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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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SC论坛看到的一本好书：书名为＂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作者：丁隆炎（执笔）、马夫可、苏应奎．＂，由SC论坛的风中别离老兄手工录入，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当年的那场战争，和在那场战争里面中国军人付出的牺牲，特此转贴，希望版主能够置顶．

　　　　　　　　　　　　开篇话

　
　我是奉命到南疆采访的。首长说：成都军区驻云南集团军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几年中打了很多硬仗、关键战、漂亮战，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是他们收复的，后来又经历了最激烈最艰苦的防御战阶段，多次粉碎敌人进攻，尤以1984年7月24日彻底歼灭敌精锐师团大规模反扑一战最为出色……首长指派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答应去试一试。
我先在军区机关采访了与前线作战有关的部门和一些在前指工作过的同志，搞研究和管资料的同志。然后去了云南，到过集团军的所有团队，也到过曾配属该集团军作战的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守备师、军分区。采访时间将近一年。
边走我边犯愁，边后悔！
原先我怕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单身提个包，到了异地，找不到住处，找不到车，找不到我想找的人，找到了也无非说一些报纸社论上的话和书上都写过了的英雄事迹。我只好请首长亲自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个惹麻烦了！集团军首长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隆重接待和大力支持，给部队专门发了通知，先后派了几位同志陪同指导，一辆专车跟我们跑了五个来月，行程上万里，我不能不想：我要写不出点什么来，乍个交代？
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异常丰硕的收获，前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和我作了长谈，介绍了只有他们才了解的情况。集团军领导对我可谓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到师团，则是早早地安排了一长串名单。重要的人物有从远道被召回的。许多同志伤心时悲不成声，激动时大声疾呼，他们讲战场的经历与见闻，也讲感受与思索，其中与不无牢骚与不平。我发现，他们不全把我当个采访者，而是首长的“代表”———我如实说明过我来时首长给的任务，但决非代表，我或能写出他们的部份意见，但无法当面转达。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批评意见我确曾表示请用别的方式反映，这仅是怕牵连进是非之中，决非要煽动告状——总之，采访过程中，我的情绪常常“失控”，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表过态，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什么什么样的书。
回到成都，我傻眼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这么多次的战斗，这么些部队和兵种，近300人的谈话，集团军翻箱倒柜为我搜集的几十公斤资料所包罗的这场战争，我哪有本事写得下来呵！1988年春节，我没过好，满城的鞭炮都像在我心里开炸了似的！
但当我又信手翻开我的20多本采访笔记时，我的心又腾跳起来，沸扬起来！我再次认定，我是真有收获，真有感受、真有抑控不住的激情的呀！我的困顿只是找不到一个能盛下所有这些的“筐筐”。于是我去找朋友，找作协求教，给他们摆素材，讲故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你何必去另找结构呢？你的采访对象讲得多好呀，多么真实、广阔、新颖呀！你不如忠实地把他们的讲述整理出来。
我不是很快就采纳了这些意见的。我知道，口述体的文学已经很老套了，而且有好些人不认为它可以称之为文学。但我又想，能够使我被吸引、被打动，以至对我不曾参加过的这场战争有了亲历目睹之感，对征战者们产生了深深地热爱与敬仰的，不正是来自这些毫无粉饰与编造痕迹的口述？如果我把它还原于文字，能够使读者多少与我同感，我也就完成了任务，管它老套不老套，算不算文学呢！
这本书就这样确定了体裁，至于从二十几本笔记中如何取舍，首长们表示不干预，由我自行定夺，这是让我颇费思索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地写了战场上的惨烈场景与不尽人意的阴暗画面？坦率地说，我写了又删，删了又添。我觉得正是这个部分的真情实况和征战者勇敢奉献的心灵活鲜鲜地推到了我面前，让我的心燃着了！我只有冒点险了！不然我只有逃避。而逃避了真实则无论怎么写都不可能算作是文学。
还有两点要说明，凡是军以上现职领导的谈话，由于我拿不准现在是否宜于公布，只好一律略去不写。再是，采访一般都有多人插话，由于我当时未想过用现在这种写法，故难免将插话全安在主讲者名下的差错，以致有可能给讲述者带来麻烦和怨责，果如此，我只好请他们给我一点理解，一点包涵了。
如这本书能得到我见过和未见过的南疆战友们的基本认可，我就算交了帐，似乎也将感到欣慰。不不，交帐，欣慰，谈何容易！当我再次翻开我只不过转述了其中十之二三的笔记，当我想到你们至今驻守着的雨雾交飞的南疆高山从林，你们中许多人至今还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内蜷伏，以两根木棒当床，想起我曾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默默发过的誓言，以及曾不止一次当着你们的面发下了宏愿……我只有羞愧，我的笔永远感到无力，我其实一辈子也难以向你们交帐，一辈子也难以得到安宁了！
笔呵，我无力与羞愧的笔！

丁隆炎

一九八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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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
——唐万明（前群联处长，现师政治部副主任）

我原是学越语的，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一直做战俘工作。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很佩服越南士兵的。他们很苦。打死的士兵身上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有一点咸味；烟是最劣等的；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大概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剌磨。他们也很顽强，能打，瘦精精的，却十分“诡”，跑得快，个人技术也不错。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很自信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不当亡国奴”而战，所以在战场上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我敢说，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的云遮雾盖，草深林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除了我们中国士兵，别人怕是很难制服他们的！
这是两个同样强悍而又有同样强大思想武装的民族狭路相逢，他们的搏斗虽只在极小范围因而不易为世人注意，却是当今世界空前惨烈的一次较量！
战场上抓到一个活的敌人很不易。在老山，我们攻下一个高地后，见一个越南老兵负了伤，血流了一地，但他手里握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喊话他也不放下，直到他的血流尽……在另一个阵地，他们七八个人钻了洞，也是怎么喊都不出来，费了很大劲挖，又遇到顽抗。我们有的同志主张炸，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说“越南人民和普通士兵还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嘛！”后来他们出来了，原来是有个兵听懂了我们在洞上的争论，加上他们的排长死了，一个老兵把他们带了出来。
几年来，我们还是先后俘获了几百名越南官兵，由于我们两国有过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教育说服他们比战场上制服他们容易很多。
“你们先打我们，你们侵略，我们是抵抗……”我们的对话常常以他们这样的质问开始。
“你们先侵略柬埔寨呀！”
“他们……反革命，我们是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对俘虏只有提纲式的教材，我周围的同志又不懂越语，所以我和他们对话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我向他们承认，民柬领导过去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的，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很荒唐，很可恶，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否定它，我想如果没有你们的入侵，民柬领导也会改正过来的。
“我们本意还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的社会主义！”
我说，你们要替柬埔寨拯救的大概就有你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吧？看，你们一天就这么两个芭蕉叶饭团，你们冲锋时连鞋子都舍不得穿，你们一个班只一件大衣站岗时穿，你们一个士兵每月的钱还不够买一包次烟。还有你，才十三岁就不得不替你有病的哥哥来当兵；你，一个姑娘家当兵受过什么欺侮你自己知道（这个女兵叫阮氏金钗，十九岁，她被俘后很顽固，但我们发现她给未婚夫的信中讲了连长是个魔鬼……她真想去死）；还有你，因为排长的一条裤子找不见了就罚你跪一晚上，还背石头……最后我说：
“你们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你们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都是受欺骗、受蒙蔽、受愚弄的！我们有的人那时跟‘四人帮’狂呼乱叫……你们则当了苏联搞霸权主义、搞南下战略企图包围中国的炮灰！”
我还给他们讲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和“美帝国主义”发展友好关系。
“你愿意打仗么？”他们问。
“我不愿意！我想我的同志们也不愿意。尤其是不愿意和你们这样一个长期受侵略的国家打，但我们打了，没一个后退的，这点你们最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我们党目前整个的政策看清楚了，我们希望有个和平环境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好战的，这一仗是没有其它选择的选择！……”
我不能说我的这办法多么好，但确有不只一个俘虏悄悄对我说过：“我们黎笋总书记太蠢太蠢了，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呢？”

“我给你说悄悄话”
——王严（作战参谋）

你多大岁数了？大老远跑来采访，说是要写一本反应南疆十年战争的书？我劝你别费这劲啦！走一圈，听听，逛逛，然后回家歇着抱孙子吧！
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雄故事的书还少吗？堆在书店里没人买，送他他也不一定看。都是大厚本，印得很精致，封面还烫的金字（这是实情话，我当过文化处长，我估计处里仓库里至今也许还有大包大包这样的书发不出去）。这是为什么？你想过么？
决不是我们人民不关心这场战争。你去问问我们军最近到北京去的英模报告团，反应强烈极了！（我后来真去问了，下面还将写个专题）还有，《高山下的花环》书和电影，《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我敢说是中国空前的最受人欢迎的作品。可是同时，大量大量反映这场战争的作品，尤其是作者自谓写了真人真事的，叫人感到没意思甚至厌烦！
原因很多，我不打算也没本事作全面分析，但主要原因恐怕是没有把这场战争放在我们国家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写！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离开了历史和社会，孤立地写战争，写军人。只有冲啊，杀呀，机枪哒哒哒，手榴弹轰轰轰，每场战斗，每个军人都一样，让人读了分不出“个”来，留不下任何印象；更重要的，这样写其实写不出战场的真实情况和人的心态！
商品经济对这场战争好的影响有人也写过，许多干部战士家里富了，无后顾之忧了，万元户参军，致富不忘报国，有的成了英雄……这些你也敢写，可以写，但它给军队的领导作风、政治工作、干战心理等带来的消极因素呢，你敢写吗？
你敢写？我就敢跟你说！
最大的问题是虚报战果，瞎吹！有个部队打下一个山头，敌人的名单都缴获了，一个连，一二百人，可战果报了五百！还有一个小山头，全是石头，尖削尖削的，敌人打一百发炮弹至多命中三五发。可报告说落了几百上千发，山头削去几米，一手能插进几米深土，抓几十块弹片！越南的炮火密度和准确度比我们差多了，它有这大的本事么？简直笑话！可有的上级偏偏相信。
由此而来的是大规模立功受奖，降低标准，“英雄辈出”，个别人甚至是纯属虚构！然后大面积升官，有的有门有路的子弟就这么上去了！
再是发战争财。听说有的部队买收录机、彩电，叫商店开买麻袋、抓钉、铁丝等与修筑工事有关的物件发票，几十万几百万地干；又如要木材作家俱，也是打的战备需要的旗号；有的用军车作买卖，贩运紧缺物资，油料是国家的，且没人敢检查。赚的钱呢？天晓得！据说有个部队发慰问品，某级彩电，某级照相机……轮到战士是一件背心。
这类事，时有流传，我无法逐一证实，不敢说件件属实，也不敢说没有，它有损于我们的党风军风呵！长此下去，我不知会把我们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搞成什么样子！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不就是靠战士们崇高的理想与坚强的信念并为之舍生忘死起决定作用么？
老实说，我当战士时满腔热血。我几次写遗书，抱定了为国献身的决心，那不是说给人家听的漂亮话，是向党向父母捧出一颗心呵。但当了干部，听说了这样一些事后，我感到没多大意思了。作为一个军人，我今后也不会当懦夫，再写遗书时，我将首先写出我的希望，我的忧心！
我希望有一本书，敞开来写这场战争。战士们的英雄很感人，应该大书特书，但仅此不足以反映战争的全貌，更应写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悄悄话儿，他们的思索，他们心上与身上的沉重负荷，这样你才能写出对我们军队长远建设有益的书。
但你了解不到这些，你听到的将更多的是豪言壮语，还有两军阵前的激战场景……有好多作家来过，但过后杳无声息，也许他们只了解到别人写过的，或对别人没写过的又只好知难而退，你又何必冒这风险呢，何况你是领导上派来的……

文学，不应见风使舵
——陈知建（副师长）

我原来也以为，现在人们谁关心你老山呀，讲打仗，谁听呀？1986年上级叫我带英模报告团上北京，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
在首都体育场给一万多人做报告，报告后八个英雄绕场一周，人们疯了一般，欢呼、鼓掌、握手、献花，整整一个小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手臂、鲜花和眼泪！我们每个英雄手都肿了，两个胳膊都酸了，体育场的椅子踩坏了五十多把。工作人员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面。我们提出掏钱赔椅子。他们说，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下踩坏了椅子我们心里高兴，不用赔了！
有许多感人的场面。
在一个工厂，八个英雄，有几个是断胳膊少腿的，互相搀扶着站在一位烈属老妈妈面前，唱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歌》表示慰问，唱的人好高兴，摇头晃脑，胸前奖章叮啷当啷的。突然，大厅里“轰”地一声，像一阵风刮来。原来是大家都哭了，连拍电视的后来也对我说，他什么也没拍下来，哭得一身抖，镜头也拿不稳。
不是说，哭就有了教育效果。前些年，咱们手举红宝书的时候，也常听到过这样的哄堂的齐声大哭，里面有真有假，出于什么动机的都有。这回，我敢说，人们是真的动了情，不是图政治表现。我有体会，我从来不哭，但那回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往外漫，只有躲一边去。当然，也不是说哭了才算动了真情。有的老头老太，拄个棍，站在凛冽地寒风中，久久地看着人们和我们告别，雪花飘满了他们的肩头，没人动一动，他们没有哭，也没有上前来和我们打一声招呼，但他们眼睛里有比泪水更深沉的东西。
在一个工艺厂报告后参观。有一个金手镯，上头镶了几十颗珠宝，据说价值几十万元。史光柱看不见，主人叫他摸，又给他带上，小史摇着手腕笑了。全车间几百人齐声喊：送给他，送给他！当然我们不敢要。但那一阵阵呼喊我听得出，是出自工人内心的真诚。
为什么人们这么欢迎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几位英雄的事迹确实动人。单是张胖子（指另一位领队副师长张又侠）对他们的简略介绍已经叫大家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了：
——这位叫秦国富，打老山的排长。他的“运气”好，调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打仗，如今他身上还留着30几块弹片。这次来，在机场通不过安全门，只有把他请到内室作特别检查，当他脱了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痕，当检查器在每个伤痕上都“嘟嘟”叫时，检查员的眼睛都潮湿了……
——他叫周京牧，白族，守卫扣林山的“九颗钢钉”班班长。他们班打退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11次进攻，毙敌35名，他身负重伤，已经给抬到烈士堆里。掩埋时，有人发现他还有点气，又被救活了。他高中毕业，已被一个艺术学校录取，但他选择了参军。大家听完他的报告后，如有兴趣，可以欢迎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的战斗英雄高唱一曲……
——他叫史光柱，大家在电视里可能见过了。他是老山首攻团一个小鬼班班长，全班都十八岁，他最大，不过也是十八，比班上的“老二”大三天。他说，大三天我也是老大，要死我先死，要伤我先伤！战斗中，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一摸，摸到了掉出来的眼球，但他还是没有中断代替已经牺牲的排长的指挥职责，直到战斗胜利。他现在学会了盲文，学会了写诗，已经有两本诗集出版了。昨天他给一个来信慰问的姑娘回了一首诗，我（张胖子）向他建议，诗，可不能随便给姑娘寄呀！……
还有海水干、安忠文、陈洪远……一个比一个奇特。
但他们的报告力避奇特，不作惊人语，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几个人是高中生，讲的是高考准备时如何拼命，落榜时痛心疾首，参军时壮怀激烈，临要打仗了胆战心惊，第一次见到敌人死尸时颤栗抖索，但在你死我活的两军阵前终天眼红了，胆壮了。总之他们把自己摆在平凡人的位置，一切如实道来，开诚布公。甚至给他们亮思想：我们伤残了，有时很悲观。尤其是见到过去的同学，上了大学的，发了财的，觉得自己吃了亏，走错了路，耽误得太多，事业、家庭、个人、生活、，多少问题不能解决，何必再站到这高台上来向大家宣扬自己的道路，宣扬了也许不是鼓励别人跟着我们走，很可能把有的人吓倒！可是我们又想到，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多少英雄豪杰为反击侵略、弘扬国威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呢？能说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是傻瓜？有民族区别、有国家界线，就可能有战争，你不去打仗总得有人去，你不牺牲总得有人牺牲，大家都推三推四，我们不就成了满清王朝时的病夫民族，谁在你头上拉屎都可以，想把你咋着就咋关，那我们的改革又能改出什么名堂？
还有的同志谈到：有亲戚朋友拉后腿，有不三不四的人喊他们“傻老帽”、“憨大兵”。他们渴望有更多人“理解”，但不强求，更不乞求。这么大的国家什么人没有，理想信念不可能一致，要是只看着人家理解、赞扬你才“奉献”，哪还叫什么奉献、哪还算什么战士？……
作为领队，老实讲，我对这几个英雄的事迹一清二楚，但对他们的思想境界并不很摸底。听着听着，我感动了，受到了教育，引起了很多联想，后来我们和听了报告的工人、干部、大学生座谈，又证实了我的看法。听众被吸引，被打动，主要不是报告者们的奇特经历与惊险故事，而是对我们战士们奉献精神的理解。一个大学生针对我怕喝倒采的顾虑坦率地反驳我：“你怎么能这样估计我们的觉悟呢？国内国际环境明摆在我们面前，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作出的不甘屈从，不甘示弱的回答，外国报纸都有公论，我们未必就看不到？”一位工人说：“我们能为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欢欣若狂，通霄游行庆祝，对于在南疆为争得国家尊严，浴血奋战的你们，我们能不关心么？更多的人向我们英雄激动地表示了这样那样的决心。说出来可就有点“立竿见影”的味道了，但我还是相信我的直觉与经验。我们多年来政治运动造成了几代人病态的虚伪，在我们几次座谈会上是看不到影子的！可不要低估了听众与读者，不要以为前后方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差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不要因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就以为所有人的爱国心都淡漠了！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有对国家民族命运漠不关心的人，确实有把我们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在一切方面引入机制，更新意识——这是我们社会要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一看成是一切都得为自己、为捞钱、不管用什么手段捞得越多越光荣的人。也确实有对你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感到不可思议，感到可笑的人！这可怕么？不可怕！10亿人，一万年以后思想也不可能整齐划一。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干部、教育和文艺工作者放弃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都顺着少数人的这种“新观念”来，拣他们喜爱的去写去说去演，用能捞钱就好的观念作路标，那会给我们这国家民族潜伏下什么样的危机呢？
我也听说了，还有种说法：苏联的政策正向好的方向变化，中越关系也可能缓和友好起来，再宣传这场战争如何光耀辉煌就不适宜了，过时了。我想起，前一些时候也有人提出中日、中美关系大为改善了，对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再不要过多宣传的主张；甚至，还有人认为，由于我们今天已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岳飞、文天祥等能不能再称为民族英雄也有怀疑，……我觉得，文学有一条千古不变的任务，那就是塑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本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用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去铸造新的国民性，新一代英雄。文学不是开服装店，它不应赶时髦、赶潮流，见风使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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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院校赶回来参战的罗烈文
——杨旭先（副师长）

