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接管北平伪外三警察分局（慕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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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已歼敌150万，解放区逐渐扩大，收复与解放城市164座，面积扩大了15．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3700万。在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国民党的政权已岌岌可危。
1948年5月26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分别之后，又汇合在一起，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作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我随中央机关一块儿到了西柏坡。到这儿不久，党中央决定加强建屏县的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调我到建屏县委工作，担任县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党中央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料全国解放的时机即将到来，指示中央社会部组建接管大城市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培养接管城市的干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指定由罗青长、刘涌和甘露等同志负责筹建。从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社会部，选调了一批县团以上的干部参加训练班。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17日在建屏县西黄泥村正式开学，干部、学员共114人，班主任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兼任，副主任由刘涌和龙汗同志担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师，直逼北平。于12月先后占领了北平周围的南口、昌平、沙河、良乡等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国民党最大的战略要地北平，切断了北平对外的铁路交通。北平解放指日可待。
一、参加接管大军
1948年12月，党中央组建了接管北平的领导班子，由彭真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负责。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遵照党中央的部署，也组织了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领导班子，由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负责。西黄泥村训练班的党员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方志纯的通知，要我随谭副部长一块儿参加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
12月14日，谭政文副部长率领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踏上征途。为躲避敌人空袭，我们是夜行军。我们随着中共北平市委，于17日到了保定。北平市委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谭政文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刘进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长；冯基平为侦讯处长；赵苍壁为治安处长，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长；张廷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
中共北平市委发出第1号《党内通告》，确定了北平解放后的中心任务：（1）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2）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3）肃清反革命残余；（4）动员公、私力量，向城市运输煤炭和粮食，保障人民生活。
12月21日，北平市公安局全体人员到达良乡。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由谭政文、刘进中、刘涌、冯基平、赵苍壁、曲日新、武创辰等同志组成中共北平市公安局党总支，各处和分局分别设立党支部。
在良乡期间，刘涌同志调我到彭真同志处当秘书。我一心要到基层去，向刘涌同志提出要求。他不同意，还是分配我到彭真同志那里去了。我一直不安心，工作了一个多月，在我再三的要求下，又重新分配我参加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外三分局的领导班子。主要干部还有慕弗、谢立志、刘召峰、周万英、王国志等。由我和慕弗、谢立志组成军事代表三人小组，我任组长，并参加中共外三区（又称十区）工作委员会。区委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
市公安局长谭政文为取得管理城市的工作经验，决定派出四个工作组，分赴已解放的长辛店、丰台、石景山、海淀四个地方帮助工作。我和内一分局长于苇同志分配在丰台公安分局协助陈树森分局长工作，历时21天。时间虽短，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大城市，更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所遇到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处理每个问题取得的经验都对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有益，我非常珍惜这一短暂的学习时间。
为使接管北平的干部明确形势、任务、方针和政策，12月24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及工作方法”的报告。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也讲了话。并组织接管干部认真学习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1949年新年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布的《约法八章》、中央社会部编发的《北平概况》、《城市保卫工作须知》等文件。
12月31日，谭政文同志带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跟随北平市委进充长辛店。
1949年1月22日，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平大军压境，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傅作义将军决定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平解放北平的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于当日发出了让敌人守城部队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马上就要进驻北平了，接管北平的各项工作在夜以继日地紧张进行着。
1月26日，叶剑英主任在颐和园后山的树林里向入城接管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及进入北平》的报告。指出：“和平接管是在我军胜利形势下进行的，是用改编的办法消灭敌人。”“北平虽然和平接管了，但事情还在发展，还会有很多麻烦。必须坚持到最后改编敌人旧军队，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叶剑英同志对入城接管干部提出了要求：严格执行纪律；学习研究党的政策；遇到的新问题、大问题（有关策略的）必须请示，不允许自行处理。要保证群众吃粮、烧煤、稳定物价和货币，解放散兵游勇，维护社会治安，搞好防空工作
。针对大多数干部来自农村，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实际情况，叶剑英还讲了些城市生活的基本常识，如自动电话怎么拨，抽水马桶怎么用等等。最后，又宣布了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的入城犯罪守则。
1949年年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国民党驻守北平的二十多万部队开出城外，等候改编。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古都，北平成为人民的城市。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
二、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
1949年2月4日，北平市公安总局命令派出进驻各伪警察分局的军代表，准备接管各伪警察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商量：伪警察分局是一个组织机构庞大、政治上反动、腐败的官僚衙门，是国民党维护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我们的接管工作需要严肃、认真的对待，需要且个周密的计划。因此，我们拟了一份《关于接管工作的初步意见》，上报总局。总局批准了这个计划。
2月5日，各分局的军代表根据北平市公安总局的命令，分别进驻各伪警察分局进行接管。我先派慕弗、谢立志同志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崇文门外手帕胡同7号伪北平警察局外三分局联络接管事宜。中午，我与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带领十余名接管干部和一个武装班进入伪警察局外三分局。
我们在分局的大院里召开了240余人的伪员警大会。他们整整齐齐，规规距距地列队站在大院的中央。我身着灰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庄严地向他们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伪警察局外三分局。接着我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对伪警人员的政策；历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警察的反动本质和欺压人民的罪行；号召伪警人员积极揭发潜藏的特务分子，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除现行特务、反革命分子外，对伪警人员薪金照发，保证生活。同时，我还命令他们在3日内必须完成以下任务：所有公私枪支、一切危险物品及军用物资，一律收缴，如有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出，按私藏军火论罪；各分驻所及所属派出所的一切文件、档案、物资、家具，造册登记，办理交代，不得隐瞒，违背严惩；各安职守，维护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保护资财、仓库、公用设备、名胜古迹；保持户口册的完整，做到户口不乱，不得隐藏特务、战犯，如有发现，必须立即报告，隐瞒不报者依法惩处。
宣布完命令后，我要他们必须遵守以下纪律：（1）不准违抗命令；（2）不准勾结敌特；（3）不准打骂市民；（4）不准贪赃舞弊；（5）不准玩忽职守；（6）不准赌博宿娼；（7）不准假公济私；（8）不准阳奉阴违。
员警大会后，旧警人员内部出现分化。有的主动找接管干部要求介绍书籍看；有的反映出“只要有饭嘱吃，给谁干都行”；有的表现出恐惧，担心自己过去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怕受惩罚；有的惶惶不安，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当晚，我们在伪警察分局长罗裴逊为我们安排的房间里住下。我和杨浚、宋汝芬住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冷，光冒烟，不着火，呛得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床架子就倒了，把我们3人摔到地上。我们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个3条腿的床。我们又气又可笑，气的是旧警人员有意戏弄我们；笑得是他们也太愚蠢了，用这些小动作能伤害我们吗天亮后，我在院子里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我派人把罗裴逊叫来，就昨天发生的事情，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不得不低头认错。这件泪中小事给我敲了警钟，对旧警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失去警惕。
三、清理整顿辖区
原北平外三警察分局的辖区，地处北平市东南角，较为偏僻。除花市大街、崇文门大街为商业区，南岗子一带为小于工业区外，其他地区均人口稀散，多为贫穷的劳动人民。辖区面积为6．719平方公里，居住人口28，213户，有人口105，558人。
对伪外三警察分局，按照既完的计划，自上而下的进行接管。共接管分局本部及所属的五个分驻所、二十个派出所和六个城门缺口检查站，员警456人；收缴七九式步枪190支、手枪53支、子弹20，039发，炮弹若干发；档案、家俱、房屋、交通工具等都逐项清点登记上报。在伪外三警察分局中隐藏的特务、特务嫌疑分子也被清查出来，连同伪分局长罗裴逊等共11人，送公安局清河劳改大队审查。
当时，外三分局管辖的地方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大批散兵游勇充斥街头；本市和外地潜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隐性埋名，为非作歹；入室盗窃、拦路抢劫，一日数起；乞丐成群结队，沿街强讨强要；金银黑市聚集街头巷尾，公开买卖；……匪警、空袭警报，昼夜不断。
我们的接管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一听到分局的匪警铃声响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武装班的战士去捕捉土匪；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伪警察去疏散群众，保护群众的安全，一天要跑好几次。
军事接管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流落在社会上的大批散兵游勇。市军管会为解决这个问题，张贴公告，命令这些人到市公安总局和各个公安分局登记。但具体落实也是很困难的。不少散兵游勇对军管会的公告有怀疑，迟迟不动。于是，我按照政府的部署，决定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军管会的政策，动员他们到公安分局登记。同时，还派出接管干部深入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这一招很见效，20天的时间，来分局登记的散兵游勇有700余名，其中有国民党中将1名，少校4名，上尉13名，中尉9名，少尉6名，准尉31名，均按照军管会的政策，分别做了处理。
