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社会问题之根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54:41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
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
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
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
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
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中最令人深思不已的不是“民主”而是“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我觉得，中国五千年以
来，继炎黄以后，降之于尧舜又承之于汉唐，历史记载了一代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于是我们所熟知的
秦皇汉武、周瑜曹操无不是以一顶天，手揽乾坤的英雄豪杰。历史忽略了芸芸众生的挥汗沥血，而是把希
望寄托于精英伟人所创造的盛世辉煌。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载舟覆舟，报宜深慎。”可以见得，历代的统治者十分明白“民为国之本”
的道理，都重视安抚百姓，不违农时。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一切务必建立在英明的
精英的领导之下。于是爷爷打江山，爸爸守江山，儿子败社稷，所谓“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精英阶层的英明与否实在是一种掷骰子的游戏，而且历史证明是输多赢少。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神州陆沉，苦难的百姓们把希望寄托给了曾经“慷慨激扬，行为士先”的复社
文人身上。却只看到江南大地在马士英和左良玉的内讧中沦陷，百姓蒙罹“十屠”之难。那么假设今天国
家濒临大难，我们是否能依靠那些文采昭昭，言辞烁烁的文人墨客吗？能够相信那些所谓“伸明大义，民
主人权”的活动人士吗？不能，永远不能，如果我们依赖他们，最终只能是“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
客，看着他楼塌了。”
“民主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佳良政”，可是我们遗憾的看到，号称最民主的美国，却在践踏别国的人
权，却在挥霍着纳税人的财富救济那些贪得无厌的金融资本家。当今世界的所谓民主，不过就是精英集团
通过愚弄大众进行权力分配的工具。美国之所以稳定繁荣，并非所谓民主的功勋，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
军司令抱怨大西洋的遥远漫长，以至于已经火烧白宫的英军却没有足够的援军继续南下。地缘，最主要是
地缘成就了美国而不是民主。
那么有人问道，为何地缘没有成就墨西哥？翻开美国历史，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就成立了哈弗大学
，美国人重视教育，并且始终重视维持精英集团的素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家信念、国家战略
都得到了维系和发扬。而反观墨西哥，世袭制的考罗迪体系没有为国家带来健康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优秀的
精英队伍。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改进的根本在于环境和人才，说到底还是人才。教育是立国之本，因为在现
在人类政治制度依然无法摆脱精英治理的现实下，通过“正确、高品质”的教育可以保证国家精英集团相
对的优秀和英明因而也就可以维系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自古以尊师重教而闻名，历代统治者都相信自己网罗了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做到了“亩无遗贤”
，但是人亡政息的教训告诉我们，朝代的末期往往是君乃昏君，官乃贪官。教育仅仅赋予了人智力却没有
赋予人优秀的品质。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更像是一种政治制度，这样的特征至今
依然没有全部消除。这一制度所形成的精英集团顽强地扎根于社会治理者的层次中，近亲繁殖并且阻断了
和社会底层的广泛联系。造成了社会巨大的分化和鸿沟。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体制内外”的差距。“
同工不同酬，关系决定一切”无疑强化了体制壁垒加剧了社会分化。如果说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财富分配
的不公，那么体制分化则体现了社会尊严与权利分配的不公，相对于财富的不均，尊严与合法权利分配的
不均更为可怕。因为缺乏财富依旧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提高能力加以改善，可是缺乏公正的社会是令人绝望
的，动荡不安的。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均者，乃公正也。温总理说：“要让公平正义像阳光
一样宝贵。”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正，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但是，把问题回到教育上，一个将