罗烈文现在是师长，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给他说过这码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们已出国作战五天，他来了，以副团长身份来指挥我们营。
他是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听说要打仗，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坐标飞机、火车、汽车拼命脉往前赶，还是晚了。
我以为他带来了上级新的意图。他说，他什么也不了解，到团指、×副师长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去协助三营指挥”。他提出给一枝枪，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现在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团是从营建工地直接拉上战场的，整个部队都可以说带着十年浩劫的满身创伤。军师团干部不能说毫无指挥经验，但解放战争中他们至多是营连排干部，离现代战争和职务对他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师指接受作战任务时，领导只说：你们三营是前卫营！其他营长没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各阶段目标是什么？沿途敌情如何？左右邻的情况如何？……都不说话，我又拿出地图给一位参谋长：“是否请你在这图上勾一下？”他不吭声。×副师长说话了：“就你杨旭先话多，叫你当前卫就是让你边打边摸情况嘛！”
罗烈文和我一样两眼墨墨黑。我看着他，除了手里抓一顶汗透了的军帽，可谓赤手空拳，没枪、没电台、没望远镜，连件雨衣都没。我们是同龄人，原来很熟，我说：你像个打仗的样子么？还指挥，指挥个屁！
他苦笑了一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这样打我就这样打，叫我这样指挥我就这样指挥！”
2月23日晚，我营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时。途中遇一友邻副团长，说前面有敌人的既设防御阵地……罗烈文和我决定：两个连沿公路两面山脊前进，一个连沿公路走，前头放一个加强班……
师指不同意，批示我们收拢部队，跑步沿公路前进。事后我得知，有的领导轻敌，认为越军正如同当年我大军渡江南下时的国民党残兵，只待我们去“秋风扫落叶”了！
罗烈文在电台上骂了一句：“你们像催命鬼！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要收拢，很危险！……”但军令如山，只有服从！
走着走着，敌人一发信号弹升起，子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们陷入敌包围圈中。四面受夹击。
罗烈文带一个班在队尾。他们在一个山凹部隐蔽下后，立即和上面联系。但敌人也判断得很准，集中炮火打他们所在的山凹部，电台打坏。他先派了杨参谋，后派警卫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两人都没走出多远就负伤了。天虽黑，但满山枯草，敌人见哪儿有动静就往哪儿打。罗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为了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呼唤支援火力，他决定在敌人炮响的同时钻过枯草丛，从烈士身上抓一枝枪突了出去。
他找到团指挥所时，浑身是血。那里的人对他报告的情况一筹莫展。因对敌人和我方所处的位置不清楚！
罗烈文说了一句让别人后来抓住了把柄的话：三营完了！而且是带着哭声怨气的，这就更糟了！
罗烈文并没有在团指停留。天明当我们正调整部署准备向前方山头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时，他回来了。
见到我时，他说：我们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们的战士用他们英勇机智、生命和血弥补了上级指挥的失误与经验不足。
这一夜，我营人自为战。有一个机枪手刘为华摸进了敌人营房，藏在一个草堆里。天亮时，越军吹哨集合，可能当官的要部署怎么防守吧。他不动。等敌人刚集合好，他一阵猛扫，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几，他立了一等功。机枪连副指导员赵富华，倒在敌地堡下，第二天我们攻上去时，他的前面坑道内有敌人十几具尸体……
打完仗，罗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伤员，同时被告知：你的问题等待调查处理。
罗很老实，问都没问，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临阵畏缩，只身脱逃，还埋了武器、电台、公文包……
上级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调查的对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向党反映情况！”
“你们要什么情况？”
他们讲了别人对罗烈文的揭发，一二三四，很吓人的罪名！
我讲了当晚战斗情况后说：我是共产党员，倒真有一肚子实话想对党说。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在惩罚越南人时是软弱无能的，在惩罚自己的同志时倒是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我还怀疑，有的人不是为了好好吸取一下经验教训来进行战后总结，而是为了整人，向下推卸责任！还有的人整罗烈文是出自他们的私心，因为他年轻、能干、吃苦在前，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罗烈文主动从北京赶回参战，当天晚上就叫他带部队上去，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太盲目，对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个责任不该由他本人负，而应由上级负。为什么不把他先放在指挥所让他了解情况？罗烈文风雨兼程，远道赶回，两手空空的时候一头钻进战火，在他多次派人回来联络不成后，又不顾安危，冲出敌人炮火封锁，……这样的干部、这样的赏有什么可说，你们到哪去找！
罗烈文的问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是说，他今天当上师长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后搞部队训练、建设、带侦察队、指挥打仗都有一套，屡建功勋。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没有我当初的如实证明，他有本事又咋着，上哪显去？如果，我也揣着私心，顺坎蹬他一脚，他岂不更惨了？
（后来，我见到了罗烈文师长，如实转述了杨旭先副师长上面的话。罗激动得两眼红湿，说，我知道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当时的“问题”那么严重。确实，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当时情况，假若他不为我说话，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想起来真后怕。）

临打仗留下的一个转业干部 ——王滇伟（团政委）

我原是九连指导员。1978年调团里当宣传股长。和我共事多年的九连长谭世强在我当股长的同时宣布转业。
谭世强想不通。他是贵州人，在云南找的对象，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他的想法无非是再干两年，捞个副营级，办了家属随军，好一块回贵州。“不然我家分两处，咋办呀？”他对我说，希望我给团里讲讲。团里说定了，不好变。
老谭工作负责，也很有能力，但方法简单些。他当了九年连长为什么一直没提呢？就为几年前九连出了个事，代理事务长没提成干，把团长打了，他为这个事务长说过话，后来团里一直把这事怪在他身上，对他印象老不好。
到了1978年快过年时，团里演习，接到往前开，准备对越作战的命令。老谭已办好一切手续、东西都装好要走了，团里征求他的意思，说部队要扩编，缺干部，如他愿意留下就到八连当连长。要干也会提点什么要求。本来嘛，九年的连长，又是已宣布转业的，留人家下来是去打仗，怎么也该在职务上考虑一下嘛。但老谭什么也没提，只说了“服从组织”四个字。他不是没想法，骂骂咧咧地：“妈的，平时我想干不叫干，要卖命时想起我来了！”我说，那你为何应下了？他说：“老子是宣布转业，不是宣布‘转党’，他不来征求我的意思也不想走，到编余队去作点战勤工作。”
他到了八连，一下子补充来七八十个新兵，领章帽徽没发，营房没进，直接到了边境集结地，马上就要去打仗。那工作真难作呀！
部队没房子住，自己割草盖茅棚。因为是从野营演习场拉出去的，新兵到连后连锅碗都没有。老谭既要抓部队训练，还要找老乡借东西，自己打灶。团部离八连不远，我常去看他。有次见他在教班长们打绑腿。他对我说：“班长不会打绑腿，炊事班不会作饭，当兵几年要学的东西，全都靠这几天内我一个人教会他们。”
老谭很辛苦，瘦小得不成人形，黑脸上挂一层汗霜。临战了，不强化训练也不行。装备没运到，他给每个兵身上加柴火棒棒，凑够战时的负重量三四十公斤。入伍不到一月的新兵白天累得哭眼抹泪，晚上睡在橡胶林中的茅草棚里，红蚂蚁、干蚂蝗厉害得很，也真够他们受的了。
有一天，三个新兵跑了。老谭一晚上跑六七十里，到县上车站把这三个兵堵了回来。回来，他没批评他们，反倒买了一只鸡、一壶酒请他们吃。边吃边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干，我还不是不想干。我已宣布转业了，家里有老有少。为什么我不走呢？想的是这回上去立个功当个英雄什么的，给家里人争个荣光。临要打仗跑回去，岂不给父母丢脸，辛辛苦苦养个儿子是个逃兵……
这三个兵留下了，现在还在我们部队，都当干部了。
我听说老谭逮回了三个新兵，连忙往他连队去。我心想，按老谭的火爆性子，还不知怎么处置人家呢，到那里一看，我从心里佩服他，更觉得团里对他的“二杆子”评价太不公正。
但他的性子确实倔。就是这一天，我俩在棚子里说话，他们连指导员在外面宣布：“吃完饭，班为单位到河里洗洗澡……”他从棚里一步跨出：“这么紧张的情况，洗什么澡，？休息！”指导员是他过去的兵，说：“大家好久……”他回答：“耐脏也是锻炼！”指导员只好说：“按连长说的办！”事后我说他，你怎么不给指导员留点面子？他说，纪律大于面子，打仗了大家见了河沟就洗澡还得了？
我又一次去，给他带了爱人捎来的四川榨菜，他带人到林子里采了一大筐菌子回来，一锅煮了，说新兵来，胃口都不好，让他们尝尝鲜。煮好了，他先吃。对围在锅边的兵们说，小心中毒，你们还没娶老婆……吃了，他又咂嘴又摸肚子，还翻白眼，大家正吃惊，却见他跳着大叫一声：“好鲜呀，大家吃！”
出国后，又见他几次。一次在路上，我们用一件雨衣蒙着头，抽了一支烟。他说：“老王，别忘了上我家看看，拜托啦！”我说：“不知哪个见不着哪个呢？”他说：“我也一样，上你家……”
又一次，是他们打下一个阵地后，我们临时挖了个坑，抱着蹲在坑里说话，我问：“怎么样！”他说：“再有一两月训练就好啦，现在都看着我啦！”他们连打得不错，连续攻下几个山头，都是他身先士卒，打头阵。
最后一次见他，就是他的遗体啦！
那是打敌人一个团部。老谭多处负伤，还坚持指挥，直到连队占领高地。他最后给指导员说的一句话是：“有对不起的地方，你原谅啦。”
我很难受，但我没敢大声哭。因为八连的新老兵都哭得在地下乱滚。后来宣布撤军，八连的工作最难作，尤其是新兵的工作难作，说他们刚打出点经验来，为什么要撤呢？
回国后，上级给谭世强同志追记一等战功。
我去过他家，他爱人也来过部队，她说她有个要求，希望部队能把谭世强的事写下来，留给他的儿子：“在世时他的娃娃不认识他，不喊他爹，娃娃是他的骨肉，我不能让他长大了也不知道他爹是啥样人！”她知道我和老谭好，最了解他，临走一再对我说：“老王，这事就拜托你啦！”她没再提别的。
他爱人叫胡琼华，在云南墨江县人民银行当公务员。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就因为她的唯一要求我没有办到。
作家，帮帮忙，把我们谭世强的事写进你的书里吧！

没来得及留下姓名的老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79年我是团军务参谋。
打仗前，从南京、济南军区补充来一些老兵，都是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现在他们中不少人成了我们部队的基层干部。（作者在者阴山采访时，得知那里的守备营教导员高家鹏就是那次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个老兵。）
有一批老兵是我们已经出境作战两天后才赶到的。他们在行军路上向我报到时，天很黑，又下着雨，我来不及登记他们的姓名了，就是来得及我也不能登记，因为规定出境后身上不能带多余东西，哪来的纸笔？我就在路边叫他们列成横队，说了几句话，不外乎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就宣布：第一二名到X连，X连现在正顺着公路右侧山脊前进；第三四名到X连……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把他们分配了。他们有的人带了多余东西，问怎么办。我说，除了弹药、干粮和雨衣，其它的物件都留下，我叫收容队运回去，打完仗你们自己再认。我记得分配到第七八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异议：报告首长——晚上看不清面目，我也忘了介绍我是个什么官——这样不好吧，要是我们打死了，不是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吗？我觉得是个理，但当时又只好如此。我就说，别胡说！你们的姓名、简历到连队后向指导员自我介绍嘛，……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分头找自己的连队去了。几十个人的分配，不过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凌晨，五连报告，有个老兵到连队就参加了战斗，打得很英勇，手榴弹从他手里扔出去象小钢炮，又远又准，各种枪、火箭筒他都使得来，哪需要他出现在哪。刚才，他牺牲了，我们想给他报功，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向指导员报告过么？”
“报告了，可指导员没记下……”
“不是还有一个同去的老兵吗？”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没通姓名。”
“连队就没一个人问过？”
“问过。他说他就叫‘老兵’！”
后来，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为他清洗、换装时，有人发现他的被血渍染黑的军装内层，隐约显一行兰字。轻轻把血渍洗去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和我们同时掩埋烈士的友邻团同志说，那遗体是他们团的万大军。还派了本连的同志来辨认。
“不会错吧？”
烈士的面部已不好辩认“看个头，像！”
“你们万大军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
“对！”
“他各种武器都使得？”
“对”
“他怎么到了我们五连参加战斗？”
“可能是路过看你们那儿打得正激烈呗。”
于是，友邻团把这遗体安葬了，碑上写的万大军的名字。
战后，从清理遗物、从随后寄到的档案，从同批分来的老兵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二月十九日我确实分配了一个叫方大军的同志去五连，那个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军是原济南军区战士，1957年生，1976年参军。共产党员。
上级给他追记了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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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刘永新（副师长）