群众对军管会的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封了国民党第13军和92军设在辖区内玉清观处的两个军需仓库，缴获步枪332支，轻重机枪9挺，迫击炮2门，炮弹8752发，手榴弹11，654枚，喷火器3个，子弹61，501发，雷管135个，卡车2辆等大批军用物资。
2月中旬，北平市公安局总局遵照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下令结束各分局的军事管制，建立人民公安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等同志均被留下来，负责组建人民公安分局。分局设分局长1名，下设四个科、一个公安大队。一科为秘书科，科长1名。内设人事、文书两个股；二科为社会科、科长1名。内设社会侦察、机关保卫两个股；三科为治安科，科长1名。内设治安、户籍、司法三个股；四科为总务科，科长1名。内设管理、会计两个股。中共北平市委任命我为北平市公安总局外三分局分局长兼一科科长，谢立志任二科科长，慕弗任三科科长，四科科长空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外三分局”的牌子正式挂了出去。
工作千头万绪，从哪里做起呢？我意识到：人民公安分局同国民党旧警察机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基础是群众，它的工作扎根在人民中间。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接管干部反复宣传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的工作也就从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着手。
外三区的居民，多是社会下层的贫困户。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不少人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贫困生活。这些贫困户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依靠力量，第19、20两个派出所的民警闻此情景，建议分局组织居民自救。在他们辖区里有一条与外五分局管区相连的臭水沟，名叫“龙须沟”。晴天臭味难闻，雨天污水泥泞；夏天蚊蝇成群，冬天路滑难行。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环境，街政府干部和派出所民警提出组织居民挖龙须沟，区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先后组织居民166人，挖出农用肥料、淤泥5606车，卖给郊区农民，换来玉米16818斤，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口粮。群众通过这一行动，把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作了比较，一致认为还是共产党好。通过这件事，树立了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
街上的散兵游勇，经过清查登记、遣送已少的多了。但还有少数零零散散、更名换姓地散落在社会上。他们之中，有的做小买卖，有的盗窃、抢劫。作了土匪，直接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一天，群众来公安分局报案，说在花市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有一个女人的金耳环被土匪抢走了。我听到报案的警铃后，向值班人员问明情况，立即带两个武装战士和两个旧警察赶到现场，把土匪堵在一个胡同里，伪警察看到土匪手里拿着枪，不敢接近，只在后面乱打枪。我“火”上心头，带着两个武装战士扑上去，把土匪擒住。经过审讯，这个土匪是原国民党部队的一名排长。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城时，他开了小差，在市里流窜作案，已作案好几起了。街道群众看到我们捉到了土匪，很高兴但又不了解我们。仍用看旧警察的老眼光来看人民警察，纷纷议论说：“几代王朝，都是警匪一家”、“看吧！用不了几天就放了。”
积极分子把群众的议论反映了上来，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研究，认为群众这种议论是历史形成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群众的这种看法，使群众认识到“人民警察同人民是一家”，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事实教育群众。于是，我们决定召开所在地区群众大会，让群众看看土匪是个什么样子，让失主控诉土匪，激发群众对土匪的义愤。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来了上千人。我们把土匪押在一个土台子上。群众一面向前拥挤看看，一面质问土匪：“你为什么当土匪？”“你为什么要抢东西？”还不断地喊：“枪毙他！”土匪吓得直打哆嗦。治安科长慕弗在台上大声对群众说：“国民党的政府是反动的，他们的警察是镇压人民的，警匪的确是一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惩治土匪、恶霸的。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严厉惩处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立即将他送司法机关治罪。”群众热烈鼓掌。这件事在刚刚解放的群众中影响颇大，街头巷尾议论不少：”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共产党是真干呀！”“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就是不同！”残留在群众头脑中的“警匪一家”旧观念逐渐消失了，群众开始帮助我们提供线索，又侦破了许多案子。
3月上旬一天，一个农民来报案，说他在饭摊吃饭时卖粮的钱被偷，请求破案。我听了失主的申诉，分析了现场情况，认为这是几个小偷有组织的作案。怎么破这个案子呢？若破不了这个案子，群众又会怎么看我们这些由乡村来的“土八路”呢？于是，我请治安科长慕费来我的办公室研究案情，寻找查破的方法。慕费是个勤奋好学，知识很丰富的老同志，他思索了一会儿说：“老百姓不是讲国民党的警察同小偷是一家吗？”一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立即派人把伪外三警察分局的刑警队长找来，把案情向他做了介绍，命令他三日破案。他有些犹豫，但又不敢拒绝。第一天过去了，他无精打彩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汇报说：“没有查到小偷。”第二天过去了，他来汇报说农民丢失的钱找回来了，但没有抓到人”。看了这个情况，我断定他和小偷是通气的，责令他必须把小偷提到，提不到小偷拿他问罪。到第三天，他果然把小偷带来了。通过这件事，反映出国民党的警察与小偷、土匪是一家。
通过查破这个案子我得到一个启示：他们既然同小偷是穿着一条裤子，为什么不借这个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清理一下呢？想到这里，我和慕费、谢立志两位科长商量后，就命令伪刑警队长，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统统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地点，进行审查、教育和改造。伪刑警队长觉得露了自己的马脚，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命令。不到一个星期，他老老实实地把四十多个小偷都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的地点，经过审查和教育，都交待了犯罪事实，从中侦破了一些案件。他们还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是怎样偷毛驴、怎样偷钱包、怎样偷钢笔和眼镜的，把他们的“绝活”都教了出来。我们又用这些资料去教育群众，教他们如何提防小偷。
伪外三警察分局的特务、反动分子都已清理出去了，余下大批旧警察，根据市公安总局的指示：举办旧警人员学习班，进行审查。于是，从4月到9月，我们先后举办了5期轮训班，基本上对旧警人员轮训一遍。因为轮训的对象是旧警察，我们定名为“忠诚老实学习班”。办班的目的是两个：一是通过学习进行审查；二是教育改造，清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办法是号召他们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罪行。写出自传和交待材料。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什么是革命人生观？党的城市政策，人民政府的治安法令，人民警察的工作作风以及以反奸肃敌等。由分局长和科长授课，然后分组讨论，启发他们揭发检举特务和反革命。
通过办忠诚老实学习班，收效不错。有的交出特务分子匿藏的手枪和子弹；有的坦白交待了敲诈群众财物、贪污、调戏妇女、打骂群众、赌博、嫖妓等问题；有的交出反动证件的“成功成仁刀”；有的还检举揭发了他们所知道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和反动会道门的材料。
根据审查的结果，依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别作了处理。有的送公安总局清河劳改大队劳动改造；有的送政府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有的随大军南下；有的调区政府工作；个别的移交法院处理；还有一些被开除和资遣。对资遣人员的处理，都是出于自愿，自下而上地征求意见，个别谈话。对被开除的或移交法院的人员，先报请市公安局批准，再进行个别谈话，令其反省。
旧的警察清理处理了，需要组建人民的警察队伍。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撤销街政府，加强派出所，充实基层公安。中共外三区委员会，遵照北平市委的决定，将在街政府工作的一批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分配给公安机关，共有69名。这批新生骨干力量担任了派出所的正副所长、分局股长和人民警察，又从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到人民警察队伍中，建立了人民自己的警察队伍。
四、电车修造厂失火
1949年4月25日，正当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忙于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北京电车修造厂于凌晨2时突然起火，经过消防队和工人们的积极扑救，于6时许将大火扑灭。这起大火，将工人们为迎接节日而装饰好的42辆机动车和17辆拖车烧为灰烬，104间厂房也被烧的墙断屋塌，损失很大。
清晨起来，旧警察值班人员报告，说电车厂失火。我和慕弗、谢立志立即赶到现场，大火早已扑灭，被烧毁的机车和拖车只剩下了个铁架子。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询问了在场的工人，对火灾发生的经过做了较详细的调查。根据工人们提供的线索，发现当夜值班巡更的人有重大嫌疑。起火时，他正巡更到停放机车的厂房，但他说不清当时起火的情况。根据现场勘察的结果和调查的情况，我立即向市公安总局作了报告。
当日下午，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参加中央社会部的扩大部务会议，研究入城后的情报、保卫工作。听说电车厂着火，周副主席问参加会议的谭政文局长“现场情况怎么样？”谭没有去现场，说不清楚。周副主席说：“会议暂停，走，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参加会议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华北社会部副部长杨奇清，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市公安总局治安处副处长贺生高等都随着周主席一起，乘着几辆小汽车向外三分局开来。车走到花市大街找不到外三分局的地址，周副主席生气了，说：“坐的一车官僚主义”。无奈，司机下来询问花市大街上的交通警，由交通警察带到外三公安分局。
我刚刚从现场回来，还没有洗漱，就见周副主席等领导走进公安分局大门。我一看周副主席来了，心里想：一定是为电车厂失火之事而来。连忙出屋迎接。将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让到会议室。会议室只有几把木椅子，我让周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坐下，周副主席没有坐下就问我：“你知道电车厂失火吗？”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曾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过，深知周主席办事认真、负责、细致、关心爱护干部又严格要求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我从容不迫地回答：“知道”。周副主席紧接着问：“什么时候发生的火警？”“零晨2时左右。”“你什么时候到的现场？”“今天早晨。”
周副主席听了我的回答，脸上的两道浓眉几乎竖起来，面带怒容质问我：“零晨两点钟左右发生的火警，你为什么今天早晨才到现场去？”我说：“值班人员是旧警察，他们按照国民党旧警察办事的习惯和程序来处理问题的。他先把火警情况上报总局，登记了事，怕惊动分局长，直到今天早晨才报告我的”。
周副主席听到这里，脸上的怒气逐渐消失了。事后，中央社会部罗青长副部长告诉我：“若是不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钞帽摘掉了”。
随着周副主席脸上怒气的消失，屋子里的紧张空气烟消云散。大家你一言我一话地谈话起火灾的情况。周副主席面带笑容地把我叫到他的面前，谆谆教导说：“你现在是独挡一面工作，已不是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了。进了城，要把我们党深入实际、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疾苦的好思想、好作风带进城来。火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发生了火灾必须亲自到火场去，指挥灭火，查看灾情。”说到这里，周副主席又面对随他一起来的领导同志说：“前清的县太爷、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民间发生了火灾都去现场；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发生了火灾怎么能不去现场呢？”
周副主席为了教育领导干部，讲完话后就带着随同来的领导亲自查看了火灾现场。周副主席的一席话和行动给公安机关立了个规矩：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领导干部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必须及时亲自到现场指挥和查看。
后来，我领导外三分局又进行了取缔妓女院，整顿社会秩序、打击恶霸，进行特务、反动党团登记等工作。
