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看解放后农村：1960年天聋地哑

60年前，中国共 产党 领 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给了广大农民一个翻身的机会。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被授予“农民作家”称号的赵树理，却仅仅创作了一部反映土改的作品。

　　在山西沁水县，处处都能感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对赵树理的推崇。县委、县政府的沁水会堂前矗立着赵树理的大型雕像，街边的线杆上悬挂着赵树理的照片。在街上随便问一个小学生，他都知道赵树理是谁，并且也都知道赵树理“是沁水人民的骄傲”。中国当代的乡土作家，很少有人能获得这样的殊荣。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能不提赵树理。”刚刚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赵树理》一、二稿的作者、沁水作家潘保安说，“因为赵树理爱农民，他的作品和经历，能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让农民休养生息吧！
　　在几千年的封建和半封建社会里，农民一直被压制在社会最底层。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给了广大农民一个翻身的机会。

　　但赵树理清醒地看到了，农民的翻身绝非轻而易举可以做到，“斗地主，分田地”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这是赵树理文章中的一段话。他看不惯知识分子、城里人歧视和嘲弄落后农民的现象，将其斥之为“平凡的残忍”。

　　当然，赵树理并非不赞成改造农民思想的必要性，他的许多作品都在批判农民的愚味落后，农民小生产者的顽固习气，他比任何人看得更真、更清、更理性。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他反对急风暴雨式的改造方式。

　　“除了该杀的反动分子之外……改造人的主要方法，自然还应该是正面进行思想教育，使大多数人在自觉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改造。”赵树理说，他认为改变一种旧习惯，应该是在当地创出足以改变它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方能实现。

　　这明显不符合当时中央提出的农村“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的形势分析。赵树理直言不讳：“土改后，经过十几年过程，有些贫下中农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地主也依靠劳动吃饭，并且也摘了地主帽子，地主的孩子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人了党，入了团，在这种情况下，发动阶级斗争有什么用？”

　　事实上，解放以后，政治生活在农村占了很大的比重，从“经济农民”向“政治农民”的转化，不仅使农民惶然失措，也使赵树理感到难以解读。

　　土地改革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最盼望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靠劳动养活自己，平安无事，休养生息。农民心中是满足和感激的。但解放后，农民却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

　　“1956年入合作社时，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当时我们家没驴。”在尉迟村当过25年村支书的马海镇对记者说：“没驴的也能入社啊？很高兴，总算跟别人平等了……”

　　但他们家的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农业社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农民不敢吃饱或只能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没气力；没有副业收入，农民手头没钱，以前还可以借高利贷，现在就是出高利也贷不到。由于打井、修地等基本建设要求太多，别的活做不了，地里的草比苗高，麦子垛在场上沤着……

　　赵树理从女儿和外甥口中得知这些情况后，忧心如焚，给长治地委领导写信：“……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高级社的问题还没解决，两年后，沁水县只用了短短90天，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部分公社开始试办公共食堂，村民家里不能再存粮食，就连做饭的锅都要送到炼铁炉里去“大炼钢铁”。此令一出，很多农户赶快把家里的存粮做成馍、饭吃掉，吃不掉的就藏起来。潘保安说自己的祖母把粮食藏到棺材里，但还是被搜出来，全部没收了。

　　据《沁水县志》记载，1958年，由于人民公社化，树木都要作价归公，全县发生了大面积的毁林砍树现象，到1962年，全县森林总面积由100多万亩下降到70余万亩。

　　这一年其实是农业大丰收的一年。沁水全县粮食总产量9011万斤，是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农民都到山里大炼钢铁了，加上每天吃食堂，伙食非常好，一天三顿放开肚子吃，农民们都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了，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收，村里的玉米棒扔在街上，踢过来踢过去没有人管，“因为家的锅都砸了去炼铁，你要是把玉米棒拿到家里，就当小偷抓你。”潘保安回忆道，“1960~1962这3年，很多人都饿得浮肿了，把玉米芯磨成面吃，吃得大便干结……”

　　这年12月，赵树理任中共阳城县(当时阳城、沁水两县合并)县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阳城县刚刚在《人民日报》上放了一颗特大号卫星：“产铁22.5万千吨，钢2.4万千吨，超过全国冠军广西鹿寨县……”因为在放“卫星”等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大唱反调，赵树理被看作是“神经病”。