1979年我们团第一战就受阻，敌人在国境河对岸凭险固守，在友邻部队迅速向前发展时，我们在这里“卡壳”了。团决定提前使用预备队，把我八连拉上去了。
八连是1978年军区恢复大比武时团的尖子连，十二面锦旗我们夺了七面，我是连长，战前考核全团第一名。无疑，团里是把我们当铁拳头的，原准备到最关键时刻才拿上去，所以才当了个预备队。
接受任务是正午，光天化日，而且是立即行动，两个小时拿下对岸高地，不得有误！
对岸敌高地高射机枪封锁着河面和河那面的二百米开阔地。橡皮舟不能用，我们连分散开，潜水渡河。敌火力虽猛，但只打伤我一个同志。
过了河就通过开阔地的铁丝网、竹签等障碍，爆破器材都打湿了，用不上，我带头跃过铁丝网，在团营炮火掩护下往前冲。
我们连素质好，速度快，那种气势真是猛虎也挡不住。我们先冲上高地半山腰的部队也没搞清我们从哪突然冒出来的，还以为是敌人，无后座力炮瞄准了我，正要发射，参谋李时忠在望远镜里看清了是我，大喊：别打，是八连长！晚一秒，我飞了！
从我们渡河到拿下敌高地，共用67分钟，阵地上敌尸41具。我方炮火刚停，我们冲上了堑壕，躲炮的敌人还刚冒出头，正在拍打尘土哩。
我连亡2人，伤9人。军参谋长的儿子李晋南牺牲。他是我连火箭筒班班长。据我所知，我们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都有儿子参加这次出征，他们大多是“文革”中为逃避下农村“走后门”入伍的，但打仗时，我没听说一个走后门回调的，战斗中牺牲的也不少。凭这点，我看老同志很了不起！
开始受阻的是我团一连，他们和我们全团一样，多年来基本上没训练，只有我们连是全训，目的是参加大比武。林彪的“精神万能化”“第一枪打不着还可以打第二枪”那一套把部队害苦了！
一连长很勇敢，自己打机枪，带头冲，但他缺乏军事常识，喊团里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团里没法。通讯员提醒他：“连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
一连伤亡比较大。
后来一位老将军狠狠批评了一连长一味喊冲。他说：牛打架都知道不硬顶，顶不过它要往后退一下嘛！老将军表扬了我们八连。我说：首长，不是别的连不行，是他们搞生产、搞营建，只我们八连专搞大比武。他们盖了房我们住，他们养的猪、种的菜给我们吃！…..
老将军说：是呀是呀，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带兵不练兵，就是害死人！
攻下这高地后还有一段插曲，敌人步谈机员死了，机子里还在问话，我连翻译老黄和敌人对讲起来，讲得对方哈哈笑。我问老黄，你讲什么了？他说：他问我在干啥，我就说我在看《西游记》，正看到孙悟空一个筋斗打十万八千里喃！
越往里插越苦。主要是地形复杂，我们用的又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地图。森林中是竹林，竹林中是刺林，刺林中是藤条茅草，能找到条野兽穿过的路也好呀，没有！不是一步步走，而是一步步挤、钻、爬、摸。有一回团里问：你们到了哪？我说：“鬼知道到了哪？”
“赶快往XX地方靠拢！”
“XX地方在哪？请打三发炮弹指示方向！”
“打着你们怎么办？”
“我们认了！”
但我还是叫干部分散开，别一块完蛋。
友邻连队在一条山沟遭伏击，我们八连去解了他的围，他们的伤员和烈士运不出去，我们只好在山头顶住打。四个昼夜连水都喝不上。五班长罗启开喝自己的尿，还鼓励大家：自己身上的东西，干净的，我们总不能渴死呀！
刚从这山撤下，上级又命令我连在前，向XX大桥前进，策应友邻军在对岸的大行动。走了两天，部队已筋疲力尽，停下来就睡着了。团里有命令：如不按时到达，军法从事！我只好把战士们一个个拽起来，这个醒了那个又睡了。我对大家说：看着你们我真不忍心，也想干脆躺下，睡够。可是不行呀，友邻部队的大行动不能叫我们误了呀！战士们递给我一根棍：连长，我们再不醒，你就打呀，使劲地打！我说，我又不是军阀，你们自觉点就行了。战士们说，我们自“觉”不了，只有你打才能“觉”。
又走了一天多，我们到了目的地，我开始吐血。
又过了一天，友邻军过来一位副团长来看望我们。也感谢我们这次配合及时。我们连一个个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啦。我摇摇晃晃给他敬了个礼：首长，我们没法欢迎你，因为肚子里没……东西！副团长奇怪：这儿有猪有牛，为什么不杀？这大桥近旁有个大村镇，确实什么都有，但我们一直记着“不动越南一草一木”的纪律，记住我们一连在老街杀了头猪，批准的岳副团长受记大过处分，一战士吃了老乡的香蕉，也受了处分。这位副团长听我这一说，笑了笑走了。一会他又带了人给我们扛了东西来，有猪，有牛，有大米……我说：我们不敢吃。他说：我们XX军送你们的！
这位副团长的话我至今记得：不能把国内战争纪律用到国外来，那不是争了面子舍了命，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光荣传统是为了保证胜利，不应当成包袱背！
这次作战和以后我担任老山主攻团长，我深深感到，我们身上始终被一种东西束缚着，使我们常常不能因时因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灵活战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长期只信奉“口号”，而不是珍惜人，爱护关心人！

好文我顶先！！！

以下是引用shadow.lee在2004-7-20 10:36:00的发言：
好文我顶先！！！

谢谢老兄，有你支持，我继续贴！！

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
——鲁维芳(营教导员)

这些年，有一个人在我心里高高立着，当我遇到难题或不顺心时想起他，看到别人为一点小利把脑袋削得溜尖往前拱时想起他。我们没有深谈过，他对我可能没什么印象，我当新闻干事好多年，唯独他这个人我想写没写出来，我也没采访过他。为什么？我怕再谈起这些事让他伤心。
他就是我们师原来的副师长赵子雄。我看到过他亲自指挥部队攻夺敌人一个重要据点的情景，而这只部队的尖兵排长就是他的儿子赵吉昌。
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刚开始时，我们的大部队在一夜之间全线突破成功，有的很快插到敌人纵深去了，唯独这个据点上的敌人凭借法国人当年修筑的工事顽固抵抗，不仅使我们师前进受阻，也使友邻部队继续向敌纵深攻击行动受到影响。
那时我负责带骡马队前送后运，往来于各级指挥所与阵地之间，所以前面后面好多情况我都能看到听到。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个电台上传来：我是军委曹参谋，邓副主席等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问你们的进展情况……。我们军张军长跑来汇报：……我们保证在XX时前占领XX！这个电台设在三棵大树下，周围岗哨林立。我能去，因为好多人都认识我这“打蓝球的高个子兵”。
我当场听到赵副师长给下面下达命令，他声音很大，拳头擂在放电话机的炮弹箱上：“告诉他，告诉他——不拿下阵地别回来见我，别回来见我！……”说实在话，对这样的命令词我是不在意的，它老一套，还有点专横武断的味道。但当时我身边一位原也是我的球场好友的参谋直捅我的腰，又瞪大了眼向他呶嘴，告诉我：“老头这命令，是给他儿子赵吉昌下的！”
赵吉昌我也认识，也知道他是一连优秀排长，但此前不知道他的老子是赵副师长。
我在指挥所稍歇后又到前面送弹药。一路上可不是平安无事的。一次一发敌炮弹落在我的骡马群中，炸死三匹。还有一回敌炮弹削断我头顶一棵大树，树干差一点砸在我头上，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提着心。但这次出指挥所出来后，我的心却不全在自己的安危上，而是想着赵吉昌，他能不能攻下阵地，能不能再回来见到他父亲。
到了前面，我见到了一连副连长刘连光、排长赵吉昌带领的突击尖刀排又一次受挫返回，
正在调整部队准备新的攻势。我对营长杨长发、连长李秀荣说：“不能老叫小赵冲呀，换一换嘛！”他们说：“‘小子’说了啦，要换他除非抬回他的尸体!”
一连终于夺下了这个阵地，荣立一等功。
但，赵吉昌再没有回来！
老实说，我对赵子雄副师长的崇敬还不是当时就如现在这般扎实的。
战后清明节，我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见赵吉昌坟前的花圈上有一挽联。上联是“为民族尊严，死得其所！”下联是“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横联是“唯汝知我。”不用说，这是老父亲向儿子表达的全部心意。
我读着挽联，视线模糊了，但赵副师长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无比清晰高大起来。
在营房里，我常见到他，远远注视他。他老了，老得很快，头花白，背弯曲，常常一声声咳嗽不止。但他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是一个青春常在、正气如虹的革命军人！不，还不是我看到他祭奠儿子的挽联时的感受，而是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在地下摔个跟头，我的心疼得打颤时，我才彻底了解，赵副师长在下达那样的命令时，需要一颗何等高贵而坚强的心！
我还需要再找他采访什么呢？我怎忍心再打扰他？难道还有必要请他说说：“您当时和现在是怎样的想法么？”多余！
赵副师长是老八路，解放战争曾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

上面贴的赵师长，真令我感到心酸，一个老人家，要亲自送自己的儿子上战场，看着他战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7-20 13:28:05编辑过]

他的微笑
——庄华山（团长）

1979年出国第一仗，我们团打发隆，全歼守敌一个团。那仗很成功，也很惨烈。
我当时是一营长，负责攻占发隆背后的南山，断敌退路。南山有法国人早年修的坚固工事，一个地下工事足有两个蓝球场大，工事内又是石头房子，很难打。
2月17日下午，我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一发炮弹落在我一个炮位上，新战士张顺忠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了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连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张顺忠。他已经不行了。我喊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时把我的手抓住，声音很小很小：“营长，营长……”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象用了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响声。我微微托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吧，我我听着的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来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问道：“营长，XX高地拿下了吗？”
XX高地就是他们连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XX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了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四个月。照理，此时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十七岁多一点，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呢。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他的问候与思念，再给他们留下几句话来，他仅仅问了：XX高地拿下来了没有？
后来，部队从贵州桐梓接来了张顺忠的父母，我向他们行了脱帽礼，我说，我不但为有张顺忠这样的战友感到光荣与骄傲，也为养育这样一位英雄的父母感到光荣与骄傲！是的，张顺忠到部队才四个月，他的高尚品格与坚强意志应当主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归功于他的老师们，他临终时的微笑，闪耀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与爱国主义的光辉。
我们的民族传统，包括思想、文化、习俗，有落后的愚味的部份，但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否定了，不能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当作糟粕，当作笑料。
我看过一个相声，讽刺我们的战士牺牲前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因为他们是打不死的！”这是原词，听众们哄堂大笑，我却想哭，想把电视机砸了！
我也懂，人家是在批判我们文艺创作上一直存在的教条主义，老一套的东西，也许还想给他们的节目增加点娱乐性，票房价值。这些我不反对，但我希望艺术家们从此不要在我们正在流血的战士们身上找笑料，拿他们的崇高理想当笑料！
（这个骠悍的大胡子团长这时泪淋淋的，揩了还流。）
我说这事不是因为张顺忠一个人，是为几十几百个他那样的英雄！有个战士李亚代，身中6弹还摧毁敌人3个火力点，军工把他硬抬上担架，已走了好一段，他又人担架上滚下来，朝着阵地爬去，直到再爬不到了。战后，我们全营集中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依然躺在那里，身后拖一条七八米长的血路。这七八米血路，包含了多少内涵，留给了我们多少思索，难道能把它当笑话么？
年年清明，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给李亚代、张顺忠和我团牺牲的战友献一束花，敬一杯酒，鞠一个躬。
不管有多少说法——向这看，向那看，我永远向烈士看！

好贴一定要顶！！！！！！！！！！！！！！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PU

误入敌人窝子里
——王志学（师政委）

初与越南交战，我们不少人有畏惧心理。怪我们自己把越南宣扬得太厉害了，它打过日本、法国、美国，各种书籍印发了不知多少！现在你怎么讲，越南人没什么了不起，消除不了你自己长期猛宣传的影响。
出境十来天后，攻打XX，我们团夜间打穿插，想从侧后迂回包抄敌人。前面敌情、地形不明，夜漆黑，一点影子都不见，又不许有任何光亮，沿途大山密林，谁也说不清前头会遇上什么事，只能碰到鸡蛋打鸡蛋，碰到石头砸石头，碰不过去就死打硬拼。
前面是连队，后面是机关，我带政治处在最后。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们已连续十多天没拉伸睡过觉，战士们停下来倒头便睡，扯开了呼鼾。我也靠着一棵树坐下来。刚坐下，我听到了林子里有人说话，是越南人！我跳起来，推醒几个股长，说：叫大家不要睡，我到前面看看去。
我刚走几步，碰到负责与前面部队联络的协理员。他带着哭声说：“主任，我们和前面部队脱了节，大概……大概是我们走偏了。”
“你怎么知道？”
“前面好象是敌人！”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深林中有火光闪动，有铁器撞碰声，有听得更分明的越南人的喝斥声。
联系到我刚才在队尾听到的另一方向同样的声音，我断定，我们已经走到敌人窝子里了！
我的脑袋快炸了，很想给站在我面前又哭又抖的协理员两耳光，但我咬牙忍住了。
“你最后看到前面部队有多久了？”
“大、大、大约半、半个多小时！”
我又想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停下来？可来不及了，我得赶快清查我的这股掉队人员有多少战斗力。
可惜呀！掉队的有机要股、管理股、通讯连总机班、炊事班，加上我的政治处，六十余人，有十枝手枪，四枝冲锋枪，其他的都是背线拐的，抬通讯器材的，背行军锅的。
敌人在我们四周密林中闪动的火光越来越频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敌人要是发现我们这么个队伍进了他们的包围圈，四面猛扑过来，那后果可是不可想象了，光一个机要股，一个通讯班也会给我们全军，给这次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以至在国际上出洋相。
我把股长以上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们已误入敌人窝子。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为书记，你们都是支委。我决定：一，干部把枪接过来，准备战斗；二；从原路退回，抢占制高点；三，设法与前面部队取得联系；四最重要的是确保不能有一个人当俘虏。
我们往回撤了一截路，几乎是挨着敌人一个林中营地擦过来的。每个人都踮起脚，高抬轻放，避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找到可以占领的高地，又只好停下来。我的心慌了，没有地图，辨不清部队去向，瞎闯，随时有可能碰到敌人，或触响一颗地雷，……正这时，一个方向响起零落的枪声。我判断，这种枪声不可能是敌人与我们大部队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敌人，后方是我们的来路，那么只剩下另一个方向了。我叫人用几件雨衣将我罩严，又打手电、又划火柴，在几个岔路上寻找足迹，终于找到了一行我们的胶鞋踩出的脚印。
但我还是没有把握断言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们负责把本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万一打响，只有拼到最后，机要、通讯人员要将身上文件准备好，到最后时刻彻底销毁，干部要最后留下几发子弹，随时执行战场纪律，最后留给自己。
这一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有的干部平时吹得凶，表态最坚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像“讲用”时那么精明、清醒、有条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反，有的干部平时不吭不哈，提意见时却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坚决。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时刻提醒自己：对干部可得细心全面考察，不能凭个人好恶。
到天亮时，我们和前面部队会合，赶上了攻打XX的战斗。

