称的“网络战”。网络战不仅是指网络攻击，还包括由依托于网络、高度分散的组织发动的任何形式的攻击。基地组织的结构呈分散式网状，与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埃及的伊斯兰圣战者织等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有着松散的联系；它完全不同于先前那些有着严密组织结构的对手——例如苏联等。基地组织不具备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实力，但它分散而隐蔽，不是一个易于打击的目标。随着世界日益全球化所产生的可乘之机，本•拉登的组织卓有成效地利用其敌人的脆弱点展开行动。美军中央战区司令部将这一对手称为“事实上的伊斯兰王国”。
对于发动网络战而言，先进技术并非不可或缺的 ；有时机智的游击战者只需利用信使和声音暗号等简单手段，就能指挥其部下，1993～1994年间，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拉赫•艾迪德就是通过上述手段逃脱了美军的抓捕行动。但是信息时代的技术成果使这样的游击战者变得更为致命：正如奥萨姆•本•拉登所成功实施的那样，他可以将其行动拓展到全球范围。政治学家拉詹•梅农将基地组织与通用动力公司进行了类比分析。他主张：两者均是全球性的跨国组织，“依靠高速传输、计算机化的全球金融网络和通讯系统，实现即时联络与财力人力的整备”。 （挖苦者还可以给这一结论加上一条：近年来，基地组织的事业比通用动力公司成功得多。）
当然，美国政府拥有的计算机的性能远比基地组织从IBM和康柏公司购买的更强大。在9/11事件前，基地组织每年的行动经费约为3000万美元。 而美国的年度情报支出为300亿美元，军费为3500亿美元。不过美国政府未能对其资源进行最优化的使用。正如上文所见，组织、训练和程序的重大变革是利用技术革命成果的必备条件。而这些变革尚未在美国政府中全面出现。2001年，绝大多数联邦政府部门仍是以工业时代的等级结构，而非信息时代的网络状结构，为组织形态的，而且他们注意的焦点仍是传统的敌对国家，而非全球恐怖组织的威胁。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甚至同一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很少互通讯息。例如，联邦调查局就禁止情报分析人员与犯罪调查人员共享情报。联邦调查局的上述两个部门使用1980年代的过时计算机拔号上网，根据一位记者的描述，“完成一次搜索，需要11次按键”。
在位于华盛顿市区的联邦调查局总部30英里以北，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从其遍布全球的监听站中获得了海量讯息，但是它没有足够的阿拉伯语分析人员，无法详细研判所有情报材料，分析出其含义。信息时代的通讯爆炸超出窃听者的能力上限。而且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过光纤、因特网和数字移动电话传输，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通讯手段比依靠卫星和微波中继传输的传统电话和传真更难监听。在国家安全局拜占庭式的官僚体系下，各高层主管颇具“军阀”气，不愿意与他人共享情报，这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
这场电子战中猫和老鼠的游戏，就像德军和盟军在二战的大西洋战役中那样针锋相对。美国人掌握了如何通过移动电话通讯追踪基地组织的行动，甚至还发明出了通过移动电话的通讯电波反向制导导弹攻击的方法 ；基地组织注意到了这一通讯漏洞所导致的危险，停止使用移动电话，转而使用信使和加密的电子邮件和网络留言。一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写道，基地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其行动有极好的保密” 。要渗透这样一个隐秘组织需要的是间谍，而不仅仅是电子设备，但是中央情报局在“人力情报”方面却极端无能。
美国与其盟友在与基地组织的交锋中，偶尔也获得了一些胜利，例如1995年挫败了一起在太平洋上空同时炸毁多架客机的计划，1999年阻止了针对约旦多家酒店和洛杉矶机场的爆炸阴谋。但就大体而言，西方在与残酷的恐怖分子网络的交锋中节节失利，而恐怖分子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基地组织非常适于进行兰德公司分析家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和大卫•伦菲尔德（David Ronfeldt）所称的“网络战”。网络战不仅是指网络攻击，还包括由依托于网络、高度分散的组织发动的任何形式的攻击。基地组织的结构呈分散式网状，与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埃及的伊斯兰圣战者织等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有着松散的联系；它完全不同于先前那些有着严密组织结构的对手——例如苏联等。基地组织不具备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实力，但它分散而隐蔽，不是一个易于打击的目标。随着世界日益全球化所产生的可乘之机，本•拉登的组织卓有成效地利用其敌人的脆弱点展开行动。美军中央战区司令部将这一对手称为“事实上的伊斯兰王国”。
对于发动网络战而言，先进技术并非不可或缺的 ；有时机智的游击战者只需利用信使和声音暗号等简单手段，就能指挥其部下，1993～1994年间，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拉赫•艾迪德就是通过上述手段逃脱了美军的抓捕行动。但是信息时代的技术成果使这样的游击战者变得更为致命：正如奥萨姆•本•拉登所成功实施的那样，他可以将其行动拓展到全球范围。政治学家拉詹•梅农将基地组织与通用动力公司进行了类比分析。他主张：两者均是全球性的跨国组织，“依靠高速传输、计算机化的全球金融网络和通讯系统，实现即时联络与财力人力的整备”。 （挖苦者还可以给这一结论加上一条：近年来，基地组织的事业比通用动力公司成功得多。）
