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外教竟然发“花痴”、在中国女孩身上玩“痴守”!

美国小伙痴情守望瘫痪中国女友
一年多来他半工半读承担车祸女友的治疗费，还将父母请到了苏州一起照顾她
转自1月24日的《扬子晚报》（这家报社的总社在南京），电子版《扬子晚报》如下这个网址的页面也登了此新闻：

曾经开心的两个人。

在改造一新的苏州沧浪区大龙新村，不时会看到这样特别的温馨场面：“一个外国男孩搀扶着一个中国女孩在小区里不停地走，女孩的腿脚不是很稳，走得很慢，男孩寸步不离地跟在身旁。”他和她的背影，相扶相搀，为小区平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引来众多关注的目光。　
　A　一见钟情
　他为爱情来苏州学习汉语
　男孩叫科林（Colin Pemp），28岁，来自美国艾奥瓦州，是一个爱好玩滑板、踢足球和旅行的阳光小伙；科林高高的个子，帅气的脸庞，长长的头发，谈话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女孩叫陈亚焕，今年33岁，来自广西贺州，是一个开朗活泼、热爱运动和旅游的姑娘。
　他们的相遇很偶然。
　2005年，大学毕业的科林应朋友之邀，来到了中国山西太原，当起了一名英语老师。在一个学生的生日晚会上，他邂逅了美丽的广西姑娘陈亚焕。当时她在一个企业做采购员，那个学生正是她老板的儿子。
　在交谈中，两人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都喜欢运动，都喜欢滑板，都喜欢旅游，性格都很开朗……后来，他们相约一起去爬山，玩滑板，陈亚焕不时教科林中国的文化知识，“小焕教我很耐心，很温柔。”科林这样形容心中的陈亚焕。
　科林的帅气爽朗深深打动了亚焕的心，而科林也逐渐被眼前这个温柔似水的中国姑娘所吸引。慢慢的，两颗年轻的心贴得近了，他们相爱了。
　十指相扣，他们把爱的身影留在了青岛海边、北京长城、珠海……“他什么时候都会先考虑我的感受”，陈亚焕说。
　“我爱他的执着，和我相处的时间，他不曾交过其他的女朋友。”陈亚焕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欢喜。陈亚焕的英语不是很流利，基础也不是太好，而科林也不懂中文，两人的交流存在一些障碍。为了减轻陈亚焕学习英语的压力，科林决定为了爱情选择学习汉语。他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苏州大学有汉语培训项目。于是，他带着陈亚焕来到了苏州。

　B 飞来横祸
　女友车祸瘫痪，他想尽办法留在中国
　2006年，两人来到苏州后，科林选择了半工半读。上午去苏州大学学习汉语，下午去做兼职英语老师。陈亚焕则在观前街一个朋友的服饰店当起了售货员。甜蜜而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一个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到了陈亚焕头上。2008年7月的一天深夜，陈亚焕和朋友在酒吧喝完酒，回去的途中经过莫邪路，她的朋友被一辆电瓶车撞到，倒下去时撞倒了她，右脑磕到石头上，陷入昏迷。科林匆忙赶到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陈亚焕已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她的右侧颞部脑内血肿，伤势十分严重，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 科林回忆说。最初7天，医生要求科林每天睡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因为她随时都可能死亡。
　陈亚焕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昏迷了整整一个月。科林每天都要承担4000元到8000元不等的治疗费用，那段日子，他不停地签署各类手术同意书，科林的外国朋友们为陈亚焕举行义卖活动，他向父母、朋友借，不停地四处筹钱，“上学、筹钱、挣钱、照顾她，那段时间真的很累。”那时，科林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能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透过监控视频看看病房中的陈亚焕，虽然只有5分钟，身体的疲惫感也能得到暂时的释放。幸运的是，死神和陈亚焕擦身而过。
　一个月后，陈亚焕醒了，但她左侧身体都瘫痪了。这时，科林的签证也到期了，当时奥运会即将举办，办理签证很难。经过咨询，科林得知通过成为苏州大学的留学生，能顺利办理签证，不过他选择留下来，更多的是为了照顾陈亚焕。

