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不断升级的紧张局面威胁美中两国贸易关系---丹尼尔̶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3:25:48
时间：2010年5月4日，星期二
作者：丹尼尔•埃肯森（Daniel Ikenson，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出处：卡托研究所
一、简介
美中两国产生摩擦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在近几个月内不断加剧。过去可以灵活处理的紧张局面现在却变本加厉，官方对话和公众言论愈加刺耳。有言论认为，中国长时间借助美国付出的代价繁荣发展，而且中国势力的不断壮大预示着美国急需做出改变，采取攻击性强的政策方针；近日，媒体对此说法进行了大量报道。过去，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但现在却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现存的贸易摩擦更有可能因地缘政治的分歧凸显出来。这加大了挑战性，并使得解决方案变得复杂。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最近发表评论称：“中国的世界观威胁着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说法似乎相悖于他18个月前的言论。当时他说，全球化就是相互依赖，如果大国忽视它就得自担风险。这种思想的转变似乎要传播开来。
此文章仔细研究了贸易关系及一些明显的分歧根源，从宣传炒作中提取事实，并给出结论，即一些政策微调可以带来好处，但美国没有必要出台更具攻击性的政策。即使是在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应继续体现出萨缪尔森较早前提出的观点，因为全球化的的确确就是相互依存。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开展合作，而不是对立。
二、制造业的分歧
这种舆论转变的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上升势头迅猛，媒体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分析人士看待美中关系的视角已经改变了。中国较好地度过了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并且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水平；然而美国却面临着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高及巨额债务问题（大多面向中国）。这种反差滋生了焦虑情绪，并使得美中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理解产生变化。
奥巴马做出警示称，美国在绿色科技发展上落后于中国。此言论客观准确，显现出美国的紧迫感。奥巴马还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更为迅速……在什么是未来经济最重要推动力的问题上，我不能接受美国只处于第二、第三或第四的位置。”
在替代能源问题上，参议员林德塞•格拉汉姆警告说：“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国家里等着中国来消耗我们的资源。中国不需要60票。我猜他们只需要一个人的投票而且那个人的确投出这一票。他决定做两件事：在减排上搞些小动作的同时又在替代能源生产方面扮演执法者。太阳能、风能或电池供电的汽车看起来很不错。但现在，我们处于停滞状态。”
在阐述中国统治未来工业发展的目标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了中国的独特性，甚至对专制制度表示称赞。他说：“一党专制固然有它的缺点，但如果这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由一批开明人士所领导的话，那么一党专政也具备许多优势。一党可以将政治上不易贯彻而又至关重要的政策强行实施下去。这些政策是将一个社会推向21世纪所必需的。中国决心在电动车、太阳能、能源效率、电池、核能和风能领域赶超美国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人口爆炸以及新兴市场不断涌现的时代里，清洁电能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将飞快上升。中国政府渴望确保对此行业的控制并制定相应政策，包括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提高汽油价格。”
可以理解的是，频繁听到中国即将在经济领域进一步赶超美国的消息使得美国公众不由得产生焦虑情绪。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削弱美国一贯追求并渴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某媒体在美国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对这些担忧进行了大肆渲染。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没有忘记长达两个世纪的停滞状态，那是一段耻辱，受外来大国剥削的时期。最近一期的《国家杂志》通过事件以及三张威胁性的照片，即一张中国军队列队的照片，一张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侧面向中国军队的照片和一张中国外交部长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握手的照片，阐述了双边政策的争议点。美国专家认为两国继续开展合作的选择性很小。其中有文章称这样的事实令人沮丧。
媒体和政治家们偶尔会通过一些细节宣扬中国敌对的形象。
中国不愿遵照美国的政策意愿，而且我们得知中国单方面采取“中国优先”的政策；中国官员越来越乐于批判美国政策，而且我们得知一种新的“常胜主义”在中国形成；据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访问北京时受到冷遇，结果我们得知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
如果美国政府说“跳”，中国不会跟风回应“跳多高？”于是媒体和政治家们对此产生愤慨情绪，但这并未表示中国是在挑衅。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其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所遵从的政策都是被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尽管有一些关于双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一贯符合人民的最佳利益）。现实主义者认为，美中两国政府的目标始终存在分歧，因此导致两国的政策无法达成一致。求同存异并不断解决或使分歧最小化是发展外交关系和治国的本质。在出台与中国相关的政策时，这种做法必将继续成为美国遵循的原则。
尽管两国偶尔发生摩擦争端，但在贸易关系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两国政府存在着相互利益。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很强。美国经济的表现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反之亦然。摒弃破坏性政策有助于发展领域不断扩大。要开发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应先考虑使用“胡萝卜”并慎用“大棒”。时间：2010年5月4日，星期二
作者：丹尼尔•埃肯森（Daniel Ikenson，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出处：卡托研究所
一、简介
美中两国产生摩擦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在近几个月内不断加剧。过去可以灵活处理的紧张局面现在却变本加厉，官方对话和公众言论愈加刺耳。有言论认为，中国长时间借助美国付出的代价繁荣发展，而且中国势力的不断壮大预示着美国急需做出改变，采取攻击性强的政策方针；近日，媒体对此说法进行了大量报道。过去，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但现在却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现存的贸易摩擦更有可能因地缘政治的分歧凸显出来。这加大了挑战性，并使得解决方案变得复杂。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最近发表评论称：“中国的世界观威胁着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说法似乎相悖于他18个月前的言论。当时他说，全球化就是相互依赖，如果大国忽视它就得自担风险。这种思想的转变似乎要传播开来。
此文章仔细研究了贸易关系及一些明显的分歧根源，从宣传炒作中提取事实，并给出结论，即一些政策微调可以带来好处，但美国没有必要出台更具攻击性的政策。即使是在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应继续体现出萨缪尔森较早前提出的观点，因为全球化的的确确就是相互依存。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开展合作，而不是对立。
二、制造业的分歧
这种舆论转变的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上升势头迅猛，媒体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分析人士看待美中关系的视角已经改变了。中国较好地度过了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并且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水平；然而美国却面临着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高及巨额债务问题（大多面向中国）。这种反差滋生了焦虑情绪，并使得美中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理解产生变化。
奥巴马做出警示称，美国在绿色科技发展上落后于中国。此言论客观准确，显现出美国的紧迫感。奥巴马还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更为迅速……在什么是未来经济最重要推动力的问题上，我不能接受美国只处于第二、第三或第四的位置。”
在替代能源问题上，参议员林德塞•格拉汉姆警告说：“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国家里等着中国来消耗我们的资源。中国不需要60票。我猜他们只需要一个人的投票而且那个人的确投出这一票。他决定做两件事：在减排上搞些小动作的同时又在替代能源生产方面扮演执法者。太阳能、风能或电池供电的汽车看起来很不错。但现在，我们处于停滞状态。”
在阐述中国统治未来工业发展的目标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了中国的独特性，甚至对专制制度表示称赞。他说：“一党专制固然有它的缺点，但如果这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由一批开明人士所领导的话，那么一党专政也具备许多优势。一党可以将政治上不易贯彻而又至关重要的政策强行实施下去。这些政策是将一个社会推向21世纪所必需的。中国决心在电动车、太阳能、能源效率、电池、核能和风能领域赶超美国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人口爆炸以及新兴市场不断涌现的时代里，清洁电能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将飞快上升。中国政府渴望确保对此行业的控制并制定相应政策，包括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提高汽油价格。”
可以理解的是，频繁听到中国即将在经济领域进一步赶超美国的消息使得美国公众不由得产生焦虑情绪。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削弱美国一贯追求并渴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某媒体在美国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对这些担忧进行了大肆渲染。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没有忘记长达两个世纪的停滞状态，那是一段耻辱，受外来大国剥削的时期。最近一期的《国家杂志》通过事件以及三张威胁性的照片，即一张中国军队列队的照片，一张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侧面向中国军队的照片和一张中国外交部长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握手的照片，阐述了双边政策的争议点。美国专家认为两国继续开展合作的选择性很小。其中有文章称这样的事实令人沮丧。
媒体和政治家们偶尔会通过一些细节宣扬中国敌对的形象。
中国不愿遵照美国的政策意愿，而且我们得知中国单方面采取“中国优先”的政策；中国官员越来越乐于批判美国政策，而且我们得知一种新的“常胜主义”在中国形成；据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访问北京时受到冷遇，结果我们得知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
如果美国政府说“跳”，中国不会跟风回应“跳多高？”于是媒体和政治家们对此产生愤慨情绪，但这并未表示中国是在挑衅。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其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所遵从的政策都是被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尽管有一些关于双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一贯符合人民的最佳利益）。现实主义者认为，美中两国政府的目标始终存在分歧，因此导致两国的政策无法达成一致。求同存异并不断解决或使分歧最小化是发展外交关系和治国的本质。在出台与中国相关的政策时，这种做法必将继续成为美国遵循的原则。
尽管两国偶尔发生摩擦争端，但在贸易关系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两国政府存在着相互利益。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很强。美国经济的表现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反之亦然。摒弃破坏性政策有助于发展领域不断扩大。要开发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应先考虑使用“胡萝卜”并慎用“大棒”。