1949年8月，为了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和建国圣典，北平市公安总局成立便衣警卫大队，我被调去负责组建。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突然接到调令，思想踌躇。在外三分局虽然工作仅6个月，但却经历了军事接管、改造伪警、建立人民公安分局的艰苦创业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了许多在上层机关学不到的东西，获益匪浅，对这个战斗岗位恋恋不舍。但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我告别了外三分局，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已歼敌150万，解放区逐渐扩大，收复与解放城市164座，面积扩大了15．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3700万。在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国民党的政权已岌岌可危。
1948年5月26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分别之后，又汇合在一起，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作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我随中央机关一块儿到了西柏坡。到这儿不久，党中央决定加强建屏县的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调我到建屏县委工作，担任县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党中央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料全国解放的时机即将到来，指示中央社会部组建接管大城市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培养接管城市的干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指定由罗青长、刘涌和甘露等同志负责筹建。从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社会部，选调了一批县团以上的干部参加训练班。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17日在建屏县西黄泥村正式开学，干部、学员共114人，班主任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兼任，副主任由刘涌和龙汗同志担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师，直逼北平。于12月先后占领了北平周围的南口、昌平、沙河、良乡等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国民党最大的战略要地北平，切断了北平对外的铁路交通。北平解放指日可待。
一、参加接管大军
1948年12月，党中央组建了接管北平的领导班子，由彭真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负责。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遵照党中央的部署，也组织了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领导班子，由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负责。西黄泥村训练班的党员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方志纯的通知，要我随谭副部长一块儿参加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
12月14日，谭政文副部长率领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踏上征途。为躲避敌人空袭，我们是夜行军。我们随着中共北平市委，于17日到了保定。北平市委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谭政文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刘进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长；冯基平为侦讯处长；赵苍壁为治安处长，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长；张廷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
中共北平市委发出第1号《党内通告》，确定了北平解放后的中心任务：（1）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2）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3）肃清反革命残余；（4）动员公、私力量，向城市运输煤炭和粮食，保障人民生活。
12月21日，北平市公安局全体人员到达良乡。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由谭政文、刘进中、刘涌、冯基平、赵苍壁、曲日新、武创辰等同志组成中共北平市公安局党总支，各处和分局分别设立党支部。
在良乡期间，刘涌同志调我到彭真同志处当秘书。我一心要到基层去，向刘涌同志提出要求。他不同意，还是分配我到彭真同志那里去了。我一直不安心，工作了一个多月，在我再三的要求下，又重新分配我参加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外三分局的领导班子。主要干部还有慕弗、谢立志、刘召峰、周万英、王国志等。由我和慕弗、谢立志组成军事代表三人小组，我任组长，并参加中共外三区（又称十区）工作委员会。区委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
市公安局长谭政文为取得管理城市的工作经验，决定派出四个工作组，分赴已解放的长辛店、丰台、石景山、海淀四个地方帮助工作。我和内一分局长于苇同志分配在丰台公安分局协助陈树森分局长工作，历时21天。时间虽短，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大城市，更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所遇到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处理每个问题取得的经验都对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有益，我非常珍惜这一短暂的学习时间。
为使接管北平的干部明确形势、任务、方针和政策，12月24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及工作方法”的报告。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也讲了话。并组织接管干部认真学习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1949年新年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布的《约法八章》、中央社会部编发的《北平概况》、《城市保卫工作须知》等文件。
12月31日，谭政文同志带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跟随北平市委进充长辛店。
1949年1月22日，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平大军压境，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傅作义将军决定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平解放北平的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于当日发出了让敌人守城部队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马上就要进驻北平了，接管北平的各项工作在夜以继日地紧张进行着。
1月26日，叶剑英主任在颐和园后山的树林里向入城接管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及进入北平》的报告。指出：“和平接管是在我军胜利形势下进行的，是用改编的办法消灭敌人。”“北平虽然和平接管了，但事情还在发展，还会有很多麻烦。必须坚持到最后改编敌人旧军队，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叶剑英同志对入城接管干部提出了要求：严格执行纪律；学习研究党的政策；遇到的新问题、大问题（有关策略的）必须请示，不允许自行处理。要保证群众吃粮、烧煤、稳定物价和货币，解放散兵游勇，维护社会治安，搞好防空工作
。针对大多数干部来自农村，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实际情况，叶剑英还讲了些城市生活的基本常识，如自动电话怎么拨，抽水马桶怎么用等等。最后，又宣布了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的入城犯罪守则。
1949年年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国民党驻守北平的二十多万部队开出城外，等候改编。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古都，北平成为人民的城市。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
二、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
1949年2月4日，北平市公安总局命令派出进驻各伪警察分局的军代表，准备接管各伪警察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商量：伪警察分局是一个组织机构庞大、政治上反动、腐败的官僚衙门，是国民党维护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我们的接管工作需要严肃、认真的对待，需要且个周密的计划。因此，我们拟了一份《关于接管工作的初步意见》，上报总局。总局批准了这个计划。
2月5日，各分局的军代表根据北平市公安总局的命令，分别进驻各伪警察分局进行接管。我先派慕弗、谢立志同志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崇文门外手帕胡同7号伪北平警察局外三分局联络接管事宜。中午，我与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带领十余名接管干部和一个武装班进入伪警察局外三分局。
我们在分局的大院里召开了240余人的伪员警大会。他们整整齐齐，规规距距地列队站在大院的中央。我身着灰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庄严地向他们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伪警察局外三分局。接着我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对伪警人员的政策；历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警察的反动本质和欺压人民的罪行；号召伪警人员积极揭发潜藏的特务分子，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除现行特务、反革命分子外，对伪警人员薪金照发，保证生活。同时，我还命令他们在3日内必须完成以下任务：所有公私枪支、一切危险物品及军用物资，一律收缴，如有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出，按私藏军火论罪；各分驻所及所属派出所的一切文件、档案、物资、家具，造册登记，办理交代，不得隐瞒，违背严惩；各安职守，维护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保护资财、仓库、公用设备、名胜古迹；保持户口册的完整，做到户口不乱，不得隐藏特务、战犯，如有发现，必须立即报告，隐瞒不报者依法惩处。
宣布完命令后，我要他们必须遵守以下纪律：（1）不准违抗命令；（2）不准勾结敌特；（3）不准打骂市民；（4）不准贪赃舞弊；（5）不准玩忽职守；（6）不准赌博宿娼；（7）不准假公济私；（8）不准阳奉阴违。
员警大会后，旧警人员内部出现分化。有的主动找接管干部要求介绍书籍看；有的反映出“只要有饭嘱吃，给谁干都行”；有的表现出恐惧，担心自己过去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怕受惩罚；有的惶惶不安，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当晚，我们在伪警察分局长罗裴逊为我们安排的房间里住下。我和杨浚、宋汝芬住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冷，光冒烟，不着火，呛得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床架子就倒了，把我们3人摔到地上。我们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个3条腿的床。我们又气又可笑，气的是旧警人员有意戏弄我们；笑得是他们也太愚蠢了，用这些小动作能伤害我们吗天亮后，我在院子里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我派人把罗裴逊叫来，就昨天发生的事情，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不得不低头认错。这件泪中小事给我敲了警钟，对旧警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失去警惕。
三、清理整顿辖区
原北平外三警察分局的辖区，地处北平市东南角，较为偏僻。除花市大街、崇文门大街为商业区，南岗子一带为小于工业区外，其他地区均人口稀散，多为贫穷的劳动人民。辖区面积为6．719平方公里，居住人口28，213户，有人口105，558人。
对伪外三警察分局，按照既完的计划，自上而下的进行接管。共接管分局本部及所属的五个分驻所、二十个派出所和六个城门缺口检查站，员警456人；收缴七九式步枪190支、手枪53支、子弹20，039发，炮弹若干发；档案、家俱、房屋、交通工具等都逐项清点登记上报。在伪外三警察分局中隐藏的特务、特务嫌疑分子也被清查出来，连同伪分局长罗裴逊等共11人，送公安局清河劳改大队审查。
当时，外三分局管辖的地方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大批散兵游勇充斥街头；本市和外地潜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隐性埋名，为非作歹；入室盗窃、拦路抢劫，一日数起；乞丐成群结队，沿街强讨强要；金银黑市聚集街头巷尾，公开买卖；……匪警、空袭警报，昼夜不断。
我们的接管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一听到分局的匪警铃声响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武装班的战士去捕捉土匪；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伪警察去疏散群众，保护群众的安全，一天要跑好几次。