　　“对浮夸，我真恨死了！”赵树理说，他的另一句充满悲愤的话是：“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他甚至代表农民提出了这样的质问：“过去给地主扛活，家中老婆孩子吃糠，可是1950年、1960年，也吃了几年糠，还不如过去。这怎么解释？”
　　对此，赵树理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

　　在物质极度贫乏、精神不得安生的情况下，农民们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赵树理说：“土改后农民思想上很明确：分了土地能发家。合作化就不太明确了，地入了社怎么办？又不准买卖，什么现代化等等，他不清楚……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

　　但是，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不但没了自留地，连搞副业做生意也不允许。赵树理认为这很不合理。他说：“农户要出卖些农产品，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这在历史上就有，因为农民需要别的东西，要搞点交换。所以适当的买卖是正常的，这叫自给自足。”

　　既然不能退回去单干，农民就只好想法为自己谋利，以前每个公社、大队都虚报产量，后来则是千方百计地瞒产。1962年，尉迟村粮食可收4.5万斤，但大队支书只报3.6万斤。赵树理说你们不向上级说实话。支书说别的村一个报90斤，一个报95斤，减产的地方都是吃丰产的。再往下说，村干部也不跟赵树理讲实话了，赵树理要看账本，村干部说账本锁着，拿不出来。这对于一贯坚定地为农民代言的赵树理，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警惕乡村政权的流氓化
　　赵树理对农村流氓无产者的痛恨更甚于对地主的恨，他认为解放后农民最危险、最该警惕的敌人并非地主阶级，而是掌握了乡村政权的流氓无产者。

　　地主们，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也不管是剥削致富还是“勤俭致富”，在减租减息、大清算和土地改革的摧枯拉朽的运动中，统统失去了原来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无一幸免。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有2.1万名地主在不到一年内被消灭了。沁水县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两个阶级，共斗争地主275户，收回土地37631亩，地主下降为中农的79户，下降为贫农的191户，下降为赤贫的1户，绝户4户(据《沁水县志》)。

　　赵树理童年在私塾里，初次领教流氓手段的可恶与可怕，他对父亲以死相逼，逃出了私塾。长大以后，他的感受更深，他看到：在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作地主之爪牙，狐假虎威欺压群众。不光贫雇农直接受压制，连中农也常被波及。而在土改过程中(包括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者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

　　赵树理在为自己的小说《邪不压正》的主题思想作辩解时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邪不压正》是赵树理唯一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作品。电视剧《赵树理》的剧作者潘保安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不解的现象：“赵树理对于土改运动，是全身心投入的。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了86天土地会议，赵树理是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作为土改工作团的河北武安县副团长到了武安。他所去的赵庄有7000口人，1万多亩地，相当具有典型性。就在这时，《人民日报》首次赠予赵树理‘农民作家’称号，按说他应该写出关于土改的大作品的！当时周立波写出了《暴风骤雨》，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加上贺敬之、丁毅执笔的集体创作《白毛女》，这3部作品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奖项，195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很为这3部文学作品感到骄傲。赵树理却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他在土改中，只是写了8篇文章，和1部中篇小说《邪不压正》……”

　　即使在《邪不压正》这部小说中，赵树理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的也并非地主阶级，而是地主的帮凶、后来混进村级政权的流氓无产者“小旦”，以及被小旦拉拢，逐步变得流氓化的“坏干部”“小昌”。小说最后，工作团来到了下河村，在整党会上，群众起来揭发小昌、小旦。小昌受到党的处分，而流氓小旦则被群众认请了面目，“再不能叫你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了”！

　　但在赵树理后来描写人民公社化的小说《“锻炼锻炼”》里，我们又看到了“张牙舞爪”的流氓村干杨小四。跟小旦相比，杨小四的脸谱涂抹了更多的正面色彩，能更娴熟地运用法律和政权的手段来镇压农民。杨小四的流氓习气，不仅表现在他动不动用“罚款”、“坐牢”和“送乡政府”来欺侮不识字的农民，亦在于他精心设下圈套，一步步引诱农民“犯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开批斗会，从精神和名誉上彻底整垮他眼中的“落后农民”。

　　小说结尾，杨小四如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可想而知，他以后“张牙舞爪”的机会肯定更多了。

