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9 02:08:03

林洙简介

林洙，著名建筑师梁思成先生的遗孀，1928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入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主持的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工作，长期任建筑系资料室主任。1962年与梁思成先生结婚，十年动乱中与梁思成先生共同度过了苦难的岁月，给梁思成先生以极大的精神安慰。
　　梁思成先生去世後，她整理梁思成先生的遗作，编辑了《梁思成文集》，并写了大量回忆纪念梁思成先生的文章。其中《大匠的困惑》一书，于1990年在大陆与台湾同时出版。为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95周年及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办50周年，她又写了本书。此外，还写了《建筑师梁思成》，编辑了《梁思成建筑画集》。

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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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１９４８年，我在上海结束了中学教育，考上了私立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可当时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当昂贵，我的哥哥已经在一个私立大学就读，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学，对我们这样公职人员的家庭来说，在经济上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恰巧，这时我的男朋友程应铨要北上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父亲决定让我和哥哥都随程北上求学。他听说清华设有先修班，因此写信给清华的同乡林徽因，请她帮助我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

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他们还说：梁思成、陈寅恪与翁文灏三人被誉为中国的三位国宝。

我终于到了北平，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城市，并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故宫，然后又游览了三海、天坛和太庙。我从没见过这样伟大壮丽的建筑，当我站在太和殿前，多么希望自己能长久地留在那里，哪怕做一名清洁工我也愿意。当我走在天坛笔直的长长的神道上，远望圜丘时，感到自己也仿佛飘飘然地接近上天。而太庙却又是另一番情景，它那大片的古柏，那般肃穆，连轻轻咳嗽一声都怕惊动了祖先。天啊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领教过，一个人可以从建筑物上得到这么多的感受。在昆明，我爱它美丽的湖光山色；在上海，我只看到它的商业繁荣；然而北平，只有北平，这成群宏伟的古建筑，加上人们那彬彬有礼的北京话，使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祖国文化的伟大。使我长期在上海形成的、崇拜美国物质文明的心理受到谴责。北平啊祖国的明珠，祖国的瑰宝，你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第一次进清华是从西校门进去的。从西校门到二校门，乘汽车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我却走了半个多小时。路沿着一条清冽的小溪延伸，在路的另一边是一片树林，路上不见一个行人。路旁的大树缓缓从我眼前掠过，多么幽静的清华园。我到清华时，朱自清先生刚刚逝世不久，那天上午刚开过他的追悼会，清华园笼罩着黯然的悲哀。朱自清先生宁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爱国者，使清华园又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气氛。这就是１９４８年清华这个中国最高学府给我的印象。

我到清华后的第一件事自然应该去拜访林徽因先生。但我听到一个坏消息，她不久前刚刚做了肾切除手术，肺部结核也已到了晚期，医生告诉梁思成说她将不久于人世了。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悲哀的事。我反复地考虑着去不去拜见她。我不断听到人们对她超人才智的赞扬，及对他们夫妇渊博的学问的敬佩。我更害怕了，我这个没被清华录取的小青年，在她的面前将多么尴尬。我一直拖延着去拜见她的日期，直到她听到我已到清华的消息，召见我时，我才去见她。（一）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在一个初秋的早上，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８号梁家的门口，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着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着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我的注意力被书架上的一张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亲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美人。我不想用细长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双眼皮，长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脸……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怜的词汇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全是貌，是她那双凝神的眼睛里深深蕴藏着的美。当我正在注视这张照片时，只听卧室的门“嗒”地一声开了。我回转身来，见到林先生略带咳嗽、微笑着走进来，她边和我握手边说：

“对不起，早上总是要咳这么一大阵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见人，否则是见不得人的。”她后面一句话说得那么自然诙谐，使我紧张的心弦顿时松弛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这句话包含着她这一辈子所受的病痛的折磨与苦难。我定睛看着她。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窝中的眼睛，放射着奇异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抓住。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羊绒衫，白衬衫的领子随意地扣在毛衣内，衬衫的袖口也是很随便地翻卷在毛衣外面。一条米色的裤子，脚上穿一双驼色的绒便鞋。我们都坐下后，她就开始问我报考大学的情况。这是我最怕的事，只得羞怯怯地告诉她，我自认为数学、化学、语文尚好对付，物理和地理不行，最头疼的是英语，我对它简直是一筹莫展。她笑了笑说：

“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再冰、从诫（梁思成的女儿和儿子）他们都是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

“我怕文法。”我说，“我简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语并不可怕，再冰中学时在同济附中，学的是德语，英语是在家里学的，我只用了一个暑假来教她。学英语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么文法。一个假期我只选了一本《木偶奇遇记》做她的课本，儿童读物语法简单，故事也吸引人，她读一段背一段。故事读完了，英文也基本学会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二）

□林洙</TD></TR></TABLE>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接着林徽因又问起我的食宿情况。我告诉她，我已经在工字厅食堂入伙。系里的美术教师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厅的宿舍暂时借给我住，因为他城里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厅是男教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让我借住在吴柳生教授家，并说要亲自去和吴夫人商量。然后她又问我对北平有什么印象，当我正准备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汇来回答她时，她已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北京的历史。

“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建设起来的。”她看出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便又接着解释说：

“北京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八千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家和学者的无限赞叹，称之为世界奇观之一。

“‘左祖右社’是对皇宫而言，‘左祖’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太庙。‘右社’指宫室右边的社稷坛现在是中山公园。‘旁三门’是指东、西、南、北城墙的四面各有三个城门。不过北京只是南面有三个城门，东、西、北面各有两个城门。日坛在城东，月坛在城西，南面是天坛，北面是地坛。‘九经九纬’，是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九条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车马即‘经涂九轨’。北京的街道原来是很宽的，清末以来被民房逐渐侵占越来越狭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当年马可·波罗到了北京，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蒙了，欧洲人哪里见过这么伟大气魄的城市。”我们都笑了，她接着说：

“‘面朝后市’也是对皇宫而言，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所以皇帝面对朝廷。‘市’是指商业区，封建社会轻视工商业，因此商业区放在皇宫的后面。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繁荣起来的。过去地安门大街和鼓楼大街是北京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是在北京城外，因为辽代与金代的首都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元大都当然和金的旧都有联系，那时从旧都来做买卖的商人，必须绕到城北的商业区去，所以干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门外有好几条斜街，就是人们在新旧两城之间走出来的道路，开始是路旁搭起的棚户，慢慢地发展成为固定的建筑和街道。过去一有战争城外的人就往城里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才建了外城。……”她一口气说着，一个封建社会宏伟的北京城地图，在我眼前勾画了出来。（三）

□林洙</TD></TR></TABLE>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接着我们又谈起颐和园，这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但是那时到颐和园没有公共汽车，我虽然有一辆自行车，却还不会骑，所以一直没有去。我听说颐和园的长廊特别有趣。林先生却摆手说：

“颐和园前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沈从文现在正住在谐趣园，你可以去找他，请他做向导。”我们谈着谈着，实际上是她谈着我听着，不知怎么搞的竟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完全忘了她是个重病人，慌忙站起身告辞。她笑笑说：“我也累了，每天下午四点我们喝茶，朋友们常来坐坐，欢迎你也来。”我从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交往过，但不知怎么的，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我从梁家出来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我承认，一个人瘦到她那样很难说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那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和热情。真的，怎能包含那么多的内容。当你和她接触时，实体的林徽因便消失了，感受到的是她带给你的美和强大的生命力。她是那么吸引我，我几乎像恋人似的对她着迷。那天我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听说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衔去了。

我初到清华时，建筑系开办才两年，全系师生加起来只有三十多人。学生都在一个大教室上设计课，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学生对教师不论老少都称“公”。那时的建筑系真是富有民主精神，而且朝气蓬勃，我也常常到系里去看李宗津作画。

有一天我正走在建筑系的楼道里，迎面来了一位中年人，他身材瘦小，有些驼背，穿一身考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宽边大眼镜，更增加了他那学者的风度。他看来和蔼可亲，诙谐风趣。他向我伸出手，笑着点了点头，又扬起眉毛调皮地说：

“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虽然我搜不出一个字来回答，但立刻就断定这位亲切的长者是梁公。

汪季琦先生回忆他第一次和梁公见面时，梁公的头一句话就是：“我应该叫你一个好听的，叫你一声小叔叔。”因为汪有一个比他大三十多岁的哥哥是梁启超的好朋友。汪季琦回忆说：“梁公是个很有风趣的人，他几句话一说，立刻就能使对方消除生疏感，而与之亲切地交谈起来。”

不久林先生果真去拜访了吴柳生夫人，并和她谈好让我借住的事，我便搬到吴家去了。那年因为时局的动荡，清华校方为迁校的问题斗争得非常激烈，因此没有办先修班，我也就只好自己复习课程，还跑去听了几门名教授讲授的中外通史和梁公讲的中西方建筑史。

由于清华的先修班停办了，因此林徽因决定亲自辅导我的英语，并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我又高兴，又担心，因为有这么一位好老师来辅导我真是求之不得。同时我又看出她十分严厉，对不满意的事会直率地提出批评，而且毫不留情，我担心以后免不了会挨批评。（四）

□林洙</TD></TR></TABLE>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先生也常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教师。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

梁家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

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原来她是云南人）逗得我们都笑了。

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又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的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噗哧一笑。

接着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四川调查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

他们的老朋友费慰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１９０９年出生于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美术系，曾任美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是研究东方古代艺术的专家）曾这样来形容林徽因：“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

但是林先生的病却一天天明显地加重了，我的英语课也只好断断续续地进行，直至完全停止。但我仍常常去看林先生，她只要略有好转仍是谈笑风生。（五）

□林洙

一天，我们又谈起北京的古建筑，她问我是否都游览过了。我说城里的古建筑算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城外的还都没有去。她又问我最喜欢哪一处。我说，很难说，因为每一处都给我留下了不同的感受。于是她热情地为我讲解分析每一处建筑的艺术特点，似乎完全不理会我是个一无所知的“建筑盲”。当她听我说到天坛、故宫给我的感受，及太庙那大片的古柏给我的印象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问我：