老将军批评我：你滑头……
——邓多典（团长）

1979年战后，北京一位老将军来到我们团，帮助总结作战经验。
座谈会上，老将军聚精会神，不时地点头赞许，偶尔也闭目静思，摇头叹息。大家见他听得津津有味，变得也就更扎劲了。
那一仗，我们团打的确实不错，全团二等功，三营为英雄营，英雄连、猛虎连、一等功连好几个，在整个西线的团队算是很突出的。
战前抓俘虏，我们团首开纪录。出国作战一二十天，天天有捷报，仗仗有斩获，可以说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大的失误。回撤路上，敌人窜出一个团来，占领了一架高山企图堵截我们，结果被我们打得丢盔卸甲，歼灭它一大半。
我那时在四连当连长。四连在团里不咋着，二等功。但也打了十来仗，伤亡与敌人比是一比十四，毙敌数也超过我连总人数好几倍。
要说起我们战士的吃苦精神，我看在世界上算冠军。单说向集结地进发那晚上，我们连刚好走在一片光山上，突然下起了冰雹，十几分钟，地上落了几十公分厚的一层鸡蛋大的冰团团。尽管大家用背包、雨衣顶着头，还是一个个都轻重不同地被砸伤了，衣服都湿透了，风吹得呜呜的，但我们照样前进，一晚上走了几十里，按时到达目的地。
我们团有个班长叫黄其武，出境渡河时丢了一只鞋，直到回国，他的脚上还是一只鞋，另一只脚上裹着敌人的一个防毒面具。这只脚整个地磨破了，和防毒面具粘连在一块，剥都剥不下来，可他一二十天里从没掉队半步，打仗很勇敢。可惜他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你说这种毅力别的地方找得着吗？
还有个战士叫胡国昌，负伤了，昏过去了，战友们把他抬到半路上时，他醒过来第一个动作是掏口袋里的钥匙：请交给我们连长，这是连里生产工具室的，这是保管室的……战友说：现在你还管那些！他说：打完仗还得生产。
我们团开进前还在搞生产。所以他一直记着搞生产！
我们的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
老将军听着我们的汇报，泪水一直在眼眶里转圈儿。他不插话。但我发现他记忆力特好。“唉——，你开始说X高地抓了三个活俘，现在怎么变4个了？”好几次他纠正别人的错误。
“都说完了？”老将军环视全场，见没有人还要发言，便轻咳两声，清了清嗓门。我以为他可能要发表一篇感慨激昂的演说，把我们大大地表扬一番了。谁知，完全不是这码事。
他面含愠怒，声调严厉地问：
“X连长，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子弹要打死人呐？”
会上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谁都摸不清老将军此问何由。
被问的连长只好硬起头皮答：“知道！”
“知道什么？是打得死还是打不死？”
“打得死！”回答得更轻声。
“高，高，高！”老将军的身子在靠椅上弹跳着，伸出大拇指，连叫了三声“高！”继而又说：“我今天受到了教育，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子弹是打得死人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连续七八次冲锋不回头呢？不好好研究一下打法呢？……”
现在大家算摸到老将军的意思了——他批评的是X连一次不讲战术的连续进攻战。
有个干部想为X连辩解，说了一些客观情况和战斗中干部战士英勇顽强的表现。
老将军更不客气了，当着在场的汇报干部还有慰问团的同志批评辩护者：“你不姓X，姓王，叫王婆，是个卖瓜的！……”
这个干部脸都白了。
老将军又问另一个连长：“你在攻打XX高地时，为什么不呼唤炮火，而要采取你的那个……叫什么射击！”
这个连长很牛，他不愿意回答。
一个干部怕把局面搞僵，代他回答：“叫压制射击……”
老将军看了这个干部一眼：“谢谢你的指点，我问的是他！”
看来老将军不想在“牛”连长面前让步，也不让别人插嘴。
“牛”连长顶了上去：“首长，那是打仗，不是你想呼唤什么就来什么！”
老将军“哦——”地一声，点点头：“那——是——打——仗！我有所不知啦！”然后提高嗓门大叫：“我打了50年的仗，50年的经验让我懂得了：人的因素、勇敢顽强，要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才能充分发挥，充分施展！……”
“牛”连长不牛了，很诚恳地说：“首长，我错了！”
老将军语重心长说：“不是为了批评你一人，更不是要否定你们的战功，是为了让在座的同志、我们军队新一代指挥员都记住：要爱护战士、珍惜战士的生命，要作到这一点，不能光是炫扬他们英勇顽强，而是要首先学会组织火力优势去大量杀伤敌人！懂不懂？！”
在座的我们心悦诚服地答：“懂了！”
老将军又把目光转向了我：“邓多典，你刚才说，你去带突击班？你是个连长还是个班长？”
我站起来：“报告首长，我是连长！因为文化低，没学习过，不会打仗，一急眼，就跑班里去了……”
老将军忍不住“嘿嘿”笑起来：“你滑头，滑头！会找客观原因，不过倒是个实情。”又问：“你既然发现敌人从XX高地跑掉了，为什么不去狙击？”
“报告首长，上级没有命令，我怕主动出击后自己的阵地出问题，怕打不好上级追究责任！”
“不，我问的不是这……”
“对，不是这，我怕的是当不成连长，怕落下一串罪名：擅离指定阵地，自作主张，组织纪律性……”
“你这个邓多典，点子多，怕我批评，主动拣帽子戴。”大家又笑了，会上气活跃轻松起来。只老将军没笑，追问我：“你说说原因。”
“原因？原因是我……思想右倾！”
他摇摇头，很深沉地说：“原因不在你们身上，在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制定条令和教案的人身上，这些年我们强调了服从命令，留给下面发挥主动灵活性的余地不多了。国家也好，军队也好，都叫一盘棋，棋手只有一个，下面都成了棋子，难免失去很多宝贵的战机。”老将军还讲了很多，我记得不准不全。但老将军面冷心热，语重情深，我是深有体会的，下来，许多同志都说，老头几句话就像在我们心里推开几扇窗户似的。
后来我们部队打老山、者阴山，很强调重视火力的组织与发扬，每一仗都经过反复侦察、沙盘作业，相似地形演练，给各级规定了在情况变化时的处置权限，都是在总结了1979年那一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进步。老将军走遍我们集团军许多团队，听说到处“泼冷水”。批评人，我看那冷水是及时雨，批评是开心锁，功不可灭！
老将军不吃宴席，蹲在坝子里和战士一起吃饭，平时有说有笑，很风趣，有一次他跑到我跟前：报告连长，我要看看你们的厨房、厕所，可以吗？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老将军是谁！我军著名战将，前军事学院院长宋时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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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七分钟扼住了越南人的脖子 ——李中平（营长）
（他山东人，三十出头，身高近一米八，体重不少于三百斤，仍显得匀称、英武，使我不由地想起他的老乡武松。）
老山所以重要，是它雄据于盘龙江河谷上方，河谷里有一条公路，从我国通向越南，两头联结两国的交通干线。站到老山上，睛好天气两头都能看出二三十公里之外，因而成了必争之地。
按国际惯例，两国都不占边界线上顶峰。过去中越友好，老山只猎人偶尔出没，不说山上，连附近也少有人烟。1979年我们在自卫反击战之后回撤，也没有在老山设防，越南人把它占了。不但占了它，还占了它两旁绵延几百公里所有骑线点上的峰顶。从这些山上往我们境内打炮，使得几百个村镇不得安宁。光文山州内几年内死于炮击下的就有三百多人。
1980年我们打下了罗坪山，次年又打下了扣林山，这两仗都是小试锋芒，都是为打老山摸索经验的。过后我们等了三年。还看不到越南人有一点把手缩回去的样子，这才下决心，打这个地势最重要、最险峻、又是它重兵设防，连续营造了几年工事的老山。接着又打下了与老山互为犄角的者阴山、八里河东山。
后来我才知道，攻下这几座大山还不是我们的真实目的，战略上的意图还在于吸引来它更大的兵力，聚而歼之。
我们对越南小霸有效的制服，还不是攻下老山，而是其后几次粉碎它的反扑，尤其是当年7月12日两军在这个峡谷丛林地一场决战，越南人嘴上承不承认我不知道，恐怕在心里是明白了自己远非我方对手的。
我讲远了。
攻老山，先得攻下它伸向盘龙河一条山梁上的制高点。要不，你把老山拿下了，敌人可以顺公路增兵，还可能进一步前出，兜住你的屁股。越南也是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套的，向我们学的嘛。
这制高点叫松毛岭，高程662.6米。上级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所在的六连。
六连原是准备参加军区大比武的，所以才把我从二连调来。不瞒你，我是个老“尖子”。1978年带一个排到军区比武，十面单项奖旗我排拿回七面，总分又是第一。1979年打出去，哪儿有硬骨头我们排到哪啃，到处都在喊：李中平在哪？二排在哪？
打老山前，团长张又侠说：我们得先抓住他的脖颈，让他跑不了，进不了，动不了再打,……你说，哪是他脖颈？我指着着地图说：松毛岭——662.6，这还用说！他问，你看，哪个连完成这任务？我说，二连、六连，反正少不了我！他说：我就等你这话，就是你，带六连！
任务定下后，首先是我带战斗小组长到现地勘察。就是趁黑夜大雾摸进去，再猫下来，等天明雾散时对敌阵地细心观察。前后好几次，可以说，我们对662.6每块石头都熟悉了。
然后找了一个相似地形，反复搞演习。每天早晚不是爬大山，就是钻密林，训练部队耐力。每人负重五十公斤。有的战士借了老乡的小石磨背上行军。
师团领导和我们一起确定了战斗方案，整个攻击目标炮火准备36分钟，但662.6附近几个小山包只打10分钟。10分钟后，我们连即向这些小山包攻击，务期在全线炮击停止前拿下，炮击一停，再由这几个小山包向大约100米外的662.6扑去，尽快攻占。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绝妙的，从六连两个月应急训练的成绩看，我更增强了信心。但各级首长总是不太放心，老问：怎么样呵？我对谁都表态：万无一失，马到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
有一天，二连通讯员背了几个大水壶，都灌满了酒，说：连里干部请我回去一趟。我在二连十一年，从当兵到连长，大家怪好的。他们要请我，我也提了两壶酒，去了。
二连买了鸡、肉，采了野菜、竹笋，满丰盛的。大家都给我敬酒，心情都很激动，一敬我就喝，当晚醉倒了没回连。团里发现了，要我写检查，我不写。我说回老连队喝个酒算什么？团里宣布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全团通报批评。
我更不通，有天团里开会，散会后我又买了一壶酒，当政委面一口喝了，还骂咧咧的：“他妈的，你们当大官的，就不知道什么叫战友情谊！”
这下糟了！团长张又侠找我谈话：你不用骄傲，以为少了你就不行，我另外找个人，看他能不能带好六连。能不能把阵地拿下来！我一听，急哭了，是真哭，不是假装的。我说：“团长，我检讨，我保证不在喝酒了，你给我处分不行吗？干吗撤了我？”
团长也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是分毫不差执行协同计划，要求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像你这样任意胡行的角色绝对不行！”
我这时真知道自己错了。下了许多保证，总算保住了主攻连长没被“取缔”。
誓师会上，师陈政委给我带花后，又给我斟了一满碗酒。我说：“我戒了！”陈政委说：“该喝的时候还得喝，你心里不要有什么……”我说：“政委，留着吧！等回来喝！”政委说：“好，好样的！回来我再敬你胜利酒，庆功酒！我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他把六连战史上一面光荣旗帜“百战不殆”交到我手里。
出发时，我们住了两个多月的瑶族村寨的男女老少都来了，站在部队后面，气氛很静肃，谁也不吭声。
这两个多月，老乡们已能叫出我们连每个人的名字，关系很亲密。
我只问了大家东西带好了没有。然后叫整理服装，喊了声：向后转，向乡亲们敬礼！
我是临时想起这一招的，不是哪里规定要有这仪式，没想到，乡亲们呼啦跑过来，抱住战士们就哭，姑娘也抱，娘怀里的孩子也哭……场面太感人了！
我们走到高山上，回头还看见全村的人站在村外看着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前动员，最后把部队的劲头鼓得足足的。有一个战士，上路才发现他发烧，冷得打抖，我叫他返回去和留守的同志看东西，他高低不干：“我怎么见老乡？”
战斗基本上按预定方案。炮击一停，硝烟还未散，我们已冲上662.6，七分钟，我们全歼了守敌！
团里听到我们报告时，虽然已人观察镜里看到我们上去了，还是加了两分钟转报上级。所以报上是：九分钟传来第一个捷报——跟着炮弹前进的英雄六连！
庆功会上，团长张又侠亲自给我敬酒。我不喝。他说：“李中平，在关键时刻我不拿你当大头拿谁？当时我不处分你我怎么指挥这一战！”他又说：“喝了，我再考虑取消你的处分。”
我说：“我喝！但处分你还是留着，永远作个记念！”

