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孙家洲　刊发时间：2010-05-05 　光明日报 　　

演讲人：孙家洲　　　演讲地点：宁波市图书馆 主持人开场语 　　在中国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几个被称作“ 盛世”的历史时期，比如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 　　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些“盛世”也有共同的特征：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这些“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这次光明讲坛刊登孙家洲先生的演讲，看看他是如何审视汉武盛世的。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思想文化史。主要著述有：《韩信评传》、《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秦汉卷》、《史说心语》、《秦汉法律文化研究》、《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等。已经发表史学论文七十余篇。曾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

　　大家好！在这里我想将自己研究历史的一点心得和大家一起分享。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在位时间一共是54年，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对他有各种评价。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毛主席《沁园春》词里的一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了。这个评价固然带有遗憾的口吻，但毛主席是在纵横百代的背景下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够进入他评论范围之内的,都是历史上的雄杰人物。这里我想列举几位历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概括汉武帝的事迹用了“内修法度，外攘夷狄”这八个字，即对内建立了有关治国的制度与方略，这是汉武帝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对外用战争的手段开疆拓土，汉武帝时期奠定了中华帝国版图的主体部分。 　　《汉书》的作者班固曾经比较了西汉的几个皇帝，他说汉高祖刘邦是“拨乱世反之正”，也就是结束战乱，重建一统；说汉文帝和汉景帝（也就是汉武帝的祖父与父亲）是“务在养民”，就是“与民休养生息”，让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与发展；而说汉武帝则用了“雄才大略”这四个字。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增佑先生说，“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他还说，历史上有的皇帝是一代之帝王，比如汉高祖刘邦；有的皇帝是百代之帝王，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所谓百代之帝王是说他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的朝代结束而结束，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延续到此后很多代。汉武帝的历史影响，2000多年依然在方方面面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汉武帝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人物。 　　汉武帝即位后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所有遗产，并选择了推行改革，希望为后世开创出长期沿用的治国制度 　　汉武帝即位的时候，汉朝已经建立了60多年，经过汉文帝与汉景帝的苦心经营，西汉前期的政权稳定下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文景之治”。应该说汉武帝即位的时候继承了“文景之治”给他的所有社会遗产——有的是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前提与保证，有的则是有待突破和开拓的。 　　我先说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对他有利的一面。 　　第一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与发展，国家和民间的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积聚和提升。汉朝立国之初，经过多年战乱，经济很困难。司马迁记载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贵为天子也没有办法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驾车，而大臣们甚至找不到马匹，要乘牛车出行。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全国的经济形势好多了。司马迁同样记载说“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就是国库里面的钱因为长期没有动用，所以拴钱的绳子都腐烂了，要想清点一下国库里有多少钱，居然数不清。而国库中的粮食，多到了“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也就是说每年都有新的粮食入库，而旧的粮食没有动用，所以粮食都烂在仓库里不能吃了。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家，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两项指标：一个是国库中钱积累多少，再一个就是粮食积累多少。显然，这个时期西汉王朝是较为富裕的，而且这个时期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时民间聚会，人们骑着的马匹一定是公马，如果谁去参加聚会骑的是母马就会感觉没面子。这与西汉初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第二是当时的社会比较稳定，政治比较清明，西汉政权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西汉立国以后，统治者非常注意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减轻赋税，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另外在法律制度上陆续地做了许多改革，重点是废除了几个最不得人心的法律，比如说挟书律、诽谤罪、妖言令等等。这使得民间与官府的沟通进入了一个良性的状态，老百姓对官府是从心底拥护的。有这样一个记载，说当时皇帝有诏书要对百姓公布（诏书是由地方官来负责公布的），老百姓听说后扶老携幼，甚至不顾身体残疾行动不便，赶到现场去听地方官员传达皇帝的“德音”。