“听过我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吗？”

我摇摇头。她说：

“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

“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梁先生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抚弄着。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林先生那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在兴奋中泛起一点红晕。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想起医生对林先生病情的诊断，心中不免一阵酸楚。

其实，他们的现实生活十分艰辛。解放前清华的教工宿舍还没有暖气，新林院的房子又高又大，冬天需要生三四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暖和。这些炉子很难伺候，煤质不好时更是易灭，对付这几个大炉子的添煤倒炉渣等活儿，简直需要一个强劳力才行。那时梁再冰和梁从诫都在城内就学，这个沉重的担子就落到了梁先生的肩上。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直接关系到林徽因的健康，所以梁先生也不敢轻易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他常带着笑说：“这是粗活。”是的，他还有更重要的“细活”：每天定时为林先生注射各种药液，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的技术；为病人配餐；为使林先生能坐得舒服些，给她安放各种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垫圈；为林先生朗读各种读物，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护士。除了这些事外他更重要的任务是领导建筑系的工作和他自己的教学与学术研究。

我决定离开程应铨

北京解放不久，我收到父母辗转从香港寄来的信，得知父亲已到厦门工作。我们家也从上海迁到厦门去了。所以父母对我一人留在北平很不放心。因此，父母觉得既然我已和程应铨有了婚约，就希望我们尽快结婚以免挂念。我也就按照父母的意思办了。

但是，我那时除了从家里带来的几件首饰外，身无分文。为了安个小家，我准备卖掉一些首饰。那时林先生还健在，她知道了把我找去，问我有困难为什么不告诉她，接着她告诉我，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是用来资助青年学生的，并说我可以用这笔钱。她看我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立刻说：“不要紧的，你可以先借用，以后再还。”并且不由分说地把存折给了我。

第二天我到银行取了些钱，发现这是梁思成的存折，我心中很疑惑。在还回存折时我问起林先生，她笑着说，学社的钱当然用梁先生的名字存啊

她还送了我一套清代官窑出产的青花瓷杯盘作为礼物，可惜当时我对这份礼物的价值毫无认识。一天，王逊先生看见我用这套茶具待客，吃惊地说：“喔！你就这么用它？”我却学着当时流行的口头语说：“它也要为人民服务。”王逊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

后来当我提起要归还那笔钱时，林先生总是很快把话题岔开，而且她说话时别人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一次，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问她是否能让我再把钱存回银行，她却一挥手说：“营造学社已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呀？”我刚要申辩，她摆出一副长辈的神情严厉地说：“以后不要再提了。”我吓了一跳却又无可奈何。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详细地了解了梁思成毕生的经历后，才弄清楚营造学社正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最后的那点钱，也都分给社友作为北上的旅费了，哪还有什么专款﹖（六）

□林洙

我与梁、林二人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自己谈起曾对别人有过什么经济上或事业上的帮助。比如梁思成为创办敦煌研究所的经费奔走这等大事，要不是常书鸿先生的回忆，谁也不会知道。他们的欢乐在于看到了成功的建筑设计，或发现了珍贵的古建筑，或得以欣赏优美的艺术品。他们也常为某些人类的艺术珍品被糟蹋、破坏、摧毁而痛心疾首。同时他们又都是语言锋利的批评家，对某些拙劣的作品，他们是不会沉默的。

梁思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又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

１９５１年我有了孩子以后，渐渐地陷在家务事中，我也感到十分矛盾。千千万万个妇女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投入社会，而我却把自己关进了小圈子。我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不久我患了肺结核病，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健康，把我调回清华大学工作。

１９５３年我调到清华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主要成员有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三位古建筑专家和两位年轻教师。

我在重工业部是绘施工图，到了清华却要画古建筑图。对古建筑我可是一窍不通。虽然听过梁先生的建筑史课，但那也只是对中国建筑的发展有个大体印象，要画详细的构造图却十分不容易。我开始阅读梁先生写的《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学社汇刊》上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当我独自艰难地啃着这些调研报告时，林先生平时与我闲谈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各种评论又都回到我耳边来。它大大地帮我理解了这些报告。我尽情地享用着营造学社留下来的大批资料，努力地学习着古建筑。

莫宗江教授常常和我谈起他当初给梁先生画图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梁先生有时也来看看我画的图，他总是生动地指出我的缺点。一次我在图上注字时离屋脊太近了，他看了后说：“注意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乌鸦。”说到这儿，他淘气地对我眨了一下眼睛。从此之后，我每在图上注字，都要反复推敲一下，生怕再出现“乌鸦事件”。

经常指导我工作的是刘致平和莫宗江两位教授。他们都是从营造学社时期就追随梁公的老朋友了。刘致平还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的学生。因此我们在工作之余，也自然地谈到东大建筑系，谈到当年营造学社的工作。慢慢地，梁公早年在东大的教学活动和在营造学社的活动，在我心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没想到１９５５年以后我被调去担任系秘书工作，１９５７年以后又调去做资料工作，从此离开了我喜爱的古建筑。但是这短暂的两年绘图，对我此后的工作以及编辑《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中程应铨犯了“错误”，对他的批判帮助是在民盟小组会上进行的，领导让我也参加。我感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每次都缩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么错误，同志们的批判我也听不大懂，回到家里我想帮助他，希望他的检查能深刻些。我不认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但是人总是有私心的，也许他对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满意，因而对组织或领导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建议他从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绝了。我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在思想上包得很紧的人，甚至对我他也不愿深谈，他终于被划为右派。

组织给他做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那时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严重，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七）

□林洙

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来问我：“妈妈，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右派划清界线﹖”我将何言以答﹖

最后我决定离开他，独自喝下这杯苦酒

程应铨被划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也受到影响，我被调离系秘书的岗位，去从事资料工作。我很高兴，因为我喜爱资料工作。

一天，我在资料室的书堆中发现两个厚厚的英文活页笔记本，这是某人在学习西洋建筑史时做的笔记，一页页整洁的打字，隔两三页就有一张插图，有平面图、立面图、透视图和剖面图。全部都是钢笔徒手画的，线条活泼又严谨。我被这些精美的作品吸引住了，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我慢慢地看出了一点眉目。这是一个极用功的学生学西方建筑史的笔记，笔记中除记录老师讲课的内容外，还就每一座建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并从中摘抄下重要的评论，然后又根据照片或书中插图画成了这些小钢笔画。好家伙！这是个什么人哪﹖西洋建筑史我学过，而且听的是梁先生的课，虽然同学们都很爱听这门课，但也没有见到有谁下这么大的功夫。我继续看下去，发现有的画上有一个①字，同时还有一个印章，中心写着宾夕法尼亚大学，外圈是建筑学院。我恍然大悟，对这是梁先生当年的笔记本。想起他讲西方建筑史时谈笑风生、引人入胜，并以他渊博的学识古今论证、中西对比，那正是他几十年来严谨治学的硕果。

为了证实这本笔记的主人，我找到梁家，拿出笔记请梁先生看。他接过笔记本说：“对这是我的。”然后一声不响地翻阅起来。我相信，他的思绪一定随着这些画回到了费城的宾校，或者和林徽因一起回到了罗马。

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意识到我还站在那里，急忙让我坐下，像哄孩子似的递给我一碟糖。我噗哧一声笑了说：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啊，什么问题﹖”他茫然地问。

“您是不是要收回这个笔记本。”

“啊，不！不！它早已充公了，我早已把它送给教研组了。现在既然在你那里，就由你来保管吧。”我又问他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图上有印章，但大部分都没有。他告诉我说，①是１分，美国学校也是实行５分制，但最高分是１，最低分是５，正好和我们现在的５分制相反。有印章的是教师要求完成的作业，没有印章的是他自己画的。我说了声谢谢，不知怎么搞的又傻头傻脑地冒出一句：“您真了不起。”他笑了笑说：

“没什么，这是笨人下的笨功夫，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笨人下的笨功夫。”我从梁家出来，耳边一直响着这句话。后来在工作中，每当我面对着上千张漫无头绪的图片或资料时，“笨人下笨功夫”这句话就回响在我耳边。我也就硬着头皮一张一张地把它们弄清楚，整理出来。我的业务能力，也就在这种“笨功夫”中不断提高。

我把梁先生笔记中的钢笔画，挑选了一批放在镜框中，在资料室展出，这吸引了全系的师生来看。那一年建筑史课的学生成绩比往年大大地提高，我很高兴，并暗暗地把这个功劳记在自己的记功册上。（八）

□林洙

求婚信改变了我和梁公的关系

１９５９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是建国以来最豪华的建筑了。作为建筑学的资料室，我认为清华应当拥有这些新建筑的图片资料。但四十年前照相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我们系没有这个力量去收集拍摄。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我看着这些精美的照片垂涎三尺，但左求右求他们就是不给我，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梁先生听我说完来意，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封信，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尽管去找他。我高兴极了，拿了这封信，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还在系里办了个十大工程图片展览。

在我找梁先生帮我写介绍信的那天，我在他的书架上东翻翻西看看，发现有不少好资料堆在那里。有一天，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公，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们谈问题时，我又去翻看这些资料。“真是些好资料。”我想。看见好资料就想把它弄到手，这也许是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癖好。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忙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这句话受到他极大的欢迎。他说：

“唉呀你看我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我这个字纸篓越来越大，快把我埋起来了。你能来帮我整理，那真是太好了。”

“但有一个条件，”我说，“有些资料您看过了就送给资料室。”他听了哈哈一笑说：

“可以，可以，你真是个好资料员。”

我们临走时他又叮问我一句

“林洙，你什么时候来﹖”

“星期一吧”

于是，每隔一天晚上我就去为梁公整理一次资料。他说自己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候大挂历还很少见到，但是梁公那里却一卷一卷的一大堆，有的已过期两三年了。杂志也多得要命，还有各种新书，有他自己订购的，但多半是赠阅的。还有无数的信件、通知……

