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公车改革应当“公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7:43:17
<P>公车改革应当“公了”
〖 来源：青年时报 01/08 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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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主持人：我国的公车制度产生的腐败问题恐怕也是转型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很多读者都想了解一下公车制度在国外一般是怎样运作的，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又在哪里？</P>
<P> 张国清：首先我不赞成“公车制度产生腐败”这一说法。当时我国政府制订公车制度也是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高公务员办事效率。当然现在看来，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日益得到暴露。国外公务员或国家官员一般不使用公务用车，他们自己大多配有私车，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车数量也极其有限。有时为了公务应急，在公务用车缺乏情形下，政府便向汽车租赁公司租借，用后立即归还，这样既完成了公务，又节省了办公费用。另外，国外有一套严格的办公制度，对公务和私务有严格区分，不允许公务员假公济私，借用公务来办私事。国外公车制度值得我们借鉴。</P>
<P> 就我国公车制度来说，其本意是替公共机关开展工作创造比较好的条件。这一制度同我国建国后的政治体制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内在联系。一方面，政府花费大量人财物资源来保障公共行政单位的办公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公车资源的稀缺，普通公务员无法享受配备公车待遇，公务用车成了体现官僚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相当级别的公务员和官员权力的象征。随着社会全面转型，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得到彰显。</P>
<P> 我认为，我国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公私不分。也就是说，公车既然是公务用车，是为公务配置的，也是为公务存在的。但是，现在的公务用车成了一种官员的权力象征，成了一种必需的公务员工作待遇或生活待遇。既然是待遇，那就成了一种准私有财产，享有这一待遇的公务员便可以随意处置这份财产。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我国的现行公车制度所要保障的已经不是公务活动的有效开展，而是公务员权力的有效体现。这样的公务用车便不再是为了有效地完成“公务”，而是为了鲜明地体现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我想，这是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最主要根源。</P>
<P> 主持人：目前，人们对于现行公车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于公务用车制度究竟如何改革，各地的有各地的做法，目前采用最多的就是取消公务用车，发放补贴。在您看来，中国的公车改革应选择什么路径和模式或者说解决的关键在哪里？</P>
<P> 张国清：中国公车改革试点在一些地方已有相当时日。现行各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以取消公务用车，发放交通费用补贴来说，同原来公务用车制度相比，也是一种进步。当然，补贴费用如何计算，每个公务员是否都有补贴，补贴等级如何拉开，如何体现机关内部纵向和横向的平衡，这些具体操作层面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我认为，尽管这种做法受到非议比较多，但是比原来肯定是一个进步。当然这仅仅是公车制度改革的起点，而绝不是全部。</P>
<P> 说到解决的关键，我认为，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节省公共资源尤其是办公资源的原则。这一原则要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都得到体现。其次是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我国政府机构的办公条件并不优越，公务员薪水也不高，尽管取消公务用车是一大趋势，但是，许多地区和政府部门，由于其经济和总体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要想在最近让公务员用自己的有限薪水来配置私车好像不太现实。公务用车改革也要尊重公务员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公车改革不得损害广大公务员的利益和权利。因此，公车改革不应当“私了”（以低价拍卖最为典型）。我们既要节省公务资源，又要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在公车改革中，这两个原则肯定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依靠各地区和各级政府及公共部门来进行有效的协调。就我所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在个别试点单位，公车改革“私了”的情形相当严重，这不是公车改革的方向。</P>
<P> 主持人：如果取消公务用车，那么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车（其中不乏许多豪华车）该如何处理？</P>
<P> 张国清：无论是否取消公务用车，在公务用车改革中还应当遵循第三个原则，即生产性原则。以前，我国公共机关的后勤保障体系是一个单纯的花费体系，其中公车花费占了很大比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就是要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变。也就是说，要设法让公车在运营中不是单纯地折旧或损耗，而是得到保值甚至增值。我认为，假如公务用车制度一时无法取消，那么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是很好的方向。我不主张简单地拍卖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务用车，而是主张成立相应的公务用车租赁公司，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营。这样做有几个优点，一是没有因为公车拍卖而导致公共财富的流失；二是解决了原来公车司机的出路，三是使公务用车制度纳入自由市场之中，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四是像公车这样的公共资源不仅能够为公共机关服务而且为整个社会服务；五是公车的利用效率得到最大化；六是一旦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向生产性转变，那么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公车私用现象，从而抑制由现行公车制度滋生的腐败。当然，我仍然主张，从长远来看，应当取消现行公务用车制度。但是就当前来说，中国公车改革的最好策略是完成公车运营的民营化。</P>