社会精英层等同于社会治理层的教育体系必然无法回避教育成为一种极为功利的，缺乏远见的“政治选举
”和“人脉游戏”，所期望的公平也最终会因其功利性而消亡。教育应该是中立的，公平的，富有远见的
。教育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快速、公正地造就一批精英而是造就优秀的，宽厚仁爱的，富有远见的栋
梁之才。让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从此受惠。
再说社会分化的问题。精英集团试图通过施展自己的才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老百姓的愿望往
往与精英集团的愿望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背道而驰。GMD赢了抗战，输了民心可见一斑。事实证明精英
集团一旦脱离了和社会大众的联系，就会形成一种“精英俱乐部”式的治理模式，凭借权力、欲望和个人
理想，即使本意是为国为民也不可避免地主观化和理想化。毛主席曾经说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可见一个社会的的有效治理本质上是扩大权力的基础而不是自我分化。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治理
者愈加封闭（依赖）于狭小圈子并且有区别地看待圈子内外的人时，不仅其无法吸纳更广泛的合作力量并
且会导致圈子内部的堕落与恶变。社会制造着一批批新贵族，而他们仅仅做出一点贡献之后便关注如何索
取。
社会分化侵蚀了国家的信念与根基。这个问题无关乎“民主”因为所谓“民主”不过是更加合法和正
式的精英治理。精英集团可以私下拆分为两个派别，表面斗争而实际合作轮流玩弄民众于鼓掌之中，民众
除了选择其中一派来治理自己毫无别的作为，反而更加明确了社会的分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
能将这一游戏持续下去原因在于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其精英集团的相对的优秀和低调，历史上激烈的的阶级
斗争促进了资本精英的部分妥协从而维持了社会在分化中依然保持相对平衡。而从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
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处于初步成长中的资本精英没有妥协的传统，因此国家的平衡必然极度依赖于强有
力的治理精英。而一些事例表明，精英集团内部相互倚重破坏着这种平衡，精英集团的近亲交往与繁殖，
精英集团内部的过度亲密都是社会分化的成因。现在必须回到毛主席的“让人人都负起责任”言论中。完
全倚重于精英集团的治理模式是我们逃不出“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社会治理需
要核心力量的事实，否则我们就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以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
但离不开，不能忽略，不能抛弃芸芸众生的功高劳苦。否则上下离心，民怨沸腾，国家又要再次经历痛苦
的轮回。因此出于稳定和长久繁荣的需要，的确需要“人人都负起责任”。以其“亩无遗贤”地大批制造
精英却不能保证其质量不如“庙堂无白丁，田亩有余贤”地培育出强有力的治理精英的同时，也拥有强大
的，合作的，高素质的民众来辅助，援助庙堂之高所难以揽括的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我们高呼要藏富
于民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藏力于民呢？
藏力于民，不是走“全民精英化”路线，精英并非是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而是通过了某种评测而选
拔出来的适合于经营社会的权力、财富和各种资源的人。精英选拔的功利性决定了不能保证其质量的绝对
优良，而将精英选拔与教育相结合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切不可追求“全民精英化”路线，将需要的揽入
体制，这样只能造就一个功利的，贪婪的，低能的民族。所谓藏力于民，是打破体制内外的壁垒，寻求最
为广泛的合作与互利。这样的做法的根本目的是弥补有缺陷的但又必须的精英选拔机制而不是加剧它的错
误。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精英和民间的广泛合作。
的确，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合作。可是我们面临的障碍是社会分化以及错误的教育制度妨碍了这一合作
进程。一方面，社会财富、权利甚至尊严的分配不公制造了巨大的隔阂，使得不信任感充斥在社会中，另
一方面，功利的教育制度又无法为我们造就出高素质的民众和精英，使之缺乏合作的智慧与能力。因此，
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我们需要“人人都受到尊重”，需要打破体制内外的福利分配不均，需要创
造一个真正优秀的教育制度。这些都是明确的，可行的实现方式，我们最终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
跳出历史周期率，我们需要的改革重点是：打破体制内外差别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公平化、缩小贫富差
距、改革教育制度、建立良好的文化舆论氛围、鼓励创造与创新、适度宽松的言论环境。当然我们要做的