我意外地发现梁公还订了不少文艺刊物，如《文艺月刊》、《收获》……就连《中国青年》这种年轻人的读物他也订，看来他还挺爱读，这些杂志全都整齐地排在卧室的书架上。

开始我有点后悔，因为资料并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复，由他口授，我写了简单的回信，有的信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们交谈不多。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先生为中心，他自然说话不多，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但很亲切。渐渐地我和他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逐渐增长了。

有一天，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公的关系。（九）

□林洙

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梁公，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先生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次遇见，对我当时枯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点提味的盐。我开心得都要唱起来了，我抓过一张纸写上：

亲爱的××：

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迓，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月×日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向梁公走过去，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

“您看这样回行吗﹖您签个字吧！”

梁公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的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我们相对大笑了起来。我笑得开心极了，又接着逗他说：

“哈哈您居然脸红了。”他真的脸红了，微微显得有点窘，但又流露出些微得意，假装板着脸说：

“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是要被打手板的。”我仍旧笑得很开心，但我发现他脸上竟有一个深长的酒窝。怎么﹖我从来也没注意到他脸上有酒窝。我还看到了他的一双眼睛，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会说话的眼睛，我在小说中见多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现在这双眼睛就像年轻人一样地看着我，他在说什么﹖我不由自主地避开他的视线。

他慢慢地和我谈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也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但他就是不搭理。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清醒地知道我是个‘三要’、‘三不要’的人。”

“什么‘三要’、‘三不要’﹖”

“那就是：老的我不要；丑的我不要；身体不好的我不要。但是反过来年轻的、漂亮的、健康的人就不要我这个‘老、弱、病、残’了。”他又说：“某某我们年轻时就认识，她很会煮咖啡，有时也邀我去她家喝咖啡。有人想给我们撮合撮合，可我就是不抻头！”

“为什么﹖”

“我怕老姑娘。”他哈哈地笑了，接着又说：“有时我也很矛盾，去年老太太大病了一场，把我搞得好狼狈，六十岁的女婿照顾八十岁的岳母。”他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又说：

“我爱吃清淡的饭菜，但是老太太爱吃鱼肉，真没办法。记得你做的豆豉炒辣椒吗﹖真好吃。”

我想起那是林先生在世时，我常常在梁家吃饭。她总抱怨刘妈不会做菜。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了一个豆豉炒辣椒带去。没想到这个菜大受梁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的赞扬。

从那天以后我们就常常聊天，开始从书架上的《文艺月刊》、《收获》等刊物中的短文谈起，我们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和林先生交谈都是她说我听，现在却相反，往往是我说梁先生听，他很少打断我的谈话，总是专心地、静静地听。不知怎么搞的我原来是不大能说话的人，也很少敢于对什么事物妄加评论，眼下在他这个大人物面前，我居然毫无顾忌地大谈起来。（十）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我谈到我喜欢沈从文和曹禺的作品。巴金的《家》，经曹禺改编后，我就特别爱读，我认为他塑造的瑞珏真是善良与美的化身。不过，我也很困惑，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文学作品中除了诗、词、歌、赋外，小说却少得可怜，比起欧洲和苏俄这方面的作品都差得太远了。他说：

“我不是研究文学的，不过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造成的。几千年统治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极端轻视妇女，‘妇女是半边天’嘛，丢掉你们这半边天还怎么可能去真实地描写社会。儒家是回避男女之间的爱情的，因而也就丢掉了欧洲社会所经常接触的‘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又是极残酷的，文学家更难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揭露社会。所以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写出了‘三吏’、‘三别’就更显得伟大。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我们的近代文学也就不可能一下子繁荣起来。”

我又说：解放后的文艺作品我读得很少，喜欢的也不多。书中的主人翁总是一个空壳，他们没有血，没有肉。要是换个名字，换身服装，就能改变身份。１９４９年以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我最喜欢柳青写的《创业史》，但《创业史》中，老一辈的人物比小一辈的写得好，梁三老汉写得很成功。听说柳青写《创业史》在农村蹲了八年，真不简单。

我又谈到苏联的文学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早期革命者，像《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中的学生，像《勇敢》里的共青团员，像《收获》中的农庄妇女，都写得有血有肉。我特别喜欢《康庄大道》这本书。作者通过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论述了“英雄与凡人”，“司令和士兵”，“纪律与民主”，“勇敢与怯懦”，“弱小与强大”……一连串的辩证关系，有很深的哲理，有时只通过一个动作的描写就能把人物的灵魂揭示给读者。我永远不能忘记书中描写的一个临阵吓蒙了往后逃跑的士兵，在依照军法枪决他时，这个士兵挺起胸、扣上了风衣扣的动人情景。我说我看过几篇描写战争的作品，但没有一篇能和《康庄大道》相比。

对我来说，我感到《收获》中的女主人的某些处境与我有些相同。她的丈夫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她在生活中碰到了真正了解她并爱她的人，但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她和爱她的人分手了。后来她还是和丈夫分居了。但在她自己的努力下，工作取得了成绩，获得了劳动者应有的荣誉，迫使她的丈夫重新认识她，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又恢复了家庭。我很喜欢书中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

“讲荣誉地过生活，凭良心地做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又讲起《勇敢》中描写的一批共青团员，他们各有不同的优缺点，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每个人都有可爱之处，可以感觉到作者带着最大的热情来写他们，她爱她笔下的小人物。尽管有的人缺点还不少。

我简直是滔滔不绝，好像要把几十年闷在心中的话一下子都倒出来似的说个没完。他显得那么有兴趣地听着，偶尔也说几句话。

（十一）

□林洙</TD></TR></TABLE>

一天，他问我和程应铨离婚除了政治原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政治原因只是近因。”我说，“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不尊重我。我觉得夫妻之间最起码的是要能真诚相待，这是最根本的，只有做到真诚，互相之间才可能更深入地了解，才谈得上谅解与体贴。”

梁公不住地点头说：

“是的，是的。”

“他对我缺少最基本的‘真诚’，当然我也没有去争取。”我接着说，“在生活中不和谐的事、令人伤心的事就更多了。比如前几年他有了一些稿费收入，我希望能有计划地使用这笔钱，但他就要随便花，我最反对的是去买些名贵的烟酒。我们有两个孩子，以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时两人意见矛盾尖锐了，他就说：‘这是我劳动得来的钱，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夫妻之间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我见他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真的吗﹖他会这样说﹖”接着，问我有没有正在进行中的对象。我笑了笑说：

“有过一个，我的表哥给我介绍过—个国画家，我们约好在颐和园见面。他是背着画夹来的。没走几步，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画夹子，请我欣赏他的画，我想，我是挑丈夫，又不是挑画，画得好有什么用，再说那儿也不是个看画的地方。总之我觉得挺可笑的，找个借口溜了。可是他挺来劲儿，提了两斤猪肉送到我表哥那儿，请他多多帮忙。”梁公本来已感到很可笑，再听我说到两斤猪肉便大笑起来。

我又说：“您要是像他那样带着自己的作品去相亲，那您就得赶着马车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要和我结婚，但是失败了。”过了一会儿我的心情有些黯淡地说，梁公也显得严肃了起来。“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谈过。”

“在昆明时，我们兄妹都在西南联大的附属中小学就读。我小学六年级时有个联大的学生常给我的小妹妹画像。后来哥哥转入云大附中高中学习，一天他回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音乐老师莫愚就是给小妹画像的那个大学生，这人很奇怪。他不像别的教师只教乐谱和唱法，而是先讲怎样欣赏音乐，还介绍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有一天他找我去谈话，好像对我们家很熟悉，还说想认识你。’大约过了半年，一天，莫愚真的找到我们家来，哥哥正要去看电影，急忙把他介绍给我就溜了。我很窘，本来听哥哥谈到他，还觉得这人有点意思，但是一接触，我就实在受不了他的酸味。父亲对这位不速之客很关心，不时在窗外走动。我却如坐针毡，一句话也没有。他说：‘听家举哥哥说你爱好作文，能给我看看吗﹖’我如释重负般跑出去拿作文本。他问我能否借他带回去看看，我急于把他打发走，便同意了。临走时他告诉我，他已转到离我家不远的女二中任教。”（十二）

□林洙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上学或回家时都会在翠湖或丁字坡碰见他，他总是站在路边对我一笑。１９４５年我家迁回江南，临行前我想去取回我的作文本，但想起他的酸劲，干脆不要了。但到了上海，想想还是不甘心把作文本留在他那里，又写信去请他把作文本寄还我。

“我与程应铨订婚北上后，一天，莫从长春寄给我一封信。厚厚的几大页纸，详细地叙述了十一年来他对我的爱慕，并说这种感情当我还是个小学生时就产生了，那时因为我还小，他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能理解他……最后他要我真实地告诉他，我的生活是否幸福。

“那时我正在读一些有关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通俗读物，心想我与他总共只接触过一两次，加起来我没有说上十句话，哪儿来的爱情，这个人有点不正常。于是我回信告诉他我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得很幸福其实不然。我批评他对我的感情是唯心的，因为没有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他爱的是自己虚构的人物。我还建议他尽快建立自己的家庭。

“到了１９５８年我已经离婚，一天又收到他的信，他告诉我十七年来他对我的感情仍旧没有变。并告诉我他病了很久，现正在北京阜外医院治疗。十七年人生有几个十七年，我终于被他打动了。我去医院看他，但是晚了，在交谈中我得知他已于１９５５年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个外科大夫，很爱他。但他们的结合并没有使他忘掉我。对这点他的妻子很敏感，因此两人尽管‘举案齐眉’，却各有各的苦恼，我能说什么呢？住院期间他的病情有了反复，要做第二次肺切除。在手术前我去看他，他苦苦地追问我，对他的感情是否改变了，我点了点头。