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中的谢国华 ——座谈记录
卢扬文（班长）
我当兵到连队那天，是个雪夜，新兵们走了几十里，累得垮稀稀的，又听说这是个马上要去打仗的部队，大家情绪更不高。有个大个子给我们打来了热水，叫我们洗脸洗脚，还给一些人脱鞋袜。我们以为他是个炊事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副连长谢国华，1979年打仗的战斗英雄。新兵们有的很感动，也有的不以为然，哼哼冷笑，意思是这个干部装样子。
后来谢副连长给我们讲课。他汉语不大流利，喀喀吧吧的。他说他是个彝族，家在在深山，小时候常听老人讲以前的彝族奴隶社会，讲奴隶就像牲口一样，可买卖、送礼，平常用铁镣锁着……他说，我讲这些，他们有的人心里一定在想，你又来忆苦思甜那一套了，但我是为给大家说明白，我愿为大家多干活，多办事，不是图什么、捞什么，是我真心爱今天，感谢今天，而除了有一身力气，我拿不出别的什么来……
他是说到就作到的。我没见过他一刻闲坐，各项训练他都是教员兼示范，各项体育活动他都参加，打球技术不咋样，但吼叫拼抢很凶，余下的时间你就到炊事班找他吧，切菜、烧火、发豆芽、磨豆腐，啥都干。
作战部队排长都有通讯员。谢副连长通讯员叫小古，是个苗族，新兵，才十七，矮小的个。照小古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位置其实是倒过来的。行军。副连长给他背东西，还一声声喊：小古，跟上了吗？一次敌炮袭来，副连长扑在小古身上。现在，小古提起副连长就哭。
开进那晚上，副连长带尖兵班。休息时，他从队前跑到队尾，又从队尾跑回队前，给大家鼓劲。其实他什么话也没说，只问：都上来了吧？没什么事吧？大家看着他身上除了自己的东西外，还给别人背一挺机枪，两发火箭弹，步履轻快，乐哈哈的，心里就觉得很踏实，有一种安全感。 王时金（班长）
谢副连长很有性格，火起来也骂人，打老山，上级叫我们连当预备队，他情绪很大，骂骂咧咧的，还编了顺口溜：战前叫得凶，打仗没有份，人前矮一头，首长有偏心……到后来，上级把攻占八里河东山主峰的任务交给我们连，全连沸腾了，谢副连长更高兴。
动员时，军师团首长都来了。师里陈政委问：“谢英雄，听说你讲怪话了？”他嘿嘿一笑：“啥英雄，过去的事了，英雄不英雄，还看以后的。”他对全连表态很简单，帽子一摔，露个光头：“大家看着我，我走前，我到哪你们到哪，我倒下了，你们继续前进，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停止攻击！”
战后，我们发现了他的遗书，上写：妈妈，我想念你。我家两代军人（谢父参加过抗美援朝）你有三个儿子，献出一个是应该的，为的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彝家世世代代再不当娃子（奴隶）了！
1984年5月13日晚谢副连长带队摸到敌阵前作最后侦察，14日深夜才返回，凌晨我方炮击高开始了。
八里河东山的34、附34号高地为敌核心阵地，四周树大草密、山势陡峻，敌工事十分坚固，且纵横交错，仅隐蔽工事25个，上复六层大圆木，再复以石方、土包，守敌为一个连部带一个排。
谢副连长带三排总在最前，在主峰下，一道铁丝网拦住了通路，他抢过一战士炸药包，叫大家隐蔽，只听得轰的一声，谢副连长冒着硝烟冲过了被炸开的铁丝网，边冲边用冲锋枪扫，在离敌主峰10多米处，敌一发炮弹打来，他壮烈牺牲了。 徐登杰（教导员）
谢国华骠悍英俊，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当了英雄后，又多次评为优秀党员、精神文明标兵。有不少姑娘追求他。一次在昆明开英模会，一个报社女大学生记者听了他的报告后又采访了他，对他深为敬佩，给他写了好多信。那时我是他的指导员，他把信给我看了。姑娘一往情深，信写得象诗。谢回信说：“我连信都写不起，与你悬殊太大，不敢高攀。”姑娘又来信：“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学得会。”；连队也有人劝说他：“你这傻瓜，有个这么好的对象找上门来还推推扭扭的。”他说：“我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别人，我得自量。”后来他对姑娘说：“我母亲苦了一辈子，我想在家乡找个能侍候她的人。”姑娘只好作罢。不久。他到军区开会，住在一个招待所，认识了一个女服务员，她是共青团员，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姑娘又是一封接一封信，表示热烈的爱慕之情，他又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妥，很班配。”他回了信：“列了自己好多条缺点：文化低，家境苦，脾气毛躁……姑娘来信说：“有你这一条诚实谦虚的优点，再有一百条缺点我也喜欢！”
他们好了，商定了战后结婚。
谢国华牺牲后，部队接了他母亲来参加庆功会。悲痛欲绝的母亲见到了这位端庄秀丽的姑娘。
“妈妈，你认识我吗？”
“不，不认识……”
“妈妈，我是你的女儿，你儿子的未婚妻呀！”
“不，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姑娘拿出了她和谢国华的合照给老人看。
老人抱住姑娘，一声声喊：心肝呀，天神呀，太阳呀，星星呀，然后抹去泪，笑着对姑娘说：
“儿子没骗我，没骗我……”
“他给您说了？”
“没，他一字没提，只在信上写着：妈妈，你的儿子本是一条虫，如今共产党让他变成了一条龙，他飞过五彩祥云，见过天庭仙国了……”
“妈妈，那是他比方……”
“不，不是比方，是真的！我虽没见过他升空飞腾，可我见到了与他并翅齐飞的金凤凰了，我相信了，我心满意足了！”
“妈妈，我的好妈妈呀！”
……
如今她们还常来常往，亲如母女。 马美能（团政治部主任）
谢国华牺牲后，敌人凭藉主峰坚固工事对我射击，排长宋庆来代理副连长指挥，不到五分钟牺牲，一班长先代排长，后代副连长，五分钟后又牺牲。二连长罗祥本来在连指挥火箭筒、机枪对敌压制射击，这时他赶到了尖兵排，对大家说：现在我就是副连长，你们跟着我，我到哪，你们到哪！他满身是手榴弹，又叫通讯员背了两挎包紧随他身后。他率先向敌阵猛冲猛打，冲锋枪、手榴弹并用，一路高喊：“跟我来，34号是我二连包下了的！”大家也喊着：“向连长、副连长学习，冲上主峰，为祖国立功，为连队争光！”真是一人拼命，万人难挡，不到10分钟，二连冲上去了，攻占了34号高地，毙敌36名。
紧接着，罗连长又率领全连一鼓作气攻下了附34号高地，与此同时，我四连也从其他方向攻夺了31、32、33等高地，至此，八里河东山各山头全部为我攻占，仅用了62分钟。
事后，罗祥说：我当时想到死，觉得死了也比二连的荣誉垮在我的名下好受。
二连在历史上战功累累，淮海战役中获得过英雄三员连队称号——一次战斗中连干全部牺牲，由通讯员、卫生员、司号员指挥，取得重大胜利。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又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攻坚英雄连”。这次战后被命名为“老山钢刀连”。
谢国华牺牲后，军政治部首长王志学和师团领导亲自到阵地把他抬下山。上级再次命名他为一级战斗英雄。

打死敌人一个大尉，我们不认得“牌牌” ——陈寿禄（作训参谋，者阴山战斗中“钢刀二连”排长） 进攻者阴山，我们二连担任穿插，很顺利，没有一个人踩着地雷。因为我们事先对穿插地段摸得很清楚，穿插前秘密占领了离敌人一个苏式冰雹式火箭炮阵地只800公尺的高地，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敌人。攻击开始，我们冲击到离这个阵地只100公尺才被发现，很可惜，只打死两个敌人，其他的都跑他妈的了，只缴获了一些火箭弹。
敌人来反扑3次，第2次我们打死了37名敌人。
到达我们的穿插目的地41号高地后，发现不远处有敌一个公安屯的营房大院。事后才知道，那里有敌官兵100多人驻守，由一个大尉指挥，叫105公安屯。营房是法国人修的，是个；四合院，修在一个山包包上。大院墙外有三道堑壕，堑壕外有铁丝网，营房下有地道，通外围工事。
这个公安屯自1979年以来多次参加驱赶迫害当地华侨，袭扰我边境，是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受到过越南国防部的表扬。我们缴获了他好多乱七八糟的“荣誉”旗帜。
开始，它主动向我们占领的阵地射击，我们根据它的火力判断，以为不过三五十人。
收拾完者阴山主峰的敌人后，我们决定把这个公安屯拿下来。
我们的炮打得很准，都在敌营房大院内爆炸。
攻击时，一班长李德利把爆破筒压在铁丝网上，自己压在筒上，让战友们从他的背上踩过去，越过铁丝网。
炮击停时，我们一排已到了敌人大院门外。（原二连指导员吴道文说，排长陈寿禄是第一个冲进院子的。）不，是战士苏良轩最先进了院子。这时，院子四角的岗楼的各种火器一齐响了，大概敌人也从躲炮的坑道地洞里钻出来了。拼命用火力封锁院门，同时向我们射击。院子里，唯一可让我们藏身的只有一个靠墙的洗衣服的水泥台下方。我们钻进去了，很快就被一阵泼水似的弹丸和烟尘罩住，一动不能动。
苏良轩是火箭炮手，扛来了40火箭筒。他瞧我笑笑，向一个岗楼火力点瞄准，但他的背抵着墙，他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喷出的火会烧着他自己和战友们，突然滚出了水泥台，在毫无掩护的地方向敌发射。这时，我正全力向敌人射击，等注意到他时，只见一个碉楼飞了，正是苏良轩一发火箭弹将它击中，弹丸是从射孔里钻进去的。他没有再退回来，就地装了第二发弹，我正想喊他，提醒他再退回洗衣台下装弹时，第二发弹从他手里飞出去了，又摧毁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他滚回来了，但火箭筒已无力带回，它留在原地被敌人的子弹打得乓乓的，筒口冒着一丝丝烟气，原来，他已身中数弹。这时，敌人由于两个碉楼被打掉，其它两个也就有有气无力了，我们排又冲进来几个人，领头的是李胜安，他们没在院子里停留，一口气冲进了房子。见敌人慌张地滚进了射击孔旁的地洞，他又跟着进了洞，朝里面猛扫……。
苏良轩在洗衣台下大口喘息着，眼睛还是盯着几步外的火箭筒，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来不及对他说什么，来不及安慰他几句，鼓励他几句，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头，就趁敌人碉楼射击稀疏时冲进了房子里，我要去指挥那里的战斗。
我刚离开那里，苏良轩又一次滚出水泥台下，来到他的火箭筒旁，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在他又装上第三发火箭弹，向敌人瞄准时，身中数弹，火箭筒从他手里滚落了。二班长张观德将他抱住，拖到水泥台下，他紧紧抓住张观德的手，摇了摇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闭上了双眼。
苏良轩是四川渡口人，1982年入伍，父亲是攀枝花矿山工人。
我们很快占领了房子，但敌人都顺地洞跑了。我们先朝地洞扔手榴弹，扔炸药包，打火箭弹，接着往里面冲。地洞里黑糊糊的，我们为了减少意外伤亡，采取一个小组火力掩护，一个小组往前搜索，交替前进，逐个暗道搜剿。敌人在暗道里留下了27具尸体，在炸塌的几个洞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就无法清理了。
通讯员徐得利在地洞搜索中走在最前，也是最先开火。大家跟在他后面，牵着一根尼龙绳走。走着走着，他觉得脚下响声不对，伸手一摸是一块四方形盖板，他掀开盖板，先是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是一梭子，随即传出一声惨叫。他端着枪摸进去，里面又暗又臭，忽然，绊着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顺手拉将起，是一个人。拖到亮处，才见那人还活着，但只有眼睛还轱辘转，嘴吧一张一张的，没等我们抢救就闭气了。这人领章上戴着绿底板白花花的牌牌，我们不认得，估计他是个官，后来把这个人的衣服领章交上去时，才知道他是个大尉，原来还是个营长。
我们在这里缴获了无线电、有线电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粮食，军需品、武器弹药等。
带领我们打这一仗的是副连长耿德谦，他很有经验，我那时代理排长，除了冲冲杀杀，基本上不懂指挥

父母丢下我，要我自变蛟龙 ——孟兴祥（连长）
（采访结束后，我到处宣扬，孟兴祥的事迹如当时报导出去，他和他的部队一定名扬天下！当时各级介绍的采访对象名单上，却都没有他。在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想发言，头一句话有三个“反正”，反正我们在最前面、反正我们的战果很大，反正……我觉得他的样子可爱。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谈，也就没细心倾听。后来，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发现他那里贴满了字画，有很难认的篆书。我问谁写的，他笑了笑。我又问谁教你的？他敛住笑，咬住嘴唇，开始了他以下的谈话。）
我父亲爱写家画，都在楚雄教中学，都是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记事，家里一会来一群人，带红袖套，见了父母就罚跪、就打、就捆绑、挂黑牌子，开始我哭，人家说，父母是坏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为啥不当好人。
父母两膝跪烂，全身是伤，伤口生蛆了，爬满床；造反派还是来打，用鞋子打他的伤口，在他背上安钉子，母亲伤轻点，但也只能扶着墙、桌子一步步挪动，去给父亲和我做饭。医疗是谈不上，吃的都是汤汤水水。
没人来，父亲就盯着我，向我招手。我不过去。怕蛆婆子……
1966年2月25日，我5岁半。妈妈给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旧衣改的。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长大成人啦，自变蛟龙啦！……父母把我抢过来夺过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浇了一层泪水。
他们就在这同一天死了。父亲四十，母亲小两岁。
我有个哥哥，后来就是哥哥带着我，求乡邻亲友接济，和要饭差不多。父母死后，我越懂事越不说话，所以现在还有点“结”刚到部队“结”得更厉害。
1980年，我正读高中，成绩在我们那乡村中学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书下来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坏”在年年当模范，被人嫉恨，说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说，你们家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退赔的，给你优待一百元钱吧！正招兵，我对哥说，那不如优待我当个解放军呢！就这么我当了兵。
对部队，我什么都满意。没人问过我父母干啥的，我也不说那些事，再看不到异样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没平反，我总觉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队吃饭管够，小时候我见过筑路工地这么吃，晚上做梦都梦见大锅饭。指导员讲课，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帮”，我听起来真舒服，胜过看电影。
反正，我没觉得部队哪点不好，哪点苦。
守老山，从来不知什么叫“苦”的我也觉得苦了，受不了了。
我们排守着一个前沿阵地的突出山包。敌人丢了这阵地后，不服气，天天打炮。原来这里是水桶粗的杂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几次，满山头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几乎每晚上都有敌人特工来偷袭。
我们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论白天晚上，大部分从都不呆在工事里，分散在各处监视敌人。顺交通壕走到尽头，再创开浮土，把自己藏进去，只露出半个头，两只眼。因这山上很少见睛，总是雨雾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这样你就不能及早发现偷袭的敌人。
每个人都是日夜在泥水里泡着，关节都红肿了，接着是烂裆、长疮、长湿毒。上岗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岗后，几个近哨位互相用电线拴住裤脚，随时拉动联系，怕睡过去，也怕昏迷，因为发生过几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况。
很少能吃上热食，主食是压缩饼干，喝的是缸碗盆钵接的雨水，后面供应不上，运送物资的军工每次来都有伤亡。有一次送来一麻袋“热”饭和肉食，大家吃着有点馊，还有股汗味，可一点没剩下。
来过一个新华社记者，也来过我们师参谋长王继堂。他们都说，我们攻守老山的艰苦程度如果不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也是少见的。记者照了一些照片，说是拿回去登报，后来没见登出来。我想也不好登，我们那样子太可怕，一般人不好理解。
5月8日晚，天黑，大雾，没任何声音。半夜一点半，二班副向我报告：排长，前面有人说话、微微的。我去潜听了好一阵，听见了悉悉簌簌的草木摇动的声音。
一会，一颗地雷响了，过后一个多小时，再没有声息。我估计，敌人想麻痹我们，作出踏响地雷就缩回去了的假象，其实已到了我们阵地前埋伏下。
我把无炮、火箭筒全调在这个方向，手榴弹也准备够，绑成三枚一束。
我叫机枪手李光华一人留在主峰假工事内，到时候打一两个点射换一个地方。
到三时许，敌人往我们山头打了曳光弹。我才看清，我们阵地前遍山是人。敌人吼起来，声音很大，分成两路向我们涌浪似地推过来。
李光华先开火。“哒哒哒，哒哒哒……”一会一个地方，敌人上当了，以为我们固守着主峰，只仰起头朝那里看。
一直等到敌人推到我们眼鼻子下面时，我才喊：打！手榴弹打前，火箭筒打后，无炮打敌阵中重火力。
敌人曳光弹这时不敢打了。我们只听见一束手榴弹下去，一片哭喊声。我们42人，随便打也能打到他们，他们却只能盲目射击，因我们不用步、机枪，手榴弹在夜里打出去，他很难立刻分辨出从哪方来的。
这是我当排长后指挥的第一战。我没上过军校，这一仗的打法全是从《上甘岭》电影里学来的。
敌人第一个波次打下去了，又从另一侧攻上来。我们地势熟，很快又转到另一面照样打了他一家伙。
最后一次，快天亮了，敌人分三路来，我听清了他们当官的喊“唰，唰！”大概是“冲”的意思，但士兵只是干吼，不敢往前来。这时我们副连长龙洪春带了援兵来，上级的炮火也开始拦阻射击，把敌人彻底打下去了。
我估计，敌人不少于一个营，在我们阵地前留下十几具尸体，更多的伤亡人员当然是被拖走了，到处可见残肢断臂、武器弹药。我们只能在近处搜索，仅火箭筒就有八具（五具打烂），机枪、冲锋枪一二十支。
我们无一伤亡！
二班李光华在主峰游动射击、迷惑敌人，起了大作用，他是四川大足人，当年新兵，才18岁。火箭筒手赵跃进，人称照妖镜，山西人，也是当年新兵，18岁。他动作快、发射准。他是孤儿，常说，排长，从没人像你对我好。可惜，他后来牺牲了。那晚上他打出的几十发火箭弹就没有虚发过。还有个新兵王占友，河北人，在阵地昏倒过五次，就是不下阵地。
上级给我批了二等功，连里报的一等。；连长李新富后来对我说：孟新祥，早知上级批功打折扣，我该报你个一级英雄，亏了你啦！我说，亏什么，没有邓副主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永远是个小“黑帮”，永世也不得翻身。
我们整整在阵地上一百天，后来又打了几仗……反正是，很苦，很苦！不说打，就是平常年月在那里活过一百天也不易的。
（我听说，孟兴祥至今没考上军校，每次，都差几分，下步可能转业。回到集团军，我向那里的首长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应该保送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当我们的建军骨干叫谁当呢？）