<P> 主持人：制度的建构恐怕是一个方面，制度在现实中如何运作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有报道说，有地方在公车改革中想出了一个“个人集资买车，再转租给单位”的方案，集资买车、租车赚钱。这样，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却在公务用车改革的名义下被“漂白”而受到制度的保护。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地去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P>
<P> 张国清：我们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首先应当想到如何有效地抑制由于制度设置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或者制度漏洞。上面那种做法的确不是合理的公车改革方向。我认为，要想最大程度地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仍然是明确区分“公务”和“私事”。不让公务及公车成为“假公济私”的手段。在这里，我们必需须明确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改革，一是公务用车被不良公务员的私自利用或占用。前者的方向是公共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增值，后者则是假借“公务”之名对办公资源包括公车的非法侵占。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个政府再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题是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使公务活动成为以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活动。我认为，我们应当很好地吸纳其合理因素，节省办公资源和公共财富，提升政府办公效率。</P>
<P> 总而言之，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公了”，而不是“私了”，而民营化是现行公车制度改革比较好的“公了”途径，是中国公车改革的真正方向。
</P><P>公车改革应当“公了”
〖 来源：青年时报 01/08 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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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主持人：我国的公车制度产生的腐败问题恐怕也是转型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很多读者都想了解一下公车制度在国外一般是怎样运作的，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又在哪里？</P>
<P> 张国清：首先我不赞成“公车制度产生腐败”这一说法。当时我国政府制订公车制度也是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高公务员办事效率。当然现在看来，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日益得到暴露。国外公务员或国家官员一般不使用公务用车，他们自己大多配有私车，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车数量也极其有限。有时为了公务应急，在公务用车缺乏情形下，政府便向汽车租赁公司租借，用后立即归还，这样既完成了公务，又节省了办公费用。另外，国外有一套严格的办公制度，对公务和私务有严格区分，不允许公务员假公济私，借用公务来办私事。国外公车制度值得我们借鉴。</P>
<P> 就我国公车制度来说，其本意是替公共机关开展工作创造比较好的条件。这一制度同我国建国后的政治体制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内在联系。一方面，政府花费大量人财物资源来保障公共行政单位的办公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公车资源的稀缺，普通公务员无法享受配备公车待遇，公务用车成了体现官僚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相当级别的公务员和官员权力的象征。随着社会全面转型，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得到彰显。</P>
<P> 我认为，我国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公私不分。也就是说，公车既然是公务用车，是为公务配置的，也是为公务存在的。但是，现在的公务用车成了一种官员的权力象征，成了一种必需的公务员工作待遇或生活待遇。既然是待遇，那就成了一种准私有财产，享有这一待遇的公务员便可以随意处置这份财产。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我国的现行公车制度所要保障的已经不是公务活动的有效开展，而是公务员权力的有效体现。这样的公务用车便不再是为了有效地完成“公务”，而是为了鲜明地体现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我想，这是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最主要根源。</P>
<P> 主持人：目前，人们对于现行公车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于公务用车制度究竟如何改革，各地的有各地的做法，目前采用最多的就是取消公务用车，发放补贴。在您看来，中国的公车改革应选择什么路径和模式或者说解决的关键在哪里？</P>
<P> 张国清：中国公车改革试点在一些地方已有相当时日。现行各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以取消公务用车，发放交通费用补贴来说，同原来公务用车制度相比，也是一种进步。当然，补贴费用如何计算，每个公务员是否都有补贴，补贴等级如何拉开，如何体现机关内部纵向和横向的平衡，这些具体操作层面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我认为，尽管这种做法受到非议比较多，但是比原来肯定是一个进步。当然这仅仅是公车制度改革的起点，而绝不是全部。</P>
<P> 说到解决的关键，我认为，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节省公共资源尤其是办公资源的原则。这一原则要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都得到体现。其次是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我国政府机构的办公条件并不优越，公务员薪水也不高，尽管取消公务用车是一大趋势，但是，许多地区和政府部门，由于其经济和总体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要想在最近让公务员用自己的有限薪水来配置私车好像不太现实。公务用车改革也要尊重公务员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公车改革不得损害广大公务员的利益和权利。因此，公车改革不应当“私了”（以低价拍卖最为典型）。我们既要节省公务资源，又要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在公车改革中，这两个原则肯定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依靠各地区和各级政府及公共部门来进行有效的协调。就我所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在个别试点单位，公车改革“私了”的情形相当严重，这不是公车改革的方向。</P>
<P> 主持人：如果取消公务用车，那么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车（其中不乏许多豪华车）该如何处理？</P>