远不及此，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也许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人人都负起责任”。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
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
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
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
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
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中最令人深思不已的不是“民主”而是“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我觉得，中国五千年以
来，继炎黄以后，降之于尧舜又承之于汉唐，历史记载了一代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于是我们所熟知的
秦皇汉武、周瑜曹操无不是以一顶天，手揽乾坤的英雄豪杰。历史忽略了芸芸众生的挥汗沥血，而是把希
望寄托于精英伟人所创造的盛世辉煌。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载舟覆舟，报宜深慎。”可以见得，历代的统治者十分明白“民为国之本”
的道理，都重视安抚百姓，不违农时。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一切务必建立在英明的
精英的领导之下。于是爷爷打江山，爸爸守江山，儿子败社稷，所谓“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精英阶层的英明与否实在是一种掷骰子的游戏，而且历史证明是输多赢少。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神州陆沉，苦难的百姓们把希望寄托给了曾经“慷慨激扬，行为士先”的复社
文人身上。却只看到江南大地在马士英和左良玉的内讧中沦陷，百姓蒙罹“十屠”之难。那么假设今天国
家濒临大难，我们是否能依靠那些文采昭昭，言辞烁烁的文人墨客吗？能够相信那些所谓“伸明大义，民
主人权”的活动人士吗？不能，永远不能，如果我们依赖他们，最终只能是“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
客，看着他楼塌了。”
“民主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佳良政”，可是我们遗憾的看到，号称最民主的美国，却在践踏别国的人
权，却在挥霍着纳税人的财富救济那些贪得无厌的金融资本家。当今世界的所谓民主，不过就是精英集团
通过愚弄大众进行权力分配的工具。美国之所以稳定繁荣，并非所谓民主的功勋，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
军司令抱怨大西洋的遥远漫长，以至于已经火烧白宫的英军却没有足够的援军继续南下。地缘，最主要是
地缘成就了美国而不是民主。
那么有人问道，为何地缘没有成就墨西哥？翻开美国历史，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就成立了哈弗大学
，美国人重视教育，并且始终重视维持精英集团的素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家信念、国家战略
都得到了维系和发扬。而反观墨西哥，世袭制的考罗迪体系没有为国家带来健康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优秀的
精英队伍。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改进的根本在于环境和人才，说到底还是人才。教育是立国之本，因为在现
在人类政治制度依然无法摆脱精英治理的现实下，通过“正确、高品质”的教育可以保证国家精英集团相
对的优秀和英明因而也就可以维系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自古以尊师重教而闻名，历代统治者都相信自己网罗了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做到了“亩无遗贤”
，但是人亡政息的教训告诉我们，朝代的末期往往是君乃昏君，官乃贪官。教育仅仅赋予了人智力却没有
赋予人优秀的品质。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更像是一种政治制度，这样的特征至今
依然没有全部消除。这一制度所形成的精英集团顽强地扎根于社会治理者的层次中，近亲繁殖并且阻断了
和社会底层的广泛联系。造成了社会巨大的分化和鸿沟。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体制内外”的差距。“
同工不同酬，关系决定一切”无疑强化了体制壁垒加剧了社会分化。如果说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财富分配
的不公，那么体制分化则体现了社会尊严与权利分配的不公，相对于财富的不均，尊严与合法权利分配的
不均更为可怕。因为缺乏财富依旧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提高能力加以改善，可是缺乏公正的社会是令人绝望
的，动荡不安的。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均者，乃公正也。温总理说：“要让公平正义像阳光
一样宝贵。”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正，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但是，把问题回到教育上，一个将