同志们对我们喊：缴枪不杀…… ——杨国跃（排长，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之一，全国战斗英雄。）（在某部营房大院广场上，屹立着一座雕塑，远看，它是一架巍峨雄伟的高山，近看，则是十五个正在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群像。这珍贵的艺术品是来前线慰问的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留下的。但参加意见和制作的则有这个部队许多熟悉“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的人，因而部队里即使是后来入伍的战士也能在雕像前给你指出十五勇士的姓名，战士中的表现……未了，也许还会不无遗憾地告诉来访者：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杨国跃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师，这个军都形成了一个习惯，老兵退伍、新兵入伍都来这个塑像前留个纪念像，后来则是有组织地来到这儿举行老兵告别军营或新兵入伍宣誓仪式。自然，谁都希望还能见到这十五勇士中除牺牲和因为伤重离队之外唯一留队的杨国跃同志。
我当然也见到了杨国跃。下车伊始就急不可耐找到了他的家。
假若有一位电影或电视作者要拍摄一个威名远扬的战斗英雄的家，他的设计，他的想像哪怕是极其朴实的，大概也会和我所看到的实景相去很远很远。
他住了仅能放下一床一桌的小屋，这并不使我奇怪，因为他爱人是临时来队，他还不具备带爱人随军的条件。我奇怪的是他床上的被褥都是打了补丁的，可以说家徒四壁。仅有的“高档”物件大概就是一个老式半导体收音机，还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他不好意思地说：小儿子淘气，甩坏了！我这才又注意到他的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正有滋有味地啃食一个大馒头。我问：他还喝牛奶吧？他说，喝什么牛奶，牛奶啥味道他也不知……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他23级，正排，每月96元，管三个人生活，还得匀出几个给老人。他问，牛奶多少钱一斤？我说一斤一个月大概十五六块吧。天呵！他惊叹一声。
（他并没有发现我的两眼酸涩，开始讲起了他和十五勇士的故事）
我1982年入伍，1983年临战训练当班长，我们班一个四川新兵跑了，后来找了回来，连长批评我无能，我就要求不当班长，自愿当了战士，连里怕我也跑了，派人看着我。
头一仗我打好了，立了三等功，九班长牺牲，连里还叫我去当九班长，我只好服从。
防御战我们班守142高地，才五个人，连里又加强了一个重机班，也是五个人，由代理排长李海欣领着。在142守了几十天，后来又从边防团调了4个人来我们班，这就是后来的“15勇士”！
边防团的4个人来了就赶上“7.12”，有的人是死后才从名册上知道姓啥叫啥的。
7月11日晚上级就有通报，叫不要睡觉，等着。快天亮时，敌人真来了。这一战打得好，首先是情报立功。
半夜三点过，雾像小雨，看不出去，但听到下面喘气和草动的声音，估计人很多。我们很害怕。包括排长在内，都没打过大的仗，都说来了就打，死了算，也没个周密方案。
敌人来近了，黑糊糊的大片影子，在半坡趴下了，接着就是一阵炮，把我们阵地炸成一锅烟。炮一停，敌人呼啦冲到我们阵地前，被我们冲锋枪手榴弹撩到了一大片。正打得起劲，后面几十个敌人突进了我们堑壕，排长叫我带4个人，回过头去对付他们。我们一家伙干倒它十几个，其余的退下去了。但另一面又上来了一大群，幸好排长在这一面先安好了定向地雷，一按，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排长刚挺起身子，两发高射机枪击中了他的右胸，血流不止。张庆龙忙跑去给他包扎，他推开小张，抓起冲锋枪朝敌人猛打，边打边喊：小张，别管我，快去消灭敌人！
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
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
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
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
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友国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
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
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
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观察到142阵地上都是敌人后，以为我们都死了，就往这儿进行猛烈炮击。越军躲炮，退着往坑道里来，被我们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被我们送上“西天”好几个。
我守在洞口，听见阵地上炮弹呼呼地来，轰轰地炸，都准确地落在敌群中，虽然坑道里也感到地动山摇，但心情格外痛快，顾不得想洞顶随时可能塌下来。炮声刚停，我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我们反击开始了！我，唯一没负伤的蒋志华，轻伤的张庆龙和夏锦忠一起首先冲出了坑道，接着是重伤员胡友文等也冲了出来。我们顺着阵地转了一圈，到处是成堆的越军尸体，一个活的也没有。我们自己把阵地夺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排七班和9连1排的同志们上来了。他们对我们喊：“浓松空依”——越语：缴枪不杀！我连忙回答：别打，是我们！……同志们紧紧把我们抱住，都哭了。我们哭得更凶。
（团长张又侠对笔者说：我这一生最痛快的一天莫过于7月12日，那天最痛快的几件事—— 一是师长通知：炮弹运上来了，放开手打！二是142高地，还有我们的人！……）
这天，我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6次进攻。
9连一排带来了电台，团长命令我们10个人立即撤下去。
当晚回到连指挥所，我没有裤子，蚊子很多，叮着我的伤口咬，我连赶蚊子的劲都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条腿肿了，满是血，血上一层黑乎乎的蚊虫。营长派人来接我，又把我送到前指的医院。团长来看我，见我伤不重，说：包扎一下，换换衣衫，准备上北京！
我跟团长坐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八一招待会。以后几次见到杨尚昆副主席。他还给我们敬酒，说：前线回来的英雄们，你们的功绩将载入我军史册，祝你们在部队建设中继续成长再立新功！听说我是不久前参加“李海欣高地”战斗的，杨副主席还专门向我举杯：为“李海欣高地”的英雄们，干杯！
杨副主席还找我们座谈，问我们的战斗情况，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说的都是战斗情况，我也就不好说别的。其实我们家乡情况特殊，是夹皮沟，一直没富起来……

“排长，再打不成扑克了！” ——唐本让（指导员）
我很想给我的通讯员雷少华写个墓志铭，立在小雷家乡的村头。
打仗前，我是6连排长。上级给我派了个通讯员，就是雷少华。他个子不大，黑瘦，一身的猪潲气味，样子有点憨乎乎的。
我对连里说，不干。连里说，他养猪可表现好呢，这回坚决要求上前线，写了四次申请。我说，养猪得行，打仗就难说了。小雷表现好，下雪天下池打水浮萍，70头猪个个圆肥，我也知道，可他一天没训练过呀。
向前线开进时，有天晚上我们的车子差点掉进深沟去，一个车后轮已悬到崖边下。小雷说，排长，我们不会死，还有后福哩。我没好气地：迷信！
我们在总攻前一晚上开进去，爬上一座陡坡时，谁都动不了啦。我把背包放下垫坐。背包轱辘辘滚下了崖脚，我也懒得去拣。大家都笑。我心想，死不了再回来拣吧。到天亮时，眼看总攻快开始了，雷少华才从后面一颠一颠跑来，在他的背包上再加着我的背包。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搂住他，用毛巾揩着他一脸的黑汗。
进攻八里河东山，团里叫我们排担任佯攻。团长说：唐本让，你要作好准备，我们给你们准备了足够的担架，但你要尽量减少伤亡……
小雷问我：排长，啥叫佯攻？我说：佯攻就是打次要方向，迷惑敌人，把它的火力吸引过来，保证主攻方向的突击性。也就是说，准备丢了我们这个排，去送死！你怕吗？他挺高兴的样子：排长，我不怕，要死我替你先死！
那一仗，我们排都换成了曳光弹，枪一响，敌人炮弹就按过来了。雷少华几次把我按倒，用身体保护我。因为我带着报话耳机，只注意和上头联系了。有一块弹片穿过我们两人膝间插到地下，要不是小雷及时把我抱住滚出两米外，我们都完了。
那次我们完成了佯攻任务，全排只伤2亡2，我和雷都安全无恙。战后，本要给雷少华立功，但他坚决把功让给了一位烈士。
防御期间，我排守卫东山主峰。到攻占下主峰的两个月后，我连已在这里加固了原有工事，大多数掩蔽部都是由3层大圆木，5、6层麻袋与虚土构成，外接堑壕、交通壕和各种射击工事。虽然我们很造孽，胳肢、胯裆都烂了，全身都是脓泡疮、虱子起溜溜，但我们情绪很高、很乐观。打扑克的劲头很旺盛。
雷少华和我打对家，我们有暗号。比如喊一声打，对方看你握牌的食指在哪个角上，便知道出什么牌，所以我们是绝对冠军，所向无敌。输家罚戴钢盔，最多有戴上七八顶的，压得腰都直不起来，边打边笑，笑掉了钢盔又得加罚一顶。
1984年7月11日晚，我们扑克战正打得热闹时，前沿观察哨一班长打电话来：排长，下面有动静！我说，你好好观察。过一会儿，他又报告：排长，真有动静呢！“激战”方酣的人骂起来了：“大惊小怪的！”我说：“放下吧，我去前面看看。”雷少华是个扑克迷，又是他蛮有信心取得又一个“抠底”战果的时刻，连忙喊：“把牌扑倒，哪个动是狗鸡巴，打完仗再接着干！”
我到前面一看，果然阵地前有异常声响。雷少华也说，还真有情况哩，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不久，老山方向传来很激烈的枪炮声。到凌晨，连长杨彩忠也来了，望远镜透过雾障，看得见黑糊糊的人影。七点过，敌人分三路上来了。
我当时很有信心，因为敌人进攻的路线正是我们早预料到的，协同计划也早订好了。
60米、50米、40米，敌人渐渐来近了。雷少华有点发抖。排长，这么多呀！我说“你怕啦！”他说“哪个狗日的怕！”
到敌人距我15米时，我一声喊“打”整个阵地枪炮声大作，子弹就像狂风向敌群卷了过去。雷少华就像个孩子过年放鞭炮似的高兴，排长，我又干掉一个，你看呀，看呀！这两个月来，小雷练射击和打扑克一样的起劲，已经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排长，看呀，我一枪打在那狗日端机枪的太阳筋上！”他一连打倒了四个。
很快，敌人的炮弹也铺天盖地打过来了。我带着小雷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打击敌人，在几个班的阵地上来回跑。在打退敌人第五次冲锋后，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浪把我掀倒，爬起来我又向敌人射击，“咦，怎么听不见小雷喊叫了？”回头一看，他躺在地上，扭动身子想抓住堑壕上一块石头再站起来。我跑过去，只见一股血从他胸内渗出来，连忙替他包扎。
他靠堑壕半躺着，还看着我笑：排长，扑克，打不成了……突然，他一声大喊，把我推得远远的。
我震昏了，土把我掩埋了，十几分钟我中断了指挥。醒来，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雷少华的头，我以为他的身子埋在土里，想拨拉土，但土里什么也没有，那里只有他的头，似乎他还在对我笑！
我对着对讲机大哭大叫：为雷少华报仇！和敌人拼到底！……
这是雷少华第五次掩护我。在他负了重伤后，他依然没有忘记了他的责任，为我，他的排长，时刻倾听炮弹的呼啸声，时刻准备掩护我！假若，这最后一次不是他猛然推开我，我毫无疑问粉身碎骨了。他能推开我，证明他还是有力量躲开炮弹的，但他并未将这力量用于给自己求生，而是用于保护，用于实现他的诺言——要死他替我先死！
全阵地都吼声如雷：为小雷报仇！为烈士们报仇！那一仗，我们打退了九倍于我之敌的15次进攻，仅在我们阵前能看到的敌尸90余具。
事后我们才查明，敌人向我们阵地打的是苏式“撤格尔”导弹。雷少华就是这种导弹炸死的。
雷少华，云南砚山人，初中毕业参军，牺牲时年仅18岁。
战后，我和朱启副师长（现军参谋长）去了他家。事先我给少华妈妈去过信。我说：妈妈，我愿作您的儿子，请收下我吧！到了他家全村人都来看我，还放了鞭炮。村里一位老年干部对我说，按当地习惯，认妈妈是要叩头的。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别说叩头，我今生今世，愿为我的雷妈妈作到我能作的一切。
我很惭愧。雷妈妈什么也不叫我作，还不时给我捎带好吃的来。
少华，我的同志，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永远感激你，怀念你，全连同志也这样，你知道吗？每年新兵入伍，老兵复员，他们都自动向你的遗像敬礼，喊着：永远向雷少华同志学习！