当然，美国政府拥有的计算机的性能远比基地组织从IBM和康柏公司购买的更强大。在9/11事件前，基地组织每年的行动经费约为3000万美元。 而美国的年度情报支出为300亿美元，军费为3500亿美元。不过美国政府未能对其资源进行最优化的使用。正如上文所见，组织、训练和程序的重大变革是利用技术革命成果的必备条件。而这些变革尚未在美国政府中全面出现。2001年，绝大多数联邦政府部门仍是以工业时代的等级结构，而非信息时代的网络状结构，为组织形态的，而且他们注意的焦点仍是传统的敌对国家，而非全球恐怖组织的威胁。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甚至同一机构的不同部门之间，也很少互通讯息。例如，联邦调查局就禁止情报分析人员与犯罪调查人员共享情报。联邦调查局的上述两个部门使用1980年代的过时计算机拔号上网，根据一位记者的描述，“完成一次搜索，需要11次按键”。
在位于华盛顿市区的联邦调查局总部30英里以北，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从其遍布全球的监听站中获得了海量讯息，但是它没有足够的阿拉伯语分析人员，无法详细研判所有情报材料，分析出其含义。信息时代的通讯爆炸超出窃听者的能力上限。而且越来越多的信息通过光纤、因特网和数字移动电话传输，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通讯手段比依靠卫星和微波中继传输的传统电话和传真更难监听。在国家安全局拜占庭式的官僚体系下，各高层主管颇具“军阀”气，不愿意与他人共享情报，这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
这场电子战中猫和老鼠的游戏，就像德军和盟军在二战的大西洋战役中那样针锋相对。美国人掌握了如何通过移动电话通讯追踪基地组织的行动，甚至还发明出了通过移动电话的通讯电波反向制导导弹攻击的方法 ；基地组织注意到了这一通讯漏洞所导致的危险，停止使用移动电话，转而使用信使和加密的电子邮件和网络留言。一名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写道，基地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其行动有极好的保密” 。要渗透这样一个隐秘组织需要的是间谍，而不仅仅是电子设备，但是中央情报局在“人力情报”方面却极端无能。
美国与其盟友在与基地组织的交锋中，偶尔也获得了一些胜利，例如1995年挫败了一起在太平洋上空同时炸毁多架客机的计划，1999年阻止了针对约旦多家酒店和洛杉矶机场的爆炸阴谋。但就大体而言，西方在与残酷的恐怖分子网络的交锋中节节失利，而恐怖分子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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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的兴起
从1980年代开始，奥萨姆•本•拉登就活跃于为阿富汗抗苏武装提供圣战者和资金援助。1988年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本•拉登与巴基斯坦毛拉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决定建立基地组织，作为未来圣战的中流砥柱。次年，阿扎姆在与拉登的内讧中被杀，拉登由此成为了基地组织的唯一领袖。当美军在海湾战争中进驻沙特阿拉伯后，拉登转而开始仇视美国。随后由于密谋颠覆沙特王室——本•拉登认为其与“大撒旦”沆瀣一气，这位沙特建筑业大亨的第十七子被驱逐出了他的祖国。此后，他在苏丹——该国政府同情拉登——建立了自己的总部。在1996年苏丹迫于国际压力将其驱逐出境后，本•拉登设法回到了阿富汗，他在那里成为了塔利班的主要资助者，而塔利班则报之以阿富汗的统治权。后来美国政府估计有1万多名恐怖分子在本•拉登的阿富汗训练营受训。
本•拉登与其同伙与大量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关，其中包括1993年的世贸大厦爆炸案（6人死亡）、1993年在索马里对美军的袭击（18人死亡）、1995和1996年总计造成42名美国人死亡的沙特美军营地爆炸事件。1996年，本•拉登向“占领拥有两处圣地的国家的美国人宣战”，这两处圣地是指麦加和麦地那（Medina）。（译者按：“拥有两处圣地的国家”即沙特阿拉伯，因为麦加和麦地那均在该国境内。）1998年，他发布了另一份宗教命令，杀死“美国人及其同盟者——无论军人还是平民”是“所有MSL的天职”。
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将这一恫吓真当回事。但是当年晚些时候，这位沙特流亡者证明了自己言出必践。1998年8月7日，汽车炸弹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赞比亚大使馆，造成224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USS Cole）驱逐舰在也门亚丁湾遭到爆炸袭击，17名水兵死亡。这艘造价9亿美金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世界上最精良的战舰之一，差点被1条装载炸药的廉价小艇击沉。
美国对这些袭击的回击是软弱、迟缓而且无效的，仅仅是在1998年向苏丹和阿富汗发射了一些巡航导弹。 克林顿政府与刚上台的布什政府没有准备好发动一场可能会导致美军伤亡的地面攻势，以对抗基地组织日益增大的威胁。在缺乏“动武理由”和实时情报的情况下，精确武器是很难对这样一个隐秘难获的对手造成多大打击的。其结果就是，本•拉登得以将其行动推向毁灭的新高峰。
9/11阴谋的惊天设想——劫持客机撞击美国的标志性建筑——来自生长于科威特的巴基斯坦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他在北卡罗莱纳AT&T大学（North Carolina AT&T University）获得了机械工程学学位，并曾在阿富汗与苏军作战。他的计划是使用卑劣的人操灵巧导弹：制导将由人而不是机器提供。1999年初，本•拉登许可他执行“飞机计划”。