军事接管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流落在社会上的大批散兵游勇。市军管会为解决这个问题，张贴公告，命令这些人到市公安总局和各个公安分局登记。但具体落实也是很困难的。不少散兵游勇对军管会的公告有怀疑，迟迟不动。于是，我按照政府的部署，决定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军管会的政策，动员他们到公安分局登记。同时，还派出接管干部深入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这一招很见效，20天的时间，来分局登记的散兵游勇有700余名，其中有国民党中将1名，少校4名，上尉13名，中尉9名，少尉6名，准尉31名，均按照军管会的政策，分别做了处理。
群众对军管会的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封了国民党第13军和92军设在辖区内玉清观处的两个军需仓库，缴获步枪332支，轻重机枪9挺，迫击炮2门，炮弹8752发，手榴弹11，654枚，喷火器3个，子弹61，501发，雷管135个，卡车2辆等大批军用物资。
2月中旬，北平市公安局总局遵照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下令结束各分局的军事管制，建立人民公安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等同志均被留下来，负责组建人民公安分局。分局设分局长1名，下设四个科、一个公安大队。一科为秘书科，科长1名。内设人事、文书两个股；二科为社会科、科长1名。内设社会侦察、机关保卫两个股；三科为治安科，科长1名。内设治安、户籍、司法三个股；四科为总务科，科长1名。内设管理、会计两个股。中共北平市委任命我为北平市公安总局外三分局分局长兼一科科长，谢立志任二科科长，慕弗任三科科长，四科科长空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外三分局”的牌子正式挂了出去。
工作千头万绪，从哪里做起呢？我意识到：人民公安分局同国民党旧警察机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基础是群众，它的工作扎根在人民中间。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接管干部反复宣传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的工作也就从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着手。
外三区的居民，多是社会下层的贫困户。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不少人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贫困生活。这些贫困户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依靠力量，第19、20两个派出所的民警闻此情景，建议分局组织居民自救。在他们辖区里有一条与外五分局管区相连的臭水沟，名叫“龙须沟”。晴天臭味难闻，雨天污水泥泞；夏天蚊蝇成群，冬天路滑难行。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环境，街政府干部和派出所民警提出组织居民挖龙须沟，区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先后组织居民166人，挖出农用肥料、淤泥5606车，卖给郊区农民，换来玉米16818斤，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口粮。群众通过这一行动，把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作了比较，一致认为还是共产党好。通过这件事，树立了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
街上的散兵游勇，经过清查登记、遣送已少的多了。但还有少数零零散散、更名换姓地散落在社会上。他们之中，有的做小买卖，有的盗窃、抢劫。作了土匪，直接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一天，群众来公安分局报案，说在花市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有一个女人的金耳环被土匪抢走了。我听到报案的警铃后，向值班人员问明情况，立即带两个武装战士和两个旧警察赶到现场，把土匪堵在一个胡同里，伪警察看到土匪手里拿着枪，不敢接近，只在后面乱打枪。我“火”上心头，带着两个武装战士扑上去，把土匪擒住。经过审讯，这个土匪是原国民党部队的一名排长。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城时，他开了小差，在市里流窜作案，已作案好几起了。街道群众看到我们捉到了土匪，很高兴但又不了解我们。仍用看旧警察的老眼光来看人民警察，纷纷议论说：“几代王朝，都是警匪一家”、“看吧！用不了几天就放了。”
积极分子把群众的议论反映了上来，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研究，认为群众这种议论是历史形成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群众的这种看法，使群众认识到“人民警察同人民是一家”，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事实教育群众。于是，我们决定召开所在地区群众大会，让群众看看土匪是个什么样子，让失主控诉土匪，激发群众对土匪的义愤。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来了上千人。我们把土匪押在一个土台子上。群众一面向前拥挤看看，一面质问土匪：“你为什么当土匪？”“你为什么要抢东西？”还不断地喊：“枪毙他！”土匪吓得直打哆嗦。治安科长慕弗在台上大声对群众说：“国民党的政府是反动的，他们的警察是镇压人民的，警匪的确是一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惩治土匪、恶霸的。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严厉惩处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立即将他送司法机关治罪。”群众热烈鼓掌。这件事在刚刚解放的群众中影响颇大，街头巷尾议论不少：”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共产党是真干呀！”“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就是不同！”残留在群众头脑中的“警匪一家”旧观念逐渐消失了，群众开始帮助我们提供线索，又侦破了许多案子。
3月上旬一天，一个农民来报案，说他在饭摊吃饭时卖粮的钱被偷，请求破案。我听了失主的申诉，分析了现场情况，认为这是几个小偷有组织的作案。怎么破这个案子呢？若破不了这个案子，群众又会怎么看我们这些由乡村来的“土八路”呢？于是，我请治安科长慕费来我的办公室研究案情，寻找查破的方法。慕费是个勤奋好学，知识很丰富的老同志，他思索了一会儿说：“老百姓不是讲国民党的警察同小偷是一家吗？”一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立即派人把伪外三警察分局的刑警队长找来，把案情向他做了介绍，命令他三日破案。他有些犹豫，但又不敢拒绝。第一天过去了，他无精打彩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汇报说：“没有查到小偷。”第二天过去了，他来汇报说农民丢失的钱找回来了，但没有抓到人”。看了这个情况，我断定他和小偷是通气的，责令他必须把小偷提到，提不到小偷拿他问罪。到第三天，他果然把小偷带来了。通过这件事，反映出国民党的警察与小偷、土匪是一家。
通过查破这个案子我得到一个启示：他们既然同小偷是穿着一条裤子，为什么不借这个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清理一下呢？想到这里，我和慕费、谢立志两位科长商量后，就命令伪刑警队长，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统统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地点，进行审查、教育和改造。伪刑警队长觉得露了自己的马脚，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命令。不到一个星期，他老老实实地把四十多个小偷都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的地点，经过审查和教育，都交待了犯罪事实，从中侦破了一些案件。他们还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是怎样偷毛驴、怎样偷钱包、怎样偷钢笔和眼镜的，把他们的“绝活”都教了出来。我们又用这些资料去教育群众，教他们如何提防小偷。
伪外三警察分局的特务、反动分子都已清理出去了，余下大批旧警察，根据市公安总局的指示：举办旧警人员学习班，进行审查。于是，从4月到9月，我们先后举办了5期轮训班，基本上对旧警人员轮训一遍。因为轮训的对象是旧警察，我们定名为“忠诚老实学习班”。办班的目的是两个：一是通过学习进行审查；二是教育改造，清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办法是号召他们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罪行。写出自传和交待材料。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什么是革命人生观？党的城市政策，人民政府的治安法令，人民警察的工作作风以及以反奸肃敌等。由分局长和科长授课，然后分组讨论，启发他们揭发检举特务和反革命。
通过办忠诚老实学习班，收效不错。有的交出特务分子匿藏的手枪和子弹；有的坦白交待了敲诈群众财物、贪污、调戏妇女、打骂群众、赌博、嫖妓等问题；有的交出反动证件的“成功成仁刀”；有的还检举揭发了他们所知道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和反动会道门的材料。
根据审查的结果，依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别作了处理。有的送公安总局清河劳改大队劳动改造；有的送政府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有的随大军南下；有的调区政府工作；个别的移交法院处理；还有一些被开除和资遣。对资遣人员的处理，都是出于自愿，自下而上地征求意见，个别谈话。对被开除的或移交法院的人员，先报请市公安局批准，再进行个别谈话，令其反省。
旧的警察清理处理了，需要组建人民的警察队伍。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撤销街政府，加强派出所，充实基层公安。中共外三区委员会，遵照北平市委的决定，将在街政府工作的一批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分配给公安机关，共有69名。这批新生骨干力量担任了派出所的正副所长、分局股长和人民警察，又从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到人民警察队伍中，建立了人民自己的警察队伍。
四、电车修造厂失火
1949年4月25日，正当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忙于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北京电车修造厂于凌晨2时突然起火，经过消防队和工人们的积极扑救，于6时许将大火扑灭。这起大火，将工人们为迎接节日而装饰好的42辆机动车和17辆拖车烧为灰烬，104间厂房也被烧的墙断屋塌，损失很大。
清晨起来，旧警察值班人员报告，说电车厂失火。我和慕弗、谢立志立即赶到现场，大火早已扑灭，被烧毁的机车和拖车只剩下了个铁架子。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询问了在场的工人，对火灾发生的经过做了较详细的调查。根据工人们提供的线索，发现当夜值班巡更的人有重大嫌疑。起火时，他正巡更到停放机车的厂房，但他说不清当时起火的情况。根据现场勘察的结果和调查的情况，我立即向市公安总局作了报告。
当日下午，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参加中央社会部的扩大部务会议，研究入城后的情报、保卫工作。听说电车厂着火，周副主席问参加会议的谭政文局长“现场情况怎么样？”谭没有去现场，说不清楚。周副主席说：“会议暂停，走，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参加会议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华北社会部副部长杨奇清，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市公安总局治安处副处长贺生高等都随着周主席一起，乘着几辆小汽车向外三分局开来。车走到花市大街找不到外三分局的地址，周副主席生气了，说：“坐的一车官僚主义”。无奈，司机下来询问花市大街上的交通警，由交通警察带到外三公安分局。
我刚刚从现场回来，还没有洗漱，就见周副主席等领导走进公安分局大门。我一看周副主席来了，心里想：一定是为电车厂失火之事而来。连忙出屋迎接。将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让到会议室。会议室只有几把木椅子，我让周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坐下，周副主席没有坐下就问我：“你知道电车厂失火吗？”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曾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过，深知周主席办事认真、负责、细致、关心爱护干部又严格要求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我从容不迫地回答：“知道”。周副主席紧接着问：“什么时候发生的火警？”“零晨2时左右。”“你什么时候到的现场？”“今天早晨。”
周副主席听了我的回答，脸上的两道浓眉几乎竖起来，面带怒容质问我：“零晨两点钟左右发生的火警，你为什么今天早晨才到现场去？”我说：“值班人员是旧警察，他们按照国民党旧警察办事的习惯和程序来处理问题的。他先把火警情况上报总局，登记了事，怕惊动分局长，直到今天早晨才报告我的”。
周副主席听到这里，脸上的怒气逐渐消失了。事后，中央社会部罗青长副部长告诉我：“若是不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钞帽摘掉了”。
随着周副主席脸上怒气的消失，屋子里的紧张空气烟消云散。大家你一言我一话地谈话起火灾的情况。周副主席面带笑容地把我叫到他的面前，谆谆教导说：“你现在是独挡一面工作，已不是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了。进了城，要把我们党深入实际、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疾苦的好思想、好作风带进城来。火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发生了火灾必须亲自到火场去，指挥灭火，查看灾情。”说到这里，周副主席又面对随他一起来的领导同志说：“前清的县太爷、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民间发生了火灾都去现场；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发生了火灾怎么能不去现场呢？”
周副主席为了教育领导干部，讲完话后就带着随同来的领导亲自查看了火灾现场。周副主席的一席话和行动给公安机关立了个规矩：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领导干部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必须及时亲自到现场指挥和查看。
后来，我领导外三分局又进行了取缔妓女院，整顿社会秩序、打击恶霸，进行特务、反动党团登记等工作。
