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真需要两亿大学生吗？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月28日正式启动第二轮征求民意工作。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主动咨询于民，这在中国算是个不小的进步。在一个现代化社会，象教育这种基本的公共政策，确实应该在公共辩论中产生。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对于这个《规划纲要》提出若干质疑。

这一《规划纲要》从学前教育讲到大学，好像面面俱到。但是，全面的同时，似乎丧失了针对性。从《规划纲要》中，我们看不出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什么针对性的措施。因而，人们对《规划纲要》所提出的一些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免产生怀疑。

就拿大学这一项来说，《规划纲要》要求在2020年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40%，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要从当今不到一亿的水平翻一翻还多，达到两亿。这当然听起来很令人振奋。但是，面对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失业的现实，这样的目标有多少合理性？再看看目前中国大学质量之低劣，追求40%这种数量指标是否理性？

不错，在当今世界，大学正在迅速普及。但是，大学的普及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毕竟，培养大学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举例而言，美国每年在一个大学生身上的投入平均两万两千多美元。在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每年在一个大学生身上的平均投入也超过了一万美元。不到一定的发达程度，比如人均GDP两万多美元，就很难指望有较高的大学入学率，除非牺牲质量。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数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2002年高等教育普及率（即25-34岁人口中受大学教育的比率）的排名依次为加拿大（51%）、日本（50%）、韩国（41%）、新西兰（40%）、挪威（40%）、芬兰（39%）、瑞典（39%）、美国（39%）。这些国家的人均GDP 大多在三、四万美元以上，只有韩国和新西兰略低，但也接近三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目前还没有达到七千美元。要达到三万美元的发展水平，人均GDP需要增加四倍多。这在十年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的。立足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大学入学率上攀比发达国家的目标，这是否合理呢

其实，即使看看发达国家，大学普及率也参差不齐。还是看前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七万八千多美元），大学普及率才23%。去年被评为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瑞士，人均GDP四万二千多美元，大学普及率才26% 。另外，几大欧洲强国，大学普及率都不高。其中法国为36%，英国31%，德国22%。中国去年大学入学率已经达到23%。考虑到人均GDP的水平，这已经很超前了，乃至大学教育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大学生毕业成为“蚁族”，甚至找不到工作。面对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什么还要把大学入学率在十年间再提高十七个百分点？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迅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相比之下，教育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还是固守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也是公众对教育怨声载道的原因之一。真正的教改，要针对制度机制来作文章。片面追求计划经济的数据、指标，比如把教育投入追加到GDP的4%等等，听起来不错。可是，拨下去的钱，可能被地方学校用于兴建豪华办公楼，甚至吃吃喝喝，未必能使学生受益。大学入学率追求40%，也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进一步的盲目扩张，造成供需失衡。我多年来则一直主张“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改革。这种“以受教育者为中心”，就是让受教育者掌握教育资源，把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到他们手中，让教育机构围绕着这些手里拿着教育经费的受教育者的需求来竞争。比如，如果每个孩子的义务教育经费是八千元的话，就给每个孩子的家庭八千元面值的“教育券”，让他们自己选择到哪里读书。这样，那些只盖大楼、忽视教学的学校，就会被市场淘汰。那些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优质教育的学校，则会吸引大量的学生就读，并用从就读学生手里收来的“教育券”到政府那里兑换成现金、获得教育经费。这样优胜劣汰，教育质量会上去，教育成本也会得到控制。

可惜，类似这样的制度性改革，在《规划纲要》中几乎看不到。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系列计划经济的指标。到2020年，中国真需要两亿大学生吗？这不需要政府来定指标，而要让市场来决定。教育改革如果不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不能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就永远会是官样文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月28日正式启动第二轮征求民意工作。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主动咨询于民，这在中国算是个不小的进步。在一个现代化社会，象教育这种基本的公共政策，确实应该在公共辩论中产生。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对于这个《规划纲要》提出若干质疑。

这一《规划纲要》从学前教育讲到大学，好像面面俱到。但是，全面的同时，似乎丧失了针对性。从《规划纲要》中，我们看不出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什么针对性的措施。因而，人们对《规划纲要》所提出的一些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免产生怀疑。

就拿大学这一项来说，《规划纲要》要求在2020年时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40%，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要从当今不到一亿的水平翻一翻还多，达到两亿。这当然听起来很令人振奋。但是，面对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失业的现实，这样的目标有多少合理性？再看看目前中国大学质量之低劣，追求40%这种数量指标是否理性？

不错，在当今世界，大学正在迅速普及。但是，大学的普及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毕竟，培养大学生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举例而言，美国每年在一个大学生身上的投入平均两万两千多美元。在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每年在一个大学生身上的平均投入也超过了一万美元。不到一定的发达程度，比如人均GDP两万多美元，就很难指望有较高的大学入学率，除非牺牲质量。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数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2002年高等教育普及率（即25-34岁人口中受大学教育的比率）的排名依次为加拿大（51%）、日本（50%）、韩国（41%）、新西兰（40%）、挪威（40%）、芬兰（39%）、瑞典（39%）、美国（39%）。这些国家的人均GDP 大多在三、四万美元以上，只有韩国和新西兰略低，但也接近三万美元。中国的人均GDP目前还没有达到七千美元。要达到三万美元的发展水平，人均GDP需要增加四倍多。这在十年的时间内是不可能的。立足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大学入学率上攀比发达国家的目标，这是否合理呢

其实，即使看看发达国家，大学普及率也参差不齐。还是看前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七万八千多美元），大学普及率才23%。去年被评为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国家瑞士，人均GDP四万二千多美元，大学普及率才26% 。另外，几大欧洲强国，大学普及率都不高。其中法国为36%，英国31%，德国22%。中国去年大学入学率已经达到23%。考虑到人均GDP的水平，这已经很超前了，乃至大学教育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大学生毕业成为“蚁族”，甚至找不到工作。面对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为什么还要把大学入学率在十年间再提高十七个百分点？

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迅速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相比之下，教育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还是固守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也是公众对教育怨声载道的原因之一。真正的教改，要针对制度机制来作文章。片面追求计划经济的数据、指标，比如把教育投入追加到GDP的4%等等，听起来不错。可是，拨下去的钱，可能被地方学校用于兴建豪华办公楼，甚至吃吃喝喝，未必能使学生受益。大学入学率追求40%，也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进一步的盲目扩张，造成供需失衡。我多年来则一直主张“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改革。这种“以受教育者为中心”，就是让受教育者掌握教育资源，把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直接发放到他们手中，让教育机构围绕着这些手里拿着教育经费的受教育者的需求来竞争。比如，如果每个孩子的义务教育经费是八千元的话，就给每个孩子的家庭八千元面值的“教育券”，让他们自己选择到哪里读书。这样，那些只盖大楼、忽视教学的学校，就会被市场淘汰。那些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优质教育的学校，则会吸引大量的学生就读，并用从就读学生手里收来的“教育券”到政府那里兑换成现金、获得教育经费。这样优胜劣汰，教育质量会上去，教育成本也会得到控制。

可惜，类似这样的制度性改革，在《规划纲要》中几乎看不到。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系列计划经济的指标。到2020年，中国真需要两亿大学生吗？这不需要政府来定指标，而要让市场来决定。教育改革如果不能突破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不能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就永远会是官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