　　虽然赵树理的小说人物多以尉迟村民为原型，但小说里的流氓无产者形象却并非出自这里。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一些造反派多次来到尉迟村，召开批判赵树理的大会。尉迟村原支书马海镇告诉记者：“上面很多人都要看赵树理的家乡人怎么批斗他，但上台发言的社员，刚说了三句，就开始为赵树理表功了。记者一看这些话不能录音，只好拍几张照片回去交差。”
　
但尉迟村村委会写于2003年的回忆赵树理文章《永恒的记忆》，也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当时村里也有一些紧跟形势、红极一时的‘聪明人’，积极配合上级意图，‘义愤填膺，揭得最深，批得最狠’。而在赵树理平反之后，却又摇身一变，大献殷勤，成为最崇敬赵树理的热心人。”

　　文章作者颇为愤慨地写道：“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色龙，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也不会根绝。警惕啊，人们！决不能让社会主义的江山白白断送在他们这帮坏人‘王八蛋’手中！”
　　话糙理不糙。从近年来各地村级选举中爆出的地痞恶霸利用流氓手段操纵选举，当上村官，欺压村民的例子来看，这样的提醒不无道理。

　　建设新农村，农民是主体

　　新型农村的建设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不管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是在尝试。但这些建设很少由农民自己作主。不但农民个人作不了主，连村集体也作不了主，而是由公社干部，乃至县、地、省的干部代表国家来指挥，集体被动响应，农民盲目跟随，由此带来了浪费惊人、效率低下和“非驴非马”的建设成果。

　　在沁水县，栽桑养蚕是一项传统副业。1936年全县共有桑树55万株，产叶500万斤，产茧30多万斤，按当时3万农户平均，每户可收入大洋4元。农谚曰：“每亩地边五株桑，家家都是好时光。”然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全县农村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刨掉桑树200多万株，蚕茧产量由1965年的55.7万斤急剧下降到1971年的37.6万斤。

　　赵树理坦诚地说，农业生产所涉及的矛盾，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问题与国家”这两类。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好解决——“无非改造和限制个人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使生产因而提高”。但当出现了集体与国家的矛盾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错在集体方面的话好说，而错不在集体方面(虽然也不一定错在整个国家方面)的时候，我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

　　赵树理认为“国家与集体”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在于“生产品及生产过程决定权与所有权的冲突”，即国家管了不该管的事。

　　“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赵树理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国家工作人员(区、乡干部)对农村工作逐渐深入是好事，但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人掣肘，无法充分发挥其集体生产力。例如为每个社员具体规定每种作物的详细亩数(谷子、玉米、高粱、豆子、小麦、花生、芝麻……无所不定)。规定下种斤数、定苗尺寸，规定积肥、翻地等具体时间，规定每种作物的产量等等，都会使直接生产者为难——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怎样作生产的全面布置才能得到最多的产量，区乡干部大多数不如社干部知道得多，但社干部为了要照区、乡的规定办事，只好放弃较有把握争取最高产的计划。”

　　区乡干部听的是县里的，县里听的是地区的，地区听的是省里的。每一层级的干部都只对上面负责，按照上面的要求召集会议作报告、下达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而对农业生产最有发言权的农民，无人理睬他们的意见。上面每天打电话要追肥、锄苗的亩数，完不成就一直催，直催到报够了为止，管理区干部怕担落后之名，只好报一个像样而并不确实的数字。

　　自称“通天彻地干部”的赵树理，每碰上这种情况，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说服区、乡领导者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实际效率，另一个办法则是默许社干们阳奉阴违。

　　赵树理也不断地向上级领导反映工作中的这些问题。但是领导往往不先考虑问题本身，而先来打通他的思想：“同志！你所谈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个别的或很少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表现，是某些同志方法上的疏忽……”领导越这样说，赵树理越着急——他觉得能否打通他的思想才是个个别问题，最遗憾的是他所要反映的那个重要问题又被搁置了。

　　何况像赵树理这样敢于直言的干部竟是少数。当时基层干部普遍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而那些瞎指挥的干部，又并不认为他的指挥是错的，“可是他越认真，坏的事就越大”。