他不宜宣扬，但他战功最突出 ——李参谋（团作训参谋）
（我没能记下李参谋的名字，我本只为找他要一份地图，出门时天黑了，他在送我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论战功，我们团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人物，但哪儿都没有宣扬过他，因为他干过一桩丑事，有的人一听就摇头。
他叫王仁先，江苏人，1979年打仗前补充到我们部队来的老兵，打完仗上过军校，1984年战前是我们股的作训参谋。
临战训练时，有一天晚上放电影，我们住的那家房东发现他女人没来，回去找她，最后找到房后竹林里，见到他的女人和一个当兵的在一起，当兵的跑了，但房东还是记住了他的样子。
他告到团。团里很震惊。第二天清早大集合，叫这位房东来认人，很快，王仁先被认出来了！
团领导起先不信，事后找王仁先谈，他“供认不讳”，还说：她愿意……
气得领导们向他挥拳叫喊：怎么就真是你呀！
开始我们也是又气愤又惋惜！
这种事，在国外，也许算不了什么，电影上也常见的。但我们国情不同，时间地点也特殊，要打仗了，又是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房东是个瑶族。王仁先受到应得的处分：撤职，降为正排级到3营机枪连当战士。
所以令人惋惜，是王仁先参谋业务很熟，定作战方案，写文件，制图都是首长们的得力助手。他这个时候走，对指挥所工作不能不有所影响。
他1米75的个，长得很帅，很有风度。他没结婚，家乡有个对象，是个很出众的美人，在他住校的时候来看过他。据同时住校的人说，女的很热，王仁先相反很冷，从不一人去看她，说是怕自己“掌握不住”，害了人家。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和房东女人“好”上了！房东女人不算丑，但也不能说好看，比他的对象那是天上地下了。他为啥那样？你们作家是能揣摸出的。我想他当时也可能想到不一定还能活着回去，也许这辈子就尝不到女人的味道了，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人的“一念之差”吧！
我说了，对他的处分是应该的，不能说是小题大做。但我从当时到今天，也不认为他有多坏，更不同意有的人认为他后来的战功“不宜宣扬”的说法。
他到3营机枪连后，配合7连守146等高地。
146等高地在老山东南侧的盘龙江西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整个地形敌高我低，三方受敌，对我十分不利。阵地上一有响动，敌各种火力就一齐射过来，压得我们不敢抬头。在这样的地方坚守，光吃饭喝水就是大问题。炊事班送饭到阵地，常常遭到敌炮火与机枪封锁，一餐饭送到战士手中，已是泥一半，饭一半。吃了这样的泥水饭，许多人的肠胃受不了，解不出大便来。阵地无水，背水要通过敌人4道火力封锁线，每个人3天才能分到1壶水。7连战士硬是在这里修筑了工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经受了敌人数千发炮弹的轰击，牢牢守住了阵地，先后毙敌280名，击毁敌坦克2辆，军车一辆，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老山防御英雄连”。
7连的战绩当然首先靠大家英勇奋战，靠干部正确指挥，但七连阵地上有个“下放战士”王仁先，他在那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据我看，七连代理连长的各种指挥点子都是王仁先出的。
但王仁先的主要战功还不在这里，而在他钻进了敌人面前一道绝壁的隙缝里，连续观察敌人情况40多天，这是常人无法存身的地方。他不仅给上级指挥提供了珍贵的情报，也创造了一个现代人忍耐力的奇迹！
这道绝壁在敌我阵地之间的一个光秃秃的石山之上，隙缝在绝壁顶端，靠我们这面可以侧身挤进一个人，面对敌人那方则只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缝。王仁先是在一个滂沱雨夜爬上去的，从此这道细缝就成了我们的眼睛。开始他一人去观察，后来他在缝里造了三级坐蹬，可以依次挤进三个人去。但每次都少不了王仁先，因为他对老山前面的敌情、地形在战前就作过侦察，有所了解，他又熟悉地图，一有发现，便能准确计算出坐标，迅速上报。
现在谁也说不出对敌人哪些重要目标与进攻企图是王仁先最先发现的，因为我们的观察哨不只他这一处，情报来源也不仅仅是直接观察。但至少可以肯定，敌人有两个新的炮阵地，两辆坦克出现后立即被我炮火摧毁，是王仁先最先报告的，首功应归于他。
5、6、7月，正是酷暑期，当烈日曝晒时，老山地区气温高达四十度，王仁先和他的同伴（不经常也不固定）挤在石缝里，被两面滚热的崖壁夹着，就像烤面包似的。晚上，大雨来时，无遮无拦从顶缝淋在他们头上，在他们石蹬上漫上来，有时他们全身都浸在水槽里，泡醺鱼似的。
参谋长李明书来阵地看过他。他们朝夕相处几年，李参谋长竟然没有立刻认出他来。因为他的眼边烂了，嘴唇肿了，脸皮一块块翻卷下来；一身军装已磨成拖布似的条条。等认出之后，参谋长抱住他哭了，连叫了几声好同志、好同志！但第一句话说的却是：
“王仁先，我命令你立即撤下来！”
“不，我只能留在这，多少做点什么，弥补过失。”
“你已经弥补了，过分了！回去，我们给你请功，为你专门开一个庆功会！”
“等打完仗吧！”
“不，我现在就需要你去参加，其实开什么样的庆功会都不能没你……”
“这儿更离不开，最近敌人有些迹象值得密切注意……”
李参谋长没法说服他，掏出了一瓶虎骨酒来：那就再待几天来吧！支持不住时，你就喝几口，隔几天，我再给你送来。
王仁先这个时候抑制不住感情了，蒙脸蹲在参谋长面前，嚎啕大哭：参谋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同志们，给大家丢脸，关键时刻离开了岗位……
参谋长的眼泪也直往下掉，滴在他紧握的王仁先的手背上：别再提了，我们不是圣贤，谁也免不了什么时候出点岔子。
王仁先送走参谋长后，久久坐在山坡反斜面看着他早已消失的背影。
几天后，就是敌人发动“7.12”大反扑，146高地被敌人炮弹炸成一片火海。王仁先就在这天牺牲了，是一发炮弹落在146山崖上，反弹回来，在光山的绝壁上方爆炸，震落了顶缝一块大石，它正好砸在王仁先头上。
如今，那个光山上一条冲天石壁还在，石缝和三个石蹬也在，都被磨得光溜溜的。
那石壁石缝是对王仁先的永久纪念！

好贴！好文！！！我也顶！！！[em01][em01]

好了，吃完饭，继续！！下面是第五：奉献篇．没有战斗场面，都是说军人家庭的牺牲，望大家喜欢！！

五、奉献篇 读近期报刊上讨论思想工作的文章，我很同意这样一种意见：我们以往过多强调了集体至上，而忽视和否定了个人利益、个人志趣、个人作用等存在的必要性。前者往往是一些领导人不正之风的掩护，后者则无形中成了培养国民无所作为的惰性的温床。
青年们反感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带病坚持工作、父母病危置之不顾、几过家门而不入等类的形象。我能理解。
然而，这个“奉献篇”中，我又描绘、讴歌了这类人物，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战争环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一个人的牺牲、奉献能够换取更多人免于伤亡，且这种换取又出于他个人意志的选择和个人作用的自信，他是不应该与过去文学中捏造的“高大全”形象同日而语的。
“当兵的真不该找老婆” ——朱季历（团政委）
1984年老山作战，我是炮营教导员。
开进途中，部队路过文山。100炮连副指导员杨富华来向我请假：教导员，我回家看看。我问：你家在哪？他指了指：不远……。当时部队只准备在城边兵站吃一顿饭就上车走，我有些不高兴，心里说，不是规定过谁也不许离开么？他又说：我有急事，看一眼就转来，要不了半小时。我看了表：好吧，半小时！
杨富华原是独立师的，刚调来不久，我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话说回来，我了解也只能准他半小时假。
原来杨富华虽非文山人，但是在文山找的对象，爱人是个中学教员。
杨富华一路飞跑回家，邻居老太太说：哎哟，你咋才回来，你爱人正“生”哩，好恼火哟，喊叫了两天两夜啦。
杨富华算计过，爱人预产期已过了十天，原想进门看个是男是女，撂下几句话就走，现在又只好扭头向州医院跑。
杨富华到了爱人床前。据他后来向我描述，……实在惨不忍睹。爱人大概吃了药，正昏迷着，只见她一头乱发被汗水浸透，嘴唇上满是咬伤。病床前的岳母看见了他，狠狠白了他一眼：你还知道回来！
他跑到医院门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筐鸡蛋，提到产房外，把岳母娘拉出来：妈，我……不能久待，我是路过……这就要走……话没说完，一向无重话的老太婆跳起来喊：你走，你走！走了就不要再回来，这儿没你的妻子，也没你的孩子……他说了句：妈，以后你会明白我。真的转身要走。岳母娘身在文山，猜出了他准是要上前面打仗，又一把把他拉进产房：都看到你孩子的脑壳顶了，就是原子弹打来了嘛，你也得等一小会儿呀！
一位老医生见他一身泥尘，一脸汗水，也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归来的丈夫，而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征战者，连忙把他和他岳母请出门外。
他抢先问：医生，大人要紧么？我要大人，不要孩子啦。老医生说：大人孩子都没事，包在我身上啦。你要能等，再有半个小时我看就差不多了。他如实相告：医生，一百多号人在车上等着哩。老医生向他挥挥手：那就去吧，快去！尽管放心好了。又给老太太作工作：他在这儿使不上劲……
杨富华后来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是从来没给谁下过跪的。那回，不知咋啦，我扑通跪下了，哭着说：医生，拜托啦！妈，拜托啦！多多拜托啦！
他一路哭回来，快到连队时，连忙把眼泪擦干。他说：叫战士们看到了，还不知怎么看我这副指导员呢。
后来他和连事务长周邦炳说了，周又告诉了我。还说：教导员，这事你处理不妥，也不问问人家回去啥事。
我专门跑到他连临战训练地，向杨富华道歉。他说，没啥，千军万马的行动总不能等我一个。以后我如活着再弥补，我天天给老婆作饭洗衣服。又说，当兵的，真不该找老婆，我要没结婚，决不找。他笑呵呵的，我的心都热了，眼也湿了。我坦率地说：要是我，我办不到！但对他只说：你的感情经得起一颗原子弹爆炸呵！
战后，他爱人带着孩子来了。我又去向他爱人道歉。他爱人说：“我当时真气昏了，心里想，看我以后还理不理你！”我说：“小杨讲了，他以后天天给你作饭洗衣服弥补。”他爱人说：“要作饭洗衣服的人我找你？”我问：“你看上他什么啦？”她说：“我就看上你们当兵的这个‘傻’劲！”

祭妻的故事 ——王志学（师政委）
老山作战期间，打八里河东山的部队有个炮连，战果很突出，这个连的指导员张国强起了关键作用。他既作政治工作又指挥打炮，只要捕捉到目标，他便能立刻发出口令，第一发不着第二发准着，脑子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个人我特别敬佩，不光是他业务熟，还因我当时了解他心里有着沉重的负担，重到我认为已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他是河南人，1973年入伍，1976年回家结婚，两口子感情很好。他家只有一个70岁的老父，常年卧病，爱人对他老父敬奉照料，无微不至，还包种全家的责任田。到打仗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女孩，一切的家务重担全都压在这个女人肩上了。照他的话说，他娶的是一头“牛”，还是一头又出奶又耕田带拉车的“牛”。
到部队受领老山作战任务时，他突然接到爱人弟弟电报：姐病重…… 他了解家里，不是开玩笑的。他也早有察觉，近几年每回去探亲一次，都发现爱人过一年像老了十年，是劳累垮的。他只能用话安慰她：等我转业回来松你的套,你再咬咬牙吧！开拔前，他向司务长借了两百元钱给爱人电汇去。附言道：暂不能归，望全力治疗。给司务长留下的借条上写着：如我牺牲，请在抚恤金中扣除。
家里收到钱后，又是接连两封电报：姐病危，迟归恐难相见。他知道问题严重了，这才拿着几封电报一块找领导。团里认为情况确实特殊，虽临战训练十分紧张，还是批了他的假。但严格规定，在家只住一星期，不要超假。
连里战士也知道指导员这时回家是万不得已，但临战“失”将。大家都像失了主心骨似的，默默送了他很远很远。“指导员，有啥难处，你打电报回来……”
他搭车到昆明，连夜买了张硬座票回河南。到家一看，爱人已失了人形，一层皮包骨，嘴能动，但声音细微得很难听清楚。那二百元基本没动，还压在她铺席下。三岁的女娃在炕上炕下爬，一团泥球似的……他抱起爱人揣上钱：走，我送你上县城看病去。爱人弟弟来了，把他拉到一边说：没救了，医生说是癌，属晚期了！
一个礼拜，他清理了屋里屋外，给爱人换了铺草，洗了被褥，还买了药品、营养品，一匙匙喂她。爱人虽仍说不出话，但脸上有了笑意。三岁女娃也一身清爽，搂着爸爸又唱又跳……
一眨眼间，六天过去了。他很艰难地向爱人和他弟弟说明，他明天必须启程归队……她弟弟气得两眼圆瞪，两拳紧握。他准备好而且希望着弟弟狠狠捶他一顿，他会连眼也不眨一下承受的，但那小伙子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时，他爱人竟然从炕上爬了起来，喑哑地说：我跟你走，我要……你看着我死……
小舅子没打他，但他的话比他的的拳头还要重：什么上头规定，工作需要，这个那个，无非为的一个——想当官，往上爬，怕给上司落个不好的印象！可你就不怕人没良心，要天打雷轰么？……他一闹，亲友邻居也来了，七嘴八舌：国强呀，人生在世，功名利禄重要，可仁义值千金呀，看看你老婆这样子，你咋忍心说得出一个走字，她可是拿骨髓给你一家当灯油呵……
张国强当众无话可说，也想过再给上级发封续假电报，可又一想：不行呀，连队成分新、干部嫩，好多训练科目只课堂上过了一遍，实地演练还等着他去主持去示范呢。打仗可不是儿戏，炮兵更是开不得玩笑的，一发炮弹出去，打着打不着敌人且不论，万一落在在自己人头上可就是几十几百人的生命大事。这种事几年里还少么？他也想到部队里，家庭出了这样那样特殊情况，不止他一人，可上级还是考虑了他是特殊中的特殊，唯独准了他一人的假，他咋好再特殊呢？
他决定按期归队。夜里，他给爱人说了千万道理，贤良的女人听明白了，点了头。他又抱起女儿，把她吻了个够，泪水糊满了熟睡的孩子一身、然后给爱人弟弟留了个条：好兄弟，原谅我，但愿我还能看到你姐姐，不然我只有祈愿真有来生，让我变牛变马来报答你们……
他提起仅有的牙具袋……但门是锁着的，他只好跳窗逃出。
赶回连队后，立刻投入训练。到4月2日参加对老山炮击作战，半个多月的应急训练，换来了他的连队首战告捷的喜讯。几乎就在上级嘉奖令来到的同时，他收到了家里的电报，他的爱人在他离家的第三天，终恋恋地离开了人世。因电报是寄到部队原驻地后转来的，迟到了二十多天。与电报同时收到的，还有几封信，其中一位同族老辈这样写道：古有陈世美，今有你张国强！陈世美杀妻灭子，千古落骂名，你张国强面临妻子落气拨腿而逃，天理不容……
张国强看着这信和电报，如五雷轰顶，但他不能哭，也不能告诉别人。战斗正紧张激烈，他怕分了同志们的心，怕大家不信任他还能指挥……第二天，他一人跑到一个僻静的山谷里，造了一座坟，采了一大抱花，然后双膝跪地放声号哭：妞她妈，我对不起你呀，我给你叩头，求你原谅！是我、是我一家把你拖死累死的呀，你才二十八岁，你本不该找我呀！……
他的通讯员先看出了他心里有事，偷偷跟在他后面看到了这一切，回来报告了连长，连长又报告了团里，那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正在他团里蹲点。我立即跑去找到张国强，他一五一十给我说了。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说什么也安慰不了他，说什么都表达不了我自己那那如象滚油煎着的心。我说上山吧！他只好跟着我去。
我也采了一抱花，在他妻子“坟”前举起手，久久停在我的军帽沿上。我对他妻子的英灵说：“我们将用胜利来祭奠您！相信吧，有像您丈夫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打好任何一仗！