“他出院后告诉我，准备回去解除自己痛苦的婚姻，他一定要和我生活在一起。大约三个月后，他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在他提出离婚的要求后，他的妻子曾自杀，虽然得到挽救，但终身致残，他不可能再离开她。他要求我能常给他写信，那是他惟一的安慰。他说，‘为了和你生活在一起，我做了一切的努力，但是失败了……’收到那封信的那天晚上，清华正要召开一个全校资料员的大会，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但是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没有回信，我同意保尔的一句话‘如果不能作为最亲近的人留在身旁，那就什么也不是’。”

我一口气说完了这个长长的故事，心情有些沉重。梁公看着我说：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它太像小说，太悲惨了。”

“有时候我常想，到底有没有‘一见钟情’？对他的不幸我有没有责任？”

“你真善良。”他叹了口气。（十三）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我忽然想起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的故事，就问梁公，是不是真有这回事。梁公笑了笑说：

“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他又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１９３２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我耳旁老响着这两句话：

“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是啊！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与情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高度去观察去理解社会。

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我回家的时间也从九点推迟到九点半，甚至十点。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呆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什么？在知识方面？在道德方面？抑或在感情方面？不，我说不清楚。（十四）

□林洙</TD></TR></TABLE>

一天，梁公拿出一本他亲手抄录整理的林徽因的诗给我看。这是林先生去世后他整理的，他调皮地眨一下眼睛说，可惜不是白绢的封面，也没有白玫瑰。一个精致的黑皮封面的厚本子，抄录了林徽因发表过的和没有发表的作品。我读着林徽因美丽的诗句，看着梁公那一行行漂亮的字，感到这真是一件无价之宝。他特意选一首他喜爱的诗念给我听，念完最后一句“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时，抬起头来，我又看见了他那会说话的眼睛。那天晚上我很高兴，我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荣幸，和梁公一起欣赏林徽因的诗。同时也感到还有另外一种感情在我心中升起，它迅速地膨胀着。

第二天，我刚进门，梁公就把我叫过去，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最近以来给我做清仓工作。除了感谢你这种无私的援助外，还感谢——不，应该说更感激你在我这孤寂的生活中，在我伏案“还债”的恬静中，给我带来了你那种一声不响的慰藉。这是你对一个“老人”的关怀，这样的关怀，为一个“老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休息，不仅是受到关怀的人，即使是旁观者，也会为之感动的。

你已经看到我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清静。你的“家”是否也多少有点同感？若干年来，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并且自以为“自得其乐”。情况也确实是那样，在这种静寂中，我也从来不怎么闲着，总是“的的笃笃”地忙忙碌碌，乐在其中。但是这几个晚上，由于你在这里，尽管同样地一小时、一小时地清清静静无声过去，气氛却完全改变了。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过去，那种“真空”是在下意识中埋藏着的，假使不去动它，也许就那样永远“真空”下去。我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健康情况，所以虽然早就意识到这“真空”，却也没有怎么理会它。

尽管我年纪已经算是“一大把”，身体也不算健壮，但是我有着一颗和年龄不相称的心。我热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热爱生活，喜欢和年轻人玩耍，喜欢放声歌唱，总记不住自己的年龄，因此也有着年轻人的感情。

对自己年龄和健康情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但是这“真空”今天“漏了气”了。（十五）

□林洙

我认识你已经十四五年了，自从你参加到系的工作以来，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给了我越来越好的印象。也许因为我心里有那么一个“真空”，所以也常常注意着你。记得过去一两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请你“有空来我家玩玩”吗﹖但是也不过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关怀”而已。从来没有任何幻想。

今天竟然在你“工作”完了之后，求你坐下来，说是读林徽因的诗，其实是失去了头脑的清醒，借着那首诗，已经一时“忘掉腼腆，已经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了我非常抱歉，非常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唐突莽撞，我真怕我已经把你吓跑了。但已“驷马难追”怎么办呢﹖真是悔之无及。

亲爱的洙，必须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珍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我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在夜深人静时，你在这里工作而“陪伴”着我的温暖。但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我用玩笑的方式所说的“三大矛盾”。即使对方完全是我所说的“三不要”的反面，而且她也不以我的“老、弱、丑、怪、残疾”而介意，我还是不愿意把自己这样一个“包袱”让别人背上的。因此，即使我今晚虽然一时冲动说了“一串疯话”，我却绝不会让自己更“疯”。

但是我有责任向你发出一个“天气形势预报”。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时也可能说话“走火”，我深深地害怕这样“走火”把你吓跑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心里有“真空”，所以有时你说话可能无心，我可就听着有意。例如你今晚说，“一个人老不老不在他的实际年龄”。我这有心人就听着“有意”了；又如你说那位画家抱着作品来，并说我相亲要“用马车拉”，那是否也拉到你处呢﹖从这方面说，我又不是心直口快而变成“疑神见鬼”了。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但不应该存在任何这种幻想，而且应该完全“保密”，但我今晚一时不慎，已经“泄密”了。你可以看出，我心里是多么矛盾。我既然“泄密”了，这就可能引起你许多疑虑和顾虑，导致你害怕，永远不再来了。我所希望的是你今后经常这样来看我，帮助我做些工作，或者聊聊天，给我这样——也仅仅是这样的温暖。

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

送你走后，怎样也睡不着，想着你怎样在这苍茫月色中一人孤单地回去；辗转反侧良久，还是起来，不由自主地执笔写了这一大篇。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你看。我只知道，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吓坏了吗﹖

心神不定的成

１８日晨２时（十六）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一封信，但同时我又似乎并不十分惊讶，觉得也很自然。在我看信的时候，梁公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我。我一看完信，他就伸手把信收了回去，并低声地说，“好了，完了，你放心，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种说不出的苦恼的神色直视着我。我只是迷迷糊糊的，耳边响着他的话：“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了……我忽然感到一阵心酸，眼泪扑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梁公突然从我的眼泪中看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希望，他狂喜地冲到我面前，“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我只是哭，一下扑到他的怀中，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我再也不愿离开他了，我要永远永远和他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恋爱过程，我们没有花前月下的漫步与徘徊，卿卿我我的海誓山盟，我们也没有海滨湖畔的浪漫嬉游。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可以永远铭记在心中的美景来回味。我们仅仅是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促膝谈心，倾诉衷肠。终于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了。

然而这一决定却给我招来了难以忍受的议论与指责，最令我难堪的莫过于来自思成弟妹与子女的不谅解。但这一切思成都勇敢地接过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我，他小心地保护着我。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猛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只要抛开这些世俗的烦恼，我们就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了。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往往是我刚要启齿，思成就替我把话说出来了，他了解我每一时每一刻的思想。

社会上对我们的婚姻议论刚刚平息不久，没有想到又发生了一桩令我更加难堪的事情。但是，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互相了解、更加信任、更加相爱了。

１９５９年为设计国家大剧院，我系曾对剧院建筑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除了收集当代国际上新老剧院的资料外，还派出大批学生对全国各大城市的剧场、影院、会堂作了调查，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来虽然国家剧院的设计任务下马了，但为了总结这一段工作，我系编辑了《国外剧院图集》、《中国会堂剧场图集》、《２３００座剧院设计总结》三大本书，每种均印两三千册。这些书的对外交流与出售工作一下子全交给了资料室。当时我负责资料工作才三年，平时日常工作已经很忙，再加上这一大批书的交流与发行就更加忙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一点财务常识。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来做，但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来动手。当时也不懂得把管“钱”和管“物”分开。因此在１９６３年开展“双反运动”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时，一清查，发现了问题。售出的书和收入的钱对不上。开始我并不重视，我也没有想到新来的小兄弟会出什么问题。再说这批书的印刷取货交款等全部是学生办的，本来就是一堆乱麻。

有一天，我上班时发现有几个人在清点那些图集。我心中一动，为什么不由我们资料室的人清点？第二天“双反”办公室的同志便找我谈话，要我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我一听，脑子“嗡”地一声，像爆炸了一样，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坦白交待”，难道他们认为我贪污了吗？且不说问题能否弄清楚，就当前受到怀疑已足使我难以忍受了。我的心情再也没有比这更沉重的了，我怎样回去向思成交待？说我受到了怀疑，说我是冤枉的，他能相信吗？他将怎么看我？他会怎样对待我呢？回到资料室我一头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十七）

□林洙</TD></TR></TABLE>

回家后我万分羞愧地向思成转述了“双反”办公室和我谈话的内容。他注意地听着，然后严肃地说：“你有责任帮助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我怎么搞清楚啊如果我真的贪污了，我可以坦白，可是我没有，一分钱也没有，我交待什么呢？我经手的钱都交给××了，如果××贪污了，他不承认我永远也洗不清了。”

“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对我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几乎每天都在哭，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一天我从系里回家，碰到总支书记刘小石正从里面出来，我的心一沉。果然我进屋后发现思成空前的严肃。他对我说：“小石刚走，他和我谈了一些运动中的情况，组织对你的审查不是轻率的，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他停了片刻又说：“你听着，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那就振作起来，帮助领导把问题弄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是相信组织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思成最后的话令我痛心。难道组织就不可能搞错吗？谁能保证领导就绝对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呢？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反正现在大家都已认为我是有问题的了，我还不如搞个假交待呢。但我又不知道差额是多少，如果说了反而会说我是故意隐瞒真相，破坏运动，那不又罪加一等了吗？再说我也交待不出贪污了哪一笔钱，哪个单位的钱，更交待不出赃款的去向。我想这两年的日子也真够熬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不如死了算了。但是两个孩子怎么办？想起孩子我就更伤心了，我死了，谁来关心他们？谁来爱抚他们？我现在惟一缺少的是对组织的信任，我想只要我能坚信组织绝对不会搞错，只要有了这个信心我就得救了。我一边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把自己的顾虑，把我那些不连贯的思想告诉给他，因为我边哭边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相信没有一句话是说清楚了的，也没有一句是说完整了的。但是思成听明白了，他告诉我说看见我这样痛苦，他也很难受。他说要有信心，绝不能搞假交待，既然领导上还没有做结论，就说明组织上处理问题是慎重的，是要反复核实的。