　　由于瞎指挥而闹出的笑话数不胜数：某社因完不成上级规定的小麦播种亩数，只好拔掉未成熟的棉花来赶种，来年一共收了210斤。而如果不这样赶，等棉花熟后来年种单季谷子，可产300斤，或种单季玉米也可产400斤。某地为了开水渠，全村老幼“战严寒”，提出“雪下三尺不收兵”的口号，由于土面上冻结8寸厚的盖子，光揭盖子耗去的工就等于挖土方的一半，最后因为揭的还没有冻的快才停下来。晋东南有一个村在山头上，没有电，没有铁管，而用四方木匣子，用铁箍箍起来，接了10节，每节两人高，抽上去的水只能浇5亩地，实在是划不来的事。有的地方开渠引水，淹了、毁了的地比浇上的地还多……

　　1959年，赵树理给《红旗》杂志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认为公社应当放权，不要什么都管；在生产任务、交换、分配、消费等问题上，国家只要管住市场所需的农产品这一块就行了，而不必管得那么细，甚至连生产队的牲畜、社员穿衣吃粮都管了，这是违背规律的。

　　这篇文章被正苦苦寻觅“右倾思想”代表的陈伯达候个正着，赵树理的文章被转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作“右倾思想”的代表进行批判。阳城县委有人整理了“赵树理右倾言行”，上报山西省委和中 央。虽然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会议上给赵树理平反，认为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但是此后不到两个月，中 共中 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精神，赵树理连为农民代言的权利也渐渐失去了。

　　不久，“文化大 革命”爆发，赵树理在劫难逃。1967年，他的山西老乡，已到中 央担任领 导职务的陈永贵，在《山西日报》上撰文宣称：“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

　　赵树理是个忠诚的党员，但他试图抵挡的是当时领袖的号召和中央制订的政策，这对他是个无比沉重的压力。是违心地屈从上级组织的要求，还是坚定地站在客观立场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赵树理选择了后者，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60年前，中国共 产党 领 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给了广大农民一个翻身的机会。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被授予“农民作家”称号的赵树理，却仅仅创作了一部反映土改的作品。

　　在山西沁水县，处处都能感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对赵树理的推崇。县委、县政府的沁水会堂前矗立着赵树理的大型雕像，街边的线杆上悬挂着赵树理的照片。在街上随便问一个小学生，他都知道赵树理是谁，并且也都知道赵树理“是沁水人民的骄傲”。中国当代的乡土作家，很少有人能获得这样的殊荣。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不能不提赵树理。”刚刚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赵树理》一、二稿的作者、沁水作家潘保安说，“因为赵树理爱农民，他的作品和经历，能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方法。”

　　让农民休养生息吧！
　　在几千年的封建和半封建社会里，农民一直被压制在社会最底层。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给了广大农民一个翻身的机会。

　　但赵树理清醒地看到了，农民的翻身绝非轻而易举可以做到，“斗地主，分田地”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伴们出苦海，那还要革什么命？”这是赵树理文章中的一段话。他看不惯知识分子、城里人歧视和嘲弄落后农民的现象，将其斥之为“平凡的残忍”。

　　当然，赵树理并非不赞成改造农民思想的必要性，他的许多作品都在批判农民的愚味落后，农民小生产者的顽固习气，他比任何人看得更真、更清、更理性。但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他反对急风暴雨式的改造方式。

　　“除了该杀的反动分子之外……改造人的主要方法，自然还应该是正面进行思想教育，使大多数人在自觉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改造。”赵树理说，他认为改变一种旧习惯，应该是在当地创出足以改变它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方能实现。

　　这明显不符合当时中央提出的农村“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的形势分析。赵树理直言不讳：“土改后，经过十几年过程，有些贫下中农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地主也依靠劳动吃饭，并且也摘了地主帽子，地主的孩子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人了党，入了团，在这种情况下，发动阶级斗争有什么用？”

　　事实上，解放以后，政治生活在农村占了很大的比重，从“经济农民”向“政治农民”的转化，不仅使农民惶然失措，也使赵树理感到难以解读。

　　土地改革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最盼望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靠劳动养活自己，平安无事，休养生息。农民心中是满足和感激的。但解放后，农民却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道路。

　　“1956年入合作社时，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当时我们家没驴。”在尉迟村当过25年村支书的马海镇对记者说：“没驴的也能入社啊？很高兴，总算跟别人平等了……”

