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人教会我百折不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5:40:37
英玛古拉达·孔萨雷斯·布依(Inmaculada González Puy)，50岁，生于巴塞罗那，是北京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 in Beijing)院长。作为最早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化的西班牙专家之一，她于1979年来中国学习汉语，之后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并在大使馆待了20年。2006年，她成为西班牙文化中心主任。她与丈夫住在北京的郊外。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对中国的兴趣早在西班牙就开始了。我阅读了赛珍珠(Pearl S Buck)有关中国的书籍，关于佛教的书籍，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的《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该书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切深刻影响了我的童年。
后来，我开始在巴塞罗那学习汉语，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当时，西班牙几乎没有人教授汉语，因为它似乎遥不可及。不过，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我每周去他们家里学习。之后他们在大学里教授汉语课，而我则去那里学习。
1977年，我去台湾学习。两年后我去了北京。我家里人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不过，我的朋友们认为我这么年轻就独自去中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开始这一点也不难。我认为生活在这里是一次历险——甚至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回想当初，我是第一批来这里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之一。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人民共和国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是如此渴求信息。他们想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想结识外国人。这里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当时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到处旅行。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巨龙才刚刚觉醒。在此期间，我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开始是作为新闻专员，之后是文化专员。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
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因为有那么多新兴的文学、诗歌、应用美术和电影等艺术形态。所有的事情都在巨变。能够见证这样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2003年，我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因为我的父亲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刚开张的巴塞罗那亚洲之家(Casa Asia)文化中心有一个空缺职位，他们正在寻找会说亚洲语言的人。因此，我向大使馆请求暂借。我任塞万提斯学院院长之职，发生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学院和西班牙的首要关注对象之后。外交部希望该中心马上开放，而我希望回到中国，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我的中国丈夫已准备好回中国。我参加了两国政府建立中心的谈判。我们进行了多次会谈，找到一栋建筑，于是塞万提斯学院在2006年开幕。
万事开头难，由于在北京已经开设了很多类似学院。要想吸引人们的注意是一个挑战。其它文化学院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更为深入人心。另一个挑战在于我们必须使西班牙语有足够的群众性。回想过去，只有区区几所大学教授这门语言。对我们来说，要迎头赶上任重而道远，不过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西班牙语的需求经历了令人眩晕的增长。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经过，看到我们并认识我们。学生的数量每年都在翻番。在国家关系中，文化有它自己的作用。仅有贸易和经济联系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把这些相互割裂开来。它们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在学院，我总是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每天都是会议、电话和来访。因为每天就是有那么多事要做，所以日子过得像飞一样。但我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我目睹了中心的成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这里，看到人们对这里的活动感到津津有味。
很多初到北京的外国人觉得忐忑不安，认为中国人不够热情。但我认为他们非常友好，这点很像西班牙人。当然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但我不同意把他们看成是冷漠的人。一个人只是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实现沟通，而绝不要武断。
中国有没有改变我的为人之道呢？噢，我都记不得我曾经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那时我是那么年轻，而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认为，我来这里见识了许多事情。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百折不挠和不遗余力地工作。我被这些精神感染了。但我也学会了事物的相对性：凡事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外，是的，等待的价值，还有把握机遇的意义。我学到了很多但我还将继续学习。
尽管我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不想说我具有两种身份，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中国人。本质上讲我是西班牙人，因为我在巴塞罗那出生成长。我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我认为这样很好。不是作为一个不知自己确切身份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参与感的人。尽管我的确相信一个外国人有可能变成中国人，因为中国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我不认为我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我只能说，我能够理解怎样才算是中国人。
译者/功文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594?page=1英玛古拉达·孔萨雷斯·布依(Inmaculada González Puy)，50岁，生于巴塞罗那，是北京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 in Beijing)院长。作为最早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化的西班牙专家之一，她于1979年来中国学习汉语，之后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并在大使馆待了20年。2006年，她成为西班牙文化中心主任。她与丈夫住在北京的郊外。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对中国的兴趣早在西班牙就开始了。我阅读了赛珍珠(Pearl S Buck)有关中国的书籍，关于佛教的书籍，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的《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该书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切深刻影响了我的童年。
后来，我开始在巴塞罗那学习汉语，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当时，西班牙几乎没有人教授汉语，因为它似乎遥不可及。不过，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我每周去他们家里学习。之后他们在大学里教授汉语课，而我则去那里学习。