当时我们系“双反”办公室还向全北京市的建筑单位调查购买这三种书的情况，我是资料室的负责人，因此弄得各设计院“满城风雨”，都在传说林洙贪污了。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屈辱，我简直就无法再见人了，因为这些单位都是我在工作中经常要联系的。

这事传得连建工部杨春茂部长都知道了，一天思成在观看一个演出时正好与杨部长坐在一起，部长关心地问：

“你夫人的问题怎么样了﹖”

“现在还没有审查清楚。”

“你告诉她，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我们党有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由于牵扯到某些问题中去，往往被组织审查了十年八年，最后才调查清楚，重新工作。但也有些同志接受不了这种审查，走上了与党背道而驰的道路，这是很可惜的。”

思成回来高兴地向我传达了杨部长的关怀，并说杨部长建议我读一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最后的一章，于是我们一起读了起来。其中有一段话对解决我的思想包袱，就像将要枯死的禾苗逢到甘雨一般地起作用。

过了几天在全系大会上，书记刘小石针对贪污分子说的一段话使我获得了更大的希望，他说：“我们大家都应当尊重事实，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想蒙混过关，混是混不过去的。我们搞工作靠的是什么，当然不能只靠你们的交待。坦白交待与否，只能表明你们自己的态度，我们靠的是调查研究，我们越调查研究，就应当越接近事实，总不会越调查研究离事实越远吧？”（十八）

□林洙

“越调查研究越接近事实，总不会离事实越远。”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没有贪污，那么离事实越近就对我越有利。于是我恢复了清醒的头脑，认真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细节，一一向“双反”办公室做了交待。同时我想售书的事我交待不清，但这几年我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家庭开支是交待得清楚的。因此我把这几年间，我的工资及其他收入情况、我每月家用支出情况、我添置了哪些衣物等等，毫无保留地向“双反”办公室做了详细的交待。

后来，我担心的已经不是给我作什么错误的结论了，而是怕不给我作结论，因为不做结论，就等于还没有证明我是清白的。果然在运动结束时，“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不能作结论。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材料，大约有五六个人证明从我手中买了书，但查不到收据存根，记得总数只有５０元。这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怀疑他们到底是否在我这里买的，当时我们系的财务员吩咐我们，为了节约使用收据本，凡是私人购书不要一一都开收据，而是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总开一张收据，这样结账更方便。因此当然有可能找不到存根。

我委屈极了，竟在“双反”办公室痛哭失声。其实从法律上看，这点材料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既然当初大动干戈地给人施加这么大的压力，还大张旗鼓地外调，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就应当认真负责地为审查对象做结论。但是不行，即使查不出问题也不甘心承认我的清白。当时对“不能做结论的人”也有一说，就是“挂起来”。对干部来说，把某人一“挂”，他们也就完成了任务。再不会考虑到被挂的同胞在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与压力。但是尊严与自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胜于生命的，不应受到损害。

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我曾两次被评为全系的先进工作者，１９８４年又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然而对１９６３年的审查仍然没有做结论。二十六年不做结论本身是否就是一个结论呢？

思成自从刘小石来和他打招呼的那天，和我谈了话之后，就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照旧是那么快乐。只是对我更关心，更爱护了。我没有想到他瘦小的身体里，在外表温和纤弱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的坚强力量。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耻笑他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时，他却能泰然处之。他没有冷落我，而是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帮助我渡过难关。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搁笔了。因为我找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是感动、感激、尊敬、崇敬、信任，是更深的爱？啊，都不是，即使把这些全加起来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只明白了一点，为了他，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给予的。（十九）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承认当我接过那份“申请书”时，虽然没有过多的惊讶，却也十分犹豫。难道我能代替林徽因的位置吗？我自信自己还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林徽因了。但眼下我却又感到和思成共同生活也很自然，我解不开这个谜。人们之所以对我们的结合反应如此强烈，也许就是把林洙和林徽因相比吧？也许梁思成和那位会煮咖啡的专家结婚，就会得到全社会的拱手庆贺，“真是天作良缘”了。但是倒霉的梁思成偏偏没有接受那位人大代表的“申请”，也没有考虑那“天作良缘”，却暗暗地向我这么个小人物，既无学历，又无官衔的小小资料员递上了他的“申请书”，难怪有人妄加猜测并得出结论：

“林洙就是想当建筑界第一夫人。”

一年来我和思成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依恋也更深了。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他给我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我们之间能更加坦诚相见，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得到的。

我错了，我并没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况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许其间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肯定不会相同。

１９６３年春，一个晴朗的天，我等他回来吃午饭，但到了下午一点他还没回来，我便先吃了。正在这时他捧着一盆仙客来回来了。我连忙安排他一起吃饭。饭后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

“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啊当然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现在她长眠地下，她亲爱的人在这里默默地站立着，献上了心灵的花。人们啊！请珍惜这安宁的一刻，不要去打扰他们吧！（二十）

□林洙 </TD></TR></TABLE>

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

我认真回忆起售书时的一些细节，一一向“双反”办公室做了交待。同时，我想，售书的事我交待不清，但这几年我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家庭开支是交待得清楚的。因此我把这几年我的工资收入情况，我每月家用支出情况，我添置了哪些衣物等等，毫无保留地向“双反”办公室做了详细的交待。后来，我担心的已经不是给我作什么错误的结论了，而是怕不给我作结论，因为不做结论，就等于还没有证明我是清白的。果然在运动结束时，“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不能作结论。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材料，大约有五六个人证明从我手中买了书，但查不到收据存根，记得总数是50元。这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在我这里买过书。当时我们系的财务吩咐我们，为了节约使用收据本，凡是私人购书不要一一都开收据，而是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总开一张收据，这样结账更方便。因此当然有可能找不到存根。

我委屈极了，竟在“双反”办公室痛哭失声。既然当初大动干戈地给人施加这么大的压力，还大张旗鼓地外调，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就应当认真负责地为审查对象做结论。但是不行，即使查不出问题也不承认我的清白。当时对“不能做结论的人”也有一说，就是“挂起来”。对干部来说，把某人一“挂”，他们也就完成了任务。再不会考虑到被挂的人在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与压力。但是尊严与自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胜于生命的，不应受到损害。

1979年、1982年，我曾两次被评为全系的先进工作者，1984年又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然而对1963年的审查仍然没有做结论。26年不做结论本身是否就是一个结论呢?

思成自从杨春茂部长和他打招呼之后，就对我更关心，更爱护了。我没有想到他瘦小的身体里，在外表温和纤弱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的坚强力量。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耻笑他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时，他却能泰然处之。他没有冷落我，而是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帮助我渡过难关。我找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是感动、感激、尊敬、崇敬、信任，是更深的爱?啊，都不是，即使把这些全加起来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情。

结婚一年，我和思成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依恋也更深了。我并没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况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

1963年春，一个晴朗的天，我等他回来吃午饭，但到了下午一点他还没回来，我便先吃了。正在这时他捧着一盆仙客来回来了。我连忙安排他一起吃饭。饭后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

“啊!当然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

现在她长眠地下，她亲爱的人在这里默默地站立着，献上了心灵的花。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吧!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瘦协和废协的副主席 思成永远是那么乐观、诙谐、朝气蓬勃，我们相处的日子是多么快乐。他总有说不完的笑话和小故事，即使没有小故事，平时说话也那么诙谐有趣。一天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眉(我的小名)，你知道你丈夫的全部官衔吗?”

“当然知道。”

“不见得吧?你知道我还是寿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

这可真把我问住了，我从没有听到过这两个协会，寿协?难道有专门研究长寿的协会?废协?是有关市政卫生方面的吗?我摇了摇头。他哈哈地笑着说：“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四十四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四十五公斤，一个四十七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来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他笑着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眉，你知道你的丈夫还是个残废吗?”他说。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唉呀，林洙呀林洙！嫁给一个‘无耻之徒’(指无齿)还不够，还是一个‘瘸子’。”

他的左腿略短，我知道是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造成的，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出生时是个畸形儿，两条腿撇开，两个脚尖相对，还不一样长。我生在日本，父亲请了一位日本的外科大夫给我治病。他建议把我的两脚扳正，用绷带扎紧，然后再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一个月以后我的腿果然治好了。不过现在我的脚板还是斜的，不像正常人是平的。”

我问他，他既是长子，为什么弟妹们称他二哥。

“因为在我上面还有一个男孩，但是出生后两个月就死了，所以我就算是老大。但我从小多病，身体瘦弱。一天我母亲梦见一个婴儿不住地向她啼哭，一个会圆梦的先生说，是我那死去的哥哥要求家庭承认他的地位。从此弟妹都改口叫我二哥，据说从那以后我的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TD></TR></TABLE>

另外我也有不同意你的地方，我认为哲这样的孩子，由于他的缺点已经形成，而我们又不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因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就更困难，更得有原则，更得抓住主要问题。比如喝水的事，我就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大错，这也许是母亲的偏见，难道你不能帮助我正确地认识错误吗？

而你留下这样的信扬长而去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神经”我不理解。我只知道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对社会负有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对于家庭则又更多了一层责任。我不认为这会受什么“精力和神经”的限制。

你的信我附上，希望“老爷”也再读一读，也许对你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你问我这两天是怎么度过的吗？白天我努力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晚上孩子睡了，再看看你的信想想问题。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我等待着，心灵的这一寒流只有你能把它驱散。

眉１２．２３深夜

第二天晚上思成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我的信非常难过，他向我承认错误，今后改正。思成没有食言，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为孩子的事不快。他开始注意到哲的长处，并常常鼓励指导他自己动手做些小仪器或小玩意。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始终鲠在我的心中，就是我们与再冰之间的不愉快，这事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但总是因我而起。思成与再冰之间父女情深，他对再冰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缺点，他们常常谈心。而现在，他们疏远了。因此我更加感到我们的结合，思成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内疚，又无能为力。

