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与海瑞 谁为头牌清官？

古代清官说少不少，说多不多，魏征、狄仁杰、寇准、况钟、徐九经、于谦、于成龙、林则徐......尽管我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和古往今来如恒河沙数的官吏数目相比，这个比例实在是太小。尽管清官廉吏的数量不算很多。但是“彼为巨盗，我为清官”，作为长期以来贪官赃吏的对立面，他们的形象显得高大而灿烂，一直格外引人瞩目。直到现在，以清官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等等仍然容易形成热点。
在刚才清官的列举当中，我有意遗漏了两个最有名的清官——没错，“北包拯,南海瑞”，中国古代清廉官员的代表人物，首推此二人。其实包拯是安徽合肥人，不完全算北方，只是他做官为政的地点多在北方。我曾在合肥参观过包拯墓，墓园临河而起，规模很大，建筑随势起落，苍松翠柏，虽然临近现代化的闹市，但是整个园内显得古朴幽静。那个著名的家训碑上“不从吾志，非吾子孙”的铮铮之言，至今留在脑海不去。
历史上的包拯，乃科举进士出身而从政。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曾经向仁宗皇帝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赃官则是民贼。他任谏官时候，三次上奏弹劾外戚。他曾经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改革苛政、发展生产、减轻民役为己任，提出宽民利国的为政思想，其中陈州放粮的故事被改编成戏剧，家喻户晓。北宋时候的开封府虽然地处京畿，但是民风粗砺，鱼龙混杂，一向号称难治。包拯后来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执法严明，铁面无私，在一年内就将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惩治不法权贵敢于下狠手，致令那些骄横的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包公个人的生活也比较俭朴，“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虽然欧阳修曾评价包拯“少有文采”，而且比起北宋时期的名臣如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他的政绩也许稍逊一筹，但其清廉公正的政风是不可否认的。
在民间传说里，包拯富于传奇色彩，相传他是文曲星下凡，能够明辨是非，断案如神，可以“夜审阴，日断阳”，从村庄里小小的牛舌案到惊动朝野的“狸猫换太子”，都可以弄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老百姓的心里，包拯是青天，成为了为民作主的典型代表，他曾经坐衙的开封府成为了人们心中决断是非的最佳场所。包拯的清名传于天下，史书上说“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后来的很多文艺作品，都写入了包拯的形象，元剧中有大量的包公戏，后来的小说《包公案》、《三侠五义》等，都有清官包拯这一人物，京剧里面的包公戏为数也很不少。可见包拯的身上，寄托了老百姓太多的希望和期待，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估计持异议的人不多。
当然包青天说到底只是为了撑住赵宋王朝的一片天，是皇帝手下的一个能干的私人法官，他并不会也不会想到去触动统治阶层的整体利益。他惩办贪官污吏只能是些个别的案例，因为包拯再清，只能清其辖下，国土上的其余广大州府县治，又当如何？又比如说传为美谈的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虽说体现出包拯的严厉执法，但是龙、虎、狗内中所藏的封建等级思想也是昭然。总的来说，包拯的一生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在官方和民间同时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一点能做到很不容易，这可能和包拯所处的宋朝当时整体上仍处在上升阶段有关吧。下面的海瑞与他相比就有点不那么幸运了。
海瑞要论起知名度，在“文革”前的名声远不如包拯响亮，由于后来吴晗那出闹得风风雨雨的《海瑞罢官》，他开始成了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的清官。海瑞一生以刚直不阿名世，人称“南包公”、“海青天”。海瑞的脾气很直，他自号刚峰，其清名更多地来自于他的刚直和较真，当然也由于这一点而让人嫉恨。他开始做官的时候就个性很强，见了御史不跪，遂有“笔架学士”之名。
他曾经任淳安知县，自己在家磨谷种菜，自给自足，老母生日只买两斤肉。他在任上不但决不徇私受贿，而且敢于惩治豪强权贵，连大员胡宗宪的儿子他也敢修理，另一个御史鄢懋卿也因为貌似节俭，实为大贪而被他戏弄了一番。因为他的刚正不阿得罪了严嵩一党，海瑞随即遭到了政治迫害，被迫退休之后，地方官曾清丈土地以定赋税，把海瑞家的土地少算了一亩八分。海瑞得知后，立刻公布出自己的土地亩数，不要占一点点便宜。
直到严嵩倒台，海瑞又复出为京官，他看到世宗皇帝迷信道教长生之术，不理朝纲，海瑞就事先备好棺材，以死上疏，就是著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言词激烈，把皇帝骂了一顿，希望皇上“翻然悔悟，日视正朝……洗数十年君道之误！” ，胆子可真够大的。幸好皇帝得知他已经备好棺材，看他是个书呆子，结果叫锦衣卫拷打了他一顿。