作者：丹尼尔•埃肯森（Daniel Ikenson，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出处：卡托研究所
一、简介
美中两国产生摩擦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在近几个月内不断加剧。过去可以灵活处理的紧张局面现在却变本加厉，官方对话和公众言论愈加刺耳。有言论认为，中国长时间借助美国付出的代价繁荣发展，而且中国势力的不断壮大预示着美国急需做出改变，采取攻击性强的政策方针；近日，媒体对此说法进行了大量报道。过去，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但现在却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现存的贸易摩擦更有可能因地缘政治的分歧凸显出来。这加大了挑战性，并使得解决方案变得复杂。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最近发表评论称：“中国的世界观威胁着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说法似乎相悖于他18个月前的言论。当时他说，全球化就是相互依赖，如果大国忽视它就得自担风险。这种思想的转变似乎要传播开来。
此文章仔细研究了贸易关系及一些明显的分歧根源，从宣传炒作中提取事实，并给出结论，即一些政策微调可以带来好处，但美国没有必要出台更具攻击性的政策。即使是在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应继续体现出萨缪尔森较早前提出的观点，因为全球化的的确确就是相互依存。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开展合作，而不是对立。
二、制造业的分歧
这种舆论转变的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上升势头迅猛，媒体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分析人士看待美中关系的视角已经改变了。中国较好地度过了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并且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水平；然而美国却面临着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高及巨额债务问题（大多面向中国）。这种反差滋生了焦虑情绪，并使得美中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理解产生变化。
奥巴马做出警示称，美国在绿色科技发展上落后于中国。此言论客观准确，显现出美国的紧迫感。奥巴马还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更为迅速……在什么是未来经济最重要推动力的问题上，我不能接受美国只处于第二、第三或第四的位置。”
在替代能源问题上，参议员林德塞•格拉汉姆警告说：“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国家里等着中国来消耗我们的资源。中国不需要60票。我猜他们只需要一个人的投票而且那个人的确投出这一票。他决定做两件事：在减排上搞些小动作的同时又在替代能源生产方面扮演执法者。太阳能、风能或电池供电的汽车看起来很不错。但现在，我们处于停滞状态。”
在阐述中国统治未来工业发展的目标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了中国的独特性，甚至对专制制度表示称赞。他说：“一党专制固然有它的缺点，但如果这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由一批开明人士所领导的话，那么一党专政也具备许多优势。一党可以将政治上不易贯彻而又至关重要的政策强行实施下去。这些政策是将一个社会推向21世纪所必需的。中国决心在电动车、太阳能、能源效率、电池、核能和风能领域赶超美国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人口爆炸以及新兴市场不断涌现的时代里，清洁电能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将飞快上升。中国政府渴望确保对此行业的控制并制定相应政策，包括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提高汽油价格。”
可以理解的是，频繁听到中国即将在经济领域进一步赶超美国的消息使得美国公众不由得产生焦虑情绪。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削弱美国一贯追求并渴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某媒体在美国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对这些担忧进行了大肆渲染。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没有忘记长达两个世纪的停滞状态，那是一段耻辱，受外来大国剥削的时期。最近一期的《国家杂志》通过事件以及三张威胁性的照片，即一张中国军队列队的照片，一张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侧面向中国军队的照片和一张中国外交部长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握手的照片，阐述了双边政策的争议点。美国专家认为两国继续开展合作的选择性很小。其中有文章称这样的事实令人沮丧。
媒体和政治家们偶尔会通过一些细节宣扬中国敌对的形象。
中国不愿遵照美国的政策意愿，而且我们得知中国单方面采取“中国优先”的政策；中国官员越来越乐于批判美国政策，而且我们得知一种新的“常胜主义”在中国形成；据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访问北京时受到冷遇，结果我们得知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
如果美国政府说“跳”，中国不会跟风回应“跳多高？”于是媒体和政治家们对此产生愤慨情绪，但这并未表示中国是在挑衅。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其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所遵从的政策都是被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尽管有一些关于双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一贯符合人民的最佳利益）。现实主义者认为，美中两国政府的目标始终存在分歧，因此导致两国的政策无法达成一致。求同存异并不断解决或使分歧最小化是发展外交关系和治国的本质。在出台与中国相关的政策时，这种做法必将继续成为美国遵循的原则。
尽管两国偶尔发生摩擦争端，但在贸易关系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两国政府存在着相互利益。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很强。美国经济的表现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反之亦然。摒弃破坏性政策有助于发展领域不断扩大。要开发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应先考虑使用“胡萝卜”并慎用“大棒”。时间：2010年5月4日，星期二
作者：丹尼尔•埃肯森（Daniel Ikenson，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出处：卡托研究所
一、简介
美中两国产生摩擦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在近几个月内不断加剧。过去可以灵活处理的紧张局面现在却变本加厉，官方对话和公众言论愈加刺耳。有言论认为，中国长时间借助美国付出的代价繁荣发展，而且中国势力的不断壮大预示着美国急需做出改变，采取攻击性强的政策方针；近日，媒体对此说法进行了大量报道。过去，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但现在却变得模糊起来。事实上，现存的贸易摩擦更有可能因地缘政治的分歧凸显出来。这加大了挑战性，并使得解决方案变得复杂。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最近发表评论称：“中国的世界观威胁着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种说法似乎相悖于他18个月前的言论。当时他说，全球化就是相互依赖，如果大国忽视它就得自担风险。这种思想的转变似乎要传播开来。
此文章仔细研究了贸易关系及一些明显的分歧根源，从宣传炒作中提取事实，并给出结论，即一些政策微调可以带来好处，但美国没有必要出台更具攻击性的政策。即使是在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应继续体现出萨缪尔森较早前提出的观点，因为全球化的的确确就是相互依存。因此，当务之急应是开展合作，而不是对立。
二、制造业的分歧
这种舆论转变的一个解释是，由于中国上升势头迅猛，媒体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分析人士看待美中关系的视角已经改变了。中国较好地度过了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性经济萧条，并且维持了高速增长的水平；然而美国却面临着增长速度缓慢、失业率高及巨额债务问题（大多面向中国）。这种反差滋生了焦虑情绪，并使得美中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理解产生变化。
奥巴马做出警示称，美国在绿色科技发展上落后于中国。此言论客观准确，显现出美国的紧迫感。奥巴马还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发展更为迅速……在什么是未来经济最重要推动力的问题上，我不能接受美国只处于第二、第三或第四的位置。”
在替代能源问题上，参议员林德塞•格拉汉姆警告说：“我们每天都在自己的国家里等着中国来消耗我们的资源。中国不需要60票。我猜他们只需要一个人的投票而且那个人的确投出这一票。他决定做两件事：在减排上搞些小动作的同时又在替代能源生产方面扮演执法者。太阳能、风能或电池供电的汽车看起来很不错。但现在，我们处于停滞状态。”
在阐述中国统治未来工业发展的目标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观察到了中国的独特性，甚至对专制制度表示称赞。他说：“一党专制固然有它的缺点，但如果这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由一批开明人士所领导的话，那么一党专政也具备许多优势。一党可以将政治上不易贯彻而又至关重要的政策强行实施下去。这些政策是将一个社会推向21世纪所必需的。中国决心在电动车、太阳能、能源效率、电池、核能和风能领域赶超美国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人口爆炸以及新兴市场不断涌现的时代里，清洁电能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将飞快上升。中国政府渴望确保对此行业的控制并制定相应政策，包括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提高汽油价格。”
可以理解的是，频繁听到中国即将在经济领域进一步赶超美国的消息使得美国公众不由得产生焦虑情绪。一些人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削弱美国一贯追求并渴望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能力。某媒体在美国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对这些担忧进行了大肆渲染。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人没有忘记长达两个世纪的停滞状态，那是一段耻辱，受外来大国剥削的时期。最近一期的《国家杂志》通过事件以及三张威胁性的照片，即一张中国军队列队的照片，一张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侧面向中国军队的照片和一张中国外交部长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握手的照片，阐述了双边政策的争议点。美国专家认为两国继续开展合作的选择性很小。其中有文章称这样的事实令人沮丧。
媒体和政治家们偶尔会通过一些细节宣扬中国敌对的形象。
中国不愿遵照美国的政策意愿，而且我们得知中国单方面采取“中国优先”的政策；中国官员越来越乐于批判美国政策，而且我们得知一种新的“常胜主义”在中国形成；据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访问北京时受到冷遇，结果我们得知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
如果美国政府说“跳”，中国不会跟风回应“跳多高？”于是媒体和政治家们对此产生愤慨情绪，但这并未表示中国是在挑衅。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其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所遵从的政策都是被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尽管有一些关于双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一贯符合人民的最佳利益）。现实主义者认为，美中两国政府的目标始终存在分歧，因此导致两国的政策无法达成一致。求同存异并不断解决或使分歧最小化是发展外交关系和治国的本质。在出台与中国相关的政策时，这种做法必将继续成为美国遵循的原则。
尽管两国偶尔发生摩擦争端，但在贸易关系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两国政府存在着相互利益。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很强。美国经济的表现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反之亦然。摒弃破坏性政策有助于发展领域不断扩大。要开发两国利益一致的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应先考虑使用“胡萝卜”并慎用“大棒”。
哎，审核终于被通过了，那我就继续贴了{:3_76:}
三、经济利益