１９６５年，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她爱人同去英国工作几年，行前要来看我们。我为她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与安慰，同时也还有某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那天再冰、中干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她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伸出手来，紧紧地一攥，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这深深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表示她远行前把父亲和外婆交给我的重托，我几乎掉泪。

两天后我出发到延庆参加“四清”去了，所以没有为她送行。在她行前，思成带着老太太去看她，他们一同照了相。分别时再冰突然搂着思成亲他，哭得十分伤心。她到伦敦后虽然来信，也只能是平安家书。

没想到几年后等再冰回国时，思成已住进北京医院。她永远失去了过去那个乐观、诙谐和朝气蓬勃的父亲，再冰说，“他不爱说笑了，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和开朗了，有时似乎茫然若有所失……我在心里流下了泪。”

后来虽然再冰常到医院看他，在１９７１年的除夕，她为了让我休息，还来陪思成过了一夜。但她始终没有寻找回来过去的梁思成——她亲爱的爹爹。（二十三）

□林洙

不被认可的梁陈方案 新中国诞生后，北平恢复了北京的名称，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梁思成最关心的自然是新中国首都的建设。１９４９年５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曾委托他组织清华营建系师生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梁思成也常就这个问题为各报刊撰文，发表自己的见解，梁家的茶会也总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谈论。当时“城市规划”尚未被我们的社会所认识，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规划，也分不清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的工作有什么区别。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当梁思成还是一个学生在美国学习及在欧洲游历时，已感到欧美大城市的紊乱。１９４５年，他曾撰文呼吁重视城市的体形环境。他说欧美的大城市大都是无计划地蔓延滋长，它们大半是由中世纪的古城堡，围绕以集市又杂以１８世纪后仿建的古宫殿大苑囿混杂而成。到１９世纪初期工业发展后，又受到工厂的掺杂密集和商业化沿街建设高楼的损害。资本主义的盲目发展造成城市惊人的拥挤现象，工业发展又产生了对环境的污染，工厂区四周贫民窟的滋生，城市区域的紊乱，交通阻塞拥挤……造成欧美大城市的种种弊病。尤其是土地私有制度，始终妨碍着任何改善都市环境的企图。近三十年来，欧美各国才又设法整顿改善，以求建立城市合理的体形环境秩序，但是至少要付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他接着呼吁，在抗战胜利、建国开始的关头，我们国家正由农业国开始踏上工业化大道，我们的每一个市镇都到了生长程序中的“青春时期”。假使我们工业化进程能够顺利发展，则在今后数十年间，许多的市镇农村恐怕要经历前所未有的突然发育。这种发育若能预先计划，善于引导，使市镇发展为有秩序的组织体，则市镇健全，居民安乐；否则一旦犯错，则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害无穷。

他提醒大家，“今日欧美无数市镇因在工业化过程中任其自由发展，所形成的紊乱与丑恶的形体，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北京是一个极年老的旧城，却又是一个极年轻的新城。北京曾经是显示封建帝王威严的所在，又曾经没落到只能引起无限“思古幽情”的城苑，而现在它正生气勃勃地迎接社会主义曙光。我们怎样保护北京固有的风貌才不致使它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新中国首都的使命﹖这是梁思成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３年为之奔走的课题。他与陈占祥共同拟了一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个建议反映了梁思成对北京总体规划的设想。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

他认为北京是历史名城，许多古老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们的形体不但美丽，而且在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的特点之一，对北京的建设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不应随意拆除或掺杂不协调的形体加以破坏。（二十四）

□林洙

梁思成认为在规划改建旧城的时候，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是决定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从平面上说是街道和广场网，从立体上说就是城市里对于城市面貌有决定性作用的旧有建筑——即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旧建筑，应尽量地保存古建筑，把它们有机地组织到城市规划里去。这样既丰富了城市的生活，也保存了旧城的风貌。

北京在土地使用及交通系统的规划上，也是任何一个中世纪的城市所没有的。

他强调北京的历史价值时说，北京城的“历史文物建筑”无疑比中国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城市都多。它的整体城市格式和散布在全城大量的文物建筑群就是北京的历史艺术价值的体现。它们是构成北京城市格式整体的一部分，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完整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大陈列馆。

他对北京的规划思想，是对北京整体环境的保护。可以说他是最早用整体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感情价值的特点的学者。

梁思成说：“我们这一代对于祖先和子孙都负有保护文物建筑之本身及其环境的责任，不容躲避。”

他认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应当是全国的神经中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的位置，作为现代的政府机构已不是封建帝王的三省六部时代。现代的政府是一个组织繁复，各种工作有分合联系的现代机构。这些机构总起来约需要六至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这样庞大的机构没有中心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而市内已没有足够的空地。北京的居民所应有的园林绿化游憩面积已经太少。如果再将中央政府的机构分散错杂在全城，将不合时代要求。政府机构间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将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还破坏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局。他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还谈到了城市建设的一些工程技术问题，北京市的人口问题，土地使用的分区问题……如果能将政府行政区设在旧城以外，不但保护了旧城的格局，同时赢得时间考虑旧城的详细规划与改建。

但是这个方案没有被最高领导赏识，也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专家认为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阶级人口的百分比，建议政府中心设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梁思成对政府中心地点表示不同的意见，并且不断地向北京市的有关领导人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不久，“梁陈方案”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毛主席的“一边倒”（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后来简称为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方针背道而驰。“文革”期间红卫兵批判梁思成时，引用了某中央领导人的话说：“中南海皇帝住得，我为什么住不得﹖”（二十五）

□林洙

１９５３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由市委领导同志直接主持工作，地点设在动物园畅观楼。１９５５年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梁思成虽然一直在都市规划委员会挂个名，实际上他不再具体过问北京市总体规划的工作了。

１９８２年在北京召开了《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上报国务院前的专家评议会，这次会以及１９８３年７月中共中央政府、国务院的批复中，均强调了“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见梁思成在早期对首都规划工作中的预见，是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和客观发展规律的。现在北京市已公布了对旧城区建筑高度限制办法，与梁思成早年所倡导的规划原则不谋而合。在专家评议会中，不少人提出了北京的工业和经济事业等发展要充分考虑首都的特点，要服从和服务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要求。这些首都规划的战略方针，都是非常正确的，也和梁思成早期的卓见相一致。

什么叫文物建筑？即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所谓文物价值即指历史上留下来的载有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乃至情感的信息。这种信息就叫文物价值。它们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实践中的历史见证。什么叫情感信息？我们儿时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总是和当时的建筑、校园乃至城市相联系。为什么清华的海外游子回母校时总要在嵌有“清华学堂”的楼前留影、到过去的宿舍楼前照张相，因为这些建筑环境能够引出对过去的回忆和情感。一座天安门，原来是明清两代皇城的大门，它承受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侵略，它目睹了五四运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它又是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圣地，因此天安门所载有的信息，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的、历史的。所以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

梁思成对祖国建筑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别人都把自己的宝贝藏在家里，我的宝贝放在全国各地。”

在三四十年代，他每调查一处古建筑后，必定给当地政府写一书面报告，陈述该建筑的价值，并要求政府作出长久保护的计划与措施。

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前夕，为了政府军大规模反攻的需要，他曾紧张地工作了两个月，任务是编写一份沦陷区文物建筑的名单。除按照地区列出文物建筑的名称外，还对每个建筑的建造年代、特点、价值做简单的介绍，并附上照片。为了与盟军配合作战的需要，全部资料均采用汉英对照的版本。工作完毕后，思成曾将这份资料托人转交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一份。

１９４８年冬解放军的代表找到梁思成，请他以最快的速度，为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编一份《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思成连夜组织建筑系教师莫宗江、胡允敬、汪国瑜、罗哲文等人日以继夜地编写、油印、装订。只一个月的时间，一本厚厚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和《古建保护须知》便送到了解放军手中。这就是１９６１年４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两个文件的最初的蓝本。（二十六）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梁思成对祖国文化的无比热爱，尤其突出体现在他对北京的热爱上。记得听他讲授中国建筑史课时，“元、明、清的首都——北京”这一课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他很快地在黑板上准确地勾画出北京内外城的平面，讲解北京那充满了历史意义的凸字形平面的沿革，讲为什么北京城墙在西北端缺了一角，讲元明清三个朝代选择北京作为首都的地理原因……

他更富有感情且略带诗意地介绍北京四周雄壮的城墙，城门上巍峨高大的城楼，紫禁城的黄瓦红墙与窈窕的角楼，园苑中妩媚的廊庑亭榭，美丽的街市牌楼……他如数家珍地侃侃而谈，眼中放着光芒，带着深厚的感情，似乎是在向我们展示世界上最美最珍贵的宝物。

然后他又强调北京城市的格式——中轴线的特征。他说皇城是北京城的核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部署的，但贯通全城部署的是一条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东西单牌楼、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的都市中心，这些牌楼也是主要干道上的街景。坐落在街巷路口的大大小小的牌坊，处处记载着北京城的历史，它们还起着丰富街市景观的作用，它们略有些像巴黎和罗马的许许多多的凯旋门。

建国初期梁思成与北京市领导人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北京市的古建筑，尤其是对北京城墙城楼废存问题的争论。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曾以它的壮美吸引著名学者瑞典美术史学家奥斯伍尔德·喜龙仁，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环绕城墙外围步行，对它进行专门研究，并写了一本《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他在序言中说：“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鉴于北京城门在点缀中国首都某些胜景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无论从历史的还是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门中仍有一部分可视为北京的界标，它们与毗连的城墙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我对这些材料研究得越深入，就越体会到里面包含着理解中国历史某些重要篇章的可贵线索。……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与过去的历史有很深远的渊源，尽管它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总的来说依然古旧，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

１９５０年，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说：“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从城市规划角度看，可利用它为城市分区的隔离物，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憩。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但是这个设想被嗤之以鼻，称之为“异想天开”。不料梁思成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这个“异想”，竟在８０年代的西安城部分实现了。（二十七）