他有条不紊地推进这一计划：购买飞行模拟软件、租借有劫机场面的电影、在因特网上搜索美国的飞行学校。穆罕默德决定劫持远程航班，因为这些航班满载燃料，可以增大爆炸的威力；同时他将劫持的目标定为波音飞机，因为它们比空中客车更易驾驶。他从汉堡的某伊斯兰团体中招募了关键同伙，因为该团体成员熟悉西方风俗，而且精通英语。其余13名“武力”劫机者基本都是沙特人，受教育程度较低。2001年夏，这些密谋劫机者到达美国，向所有职业化军队一样，开始对其目标进行细致侦察，并进行了行动模拟。
该团伙成员留下了大量蛛丝马迹，如果将这些线索汇集在一起，将足以向美国政府警示他们的存在。例如，2001年7月，菲尼克斯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通知上级，疑与恐怖分子有联系的中东人正在参加飞行学校的训练。翌月，联邦调查局明尼阿波利斯分局逮捕了法籍摩洛哥人扎卡里亚•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他有恐怖分子背景，并且想学习如何驾驶大型喷气式客机。但是联邦调查局中没有人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9/11事件调查团事后得出结论：“9月11日的袭击发生于国外和国内威胁的缝隙中。负责国外情报的部门警惕于针对美国海外利益的威胁。而国内情报部门则在监视潜伏于美国境内的团伙对本土发动袭击的迹象。没有人注意到国外恐怖势力对国内目标的威胁。”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早晨，这一威胁带着超出人类想象的毁灭性力量降临了。4队劫机者登上了4架航班——其中2架在波士顿的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1架在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Dulles Airport），还有1架在纽瓦克（Newark）。起飞后不久，劫机者使用被允许携带登机的切纸刀控制了所有飞机。早晨8时46分，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撞击了位于纽约闹市区的世界贸易中心北楼。早晨9时03分，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击了南楼。早晨9时37分，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击了五角大楼。
到这时为止，北美防空司令部紧急起飞了4架空中国民警卫队战斗机（2架F－15从马萨诸塞州法尔默斯起飞，2架F－16从弗吉尼亚州兰利起飞）。这太少，也太晚了。设计用于对抗敌方轰炸机的防空系统无法应对这一新威胁。9/11事件调查团后来总结，假使让军方应对这一危机，那么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很可能会撞中其预定目标——国会或白宫。 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上的勇敢乘客改变了这一命运，他们奋起反抗，使该航班于早晨10时02分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Shanksville）附近的一片空地上。
在世贸大厦崩塌之前，英勇的营救人员救出了这座双子塔中的大部分人员，但是9/11袭击事件仍造成2973人丧失——这一数字比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中的美军死亡人数还大23％。根据估算，仅纽约市的经济损失就超过了800亿美元。 19名仅装备着切纸刀和单程机票的恐怖分子，以不到50万美元的代价 ，给美国造成的损害，比之前动用几十艘战舰、数百架飞机和数千名水兵的日本帝国海军还要大。
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摧毁他们所仇视的目标，这一点并不新鲜。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所有这些就已屡见不鲜。新鲜的是，人数很少的恐怖分子能够在距离其本土如此遥远的敌国土地上制造出规模如此巨大的杀伤。当英国人在苏丹与马赫迪军作战时，他们从未担心过对方会在伦敦进行报复。1890年代末的苏丹与世隔绝，发动这样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1个世纪后，现代化的通讯和运输技术使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地组织及其同党由此得以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发动袭击。他们甚至可以将袭击者从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派往人类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制造出一场浩劫。为了报复这一凶残的袭击，美国必须证明它有能力进行美国式的网络战。
从1980年代开始，奥萨姆•本•拉登就活跃于为阿富汗抗苏武装提供圣战者和资金援助。1988年苏联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本•拉登与巴基斯坦毛拉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决定建立基地组织，作为未来圣战的中流砥柱。次年，阿扎姆在与拉登的内讧中被杀，拉登由此成为了基地组织的唯一领袖。当美军在海湾战争中进驻沙特阿拉伯后，拉登转而开始仇视美国。随后由于密谋颠覆沙特王室——本•拉登认为其与“大撒旦”沆瀣一气，这位沙特建筑业大亨的第十七子被驱逐出了他的祖国。此后，他在苏丹——该国政府同情拉登——建立了自己的总部。在1996年苏丹迫于国际压力将其驱逐出境后，本•拉登设法回到了阿富汗，他在那里成为了塔利班的主要资助者，而塔利班则报之以阿富汗的统治权。后来美国政府估计有1万多名恐怖分子在本•拉登的阿富汗训练营受训。