1977年，我去台湾学习。两年后我去了北京。我家里人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不过，我的朋友们认为我这么年轻就独自去中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开始这一点也不难。我认为生活在这里是一次历险——甚至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回想当初，我是第一批来这里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之一。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人民共和国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是如此渴求信息。他们想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想结识外国人。这里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当时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到处旅行。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巨龙才刚刚觉醒。在此期间，我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开始是作为新闻专员，之后是文化专员。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
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因为有那么多新兴的文学、诗歌、应用美术和电影等艺术形态。所有的事情都在巨变。能够见证这样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2003年，我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因为我的父亲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刚开张的巴塞罗那亚洲之家(Casa Asia)文化中心有一个空缺职位，他们正在寻找会说亚洲语言的人。因此，我向大使馆请求暂借。我任塞万提斯学院院长之职，发生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学院和西班牙的首要关注对象之后。外交部希望该中心马上开放，而我希望回到中国，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我的中国丈夫已准备好回中国。我参加了两国政府建立中心的谈判。我们进行了多次会谈，找到一栋建筑，于是塞万提斯学院在2006年开幕。
万事开头难，由于在北京已经开设了很多类似学院。要想吸引人们的注意是一个挑战。其它文化学院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更为深入人心。另一个挑战在于我们必须使西班牙语有足够的群众性。回想过去，只有区区几所大学教授这门语言。对我们来说，要迎头赶上任重而道远，不过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西班牙语的需求经历了令人眩晕的增长。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经过，看到我们并认识我们。学生的数量每年都在翻番。在国家关系中，文化有它自己的作用。仅有贸易和经济联系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把这些相互割裂开来。它们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在学院，我总是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每天都是会议、电话和来访。因为每天就是有那么多事要做，所以日子过得像飞一样。但我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我目睹了中心的成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这里，看到人们对这里的活动感到津津有味。
很多初到北京的外国人觉得忐忑不安，认为中国人不够热情。但我认为他们非常友好，这点很像西班牙人。当然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但我不同意把他们看成是冷漠的人。一个人只是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实现沟通，而绝不要武断。
中国有没有改变我的为人之道呢？噢，我都记不得我曾经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那时我是那么年轻，而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认为，我来这里见识了许多事情。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百折不挠和不遗余力地工作。我被这些精神感染了。但我也学会了事物的相对性：凡事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外，是的，等待的价值，还有把握机遇的意义。我学到了很多但我还将继续学习。
尽管我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不想说我具有两种身份，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中国人。本质上讲我是西班牙人，因为我在巴塞罗那出生成长。我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我认为这样很好。不是作为一个不知自己确切身份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参与感的人。尽管我的确相信一个外国人有可能变成中国人，因为中国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我不认为我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我只能说，我能够理解怎样才算是中国人。
译者/功文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594?page=1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对中国的兴趣早在西班牙就开始了。我阅读了赛珍珠(Pearl S Buck)有关中国的书籍，关于佛教的书籍，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的《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该书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切深刻影响了我的童年。
后来，我开始在巴塞罗那学习汉语，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当时，西班牙几乎没有人教授汉语，因为它似乎遥不可及。不过，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我每周去他们家里学习。之后他们在大学里教授汉语课，而我则去那里学习。
1977年，我去台湾学习。两年后我去了北京。我家里人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不过，我的朋友们认为我这么年轻就独自去中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开始这一点也不难。我认为生活在这里是一次历险——甚至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回想当初，我是第一批来这里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之一。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人民共和国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是如此渴求信息。他们想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想结识外国人。这里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当时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到处旅行。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巨龙才刚刚觉醒。在此期间，我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开始是作为新闻专员，之后是文化专员。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
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因为有那么多新兴的文学、诗歌、应用美术和电影等艺术形态。所有的事情都在巨变。能够见证这样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2003年，我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因为我的父亲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刚开张的巴塞罗那亚洲之家(Casa Asia)文化中心有一个空缺职位，他们正在寻找会说亚洲语言的人。因此，我向大使馆请求暂借。我任塞万提斯学院院长之职，发生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学院和西班牙的首要关注对象之后。外交部希望该中心马上开放，而我希望回到中国，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我的中国丈夫已准备好回中国。我参加了两国政府建立中心的谈判。我们进行了多次会谈，找到一栋建筑，于是塞万提斯学院在2006年开幕。
万事开头难，由于在北京已经开设了很多类似学院。要想吸引人们的注意是一个挑战。其它文化学院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更为深入人心。另一个挑战在于我们必须使西班牙语有足够的群众性。回想过去，只有区区几所大学教授这门语言。对我们来说，要迎头赶上任重而道远，不过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西班牙语的需求经历了令人眩晕的增长。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经过，看到我们并认识我们。学生的数量每年都在翻番。在国家关系中，文化有它自己的作用。仅有贸易和经济联系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把这些相互割裂开来。它们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在学院，我总是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每天都是会议、电话和来访。因为每天就是有那么多事要做，所以日子过得像飞一样。但我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我目睹了中心的成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这里，看到人们对这里的活动感到津津有味。