　C 陪伴守望
　科林父母也来到苏州帮着照料
　“我希望她能走路，开一个小店，自己能养活自己……”陈亚焕刚醒时，科林的这个愿望似乎还遥不可及。陈亚焕话都说不清，经过苏州第五人民医院3个月的恢复治疗后，才有好转。
　陈亚焕在苏州没有亲人，车祸肇事人也没有找到，她的生活费用和医药费全部压在了科林的身上，科林无奈之下，只好把陈亚焕接回家中，专门请了一个保姆帮助照料。晚上，他再去园区做家教，多赚些钱。车祸后，见陈亚焕总是闷闷不乐，科林开始用自己的美式鼓励法，帮她重拾信心。刚开始陈亚焕左侧身体完全不能动，在康复的时候，哪怕左手的手指微微一动，科林都会大声赞叹：“Good！”“Great！”
　科林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远在美国的父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去年9月，科林的父母也来到了苏州，一起帮忙照料。医生叮嘱亚焕要加强康复锻炼。为此，经济已经捉襟见肘的科林特意租下大龙新村的房子，还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跑步机让亚焕坚持锻炼。只要有空，科林就会陪她一起到小区里锻炼，无论多晚，他每天都要过来看看陈亚焕。现在，陈亚焕拄着拐杖已经能独立走路了，虽然步伐很缓慢，但科林已非常开心，因为她的心情比以前好多了，离自己的那个愿望也近了。

　D 爱情升华
　“你就是我的亲人”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配不上他……”陈亚焕低声说，目光中透着感激和愧疚，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3个月前，陈亚焕借口要去广州妹妹那里，提出和科林分手。科林尊重她的执拗，但放不下对她的关心。分开不到1个月，当科林得知，亚焕在广州只能打地铺时，非常心疼。“小焕，回来吧，这里会一直接纳你。”科林的朴实让陈亚焕不再固执，她回到了苏州。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我才爱上他。”这句话经常挂在陈亚焕的嘴边。车祸后，其实科林原本可以通过报案，寻找肇事者，但是他没有。“找到有什么用呢，他也许是个穷人，生活不是很好，还有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钱，只有坐牢，不要了。”科林淡淡地说。陈亚焕在广州打工的弟弟送来5000元钱，也被科林拒绝了。他认为这是一年的打工钱，很辛苦，不容易。
　“他总是这样想着别人，所以我爱他，尽管我不再配得上他。” “不，你非常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是我的亲人！”每当陈亚焕说这话时，总是被科林立刻打断。“许多朋友奇怪为什么我不回国，但她不听医生的话，只听我的话。”
　这样的理由，说得简单，可这样的决定，并不简单。“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那句歌词见证的不只是爱，还有那浓浓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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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12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电子版《中国青年报》如下这个网址的页面也登了此文：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你怎么能开这样恶毒的玩笑？”他冲着电话里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应都是“这该死的愚人节”。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贺杰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 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那天早上，贺杰克实在无法接受那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他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当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他又宁愿“这一切只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他一向认为，在这座治安一直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走。“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他说，“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据说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有人说这次英国民众和英国政府之所以要求中国不要判英国毒贩阿克毛死刑也是因为英国和德国、澳大利亚等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也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这些国家发现废除死刑后犯罪率并不比以前有死刑时更高，所以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反对判任何罪犯死刑。例如强奸案，中国对强奸罪判的刑往往比欧美国家重很多，有的强奸犯甚至被判死刑，正由于强奸案在中国判刑判得很重，所以一些中国的强奸犯在强奸女性时由于害怕受害的女性在事后去报案导致自己要做二、三十年甚至无期徒刑或死刑，由于在强奸女性后 脑子里一直想着自己一旦被捕将要在牢里呆二、三十年甚至一辈子，要在牢里被狱警和牢头狱霸欺负二、三十年，便杀人灭口，杀死那名女性。受害者死了，她便不会去报案，警方也就不知道罪犯长什么样或有什么生理特征，她也有无法向警方提供和罪犯相关的线索。如果我国法律不把强奸罪的刑罚定得很重，例如定在十二、十×年或十年有期徒刑以内，那么很多强奸犯在强奸完后就不会再去犯杀人这种重罪，去为了灭口而杀死受害女性。 “女性的贞操比女性的生命更重要”是男权社会的男性所宣扬的很自私的、对女性来说并不公平的一种错误观念。废除死刑后，我们可以把强奸罪定在十×年或十年以内的有期徒刑，杀人罪的最高刑罚可以定为“无期徒刑”。废除死刑或减轻强奸罪的刑罚程度后，先奸后杀、为了灭口而杀死被强奸的女性这种事应该会变少，强奸案中的命案会减少，单纯的强奸案可能会增加，但生命当然比贞操重要，废除死刑或减轻强奸罪的刑罚程度对保护女性的生命、降低女性生命的“消逝率”是有利的。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枪杀了32人，但结果美国人在举行悼念那个事件的活动中却不仅悼念遇害者，也悼念凶手。详情见此文后面的另一篇新闻《美国大学将枪案凶手与遇难者同列为悼念对象》。——楼主评论）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9年前，当这些创始者们决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纪念普方一家之后，他们很快便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
     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当年并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批准，于是他们改称为普方协会，与南京本地的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据一位曾经在爱德基金会工作的人士介绍，他9年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去淮安市的涟水县走访过很多这样的家庭：
     有一个镇里的干部，住在镇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连10平方米都没有，几乎每顿都在喝粥。
     还有一个光棍讨不起老婆，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块没腿的木板当床，上面铺着黑乎乎的棉絮。
     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还是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周新曾经专门做过调研，2009年被资助的学生中应该有21个初三学生面临中考，但调查下来，最终只有3个学生上了普通高中，2个学生上了职业学校。
     张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从6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家的情况。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于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出那份填写于2003年5月的申请表，在那上面，张磊一笔一画地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如今，张磊已经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9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因此，他们与受助学生交流时都是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

