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鲁班”郭佩珊——一个人报销二百多架作战飞机

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８日，美国陆军航空队１６架Ｂ－２５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等地。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遭受空袭。Ｂ－２５是以陆地为基地的中型轰炸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需要极大的冒险和想象力。但是却不能回到航母上，所以当时设想飞机完成任务后到中国的国统区降落。这些飞机中除了一架降落在前苏联的远东地区外，其他十五架都飞到了中国。但是大部分因油尽坠毁，一部分机组人员被日本军俘获。只有五架安全地降落在中国军有效控制地区，后来这些飞机都飞到了昆明，是为了参加飞虎队投入到滇缅公路沿线作战。
     战后，一位参加了这次轰炸东京的飞行员曾经来到中国，试图寻找那些Ｂ－２５轰炸机，哪怕是一块碎片。后来他把两位中国老农请到了华府，因为他们曾冒险救护那次行动的美国飞行人员。而他要找的飞机部件却没能找到……那么，这些飞机到哪里去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有“银燕鲁班”之称的郭佩珊。
     B--25D轰炸机到昆后，都被送到了中国第十飞机修理厂检修，也是美国军第３０１航空修理基地。当时，这个厂百铁股股长兼机翼车间主任郭佩珊在维修B--25D轰炸机时，熟研了这种飞机的性能。他觉得，机身上不仅装配了12挺12.7毫米孔径的机关枪，机身中部还有上下两个枪塔，太笨重了；并且轰炸机的炸弹仓内只可挂一个1吨重的炸弹，虽然重磅炸弹对于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效果很好，但若针对暴露性目标，效果还不如多枚小炸弹同放。工厂的美军代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责成他主持实施。
      于是，郭佩珊大胆为B--25D轰炸机进行革新“手术”。首先，他把小型炸弹像蜜蜂幼虫那样，一个一个放在圆筒里（以免互相碰撞），头部向下，尾部挂在连结起来的支架上。这种炸弹5个一排，5排连接成一夹，每个炸弹仓可挂两夹，即50枚小型炸弹，一次可投弹1枚、5枚或25枚。这种新型炸弹架后来被命名为蜂窝式炸弹架。这样，炸弹仓的容弹量成倍增加，且可挂多枚炸弹，投掷方便，比起单一重磅炸弹效果大大提高。这样可以轰炸野外的车辆和人员等小型目标，而不是大型坚固目标，更加有利于滇西作战。其次，他卸去枪塔，装上简易活动机枪架，减轻飞机总重量和飞行阻力，在不改变动力的情况下，使飞行速度每小时增加了20英里；同时，机枪操作方便，减轻了射手的运作强度。枪手操作方便，精度提高，射击范围增大。郭佩珊做的第三个改进工作是，改装了B-25D轰炸机尾部的机枪架，增大其射击范围。改造了不合理的尾部气动外型。郭佩珊的革新，使一架飞机能发挥以往三、四架飞机的效率，在滇西战役中更大范围地阻击和消灭了入侵者。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２日，改造后的Ｂ－２５参加了阻止日本军在怒江架设浮桥渡江东犯的攻击行动获得成功。对于郭佩珊的大胆创造，陈纳德将军深表钦佩，飞虎队的盟友也一片赞扬之声。杜立特和陈纳德将军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到了此事，希望中国当局给予郭佩珊奖励，并索要当时的设计图纸。蒋介石连升郭佩珊三级（从尉官晋升为校官），并奖励其国币1000元。同时，他的技术职务也被提升为航修厂的总工程师。
      战后，美军开始撤离。当时云南有２５０多架各种型号的美军飞机。按照美国处理战争剩余物资的惯例，飞机将被销毁，然后以废品价格卖给当地政府。当时国民党人通过各种手段收买美方人员，成功地保护了这些飞机，准备用于内战。（美国兵办事不认真,草草砸了几下就算销毁,所以绝大多数飞机简单修复后就能使用。）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而完全改变了这些飞机的命运。
      郭佩珊原来是地下共产党人，接到命令要他尽力破坏这些飞机。他鼓动飞机修理厂厂长陈鸿汉、副厂长实盛德等人到黑市变卖飞机零件以发财。陈厂长和几个课长都是舞迷，为了取悦他们，郭佩珊从飞机上拆卸了大量器材装修舞厅：用电炉装壁灯，用重机枪管做壁灯护杆，用飞机机翼铺设地板，再镶上有机玻璃，装上彩色信号灯，仪表灯，无线电台也改装成扩音器……
     之后，陈厂长等人打报告称如果这些飞机修复后勉强飞行，安全难于保证。建议报废……不久，包括Ｂ－２５在内的这批飞机的一部分就以铝制锅盆等形式出现在昆明市场上。
     销毁后仅剩的一些枪械弹药，电台和微型发动机，郭佩珊亲自用吉普车和卡车送到滇东北和滇南边纵手里。
     如果说制造飞机比较困难的话，那么拆卸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了。参加过第一次轰炸东京的Ｂ－２５轰炸机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１９５０年，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将军宣布起义，郭佩珊和云南空军也加入了解放军。郭任云南军区航空站长。1950年12月，他调任西南区空军工程部部长，1958年转业到北京中科院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63年7月调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７日在北京病逝。据他儿子回忆，他临死前一直念叨着美国朋友。