社会精英层等同于社会治理层的教育体系必然无法回避教育成为一种极为功利的，缺乏远见的“政治选举
”和“人脉游戏”，所期望的公平也最终会因其功利性而消亡。教育应该是中立的，公平的，富有远见的
。教育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快速、公正地造就一批精英而是造就优秀的，宽厚仁爱的，富有远见的栋
梁之才。让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从此受惠。
再说社会分化的问题。精英集团试图通过施展自己的才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老百姓的愿望往
往与精英集团的愿望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背道而驰。GMD赢了抗战，输了民心可见一斑。事实证明精英
集团一旦脱离了和社会大众的联系，就会形成一种“精英俱乐部”式的治理模式，凭借权力、欲望和个人
理想，即使本意是为国为民也不可避免地主观化和理想化。毛主席曾经说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可见一个社会的的有效治理本质上是扩大权力的基础而不是自我分化。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治理
者愈加封闭（依赖）于狭小圈子并且有区别地看待圈子内外的人时，不仅其无法吸纳更广泛的合作力量并
且会导致圈子内部的堕落与恶变。社会制造着一批批新贵族，而他们仅仅做出一点贡献之后便关注如何索
取。
社会分化侵蚀了国家的信念与根基。这个问题无关乎“民主”因为所谓“民主”不过是更加合法和正
式的精英治理。精英集团可以私下拆分为两个派别，表面斗争而实际合作轮流玩弄民众于鼓掌之中，民众
除了选择其中一派来治理自己毫无别的作为，反而更加明确了社会的分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
能将这一游戏持续下去原因在于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其精英集团的相对的优秀和低调，历史上激烈的的阶级
斗争促进了资本精英的部分妥协从而维持了社会在分化中依然保持相对平衡。而从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
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处于初步成长中的资本精英没有妥协的传统，因此国家的平衡必然极度依赖于强有
力的治理精英。而一些事例表明，精英集团内部相互倚重破坏着这种平衡，精英集团的近亲交往与繁殖，
精英集团内部的过度亲密都是社会分化的成因。现在必须回到毛主席的“让人人都负起责任”言论中。完
全倚重于精英集团的治理模式是我们逃不出“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社会治理需
要核心力量的事实，否则我们就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以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
但离不开，不能忽略，不能抛弃芸芸众生的功高劳苦。否则上下离心，民怨沸腾，国家又要再次经历痛苦
的轮回。因此出于稳定和长久繁荣的需要，的确需要“人人都负起责任”。以其“亩无遗贤”地大批制造
精英却不能保证其质量不如“庙堂无白丁，田亩有余贤”地培育出强有力的治理精英的同时，也拥有强大
的，合作的，高素质的民众来辅助，援助庙堂之高所难以揽括的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我们高呼要藏富
于民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藏力于民呢？
藏力于民，不是走“全民精英化”路线，精英并非是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而是通过了某种评测而选
拔出来的适合于经营社会的权力、财富和各种资源的人。精英选拔的功利性决定了不能保证其质量的绝对
优良，而将精英选拔与教育相结合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切不可追求“全民精英化”路线，将需要的揽入
体制，这样只能造就一个功利的，贪婪的，低能的民族。所谓藏力于民，是打破体制内外的壁垒，寻求最
为广泛的合作与互利。这样的做法的根本目的是弥补有缺陷的但又必须的精英选拔机制而不是加剧它的错
误。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精英和民间的广泛合作。
的确，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合作。可是我们面临的障碍是社会分化以及错误的教育制度妨碍了这一合作
进程。一方面，社会财富、权利甚至尊严的分配不公制造了巨大的隔阂，使得不信任感充斥在社会中，另
一方面，功利的教育制度又无法为我们造就出高素质的民众和精英，使之缺乏合作的智慧与能力。因此，
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我们需要“人人都受到尊重”，需要打破体制内外的福利分配不均，需要创
造一个真正优秀的教育制度。这些都是明确的，可行的实现方式，我们最终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
跳出历史周期率，我们需要的改革重点是：打破体制内外差别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公平化、缩小贫富差
距、改革教育制度、建立良好的文化舆论氛围、鼓励创造与创新、适度宽松的言论环境。当然我们要做的
远不及此，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也许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人人都负起责任”。