由此可见百姓对这个政权真的是衷心拥戴。 　　那么，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又面临着文景之治遗留的哪些问题呢？概括地说，就是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对内和对外都呈现出一种弱势的姿态。对内控制力弱，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达官贵人僭越制度，有的诸侯王竟然敢僭越使用皇帝的礼仪规程，生活的腐化也开始流露出来；再一个就是地方豪强、游侠横行，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控制他们。对外控制力弱，特别表现在与匈奴的关系上，这时候还是受到来自匈奴的军事侵略以及政治挑衅。当然，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开始，汉朝就想用战争的手段解决来自北方匈奴的军事威胁，但是失败了，所以此后汉朝的统治者不得不为了边境的大致安宁，而采取和亲政策.其实所谓的和亲就是不定期地给匈奴送上大批彩礼，赎买和平。可即便是这样，双方还经常有形势紧张的时候。 　　这是汉武帝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针对这样的形势，作为一个新的当政者，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统治方略呢？是继续延用以前的政策，还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个时候，真正有远见卓识的人都意识到应该推行改革。最早明确对汉武帝提出推行改革的是西汉思想家、儒学宗师董仲舒。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一封对策中，他提到“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用现代汉语来说，最贴切的对应词就是改革。董仲舒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形势需要改革的时候却不改革，这样即便是有英明的人在位，这个国家也治理不好。所以汉朝从得天下以来一直就想要把天下治理好，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治理好，原因就在于应该改革的时候却没有改革。董仲舒作为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政论家,他给汉武帝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实际上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发出了一个时代的呼吁，那就是形势发展到现在，必须要改革，改革才能真正把这个国家建设好。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面对必须承担的历史难题，他是有足够的承载力量的。到了晚年，汉武帝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讲到了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改革之举。他以回顾和总结的口吻讲到即位之初面对的选择：“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他说汉朝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处在草创阶段，再加上周边有外敌的军事威胁，如果我不改变一些做法，后世子孙要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度。由此可见，在汉武帝心目中，祖父汉文帝和父亲汉景帝所作出的功业都不是根本大业，都是在紧急状态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他给自己定的历史使命，是要为后世子孙创造出一套可以长期沿用的治国制度。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后，汉朝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汉武帝既然意识到必须厉行改革，那么他就要从各个方面来推行一套新的制度。以下我从几个方面来讲汉武帝励精图治的改革措施。 陕西兴平茂陵——汉武帝刘彻墓 尊崇儒术，确立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 　　首先是尊崇儒术，确立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有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中国的文化统一完成于汉武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汉武帝之前，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是没有形成一个举国上下共同认可的文化体系。汉武帝推行尊崇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作为全国上下共同遵守的一种价值体系，甚至作为国家统治者制定方针大略的基本依据，因此才说中国的文化统一开始于汉武帝。 　　那么汉武帝用什么方法推崇儒家学说？秦始皇曾经用焚书坑儒等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法家思想，最终却失败了，并没有把大家的思想真正统一起来。汉武帝在这一点上远比秦始皇高明。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设置了一个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面讲课的老师当时称之为博士官。博士官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的博士官并非只有精通儒术的人来充任。可在汉武帝时代，太学里面所设置的博士官清一色选择了儒家的经师——精通“五经”的学者才被选择来做太学的教师。太学里面唯一被批准使用的官方教材是儒家的经典。太学生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在学校里面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都有一次考试，只要其中有一部经典的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做官，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留在皇帝身边，做皇帝的亲信、随从，当时称之为郎官。郎官尽管级别不高，可是能接近皇帝，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从而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在汉武帝这样的经营之下，尽管并没有明确规定说大家不允许读其他学派的学问，可实际情况是读其他学派的学术，学得再好你也没有施展才干的地方，所以这种方式让社会上有志于进取的青年学者都去学习儒家经典。历史有这样的记载，后来成为丞相的公孙弘，四十岁之前学的都是杂家之学，后来他意识到学杂家之学当不了大官，就改学儒术，果然就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干，后来他成为白衣卿相的代表人物。 　　