尽管美国制造业通过向中国出口获得的只是污染产品和大量抵押债款，然而事实说明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使得两国人民，包括多数美国人受益匪浅。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而且在过去十年已成为美国发展最快速的市场。2000－2008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年销售增长率为20.2%，而面向所有国家的年出口增长率仅为6.8%。然而阿伦•斯佩克特对如此显著的增长率无动于衷。他主张取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因为中国并没有履行向美国开放市场的责任。
美国经济，证券投资者和401（k）计划参与者都从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受益匪浅。美国消费者同样从中国商品获得好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助于物价稳定，提高实际收入水平并减轻家庭支出的负担。
许多美国制造商和工人同样受益于中美的双边关系，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通常被视为受害者而鲜为人知。这是美中两国经济高度互补的一个事例。美国的工厂和工人更愿意和中国同行在相同产品的制造上进行合作，而不是直接竞争。纵向一体化（制定出生产流程且每个环节各尽其能）的广泛应用以及跨国供应链融入了美国附加值较高的制造工艺、设计方案和研发活动和中国价值较低的制造和装配流程。老牌儿工厂不断扩展并走向世界。
美国工人因中国的竞争而失业一向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如果无法和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开展合作互补，大批美国工人以及他们的工厂，办公室和实验室将被闲置。很多在美国实验室内得出的理论都可衍生成为切实可行的商品，并可在工程技术、设计、市场、物流、零售、财经、会计和制造环节上产生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如果无法在像深圳这样的地方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些理论都会考虑到大众消费并因生产成本过高永远不能成为现实。设想一下苹果iPod播放器的所有零部件都在美国制造装配会是什么情形。生产成本可能是每台售价150美元的很多倍。
如果那样的话，试想一下iPod播放器将少卖多少台；iPod的生产、分销和销售环节将减少多少工作岗位；苹果公司（及其供应链中的实体）的利润将下降多少；苹果公司的研发支出将减少多少；音乐和视频下载、汽车配件、慢跑配件、扩展插口的市场将缩小多少；这些行业所支持的工作岗位将减少多少以及这些行业所产生的利润将缩水多少。再用这些数字乘以其他数以百计类似且普遍存在的设备和装置，如电脑、蓝光设备以及其他在美国设计、元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制造且在中国装配的产品。
《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劳斯认为美中两国生产共享的互补性就像图表上的“微笑曲线”，且图表中的横轴表示从始至终的生产流程，纵轴表示在每一生产阶段产生的价值。美国的附加值出现在早期阶段，包括设计品牌、产品概念、工程和设计；中国的附加值出现在中期阶段，主要包括工程和一些制造装配工作；美国更多的附加值体现在末期阶段，包括物流、零售和售后服务。在这种典型的生产安排下，开展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是连接中美两国工人的纽带。
这些就是美国制造商、工人、消费者和投资人得益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地方。当我们的恐惧情绪过度上涨，紧张局势发展到危急关头，当像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这样的政治家们如愿以偿时候，贸易关系就受到了威胁。
三、经济利益
尽管美国制造业通过向中国出口获得的只是污染产品和大量抵押债款，然而事实说明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使得两国人民，包括多数美国人受益匪浅。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而且在过去十年已成为美国发展最快速的市场。2000－2008年间，美国在中国的年销售增长率为20.2%，而面向所有国家的年出口增长率仅为6.8%。然而阿伦•斯佩克特对如此显著的增长率无动于衷。他主张取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因为中国并没有履行向美国开放市场的责任。
美国经济，证券投资者和401（k）计划参与者都从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受益匪浅。美国消费者同样从中国商品获得好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助于物价稳定，提高实际收入水平并减轻家庭支出的负担。
许多美国制造商和工人同样受益于中美的双边关系，可能只是因为他们通常被视为受害者而鲜为人知。这是美中两国经济高度互补的一个事例。美国的工厂和工人更愿意和中国同行在相同产品的制造上进行合作，而不是直接竞争。纵向一体化（制定出生产流程且每个环节各尽其能）的广泛应用以及跨国供应链融入了美国附加值较高的制造工艺、设计方案和研发活动和中国价值较低的制造和装配流程。老牌儿工厂不断扩展并走向世界。
美国工人因中国的竞争而失业一向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如果无法和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开展合作互补，大批美国工人以及他们的工厂，办公室和实验室将被闲置。很多在美国实验室内得出的理论都可衍生成为切实可行的商品，并可在工程技术、设计、市场、物流、零售、财经、会计和制造环节上产生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如果无法在像深圳这样的地方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些理论都会考虑到大众消费并因生产成本过高永远不能成为现实。设想一下苹果iPod播放器的所有零部件都在美国制造装配会是什么情形。生产成本可能是每台售价150美元的很多倍。
如果那样的话，试想一下iPod播放器将少卖多少台；iPod的生产、分销和销售环节将减少多少工作岗位；苹果公司（及其供应链中的实体）的利润将下降多少；苹果公司的研发支出将减少多少；音乐和视频下载、汽车配件、慢跑配件、扩展插口的市场将缩小多少；这些行业所支持的工作岗位将减少多少以及这些行业所产生的利润将缩水多少。再用这些数字乘以其他数以百计类似且普遍存在的设备和装置，如电脑、蓝光设备以及其他在美国设计、元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制造且在中国装配的产品。
《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劳斯认为美中两国生产共享的互补性就像图表上的“微笑曲线”，且图表中的横轴表示从始至终的生产流程，纵轴表示在每一生产阶段产生的价值。美国的附加值出现在早期阶段，包括设计品牌、产品概念、工程和设计；中国的附加值出现在中期阶段，主要包括工程和一些制造装配工作；美国更多的附加值体现在末期阶段，包括物流、零售和售后服务。在这种典型的生产安排下，开展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是连接中美两国工人的纽带。
这些就是美国制造商、工人、消费者和投资人得益于中美贸易关系的地方。当我们的恐惧情绪过度上涨，紧张局势发展到危急关头，当像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这样的政治家们如愿以偿时候，贸易关系就受到了威胁。
四、贸易摩擦
尽管双边关系带来了巨大好处，美国人更有可能明白产生摩擦的根源所在。美国人得知一些中国秘密实行的政策对美国的制造业产生了恶劣影响。他们还得知中国操纵货币以保证不公正的贸易优势；进行非法倾销并在美国市场销售政府补贴产品；维持区别对待进口产品的政策并侧重国内产业发展；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工人待遇差，环境质量下降，向美国出售污染产品，以及向美国提供大量借款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这些事件中存在着事实，但也包含大量的夸张、误解和虚假消息。由于美国政府通常维护相同的利益并扬言对中国采取行动，类似的事件也会发生在美国。所有的指责需要在更宽阔的背景和视角下审视以降低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为理智地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广阔空间。
1．制造业下滑的缘由
中国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常常被指责是导致美国制造业下滑的原因。但是这种说法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起初美国制造业并没有下滑。直到最近经济萧条（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行业都收缩了）开始之前，美国制造业的表现逐年达到新高，这体现在所有的统计范畴，包括利润、收入、投资收益、产量、附加值、进出口和其他方面。按绝对值算，美国制造业产生的价值持续增长，只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经济萧条时出现短暂停滞现象。按占经济领域比例算，制造业产生的价值在1953年达到顶峰并自此呈现下滑趋势，但绝对增长率表明制造业并未下滑，而是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结果。
大量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出现在零售店货架上，这可能让人感觉美国已不再生产任何东西。但事实是：美国的工厂生产了很多不太可能出现在零售店的高价产品，像飞机、先进的医疗设备、精密的机械、化学药品、医药和生物技术产品。事实上，美国的工厂是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在2008年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21.4%，中国为13.4%。美国在工业领域持续的卓越表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制造业部门持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高附加值生产转型。
除了制造业的表现，影响政治的最重要因素是此行业中工作岗位的数量。这个数字在1979年达到顶点为1940万个，并从此呈下降趋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随后双边贸易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下降趋势。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与贸易发展几乎没有关系，但与提高生产力的改良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也经历过下降。中国在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得更加厉害。美国经济咨商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显示，1995－2002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减少了1500万个，而美国同期减少了200万个。
然而这些事实看起来无法动摇像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这样的政客们。阿伦•斯佩克特最近借助一份饱受争议的工会报告声称：“我们在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30万个，这归咎于2001－2007年间美中间的贸易逆差。”能够证明这种说法不准确的原因众多，其中之一是：它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得来的，即从出口额估算出工作岗位增加的数量，从进口额估算出流失的数量，好像工作数量和贸易数据间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这些说法存在着许多缺陷，也许最容易理解的是大多进口于中国的商品所蕴含的价值并非来源于中国。
根据范围不断扩展的研究结果，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所产生的价值，只有1/3到1/2来源于中国的劳动力、材料和管理费用。美国官方的进口统计忽略了附加值的成分，因此从中国进口商品产生的价值被平均高估了100%－200%。工作岗位减少的数字正是基于这种夸大的进口价值得出的，因为价值另外的2/3到1/2是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国家增加的材料、劳动力和管理费用的成本。
去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这个事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引起了一连串关于“西方文明的终结”的新闻评论。这些评论谈论更多的是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而不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复杂的跨国生产和供应链促成了全球劳动分工，而中国仍然主要承担着廉价生产装配的职责。第一点说明了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强调了双边贸易的意义，并揭露了旨在减少双边贸易赤字政策的荒诞性。
尽管双边关系带来了巨大好处，美国人更有可能明白产生摩擦的根源所在。美国人得知一些中国秘密实行的政策对美国的制造业产生了恶劣影响。他们还得知中国操纵货币以保证不公正的贸易优势；进行非法倾销并在美国市场销售政府补贴产品；维持区别对待进口产品的政策并侧重国内产业发展；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工人待遇差，环境质量下降，向美国出售污染产品，以及向美国提供大量借款导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
这些事件中存在着事实，但也包含大量的夸张、误解和虚假消息。由于美国政府通常维护相同的利益并扬言对中国采取行动，类似的事件也会发生在美国。所有的指责需要在更宽阔的背景和视角下审视以降低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为理智地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广阔空间。
1．制造业下滑的缘由
