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失意台灣人

台灣人到大陸，是不是一定過得好、成為高人一等的台商？有人被台灣老闆解僱，有人數度創業、生意失敗，如今每天以燒餅打發兩餐，或甘願領5000元人民幣的月薪，卻不願意回台灣。從上海到東莞，這一萬個失敗的故事帶來什麼教訓？他們在等什麼？

中國夢是否一定很美？讀者是否可以想像也有台灣人在大陸，住月租人民幣1500元、只有一個房間、衛浴在屋子外面和大陸人共用的「公房」，和當地人擠公車，包一個人民幣5元的便當？或者到大陸被裁員，無固定工作，只靠人民幣1000元過一個月？

人們常認為移居上海或大陸的台灣人過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沒想到，不止是上海，全中國目前已有為數不少的一群台灣人，他們暫時沒有工作，或已持續幾年找不到工作；他們習慣於當地的生活成本，或是寧可忍受比台灣低的生活水平，在中國等待機會。這群人隱身在中國的各個角落，有人則如「中國吉普賽人」，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有一個新名詞稱他們為「台流」。

他們靠人民幣1000元過一個月；
他們沒有工作、習慣大陸的生活水平；
他們在城市間流浪，他們是「台流」

「台流」這個名詞來自於「盲流」。「盲流」是中國大陸用來形容無戶籍、無固定居住所、無固定收入，並竄流在大都市角落的大陸外地人。「台流」如今泛指沒有固定工作的台灣人。

翻開這一個個流落異鄉或暫時失意的台灣人的故事，我們發覺淪為或暫時成為「台流」的這群人，有些的確是已成為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員，中國低廉的生活成本，更合適遠離台灣那些令他們所不願面對的現實；但新近成為「台流」者，有更多卻是寧願忍受惡劣的生活條件與環境，執意追求一個更大的「中國夢」。這一大群淪為台流者的故事，真實的反映了這個世代兩岸經濟快速變動下的「大時代的故事」。

「台流」人數最多的地方在東莞。很多人都聽過，東莞有個「台商流浪村」，在那裡有許多十多年前開始到中國去幫老闆打拚的台幹，或甚至本身就是老闆的台灣人，在公司經營失敗、職位被大陸人取代，或是自己耽於酒色不能自拔之後，聚集在東莞一條叫「厚街」的地方，靠著積蓄、台灣家中接濟甚或欺騙的方式維生。

在東莞經商的吳淑姿，有一次在深圳機場等人接機時，碰到一位伸手向她借錢的男子。這名男子以「錢掉光了，沒錢回台灣」為由，向她借旅費。吳淑姿從對方顫抖的雙手，感覺到他不是一個熟練的說謊者，但還是掏出港幣400元（約合新台幣 1600元）借他。回台灣後，吳淑姿拿出對方留下來的身分證影本及聯絡電話，好奇的撥電話去。結果，那支電話的主人說：「小姐，這裡沒這個人，妳已經不知是第幾個打電話來要錢的。」這回覆不禁讓吳淑姿意外，但她還是為那位「台流」感到悵然。

在東莞的台流有多少人？這個數字無法精確估計。不過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台商掀起另一波上海投資熱後，東莞失意台商的戲碼重新在上海上演，所不同的是，上海的生活壓力更大，生活成本遠較東莞為高，他們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面貌顯得更為模糊、多樣。

「早期到上海的台商，整體而言素質比台灣差，有不少是去跑路的。」一位已在上海10年、現在經營旅行社代辦業務的人說。台灣人到大陸，是不是一定過得好、成為高人一等的台商？有人被台灣老闆解僱，有人數度創業、生意失敗，如今每天以燒餅打發兩餐，或甘願領5000元人民幣的月薪，卻不願意回台灣。從上海到東莞，這一萬個失敗的故事帶來什麼教訓？他們在等什麼？

中國夢是否一定很美？讀者是否可以想像也有台灣人在大陸，住月租人民幣1500元、只有一個房間、衛浴在屋子外面和大陸人共用的「公房」，和當地人擠公車，包一個人民幣5元的便當？或者到大陸被裁員，無固定工作，只靠人民幣1000元過一個月？

人們常認為移居上海或大陸的台灣人過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沒想到，不止是上海，全中國目前已有為數不少的一群台灣人，他們暫時沒有工作，或已持續幾年找不到工作；他們習慣於當地的生活成本，或是寧可忍受比台灣低的生活水平，在中國等待機會。這群人隱身在中國的各個角落，有人則如「中國吉普賽人」，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有一個新名詞稱他們為「台流」。

他們靠人民幣1000元過一個月；
他們沒有工作、習慣大陸的生活水平；
他們在城市間流浪，他們是「台流」

「台流」這個名詞來自於「盲流」。「盲流」是中國大陸用來形容無戶籍、無固定居住所、無固定收入，並竄流在大都市角落的大陸外地人。「台流」如今泛指沒有固定工作的台灣人。

翻開這一個個流落異鄉或暫時失意的台灣人的故事，我們發覺淪為或暫時成為「台流」的這群人，有些的確是已成為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員，中國低廉的生活成本，更合適遠離台灣那些令他們所不願面對的現實；但新近成為「台流」者，有更多卻是寧願忍受惡劣的生活條件與環境，執意追求一個更大的「中國夢」。這一大群淪為台流者的故事，真實的反映了這個世代兩岸經濟快速變動下的「大時代的故事」。

「台流」人數最多的地方在東莞。很多人都聽過，東莞有個「台商流浪村」，在那裡有許多十多年前開始到中國去幫老闆打拚的台幹，或甚至本身就是老闆的台灣人，在公司經營失敗、職位被大陸人取代，或是自己耽於酒色不能自拔之後，聚集在東莞一條叫「厚街」的地方，靠著積蓄、台灣家中接濟甚或欺騙的方式維生。

在東莞經商的吳淑姿，有一次在深圳機場等人接機時，碰到一位伸手向她借錢的男子。這名男子以「錢掉光了，沒錢回台灣」為由，向她借旅費。吳淑姿從對方顫抖的雙手，感覺到他不是一個熟練的說謊者，但還是掏出港幣400元（約合新台幣 1600元）借他。回台灣後，吳淑姿拿出對方留下來的身分證影本及聯絡電話，好奇的撥電話去。結果，那支電話的主人說：「小姐，這裡沒這個人，妳已經不知是第幾個打電話來要錢的。」這回覆不禁讓吳淑姿意外，但她還是為那位「台流」感到悵然。

在東莞的台流有多少人？這個數字無法精確估計。不過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台商掀起另一波上海投資熱後，東莞失意台商的戲碼重新在上海上演，所不同的是，上海的生活壓力更大，生活成本遠較東莞為高，他們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面貌顯得更為模糊、多樣。

「早期到上海的台商，整體而言素質比台灣差，有不少是去跑路的。」一位已在上海10年、現在經營旅行社代辦業務的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