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
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
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
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
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中最令人深思不已的不是“民主”而是“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我觉得，中国五千年以
来，继炎黄以后，降之于尧舜又承之于汉唐，历史记载了一代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于是我们所熟知的
秦皇汉武、周瑜曹操无不是以一顶天，手揽乾坤的英雄豪杰。历史忽略了芸芸众生的挥汗沥血，而是把希
望寄托于精英伟人所创造的盛世辉煌。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载舟覆舟，报宜深慎。”可以见得，历代的统治者十分明白“民为国之本”
的道理，都重视安抚百姓，不违农时。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一切务必建立在英明的
精英的领导之下。于是爷爷打江山，爸爸守江山，儿子败社稷，所谓“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精英阶层的英明与否实在是一种掷骰子的游戏，而且历史证明是输多赢少。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神州陆沉，苦难的百姓们把希望寄托给了曾经“慷慨激扬，行为士先”的复社
文人身上。却只看到江南大地在马士英和左良玉的内讧中沦陷，百姓蒙罹“十屠”之难。那么假设今天国
家濒临大难，我们是否能依靠那些文采昭昭，言辞烁烁的文人墨客吗？能够相信那些所谓“伸明大义，民
主人权”的活动人士吗？不能，永远不能，如果我们依赖他们，最终只能是“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
客，看着他楼塌了。”
“民主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佳良政”，可是我们遗憾的看到，号称最民主的美国，却在践踏别国的人
权，却在挥霍着纳税人的财富救济那些贪得无厌的金融资本家。当今世界的所谓民主，不过就是精英集团
通过愚弄大众进行权力分配的工具。美国之所以稳定繁荣，并非所谓民主的功勋，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
军司令抱怨大西洋的遥远漫长，以至于已经火烧白宫的英军却没有足够的援军继续南下。地缘，最主要是
地缘成就了美国而不是民主。
那么有人问道，为何地缘没有成就墨西哥？翻开美国历史，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就成立了哈弗大学
，美国人重视教育，并且始终重视维持精英集团的素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家信念、国家战略
都得到了维系和发扬。而反观墨西哥，世袭制的考罗迪体系没有为国家带来健康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优秀的
精英队伍。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改进的根本在于环境和人才，说到底还是人才。教育是立国之本，因为在现
在人类政治制度依然无法摆脱精英治理的现实下，通过“正确、高品质”的教育可以保证国家精英集团相
对的优秀和英明因而也就可以维系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自古以尊师重教而闻名，历代统治者都相信自己网罗了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做到了“亩无遗贤”
，但是人亡政息的教训告诉我们，朝代的末期往往是君乃昏君，官乃贪官。教育仅仅赋予了人智力却没有
赋予人优秀的品质。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更像是一种政治制度，这样的特征至今
依然没有全部消除。这一制度所形成的精英集团顽强地扎根于社会治理者的层次中，近亲繁殖并且阻断了
和社会底层的广泛联系。造成了社会巨大的分化和鸿沟。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体制内外”的差距。“
同工不同酬，关系决定一切”无疑强化了体制壁垒加剧了社会分化。如果说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财富分配
的不公，那么体制分化则体现了社会尊严与权利分配的不公，相对于财富的不均，尊严与合法权利分配的
不均更为可怕。因为缺乏财富依旧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提高能力加以改善，可是缺乏公正的社会是令人绝望
的，动荡不安的。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均者，乃公正也。温总理说：“要让公平正义像阳光
一样宝贵。”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正，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但是，把问题回到教育上，一个将
社会精英层等同于社会治理层的教育体系必然无法回避教育成为一种极为功利的，缺乏远见的“政治选举