中国不正当的贸易行为常常被指责是导致美国制造业下滑的原因。但是这种说法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起初美国制造业并没有下滑。直到最近经济萧条（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行业都收缩了）开始之前，美国制造业的表现逐年达到新高，这体现在所有的统计范畴，包括利润、收入、投资收益、产量、附加值、进出口和其他方面。按绝对值算，美国制造业产生的价值持续增长，只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经济萧条时出现短暂停滞现象。按占经济领域比例算，制造业产生的价值在1953年达到顶峰并自此呈现下滑趋势，但绝对增长率表明制造业并未下滑，而是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结果。
大量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出现在零售店货架上，这可能让人感觉美国已不再生产任何东西。但事实是：美国的工厂生产了很多不太可能出现在零售店的高价产品，像飞机、先进的医疗设备、精密的机械、化学药品、医药和生物技术产品。事实上，美国的工厂是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强的，在2008年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21.4%，中国为13.4%。美国在工业领域持续的卓越表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制造业部门持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高附加值生产转型。
除了制造业的表现，影响政治的最重要因素是此行业中工作岗位的数量。这个数字在1979年达到顶点为1940万个，并从此呈下降趋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随后双边贸易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下降趋势。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与贸易发展几乎没有关系，但与提高生产力的改良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也经历过下降。中国在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得更加厉害。美国经济咨商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显示，1995－2002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减少了1500万个，而美国同期减少了200万个。
然而这些事实看起来无法动摇像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这样的政客们。阿伦•斯佩克特最近借助一份饱受争议的工会报告声称：“我们在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30万个，这归咎于2001－2007年间美中间的贸易逆差。”能够证明这种说法不准确的原因众多，其中之一是：它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得来的，即从出口额估算出工作岗位增加的数量，从进口额估算出流失的数量，好像工作数量和贸易数据间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这些说法存在着许多缺陷，也许最容易理解的是大多进口于中国的商品所蕴含的价值并非来源于中国。
根据范围不断扩展的研究结果，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所产生的价值，只有1/3到1/2来源于中国的劳动力、材料和管理费用。美国官方的进口统计忽略了附加值的成分，因此从中国进口商品产生的价值被平均高估了100%－200%。工作岗位减少的数字正是基于这种夸大的进口价值得出的，因为价值另外的2/3到1/2是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国家增加的材料、劳动力和管理费用的成本。
去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这个事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引起了一连串关于“西方文明的终结”的新闻评论。这些评论谈论更多的是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而不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复杂的跨国生产和供应链促成了全球劳动分工，而中国仍然主要承担着廉价生产装配的职责。第一点说明了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强调了双边贸易的意义，并揭露了旨在减少双边贸易赤字政策的荒诞性。
奇怪，为撒有的回复不用审核，有的却要审核？
2．操纵货币问题
在过去几年间，对中国操纵货币的指责也是双边关系摩擦的导火索。过去三次国会都提出了各种试图要求中国调整其货币价值的议案，这可追溯到2003年。目前国会正在考虑的法规也出现错误，它是以政策制定者认清真实的汇率为事实，并增加了美国人的累退税，违反了美国在世贸组织的承诺，也导致中国方面做出回应，采取类似攻击性强且消极的政策。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但关于被低估的程度却意见不一。经济学家总是善于提出各种假设。在决定某种货币价值时不考虑货币的自由流动性和供求关系间的障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也是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根源所在。因此，正当国会以制裁作为威胁要求中国对人民币升值时，有个问题值得关注：如何得知人民币升值的后果。
对于国会来说，问题不是人民币价值本身，而是美中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很多人把这种逆差归咎于人民币的贬值。许多政策制定者只是通过调整货币价值减少贸易逆差。政策制定者提高了面向美国商业和消费者的进口成本。结合了不断要求的进口竞争利益，并为实现美国出口在未来五年翻番的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推出的“国家出口计划”，这使得美国国会认为只要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超过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就是被低估了。
暂不考虑减少双边逆差（而不是经济增长，吸引投资和发展人力资本）是否是最初制定政策的直接目的，货币价值调整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也受到质疑。最近有证据说明，人民币升值将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21%，即从1人民币兑换0.1208美元增长到0.1464美元。在此同期（2005年全年到2008年全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020亿美元增长到2680亿美元。
在8.28元人民币折合1美元时，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呈上升趋势，增长284亿美元，涨幅为69.3%。但在进口方面，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人民币升值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消费。
从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不断升值。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增长943亿美元，涨幅为38.7%。尽管相对价格上涨21%，美国人实际上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面临着价格上涨，美国仍继续使用中国的商品，这可能是美国市场上缺少中国商品的替代物。有些类似商品在美国国内可能不生产。因此，美国消费者面临选择，即购买来自中国物价较高的商品或放弃使用这些商品。换言之，国会中鹰派人士一直努力促使人民币迅速升值，但这无异于减少了美国人的实际收入。
其他2005－2008年间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种关系。为保持美元形式价格对于美国消费者处于稳定水平，中国出口商降低了人民币形式价格。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减少了中国出口商的生产成本，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进口原材料和部件的出口商，这种反映是完全合理的。正如之前描述的那样，平均中国出口价值的1/2至2/3是从其他国家获得原材料、劳动力和日常管理的成本。中国的附加值经营仍然倾向于低价值的制造和装配运作，因此大多中国出口的最终价值都是先进口到中国的。
人民币升值刺激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为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人民币升值也使得中国的制造商和装配工更具竞争力。对于外国消费者，成本的缩水体现在较低的出口价格上，这影响了货币价值调整的预期效果，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也将减少。这个过程很好地解释了2005－2008年间中美间的贸易往来，也很可能昭示着未来的前景。
另外一个中国反对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原因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约为8000万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25%，中国所持有的国债数量将减少到6400万美元。这样，中国将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几年有上升之势，这会使中国的国债持有量进一步缩水。相应的，如果中国的投资人对美国的政府债券进行大量倾销（中国认为这种做法可以针对美国政策起到杠杆作用），美元也可能贬值，这同样会缩减中国的持有量。
如果中国的货币价值可以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全球局势将好转，也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是没有明确的政策目的并以制裁为威胁要求中国调整货币价值将导致不利后果，包括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及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据估算，中国累计拥有24000亿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可以循环利用外汇储备，美国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都会更加欢迎中国对私营部门进行投资。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仅为12亿美元，仅占美国直接投资总额23000亿美元的0.05%。比起其他大国，中国的比例微乎其微。2008年，英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为4540亿美元；日本为2600亿美元；荷兰为2590亿美元；加拿大为2210亿美元；德国为2110亿美元；澳大利亚为640亿美元；韩国为160亿美元；俄罗斯为17亿美元。
过去，为建立新的生产厂，中国努力购买股份，收购美国企业或购买财产或土地。政策制定者表面上出于对安全的担心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并进行限制。但是考虑到两国的货币价值以及中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涌入，其所产生的影响类似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剧增。
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需要多样化发展，而美国的实体经济需要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并要达到创造就业岗位及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鉴于这几点，美国政策应变得透明，以使那些针对中国投资人的基准和障碍可以被更好的理解。减少障碍有助于美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可巩固两国间相互的经济利益。
2．操纵货币问题
在过去几年间，对中国操纵货币的指责也是双边关系摩擦的导火索。过去三次国会都提出了各种试图要求中国调整其货币价值的议案，这可追溯到2003年。目前国会正在考虑的法规也出现错误，它是以政策制定者认清真实的汇率为事实，并增加了美国人的累退税，违反了美国在世贸组织的承诺，也导致中国方面做出回应，采取类似攻击性强且消极的政策。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但关于被低估的程度却意见不一。经济学家总是善于提出各种假设。在决定某种货币价值时不考虑货币的自由流动性和供求关系间的障碍，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也是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根源所在。因此，正当国会以制裁作为威胁要求中国对人民币升值时，有个问题值得关注：如何得知人民币升值的后果。
对于国会来说，问题不是人民币价值本身，而是美中巨大的双边贸易逆差。很多人把这种逆差归咎于人民币的贬值。许多政策制定者只是通过调整货币价值减少贸易逆差。政策制定者提高了面向美国商业和消费者的进口成本。结合了不断要求的进口竞争利益，并为实现美国出口在未来五年翻番的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推出的“国家出口计划”，这使得美国国会认为只要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超过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就是被低估了。
暂不考虑减少双边逆差（而不是经济增长，吸引投资和发展人力资本）是否是最初制定政策的直接目的，货币价值调整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也受到质疑。最近有证据说明，人民币升值将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21%，即从1人民币兑换0.1208美元增长到0.1464美元。在此同期（2005年全年到2008年全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从2020亿美元增长到2680亿美元。
