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张作霖：义字当头重情分 绝不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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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的成功轨迹，看起来似乎云谲波诡，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偶然性，然而在种种偶然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
对于张作霖的评价，世间众说纷纭，张学良认为他是有雄才无大略；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张作霖的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我张作霖决不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张作霖开口第一句话:“我叫张作霖。 ”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人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我现在对于军事还忙不过来，潘馨航(国务总理潘复别号)，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你他妈拉个巴子闹什么鬼，我不知道，不过我这几年脾气改了罢了……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而言，如当时阎锡山、冯玉祥等)，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的话，就凭我这块臭色(东北土话，凭我这个样子之意)，在中南海里呆着，算干什么的!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
类似的话，张作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他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 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数不清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像张作霖这样能心里想着老百姓的还真不多见。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_7180_1524609.shtml
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的成功轨迹，看起来似乎云谲波诡，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偶然性，然而在种种偶然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
对于张作霖的评价，世间众说纷纭，张学良认为他是有雄才无大略；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张作霖的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我张作霖决不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张作霖开口第一句话:“我叫张作霖。 ”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人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我现在对于军事还忙不过来，潘馨航(国务总理潘复别号)，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你他妈拉个巴子闹什么鬼，我不知道，不过我这几年脾气改了罢了……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而言，如当时阎锡山、冯玉祥等)，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的话，就凭我这块臭色(东北土话，凭我这个样子之意)，在中南海里呆着，算干什么的!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
类似的话，张作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他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 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数不清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像张作霖这样能心里想着老百姓的还真不多见。
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的成功轨迹，看起来似乎云谲波诡，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偶然性，然而在种种偶然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
对于张作霖的评价，世间众说纷纭，张学良认为他是有雄才无大略；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张作霖的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我张作霖决不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张作霖开口第一句话:“我叫张作霖。 ”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人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我现在对于军事还忙不过来，潘馨航(国务总理潘复别号)，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你他妈拉个巴子闹什么鬼，我不知道，不过我这几年脾气改了罢了……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而言，如当时阎锡山、冯玉祥等)，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的话，就凭我这块臭色(东北土话，凭我这个样子之意)，在中南海里呆着，算干什么的!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
类似的话，张作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他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 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数不清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像张作霖这样能心里想着老百姓的还真不多见。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_7180_1524609.shtml
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的成功轨迹，看起来似乎云谲波诡，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偶然性，然而在种种偶然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
对于张作霖的评价，世间众说纷纭，张学良认为他是有雄才无大略；日本人认为他处事精明、圆滑世故；孙科称其处理公务果断迅速；他的一些结拜兄弟和老部下则说他:“够哥们，讲义气。 ”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张作霖的身上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我张作霖决不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对北洋政府各部门科长以上官员有过一次讲话。张作霖开口第一句话:“我叫张作霖。 ”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大家是不知道的。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人等)，我一出门，就净了街，谁也见不着。但是你们大家，谁好谁坏，我都有个耳闻，将来天下大定的时候，我一定都委屈不了你们。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我现在对于军事还忙不过来，潘馨航(国务总理潘复别号)，关于政事，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靠我，找我。你们有收入的各部，如交通部、财政部等不要光顾自己，有钱要大家匀着花一花。你他妈拉个巴子闹什么鬼，我不知道，不过我这几年脾气改了罢了……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堂院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救救老百姓，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赶快消灭这些坏蛋(指反对他的人而言，如当时阎锡山、冯玉祥等)，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不然的话，就凭我这块臭色(东北土话，凭我这个样子之意)，在中南海里呆着，算干什么的!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决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