本•拉登与其同伙与大量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关，其中包括1993年的世贸大厦爆炸案（6人死亡）、1993年在索马里对美军的袭击（18人死亡）、1995和1996年总计造成42名美国人死亡的沙特美军营地爆炸事件。1996年，本•拉登向“占领拥有两处圣地的国家的美国人宣战”，这两处圣地是指麦加和麦地那（Medina）。（译者按：“拥有两处圣地的国家”即沙特阿拉伯，因为麦加和麦地那均在该国境内。）1998年，他发布了另一份宗教命令，杀死“美国人及其同盟者——无论军人还是平民”是“所有MSL的天职”。
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将这一恫吓真当回事。但是当年晚些时候，这位沙特流亡者证明了自己言出必践。1998年8月7日，汽车炸弹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赞比亚大使馆，造成224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USS Cole）驱逐舰在也门亚丁湾遭到爆炸袭击，17名水兵死亡。这艘造价9亿美金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世界上最精良的战舰之一，差点被1条装载炸药的廉价小艇击沉。
美国对这些袭击的回击是软弱、迟缓而且无效的，仅仅是在1998年向苏丹和阿富汗发射了一些巡航导弹。 克林顿政府与刚上台的布什政府没有准备好发动一场可能会导致美军伤亡的地面攻势，以对抗基地组织日益增大的威胁。在缺乏“动武理由”和实时情报的情况下，精确武器是很难对这样一个隐秘难获的对手造成多大打击的。其结果就是，本•拉登得以将其行动推向毁灭的新高峰。
9/11阴谋的惊天设想——劫持客机撞击美国的标志性建筑——来自生长于科威特的巴基斯坦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他在北卡罗莱纳AT&T大学（North Carolina AT&T University）获得了机械工程学学位，并曾在阿富汗与苏军作战。他的计划是使用卑劣的人操灵巧导弹：制导将由人而不是机器提供。1999年初，本•拉登许可他执行“飞机计划”。
他有条不紊地推进这一计划：购买飞行模拟软件、租借有劫机场面的电影、在因特网上搜索美国的飞行学校。穆罕默德决定劫持远程航班，因为这些航班满载燃料，可以增大爆炸的威力；同时他将劫持的目标定为波音飞机，因为它们比空中客车更易驾驶。他从汉堡的某伊斯兰团体中招募了关键同伙，因为该团体成员熟悉西方风俗，而且精通英语。其余13名“武力”劫机者基本都是沙特人，受教育程度较低。2001年夏，这些密谋劫机者到达美国，向所有职业化军队一样，开始对其目标进行细致侦察，并进行了行动模拟。
该团伙成员留下了大量蛛丝马迹，如果将这些线索汇集在一起，将足以向美国政府警示他们的存在。例如，2001年7月，菲尼克斯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通知上级，疑与恐怖分子有联系的中东人正在参加飞行学校的训练。翌月，联邦调查局明尼阿波利斯分局逮捕了法籍摩洛哥人扎卡里亚•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他有恐怖分子背景，并且想学习如何驾驶大型喷气式客机。但是联邦调查局中没有人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9/11事件调查团事后得出结论：“9月11日的袭击发生于国外和国内威胁的缝隙中。负责国外情报的部门警惕于针对美国海外利益的威胁。而国内情报部门则在监视潜伏于美国境内的团伙对本土发动袭击的迹象。没有人注意到国外恐怖势力对国内目标的威胁。”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早晨，这一威胁带着超出人类想象的毁灭性力量降临了。4队劫机者登上了4架航班——其中2架在波士顿的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1架在华盛顿的杜勒斯机场（Dulles Airport），还有1架在纽瓦克（Newark）。起飞后不久，劫机者使用被允许携带登机的切纸刀控制了所有飞机。早晨8时46分，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撞击了位于纽约闹市区的世界贸易中心北楼。早晨9时03分，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击了南楼。早晨9时37分，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击了五角大楼。
到这时为止，北美防空司令部紧急起飞了4架空中国民警卫队战斗机（2架F－15从马萨诸塞州法尔默斯起飞，2架F－16从弗吉尼亚州兰利起飞）。这太少，也太晚了。设计用于对抗敌方轰炸机的防空系统无法应对这一新威胁。9/11事件调查团后来总结，假使让军方应对这一危机，那么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很可能会撞中其预定目标——国会或白宫。 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上的勇敢乘客改变了这一命运，他们奋起反抗，使该航班于早晨10时02分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Shanksville）附近的一片空地上。
在世贸大厦崩塌之前，英勇的营救人员救出了这座双子塔中的大部分人员，但是9/11袭击事件仍造成2973人丧失——这一数字比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中的美军死亡人数还大23％。根据估算，仅纽约市的经济损失就超过了800亿美元。 19名仅装备着切纸刀和单程机票的恐怖分子，以不到50万美元的代价 ，给美国造成的损害，比之前动用几十艘战舰、数百架飞机和数千名水兵的日本帝国海军还要大。