在8.28元人民币折合1美元时，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呈上升趋势，增长284亿美元，涨幅为69.3%。但在进口方面，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人民币升值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消费。
从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不断升值。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增长943亿美元，涨幅为38.7%。尽管相对价格上涨21%，美国人实际上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面临着价格上涨，美国仍继续使用中国的商品，这可能是美国市场上缺少中国商品的替代物。有些类似商品在美国国内可能不生产。因此，美国消费者面临选择，即购买来自中国物价较高的商品或放弃使用这些商品。换言之，国会中鹰派人士一直努力促使人民币迅速升值，但这无异于减少了美国人的实际收入。
其他2005－2008年间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种关系。为保持美元形式价格对于美国消费者处于稳定水平，中国出口商降低了人民币形式价格。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减少了中国出口商的生产成本，尤其是那些依赖于进口原材料和部件的出口商，这种反映是完全合理的。正如之前描述的那样，平均中国出口价值的1/2至2/3是从其他国家获得原材料、劳动力和日常管理的成本。中国的附加值经营仍然倾向于低价值的制造和装配运作，因此大多中国出口的最终价值都是先进口到中国的。
人民币升值刺激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为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人民币升值也使得中国的制造商和装配工更具竞争力。对于外国消费者，成本的缩水体现在较低的出口价格上，这影响了货币价值调整的预期效果，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也将减少。这个过程很好地解释了2005－2008年间中美间的贸易往来，也很可能昭示着未来的前景。
另外一个中国反对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原因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约为8000万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25%，中国所持有的国债数量将减少到6400万美元。这样，中国将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几年有上升之势，这会使中国的国债持有量进一步缩水。相应的，如果中国的投资人对美国的政府债券进行大量倾销（中国认为这种做法可以针对美国政策起到杠杆作用），美元也可能贬值，这同样会缩减中国的持有量。
如果中国的货币价值可以真正以市场为导向，全球局势将好转，也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是没有明确的政策目的并以制裁为威胁要求中国调整货币价值将导致不利后果，包括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及恶化与中国的关系。
据估算，中国累计拥有24000亿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可以循环利用外汇储备，美国政策（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都会更加欢迎中国对私营部门进行投资。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仅为12亿美元，仅占美国直接投资总额23000亿美元的0.05%。比起其他大国，中国的比例微乎其微。2008年，英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为4540亿美元；日本为2600亿美元；荷兰为2590亿美元；加拿大为2210亿美元；德国为2110亿美元；澳大利亚为640亿美元；韩国为160亿美元；俄罗斯为17亿美元。
过去，为建立新的生产厂，中国努力购买股份，收购美国企业或购买财产或土地。政策制定者表面上出于对安全的担心对这种做法表示质疑并进行限制。但是考虑到两国的货币价值以及中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涌入，其所产生的影响类似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剧增。
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需要多样化发展，而美国的实体经济需要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并要达到创造就业岗位及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鉴于这几点，美国政策应变得透明，以使那些针对中国投资人的基准和障碍可以被更好的理解。减少障碍有助于美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可巩固两国间相互的经济利益。
3．倾销并非违法，违法的是当前的反倾销法
对不正当的贸易活动和进口限制的指责是双边关系摩擦的根源。尽管有现成的贸易修订法，而且已经在中美两国的行业内实行，但多数摩擦事件都根源于大量针对中国出口商的指责和研究。截止到2009年11月，美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数量达到94项（针对各国项目总数为302项）。自从2007年，美国各行业针对中国出口商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案件达58个，而去年有24个，是针对中国最多的一年。
随着每一个案件的展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就其国内行业是否受到损害作出初期决定，之后美国商务部将对于预期的倾销和补贴数额作出初期决定。如果这两个决定是正确的（比如有合理迹象表明存在倾销或补贴，或国内行业很可能受到实质损害），那么两个最终的决定将在几个月或一年多以后作出。如果在长达一年之久的调查之后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措施付诸实施，一个附加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将被公布出来。
因此，24个案件的展开产生了120个与贸易救济措施相关的官方联合公报，几乎每三天就有一个声明公布出来。如此频繁的发布声明也得到了媒体的响应，也为气愤的联盟主席和自以为是的贸易律师提供了条件。他们对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进行抨击并要求出台更加强硬的法规并更加坚决地执行下去。这样下去，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让人感觉美中间将不可避免地开展“贸易大战”。产生这样的印象并不足为奇。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的数量的确令人遗憾，但并不意味着贸易大战即将爆发。贸易救济法，即舆论大力描述的征收进口税，在经济萧条期之中和之后有望增加。这种法规是针对那些经历过经济困难的行业。为了减少进口竞争带来的压力，美国国内行业需要证明他们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可证明实质性损害的证据包括：收入和利润缩水，产能利用率下降，产量下滑，投资减少，失业率上升及其他类似因素。实质性损害的状态与经历过经济紧缩的状态非常相像。美国在2008年和2009年深陷经济萧条窘境，所以针对中国的案件数量在2009年创下新高并非偶然。
不幸的是，至于倾销和受补贴进口引起的实质性损害的条件，该项法规没有明确要求。这与其他因素截然相反，如消费者要求的变化、新技术、差的决策能力或商业循环。在抑制滥用倾销和补贴差额的方法论计算上，特别是涉及到中国进口的案件，这项法规并不可靠。
尽管媒体一贯主张国会或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税款，但事实是，即使贸易救济措施给依赖于进口的消费行业，美国出口商和消费者带来麻烦并使得贸易关系复杂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参与或签署贸易救济措施。本质上，国会通过这些贸易法规赋予了各行业某些手段，而美国人确信这些手段只可以在特殊的环境下使用。然而事实是，如同税收减免，可替代能源补贴和税延缴计划，贸易法规被作为整体商业策略的一部分运用，其具有战略意义并由各行业自行管理。
频繁使用贸易救济措施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中国不正当的贸易行为是有地方特色的——中国的出口商非法进行倾销或从政府补贴上获得了好处。但事实证明中国的出口商是主要的目标，毕竟对于很多美国的行业，中国都是进口的主要源头。在涉及中国的案件中，商务部采用了方法论计算方法，即非市场经济方法论。即使出口商在美国的售价不低于生产成本或其在本国的售价，这种方法也很容易产生倾销差额。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按照非市场经济方法论，中国出口商在美国的售价与其在本国的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没有可比性，这有别于市场经济方法论。商务部提出了一种计算正常价值的替代方法，即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再估算出商品在中国的售价。该方法把某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考虑在内并基于第三国（通常是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进口同类商品的成本将价值分配到所有的生产要素上。因此，如果中国出口商的投入、开支和利润反映了在同行业中的一个普通印度公司的情况，其在美国的售价比可能的售价低多少可以通过中国案件中所计算出的倾销差额体现出来。（前提是商务部不该仅依赖于反倾销申诉中夸大的差额）。但中国出口商不清楚基准（即根据一个普通的印度公司的平均成本进行复杂计算得出的数字）也不能对其加以控制，他们又如何知道其在美国的售价将调整为倾销价格？这就是政客们，劳动代表和游说者大肆谴责的在进口竞争行业中的不公平贸易，并要求相应法规可以更加严格的执行。但事实上，不公平的是根据这个方法论进行倾销还是方法论本身呢？
申诉的行业和他们的代表们习惯声称中国进行的倾销是违法的，好像中国出口商可以预料到他们的销售行为能够产生倾销差额。然而这种说法属子虚乌有，并进一步诋毁了中国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倾销行为并非违法。在不同市场采取不同售价或以低于成本价格出售商品常被视为最合理的选择，也使利润最大化。按照倾销的定义，美国公司频繁在美国不同区域的市场采取不同售价，或者凭借合理合法的理由以低于所有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出口商在其他国家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因此遭遇到一些反倾销措施。他们是不是骗子？他们违不违法？这种倾销是否合法？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规定，成员国允许利用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法规纠正倾销和补贴行为。然而倾销和补贴行为并非违法。倾销以及被视为有补偿作用的补贴行为不违反任何世贸组织协议。因此，采取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措施不同于执行协议规定，而是我们可以更好地行使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对行使国和目标国都会产生成本消耗。考虑到这种消耗，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国选择不使用甚至维护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的确，在认识到使用反倾销法所产生的破坏性，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有条款倡导，拥有或行使此项法规的成员国应减少间接伤害。该协议建议其成员国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使用所谓的轻税原则。《反倾销协议》的9.1条规定：“在所有征收反倾销税的要求均已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征税的决定，及征收的反倾销税金额是否应等于或小于倾销幅度的决定，均由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作出。宜允许在所有成员领土内征税，如反倾销税小于倾销幅度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该反倾销税是可取的。”
这意味着，成员国所征收税款要小于计算出来的能够抵消国内损害或倾销差额的数量。遗憾的是，美国拒绝采用轻税原则。结果，那些依赖进口的行业和消费者在超出救济额度的部分承担了很大负担。
据推测，有些做法可以赋予国外出口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被称为“不公平贸易法”，它抵消了这些做法的作用。因此该项法规中的规则的可行性和公平性饱受质疑。
另外一个错误甚至诽谤性的行为是称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保障措施（贸易法421章）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根据421章，奥巴马总统和其他人宣称去年对中国轮胎征税的行为属于执行法律条款。很明显，特殊保障措施并非不公平的贸易法规。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同意接受此项法规。该项法规是一个保护性条款，即在进口量暴增并引起市场混乱时，确保国内行业在面临中国的竞争时获得暂时的缓解。换言之，它是为了减缓市场转型，而不是为了明确并惩罚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于中国出口商不公平或错误行为的指责并不是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的因素。如果美国国内的行业要求的救济措施被批准，其他美国的商业活动和消费者也会受到限制。如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感到懊悔，而不会有受害心理和优越感——这已经成为他们游说采取反贸易措施的特征。