<P> 张国清：无论是否取消公务用车，在公务用车改革中还应当遵循第三个原则，即生产性原则。以前，我国公共机关的后勤保障体系是一个单纯的花费体系，其中公车花费占了很大比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就是要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变。也就是说，要设法让公车在运营中不是单纯地折旧或损耗，而是得到保值甚至增值。我认为，假如公务用车制度一时无法取消，那么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是很好的方向。我不主张简单地拍卖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务用车，而是主张成立相应的公务用车租赁公司，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营。这样做有几个优点，一是没有因为公车拍卖而导致公共财富的流失；二是解决了原来公车司机的出路，三是使公务用车制度纳入自由市场之中，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四是像公车这样的公共资源不仅能够为公共机关服务而且为整个社会服务；五是公车的利用效率得到最大化；六是一旦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向生产性转变，那么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公车私用现象，从而抑制由现行公车制度滋生的腐败。当然，我仍然主张，从长远来看，应当取消现行公务用车制度。但是就当前来说，中国公车改革的最好策略是完成公车运营的民营化。</P>
<P> 主持人：制度的建构恐怕是一个方面，制度在现实中如何运作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有报道说，有地方在公车改革中想出了一个“个人集资买车，再转租给单位”的方案，集资买车、租车赚钱。这样，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却在公务用车改革的名义下被“漂白”而受到制度的保护。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地去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P>
<P> 张国清：我们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首先应当想到如何有效地抑制由于制度设置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或者制度漏洞。上面那种做法的确不是合理的公车改革方向。我认为，要想最大程度地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仍然是明确区分“公务”和“私事”。不让公务及公车成为“假公济私”的手段。在这里，我们必需须明确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改革，一是公务用车被不良公务员的私自利用或占用。前者的方向是公共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增值，后者则是假借“公务”之名对办公资源包括公车的非法侵占。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个政府再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题是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使公务活动成为以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活动。我认为，我们应当很好地吸纳其合理因素，节省办公资源和公共财富，提升政府办公效率。</P>
<P> 总而言之，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公了”，而不是“私了”，而民营化是现行公车制度改革比较好的“公了”途径，是中国公车改革的真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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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青年时报 01/08 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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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主持人：我国的公车制度产生的腐败问题恐怕也是转型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很多读者都想了解一下公车制度在国外一般是怎样运作的，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又在哪里？</P>
<P> 张国清：首先我不赞成“公车制度产生腐败”这一说法。当时我国政府制订公车制度也是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高公务员办事效率。当然现在看来，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日益得到暴露。国外公务员或国家官员一般不使用公务用车，他们自己大多配有私车，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车数量也极其有限。有时为了公务应急，在公务用车缺乏情形下，政府便向汽车租赁公司租借，用后立即归还，这样既完成了公务，又节省了办公费用。另外，国外有一套严格的办公制度，对公务和私务有严格区分，不允许公务员假公济私，借用公务来办私事。国外公车制度值得我们借鉴。</P>
<P> 就我国公车制度来说，其本意是替公共机关开展工作创造比较好的条件。这一制度同我国建国后的政治体制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内在联系。一方面，政府花费大量人财物资源来保障公共行政单位的办公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公车资源的稀缺，普通公务员无法享受配备公车待遇，公务用车成了体现官僚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相当级别的公务员和官员权力的象征。随着社会全面转型，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得到彰显。</P>
<P> 我认为，我国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公私不分。也就是说，公车既然是公务用车，是为公务配置的，也是为公务存在的。但是，现在的公务用车成了一种官员的权力象征，成了一种必需的公务员工作待遇或生活待遇。既然是待遇，那就成了一种准私有财产，享有这一待遇的公务员便可以随意处置这份财产。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我国的现行公车制度所要保障的已经不是公务活动的有效开展，而是公务员权力的有效体现。这样的公务用车便不再是为了有效地完成“公务”，而是为了鲜明地体现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我想，这是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最主要根源。</P>
<P> 主持人：目前，人们对于现行公车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于公务用车制度究竟如何改革，各地的有各地的做法，目前采用最多的就是取消公务用车，发放补贴。在您看来，中国的公车改革应选择什么路径和模式或者说解决的关键在哪里？</P>