□林洙</TD></TR></TABLE>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如此仇恨城墙。自从《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一文发表以后，反对保留城墙者再提不出什么拆除的理由，看来城墙似乎是保住了。可是，城墙的拆除早已成为既定方针。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没有立即拆除只因限于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的确难以拨出那么大的人力物力去搞拆城墙这个毫无意义的劳动，但是那些美丽雄壮的城门楼却一个又一个地拆除了。

５０年代初，十三陵楠木大殿被雷击。思成知道后当即与郑振铎、罗哲文一起赶赴现场。幸亏落雷击中的柱子只被劈裂一块柱头，雷电直穿柱中心，柱心被电击成一条焦炭，竟没有引起火灾。我国的古建筑多为木构，最怕火灾。除了战乱人为的纵火外，就是雷电起火。曲阜孔庙因落雷引起火灾的确切记录就有六七次，烧毁建筑不计其数。“雷火”古往今来都是木构建筑的大敌。

这次十三陵落雷使思成更为古建筑的防雷而担心。视察十三陵的当晚，他与郑振铎正好出席周总理召开的会议。他及时向周总理报告了十三陵落雷情况，并谈到历史上历次因落雷引起的重大的火灾对古建筑的破坏，建议在古建筑上安避雷针。不久，周总理亲自指示国务院发出通知，全国所有重要古建筑都要逐步安上避雷针，从此结束了雷火对古建筑的危害。

在拆除北京城里的牌楼时，梁思成十分焦急，为这事他和老朋友吴晗吵得不可开交。在拆除西四牌楼前夕，他给中央领导写信，信中除了阐明牌楼的历史艺术价值外，还谈到他向汽车司机做的有关交通问题的调查，提出了解决交通问题的办法。由于思成的顽固坚持，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思成做工作。思成和周总理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思成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西斜、渐落西山的景色下的美丽画面。周总理没有正面发表意见，只借用了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回答。

对于北海团城的保护又是一场更激烈的战斗。一些主张拆除团城的人士，提出阻碍交通的种种理由。这本来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既然团城都可以拆除，那团城南面的一些破旧房屋为什么不可以拆去，将道路拓宽呢？会上争来争去，各种保存团城的方案都被推翻了。

思成认为团城在北海的平面布局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园林的空间处理上，也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手法。登上团城，三海景色尽收眼底，它是封建帝王的“望景台”。我国古代自秦以来，就有筑高台的记载，如秦的鸿台高四十丈，两汉有神明台、通天台，均高三五十丈。魏晋南北朝时筑高台的风气仍未减弱，曹操在邺城筑有著名的铜雀台。唐代还有“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诗句。但古代的“台”都没有保留下来。北海的团城是今天尚存无几的一个“台”，因此它在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建筑史学家，他怎能不为历史上这几乎是仅存的“台”的保留而奔走呼吁。他把苏联专家也说服了，专家也赞成保留团城，但某些当权者们还是认为非拆不可，在一次讨论会上思成勃然大怒，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说，“照你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他真是心急如焚，直奔中南海，找到周总理，恳陈己见。周总理亲往团城勘察，这才下决心把团城保护下来。（二十八）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通过团城的争论，主张拆除古建筑的先生们变得聪明起来：在拆除天安门南面东西两侧的三座门时，他们首先召集了几百名人力车工人、三轮车工人、汽车司机等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座门控诉大会，会上列举出一件件在三座门前发生的交通事故，把梁思成一下就推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让他作声不得，但他还是勇敢地发表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对紫禁城这个威严禁地的正门处理，统治者自然给以最充分的重视与强调，东西三座门正是起着陪衬天安门的作用。三座门的设置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广场，使得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天安门建筑群和午门建筑群，给人精神上的威严、神圣、崇高感，比三大殿还要强烈。这样的建筑艺术，无疑显示了帝王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威。三座门的拆除会使天安门显得大而无当，破坏了紫禁城统一的封闭格局。一个完整的紫禁城，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不应当破坏。当然这个意见没有人听得进去，三座门还是拆掉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梁思成到承德休假，承德八大庙建筑大部分已坍塌，又缺少维修经费，思成对此忧心忡忡。在承德的整个假期，他都在考虑古建筑的保护与维修问题。我们离开承德的前一天，他与承德的一些同行一起座谈。回北京后他把会上的发言整理成《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审查西安小雁塔维修方案时说的“保护古建筑是要它老当益壮，延年益寿，而不是要它焕然一新，返老还童”这句话概括为“整旧如旧”四个字。记得１９６３年他为设计扬州鉴真纪念堂到扬州勘察地形，扬州市政协趁机请他做有关古建筑保护的报告，他说“我是一个无耻齿之徒”，满堂为之愕然。然后他慢慢地说，“我的牙齿没有了，在美国装这副假牙时，因为我上了年纪，所以大夫选用了这副略带黄色，而不是纯白的，排列也略稀松的牙，因此看不出是假牙，这就叫做‘整旧如旧’。现在‘整旧如旧’，已成为修复古建筑的重要原则之一。”

梁思成常常对学生们说：

“古建筑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宝贵。但是怎样来保护它们，就得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撞到谁，就把谁推倒，这是绝对不行的。古建筑是这样，对城市也是一样，对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这样来用它是不行的，将来会有问题的。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了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二十九）

□林洙</TD></TR></TABLE>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曾经有人批判梁思成说的“北京仿佛是封建社会的陈列馆”的比喻。思成说：“他们认为陈列馆就是把北京当古董保存起来，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和陈占祥共同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就是考虑到北京将是新中国的首都，是要发展的城市。有人批判我的规划思想是立足于古城的保护，而不立足于北京城的发展。对北京这样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城，它的规划当然要立足于古城的保护，而规划工作本身正是由于北京市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考虑北京的发展，也就不必去搞什么发展规划了。我绝不是认为保护古城，旧城就一点不能动了。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像西长安街上金代的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莫斯科红场前的道路就在离红场不远处，为避开一个古建筑拐了个弯，这就是尊重历史。”

梁思成之所以能这样坚持古建保护的意见，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怀古”和“复古”。而是因为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在他的第一篇古建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古建保护法的几点重要意见：

第一，他认为，“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古建保护要靠人民普遍的认识。

第二，他认为，“古建保护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古建保护要立法，政府应当切实负起保护古建筑的责任来。

第三，主持古建修葺及保护的，“尤须有专门知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方可胜任”，即古建保护工作要有训练有素的专家参与或主持。

梁思成说的这三条：宣传、立法、专家负责，在世界各国都是作为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工作来做的。他的这些观点是１９６４年通过的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权威性规范《威尼斯宪章》的基本思想，现在已被国际文物保护界广泛接受。

梁思成之所以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是因为他眼界开阔，很熟悉当时世界的学术潮流。在１９３０年关于蓟县独乐寺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大利教育部关于“复原”问题的争论，知道日本的有关理论和政府的工作情况。在１９４８年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大利、英、美、法、苏、德、比、瑞典、丹麦、挪威等许多国家。人如果眼界宽，知识就丰富，思想就活跃。没有国际交流，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不可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梁思成正是用世界的先进思想武装了自己，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的先驱者。

“个人的记忆是不足道的。但是，民族的记忆不能没有实在的见证，民族的感情不能没有实在的依托。这种记忆和感情，同样牵连着民族的命运。对这种见证和依托的需要，就是文物建筑保护的根据。”陈志华《我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的先驱》）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莫不爱护自己的文物，因为文物不只是人民体形环境之一部分，对于人民除予通常美好的环境所能激发的愉快感外，且更有触发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能力。”《梁思成全集三》、《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三十）

□林洙</TD></TR></TABLE>

徽因走了，“大屋顶”的批判来了 １９５５年４月，林徽因告别了这个世界，和我们永别了。人们已经习惯于她—次又一次地闯过难关，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病魔，所以当我听到她病危的消息时并没有怎么理会。两个孩子和工作已占据了我的全部精力。当我得知她真的去世了，再也见不到她时，我深深地坠入悔恨与自责的痛苦之中。自从林徽因搬进城去治病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她。后来听说她住院了，去医院探视的计划，也一天又一天地推迟着。现在一种无限懊丧的情绪终日围绕着我。在林徽因的追悼会上，当再冰代表家属向同仁医院的大夫护士致谢，感谢他们为挽救她母亲的生命作出最大的努力时，已是泣不成声，会场响起一片抽泣声。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悲痛的追悼会了。那一片歔欷之声，是朋友们、学生们对她真诚感情的流露。她不是什么显赫的大人物，人们没有必要用伪装的眼泪来表示对她的忠诚。她也没有留下任何闪光的话语，但她会令人不可理解地拼着命登上午门城楼去看“敦煌艺术展览”。她为国徽的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为景泰蓝的复兴，献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健康，献出了生命中所有的光和热。甚至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为祖国为人民做了这样伟大的奉献。人们用自己最真挚的感情来悼念她，她会瞑目的！

林徽因去世时，梁思成也因肺结核病在同仁医院住院，后来听说他出院了，住在谐趣园养病。于是我带着“请罪”的心情去谐趣园探望他。一路上我盘算着怎样问候他及怎样解释没能去探视林徽因的原因。自然什么理由都不能自圆其说，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无论如何也得去看望他了。没想到一见了他，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地往外滚，一下便伏在他肩上哭了起来，反过来倒是他来安慰我，他轻轻地抚着我说：

“看见你，我真高兴。徽因听说你工作很努力，也很高兴。”这句话使我更加内疚与伤心，等到我的情绪平静以后，梁思成给我看他画的水彩，还带着我在谐趣园内转悠，讲谐趣园建筑高低错落的变化使得空间丰富；讲谐趣园平面的变化组成了几组不同的空间，把不大的园子扩大了，拉深了。走到乾隆御笔的碑亭边，他笑了笑说，这是谐趣园的一处败笔。我们又往前走，走到知鱼桥，他在桥上停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说：