反倾销、反补贴税以及特殊保护措施案例的上升导致了双边的紧张局势，这归咎于国会赋予了美国行业某些保护性“武器”。使用这些“武器”并不值得羡慕，而更应提醒国会有责任通过正确使用这些“武器”把间接伤害降到最低。毫无疑问，反倾销、反补贴税以及针对中国的特殊保护措施是导致双边在经济领域的紧张局面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这会对双边关系造成许多间接伤害。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不宜对中国采取更加刻薄的政策。然而国会中的一些人主张降低贸易救济案件的证明标准，并在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时取消奥巴马总统的决定。针对通过操纵货币获得好处的进口行为，国会中正开展讨论迫使商务部采取反补贴税法。这些方法即使付诸实施也不会缓解紧张局面，中国也不愿在解决一些摩擦的根源问题上进行合作。
要缓和双方的紧张局面并且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美国关心的合法问题上加大同中国的合作，美国应该对其破坏性的贸易救济行为进行改革。如果美国在反倾销案件中放弃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双边的贸易关系将得到更好的改善，这比其他单纯的改革要好。一些未经仔细考虑的改革体现了政策制定者们的短见，也证明了保护主义的倡导者对贸易政策的绝对限制。
或许美国可实施的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是放弃中国非市场经济的立场。中国渴望其市场经济得到认可，这不是什么秘密。在本质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财富，但其价值正在快速流失。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相关条款，2016年之后，中国将不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所以美国还有六年时间调整其政策。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想要通过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产生相应的价值，那么这种认可要很快做出。这种必然的改革越晚执行，价值就会越少。
除了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亦可通过解决方法论问题缓和双边紧张局势。该方法论问题致使中国出口商因同一所谓的违法行为遭受两次处罚。自从2007年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恢复采取反补贴税法以来（停用了22年），商务部无法对“重复计算”给出解释，因为有些涉及进口的案件同时适用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根据非市场经济方法论，中国出口商在美国的售价要与基于第三国成本，如印度的替代价值进行比较。因为替代价值是非倾销非补贴价格，所以其中相差的部分被解释为倾销差额和补贴额度。然而，美国惯用的做法是，认为相差的部分只代表倾销差额，然后在通过计算附加的额度从而体现出补贴额度。倾销差额（已经反映出了补贴额度）以及补贴额度都要对中国进口的商品进行征税，这就导致了反补贴税的重复计算。
对不正当的贸易活动和进口限制的指责是双边关系摩擦的根源。尽管有现成的贸易修订法，而且已经在中美两国的行业内实行，但多数摩擦事件都根源于大量针对中国出口商的指责和研究。截止到2009年11月，美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数量达到94项（针对各国项目总数为302项）。自从2007年，美国各行业针对中国出口商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案件达58个，而去年有24个，是针对中国最多的一年。
随着每一个案件的展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就其国内行业是否受到损害作出初期决定，之后美国商务部将对于预期的倾销和补贴数额作出初期决定。如果这两个决定是正确的（比如有合理迹象表明存在倾销或补贴，或国内行业很可能受到实质损害），那么两个最终的决定将在几个月或一年多以后作出。如果在长达一年之久的调查之后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措施付诸实施，一个附加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将被公布出来。
因此，24个案件的展开产生了120个与贸易救济措施相关的官方联合公报，几乎每三天就有一个声明公布出来。如此频繁的发布声明也得到了媒体的响应，也为气愤的联盟主席和自以为是的贸易律师提供了条件。他们对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进行抨击并要求出台更加强硬的法规并更加坚决地执行下去。这样下去，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让人感觉美中间将不可避免地开展“贸易大战”。产生这样的印象并不足为奇。
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的数量的确令人遗憾，但并不意味着贸易大战即将爆发。贸易救济法，即舆论大力描述的征收进口税，在经济萧条期之中和之后有望增加。这种法规是针对那些经历过经济困难的行业。为了减少进口竞争带来的压力，美国国内行业需要证明他们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可证明实质性损害的证据包括：收入和利润缩水，产能利用率下降，产量下滑，投资减少，失业率上升及其他类似因素。实质性损害的状态与经历过经济紧缩的状态非常相像。美国在2008年和2009年深陷经济萧条窘境，所以针对中国的案件数量在2009年创下新高并非偶然。
不幸的是，至于倾销和受补贴进口引起的实质性损害的条件，该项法规没有明确要求。这与其他因素截然相反，如消费者要求的变化、新技术、差的决策能力或商业循环。在抑制滥用倾销和补贴差额的方法论计算上，特别是涉及到中国进口的案件，这项法规并不可靠。
尽管媒体一贯主张国会或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税款，但事实是，即使贸易救济措施给依赖于进口的消费行业，美国出口商和消费者带来麻烦并使得贸易关系复杂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参与或签署贸易救济措施。本质上，国会通过这些贸易法规赋予了各行业某些手段，而美国人确信这些手段只可以在特殊的环境下使用。然而事实是，如同税收减免，可替代能源补贴和税延缴计划，贸易法规被作为整体商业策略的一部分运用，其具有战略意义并由各行业自行管理。
频繁使用贸易救济措施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中国不正当的贸易行为是有地方特色的——中国的出口商非法进行倾销或从政府补贴上获得了好处。但事实证明中国的出口商是主要的目标，毕竟对于很多美国的行业，中国都是进口的主要源头。在涉及中国的案件中，商务部采用了方法论计算方法，即非市场经济方法论。即使出口商在美国的售价不低于生产成本或其在本国的售价，这种方法也很容易产生倾销差额。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按照非市场经济方法论，中国出口商在美国的售价与其在本国的市场价格或生产成本没有可比性，这有别于市场经济方法论。商务部提出了一种计算正常价值的替代方法，即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再估算出商品在中国的售价。该方法把某企业所有的生产要素考虑在内并基于第三国（通常是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进口同类商品的成本将价值分配到所有的生产要素上。因此，如果中国出口商的投入、开支和利润反映了在同行业中的一个普通印度公司的情况，其在美国的售价比可能的售价低多少可以通过中国案件中所计算出的倾销差额体现出来。（前提是商务部不该仅依赖于反倾销申诉中夸大的差额）。但中国出口商不清楚基准（即根据一个普通的印度公司的平均成本进行复杂计算得出的数字）也不能对其加以控制，他们又如何知道其在美国的售价将调整为倾销价格？这就是政客们，劳动代表和游说者大肆谴责的在进口竞争行业中的不公平贸易，并要求相应法规可以更加严格的执行。但事实上，不公平的是根据这个方法论进行倾销还是方法论本身呢？
申诉的行业和他们的代表们习惯声称中国进行的倾销是违法的，好像中国出口商可以预料到他们的销售行为能够产生倾销差额。然而这种说法属子虚乌有，并进一步诋毁了中国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倾销行为并非违法。在不同市场采取不同售价或以低于成本价格出售商品常被视为最合理的选择，也使利润最大化。按照倾销的定义，美国公司频繁在美国不同区域的市场采取不同售价，或者凭借合理合法的理由以低于所有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出口商在其他国家以低于正常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因此遭遇到一些反倾销措施。他们是不是骗子？他们违不违法？这种倾销是否合法？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规定，成员国允许利用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法规纠正倾销和补贴行为。然而倾销和补贴行为并非违法。倾销以及被视为有补偿作用的补贴行为不违反任何世贸组织协议。因此，采取反倾销或反补贴税措施不同于执行协议规定，而是我们可以更好地行使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对行使国和目标国都会产生成本消耗。考虑到这种消耗，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国选择不使用甚至维护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的确，在认识到使用反倾销法所产生的破坏性，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有条款倡导，拥有或行使此项法规的成员国应减少间接伤害。该协议建议其成员国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使用所谓的轻税原则。《反倾销协议》的9.1条规定：“在所有征收反倾销税的要求均已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征税的决定，及征收的反倾销税金额是否应等于或小于倾销幅度的决定，均由进口成员的主管机关作出。宜允许在所有成员领土内征税，如反倾销税小于倾销幅度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该反倾销税是可取的。”
这意味着，成员国所征收税款要小于计算出来的能够抵消国内损害或倾销差额的数量。遗憾的是，美国拒绝采用轻税原则。结果，那些依赖进口的行业和消费者在超出救济额度的部分承担了很大负担。
据推测，有些做法可以赋予国外出口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被称为“不公平贸易法”，它抵消了这些做法的作用。因此该项法规中的规则的可行性和公平性饱受质疑。
另外一个错误甚至诽谤性的行为是称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保障措施（贸易法421章）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根据421章，奥巴马总统和其他人宣称去年对中国轮胎征税的行为属于执行法律条款。很明显，特殊保障措施并非不公平的贸易法规。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同意接受此项法规。该项法规是一个保护性条款，即在进口量暴增并引起市场混乱时，确保国内行业在面临中国的竞争时获得暂时的缓解。换言之，它是为了减缓市场转型，而不是为了明确并惩罚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于中国出口商不公平或错误行为的指责并不是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的因素。如果美国国内的行业要求的救济措施被批准，其他美国的商业活动和消费者也会受到限制。如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感到懊悔，而不会有受害心理和优越感——这已经成为他们游说采取反贸易措施的特征。
反倾销、反补贴税以及特殊保护措施案例的上升导致了双边的紧张局势，这归咎于国会赋予了美国行业某些保护性“武器”。使用这些“武器”并不值得羡慕，而更应提醒国会有责任通过正确使用这些“武器”把间接伤害降到最低。毫无疑问，反倾销、反补贴税以及针对中国的特殊保护措施是导致双边在经济领域的紧张局面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这会对双边关系造成许多间接伤害。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不宜对中国采取更加刻薄的政策。然而国会中的一些人主张降低贸易救济案件的证明标准，并在对中国采取特殊保障措施时取消奥巴马总统的决定。针对通过操纵货币获得好处的进口行为，国会中正开展讨论迫使商务部采取反补贴税法。这些方法即使付诸实施也不会缓解紧张局面，中国也不愿在解决一些摩擦的根源问题上进行合作。
要缓和双方的紧张局面并且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美国关心的合法问题上加大同中国的合作，美国应该对其破坏性的贸易救济行为进行改革。如果美国在反倾销案件中放弃认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双边的贸易关系将得到更好的改善，这比其他单纯的改革要好。一些未经仔细考虑的改革体现了政策制定者们的短见，也证明了保护主义的倡导者对贸易政策的绝对限制。
或许美国可实施的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是放弃中国非市场经济的立场。中国渴望其市场经济得到认可，这不是什么秘密。在本质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财富，但其价值正在快速流失。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相关条款，2016年之后，中国将不再被视为非市场经济，所以美国还有六年时间调整其政策。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想要通过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产生相应的价值，那么这种认可要很快做出。这种必然的改革越晚执行，价值就会越少。
除了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亦可通过解决方法论问题缓和双边紧张局势。该方法论问题致使中国出口商因同一所谓的违法行为遭受两次处罚。自从2007年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恢复采取反补贴税法以来（停用了22年），商务部无法对“重复计算”给出解释，因为有些涉及进口的案件同时适用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根据非市场经济方法论，中国出口商在美国的售价要与基于第三国成本，如印度的替代价值进行比较。因为替代价值是非倾销非补贴价格，所以其中相差的部分被解释为倾销差额和补贴额度。然而，美国惯用的做法是，认为相差的部分只代表倾销差额，然后在通过计算附加的额度从而体现出补贴额度。倾销差额（已经反映出了补贴额度）以及补贴额度都要对中国进口的商品进行征税，这就导致了反补贴税的重复计算。