对于已经身在官场里面的人，汉武帝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学儒学呢？以前朝议的时候，其他各家学术观点，甚至包括民间俗语都可以作为官员议论的依据，而汉武帝尊崇儒术之后，限定官员只能用儒家的经典作为回答问题的依据。这样一来，在官场里给儒学确立了一个特殊的尊崇地位，于是导致一部分已经身在官场里面的人，即便原来并没有真正学懂儒术，但为了取得一个发言的权利，也必须要学儒家的经典。汉武帝为了尊崇儒家学说的地位，还有意无意地把儒学经典赋予一种法律地位，甚至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让儒家的经典拥有超越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地位。 　　我举一个复仇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知道，儒学里有一个公羊学派，特别重视血缘和伦理关系，所以对复仇给予了足够的肯定，像“君子复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都是公羊学派著名的论点。因为汉武帝尊崇儒术，包括复仇理论在内的公羊学派的这些观点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以抽象的方式，把有关个案汇总为一个“典型案例”，让大家看一下汉代尊崇儒家经典到了一种什么程度：有一个人，为报父仇杀了人，他到官府去自首。负责的官员说，你为报父仇杀人，是孝子，不能用国家法律来惩办你。这个人却说，我作为儿子复仇没问题，可作为一个臣民杀人就触犯了国法，哪能不惩办呢？于是这个官员向上级报告，说这个案子惩办就伤害了孝子，不惩办就有亏国法，我只能辞职。这个案子报到朝廷，朝廷裁定杀人的是孝子，不应该受到惩办，那个官员为了保证国法的尊严而辞职，也是好官，要再回来做官。其实官员们一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官场游戏，其精神是要尊崇儒家的复仇伦理之说。这让大家意识到，在特殊情况之下，做事可以不符合国法，但是不可以违背儒家经典。 　　当然，对汉武帝的尊崇儒术我们还得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为儒学宗师的董仲舒有着强烈的儒家情结，所以他在上书要求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时候说过，凡是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学问都要由朝廷出面给以取缔。而汉武帝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只要对统治有利的学问就拿来为我所用，不太可能完全地、真正地只使用一门学问作为治国的方略。汉武帝本人一方面在很多场合标榜、宣传国家是在倡导儒术的，但同时对于儒术之外的其他学问，他也在兼用。比如汉武帝时期张汤、桑弘羊这些著名的大臣，都是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并不是儒家阵营的人。不仅汉武帝如此，就是汉武帝所确立的国家基本统治方略，其真正的奥妙，通过汉宣帝的一句话就表现得清清楚楚：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是一个真正喜欢儒家学术的人，他见到自己的父亲对儒家学术不太尊重，就提了些建议，结果汉宣帝很恼火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个王道指的就是儒家学术的体系，而霸道的所指和内涵非常清楚，就是法家的“治国之术”。汉宣帝的话使我们意识到，朝廷表面上尊崇儒术，实际上依然暗用法家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这是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惯常的一种统治方略。

记录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汉代画像砖

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孙家洲　刊发时间：2010-05-05 　光明日报 　　

演讲人：孙家洲　　　演讲地点：宁波市图书馆 主持人开场语 　　在中国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几个被称作“
盛世”的历史时期，比如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 　　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些“盛世”也有共同的特征：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这些“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这次光明讲坛刊登孙家洲先生的演讲，看看他是如何审视汉武盛世的。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思想文化史。主要著述有：《韩信评传》、《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插图本中国古代思想史·秦汉卷》、《史说心语》、《秦汉法律文化研究》、《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本》等。已经发表史学论文七十余篇。曾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号。

　　大家好！在这里我想将自己研究历史的一点心得和大家一起分享。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在位时间一共是54年，在他去世之后，人们对他有各种评价。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毛主席《沁园春》词里的一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了。这个评价固然带有遗憾的口吻，但毛主席是在纵横百代的背景下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够进入他评论范围之内的,都是历史上的雄杰人物。这里我想列举几位历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概括汉武帝的事迹用了“内修法度，外攘夷狄”这八个字，即对内建立了有关治国的制度与方略，这是汉武帝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对外用战争的手段开疆拓土，汉武帝时期奠定了中华帝国版图的主体部分。 　　《汉书》的作者班固曾经比较了西汉的几个皇帝，他说汉高祖刘邦是“拨乱世反之正”，也就是结束战乱，重建一统；说汉文帝和汉景帝（也就是汉武帝的祖父与父亲）是“务在养民”，就是“与民休养生息”，让社会经济迅速得以恢复与发展；而说汉武帝则用了“雄才大略”这四个字。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夏增佑先生说，“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他还说，历史上有的皇帝是一代之帝王，比如汉高祖刘邦；有的皇帝是百代之帝王，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所谓百代之帝王是说他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影响并没有因为他的朝代结束而结束，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延续到此后很多代。