但是海瑞的名声到底不及包拯，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自己的某些做法确实有懈可击。首先，在断案原则上，海瑞并不完全基于公正。对于疑案的判决，他的主张有点武断而且不讲理：“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个断案标准完全符合封建礼法和等级的要求，当然为道德家所喜。然而，只要事实客观存在，法前人人平等，那么无论“屈”谁都是不对的，所以这段话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另外海瑞曾经要求土地争议的解决一律要以书面契约为依据，这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草根农民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这样一来，肯定有人在海瑞貌似公平的判决下蒙冤。
海瑞的某些私德也为人所诟病：据明人记载他癖好易妾，一生娶三妻，倒曾经两次出妻，第二任妻子更是新婚即被逐出家门，房寰曾经疏攻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甚至在逾花甲之年，还纳了两个侍妾，以至引起妻妾相争，有两人同日自缢，成了时人讥评的话柄。这就使人对海瑞在生活中的为人，尤其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存有疑问。海瑞还曾经为居家小德而逼死自己几岁的幼女，更加令人觉得其为人的刻板苛严。这些事情在男性主宰家庭的时代只是个人私德，但是总让现代人对海瑞的印象打了折扣。
海瑞是足够清廉的，他为民请命的硬气没几个人能比，他死后竟然连殓资都没有，这一点包拯也及不上他。但是由于他的为人和脾气实在不招大多数人喜欢；官位不显又一生顽强地与权臣豪强搏斗，历尽孤苦；明王朝当时的整体衰弱，更使得他的所有努力如同沧海一粟，所以他被大书特书的机会并不如包拯。他所处的社会和官场环境比包拯要恶劣的多，所以他在官场的强硬坚韧显得尤为皎皎不群，有人称其为“古今第一真男子”，是很高的评价了。
民谚有云：“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中国人对于公正的期望，历来似乎只能寄于神仙、清官，最多再加上些行侠仗义的好汉。神仙本是缥缈之说，侠士可遇不可求，那就只有栏轿喊冤一途，期盼遇上一个清官主持公道。只是那么庞大的社会，岂是区区几个清官就可以匡正？企盼清官的情节来源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缺失。有人说过只有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此言非虚。我们古时候是讲究以礼定分，以儒化法的，礼和儒都压在法的上头，特权阶层的人物才有最终的发言权。古时候定案问罪，多数并不以法为准，而是讲究合情、合理、合法，合乎礼，就可以构成枉法的理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慷慨激昂，实际上却只流于口号，是当不得真的。
依赖清官，这当然是一种基于人治的思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清的官也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还是要强调居高临下，替别人作主。而要替人作主，又完全依赖个人的品行和判断，即便是贤人也不等于就是完人，不会犯错误。如果个人的修为稍稍不够，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彻底的公心，难免会作出错误的主来。孟德斯鸠言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人治的弊端我以为也就在于此。大儒孔子曾利用职权杀掉了少正卯，所宣称的罪名只不过是心术不正，行为怪癖，喜欢辩论，不合道德等等。而这些指责，充其量是一些为人和思想上的分歧而已，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有史家认为未必属实，但是也无法证伪，如果这是事实，可见人治之恶端，实自圣人始。简单地依赖大人清明公正，并不是一件解决社会矛盾的法宝。
尽管如此，我也绝不会去指责老百姓的这种“清官情结”。道理想来是很简单：有公平完善的法制么？没有，那好，请你马上致力于公平和完善。还做不到么？那好，请你做清官！不过说实话，我这些话虽然看上去掷地有声，其实已经让了几步，终究是有几分苍白无力的了。但是纵然有点无力，也比无为要好得多！清官群体总是一份珍贵的社会财富，不仅仅是聊胜于无那么简单的。清廉是一种操守，是一种至少可以在贪污腐败盛行的社会中，给人带来一点慰藉和温暖的东西。“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金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包拯的诗句里面，凝结着中国千年来深厚的道德力量，哪怕这种道德力量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如暗夜中的萤火，哪怕它只能够照亮自己和自己身边的那点立锥之地，人们毕竟还需要一点信念的指引吧。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人们如此敬仰包拯海瑞，无非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公廉。包拯墓园内有井名“廉泉”，相传贪官不敢饮。倒不知如今的大小官员、衮衮诸公，可都能欣然坦荡，心平气和地笑掬一捧饮？古代清官说少不少，说多不多，魏征、狄仁杰、寇准、况钟、徐九经、于谦、于成龙、林则徐......尽管我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和古往今来如恒河沙数的官吏数目相比，这个比例实在是太小。尽管清官廉吏的数量不算很多。但是“彼为巨盗，我为清官”，作为长期以来贪官赃吏的对立面，他们的形象显得高大而灿烂，一直格外引人瞩目。直到现在，以清官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等等仍然容易形成热点。