“知鱼桥，知鱼桥……”

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丝惆怅的神情，我一句话也不敢说。片刻之后，他摆脱了那淡淡的伤感，又开朗地谈笑起来。

今天在中国大陆提起梁思成，大部分人都会以一种嬉笑的态度说：“知道，知道，‘大屋顶’嘛”也不管是哪一座“大屋顶”的房子，人们都会说是梁思成设计的。他们不知道梁思成本人没有设计过一座“大屋顶”的建筑。他生平只设计过一个仿古建筑，即扬州市的鉴真纪念堂。那是因为鉴真和尚于唐代东渡日本弘传佛法时，在日本建了唐诏提寺，所以梁思成把他的纪念堂设计成仿日本奈良唐诏提寺金堂的形式。这项设计曾于１９８５年获全国优秀设计奖。（三十一）

１９５０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带来了苏联的建筑理论，即“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要求中国的新建筑，在外形上要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梁思成到苏联访问，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新西比尔斯克等城市，接触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等为首的四十多位建筑界、美术界、理论界、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无一不鼓吹“民族形式”的建筑。莫尔德维诺夫院长多次接待梁思成，并陪同他一起参观。他向梁思成介绍苏联的经验。

１９３５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公布了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制定的“改建莫斯科市总计划”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在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上，应用建筑艺术上古典的和新的优秀手法及建筑工程技术所有的成就。”

什么是建筑的“社会主义的内容”﹖莫尔德维诺夫院长说：“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关心劳动人民的幸福，关心他们物质和精神上不断提高的需要，在设计中去满足它。”

梁思成在苏联学习中最主要的收获是认识了苏联建筑的总方向。基本原则就是设计、研究、建造、发展反映社会主义面貌并具有民族特有风格的建筑。对于民族形式的重视，是苏联建筑和城市建设在造型方面最突出的特征。

他认为苏联的“民族形式”最成功之处是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容取得了和谐的一致性。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之杂乱无章形成强烈的对比，鲜明地显出这两个俄罗斯城市面貌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独特个性。

莫尔德维诺夫院长说：“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美的问题的时候，建筑师就应当利用各民族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

解放初期，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的压迫，接着是“抗美援朝”的深入开展。建筑师们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出于民族自尊感，在感情上很自然而合理地接受了“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梁思成从心里由衷地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因此他认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怎样创造中国的“民族形式”的新建筑。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４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验——“民族形式”的理论。

但解放前的大多数大学的建筑教育基本上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几乎完全模仿欧美的建筑体系。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民生凋蔽，根本没有盖过多少房子，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机会在现代建筑中去探索民族风格，从中取得成功的经验。因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当建筑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而大量出现，经过正规训练的建筑师严重不足，设计任务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在学习苏联“民族形式”、“先进经验”的号召下，建筑师们一时纷纷模仿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来设计新的建筑，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尽管梁思成曾强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不要“抄袭”和“模仿”，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正面的成功模式可供大家借鉴，建筑师们包括梁思成自己都还处在一种探索的起始阶段，从而导致仿古建筑，即所谓的“大屋顶”风行一时，遍布全国。

梁思成对这许许多多的仿古作品，并不满意，但他认为“我们的新建筑还在创造和摸索的过程中……所以要马上就理解得很好，做出高水平的作品是很难的，乃至是不可能的。只要设计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的努力或愿望……”，“这种努力是中国精神的抬头，实有无穷意义”。因此他还是肯定了这种探索精神，他深信，“几年之后”，“我的真理将要胜利”。（三十二）

□林洙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梁思成为什么会这么执著地坚持建筑的民族风格﹖这是与我国近百年的历史分不开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传入中国之时，也是中国内忧外患最为深重之时，“统一”与“救亡”成为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两大倾向。这种倾向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在建筑中强调中国固有的民族风格，“以西洋物质文明发扬我国固有文艺之真精神”，“融合东西建筑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物之固有色彩”，也成为此时建筑界人士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这也是梁思成追求的目标。

１９５５年２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各报陆续揭发了近几年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和设计中导致浪费严重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偏向。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还在颐和园畅观堂成立了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北京市委开了好多次讨论会，周扬同志也参加了。周扬同志有很深的美学造诣，他说：“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老专家呢﹖关于民族形式，原来有的东西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原来没有的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在我们国家发展了几千年，当然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比如我们原来没有汽车，所以汽车就没有民族形式问题。可是一把刀子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拿出一把刀就可以看出是日本的腰刀还是缅甸的刀。又如话剧，我们国家没有，按理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可是不然，原因是有个语言的民族性的问题，由田汉等人从日本带回的话剧，开始有点学西洋，比如表示惊诧一耸肩，而这就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看了就笑，就不能接受。建筑肯定是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批判的文章，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我们只能批判浪费。从理论上我们还没有依据，这方面的理论我们要派人去研究。我是个外行，也提不出更多的东西了。”

这个运动对清华建筑系自然震动很大，学生们、青年教师们一时转不过弯来批判他们的老师，清华大学党组织也感到压力很大，董旭华当时是建筑系的研究生，他回忆说：“５０年代初，年轻人的建筑思想本来都倾向现代主义。经过学习苏联，受到苏联专家较大的影响，又学习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才逐步把思想转过来，希望创造中国自己的民族形式……”

殷一和回忆说：“１９５５年或１９５４年反‘复古主义’初期，建筑系的年轻党员教师都是梁思成的学生曾联名写信给北京市委，支持梁思成反对拆除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和北京城墙及保护古建筑等的建议书。当时北京市为首的××大怒，一天晚上，他把系里党员全叫到市委去，由刘×主持会议，××亲自训斥一通，问我们是跟着共产党，还是跟着资产阶级学者梁思成，是否要做梁思成的‘卫道士’等等，对青年党员压力很大。记得会上惟有黄报青一人起来提出质疑，他说梁思成没有错，‘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话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回系后系里又开了不少会对黄报青进行说服和施加压力，后来黄报青表示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观点。这位耿直的黄报青后来在‘文革’初期对蒋南翔的问题一样地想不通，因坚持己见，被迫害至死。这件事首先说明，梁思成的学术思想确实影响很深，深为学生们所接受，并为此而奋斗。其次说明正是某些执政的当权派，不惜用政治、组织手段，来力图消除梁先生的学术见解。也许今天公布这件事，仍有反对当权者之嫌，不过这一页历史终究要公之于众的。”（三十三）

□林洙</TD></TR></TABLE>

<TABLE height="100%"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清华建筑系终于动了起来，人们纷纷写文章批判梁思成的“复古主义”思想，认真地清理自己头脑中的唯美主义建筑观。人们是诚实的、单纯的，当然投机家也是有的。

后来只发表了十几篇批梁的文章就收场了，但是对一个学术理论问题，用这种方式，无论是对梁思成本人还是对广大建筑界都是无益的，反而使一个学术性问题得不到深入的讨论研究，并在以运动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方面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梁思成的一个学生曾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当时也闹不清梁先生错在哪里，把钱浪费在大屋顶上的确不对，虽说在建筑界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设计偏向，梁先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不是梁先生一声令下，全国就都能照办，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威信吧？中央的政令要自上而下地贯彻，也不会这样快当吧？纵观世界建筑史的复古现象，自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乃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各种折衷主义，各种回潮，热闹非凡，３０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４０至５０年代的苏联，乃至解放后的中国，都有历史的回潮。这个道理，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指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需要有自己高大的形象，但一时没有现成的手段，只好到历史的仓库里借用些现成的道具来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场面。’大多数解放后的中国人，想要在世界面前表现自己的高大形象，而且是使中国人可以自豪的形象，在最富表现力的建筑艺术上使用自己传统的艺术语言，那份狂热，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波兰人在二次大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先从废墟中恢复华沙古建筑了。”

我和很多人一样很担心梁思成是否能接受得了这样的批判，林徽因刚刚离开他，他自己也正患重病住在同仁医院。这一连串的打击他经受得起吗？好心的朋友都为他捏一把汗。

运动之初梁思成不同意这些批判，后来他学习了“设计施工工作会议”的许多文件，文件揭发出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情况，后来中央领导同志又与他恳谈。他服了，他承认建筑界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设计偏向，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保留自己的学术观点。１９５６年１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做公开检查。因为他信奉梁启超常用来教导他的一句格言：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

尽管挫折和打击一个接一个，但梁思成并不在意个人的荣辱得失。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他仍是满怀激情地完成着党和政府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他说：“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步步地感到不断增加的温暖和增强着力量。”“这温暖和力量给了我新的生命……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正在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梁思成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要求入党的请求，并托周总理转呈毛主席。周总理收到信的当天，就在一张国务院便笺上用毛笔写道“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阅。”毛主席读信后于２月２４日批示：“刘、彭真阅，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刘少奇圈阅后，彭真也作了相应批示。按照组织程序，经基层党支部讨论并报上级党委批准。梁思成于１９５９年１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四）（完）

□林洙</TD></TR></TABLE>

每个人的结局都
不相同，
都会有不同的记忆，
可我们的目的都是相同的

就是希望看到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最最美丽的结局……

偶不喜欢林徽因,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啊，我本来想帮你贴几张民国大美女林徽因的图，你的段太多了，贴在后面看不到。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violence在2004-8-4 21:21:00的发言：

楼主啊，我本来想帮你贴几张民国大美女林徽因的图，你的段太多了，贴在后面看不到。</DIV>
那谢谢了，你贴出来，我编辑到顶楼去[em02][em0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5 12:46:45编辑过]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我心中永远的女神---------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在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世界因我，因你，因他而统一。 [原创]《展缓》林徽因中华因我而兴，我因中华而荣!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我与王林：不得不说的话日本天皇因与儿子争执而病倒 [eve]因与果中文配音视频 “因言打架”的真相与是非王林回应诸多质疑：从没说过我有神功钱多因炒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