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摧毁他们所仇视的目标，这一点并不新鲜。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所有这些就已屡见不鲜。新鲜的是，人数很少的恐怖分子能够在距离其本土如此遥远的敌国土地上制造出规模如此巨大的杀伤。当英国人在苏丹与马赫迪军作战时，他们从未担心过对方会在伦敦进行报复。1890年代末的苏丹与世隔绝，发动这样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1个世纪后，现代化的通讯和运输技术使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基地组织及其同党由此得以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发动袭击。他们甚至可以将袭击者从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之一派往人类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制造出一场浩劫。为了报复这一凶残的袭击，美国必须证明它有能力进行美国式的网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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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达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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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人呢
增强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能力是国防部长唐纳德•H•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Rumsfeld）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他第二次掌管五角大楼（在1975～1977年，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时期，他第一次出任国防部长），决心推行军事改革，以更好地应对各种威胁和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可能性。2001年9月10日，他发表了一次颇具前瞻性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断言：“我们之所以必须变革的理由很简单。世界已发生变化，而我们尚未充分改变。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两极对立，威胁可以预见，而现在，威胁是多元化的，其中绝大部分是难以预见的，还有相当多的威胁甚至在今天我们仍无法确知。”
拉姆斯菲尔德担忧地发现，尽管威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但军队中的相当部分还停留在对苏备战的模式中，大量坦克师仍守候在德国，等待一个业已不存在的敌人发动进攻。不过在过去的10年中，军队也发生了改变。最大最明显的变化的是军队规模的缩减，军队人数削减了1/3，从1991年的200万现役人员降至2001年的140万。 由于政客们急于享用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国防预算在1990年代同样被削减。尽管规模缩小，由于运用了信息技术，军队的战斗力仍得到了很大提高。
过去10年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是J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的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仅占海湾战争所使用武器中的不到10％，这部分是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高昂价格：战斧巡航导弹的最初价格为每发140万美元 ，“宝石路III”激光制导炸弹较为便宜，每发仅55000美元 ，但是该炸弹只能由拥有特殊装备的飞机投掷，而且只能在一定天气条件下使用。1995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开始开发一种改造组件，只需2万美元就能将任何一种非制导炸弹改造为灵巧弹药。JDAM使用GPS信号制导，射程为15英里，命中精度为预定瞄准点的30英尺以内。 尽管精度比激光制导炸弹略差，JDAM不会受云层和沙尘暴的影响，导致激光制导束出现偏差。JDAM还可由各种飞机携带。之前的灵巧炸弹只能由F－16或F－111等低载弹量的飞机投掷。现在B－52和B－1轰炸机这样的庞然大物也能够从远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之外的高空投掷灵巧弹药了。这是历史上首次重型轰炸机可以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而无需担心出现误击悲剧。
在1999年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JDAM首次投入实战。在这场战争中，精确制导弹药占美军总投弹量的比例跃升至了29％。 尽管最终以胜利告终，科索沃战争仍暴露出美军技术的一些缺陷：塞尔维亚人对其重型装备进行了良好伪装，被空袭摧毁的装备数量不大。美国的空中传感器可以引导弹药对贝尔格莱德的建筑进行精确轰炸，但是却很难发现野外的军事目标，这使得塞军在78天的空袭后仍能将大多数装备完好地从科索沃撤出。大部分精确制导弹药仍需地面人员为其提供目标指示。