”和“人脉游戏”，所期望的公平也最终会因其功利性而消亡。教育应该是中立的，公平的，富有远见的
。教育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快速、公正地造就一批精英而是造就优秀的，宽厚仁爱的，富有远见的栋
梁之才。让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从此受惠。
再说社会分化的问题。精英集团试图通过施展自己的才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老百姓的愿望往
往与精英集团的愿望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背道而驰。GMD赢了抗战，输了民心可见一斑。事实证明精英
集团一旦脱离了和社会大众的联系，就会形成一种“精英俱乐部”式的治理模式，凭借权力、欲望和个人
理想，即使本意是为国为民也不可避免地主观化和理想化。毛主席曾经说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可见一个社会的的有效治理本质上是扩大权力的基础而不是自我分化。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治理
者愈加封闭（依赖）于狭小圈子并且有区别地看待圈子内外的人时，不仅其无法吸纳更广泛的合作力量并
且会导致圈子内部的堕落与恶变。社会制造着一批批新贵族，而他们仅仅做出一点贡献之后便关注如何索
取。
社会分化侵蚀了国家的信念与根基。这个问题无关乎“民主”因为所谓“民主”不过是更加合法和正
式的精英治理。精英集团可以私下拆分为两个派别，表面斗争而实际合作轮流玩弄民众于鼓掌之中，民众
除了选择其中一派来治理自己毫无别的作为，反而更加明确了社会的分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
能将这一游戏持续下去原因在于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其精英集团的相对的优秀和低调，历史上激烈的的阶级
斗争促进了资本精英的部分妥协从而维持了社会在分化中依然保持相对平衡。而从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
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处于初步成长中的资本精英没有妥协的传统，因此国家的平衡必然极度依赖于强有
力的治理精英。而一些事例表明，精英集团内部相互倚重破坏着这种平衡，精英集团的近亲交往与繁殖，
精英集团内部的过度亲密都是社会分化的成因。现在必须回到毛主席的“让人人都负起责任”言论中。完
全倚重于精英集团的治理模式是我们逃不出“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社会治理需
要核心力量的事实，否则我们就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以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
但离不开，不能忽略，不能抛弃芸芸众生的功高劳苦。否则上下离心，民怨沸腾，国家又要再次经历痛苦
的轮回。因此出于稳定和长久繁荣的需要，的确需要“人人都负起责任”。以其“亩无遗贤”地大批制造
精英却不能保证其质量不如“庙堂无白丁，田亩有余贤”地培育出强有力的治理精英的同时，也拥有强大
的，合作的，高素质的民众来辅助，援助庙堂之高所难以揽括的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我们高呼要藏富
于民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藏力于民呢？
藏力于民，不是走“全民精英化”路线，精英并非是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而是通过了某种评测而选
拔出来的适合于经营社会的权力、财富和各种资源的人。精英选拔的功利性决定了不能保证其质量的绝对
优良，而将精英选拔与教育相结合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切不可追求“全民精英化”路线，将需要的揽入
体制，这样只能造就一个功利的，贪婪的，低能的民族。所谓藏力于民，是打破体制内外的壁垒，寻求最
为广泛的合作与互利。这样的做法的根本目的是弥补有缺陷的但又必须的精英选拔机制而不是加剧它的错
误。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精英和民间的广泛合作。
的确，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合作。可是我们面临的障碍是社会分化以及错误的教育制度妨碍了这一合作
进程。一方面，社会财富、权利甚至尊严的分配不公制造了巨大的隔阂，使得不信任感充斥在社会中，另
一方面，功利的教育制度又无法为我们造就出高素质的民众和精英，使之缺乏合作的智慧与能力。因此，
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我们需要“人人都受到尊重”，需要打破体制内外的福利分配不均，需要创
造一个真正优秀的教育制度。这些都是明确的，可行的实现方式，我们最终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
跳出历史周期率，我们需要的改革重点是：打破体制内外差别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公平化、缩小贫富差
距、改革教育制度、建立良好的文化舆论氛围、鼓励创造与创新、适度宽松的言论环境。当然我们要做的
远不及此，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也许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人人都负起责任”。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年，耳闻不说，所