山骆驼——老山背工
——朱季历（团政委）
我们炮营高机连在老山，八里河东山作战期间担任前送后运任务。三个月内，每人平均行程四千公里，运送物资一万余公斤。
送上阵地的熟食是他们作的，但自己吃不上，因为来不及作，也来不及吃，几乎全啃干粮。
他们没有白天黑夜，哪儿有枪声哪儿就有他们的任务。
一次他们去662.6高地送熟食。路不熟，只凭一张地图，走错了，天也黑下来，转来转去找不到方向。带队的二排长李黎是军校刚毕业的，叫大家先休息，他从地物地貌判断出方向后，叫大家排队，说：我第一，党员在前，大家跟上！那路上说不清哪有雷场。
他们终于到达。部了一句：是不是XXX团？对方答应一声是，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是累的，也是饿的。但背囊里的食物没动。
李黎是连水人，干部家庭出身，高中毕业考入军校，刚分下来就当军工。这个21岁的“士官生”不是很壮实，按他的家境，学生时期如不算很娇贵也不会干什么重活。人们都估计他会受不了，但他一直干了三个月，每次背一百二十斤，爬大山，尼龙背带背断了十几根。直到他病倒为止。
是什么病呢？开始他自感胸口不适，后来吃东西也觉得食道梗阻，呕吐。到医院检查，医生问：你的胸部是不是在哪受过撞伤或挤压？诊断结果是胸骨弯曲变形。
当医生了解到他的经历和三个月来的劳动情况时，一个个感动得直摇头：怎么苦到这种程度，不可想象！医生又对他的连队干部说：他本人一直不说，这更了不起！至少在最近一个月内，他每背一百斤的东西，需要有背起二百斤的忍耐力！
医生用夹板将他的胸骨压平、矫正、扎紧，又用了三个月才使他弯曲的胸骨复原。
还有个彭坤彬，也是这个连的一个班长。他最能吃苦，别人扛一箱他扛两箱，大家叫他“老工人”。
我们团打那拉口子，打八里河东山，运送任务很紧张，军工，民工都累得歇下来便能睡过去。彭坤彬最能睡，鼾也打得最响，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干部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会跳起来问：“有事？”你还没说话，他就说：我去！
有一天晚上，他们连每个班都跑了三趟了，山上又来了电话：又有两个伤员…… 我放下电话。彭坤彬已站我我面前。这时他颈背上已长了一个大包，是驮包磨破感染了的。我不好意思再叫他去，就说：没事，你吃罐头吧！他接过罐头，刚打开，瞅着了。我带了营部几个人上山抬伤员，刚出门，彭坤彬却带了他班上的战士来了，笑嘻嘻抢到我们前面……
后来诊断出，小彭背上的大包不全是外伤感染，也有个颈脊椎骨错位的问题。
他初中毕业，文化低一点，上学考不上，提干也就没门。战后叫他走，他要求再干一年。他说：“教导员，都走了，再打仗没人认识路呀！”
我说：“你留下，不好办呀，提不了官呀。”我爱和他开玩笑。
他说：“你放心，我自知不是那材料，不图个啥。”
他又留了一年多。
他走时，我看着他那累变了形的脊梁（他的内外伤是治好了），心里真过意不去。
我说：“彭坤彬，真委屈你了！”
他说：“教导员，我嘴上说不出，心里可懂，部队教给我的东西，我一辈子忘不了，用不完！”
论吃苦，没人可比，论能力，他比当时有些连的干部还强，尤其能团结人。我老想，这样的战士为什么留不下呢？文化重要，但当真它就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么？
最近北京一个慰问团，唱了一道歌，叫山骆驼，是写给老山军工、民工的。我听时，眼泪止不住往外涌，心里想着李黎、彭坤彬，我们高机连的干部战士们……

最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弹库兵
——邱水兵（后勤分部宣传科长）
如果你未能看到过战场上炮火交飞的实景，你就去看看我们的弹药仓库吧。我们分部有几个这样的弹药仓库，离前线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不等，无论你看哪一个，地面的、山洞里的库房都是弹药箱垒起来的长城，把这长城的夹壁缝都走完，你大概会感到腰酸腿疼了。当你了解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能把你走过的“长城”在一天内倾泄到敌人阵地上去时，你就能想象得出战争是怎么个情景了。
记者、作家们写过各个兵种，各样血与火的战阵，但很少提到我们弹库兵，怕连知都不知道。
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后勤兵是真正的八年抗战，其中又数弹库兵苦累。不说过节假日，八年来的九个除夕夜，我们几个弹库都是在紧张的装卸劳动中度过的。
1984年老山作战期间，我们的弹库前场景更是壮观。后运前送的汽车在各库房两面公路上扯起几公里的长龙，日夜马达轰鸣，尘埃蔽日遮天。有时前线一小时三次电话，跟车来护运炮弹的人把办公室、过道都住满了。除了我们自己几个团的汽车出动外，还有滇南几个地州市的汽车支援。那时各弹库一点机械化都没搞起来，全是肩扛手搬，在装卸劳动量剧增的情况下，分部、兵站、库房的领导、机关干部都上阵了，医务站、通讯站的女兵也参加了。“7.12“大战前后，我们分部全体干部五天五夜没有离开过装卸场，每个装卸组8人，要求五分钟装（卸）完一车，每车都在五吨上下。
每个人都象马拉松运动员，每个人都汗流如洗，每个人的衣衫都被木箱磨破了，手、肩、胸前都有被角铁划破的口子。歇息、睡眠只能在一车开出，另一车回倒的瞬间。不知有多少人累昏倒过，被木箱砸伤过。
装卸场上，人踏车滚，扬起的尘埃象大雾，尘雾沾在人们的汗脸上，便每张脸都成了一口带窟窿的黑锅。有的人被呛得咯血。
女兵们开始格格笑，后来笑不出来了，没劲了。
地方司机看着这场景感动不已。有人问：“怎么就不弄几台装卸机呢？”“老师傅，事先没想到，等想到了没功夫了！”
我们统计过，那几天我们每个人平均超正常劳动量的8倍。最多有超出20多倍的。真正的马拉松运动员来，他也不一定受得了，顶得下了。
车辆调度员石远义，连续几昼夜不停地跑前跑后，指挥车辆进出，后来他累倒了，别人抱起他，摇醒他后，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他的嗓子不但早哑了，而且是破伤了，到这会儿一嘴的燎泡一嘴的血。
班长时进，在现场昏倒，医生抢救过来后，先是神经衰弱，什么药也不能使他入睡，后来精神失常。
那时，现场没有什么鼓动、评比竞赛那一套。大家都自觉，只要有口气就不会停下，累昏的人，你拉他抬他也不下来。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前线。这些运炮弹的车辆都是从前面运下伤员的，车厢板上有血迹，四角能见到凝结的血块，以及未清扫干净的染血的草、绷带……
这些都无声地告诉了我们弹库兵，前方比我们更苦累，更艰险，时刻都在流血牺牲！还有司机们不时带回的胜利消息，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鼓舞，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无疑，我们手中送出的每一发、每一箱炮弹都将使前线减少流血伤亡，增添一份力量，赢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再加上各级领导都在现场和大家同样劳动，也是一种鼓动，再不需要谁去高呼口号了。
有个年轻的地方司机问我们一个战士：“你们装一车多少钱？”一个老司机又反过来问道：“叫你干，你要多少钱？”年轻司机说：“像他们这个干法，给多少钱我也不干，受不了。”老司机说：“对了，抱金砖也换不来他们这股拼命劲！”这是对我们最公正最崇高的评价。
这是最紧张的时期，平常呢？也不轻松。你去看看弹库兵的宿舍就知道了，屋子里长着草。这是因为来送弹运弹不定时，不分昼夜，它来了你就得卸，所以弹库兵吃住都在库房，没功夫回宿舍。常常，放电影没人看，炊事班把饭送到装卸场，中午的饭放到晚上还没人动过。
弹库人员的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事故，防差错方面。得派人日夜警卫巡逻，半点疏忽麻痹不得。道理很简单，万一出个什么事，方圆几十里都得+天翻地覆。还有，同样的弹种，生产的工厂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批次不一样，再忙再乱，也不能有一箱炮弹串堆，不能混装。有一箱化验弹，混在上千吨的弹药中去了，这是事后才从发货单位的调拨书上发现的。这箱炮弹由于药量已抽掉一半，如运上前线，打出去必是近弹，有可能伤了我们自己的人，可了不得。分部和兵站领导闻讯后连夜赶到现场，带领大家翻堆。十一个人翻了三天三夜，终于从成万箱的炮弹中把这箱有白漆标记的化验弹长到了，大家很高兴，又唱又跳的。还有几次，炮弹发出去了，发现装药号数有混杂现象，立刻又派人追到前面去堵车，堵不住则一直追到前线。虽然弹箱上都有装药记号，但我们还是要通知到用弹的炮位才放心。
我们弹库人员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更不为人知晓的还不在他们付出的血汗上，所有弹库都在大山沟里，远离城镇与人烟稠密地区，长年累月在那里工作的人，劳累枯躁不说，没结婚的干部找对象难，结了婚的家属安排工作难，孩子上学难。干部不安心，年年都在叫唤：不是亏了我一个，是亏了我一家！也确实如此，希望上级认真研究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有这么一个小兵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84年打老山前，我负责带团侦察队，执行出境侦察捕俘任务。
从步兵团调来个新兵给我当通讯员。他个子小小的，脸白白的，不说话也笑眯眯的，还露着个小虎牙。本来我不会收他的，营里说给我挑来的是个最好的兵，我才把他留下了。
来时，我问过他的姓名，还问过他：“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他说：“报告首长，知道！一步不拉跟着你，随时准备用生命保护你。”
我说：“保护我倒不必，最重要的是把通信任务完成好，要记住路，到过一趟第二回就能把命令传达到，能作到吗？”
他露出虎牙一笑：“这太简单了！”
第二天，春节大年除夕，驻地附近虽然老乡不多了，但还是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我们放出的侦察小组到傍晚还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到半道上去迎接。
从指挥组到国境线几百公尺，一会就到了，但不见侦察组的影。我对那一带地形很熟，哪个草丛里能钻过去，哪儿可能有雷场，哪儿可能有敌人特工队来，我都摸熟了，还作了记号。国为心里着急，我决心再摸出国境线去看看。便对他说：“小鬼，踩着我的脚印走，别出声！”他回答了一句：“没问题！”
我们下一条沟又翻上一座陡崖，来到了一个密林里。这是我们侦察队的一个会合点，但林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种什么鸟兽的怪叫声，很吓人的。
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其实没有路，也不能叫路口，只是我们侦察队规定的一个会合点，还是不见侦察组。我决定让小通讯员在这儿等，自己再前去到山顶上看看。他以为我是照顾他，让他歇着，高低不干。我如实说，怕的是侦察组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他才欣然同意。怕地下潮，也怕野物伤着他，我把他举到枝桠密茂的树杈上坐起，还叮嘱他：“千万别睡着了栽下来，我至多一小时就返回。”
我在山顶上迎着了侦察组，因为要和友邻侦察队交流汇集情况，我们便顺着另一条路回到境内，又急于向上级联络报告，我就把留在林子里的小通讯员忘在了脑后。直到我忙完了，一身酸软地躺到了床上时，才看到我对面的小铺空空的，我大叫一声：哎哟，我的小鬼！
我带着几个人没命地往山上跑。
从境内驻地到那座林子，直线距离不过两千公尺，因是丛林峡谷地，平时走，最快的速度得一个半小时，这次，我一个小时最先跑到了。累得我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通身就象水池里刚捞上来。
我一直跑到那棵树前，喊着：小鬼，小鬼！
没有应声，我的心正往下沉，却听到了那树杈上一声哭，开始是抽抽嗒嗒的，越哭越大声越凄厉。
我举起双手接他时，不断声问：“咋啦，咋啦？”
他还是哭，哭得一身颤巍巍的。我接他下树时，发觉他的裤裆是湿的！
他抬起泪眼问：“他们呢？”
这时跟我来的几个侦察兵跑拢了，我愧疚地对他说：“我从另一条路把他们接回去了，因为要交流情报，我……”
他抱住我的腰：“唉哟，我以为出事了……”
路上，我问他：“怕吗？”
他点点头：“怕！怕得很！”
“那你为啥不自己回去？不识路？”
“不是你说了的，一定要等你回来？”
多好的战士，我简直找不出话了。
从我留他在林子里到接他回来，他独自在那里待了六七个小时。
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团圆饭时一定多么想他，如果知道我这个“首长”这么对待他们才离家两三个月的小儿子，还不知该怎么哩。

他的妹妹被拐走了……
——吴道文（组织干事） 者阴山战斗中，我在二连当指导员。
我连战士韦兴林，贵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这年底，他接到家里的信，十六岁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亲气病，要他赶快回去处理。他拿着信找我：指导员，我得走，回去找妹妹。当时我们已接到战备命令，但还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请示请示再说吧！”他说：“你请示吧，准不准我也得走，枪毙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请示上级，怕强留下他出问题，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给他作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办。又叫他班长给他买了票，送他到车站。
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
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
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呕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
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
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
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

战地一百天
——赵子恩（通讯营长）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
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
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作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
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作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长和我们一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山。经过第一个城镇，团长说：该我们好好吃一顿啦！大家都没带钱和粮票——阵地上用不上这。团长说：阵地上可以伸手，这个地方可不能丢人。有个人身上终于找出了半斤粮票，换了五条黄瓜。团长不让吃，喊开车！车到无人处，他又喊：“停！吃黄瓜！”一人一条黄瓜，吃得口水直流。
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没有了，可现在回味起来又感到甜滋滋的。

地医院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彝族） 攻老山，我们师医院所在地离老山主峰平面距离四千公尺。
开始炮击时，我们还涌到帐篷外面看炮火，像看节日焰火，觉得多好玩的。
炮击结束两小时后，第一个伤员下来了，他是触雷负伤，两腿都没有了，第一个要求是要烟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们几位小姑娘见了就打抖，神色都变了，但喊献血时，立刻撸起袖管来，三个姑娘，一个通讯员的血流进了这伤员的躯体，但还是没把他抢救过来。
到下午二时，伤员像流水一样下来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原来准备了5个手术台，临时改为9个。这次战斗所有伤员都经过我们那里，一个不漏，能后送的才后送，估计送不到后面医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抢救。
每个伤员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体，从头到脚都糊满了泥浆。大多数人身上还绑着子弹带，腿上绑腿也在，但解不下来，只能剪开。全是被他们的汗水、血水、泥浆沾得紧绷绷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临战训练以来就没有解过绑腿，没洗过脸，理发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发胡子一般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这一百多天一会雨里泡着，一会烈日曝晒！我有个录像，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怕把人吓着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这一仗写下来，你这个作家可就欠了我们战士一笔大帐呵！
我们作手术的洞子里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块油毛毡遮漏，没有呀，地面被伤员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铺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车辆要前运后送伤员，来不及搞别的呵。锯下来的断肢残臂，一桶桶往外抬呀！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
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
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
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建设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
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
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他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
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
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
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捌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作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我到师部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我爱人一听见我的声音，就哭开了：“你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吗？”我说：“你先别忙哭，也别忙问我，我很好。你赶快去某某单位找某人——老袁的未婚妻，赶快叫她写封信来安慰安慰老袁，要吹，也得等以后再说，请她看在我们打老山部队的面子上，无论如何也得这么作……”女方听了我爱人的转达，立刻捎了两条云烟，捎了个字条来，老袁好高兴，打开烟分送全院的人抽。后来他们好了，结了婚，夫妻很和美。
医院最苦最凶险的还是负责前接后送的同志，没有一次不挨炮。马伟，耳鼓膜震破；王保林，五次被埋在炮弹炸塌的猫耳洞里；卫生教导队多人受伤，队长郑继坤也作了；刘树林听到伤员在林子里哼，他去救，伤员喊：“不要来，地雷多得很！”他还是不顾一切冲过去，刚背上伤员，敌炮打来，他用身体掩护伤员。我的通讯员小古，头天献血，第二天去前接伤员，眼一黑，从桥上栽下去，腿骨折断。最突出的是胡龙泉，他送一个受伤的副指导员，遇敌炮击，炸断的一棵树倒在路上，车过不去了。这伤员下颏打穿，气管切开，万分危急。胡龙泉叫车开到一个隐蔽地，用嘴吸出伤员堵住气管的痰，把他抢救过来。
前接后送中，我们没有一名伤员中途死亡。危重伤员在我们医院死亡率只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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