<P> 张国清：中国公车改革试点在一些地方已有相当时日。现行各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以取消公务用车，发放交通费用补贴来说，同原来公务用车制度相比，也是一种进步。当然，补贴费用如何计算，每个公务员是否都有补贴，补贴等级如何拉开，如何体现机关内部纵向和横向的平衡，这些具体操作层面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我认为，尽管这种做法受到非议比较多，但是比原来肯定是一个进步。当然这仅仅是公车制度改革的起点，而绝不是全部。</P>
<P> 说到解决的关键，我认为，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节省公共资源尤其是办公资源的原则。这一原则要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都得到体现。其次是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我国政府机构的办公条件并不优越，公务员薪水也不高，尽管取消公务用车是一大趋势，但是，许多地区和政府部门，由于其经济和总体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要想在最近让公务员用自己的有限薪水来配置私车好像不太现实。公务用车改革也要尊重公务员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公车改革不得损害广大公务员的利益和权利。因此，公车改革不应当“私了”（以低价拍卖最为典型）。我们既要节省公务资源，又要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在公车改革中，这两个原则肯定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依靠各地区和各级政府及公共部门来进行有效的协调。就我所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在个别试点单位，公车改革“私了”的情形相当严重，这不是公车改革的方向。</P>
<P> 主持人：如果取消公务用车，那么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车（其中不乏许多豪华车）该如何处理？</P>
<P> 张国清：无论是否取消公务用车，在公务用车改革中还应当遵循第三个原则，即生产性原则。以前，我国公共机关的后勤保障体系是一个单纯的花费体系，其中公车花费占了很大比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就是要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变。也就是说，要设法让公车在运营中不是单纯地折旧或损耗，而是得到保值甚至增值。我认为，假如公务用车制度一时无法取消，那么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是很好的方向。我不主张简单地拍卖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务用车，而是主张成立相应的公务用车租赁公司，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营。这样做有几个优点，一是没有因为公车拍卖而导致公共财富的流失；二是解决了原来公车司机的出路，三是使公务用车制度纳入自由市场之中，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四是像公车这样的公共资源不仅能够为公共机关服务而且为整个社会服务；五是公车的利用效率得到最大化；六是一旦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向生产性转变，那么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公车私用现象，从而抑制由现行公车制度滋生的腐败。当然，我仍然主张，从长远来看，应当取消现行公务用车制度。但是就当前来说，中国公车改革的最好策略是完成公车运营的民营化。</P>
<P> 主持人：制度的建构恐怕是一个方面，制度在现实中如何运作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有报道说，有地方在公车改革中想出了一个“个人集资买车，再转租给单位”的方案，集资买车、租车赚钱。这样，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却在公务用车改革的名义下被“漂白”而受到制度的保护。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地去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P>
<P> 张国清：我们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首先应当想到如何有效地抑制由于制度设置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或者制度漏洞。上面那种做法的确不是合理的公车改革方向。我认为，要想最大程度地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仍然是明确区分“公务”和“私事”。不让公务及公车成为“假公济私”的手段。在这里，我们必需须明确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改革，一是公务用车被不良公务员的私自利用或占用。前者的方向是公共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增值，后者则是假借“公务”之名对办公资源包括公车的非法侵占。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个政府再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题是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使公务活动成为以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活动。我认为，我们应当很好地吸纳其合理因素，节省办公资源和公共财富，提升政府办公效率。</P>
<P> 总而言之，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公了”，而不是“私了”，而民营化是现行公车制度改革比较好的“公了”途径，是中国公车改革的真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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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青年时报 01/08 1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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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主持人：我国的公车制度产生的腐败问题恐怕也是转型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很多读者都想了解一下公车制度在国外一般是怎样运作的，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又在哪里？</P>
<P> 张国清：首先我不赞成“公车制度产生腐败”这一说法。当时我国政府制订公车制度也是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高公务员办事效率。当然现在看来，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日益得到暴露。国外公务员或国家官员一般不使用公务用车，他们自己大多配有私车，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车数量也极其有限。有时为了公务应急，在公务用车缺乏情形下，政府便向汽车租赁公司租借，用后立即归还，这样既完成了公务，又节省了办公费用。另外，国外有一套严格的办公制度，对公务和私务有严格区分，不允许公务员假公济私，借用公务来办私事。国外公车制度值得我们借鉴。</P>