尽管地面人员仍是必需的，但是在空中行动中人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自海湾战争以来，无人机的使用显著增多。RQ－1A“捕食者”在1995年北约在波斯尼亚的作战中首次使用，这是一种外形纤细的无人机，有着倒置V型尾翼，这让它看上去像是一把飞行肉叉。“捕食者”的最大飞行速度仅为120节（140英里/小时），比有些赛车还要慢，但是它能携带450磅的战斗载荷在26000英尺的高空执行24小时任务。最初它只携带侦察监视设备——可以穿透云层的合成孔径雷达、用于夜间观察的热成像传感器和可以拍摄图像的光电传感器。远方地面工作站的操作人员使用操纵杆控制捕食者的飞行，而捕食者通过卫星将其拍摄的图像传回地面。通过使用捕食者，在华盛顿或坦帕（Tampa）的指挥官们就能观看位于另一个半球的战场的实时画面，尽管没有声音这一点略显遗憾。捕食者的数据链还可以与AC－130炮艇机、JSTARS和其他一些飞机联线。
在科索沃战争后，捕食者加装了新设备——激光目标指示吊舱。在9/11前夕，“捕食者”成为了第一种具备自身攻击能力的无人机。作为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对基地组织领袖进行“斩首”行动的秘密计划的一部分，部分捕食者加装了2枚“海尔法”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武装“捕食者”被火速投入阿富汗战场。
另一种实验性的无人机——RQ－4“全球鹰”也投入了作战。尽管不能发射导弹，但是相比涡桨式的“捕食者”，喷气式的“全球鹰”拥有像素更高的摄像设备，而且飞行高速更高（65000英尺）、航程更远（14000英里）、续航时间更长（可一次飞行36小时），载荷更大（2000磅）。 “捕食者”能够对战场局部进行细致监测，而“全球鹰”的侦察范围更大（它可以监控面积相当于伊利诺斯州的地区 ），是卫星和U－2侦察机的有力补充。一名空军将领对此惊叹道：“它就好比一枚全天监视的低轨道卫星。”
JDAM、“捕食者”、“全球鹰”与其他多种美国无人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自1991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变革却可能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通过数据连接将各种武器系统整合为全球性的作战网络，网络的核心则是多个高技术的指挥部。
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由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McDill Air Base）的中央战区司令部全面指挥。在那里由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的密码铁门后，是联合作战中心。在这一密不透风的设施中，32名军人全天守在计算机终端前。地板上布满了成捆的光纤。墙上挂着等离子显示屏，指挥官们通过它观看阿富汗战场的实时图像，上面标识着所有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战舰位置；或是观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新闻报导。 位于沙特阿拉伯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负责指挥阿富汗空中作战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与之类似，拥有多达100条的T－1光纤线路，每条光纤的信息传送量高达192000字节/秒。 所有这些指挥设施，以及许多野战部队，均通过因特网的五角大楼加密版——Siprnet（Serect Internet Protocol Router Network）相连。高级指挥官之间也可以通过加密的STU III电话系统（Secure Telephone Unit）或加密电视会议通话。
这实质意味着美军具有了比10年前更强的弹性和机敏性。在海湾战争中，确定轰炸目标的整个流程通常需要花费72小时，还需要从查克•霍纳中将在利雅得的指挥部派出一名飞行任务指挥官（Air Task Order）飞往航母，才能执行轰炸。现在只需按下按键就能发布指示。事实上，由于战机直接与情报网络联线，不再需要对目标进行预先测定了。飞行员只需了解大致的飞行方向，就可以起飞，然后在空中等待具体的目标指示即可，这在航空作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大多数普通士兵尚未与这一宽带作战网络联线，但特种部队是例外。除了接受普通陆军士兵所没有的训练之外，特种部队还装备了铱星电话和备有卫星调制解调器的松下军用加固笔记本电脑。 到2001年，即便在阿富汗的山洞中，他们仍可以与Siprnet保持联线。
“随着平民世界普遍进入信息时代，数字三维‘作战空间’的概念也成为了现实”，中央战区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Tommy Franks）写道。“在计算机化的指挥所和高层指挥部中，等离子显示器取代了纸制地图。接收和传送数据的带宽变得与弹药和燃料同样重要了。”他进而总结到：“指挥官们正在获得突破‘战争迷雾和摩擦力’——这一通常被归于克劳塞维茨的隐喻——的能力。传感器技术革命与飞行观测平台（其中很多装置在新式的无人机上）相结合，保证了今天的指挥官们获得对战场的精确掌握。” ——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拉姆斯菲尔德仍不满意。这位性格急躁的国防部长不失理由地认为，国防部是一个顽固制抵变革的官僚部门，他将五角大楼称为“世界上最后的集权制决策堡垒之一” 。当1977年，在立法和行政部门渡过了14年的岁月之后，他离开了政府，随后进入了商界。作为G.D.Searl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将这家制药公司改造为生产Metamucil纤维素和天冬甜素人工合成甜味剂的企业。随后他出售了这家公司，继而出任通用仪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亲眼目睹了过去20年中商界所发生的变革，由此体会到五角大楼没有跟随上“业已改变私人公司组织结构的技术革命” 的步伐。