1949年8月，为了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和建国圣典，北平市公安总局成立便衣警卫大队，我被调去负责组建。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突然接到调令，思想踌躇。在外三分局虽然工作仅6个月，但却经历了军事接管、改造伪警、建立人民公安分局的艰苦创业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了许多在上层机关学不到的东西，获益匪浅，对这个战斗岗位恋恋不舍。但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我告别了外三分局，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已歼敌150万，解放区逐渐扩大，收复与解放城市164座，面积扩大了15．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3700万。在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国民党的政权已岌岌可危。
1948年5月26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分别之后，又汇合在一起，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作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我随中央机关一块儿到了西柏坡。到这儿不久，党中央决定加强建屏县的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调我到建屏县委工作，担任县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党中央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料全国解放的时机即将到来，指示中央社会部组建接管大城市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培养接管城市的干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指定由罗青长、刘涌和甘露等同志负责筹建。从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社会部，选调了一批县团以上的干部参加训练班。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17日在建屏县西黄泥村正式开学，干部、学员共114人，班主任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兼任，副主任由刘涌和龙汗同志担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师，直逼北平。于12月先后占领了北平周围的南口、昌平、沙河、良乡等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国民党最大的战略要地北平，切断了北平对外的铁路交通。北平解放指日可待。
一、参加接管大军
1948年12月，党中央组建了接管北平的领导班子，由彭真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负责。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遵照党中央的部署，也组织了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领导班子，由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负责。西黄泥村训练班的党员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方志纯的通知，要我随谭副部长一块儿参加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
12月14日，谭政文副部长率领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踏上征途。为躲避敌人空袭，我们是夜行军。我们随着中共北平市委，于17日到了保定。北平市委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谭政文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刘进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长；冯基平为侦讯处长；赵苍壁为治安处长，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长；张廷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
中共北平市委发出第1号《党内通告》，确定了北平解放后的中心任务：（1）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2）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3）肃清反革命残余；（4）动员公、私力量，向城市运输煤炭和粮食，保障人民生活。
12月21日，北平市公安局全体人员到达良乡。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由谭政文、刘进中、刘涌、冯基平、赵苍壁、曲日新、武创辰等同志组成中共北平市公安局党总支，各处和分局分别设立党支部。
在良乡期间，刘涌同志调我到彭真同志处当秘书。我一心要到基层去，向刘涌同志提出要求。他不同意，还是分配我到彭真同志那里去了。我一直不安心，工作了一个多月，在我再三的要求下，又重新分配我参加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外三分局的领导班子。主要干部还有慕弗、谢立志、刘召峰、周万英、王国志等。由我和慕弗、谢立志组成军事代表三人小组，我任组长，并参加中共外三区（又称十区）工作委员会。区委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
市公安局长谭政文为取得管理城市的工作经验，决定派出四个工作组，分赴已解放的长辛店、丰台、石景山、海淀四个地方帮助工作。我和内一分局长于苇同志分配在丰台公安分局协助陈树森分局长工作，历时21天。时间虽短，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大城市，更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所遇到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处理每个问题取得的经验都对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有益，我非常珍惜这一短暂的学习时间。
为使接管北平的干部明确形势、任务、方针和政策，12月24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及工作方法”的报告。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也讲了话。并组织接管干部认真学习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1949年新年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布的《约法八章》、中央社会部编发的《北平概况》、《城市保卫工作须知》等文件。
12月31日，谭政文同志带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跟随北平市委进充长辛店。
1949年1月22日，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平大军压境，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傅作义将军决定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平解放北平的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于当日发出了让敌人守城部队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马上就要进驻北平了，接管北平的各项工作在夜以继日地紧张进行着。
1月26日，叶剑英主任在颐和园后山的树林里向入城接管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及进入北平》的报告。指出：“和平接管是在我军胜利形势下进行的，是用改编的办法消灭敌人。”“北平虽然和平接管了，但事情还在发展，还会有很多麻烦。必须坚持到最后改编敌人旧军队，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叶剑英同志对入城接管干部提出了要求：严格执行纪律；学习研究党的政策；遇到的新问题、大问题（有关策略的）必须请示，不允许自行处理。要保证群众吃粮、烧煤、稳定物价和货币，解放散兵游勇，维护社会治安，搞好防空工作
。针对大多数干部来自农村，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实际情况，叶剑英还讲了些城市生活的基本常识，如自动电话怎么拨，抽水马桶怎么用等等。最后，又宣布了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的入城犯罪守则。
1949年年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国民党驻守北平的二十多万部队开出城外，等候改编。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古都，北平成为人民的城市。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
二、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
1949年2月4日，北平市公安总局命令派出进驻各伪警察分局的军代表，准备接管各伪警察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商量：伪警察分局是一个组织机构庞大、政治上反动、腐败的官僚衙门，是国民党维护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我们的接管工作需要严肃、认真的对待，需要且个周密的计划。因此，我们拟了一份《关于接管工作的初步意见》，上报总局。总局批准了这个计划。
2月5日，各分局的军代表根据北平市公安总局的命令，分别进驻各伪警察分局进行接管。我先派慕弗、谢立志同志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崇文门外手帕胡同7号伪北平警察局外三分局联络接管事宜。中午，我与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带领十余名接管干部和一个武装班进入伪警察局外三分局。
我们在分局的大院里召开了240余人的伪员警大会。他们整整齐齐，规规距距地列队站在大院的中央。我身着灰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庄严地向他们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伪警察局外三分局。接着我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对伪警人员的政策；历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警察的反动本质和欺压人民的罪行；号召伪警人员积极揭发潜藏的特务分子，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除现行特务、反革命分子外，对伪警人员薪金照发，保证生活。同时，我还命令他们在3日内必须完成以下任务：所有公私枪支、一切危险物品及军用物资，一律收缴，如有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出，按私藏军火论罪；各分驻所及所属派出所的一切文件、档案、物资、家具，造册登记，办理交代，不得隐瞒，违背严惩；各安职守，维护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保护资财、仓库、公用设备、名胜古迹；保持户口册的完整，做到户口不乱，不得隐藏特务、战犯，如有发现，必须立即报告，隐瞒不报者依法惩处。
宣布完命令后，我要他们必须遵守以下纪律：（1）不准违抗命令；（2）不准勾结敌特；（3）不准打骂市民；（4）不准贪赃舞弊；（5）不准玩忽职守；（6）不准赌博宿娼；（7）不准假公济私；（8）不准阳奉阴违。
员警大会后，旧警人员内部出现分化。有的主动找接管干部要求介绍书籍看；有的反映出“只要有饭嘱吃，给谁干都行”；有的表现出恐惧，担心自己过去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怕受惩罚；有的惶惶不安，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当晚，我们在伪警察分局长罗裴逊为我们安排的房间里住下。我和杨浚、宋汝芬住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冷，光冒烟，不着火，呛得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床架子就倒了，把我们3人摔到地上。我们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个3条腿的床。我们又气又可笑，气的是旧警人员有意戏弄我们；笑得是他们也太愚蠢了，用这些小动作能伤害我们吗天亮后，我在院子里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我派人把罗裴逊叫来，就昨天发生的事情，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不得不低头认错。这件泪中小事给我敲了警钟，对旧警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失去警惕。
三、清理整顿辖区
原北平外三警察分局的辖区，地处北平市东南角，较为偏僻。除花市大街、崇文门大街为商业区，南岗子一带为小于工业区外，其他地区均人口稀散，多为贫穷的劳动人民。辖区面积为6．719平方公里，居住人口28，213户，有人口105，558人。
对伪外三警察分局，按照既完的计划，自上而下的进行接管。共接管分局本部及所属的五个分驻所、二十个派出所和六个城门缺口检查站，员警456人；收缴七九式步枪190支、手枪53支、子弹20，039发，炮弹若干发；档案、家俱、房屋、交通工具等都逐项清点登记上报。在伪外三警察分局中隐藏的特务、特务嫌疑分子也被清查出来，连同伪分局长罗裴逊等共11人，送公安局清河劳改大队审查。
当时，外三分局管辖的地方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大批散兵游勇充斥街头；本市和外地潜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隐性埋名，为非作歹；入室盗窃、拦路抢劫，一日数起；乞丐成群结队，沿街强讨强要；金银黑市聚集街头巷尾，公开买卖；……匪警、空袭警报，昼夜不断。
我们的接管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一听到分局的匪警铃声响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武装班的战士去捕捉土匪；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伪警察去疏散群众，保护群众的安全，一天要跑好几次。