4．美国的指责是不真实的
不计其数的说法认为，中国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妨碍了进口以及外国企业的发展。的确，其中的一些言论得到了证实并纠正了；还有一些只是证实了；还有不少只不过是臆造的。
通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美中商贸联委会以及其他途径，美国同中国开展了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双边就经贸领域的摩擦进行讨论并经常达成解决方案。美国认为，有八个关于中国贸易行为的案件仅靠双边交流还不够，并向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正式提出申诉。其中有两个案件仍悬而未决，其他六个的判决结果令美国政府满意：即中国在协商期间对其规则或行为进行改正，或争端解决小组认可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国根据相关世贸组织协议调整其行为的申诉以及观点。
如果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体制可以作为解决美国申诉问题的平台并充分发挥其职能，那么美国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方针并更多采取单边主义是没有好处的。针对19个欧盟的案例，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申诉，但并没有言论主张对欧盟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
事实上，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如此，一些贸易壁垒和补贴计划仍然存在或出现。如果削减的话，很可能违反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做出的各种承诺。中国应履行其市场自由化的承诺。美国贸易代表署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责任在决定是否以及何时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前，对证据进行评估并权衡其中的代价和利益。
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针对中国市场壁垒及政策照顾本国企业的案例。美国虚伪的一面体现出来，这是其中的一个代价。美国政府也会选择性地对某些公司和行业进行补贴。过去的18个月里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如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美国政府在一些行业内设置了技术壁垒，这阻碍并排斥了外国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在中国出现的“自主创新”有助于企业为新产品开发知识产权，这得到了美国商界的关注。然而美国政府为控制其采购市场采取了“购买美国货”条款。
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希望中国完全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美国方面应身先士卒。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09年12月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的报告。总的来说，这份报告认为贸易关系不该受政治变化的影响。具体内容：“在过去的八年间，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步骤，并履行了一系列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包括要求中国降低税率；取消非关税壁垒；实施国民待遇原则；改善市场状况以便进口来自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商品和劳务；保护知识产权及增强透明度。尽管在各方面仍未达到完美水平，但中国对世贸组织承诺的执行提高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这不仅深化了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融合，也有助于法制管理并加强了始于30年前的经济改革。”
5．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是特例吗？
对于美国的商业发展来说，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无非是一个大问题。据美国的版权行业估算，2008年，美国仅音像软件业就因中国的盗版行为损失了35亿美元。美国政府已经在此问题上同中国交涉多年。美国对中国不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及相关的执行措施提出申诉，并在2009年得到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的认可。随后，中国同意在2010年3月以前使受争议的处理方法遵从于相关规定。
即便开展法制改革并引进增强性的执行办法，中国的知识产权剽窃行为很可能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只能监管但不能彻底解决。美国政府能做的是保证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但美国商界将探索阻止知识产权剽窃行为的可能性。盗版和其他成本一样也是经营中的一种成本，而且受影响的业内企业有义务将经营成本降至最低。如果法律框架不足以制抵剽窃行为，那么相关行业需考虑可能措施，如就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对中国的商业界进行教导或在相关合同中设立制抵条款。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提出刺激性措施制抵盗版并且因中国无法显著地打击知识产权剽窃行为而对中国进行制裁或惩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将承受负担。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增加产权持有者的利益时，我们应该避免将执行成本社会化。双边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的紧张局面不该成为美国策略方针转变的理由。
不计其数的说法认为，中国采取的歧视性政策妨碍了进口以及外国企业的发展。的确，其中的一些言论得到了证实并纠正了；还有一些只是证实了；还有不少只不过是臆造的。
通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美中商贸联委会以及其他途径，美国同中国开展了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双边就经贸领域的摩擦进行讨论并经常达成解决方案。美国认为，有八个关于中国贸易行为的案件仅靠双边交流还不够，并向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正式提出申诉。其中有两个案件仍悬而未决，其他六个的判决结果令美国政府满意：即中国在协商期间对其规则或行为进行改正，或争端解决小组认可美国提出的要求中国根据相关世贸组织协议调整其行为的申诉以及观点。
如果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体制可以作为解决美国申诉问题的平台并充分发挥其职能，那么美国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方针并更多采取单边主义是没有好处的。针对19个欧盟的案例，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申诉，但并没有言论主张对欧盟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
事实上，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如此，一些贸易壁垒和补贴计划仍然存在或出现。如果削减的话，很可能违反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做出的各种承诺。中国应履行其市场自由化的承诺。美国贸易代表署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责任在决定是否以及何时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前，对证据进行评估并权衡其中的代价和利益。
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针对中国市场壁垒及政策照顾本国企业的案例。美国虚伪的一面体现出来，这是其中的一个代价。美国政府也会选择性地对某些公司和行业进行补贴。过去的18个月里充满了这样的事例，如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美国政府在一些行业内设置了技术壁垒，这阻碍并排斥了外国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在中国出现的“自主创新”有助于企业为新产品开发知识产权，这得到了美国商界的关注。然而美国政府为控制其采购市场采取了“购买美国货”条款。
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希望中国完全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美国方面应身先士卒。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009年12月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关于中国履行其世贸组织承诺的报告。总的来说，这份报告认为贸易关系不该受政治变化的影响。具体内容：“在过去的八年间，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步骤，并履行了一系列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包括要求中国降低税率；取消非关税壁垒；实施国民待遇原则；改善市场状况以便进口来自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商品和劳务；保护知识产权及增强透明度。尽管在各方面仍未达到完美水平，但中国对世贸组织承诺的执行提高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这不仅深化了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融合，也有助于法制管理并加强了始于30年前的经济改革。”
5．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是特例吗？
对于美国的商业发展来说，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无非是一个大问题。据美国的版权行业估算，2008年，美国仅音像软件业就因中国的盗版行为损失了35亿美元。美国政府已经在此问题上同中国交涉多年。美国对中国不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及相关的执行措施提出申诉，并在2009年得到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的认可。随后，中国同意在2010年3月以前使受争议的处理方法遵从于相关规定。
即便开展法制改革并引进增强性的执行办法，中国的知识产权剽窃行为很可能继续下去。这个问题只能监管但不能彻底解决。美国政府能做的是保证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但美国商界将探索阻止知识产权剽窃行为的可能性。盗版和其他成本一样也是经营中的一种成本，而且受影响的业内企业有义务将经营成本降至最低。如果法律框架不足以制抵剽窃行为，那么相关行业需考虑可能措施，如就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对中国的商业界进行教导或在相关合同中设立制抵条款。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提出刺激性措施制抵盗版并且因中国无法显著地打击知识产权剽窃行为而对中国进行制裁或惩罚，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将承受负担。当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增加产权持有者的利益时，我们应该避免将执行成本社会化。双边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的紧张局面不该成为美国策略方针转变的理由。
五、地缘政治背景
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其政府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尽管一些目标并不符合其本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做法不足为奇。的确，美国政府的一些策略也常常与美国人民的利益相矛盾。
然而，中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一直不清楚什么政策才是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有人可能认为，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里，只要美国的政策能够对中国的财富产生变化，中国政府就会更加重视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风气。