　　但他们家的高兴劲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农业社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农民不敢吃饱或只能吃稀的，到地里工作没气力；没有副业收入，农民手头没钱，以前还可以借高利贷，现在就是出高利也贷不到。由于打井、修地等基本建设要求太多，别的活做不了，地里的草比苗高，麦子垛在场上沤着……

　　赵树理从女儿和外甥口中得知这些情况后，忧心如焚，给长治地委领导写信：“……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高级社的问题还没解决，两年后，沁水县只用了短短90天，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部分公社开始试办公共食堂，村民家里不能再存粮食，就连做饭的锅都要送到炼铁炉里去“大炼钢铁”。此令一出，很多农户赶快把家里的存粮做成馍、饭吃掉，吃不掉的就藏起来。潘保安说自己的祖母把粮食藏到棺材里，但还是被搜出来，全部没收了。

　　据《沁水县志》记载，1958年，由于人民公社化，树木都要作价归公，全县发生了大面积的毁林砍树现象，到1962年，全县森林总面积由100多万亩下降到70余万亩。

　　这一年其实是农业大丰收的一年。沁水全县粮食总产量9011万斤，是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农民都到山里大炼钢铁了，加上每天吃食堂，伙食非常好，一天三顿放开肚子吃，农民们都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了，很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收，村里的玉米棒扔在街上，踢过来踢过去没有人管，“因为家的锅都砸了去炼铁，你要是把玉米棒拿到家里，就当小偷抓你。”潘保安回忆道，“1960~1962这3年，很多人都饿得浮肿了，把玉米芯磨成面吃，吃得大便干结……”

　　这年12月，赵树理任中共阳城县(当时阳城、沁水两县合并)县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的阳城县刚刚在《人民日报》上放了一颗特大号卫星：“产铁22.5万千吨，钢2.4万千吨，超过全国冠军广西鹿寨县……”因为在放“卫星”等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大唱反调，赵树理被看作是“神经病”。

　　“对浮夸，我真恨死了！”赵树理说，他的另一句充满悲愤的话是：“1960年时的情况是天聋地哑。”他甚至代表农民提出了这样的质问：“过去给地主扛活，家中老婆孩子吃糠，可是1950年、1960年，也吃了几年糠，还不如过去。这怎么解释？”
　　对此，赵树理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

　　在物质极度贫乏、精神不得安生的情况下，农民们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赵树理说：“土改后农民思想上很明确：分了土地能发家。合作化就不太明确了，地入了社怎么办？又不准买卖，什么现代化等等，他不清楚……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

　　但是，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不但没了自留地，连搞副业做生意也不允许。赵树理认为这很不合理。他说：“农户要出卖些农产品，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这在历史上就有，因为农民需要别的东西，要搞点交换。所以适当的买卖是正常的，这叫自给自足。”

　　既然不能退回去单干，农民就只好想法为自己谋利，以前每个公社、大队都虚报产量，后来则是千方百计地瞒产。1962年，尉迟村粮食可收4.5万斤，但大队支书只报3.6万斤。赵树理说你们不向上级说实话。支书说别的村一个报90斤，一个报95斤，减产的地方都是吃丰产的。再往下说，村干部也不跟赵树理讲实话了，赵树理要看账本，村干部说账本锁着，拿不出来。这对于一贯坚定地为农民代言的赵树理，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警惕乡村政权的流氓化
　　赵树理对农村流氓无产者的痛恨更甚于对地主的恨，他认为解放后农民最危险、最该警惕的敌人并非地主阶级，而是掌握了乡村政权的流氓无产者。

　　地主们，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也不管是剥削致富还是“勤俭致富”，在减租减息、大清算和土地改革的摧枯拉朽的运动中，统统失去了原来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无一幸免。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有2.1万名地主在不到一年内被消灭了。沁水县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两个阶级，共斗争地主275户，收回土地37631亩，地主下降为中农的79户，下降为贫农的191户，下降为赤贫的1户，绝户4户(据《沁水县志》)。

　　赵树理童年在私塾里，初次领教流氓手段的可恶与可怕，他对父亲以死相逼，逃出了私塾。长大以后，他的感受更深，他看到：在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作地主之爪牙，狐假虎威欺压群众。不光贫雇农直接受压制，连中农也常被波及。而在土改过程中(包括反奸、反霸、减租、减息历次复查直至平分土地)，不少地方每次运动开始，常有贫下中农尚未动步之前，而流氓无产者趁势捷足先登，抓取便宜的现象。