军事接管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流落在社会上的大批散兵游勇。市军管会为解决这个问题，张贴公告，命令这些人到市公安总局和各个公安分局登记。但具体落实也是很困难的。不少散兵游勇对军管会的公告有怀疑，迟迟不动。于是，我按照政府的部署，决定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军管会的政策，动员他们到公安分局登记。同时，还派出接管干部深入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这一招很见效，20天的时间，来分局登记的散兵游勇有700余名，其中有国民党中将1名，少校4名，上尉13名，中尉9名，少尉6名，准尉31名，均按照军管会的政策，分别做了处理。
群众对军管会的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封了国民党第13军和92军设在辖区内玉清观处的两个军需仓库，缴获步枪332支，轻重机枪9挺，迫击炮2门，炮弹8752发，手榴弹11，654枚，喷火器3个，子弹61，501发，雷管135个，卡车2辆等大批军用物资。
2月中旬，北平市公安局总局遵照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下令结束各分局的军事管制，建立人民公安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等同志均被留下来，负责组建人民公安分局。分局设分局长1名，下设四个科、一个公安大队。一科为秘书科，科长1名。内设人事、文书两个股；二科为社会科、科长1名。内设社会侦察、机关保卫两个股；三科为治安科，科长1名。内设治安、户籍、司法三个股；四科为总务科，科长1名。内设管理、会计两个股。中共北平市委任命我为北平市公安总局外三分局分局长兼一科科长，谢立志任二科科长，慕弗任三科科长，四科科长空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外三分局”的牌子正式挂了出去。
工作千头万绪，从哪里做起呢？我意识到：人民公安分局同国民党旧警察机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基础是群众，它的工作扎根在人民中间。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接管干部反复宣传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的工作也就从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着手。
外三区的居民，多是社会下层的贫困户。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不少人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贫困生活。这些贫困户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依靠力量，第19、20两个派出所的民警闻此情景，建议分局组织居民自救。在他们辖区里有一条与外五分局管区相连的臭水沟，名叫“龙须沟”。晴天臭味难闻，雨天污水泥泞；夏天蚊蝇成群，冬天路滑难行。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环境，街政府干部和派出所民警提出组织居民挖龙须沟，区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先后组织居民166人，挖出农用肥料、淤泥5606车，卖给郊区农民，换来玉米16818斤，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口粮。群众通过这一行动，把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作了比较，一致认为还是共产党好。通过这件事，树立了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
街上的散兵游勇，经过清查登记、遣送已少的多了。但还有少数零零散散、更名换姓地散落在社会上。他们之中，有的做小买卖，有的盗窃、抢劫。作了土匪，直接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一天，群众来公安分局报案，说在花市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有一个女人的金耳环被土匪抢走了。我听到报案的警铃后，向值班人员问明情况，立即带两个武装战士和两个旧警察赶到现场，把土匪堵在一个胡同里，伪警察看到土匪手里拿着枪，不敢接近，只在后面乱打枪。我“火”上心头，带着两个武装战士扑上去，把土匪擒住。经过审讯，这个土匪是原国民党部队的一名排长。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城时，他开了小差，在市里流窜作案，已作案好几起了。街道群众看到我们捉到了土匪，很高兴但又不了解我们。仍用看旧警察的老眼光来看人民警察，纷纷议论说：“几代王朝，都是警匪一家”、“看吧！用不了几天就放了。”
积极分子把群众的议论反映了上来，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研究，认为群众这种议论是历史形成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群众的这种看法，使群众认识到“人民警察同人民是一家”，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事实教育群众。于是，我们决定召开所在地区群众大会，让群众看看土匪是个什么样子，让失主控诉土匪，激发群众对土匪的义愤。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来了上千人。我们把土匪押在一个土台子上。群众一面向前拥挤看看，一面质问土匪：“你为什么当土匪？”“你为什么要抢东西？”还不断地喊：“枪毙他！”土匪吓得直打哆嗦。治安科长慕弗在台上大声对群众说：“国民党的政府是反动的，他们的警察是镇压人民的，警匪的确是一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惩治土匪、恶霸的。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严厉惩处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立即将他送司法机关治罪。”群众热烈鼓掌。这件事在刚刚解放的群众中影响颇大，街头巷尾议论不少：”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共产党是真干呀！”“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就是不同！”残留在群众头脑中的“警匪一家”旧观念逐渐消失了，群众开始帮助我们提供线索，又侦破了许多案子。
3月上旬一天，一个农民来报案，说他在饭摊吃饭时卖粮的钱被偷，请求破案。我听了失主的申诉，分析了现场情况，认为这是几个小偷有组织的作案。怎么破这个案子呢？若破不了这个案子，群众又会怎么看我们这些由乡村来的“土八路”呢？于是，我请治安科长慕费来我的办公室研究案情，寻找查破的方法。慕费是个勤奋好学，知识很丰富的老同志，他思索了一会儿说：“老百姓不是讲国民党的警察同小偷是一家吗？”一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立即派人把伪外三警察分局的刑警队长找来，把案情向他做了介绍，命令他三日破案。他有些犹豫，但又不敢拒绝。第一天过去了，他无精打彩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汇报说：“没有查到小偷。”第二天过去了，他来汇报说农民丢失的钱找回来了，但没有抓到人”。看了这个情况，我断定他和小偷是通气的，责令他必须把小偷提到，提不到小偷拿他问罪。到第三天，他果然把小偷带来了。通过这件事，反映出国民党的警察与小偷、土匪是一家。
通过查破这个案子我得到一个启示：他们既然同小偷是穿着一条裤子，为什么不借这个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清理一下呢？想到这里，我和慕费、谢立志两位科长商量后，就命令伪刑警队长，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统统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地点，进行审查、教育和改造。伪刑警队长觉得露了自己的马脚，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命令。不到一个星期，他老老实实地把四十多个小偷都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的地点，经过审查和教育，都交待了犯罪事实，从中侦破了一些案件。他们还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是怎样偷毛驴、怎样偷钱包、怎样偷钢笔和眼镜的，把他们的“绝活”都教了出来。我们又用这些资料去教育群众，教他们如何提防小偷。
伪外三警察分局的特务、反动分子都已清理出去了，余下大批旧警察，根据市公安总局的指示：举办旧警人员学习班，进行审查。于是，从4月到9月，我们先后举办了5期轮训班，基本上对旧警人员轮训一遍。因为轮训的对象是旧警察，我们定名为“忠诚老实学习班”。办班的目的是两个：一是通过学习进行审查；二是教育改造，清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办法是号召他们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罪行。写出自传和交待材料。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什么是革命人生观？党的城市政策，人民政府的治安法令，人民警察的工作作风以及以反奸肃敌等。由分局长和科长授课，然后分组讨论，启发他们揭发检举特务和反革命。
通过办忠诚老实学习班，收效不错。有的交出特务分子匿藏的手枪和子弹；有的坦白交待了敲诈群众财物、贪污、调戏妇女、打骂群众、赌博、嫖妓等问题；有的交出反动证件的“成功成仁刀”；有的还检举揭发了他们所知道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和反动会道门的材料。
根据审查的结果，依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别作了处理。有的送公安总局清河劳改大队劳动改造；有的送政府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有的随大军南下；有的调区政府工作；个别的移交法院处理；还有一些被开除和资遣。对资遣人员的处理，都是出于自愿，自下而上地征求意见，个别谈话。对被开除的或移交法院的人员，先报请市公安局批准，再进行个别谈话，令其反省。
旧的警察清理处理了，需要组建人民的警察队伍。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撤销街政府，加强派出所，充实基层公安。中共外三区委员会，遵照北平市委的决定，将在街政府工作的一批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分配给公安机关，共有69名。这批新生骨干力量担任了派出所的正副所长、分局股长和人民警察，又从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到人民警察队伍中，建立了人民自己的警察队伍。
四、电车修造厂失火
1949年4月25日，正当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忙于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北京电车修造厂于凌晨2时突然起火，经过消防队和工人们的积极扑救，于6时许将大火扑灭。这起大火，将工人们为迎接节日而装饰好的42辆机动车和17辆拖车烧为灰烬，104间厂房也被烧的墙断屋塌，损失很大。
清晨起来，旧警察值班人员报告，说电车厂失火。我和慕弗、谢立志立即赶到现场，大火早已扑灭，被烧毁的机车和拖车只剩下了个铁架子。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询问了在场的工人，对火灾发生的经过做了较详细的调查。根据工人们提供的线索，发现当夜值班巡更的人有重大嫌疑。起火时，他正巡更到停放机车的厂房，但他说不清当时起火的情况。根据现场勘察的结果和调查的情况，我立即向市公安总局作了报告。
当日下午，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参加中央社会部的扩大部务会议，研究入城后的情报、保卫工作。听说电车厂着火，周副主席问参加会议的谭政文局长“现场情况怎么样？”谭没有去现场，说不清楚。周副主席说：“会议暂停，走，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参加会议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华北社会部副部长杨奇清，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市公安总局治安处副处长贺生高等都随着周主席一起，乘着几辆小汽车向外三分局开来。车走到花市大街找不到外三分局的地址，周副主席生气了，说：“坐的一车官僚主义”。无奈，司机下来询问花市大街上的交通警，由交通警察带到外三公安分局。
我刚刚从现场回来，还没有洗漱，就见周副主席等领导走进公安分局大门。我一看周副主席来了，心里想：一定是为电车厂失火之事而来。连忙出屋迎接。将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让到会议室。会议室只有几把木椅子，我让周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坐下，周副主席没有坐下就问我：“你知道电车厂失火吗？”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曾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过，深知周主席办事认真、负责、细致、关心爱护干部又严格要求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我从容不迫地回答：“知道”。周副主席紧接着问：“什么时候发生的火警？”“零晨2时左右。”“你什么时候到的现场？”“今天早晨。”
周副主席听了我的回答，脸上的两道浓眉几乎竖起来，面带怒容质问我：“零晨两点钟左右发生的火警，你为什么今天早晨才到现场去？”我说：“值班人员是旧警察，他们按照国民党旧警察办事的习惯和程序来处理问题的。他先把火警情况上报总局，登记了事，怕惊动分局长，直到今天早晨才报告我的”。
周副主席听到这里，脸上的怒气逐渐消失了。事后，中央社会部罗青长副部长告诉我：“若是不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钞帽摘掉了”。
随着周副主席脸上怒气的消失，屋子里的紧张空气烟消云散。大家你一言我一话地谈话起火灾的情况。周副主席面带笑容地把我叫到他的面前，谆谆教导说：“你现在是独挡一面工作，已不是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了。进了城，要把我们党深入实际、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疾苦的好思想、好作风带进城来。火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发生了火灾必须亲自到火场去，指挥灭火，查看灾情。”说到这里，周副主席又面对随他一起来的领导同志说：“前清的县太爷、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民间发生了火灾都去现场；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发生了火灾怎么能不去现场呢？”
周副主席为了教育领导干部，讲完话后就带着随同来的领导亲自查看了火灾现场。周副主席的一席话和行动给公安机关立了个规矩：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领导干部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必须及时亲自到现场指挥和查看。