但是中国最近的行为和政策给了美国媒体许多借题发挥的机会，使中国受到广泛关注。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共同参与了谷歌数据库的黑客事件，这模糊了地缘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界限，并且提示美国人一些相同的价值观并不被中国政府接受。有报道称中国蓄意阻挠了哥本哈根峰会的进程，无论是事实，优点还是目的，这种做法都加深了中国被视为卑鄙民族的印象。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台湾、西藏以及操纵货币问题表达了激烈情绪，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考验美国总统的一种努力。但是考验美国总统的危险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不像其前任那样在政治领域建立密切关系。更何况，他的党派几乎都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经济政策。最终，奥巴马成为了第一位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的总统，去年9月的轮胎案就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政府很可能考虑到其国内民众的利益，在政治领域对美国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现在看起来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美国经济陷入了萎靡状态，自信心也几乎丧失殆尽，政客们正在寻找替罪羊。
另外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忧是中国可能会破坏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核不扩散问题、传播民主、履行安全承诺、孤立无赖政府、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及其制度。在一些潜在的焦点问题上，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伊朗、朝鲜、气候变化以及自然资源的竞争，这些担忧都不是小问题。
所有的担忧都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即美中两国因相互利益在商业领域相互融合。美国同中国开展的商业活动不是救援或慈善。如果美国想抽身，根本无法全身而退。然而这种错误的观点似乎成为了呼吁美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根据。
美国意见领导中存在的非典型特征的偏执心理或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促成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探讨。史蒂芬•穆夫森和约翰•庞弗雷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简短评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6546美元，高于乌克兰低于纳米比亚。这让我们感到恐惧。”对于那些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怀有恐惧心理的美国人，该评论继续道：“有观点认为中国即将对美国的各个方面造成威胁。这种观点揭露了更多关于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中国及其实力。政客们和评论家们热衷于虚假夸大中国的崛起，这种做法并没有正视中国取得的成功，反而在国内产生了不安情绪。”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伊丽莎白•埃克诺米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们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已经失去了清楚的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众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同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有很多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细微差别，比如在创新、可再生能源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这样做可以确保防止所有来自北京和本国媒体以及政客们的报道误导我们的决策。”
六、结论
在双方现存的框架下，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是可以解决、管理的。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即采取更加刻薄的政策方针，很可能会引起不同反应。这种做法代价大而且无法解决一些合法性问题。
尽管中国通过较低的劳动力和环境标准获得了经济优势，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牢记：美国经济通过在一个可预知的经济环境中运转可获得更多的优势；这种可预知的经济环境表现包括：履行合同条款，遵守法律法规，高度熟练的劳动力水平，获得资本的途径以及大体透明的商业和管理程序。
世界上最大的和发展最快的两个经济体在解决相互间分歧时，当下双边关系的摩擦是可预见的。在多边和双边的框架内，使用鼓励性措施远比采取单方面策略或强硬措施强的多。政策制定者应集思广益，从宣传炒作中提取事实，并应认识到与货币、反倾销、知识产权以及市场准入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当前的框架下解决或缓解。
正如罗伯特•萨缪尔森曾经说到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削弱世界经济，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也奉行民族主义予以回击，同样会削弱世界经济。全球化就是相互依赖，大国忽视它就得自担风险。”（完）
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其政府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尽管一些目标并不符合其本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做法不足为奇。的确，美国政府的一些策略也常常与美国人民的利益相矛盾。
然而，中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一样，一直不清楚什么政策才是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有人可能认为，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里，只要美国的政策能够对中国的财富产生变化，中国政府就会更加重视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风气。
但是中国最近的行为和政策给了美国媒体许多借题发挥的机会，使中国受到广泛关注。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共同参与了谷歌数据库的黑客事件，这模糊了地缘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界限，并且提示美国人一些相同的价值观并不被中国政府接受。有报道称中国蓄意阻挠了哥本哈根峰会的进程，无论是事实，优点还是目的，这种做法都加深了中国被视为卑鄙民族的印象。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台湾、西藏以及操纵货币问题表达了激烈情绪，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考验美国总统的一种努力。但是考验美国总统的危险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不像其前任那样在政治领域建立密切关系。更何况，他的党派几乎都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经济政策。最终，奥巴马成为了第一位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的总统，去年9月的轮胎案就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政府很可能考虑到其国内民众的利益，在政治领域对美国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现在看起来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美国经济陷入了萎靡状态，自信心也几乎丧失殆尽，政客们正在寻找替罪羊。
另外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共同担忧是中国可能会破坏美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核不扩散问题、传播民主、履行安全承诺、孤立无赖政府、维护全球经济秩序及其制度。在一些潜在的焦点问题上，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伊朗、朝鲜、气候变化以及自然资源的竞争，这些担忧都不是小问题。
所有的担忧都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即美中两国因相互利益在商业领域相互融合。美国同中国开展的商业活动不是救援或慈善。如果美国想抽身，根本无法全身而退。然而这种错误的观点似乎成为了呼吁美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根据。
美国意见领导中存在的非典型特征的偏执心理或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促成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探讨。史蒂芬•穆夫森和约翰•庞弗雷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简短评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6546美元，高于乌克兰低于纳米比亚。这让我们感到恐惧。”对于那些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怀有恐惧心理的美国人，该评论继续道：“有观点认为中国即将对美国的各个方面造成威胁。这种观点揭露了更多关于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中国及其实力。政客们和评论家们热衷于虚假夸大中国的崛起，这种做法并没有正视中国取得的成功，反而在国内产生了不安情绪。”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伊丽莎白•埃克诺米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我们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情况已经失去了清楚的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众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同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有很多做的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细微差别，比如在创新、可再生能源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这样做可以确保防止所有来自北京和本国媒体以及政客们的报道误导我们的决策。”
六、结论
在双方现存的框架下，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是可以解决、管理的。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即采取更加刻薄的政策方针，很可能会引起不同反应。这种做法代价大而且无法解决一些合法性问题。
尽管中国通过较低的劳动力和环境标准获得了经济优势，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牢记：美国经济通过在一个可预知的经济环境中运转可获得更多的优势；这种可预知的经济环境表现包括：履行合同条款，遵守法律法规，高度熟练的劳动力水平，获得资本的途径以及大体透明的商业和管理程序。
世界上最大的和发展最快的两个经济体在解决相互间分歧时，当下双边关系的摩擦是可预见的。在多边和双边的框架内，使用鼓励性措施远比采取单方面策略或强硬措施强的多。政策制定者应集思广益，从宣传炒作中提取事实，并应认识到与货币、反倾销、知识产权以及市场准入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当前的框架下解决或缓解。
正如罗伯特•萨缪尔森曾经说到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削弱世界经济，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也奉行民族主义予以回击，同样会削弱世界经济。全球化就是相互依赖，大国忽视它就得自担风险。”（完）
太长没什么新贡献
个人感觉，
从长远来看，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只有有效地将中国的地位压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切实保证美国利益及其全球影响力……
只是偶作为一个中国人，
感觉这有点痴人说梦……
{:cha:}
从长远来看，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只有有效地将中国的地位压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切实保证美国利益及其全球影响力……
只是偶作为一个中国人，
感觉这有点痴人说梦……
{:cha:}
看看西方的学者是怎么琢磨的总没错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个人看法
该美国人强调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强硬,比如他要求承认中国市场地位,比方他反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等等,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矛盾可以在当前的框架下妥善解决,而不是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击姿态使两国关系恶化,他认为恶化两国关系对美国(至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好处.
该美国人强调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强硬,比如他要求承认中国市场地位,比方他反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等等,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矛盾可以在当前的框架下妥善解决,而不是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击姿态使两国关系恶化,他认为恶化两国关系对美国(至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