很多初到北京的外国人觉得忐忑不安，认为中国人不够热情。但我认为他们非常友好，这点很像西班牙人。当然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但我不同意把他们看成是冷漠的人。一个人只是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实现沟通，而绝不要武断。
中国有没有改变我的为人之道呢？噢，我都记不得我曾经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那时我是那么年轻，而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认为，我来这里见识了许多事情。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百折不挠和不遗余力地工作。我被这些精神感染了。但我也学会了事物的相对性：凡事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外，是的，等待的价值，还有把握机遇的意义。我学到了很多但我还将继续学习。
尽管我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不想说我具有两种身份，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中国人。本质上讲我是西班牙人，因为我在巴塞罗那出生成长。我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我认为这样很好。不是作为一个不知自己确切身份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参与感的人。尽管我的确相信一个外国人有可能变成中国人，因为中国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我不认为我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我只能说，我能够理解怎样才算是中国人。
译者/功文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594?page=1英玛古拉达·孔萨雷斯·布依(Inmaculada González Puy)，50岁，生于巴塞罗那，是北京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 in Beijing)院长。作为最早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化的西班牙专家之一，她于1979年来中国学习汉语，之后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并在大使馆待了20年。2006年，她成为西班牙文化中心主任。她与丈夫住在北京的郊外。
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对中国的兴趣早在西班牙就开始了。我阅读了赛珍珠(Pearl S Buck)有关中国的书籍，关于佛教的书籍，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的《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该书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切深刻影响了我的童年。
后来，我开始在巴塞罗那学习汉语，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当时，西班牙几乎没有人教授汉语，因为它似乎遥不可及。不过，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我每周去他们家里学习。之后他们在大学里教授汉语课，而我则去那里学习。
1977年，我去台湾学习。两年后我去了北京。我家里人对此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不过，我的朋友们认为我这么年轻就独自去中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开始这一点也不难。我认为生活在这里是一次历险——甚至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回想当初，我是第一批来这里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之一。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人民共和国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是如此渴求信息。他们想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他们想结识外国人。这里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当时不像现在有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到处旅行。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巨龙才刚刚觉醒。在此期间，我为西班牙大使馆工作，开始是作为新闻专员，之后是文化专员。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
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因为有那么多新兴的文学、诗歌、应用美术和电影等艺术形态。所有的事情都在巨变。能够见证这样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是一种特殊的荣耀。
2003年，我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因为我的父亲病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刚开张的巴塞罗那亚洲之家(Casa Asia)文化中心有一个空缺职位，他们正在寻找会说亚洲语言的人。因此，我向大使馆请求暂借。我任塞万提斯学院院长之职，发生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学院和西班牙的首要关注对象之后。外交部希望该中心马上开放，而我希望回到中国，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我的中国丈夫已准备好回中国。我参加了两国政府建立中心的谈判。我们进行了多次会谈，找到一栋建筑，于是塞万提斯学院在2006年开幕。
万事开头难，由于在北京已经开设了很多类似学院。要想吸引人们的注意是一个挑战。其它文化学院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更为深入人心。另一个挑战在于我们必须使西班牙语有足够的群众性。回想过去，只有区区几所大学教授这门语言。对我们来说，要迎头赶上任重而道远，不过在过去的岁月里，对西班牙语的需求经历了令人眩晕的增长。我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经过，看到我们并认识我们。学生的数量每年都在翻番。在国家关系中，文化有它自己的作用。仅有贸易和经济联系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把这些相互割裂开来。它们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在学院，我总是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每天都是会议、电话和来访。因为每天就是有那么多事要做，所以日子过得像飞一样。但我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因为我目睹了中心的成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这里，看到人们对这里的活动感到津津有味。
很多初到北京的外国人觉得忐忑不安，认为中国人不够热情。但我认为他们非常友好，这点很像西班牙人。当然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但我不同意把他们看成是冷漠的人。一个人只是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实现沟通，而绝不要武断。
中国有没有改变我的为人之道呢？噢，我都记不得我曾经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那时我是那么年轻，而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认为，我来这里见识了许多事情。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百折不挠和不遗余力地工作。我被这些精神感染了。但我也学会了事物的相对性：凡事没有绝对的好坏。此外，是的，等待的价值，还有把握机遇的意义。我学到了很多但我还将继续学习。
尽管我在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不想说我具有两种身份，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中国人。本质上讲我是西班牙人，因为我在巴塞罗那出生成长。我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我认为这样很好。不是作为一个不知自己确切身份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参与感的人。尽管我的确相信一个外国人有可能变成中国人，因为中国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我不认为我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我只能说，我能够理解怎样才算是中国人。
译者/功文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159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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