后来，我领导外三分局又进行了取缔妓女院，整顿社会秩序、打击恶霸，进行特务、反动党团登记等工作。
1949年8月，为了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和建国圣典，北平市公安总局成立便衣警卫大队，我被调去负责组建。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突然接到调令，思想踌躇。在外三分局虽然工作仅6个月，但却经历了军事接管、改造伪警、建立人民公安分局的艰苦创业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了许多在上层机关学不到的东西，获益匪浅，对这个战斗岗位恋恋不舍。但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我告别了外三分局，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6-12- 07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我人民解放军已歼敌150万，解放区逐渐扩大，收复与解放城市164座，面积扩大了15．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3700万。在国民党统治区，民怨沸腾，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国民党的政权已岌岌可危。
1948年5月26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分别之后，又汇合在一起，西柏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作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我随中央机关一块儿到了西柏坡。到这儿不久，党中央决定加强建屏县的保卫工作，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调我到建屏县委工作，担任县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负责党中央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料全国解放的时机即将到来，指示中央社会部组建接管大城市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培养接管城市的干部。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指定由罗青长、刘涌和甘露等同志负责筹建。从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社会部，选调了一批县团以上的干部参加训练班。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9月17日在建屏县西黄泥村正式开学，干部、学员共114人，班主任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兼任，副主任由刘涌和龙汗同志担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师，直逼北平。于12月先后占领了北平周围的南口、昌平、沙河、良乡等地，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国民党最大的战略要地北平，切断了北平对外的铁路交通。北平解放指日可待。
一、参加接管大军
1948年12月，党中央组建了接管北平的领导班子，由彭真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负责。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遵照党中央的部署，也组织了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领导班子，由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负责。西黄泥村训练班的党员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方志纯的通知，要我随谭副部长一块儿参加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
12月14日，谭政文副部长率领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踏上征途。为躲避敌人空袭，我们是夜行军。我们随着中共北平市委，于17日到了保定。北平市委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谭政文为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刘进中为秘书长；刘涌为秘书处长；冯基平为侦讯处长；赵苍壁为治安处长，武创辰为副处长；曲日新为行政处长；张廷桢为公安大队大队长。
中共北平市委发出第1号《党内通告》，确定了北平解放后的中心任务：（1）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2）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3）肃清反革命残余；（4）动员公、私力量，向城市运输煤炭和粮食，保障人民生活。
12月21日，北平市公安局全体人员到达良乡。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由谭政文、刘进中、刘涌、冯基平、赵苍壁、曲日新、武创辰等同志组成中共北平市公安局党总支，各处和分局分别设立党支部。
在良乡期间，刘涌同志调我到彭真同志处当秘书。我一心要到基层去，向刘涌同志提出要求。他不同意，还是分配我到彭真同志那里去了。我一直不安心，工作了一个多月，在我再三的要求下，又重新分配我参加接管北平市伪警察局外三分局的领导班子。主要干部还有慕弗、谢立志、刘召峰、周万英、王国志等。由我和慕弗、谢立志组成军事代表三人小组，我任组长，并参加中共外三区（又称十区）工作委员会。区委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
市公安局长谭政文为取得管理城市的工作经验，决定派出四个工作组，分赴已解放的长辛店、丰台、石景山、海淀四个地方帮助工作。我和内一分局长于苇同志分配在丰台公安分局协助陈树森分局长工作，历时21天。时间虽短，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大城市，更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所遇到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处理每个问题取得的经验都对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有益，我非常珍惜这一短暂的学习时间。
为使接管北平的干部明确形势、任务、方针和政策，12月24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及工作方法”的报告。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也讲了话。并组织接管干部认真学习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1949年新年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公布的《约法八章》、中央社会部编发的《北平概况》、《城市保卫工作须知》等文件。
12月31日，谭政文同志带着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的队伍，跟随北平市委进充长辛店。
1949年1月22日，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北平大军压境，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傅作义将军决定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平解放北平的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于当日发出了让敌人守城部队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马上就要进驻北平了，接管北平的各项工作在夜以继日地紧张进行着。
1月26日，叶剑英主任在颐和园后山的树林里向入城接管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及进入北平》的报告。指出：“和平接管是在我军胜利形势下进行的，是用改编的办法消灭敌人。”“北平虽然和平接管了，但事情还在发展，还会有很多麻烦。必须坚持到最后改编敌人旧军队，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叶剑英同志对入城接管干部提出了要求：严格执行纪律；学习研究党的政策；遇到的新问题、大问题（有关策略的）必须请示，不允许自行处理。要保证群众吃粮、烧煤、稳定物价和货币，解放散兵游勇，维护社会治安，搞好防空工作
。针对大多数干部来自农村，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实际情况，叶剑英还讲了些城市生活的基本常识，如自动电话怎么拨，抽水马桶怎么用等等。最后，又宣布了必须严格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的入城犯罪守则。
1949年年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国民党驻守北平的二十多万部队开出城外，等候改编。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古都，北平成为人民的城市。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
二、接管伪外三警察分局
1949年2月4日，北平市公安总局命令派出进驻各伪警察分局的军代表，准备接管各伪警察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商量：伪警察分局是一个组织机构庞大、政治上反动、腐败的官僚衙门，是国民党维护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我们的接管工作需要严肃、认真的对待，需要且个周密的计划。因此，我们拟了一份《关于接管工作的初步意见》，上报总局。总局批准了这个计划。
2月5日，各分局的军代表根据北平市公安总局的命令，分别进驻各伪警察分局进行接管。我先派慕弗、谢立志同志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崇文门外手帕胡同7号伪北平警察局外三分局联络接管事宜。中午，我与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杨浚、副书记宋汝芬、区长韩林光带领十余名接管干部和一个武装班进入伪警察局外三分局。
我们在分局的大院里召开了240余人的伪员警大会。他们整整齐齐，规规距距地列队站在大院的中央。我身着灰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庄严地向他们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伪警察局外三分局。接着我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约法八章》，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对伪警人员的政策；历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警察的反动本质和欺压人民的罪行；号召伪警人员积极揭发潜藏的特务分子，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除现行特务、反革命分子外，对伪警人员薪金照发，保证生活。同时，我还命令他们在3日内必须完成以下任务：所有公私枪支、一切危险物品及军用物资，一律收缴，如有隐瞒不报者，一经查出，按私藏军火论罪；各分驻所及所属派出所的一切文件、档案、物资、家具，造册登记，办理交代，不得隐瞒，违背严惩；各安职守，维护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保护资财、仓库、公用设备、名胜古迹；保持户口册的完整，做到户口不乱，不得隐藏特务、战犯，如有发现，必须立即报告，隐瞒不报者依法惩处。
宣布完命令后，我要他们必须遵守以下纪律：（1）不准违抗命令；（2）不准勾结敌特；（3）不准打骂市民；（4）不准贪赃舞弊；（5）不准玩忽职守；（6）不准赌博宿娼；（7）不准假公济私；（8）不准阳奉阴违。
员警大会后，旧警人员内部出现分化。有的主动找接管干部要求介绍书籍看；有的反映出“只要有饭嘱吃，给谁干都行”；有的表现出恐惧，担心自己过去做了些不好的事情，怕受惩罚；有的惶惶不安，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当晚，我们在伪警察分局长罗裴逊为我们安排的房间里住下。我和杨浚、宋汝芬住在一个房间里。天气很冷，光冒烟，不着火，呛得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床架子就倒了，把我们3人摔到地上。我们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个3条腿的床。我们又气又可笑，气的是旧警人员有意戏弄我们；笑得是他们也太愚蠢了，用这些小动作能伤害我们吗天亮后，我在院子里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我派人把罗裴逊叫来，就昨天发生的事情，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他不得不低头认错。这件泪中小事给我敲了警钟，对旧警人员的一举一动都不能失去警惕。
三、清理整顿辖区
原北平外三警察分局的辖区，地处北平市东南角，较为偏僻。除花市大街、崇文门大街为商业区，南岗子一带为小于工业区外，其他地区均人口稀散，多为贫穷的劳动人民。辖区面积为6．719平方公里，居住人口28，213户，有人口105，558人。
对伪外三警察分局，按照既完的计划，自上而下的进行接管。共接管分局本部及所属的五个分驻所、二十个派出所和六个城门缺口检查站，员警456人；收缴七九式步枪190支、手枪53支、子弹20，039发，炮弹若干发；档案、家俱、房屋、交通工具等都逐项清点登记上报。在伪外三警察分局中隐藏的特务、特务嫌疑分子也被清查出来，连同伪分局长罗裴逊等共11人，送公安局清河劳改大队审查。
当时，外三分局管辖的地方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大批散兵游勇充斥街头；本市和外地潜入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隐性埋名，为非作歹；入室盗窃、拦路抢劫，一日数起；乞丐成群结队，沿街强讨强要；金银黑市聚集街头巷尾，公开买卖；……匪警、空袭警报，昼夜不断。
我们的接管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一听到分局的匪警铃声响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武装班的战士去捕捉土匪；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伪警察去疏散群众，保护群众的安全，一天要跑好几次。
军事接管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流落在社会上的大批散兵游勇。市军管会为解决这个问题，张贴公告，命令这些人到市公安总局和各个公安分局登记。但具体落实也是很困难的。不少散兵游勇对军管会的公告有怀疑，迟迟不动。于是，我按照政府的部署，决定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军管会的政策，动员他们到公安分局登记。同时，还派出接管干部深入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这一招很见效，20天的时间，来分局登记的散兵游勇有700余名，其中有国民党中将1名，少校4名，上尉13名，中尉9名，少尉6名，准尉31名，均按照军管会的政策，分别做了处理。