拉姆斯菲尔德充满了自信，而越来越多的诋毁者将其自信视为傲慢自大，他不害怕与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国会山的议员们对抗。从上任伊始，他就将“五角大楼的官僚们”斥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美利坚之敌”。 国防部的官僚们对这一职责进行了有效的回击，以至于华盛顿的舆论一致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将成为布什总统的内阁中第一位去职者。2001年9月7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博彩业已经开始下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在何时下台以及谁会是接任者。”
4天后，一切都改变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9/11恐怖袭击延续了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长生涯，——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战时新闻简报树立了他言论强硬、擅长与记者唇枪舌剑的电视明星形象。正如拉姆斯菲尔德迅速发现的那样，军队根本没有进攻阿富汗的预案，有的只是发射巡航导弹和空袭等隔靴搔痒的计划。只有非常规或者说“变革性”的方法才是这一问题难点——找出中枢设立于一个远离所有美军基地、拥有2500万人口的多山内陆国家的全球恐怖组织网——的解决之道。
拉姆斯菲尔德担忧地发现，尽管威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但军队中的相当部分还停留在对苏备战的模式中，大量坦克师仍守候在德国，等待一个业已不存在的敌人发动进攻。不过在过去的10年中，军队也发生了改变。最大最明显的变化的是军队规模的缩减，军队人数削减了1/3，从1991年的200万现役人员降至2001年的140万。 由于政客们急于享用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国防预算在1990年代同样被削减。尽管规模缩小，由于运用了信息技术，军队的战斗力仍得到了很大提高。
过去10年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是J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的研发。精确制导武器仅占海湾战争所使用武器中的不到10％，这部分是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高昂价格：战斧巡航导弹的最初价格为每发140万美元 ，“宝石路III”激光制导炸弹较为便宜，每发仅55000美元 ，但是该炸弹只能由拥有特殊装备的飞机投掷，而且只能在一定天气条件下使用。1995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开始开发一种改造组件，只需2万美元就能将任何一种非制导炸弹改造为灵巧弹药。JDAM使用GPS信号制导，射程为15英里，命中精度为预定瞄准点的30英尺以内。 尽管精度比激光制导炸弹略差，JDAM不会受云层和沙尘暴的影响，导致激光制导束出现偏差。JDAM还可由各种飞机携带。之前的灵巧炸弹只能由F－16或F－111等低载弹量的飞机投掷。现在B－52和B－1轰炸机这样的庞然大物也能够从远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之外的高空投掷灵巧弹药了。这是历史上首次重型轰炸机可以执行近距离支援任务，而无需担心出现误击悲剧。
在1999年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JDAM首次投入实战。在这场战争中，精确制导弹药占美军总投弹量的比例跃升至了29％。 尽管最终以胜利告终，科索沃战争仍暴露出美军技术的一些缺陷：塞尔维亚人对其重型装备进行了良好伪装，被空袭摧毁的装备数量不大。美国的空中传感器可以引导弹药对贝尔格莱德的建筑进行精确轰炸，但是却很难发现野外的军事目标，这使得塞军在78天的空袭后仍能将大多数装备完好地从科索沃撤出。大部分精确制导弹药仍需地面人员为其提供目标指示。
尽管地面人员仍是必需的，但是在空中行动中人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自海湾战争以来，无人机的使用显著增多。RQ－1A“捕食者”在1995年北约在波斯尼亚的作战中首次使用，这是一种外形纤细的无人机，有着倒置V型尾翼，这让它看上去像是一把飞行肉叉。“捕食者”的最大飞行速度仅为120节（140英里/小时），比有些赛车还要慢，但是它能携带450磅的战斗载荷在26000英尺的高空执行24小时任务。最初它只携带侦察监视设备——可以穿透云层的合成孔径雷达、用于夜间观察的热成像传感器和可以拍摄图像的光电传感器。远方地面工作站的操作人员使用操纵杆控制捕食者的飞行，而捕食者通过卫星将其拍摄的图像传回地面。通过使用捕食者，在华盛顿或坦帕（Tampa）的指挥官们就能观看位于另一个半球的战场的实时画面，尽管没有声音这一点略显遗憾。捕食者的数据链还可以与AC－130炮艇机、JSTARS和其他一些飞机联线。
在科索沃战争后，捕食者加装了新设备——激光目标指示吊舱。在9/11前夕，“捕食者”成为了第一种具备自身攻击能力的无人机。作为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对基地组织领袖进行“斩首”行动的秘密计划的一部分，部分捕食者加装了2枚“海尔法”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武装“捕食者”被火速投入阿富汗战场。
另一种实验性的无人机——RQ－4“全球鹰”也投入了作战。尽管不能发射导弹，但是相比涡桨式的“捕食者”，喷气式的“全球鹰”拥有像素更高的摄像设备，而且飞行高速更高（65000英尺）、航程更远（14000英里）、续航时间更长（可一次飞行36小时），载荷更大（2000磅）。 “捕食者”能够对战场局部进行细致监测，而“全球鹰”的侦察范围更大（它可以监控面积相当于伊利诺斯州的地区 ），是卫星和U－2侦察机的有力补充。一名空军将领对此惊叹道：“它就好比一枚全天监视的低轨道卫星。”