　　赵树理在为自己的小说《邪不压正》的主题思想作辩解时说：“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

　　《邪不压正》是赵树理唯一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作品。电视剧《赵树理》的剧作者潘保安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不解的现象：“赵树理对于土改运动，是全身心投入的。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了86天土地会议，赵树理是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作为土改工作团的河北武安县副团长到了武安。他所去的赵庄有7000口人，1万多亩地，相当具有典型性。就在这时，《人民日报》首次赠予赵树理‘农民作家’称号，按说他应该写出关于土改的大作品的！当时周立波写出了《暴风骤雨》，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加上贺敬之、丁毅执笔的集体创作《白毛女》，这3部作品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奖项，195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很为这3部文学作品感到骄傲。赵树理却没有写出这样的作品，他在土改中，只是写了8篇文章，和1部中篇小说《邪不压正》……”

　　即使在《邪不压正》这部小说中，赵树理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的也并非地主阶级，而是地主的帮凶、后来混进村级政权的流氓无产者“小旦”，以及被小旦拉拢，逐步变得流氓化的“坏干部”“小昌”。小说最后，工作团来到了下河村，在整党会上，群众起来揭发小昌、小旦。小昌受到党的处分，而流氓小旦则被群众认请了面目，“再不能叫你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了”！

　　但在赵树理后来描写人民公社化的小说《“锻炼锻炼”》里，我们又看到了“张牙舞爪”的流氓村干杨小四。跟小旦相比，杨小四的脸谱涂抹了更多的正面色彩，能更娴熟地运用法律和政权的手段来镇压农民。杨小四的流氓习气，不仅表现在他动不动用“罚款”、“坐牢”和“送乡政府”来欺侮不识字的农民，亦在于他精心设下圈套，一步步引诱农民“犯罪”，然后利用群众的盲目性，开批斗会，从精神和名誉上彻底整垮他眼中的“落后农民”。

　　小说结尾，杨小四如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可想而知，他以后“张牙舞爪”的机会肯定更多了。

　　虽然赵树理的小说人物多以尉迟村民为原型，但小说里的流氓无产者形象却并非出自这里。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一些造反派多次来到尉迟村，召开批判赵树理的大会。尉迟村原支书马海镇告诉记者：“上面很多人都要看赵树理的家乡人怎么批斗他，但上台发言的社员，刚说了三句，就开始为赵树理表功了。记者一看这些话不能录音，只好拍几张照片回去交差。”
　
但尉迟村村委会写于2003年的回忆赵树理文章《永恒的记忆》，也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当时村里也有一些紧跟形势、红极一时的‘聪明人’，积极配合上级意图，‘义愤填膺，揭得最深，批得最狠’。而在赵树理平反之后，却又摇身一变，大献殷勤，成为最崇敬赵树理的热心人。”

　　文章作者颇为愤慨地写道：“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变色龙，过去有，现在还有，将来也不会根绝。警惕啊，人们！决不能让社会主义的江山白白断送在他们这帮坏人‘王八蛋’手中！”
　　话糙理不糙。从近年来各地村级选举中爆出的地痞恶霸利用流氓手段操纵选举，当上村官，欺压村民的例子来看，这样的提醒不无道理。

　　建设新农村，农民是主体

　　新型农村的建设并非始自今日，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开始了。不管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是在尝试。但这些建设很少由农民自己作主。不但农民个人作不了主，连村集体也作不了主，而是由公社干部，乃至县、地、省的干部代表国家来指挥，集体被动响应，农民盲目跟随，由此带来了浪费惊人、效率低下和“非驴非马”的建设成果。

　　在沁水县，栽桑养蚕是一项传统副业。1936年全县共有桑树55万株，产叶500万斤，产茧30多万斤，按当时3万农户平均，每户可收入大洋4元。农谚曰：“每亩地边五株桑，家家都是好时光。”然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全县农村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刨掉桑树200多万株，蚕茧产量由1965年的55.7万斤急剧下降到1971年的37.6万斤。

　　赵树理坦诚地说，农业生产所涉及的矛盾，不外“个体与集体”、“集体问题与国家”这两类。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好解决——“无非改造和限制个人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使生产因而提高”。但当出现了集体与国家的矛盾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错在集体方面的话好说，而错不在集体方面(虽然也不一定错在整个国家方面)的时候，我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