群众对军管会的政策有了初步的了解，开始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封了国民党第13军和92军设在辖区内玉清观处的两个军需仓库，缴获步枪332支，轻重机枪9挺，迫击炮2门，炮弹8752发，手榴弹11，654枚，喷火器3个，子弹61，501发，雷管135个，卡车2辆等大批军用物资。
2月中旬，北平市公安局总局遵照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下令结束各分局的军事管制，建立人民公安分局。我和慕弗、谢立志等同志均被留下来，负责组建人民公安分局。分局设分局长1名，下设四个科、一个公安大队。一科为秘书科，科长1名。内设人事、文书两个股；二科为社会科、科长1名。内设社会侦察、机关保卫两个股；三科为治安科，科长1名。内设治安、户籍、司法三个股；四科为总务科，科长1名。内设管理、会计两个股。中共北平市委任命我为北平市公安总局外三分局分局长兼一科科长，谢立志任二科科长，慕弗任三科科长，四科科长空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外三分局”的牌子正式挂了出去。
工作千头万绪，从哪里做起呢？我意识到：人民公安分局同国民党旧警察机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基础是群众，它的工作扎根在人民中间。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接管干部反复宣传这个指导思想，我们的工作也就从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着手。
外三区的居民，多是社会下层的贫困户。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不少人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贫困生活。这些贫困户是我们工作中的主要依靠力量，第19、20两个派出所的民警闻此情景，建议分局组织居民自救。在他们辖区里有一条与外五分局管区相连的臭水沟，名叫“龙须沟”。晴天臭味难闻，雨天污水泥泞；夏天蚊蝇成群，冬天路滑难行。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环境，街政府干部和派出所民警提出组织居民挖龙须沟，区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先后组织居民166人，挖出农用肥料、淤泥5606车，卖给郊区农民，换来玉米16818斤，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口粮。群众通过这一行动，把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作了比较，一致认为还是共产党好。通过这件事，树立了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
街上的散兵游勇，经过清查登记、遣送已少的多了。但还有少数零零散散、更名换姓地散落在社会上。他们之中，有的做小买卖，有的盗窃、抢劫。作了土匪，直接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一天，群众来公安分局报案，说在花市大街的一条小胡同里有一个女人的金耳环被土匪抢走了。我听到报案的警铃后，向值班人员问明情况，立即带两个武装战士和两个旧警察赶到现场，把土匪堵在一个胡同里，伪警察看到土匪手里拿着枪，不敢接近，只在后面乱打枪。我“火”上心头，带着两个武装战士扑上去，把土匪擒住。经过审讯，这个土匪是原国民党部队的一名排长。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城时，他开了小差，在市里流窜作案，已作案好几起了。街道群众看到我们捉到了土匪，很高兴但又不了解我们。仍用看旧警察的老眼光来看人民警察，纷纷议论说：“几代王朝，都是警匪一家”、“看吧！用不了几天就放了。”
积极分子把群众的议论反映了上来，我和慕弗、谢立志同志研究，认为群众这种议论是历史形成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群众的这种看法，使群众认识到“人民警察同人民是一家”，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事实教育群众。于是，我们决定召开所在地区群众大会，让群众看看土匪是个什么样子，让失主控诉土匪，激发群众对土匪的义愤。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来了上千人。我们把土匪押在一个土台子上。群众一面向前拥挤看看，一面质问土匪：“你为什么当土匪？”“你为什么要抢东西？”还不断地喊：“枪毙他！”土匪吓得直打哆嗦。治安科长慕弗在台上大声对群众说：“国民党的政府是反动的，他们的警察是镇压人民的，警匪的确是一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惩治土匪、恶霸的。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严厉惩处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立即将他送司法机关治罪。”群众热烈鼓掌。这件事在刚刚解放的群众中影响颇大，街头巷尾议论不少：”共产党是说到做到的”、“共产党是真干呀！”“人民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就是不同！”残留在群众头脑中的“警匪一家”旧观念逐渐消失了，群众开始帮助我们提供线索，又侦破了许多案子。
3月上旬一天，一个农民来报案，说他在饭摊吃饭时卖粮的钱被偷，请求破案。我听了失主的申诉，分析了现场情况，认为这是几个小偷有组织的作案。怎么破这个案子呢？若破不了这个案子，群众又会怎么看我们这些由乡村来的“土八路”呢？于是，我请治安科长慕费来我的办公室研究案情，寻找查破的方法。慕费是个勤奋好学，知识很丰富的老同志，他思索了一会儿说：“老百姓不是讲国民党的警察同小偷是一家吗？”一句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立即派人把伪外三警察分局的刑警队长找来，把案情向他做了介绍，命令他三日破案。他有些犹豫，但又不敢拒绝。第一天过去了，他无精打彩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汇报说：“没有查到小偷。”第二天过去了，他来汇报说农民丢失的钱找回来了，但没有抓到人”。看了这个情况，我断定他和小偷是通气的，责令他必须把小偷提到，提不到小偷拿他问罪。到第三天，他果然把小偷带来了。通过这件事，反映出国民党的警察与小偷、土匪是一家。
通过查破这个案子我得到一个启示：他们既然同小偷是穿着一条裤子，为什么不借这个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清理一下呢？想到这里，我和慕费、谢立志两位科长商量后，就命令伪刑警队长，在一个星期之内，把活动在外三区的小偷统统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地点，进行审查、教育和改造。伪刑警队长觉得露了自己的马脚，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命令。不到一个星期，他老老实实地把四十多个小偷都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的地点，经过审查和教育，都交待了犯罪事实，从中侦破了一些案件。他们还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是怎样偷毛驴、怎样偷钱包、怎样偷钢笔和眼镜的，把他们的“绝活”都教了出来。我们又用这些资料去教育群众，教他们如何提防小偷。
伪外三警察分局的特务、反动分子都已清理出去了，余下大批旧警察，根据市公安总局的指示：举办旧警人员学习班，进行审查。于是，从4月到9月，我们先后举办了5期轮训班，基本上对旧警人员轮训一遍。因为轮训的对象是旧警察，我们定名为“忠诚老实学习班”。办班的目的是两个：一是通过学习进行审查；二是教育改造，清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办法是号召他们坦白交待自己的历史罪行。写出自传和交待材料。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什么是革命人生观？党的城市政策，人民政府的治安法令，人民警察的工作作风以及以反奸肃敌等。由分局长和科长授课，然后分组讨论，启发他们揭发检举特务和反革命。
通过办忠诚老实学习班，收效不错。有的交出特务分子匿藏的手枪和子弹；有的坦白交待了敲诈群众财物、贪污、调戏妇女、打骂群众、赌博、嫖妓等问题；有的交出反动证件的“成功成仁刀”；有的还检举揭发了他们所知道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和反动会道门的材料。
根据审查的结果，依据各自不同的情况，分别作了处理。有的送公安总局清河劳改大队劳动改造；有的送政府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有的随大军南下；有的调区政府工作；个别的移交法院处理；还有一些被开除和资遣。对资遣人员的处理，都是出于自愿，自下而上地征求意见，个别谈话。对被开除的或移交法院的人员，先报请市公安局批准，再进行个别谈话，令其反省。
旧的警察清理处理了，需要组建人民的警察队伍。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撤销街政府，加强派出所，充实基层公安。中共外三区委员会，遵照北平市委的决定，将在街政府工作的一批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分配给公安机关，共有69名。这批新生骨干力量担任了派出所的正副所长、分局股长和人民警察，又从工人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参加到人民警察队伍中，建立了人民自己的警察队伍。
四、电车修造厂失火
1949年4月25日，正当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忙于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北京电车修造厂于凌晨2时突然起火，经过消防队和工人们的积极扑救，于6时许将大火扑灭。这起大火，将工人们为迎接节日而装饰好的42辆机动车和17辆拖车烧为灰烬，104间厂房也被烧的墙断屋塌，损失很大。
清晨起来，旧警察值班人员报告，说电车厂失火。我和慕弗、谢立志立即赶到现场，大火早已扑灭，被烧毁的机车和拖车只剩下了个铁架子。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询问了在场的工人，对火灾发生的经过做了较详细的调查。根据工人们提供的线索，发现当夜值班巡更的人有重大嫌疑。起火时，他正巡更到停放机车的厂房，但他说不清当时起火的情况。根据现场勘察的结果和调查的情况，我立即向市公安总局作了报告。
当日下午，周恩来副主席正在参加中央社会部的扩大部务会议，研究入城后的情报、保卫工作。听说电车厂着火，周副主席问参加会议的谭政文局长“现场情况怎么样？”谭没有去现场，说不清楚。周副主席说：“会议暂停，走，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参加会议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华北社会部副部长杨奇清，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叶运高，市公安总局治安处副处长贺生高等都随着周主席一起，乘着几辆小汽车向外三分局开来。车走到花市大街找不到外三分局的地址，周副主席生气了，说：“坐的一车官僚主义”。无奈，司机下来询问花市大街上的交通警，由交通警察带到外三公安分局。
我刚刚从现场回来，还没有洗漱，就见周副主席等领导走进公安分局大门。我一看周副主席来了，心里想：一定是为电车厂失火之事而来。连忙出屋迎接。将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让到会议室。会议室只有几把木椅子，我让周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坐下，周副主席没有坐下就问我：“你知道电车厂失火吗？”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曾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过，深知周主席办事认真、负责、细致、关心爱护干部又严格要求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我从容不迫地回答：“知道”。周副主席紧接着问：“什么时候发生的火警？”“零晨2时左右。”“你什么时候到的现场？”“今天早晨。”
周副主席听了我的回答，脸上的两道浓眉几乎竖起来，面带怒容质问我：“零晨两点钟左右发生的火警，你为什么今天早晨才到现场去？”我说：“值班人员是旧警察，他们按照国民党旧警察办事的习惯和程序来处理问题的。他先把火警情况上报总局，登记了事，怕惊动分局长，直到今天早晨才报告我的”。
周副主席听到这里，脸上的怒气逐渐消失了。事后，中央社会部罗青长副部长告诉我：“若是不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周副主席就把你的乌钞帽摘掉了”。
随着周副主席脸上怒气的消失，屋子里的紧张空气烟消云散。大家你一言我一话地谈话起火灾的情况。周副主席面带笑容地把我叫到他的面前，谆谆教导说：“你现在是独挡一面工作，已不是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了。进了城，要把我们党深入实际、关心群众、体贴群众疾苦的好思想、好作风带进城来。火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发生了火灾必须亲自到火场去，指挥灭火，查看灾情。”说到这里，周副主席又面对随他一起来的领导同志说：“前清的县太爷、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民间发生了火灾都去现场；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发生了火灾怎么能不去现场呢？”
周副主席为了教育领导干部，讲完话后就带着随同来的领导亲自查看了火灾现场。周副主席的一席话和行动给公安机关立了个规矩：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领导干部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必须及时亲自到现场指挥和查看。
后来，我领导外三分局又进行了取缔妓女院，整顿社会秩序、打击恶霸，进行特务、反动党团登记等工作。
1949年8月，为了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和建国圣典，北平市公安总局成立便衣警卫大队，我被调去负责组建。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突然接到调令，思想踌躇。在外三分局虽然工作仅6个月，但却经历了军事接管、改造伪警、建立人民公安分局的艰苦创业阶段，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了许多在上层机关学不到的东西，获益匪浅，对这个战斗岗位恋恋不舍。但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也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我告别了外三分局，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原来员警这个词那时候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