汉武帝的历史影响，2000多年依然在方方面面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汉武帝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人物。 　　汉武帝即位后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所有遗产，并选择了推行改革，希望为后世开创出长期沿用的治国制度 　　汉武帝即位的时候，汉朝已经建立了60多年，经过汉文帝与汉景帝的苦心经营，西汉前期的政权稳定下来，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文景之治”。应该说汉武帝即位的时候继承了“文景之治”给他的所有社会遗产——有的是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前提与保证，有的则是有待突破和开拓的。 　　我先说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对他有利的一面。 　　第一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与发展，国家和民间的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积聚和提升。汉朝立国之初，经过多年战乱，经济很困难。司马迁记载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贵为天子也没有办法配齐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驾车，而大臣们甚至找不到马匹，要乘牛车出行。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全国的经济形势好多了。司马迁同样记载说“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就是国库里面的钱因为长期没有动用，所以拴钱的绳子都腐烂了，要想清点一下国库里有多少钱，居然数不清。而国库中的粮食，多到了“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地步，也就是说每年都有新的粮食入库，而旧的粮食没有动用，所以粮食都烂在仓库里不能吃了。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家，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两项指标：一个是国库中钱积累多少，再一个就是粮食积累多少。显然，这个时期西汉王朝是较为富裕的，而且这个时期老百姓的生活也富裕了。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时民间聚会，人们骑着的马匹一定是公马，如果谁去参加聚会骑的是母马就会感觉没面子。这与西汉初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第二是当时的社会比较稳定，政治比较清明，西汉政权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西汉立国以后，统治者非常注意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减轻赋税，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另外在法律制度上陆续地做了许多改革，重点是废除了几个最不得人心的法律，比如说挟书律、诽谤罪、妖言令等等。这使得民间与官府的沟通进入了一个良性的状态，老百姓对官府是从心底拥护的。有这样一个记载，说当时皇帝有诏书要对百姓公布（诏书是由地方官来负责公布的），老百姓听说后扶老携幼，甚至不顾身体残疾行动不便，赶到现场去听地方官员传达皇帝的“德音”。由此可见百姓对这个政权真的是衷心拥戴。 　　那么，汉武帝即位的时候又面临着文景之治遗留的哪些问题呢？概括地说，就是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对内和对外都呈现出一种弱势的姿态。对内控制力弱，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达官贵人僭越制度，有的诸侯王竟然敢僭越使用皇帝的礼仪规程，生活的腐化也开始流露出来；再一个就是地方豪强、游侠横行，政府不能有效地管理控制他们。对外控制力弱，特别表现在与匈奴的关系上，这时候还是受到来自匈奴的军事侵略以及政治挑衅。当然，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开始，汉朝就想用战争的手段解决来自北方匈奴的军事威胁，但是失败了，所以此后汉朝的统治者不得不为了边境的大致安宁，而采取和亲政策.其实所谓的和亲就是不定期地给匈奴送上大批彩礼，赎买和平。可即便是这样，双方还经常有形势紧张的时候。 　　这是汉武帝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针对这样的形势，作为一个新的当政者，应该如何确定自己的统治方略呢？是继续延用以前的政策，还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个时候，真正有远见卓识的人都意识到应该推行改革。最早明确对汉武帝提出推行改革的是西汉思想家、儒学宗师董仲舒。在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一封对策中，他提到“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用现代汉语来说，最贴切的对应词就是改革。董仲舒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形势需要改革的时候却不改革，这样即便是有英明的人在位，这个国家也治理不好。所以汉朝从得天下以来一直就想要把天下治理好，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治理好，原因就在于应该改革的时候却没有改革。董仲舒作为一个思想家、作为一个政论家,他给汉武帝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实际上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发出了一个时代的呼吁，那就是形势发展到现在，必须要改革，改革才能真正把这个国家建设好。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面对必须承担的历史难题，他是有足够的承载力量的。到了晚年，汉武帝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讲到了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改革之举。他以回顾和总结的口吻讲到即位之初面对的选择：“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他说汉朝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处在草创阶段，再加上周边有外敌的军事威胁，如果我不改变一些做法，后世子孙要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度。