　　赵树理认为“国家与集体”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于物质利益的冲突，而在于“生产品及生产过程决定权与所有权的冲突”，即国家管了不该管的事。

　　“国家只要掌握国家及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不必也不可能连集体内部自给的部分及其生产、生活的全面安排完全掌握起来。”赵树理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国家工作人员(区、乡干部)对农村工作逐渐深入是好事，但管得过多过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会使直接生产者感到处处有人掣肘，无法充分发挥其集体生产力。例如为每个社员具体规定每种作物的详细亩数(谷子、玉米、高粱、豆子、小麦、花生、芝麻……无所不定)。规定下种斤数、定苗尺寸，规定积肥、翻地等具体时间，规定每种作物的产量等等，都会使直接生产者为难——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怎样作生产的全面布置才能得到最多的产量，区乡干部大多数不如社干部知道得多，但社干部为了要照区、乡的规定办事，只好放弃较有把握争取最高产的计划。”

　　区乡干部听的是县里的，县里听的是地区的，地区听的是省里的。每一层级的干部都只对上面负责，按照上面的要求召集会议作报告、下达指标、批方案、要数字、造表册，而对农业生产最有发言权的农民，无人理睬他们的意见。上面每天打电话要追肥、锄苗的亩数，完不成就一直催，直催到报够了为止，管理区干部怕担落后之名，只好报一个像样而并不确实的数字。

　　自称“通天彻地干部”的赵树理，每碰上这种情况，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说服区、乡领导者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实际效率，另一个办法则是默许社干们阳奉阴违。

　　赵树理也不断地向上级领导反映工作中的这些问题。但是领导往往不先考虑问题本身，而先来打通他的思想：“同志！你所谈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个别的或很少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表现，是某些同志方法上的疏忽……”领导越这样说，赵树理越着急——他觉得能否打通他的思想才是个个别问题，最遗憾的是他所要反映的那个重要问题又被搁置了。

　　何况像赵树理这样敢于直言的干部竟是少数。当时基层干部普遍缺乏调查研究的精神和向党说老实话的精神。而那些瞎指挥的干部，又并不认为他的指挥是错的，“可是他越认真，坏的事就越大”。

　　由于瞎指挥而闹出的笑话数不胜数：某社因完不成上级规定的小麦播种亩数，只好拔掉未成熟的棉花来赶种，来年一共收了210斤。而如果不这样赶，等棉花熟后来年种单季谷子，可产300斤，或种单季玉米也可产400斤。某地为了开水渠，全村老幼“战严寒”，提出“雪下三尺不收兵”的口号，由于土面上冻结8寸厚的盖子，光揭盖子耗去的工就等于挖土方的一半，最后因为揭的还没有冻的快才停下来。晋东南有一个村在山头上，没有电，没有铁管，而用四方木匣子，用铁箍箍起来，接了10节，每节两人高，抽上去的水只能浇5亩地，实在是划不来的事。有的地方开渠引水，淹了、毁了的地比浇上的地还多……

　　1959年，赵树理给《红旗》杂志写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认为公社应当放权，不要什么都管；在生产任务、交换、分配、消费等问题上，国家只要管住市场所需的农产品这一块就行了，而不必管得那么细，甚至连生产队的牲畜、社员穿衣吃粮都管了，这是违背规律的。

　　这篇文章被正苦苦寻觅“右倾思想”代表的陈伯达候个正着，赵树理的文章被转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作“右倾思想”的代表进行批判。阳城县委有人整理了“赵树理右倾言行”，上报山西省委和中 央。虽然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会议上给赵树理平反，认为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但是此后不到两个月，中 共中 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精神，赵树理连为农民代言的权利也渐渐失去了。

　　不久，“文化大 革命”爆发，赵树理在劫难逃。1967年，他的山西老乡，已到中 央担任领 导职务的陈永贵，在《山西日报》上撰文宣称：“赵树理是贫下中农的死敌！”

　　赵树理是个忠诚的党员，但他试图抵挡的是当时领袖的号召和中央制订的政策，这对他是个无比沉重的压力。是违心地屈从上级组织的要求，还是坚定地站在客观立场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赵树理选择了后者，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