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
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
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亦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
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严肃认真地回答道：“我
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中最令人深思不已的不是“民主”而是“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我觉得，中国五千年以
来，继炎黄以后，降之于尧舜又承之于汉唐，历史记载了一代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于是我们所熟知的
秦皇汉武、周瑜曹操无不是以一顶天，手揽乾坤的英雄豪杰。历史忽略了芸芸众生的挥汗沥血，而是把希
望寄托于精英伟人所创造的盛世辉煌。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载舟覆舟，报宜深慎。”可以见得，历代的统治者十分明白“民为国之本”
的道理，都重视安抚百姓，不违农时。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这一切务必建立在英明的
精英的领导之下。于是爷爷打江山，爸爸守江山，儿子败社稷，所谓“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
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精英阶层的英明与否实在是一种掷骰子的游戏，而且历史证明是输多赢少。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神州陆沉，苦难的百姓们把希望寄托给了曾经“慷慨激扬，行为士先”的复社
文人身上。却只看到江南大地在马士英和左良玉的内讧中沦陷，百姓蒙罹“十屠”之难。那么假设今天国
家濒临大难，我们是否能依靠那些文采昭昭，言辞烁烁的文人墨客吗？能够相信那些所谓“伸明大义，民
主人权”的活动人士吗？不能，永远不能，如果我们依赖他们，最终只能是“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
客，看着他楼塌了。”
“民主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佳良政”，可是我们遗憾的看到，号称最民主的美国，却在践踏别国的人
权，却在挥霍着纳税人的财富救济那些贪得无厌的金融资本家。当今世界的所谓民主，不过就是精英集团
通过愚弄大众进行权力分配的工具。美国之所以稳定繁荣，并非所谓民主的功勋，第二次英美战争中，英
军司令抱怨大西洋的遥远漫长，以至于已经火烧白宫的英军却没有足够的援军继续南下。地缘，最主要是
地缘成就了美国而不是民主。
那么有人问道，为何地缘没有成就墨西哥？翻开美国历史，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就成立了哈弗大学
，美国人重视教育，并且始终重视维持精英集团的素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国家信念、国家战略
都得到了维系和发扬。而反观墨西哥，世袭制的考罗迪体系没有为国家带来健康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优秀的
精英队伍。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改进的根本在于环境和人才，说到底还是人才。教育是立国之本，因为在现
在人类政治制度依然无法摆脱精英治理的现实下，通过“正确、高品质”的教育可以保证国家精英集团相
对的优秀和英明因而也就可以维系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中国自古以尊师重教而闻名，历代统治者都相信自己网罗了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做到了“亩无遗贤”
，但是人亡政息的教训告诉我们，朝代的末期往往是君乃昏君，官乃贪官。教育仅仅赋予了人智力却没有
赋予人优秀的品质。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更像是一种政治制度，这样的特征至今
依然没有全部消除。这一制度所形成的精英集团顽强地扎根于社会治理者的层次中，近亲繁殖并且阻断了
和社会底层的广泛联系。造成了社会巨大的分化和鸿沟。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体制内外”的差距。“
同工不同酬，关系决定一切”无疑强化了体制壁垒加剧了社会分化。如果说贫富差距体现了社会财富分配
的不公，那么体制分化则体现了社会尊严与权利分配的不公，相对于财富的不均，尊严与合法权利分配的
不均更为可怕。因为缺乏财富依旧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提高能力加以改善，可是缺乏公正的社会是令人绝望
的，动荡不安的。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所谓均者，乃公正也。温总理说：“要让公平正义像阳光
一样宝贵。”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正，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但是，把问题回到教育上，一个将
社会精英层等同于社会治理层的教育体系必然无法回避教育成为一种极为功利的，缺乏远见的“政治选举