由此可见，在汉武帝心目中，祖父汉文帝和父亲汉景帝所作出的功业都不是根本大业，都是在紧急状态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他给自己定的历史使命，是要为后世子孙创造出一套可以长期沿用的治国制度。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后，汉朝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汉武帝既然意识到必须厉行改革，那么他就要从各个方面来推行一套新的制度。以下我从几个方面来讲汉武帝励精图治的改革措施。 陕西兴平茂陵——汉武帝刘彻墓 尊崇儒术，确立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 　　首先是尊崇儒术，确立国家的主导统治思想。有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中国的文化统一完成于汉武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汉武帝之前，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是没有形成一个举国上下共同认可的文化体系。汉武帝推行尊崇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作为全国上下共同遵守的一种价值体系，甚至作为国家统治者制定方针大略的基本依据，因此才说中国的文化统一开始于汉武帝。 　　那么汉武帝用什么方法推崇儒家学说？秦始皇曾经用焚书坑儒等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法家思想，最终却失败了，并没有把大家的思想真正统一起来。汉武帝在这一点上远比秦始皇高明。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建议，设置了一个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在太学里面讲课的老师当时称之为博士官。博士官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的博士官并非只有精通儒术的人来充任。可在汉武帝时代，太学里面所设置的博士官清一色选择了儒家的经师——精通“五经”的学者才被选择来做太学的教师。太学里面唯一被批准使用的官方教材是儒家的经典。太学生从全国各地精选而来，在学校里面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学教育，每年都有一次考试，只要其中有一部经典的考试合格了，就可以出去做官，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以留在皇帝身边，做皇帝的亲信、随从，当时称之为郎官。郎官尽管级别不高，可是能接近皇帝，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从而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在汉武帝这样的经营之下，尽管并没有明确规定说大家不允许读其他学派的学问，可实际情况是读其他学派的学术，学得再好你也没有施展才干的地方，所以这种方式让社会上有志于进取的青年学者都去学习儒家经典。历史有这样的记载，后来成为丞相的公孙弘，四十岁之前学的都是杂家之学，后来他意识到学杂家之学当不了大官，就改学儒术，果然就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干，后来他成为白衣卿相的代表人物。 　　对于已经身在官场里面的人，汉武帝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学儒学呢？以前朝议的时候，其他各家学术观点，甚至包括民间俗语都可以作为官员议论的依据，而汉武帝尊崇儒术之后，限定官员只能用儒家的经典作为回答问题的依据。这样一来，在官场里给儒学确立了一个特殊的尊崇地位，于是导致一部分已经身在官场里面的人，即便原来并没有真正学懂儒术，但为了取得一个发言的权利，也必须要学儒家的经典。汉武帝为了尊崇儒家学说的地位，还有意无意地把儒学经典赋予一种法律地位，甚至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让儒家的经典拥有超越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地位。 　　我举一个复仇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知道，儒学里有一个公羊学派，特别重视血缘和伦理关系，所以对复仇给予了足够的肯定，像“君子复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都是公羊学派著名的论点。因为汉武帝尊崇儒术，包括复仇理论在内的公羊学派的这些观点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以抽象的方式，把有关个案汇总为一个“典型案例”，让大家看一下汉代尊崇儒家经典到了一种什么程度：有一个人，为报父仇杀了人，他到官府去自首。负责的官员说，你为报父仇杀人，是孝子，不能用国家法律来惩办你。这个人却说，我作为儿子复仇没问题，可作为一个臣民杀人就触犯了国法，哪能不惩办呢？于是这个官员向上级报告，说这个案子惩办就伤害了孝子，不惩办就有亏国法，我只能辞职。这个案子报到朝廷，朝廷裁定杀人的是孝子，不应该受到惩办，那个官员为了保证国法的尊严而辞职，也是好官，要再回来做官。其实官员们一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官场游戏，其精神是要尊崇儒家的复仇伦理之说。这让大家意识到，在特殊情况之下，做事可以不符合国法，但是不可以违背儒家经典。 　　当然，对汉武帝的尊崇儒术我们还得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为儒学宗师的董仲舒有着强烈的儒家情结，所以他在上书要求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时候说过，凡是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学问都要由朝廷出面给以取缔。而汉武帝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只要对统治有利的学问就拿来为我所用，不太可能完全地、真正地只使用一门学问作为治国的方略。汉武帝本人一方面在很多场合标榜、宣传国家是在倡导儒术的，但同时对于儒术之外的其他学问，他也在兼用。比如汉武帝时期张汤、桑弘羊这些著名的大臣，都是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并不是儒家阵营的人。不仅汉武帝如此，就是汉武帝所确立的国家基本统治方略，其真正的奥妙，通过汉宣帝的一句话就表现得清清楚楚：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是一个真正喜欢儒家学术的人，他见到自己的父亲对儒家学术不太尊重，就提了些建议，结果汉宣帝很恼火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个王道指的就是儒家学术的体系，而霸道的所指和内涵非常清楚，就是法家的“治国之术”。汉宣帝的话使我们意识到，朝廷表面上尊崇儒术，实际上依然暗用法家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这是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惯常的一种统治方略。

记录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汉代画像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