JDAM、“捕食者”、“全球鹰”与其他多种美国无人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自1991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变革却可能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通过数据连接将各种武器系统整合为全球性的作战网络，网络的核心则是多个高技术的指挥部。
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由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McDill Air Base）的中央战区司令部全面指挥。在那里由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的密码铁门后，是联合作战中心。在这一密不透风的设施中，32名军人全天守在计算机终端前。地板上布满了成捆的光纤。墙上挂着等离子显示屏，指挥官们通过它观看阿富汗战场的实时图像，上面标识着所有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战舰位置；或是观看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新闻报导。 位于沙特阿拉伯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负责指挥阿富汗空中作战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与之类似，拥有多达100条的T－1光纤线路，每条光纤的信息传送量高达192000字节/秒。 所有这些指挥设施，以及许多野战部队，均通过因特网的五角大楼加密版——Siprnet（Serect Internet Protocol Router Network）相连。高级指挥官之间也可以通过加密的STU III电话系统（Secure Telephone Unit）或加密电视会议通话。
这实质意味着美军具有了比10年前更强的弹性和机敏性。在海湾战争中，确定轰炸目标的整个流程通常需要花费72小时，还需要从查克•霍纳中将在利雅得的指挥部派出一名飞行任务指挥官（Air Task Order）飞往航母，才能执行轰炸。现在只需按下按键就能发布指示。事实上，由于战机直接与情报网络联线，不再需要对目标进行预先测定了。飞行员只需了解大致的飞行方向，就可以起飞，然后在空中等待具体的目标指示即可，这在航空作战史上还是第一次。
大多数普通士兵尚未与这一宽带作战网络联线，但特种部队是例外。除了接受普通陆军士兵所没有的训练之外，特种部队还装备了铱星电话和备有卫星调制解调器的松下军用加固笔记本电脑。 到2001年，即便在阿富汗的山洞中，他们仍可以与Siprnet保持联线。
“随着平民世界普遍进入信息时代，数字三维‘作战空间’的概念也成为了现实”，中央战区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Tommy Franks）写道。“在计算机化的指挥所和高层指挥部中，等离子显示器取代了纸制地图。接收和传送数据的带宽变得与弹药和燃料同样重要了。”他进而总结到：“指挥官们正在获得突破‘战争迷雾和摩擦力’——这一通常被归于克劳塞维茨的隐喻——的能力。传感器技术革命与飞行观测平台（其中很多装置在新式的无人机上）相结合，保证了今天的指挥官们获得对战场的精确掌握。” ——这或许有些夸张，但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拉姆斯菲尔德仍不满意。这位性格急躁的国防部长不失理由地认为，国防部是一个顽固制抵变革的官僚部门，他将五角大楼称为“世界上最后的集权制决策堡垒之一” 。当1977年，在立法和行政部门渡过了14年的岁月之后，他离开了政府，随后进入了商界。作为G.D.Searl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将这家制药公司改造为生产Metamucil纤维素和天冬甜素人工合成甜味剂的企业。随后他出售了这家公司，继而出任通用仪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亲眼目睹了过去20年中商界所发生的变革，由此体会到五角大楼没有跟随上“业已改变私人公司组织结构的技术革命” 的步伐。
拉姆斯菲尔德充满了自信，而越来越多的诋毁者将其自信视为傲慢自大，他不害怕与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国会山的议员们对抗。从上任伊始，他就将“五角大楼的官僚们”斥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美利坚之敌”。 国防部的官僚们对这一职责进行了有效的回击，以至于华盛顿的舆论一致认为，拉姆斯菲尔德将成为布什总统的内阁中第一位去职者。2001年9月7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博彩业已经开始下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在何时下台以及谁会是接任者。”
4天后，一切都改变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9/11恐怖袭击延续了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长生涯，——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战时新闻简报树立了他言论强硬、擅长与记者唇枪舌剑的电视明星形象。正如拉姆斯菲尔德迅速发现的那样，军队根本没有进攻阿富汗的预案，有的只是发射巡航导弹和空袭等隔靴搔痒的计划。只有非常规或者说“变革性”的方法才是这一问题难点——找出中枢设立于一个远离所有美军基地、拥有2500万人口的多山内陆国家的全球恐怖组织网——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