<P> 就我国公车制度来说，其本意是替公共机关开展工作创造比较好的条件。这一制度同我国建国后的政治体制和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内在联系。一方面，政府花费大量人财物资源来保障公共行政单位的办公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公车资源的稀缺，普通公务员无法享受配备公车待遇，公务用车成了体现官僚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相当级别的公务员和官员权力的象征。随着社会全面转型，这一制度的弊端日益得到彰显。</P>
<P> 我认为，我国公车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公私不分。也就是说，公车既然是公务用车，是为公务配置的，也是为公务存在的。但是，现在的公务用车成了一种官员的权力象征，成了一种必需的公务员工作待遇或生活待遇。既然是待遇，那就成了一种准私有财产，享有这一待遇的公务员便可以随意处置这份财产。因此，按照我的理解，我国的现行公车制度所要保障的已经不是公务活动的有效开展，而是公务员权力的有效体现。这样的公务用车便不再是为了有效地完成“公务”，而是为了鲜明地体现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我想，这是中国的公车问题产生的最主要根源。</P>
<P> 主持人：目前，人们对于现行公车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必要性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至于公务用车制度究竟如何改革，各地的有各地的做法，目前采用最多的就是取消公务用车，发放补贴。在您看来，中国的公车改革应选择什么路径和模式或者说解决的关键在哪里？</P>
<P> 张国清：中国公车改革试点在一些地方已有相当时日。现行各种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以取消公务用车，发放交通费用补贴来说，同原来公务用车制度相比，也是一种进步。当然，补贴费用如何计算，每个公务员是否都有补贴，补贴等级如何拉开，如何体现机关内部纵向和横向的平衡，这些具体操作层面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我认为，尽管这种做法受到非议比较多，但是比原来肯定是一个进步。当然这仅仅是公车制度改革的起点，而绝不是全部。</P>
<P> 说到解决的关键，我认为，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节省公共资源尤其是办公资源的原则。这一原则要在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都得到体现。其次是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我国政府机构的办公条件并不优越，公务员薪水也不高，尽管取消公务用车是一大趋势，但是，许多地区和政府部门，由于其经济和总体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要想在最近让公务员用自己的有限薪水来配置私车好像不太现实。公务用车改革也要尊重公务员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公车改革不得损害广大公务员的利益和权利。因此，公车改革不应当“私了”（以低价拍卖最为典型）。我们既要节省公务资源，又要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在公车改革中，这两个原则肯定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依靠各地区和各级政府及公共部门来进行有效的协调。就我所掌握的一些情况来看，在个别试点单位，公车改革“私了”的情形相当严重，这不是公车改革的方向。</P>
<P> 主持人：如果取消公务用车，那么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车（其中不乏许多豪华车）该如何处理？</P>
<P> 张国清：无论是否取消公务用车，在公务用车改革中还应当遵循第三个原则，即生产性原则。以前，我国公共机关的后勤保障体系是一个单纯的花费体系，其中公车花费占了很大比例。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就是要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活动向生产性活动转变。也就是说，要设法让公车在运营中不是单纯地折旧或损耗，而是得到保值甚至增值。我认为，假如公务用车制度一时无法取消，那么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是很好的方向。我不主张简单地拍卖现行行政部门既有的大量公务用车，而是主张成立相应的公务用车租赁公司，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营。这样做有几个优点，一是没有因为公车拍卖而导致公共财富的流失；二是解决了原来公车司机的出路，三是使公务用车制度纳入自由市场之中，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四是像公车这样的公共资源不仅能够为公共机关服务而且为整个社会服务；五是公车的利用效率得到最大化；六是一旦完成从单纯的消耗性向生产性转变，那么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公车私用现象，从而抑制由现行公车制度滋生的腐败。当然，我仍然主张，从长远来看，应当取消现行公务用车制度。但是就当前来说，中国公车改革的最好策略是完成公车运营的民营化。</P>
<P> 主持人：制度的建构恐怕是一个方面，制度在现实中如何运作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有报道说，有地方在公车改革中想出了一个“个人集资买车，再转租给单位”的方案，集资买车、租车赚钱。这样，一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却在公务用车改革的名义下被“漂白”而受到制度的保护。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地去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P>
<P> 张国清：我们在制度设计过程中，首先应当想到如何有效地抑制由于制度设置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或者制度漏洞。上面那种做法的确不是合理的公车改革方向。我认为，要想最大程度地预防这种改革中的异化现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仍然是明确区分“公务”和“私事”。不让公务及公车成为“假公济私”的手段。在这里，我们必需须明确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公务用车的民营化改革，一是公务用车被不良公务员的私自利用或占用。前者的方向是公共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增值，后者则是假借“公务”之名对办公资源包括公车的非法侵占。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个政府再造运动。这个运动的主题是提高政府效能，改善政府形象，使公务活动成为以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活动。我认为，我们应当很好地吸纳其合理因素，节省办公资源和公共财富，提升政府办公效率。</P>
<P> 总而言之，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应当“公了”，而不是“私了”，而民营化是现行公车制度改革比较好的“公了”途径，是中国公车改革的真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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