这些朋友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８日，美国陆军航空队１６架Ｂ－２５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等地。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遭受空袭。Ｂ－２５是以陆地为基地的中型轰炸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需要极大的冒险和想象力。但是却不能回到航母上，所以当时设想飞机完成任务后到中国的国统区降落。这些飞机中除了一架降落在前苏联的远东地区外，其他十五架都飞到了中国。但是大部分因油尽坠毁，一部分机组人员被日本军俘获。只有五架安全地降落在中国军有效控制地区，后来这些飞机都飞到了昆明，是为了参加飞虎队投入到滇缅公路沿线作战。
     战后，一位参加了这次轰炸东京的飞行员曾经来到中国，试图寻找那些Ｂ－２５轰炸机，哪怕是一块碎片。后来他把两位中国老农请到了华府，因为他们曾冒险救护那次行动的美国飞行人员。而他要找的飞机部件却没能找到……那么，这些飞机到哪里去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有“银燕鲁班”之称的郭佩珊。
     B--25D轰炸机到昆后，都被送到了中国第十飞机修理厂检修，也是美国军第３０１航空修理基地。当时，这个厂百铁股股长兼机翼车间主任郭佩珊在维修B--25D轰炸机时，熟研了这种飞机的性能。他觉得，机身上不仅装配了12挺12.7毫米孔径的机关枪，机身中部还有上下两个枪塔，太笨重了；并且轰炸机的炸弹仓内只可挂一个1吨重的炸弹，虽然重磅炸弹对于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效果很好，但若针对暴露性目标，效果还不如多枚小炸弹同放。工厂的美军代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责成他主持实施。
      于是，郭佩珊大胆为B--25D轰炸机进行革新“手术”。首先，他把小型炸弹像蜜蜂幼虫那样，一个一个放在圆筒里（以免互相碰撞），头部向下，尾部挂在连结起来的支架上。这种炸弹5个一排，5排连接成一夹，每个炸弹仓可挂两夹，即50枚小型炸弹，一次可投弹1枚、5枚或25枚。这种新型炸弹架后来被命名为蜂窝式炸弹架。这样，炸弹仓的容弹量成倍增加，且可挂多枚炸弹，投掷方便，比起单一重磅炸弹效果大大提高。这样可以轰炸野外的车辆和人员等小型目标，而不是大型坚固目标，更加有利于滇西作战。其次，他卸去枪塔，装上简易活动机枪架，减轻飞机总重量和飞行阻力，在不改变动力的情况下，使飞行速度每小时增加了20英里；同时，机枪操作方便，减轻了射手的运作强度。枪手操作方便，精度提高，射击范围增大。郭佩珊做的第三个改进工作是，改装了B-25D轰炸机尾部的机枪架，增大其射击范围。改造了不合理的尾部气动外型。郭佩珊的革新，使一架飞机能发挥以往三、四架飞机的效率，在滇西战役中更大范围地阻击和消灭了入侵者。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２日，改造后的Ｂ－２５参加了阻止日本军在怒江架设浮桥渡江东犯的攻击行动获得成功。对于郭佩珊的大胆创造，陈纳德将军深表钦佩，飞虎队的盟友也一片赞扬之声。杜立特和陈纳德将军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到了此事，希望中国当局给予郭佩珊奖励，并索要当时的设计图纸。蒋介石连升郭佩珊三级（从尉官晋升为校官），并奖励其国币1000元。同时，他的技术职务也被提升为航修厂的总工程师。
      战后，美军开始撤离。当时云南有２５０多架各种型号的美军飞机。按照美国处理战争剩余物资的惯例，飞机将被销毁，然后以废品价格卖给当地政府。当时国民党人通过各种手段收买美方人员，成功地保护了这些飞机，准备用于内战。（美国兵办事不认真,草草砸了几下就算销毁,所以绝大多数飞机简单修复后就能使用。）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而完全改变了这些飞机的命运。
      郭佩珊原来是地下共产党人，接到命令要他尽力破坏这些飞机。他鼓动飞机修理厂厂长陈鸿汉、副厂长实盛德等人到黑市变卖飞机零件以发财。陈厂长和几个课长都是舞迷，为了取悦他们，郭佩珊从飞机上拆卸了大量器材装修舞厅：用电炉装壁灯，用重机枪管做壁灯护杆，用飞机机翼铺设地板，再镶上有机玻璃，装上彩色信号灯，仪表灯，无线电台也改装成扩音器……
     之后，陈厂长等人打报告称如果这些飞机修复后勉强飞行，安全难于保证。建议报废……不久，包括Ｂ－２５在内的这批飞机的一部分就以铝制锅盆等形式出现在昆明市场上。
     销毁后仅剩的一些枪械弹药，电台和微型发动机，郭佩珊亲自用吉普车和卡车送到滇东北和滇南边纵手里。
     如果说制造飞机比较困难的话，那么拆卸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了。参加过第一次轰炸东京的Ｂ－２５轰炸机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
     １９５０年，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将军宣布起义，郭佩珊和云南空军也加入了解放军。郭任云南军区航空站长。1950年12月，他调任西南区空军工程部部长，1958年转业到北京中科院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63年7月调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７日在北京病逝。据他儿子回忆，他临死前一直念叨着美国朋友。这些朋友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