在刚才清官的列举当中，我有意遗漏了两个最有名的清官——没错，“北包拯,南海瑞”，中国古代清廉官员的代表人物，首推此二人。其实包拯是安徽合肥人，不完全算北方，只是他做官为政的地点多在北方。我曾在合肥参观过包拯墓，墓园临河而起，规模很大，建筑随势起落，苍松翠柏，虽然临近现代化的闹市，但是整个园内显得古朴幽静。那个著名的家训碑上“不从吾志，非吾子孙”的铮铮之言，至今留在脑海不去。
历史上的包拯，乃科举进士出身而从政。他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曾经向仁宗皇帝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赃官则是民贼。他任谏官时候，三次上奏弹劾外戚。他曾经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改革苛政、发展生产、减轻民役为己任，提出宽民利国的为政思想，其中陈州放粮的故事被改编成戏剧，家喻户晓。北宋时候的开封府虽然地处京畿，但是民风粗砺，鱼龙混杂，一向号称难治。包拯后来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执法严明，铁面无私，在一年内就将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惩治不法权贵敢于下狠手，致令那些骄横的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包公个人的生活也比较俭朴，“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虽然欧阳修曾评价包拯“少有文采”，而且比起北宋时期的名臣如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他的政绩也许稍逊一筹，但其清廉公正的政风是不可否认的。
在民间传说里，包拯富于传奇色彩，相传他是文曲星下凡，能够明辨是非，断案如神，可以“夜审阴，日断阳”，从村庄里小小的牛舌案到惊动朝野的“狸猫换太子”，都可以弄得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老百姓的心里，包拯是青天，成为了为民作主的典型代表，他曾经坐衙的开封府成为了人们心中决断是非的最佳场所。包拯的清名传于天下，史书上说“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后来的很多文艺作品，都写入了包拯的形象，元剧中有大量的包公戏，后来的小说《包公案》、《三侠五义》等，都有清官包拯这一人物，京剧里面的包公戏为数也很不少。可见包拯的身上，寄托了老百姓太多的希望和期待，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估计持异议的人不多。
当然包青天说到底只是为了撑住赵宋王朝的一片天，是皇帝手下的一个能干的私人法官，他并不会也不会想到去触动统治阶层的整体利益。他惩办贪官污吏只能是些个别的案例，因为包拯再清，只能清其辖下，国土上的其余广大州府县治，又当如何？又比如说传为美谈的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虽说体现出包拯的严厉执法，但是龙、虎、狗内中所藏的封建等级思想也是昭然。总的来说，包拯的一生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在官方和民间同时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一点能做到很不容易，这可能和包拯所处的宋朝当时整体上仍处在上升阶段有关吧。下面的海瑞与他相比就有点不那么幸运了。
海瑞要论起知名度，在“文革”前的名声远不如包拯响亮，由于后来吴晗那出闹得风风雨雨的《海瑞罢官》，他开始成了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的清官。海瑞一生以刚直不阿名世，人称“南包公”、“海青天”。海瑞的脾气很直，他自号刚峰，其清名更多地来自于他的刚直和较真，当然也由于这一点而让人嫉恨。他开始做官的时候就个性很强，见了御史不跪，遂有“笔架学士”之名。
他曾经任淳安知县，自己在家磨谷种菜，自给自足，老母生日只买两斤肉。他在任上不但决不徇私受贿，而且敢于惩治豪强权贵，连大员胡宗宪的儿子他也敢修理，另一个御史鄢懋卿也因为貌似节俭，实为大贪而被他戏弄了一番。因为他的刚正不阿得罪了严嵩一党，海瑞随即遭到了政治迫害，被迫退休之后，地方官曾清丈土地以定赋税，把海瑞家的土地少算了一亩八分。海瑞得知后，立刻公布出自己的土地亩数，不要占一点点便宜。
直到严嵩倒台，海瑞又复出为京官，他看到世宗皇帝迷信道教长生之术，不理朝纲，海瑞就事先备好棺材，以死上疏，就是著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言词激烈，把皇帝骂了一顿，希望皇上“翻然悔悟，日视正朝……洗数十年君道之误！” ，胆子可真够大的。幸好皇帝得知他已经备好棺材，看他是个书呆子，结果叫锦衣卫拷打了他一顿。