美国小伙痴情守望瘫痪中国女友
一年多来他半工半读承担车祸女友的治疗费，还将父母请到了苏州一起照顾她
转自1月24日的《扬子晚报》（这家报社的总社在南京），电子版《扬子晚报》如下这个网址的页面也登了此新闻：


曾经开心的两个人。


在改造一新的苏州沧浪区大龙新村，不时会看到这样特别的温馨场面：“一个外国男孩搀扶着一个中国女孩在小区里不停地走，女孩的腿脚不是很稳，走得很慢，男孩寸步不离地跟在身旁。”他和她的背影，相扶相搀，为小区平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引来众多关注的目光。　
　A　一见钟情
　他为爱情来苏州学习汉语
　男孩叫科林（Colin Pemp），28岁，来自美国艾奥瓦州，是一个爱好玩滑板、踢足球和旅行的阳光小伙；科林高高的个子，帅气的脸庞，长长的头发，谈话中，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女孩叫陈亚焕，今年33岁，来自广西贺州，是一个开朗活泼、热爱运动和旅游的姑娘。
　他们的相遇很偶然。
　2005年，大学毕业的科林应朋友之邀，来到了中国山西太原，当起了一名英语老师。在一个学生的生日晚会上，他邂逅了美丽的广西姑娘陈亚焕。当时她在一个企业做采购员，那个学生正是她老板的儿子。
　在交谈中，两人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都喜欢运动，都喜欢滑板，都喜欢旅游，性格都很开朗……后来，他们相约一起去爬山，玩滑板，陈亚焕不时教科林中国的文化知识，“小焕教我很耐心，很温柔。”科林这样形容心中的陈亚焕。
　科林的帅气爽朗深深打动了亚焕的心，而科林也逐渐被眼前这个温柔似水的中国姑娘所吸引。慢慢的，两颗年轻的心贴得近了，他们相爱了。
　十指相扣，他们把爱的身影留在了青岛海边、北京长城、珠海……“他什么时候都会先考虑我的感受”，陈亚焕说。
　“我爱他的执着，和我相处的时间，他不曾交过其他的女朋友。”陈亚焕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欢喜。陈亚焕的英语不是很流利，基础也不是太好，而科林也不懂中文，两人的交流存在一些障碍。为了减轻陈亚焕学习英语的压力，科林决定为了爱情选择学习汉语。他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苏州大学有汉语培训项目。于是，他带着陈亚焕来到了苏州。