”和“人脉游戏”，所期望的公平也最终会因其功利性而消亡。教育应该是中立的，公平的，富有远见的
。教育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快速、公正地造就一批精英而是造就优秀的，宽厚仁爱的，富有远见的栋
梁之才。让全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从此受惠。
再说社会分化的问题。精英集团试图通过施展自己的才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老百姓的愿望往
往与精英集团的愿望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背道而驰。GMD赢了抗战，输了民心可见一斑。事实证明精英
集团一旦脱离了和社会大众的联系，就会形成一种“精英俱乐部”式的治理模式，凭借权力、欲望和个人
理想，即使本意是为国为民也不可避免地主观化和理想化。毛主席曾经说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可见一个社会的的有效治理本质上是扩大权力的基础而不是自我分化。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治理
者愈加封闭（依赖）于狭小圈子并且有区别地看待圈子内外的人时，不仅其无法吸纳更广泛的合作力量并
且会导致圈子内部的堕落与恶变。社会制造着一批批新贵族，而他们仅仅做出一点贡献之后便关注如何索
取。
社会分化侵蚀了国家的信念与根基。这个问题无关乎“民主”因为所谓“民主”不过是更加合法和正
式的精英治理。精英集团可以私下拆分为两个派别，表面斗争而实际合作轮流玩弄民众于鼓掌之中，民众
除了选择其中一派来治理自己毫无别的作为，反而更加明确了社会的分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
能将这一游戏持续下去原因在于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其精英集团的相对的优秀和低调，历史上激烈的的阶级
斗争促进了资本精英的部分妥协从而维持了社会在分化中依然保持相对平衡。而从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
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处于初步成长中的资本精英没有妥协的传统，因此国家的平衡必然极度依赖于强有
力的治理精英。而一些事例表明，精英集团内部相互倚重破坏着这种平衡，精英集团的近亲交往与繁殖，
精英集团内部的过度亲密都是社会分化的成因。现在必须回到毛主席的“让人人都负起责任”言论中。完
全倚重于精英集团的治理模式是我们逃不出“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社会治理需
要核心力量的事实，否则我们就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以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
但离不开，不能忽略，不能抛弃芸芸众生的功高劳苦。否则上下离心，民怨沸腾，国家又要再次经历痛苦
的轮回。因此出于稳定和长久繁荣的需要，的确需要“人人都负起责任”。以其“亩无遗贤”地大批制造
精英却不能保证其质量不如“庙堂无白丁，田亩有余贤”地培育出强有力的治理精英的同时，也拥有强大
的，合作的，高素质的民众来辅助，援助庙堂之高所难以揽括的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我们高呼要藏富
于民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藏力于民呢？
藏力于民，不是走“全民精英化”路线，精英并非是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而是通过了某种评测而选
拔出来的适合于经营社会的权力、财富和各种资源的人。精英选拔的功利性决定了不能保证其质量的绝对
优良，而将精英选拔与教育相结合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切不可追求“全民精英化”路线，将需要的揽入
体制，这样只能造就一个功利的，贪婪的，低能的民族。所谓藏力于民，是打破体制内外的壁垒，寻求最
为广泛的合作与互利。这样的做法的根本目的是弥补有缺陷的但又必须的精英选拔机制而不是加剧它的错
误。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精英和民间的广泛合作。
的确，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合作。可是我们面临的障碍是社会分化以及错误的教育制度妨碍了这一合作
进程。一方面，社会财富、权利甚至尊严的分配不公制造了巨大的隔阂，使得不信任感充斥在社会中，另
一方面，功利的教育制度又无法为我们造就出高素质的民众和精英，使之缺乏合作的智慧与能力。因此，
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我们需要“人人都受到尊重”，需要打破体制内外的福利分配不均，需要创
造一个真正优秀的教育制度。这些都是明确的，可行的实现方式，我们最终要实现“人人都负起责任”来
跳出历史周期率，我们需要的改革重点是：打破体制内外差别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公平化、缩小贫富差
距、改革教育制度、建立良好的文化舆论氛围、鼓励创造与创新、适度宽松的言论环境。当然我们要做的
远不及此，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也许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人人都负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