但是海瑞的名声到底不及包拯，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自己的某些做法确实有懈可击。首先，在断案原则上，海瑞并不完全基于公正。对于疑案的判决，他的主张有点武断而且不讲理：“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个断案标准完全符合封建礼法和等级的要求，当然为道德家所喜。然而，只要事实客观存在，法前人人平等，那么无论“屈”谁都是不对的，所以这段话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另外海瑞曾经要求土地争议的解决一律要以书面契约为依据，这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草根农民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这样一来，肯定有人在海瑞貌似公平的判决下蒙冤。
海瑞的某些私德也为人所诟病：据明人记载他癖好易妾，一生娶三妻，倒曾经两次出妻，第二任妻子更是新婚即被逐出家门，房寰曾经疏攻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甚至在逾花甲之年，还纳了两个侍妾，以至引起妻妾相争，有两人同日自缢，成了时人讥评的话柄。这就使人对海瑞在生活中的为人，尤其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存有疑问。海瑞还曾经为居家小德而逼死自己几岁的幼女，更加令人觉得其为人的刻板苛严。这些事情在男性主宰家庭的时代只是个人私德，但是总让现代人对海瑞的印象打了折扣。
海瑞是足够清廉的，他为民请命的硬气没几个人能比，他死后竟然连殓资都没有，这一点包拯也及不上他。但是由于他的为人和脾气实在不招大多数人喜欢；官位不显又一生顽强地与权臣豪强搏斗，历尽孤苦；明王朝当时的整体衰弱，更使得他的所有努力如同沧海一粟，所以他被大书特书的机会并不如包拯。他所处的社会和官场环境比包拯要恶劣的多，所以他在官场的强硬坚韧显得尤为皎皎不群，有人称其为“古今第一真男子”，是很高的评价了。
民谚有云：“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中国人对于公正的期望，历来似乎只能寄于神仙、清官，最多再加上些行侠仗义的好汉。神仙本是缥缈之说，侠士可遇不可求，那就只有栏轿喊冤一途，期盼遇上一个清官主持公道。只是那么庞大的社会，岂是区区几个清官就可以匡正？企盼清官的情节来源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缺失。有人说过只有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此言非虚。我们古时候是讲究以礼定分，以儒化法的，礼和儒都压在法的上头，特权阶层的人物才有最终的发言权。古时候定案问罪，多数并不以法为准，而是讲究合情、合理、合法，合乎礼，就可以构成枉法的理由。“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慷慨激昂，实际上却只流于口号，是当不得真的。
依赖清官，这当然是一种基于人治的思想。“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再清的官也视自己为百姓的父母，还是要强调居高临下，替别人作主。而要替人作主，又完全依赖个人的品行和判断，即便是贤人也不等于就是完人，不会犯错误。如果个人的修为稍稍不够，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彻底的公心，难免会作出错误的主来。孟德斯鸠言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人治的弊端我以为也就在于此。大儒孔子曾利用职权杀掉了少正卯，所宣称的罪名只不过是心术不正，行为怪癖，喜欢辩论，不合道德等等。而这些指责，充其量是一些为人和思想上的分歧而已，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有史家认为未必属实，但是也无法证伪，如果这是事实，可见人治之恶端，实自圣人始。简单地依赖大人清明公正，并不是一件解决社会矛盾的法宝。
尽管如此，我也绝不会去指责老百姓的这种“清官情结”。道理想来是很简单：有公平完善的法制么？没有，那好，请你马上致力于公平和完善。还做不到么？那好，请你做清官！不过说实话，我这些话虽然看上去掷地有声，其实已经让了几步，终究是有几分苍白无力的了。但是纵然有点无力，也比无为要好得多！清官群体总是一份珍贵的社会财富，不仅仅是聊胜于无那么简单的。清廉是一种操守，是一种至少可以在贪污腐败盛行的社会中，给人带来一点慰藉和温暖的东西。“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金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包拯的诗句里面，凝结着中国千年来深厚的道德力量，哪怕这种道德力量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如暗夜中的萤火，哪怕它只能够照亮自己和自己身边的那点立锥之地，人们毕竟还需要一点信念的指引吧。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人们如此敬仰包拯海瑞，无非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公廉。包拯墓园内有井名“廉泉”，相传贪官不敢饮。倒不知如今的大小官员、衮衮诸公，可都能欣然坦荡，心平气和地笑掬一捧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