　B 飞来横祸
　女友车祸瘫痪，他想尽办法留在中国
　2006年，两人来到苏州后，科林选择了半工半读。上午去苏州大学学习汉语，下午去做兼职英语老师。陈亚焕则在观前街一个朋友的服饰店当起了售货员。甜蜜而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一个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到了陈亚焕头上。2008年7月的一天深夜，陈亚焕和朋友在酒吧喝完酒，回去的途中经过莫邪路，她的朋友被一辆电瓶车撞到，倒下去时撞倒了她，右脑磕到石头上，陷入昏迷。科林匆忙赶到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陈亚焕已经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她的右侧颞部脑内血肿，伤势十分严重，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 科林回忆说。最初7天，医生要求科林每天睡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因为她随时都可能死亡。
　陈亚焕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昏迷了整整一个月。科林每天都要承担4000元到8000元不等的治疗费用，那段日子，他不停地签署各类手术同意书，科林的外国朋友们为陈亚焕举行义卖活动，他向父母、朋友借，不停地四处筹钱，“上学、筹钱、挣钱、照顾她，那段时间真的很累。”那时，科林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能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透过监控视频看看病房中的陈亚焕，虽然只有5分钟，身体的疲惫感也能得到暂时的释放。幸运的是，死神和陈亚焕擦身而过。
　一个月后，陈亚焕醒了，但她左侧身体都瘫痪了。这时，科林的签证也到期了，当时奥运会即将举办，办理签证很难。经过咨询，科林得知通过成为苏州大学的留学生，能顺利办理签证，不过他选择留下来，更多的是为了照顾陈亚焕。

　C 陪伴守望
　科林父母也来到苏州帮着照料
　“我希望她能走路，开一个小店，自己能养活自己……”陈亚焕刚醒时，科林的这个愿望似乎还遥不可及。陈亚焕话都说不清，经过苏州第五人民医院3个月的恢复治疗后，才有好转。
　陈亚焕在苏州没有亲人，车祸肇事人也没有找到，她的生活费用和医药费全部压在了科林的身上，科林无奈之下，只好把陈亚焕接回家中，专门请了一个保姆帮助照料。晚上，他再去园区做家教，多赚些钱。车祸后，见陈亚焕总是闷闷不乐，科林开始用自己的美式鼓励法，帮她重拾信心。刚开始陈亚焕左侧身体完全不能动，在康复的时候，哪怕左手的手指微微一动，科林都会大声赞叹：“Good！”“Great！”
　科林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远在美国的父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去年9月，科林的父母也来到了苏州，一起帮忙照料。医生叮嘱亚焕要加强康复锻炼。为此，经济已经捉襟见肘的科林特意租下大龙新村的房子，还买了一台2000多元的跑步机让亚焕坚持锻炼。只要有空，科林就会陪她一起到小区里锻炼，无论多晚，他每天都要过来看看陈亚焕。现在，陈亚焕拄着拐杖已经能独立走路了，虽然步伐很缓慢，但科林已非常开心，因为她的心情比以前好多了，离自己的那个愿望也近了。

　D 爱情升华
　“你就是我的亲人”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配不上他……”陈亚焕低声说，目光中透着感激和愧疚，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3个月前，陈亚焕借口要去广州妹妹那里，提出和科林分手。科林尊重她的执拗，但放不下对她的关心。分开不到1个月，当科林得知，亚焕在广州只能打地铺时，非常心疼。“小焕，回来吧，这里会一直接纳你。”科林的朴实让陈亚焕不再固执，她回到了苏州。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我才爱上他。”这句话经常挂在陈亚焕的嘴边。车祸后，其实科林原本可以通过报案，寻找肇事者，但是他没有。“找到有什么用呢，他也许是个穷人，生活不是很好，还有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钱，只有坐牢，不要了。”科林淡淡地说。陈亚焕在广州打工的弟弟送来5000元钱，也被科林拒绝了。他认为这是一年的打工钱，很辛苦，不容易。
　“他总是这样想着别人，所以我爱他，尽管我不再配得上他。” “不，你非常好！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就是我的亲人！”每当陈亚焕说这话时，总是被科林立刻打断。“许多朋友奇怪为什么我不回国，但她不听医生的话，只听我的话。”
　这样的理由，说得简单，可这样的决定，并不简单。“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那句歌词见证的不只是爱，还有那浓浓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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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你怎么能开这样恶毒的玩笑？”他冲着电话里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应都是“这该死的愚人节”。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贺杰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 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那天早上，贺杰克实在无法接受那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他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当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他又宁愿“这一切只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他一向认为，在这座治安一直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走。“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他说，“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据说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有人说这次英国民众和英国政府之所以要求中国不要判英国毒贩阿克毛死刑也是因为英国和德国、澳大利亚等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也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这些国家发现废除死刑后犯罪率并不比以前有死刑时更高，所以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他们大多反对判任何罪犯死刑。例如强奸案，中国对强奸罪判的刑往往比欧美国家重很多，有的强奸犯甚至被判死刑，正由于强奸案在中国判刑判得很重，所以一些中国的强奸犯在强奸女性时由于害怕受害的女性在事后去报案导致自己要做二、三十年甚至无期徒刑或死刑，由于在强奸女性后 脑子里一直想着自己一旦被捕将要在牢里呆二、三十年甚至一辈子，要在牢里被狱警和牢头狱霸欺负二、三十年，便杀人灭口，杀死那名女性。受害者死了，她便不会去报案，警方也就不知道罪犯长什么样或有什么生理特征，她也有无法向警方提供和罪犯相关的线索。如果我国法律不把强奸罪的刑罚定得很重，例如定在十二、十×年或十年有期徒刑以内，那么很多强奸犯在强奸完后就不会再去犯杀人这种重罪，去为了灭口而杀死受害女性。 “女性的贞操比女性的生命更重要”是男权社会的男性所宣扬的很自私的、对女性来说并不公平的一种错误观念。废除死刑后，我们可以把强奸罪定在十×年或十年以内的有期徒刑，杀人罪的最高刑罚可以定为“无期徒刑”。废除死刑或减轻强奸罪的刑罚程度后，先奸后杀、为了灭口而杀死被强奸的女性这种事应该会变少，强奸案中的命案会减少，单纯的强奸案可能会增加，但生命当然比贞操重要，废除死刑或减轻强奸罪的刑罚程度对保护女性的生命、降低女性生命的“消逝率”是有利的。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里枪杀了32人，但结果美国人在举行悼念那个事件的活动中却不仅悼念遇害者，也悼念凶手。详情见此文后面的另一篇新闻《美国大学将枪案凶手与遇难者同列为悼念对象》。——楼主评论）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9年前，当这些创始者们决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纪念普方一家之后，他们很快便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
     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当年并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批准，于是他们改称为普方协会，与南京本地的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据一位曾经在爱德基金会工作的人士介绍，他9年前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曾经去淮安市的涟水县走访过很多这样的家庭：
     有一个镇里的干部，住在镇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连10平方米都没有，几乎每顿都在喝粥。
     还有一个光棍讨不起老婆，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块没腿的木板当床，上面铺着黑乎乎的棉絮。
     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还是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周新曾经专门做过调研，2009年被资助的学生中应该有21个初三学生面临中考，但调查下来，最终只有3个学生上了普通高中，2个学生上了职业学校。
     张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从6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家的情况。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于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出那份填写于2003年5月的申请表，在那上面，张磊一笔一画地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如今，张磊已经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9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因此，他们与受助学生交流时都是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