类似的话，张作霖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他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 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数不清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像张作霖这样能心里想着老百姓的还真不多见。
知人善任敢用人，会用人
张作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他会用人。他深知，要想打天下，光靠自己不行，必须得有一批肯干、能干、会干的人襄助。早在办保险队时，他就说:“地方贤俊，如不弃我，当厚币以招之。 ”吸引了杜泮林、刘春烺等一批乡绅文人为其出谋划策、筹备钱款，还结交了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批生死弟兄，培养和形成了奉系最初的班底。
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针对匪患猖獗的情况，准备调王顺存来主持剿匪。 1900年，张作霖在新民府捕盗营当哨官时，王顺存在海城当县知事。为政期间，他勤政爱民，治匪有方，曾将张海鹏的亲兄弟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张海鹏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带了数十个土匪，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十八口都打死了。1913年，王顺存在黑龙江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厅长时，在三年内肃清了全省匪患。张作霖并不认识王顺存，让其秘书长谈国桓去电邀王来奉，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此时，张海鹏正在张作霖手下当旅长，张作霖担心张海鹏反对，于是在王未到奉之前，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作霖说:“我们武人不懂政治，要想国强民富，必须选用人才，特别是行政部门。就是军队，我们也需要请人才。目前全省的军队，我虽然可以统一指挥，但官兵良莠不齐。很多军官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甚至还有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的情形。地方虽军警林立，但土匪仍然到处为害，所以要想肃清匪患，就得使用得力的人。现下为了肃清匪患，我已电请王顺存来省，拟委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之职。 ”张海鹏听说王顺存要来，当即拍案而起，说:“来吧!我正想找他报仇呢！ ” 张作霖说:“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顺存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要杀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张海鹏说:“我不管什么公私，大帅既不肯与我做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个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 ”说完，张海鹏一跺脚离去。第二天，王顺存来到奉天。张作霖找来谈国桓，把张海鹏要报仇的事告诉了谈，气恼地说:“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你通知他赶快离开，张海鹏手黑，说得出就做得出，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 ”王顺存得知后，即乘当日晚车去了大连。张海鹏探知王顺存在大连后，派了一个杀手去大连刺杀王顺存，因王住在日本租界内，杀手未敢动手。事过三年，张作霖始终不忘王顺存。 1919年秋，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再把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 ”于是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王顺存上任后，征剿得力，三年之内，即将各地土匪肃清。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
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
张作霖对杨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 ”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
郭松龄被杀后，与郭有关系的人人心惶惶，生怕张作霖追究。有人乘机把一些人与郭松龄来往的信件拿给张作霖，张作霖看也不看，当着众人面把信全烧了，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 ”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甚至为了文人王永江不惜与自己拜把兄弟汤玉麟闹翻。
张作霖用人不分畛域，不问出身，恩威并举，以德报怨，一旦相中就敢用而且也会用，使大批有才干的人聚拢到他身边，心甘情愿、呕心沥血地为他做事，所以说，张作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用人的成功。
张作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他会用人。他深知，要想打天下，光靠自己不行，必须得有一批肯干、能干、会干的人襄助。早在办保险队时，他就说:“地方贤俊，如不弃我，当厚币以招之。 ”吸引了杜泮林、刘春烺等一批乡绅文人为其出谋划策、筹备钱款，还结交了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批生死弟兄，培养和形成了奉系最初的班底。
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针对匪患猖獗的情况，准备调王顺存来主持剿匪。 1900年，张作霖在新民府捕盗营当哨官时，王顺存在海城当县知事。为政期间，他勤政爱民，治匪有方，曾将张海鹏的亲兄弟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张海鹏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带了数十个土匪，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十八口都打死了。1913年，王顺存在黑龙江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厅长时，在三年内肃清了全省匪患。张作霖并不认识王顺存，让其秘书长谈国桓去电邀王来奉，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此时，张海鹏正在张作霖手下当旅长，张作霖担心张海鹏反对，于是在王未到奉之前，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作霖说:“我们武人不懂政治，要想国强民富，必须选用人才，特别是行政部门。就是军队，我们也需要请人才。目前全省的军队，我虽然可以统一指挥，但官兵良莠不齐。很多军官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甚至还有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的情形。地方虽军警林立，但土匪仍然到处为害，所以要想肃清匪患，就得使用得力的人。现下为了肃清匪患，我已电请王顺存来省，拟委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之职。 ”张海鹏听说王顺存要来，当即拍案而起，说:“来吧!我正想找他报仇呢！ ” 张作霖说:“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顺存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要杀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张海鹏说:“我不管什么公私，大帅既不肯与我做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个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 ”说完，张海鹏一跺脚离去。第二天，王顺存来到奉天。张作霖找来谈国桓，把张海鹏要报仇的事告诉了谈，气恼地说:“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你通知他赶快离开，张海鹏手黑，说得出就做得出，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 ”王顺存得知后，即乘当日晚车去了大连。张海鹏探知王顺存在大连后，派了一个杀手去大连刺杀王顺存，因王住在日本租界内，杀手未敢动手。事过三年，张作霖始终不忘王顺存。 1919年秋，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再把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 ”于是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王顺存上任后，征剿得力，三年之内，即将各地土匪肃清。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
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
张作霖对杨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 ”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
郭松龄被杀后，与郭有关系的人人心惶惶，生怕张作霖追究。有人乘机把一些人与郭松龄来往的信件拿给张作霖，张作霖看也不看，当着众人面把信全烧了，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 ”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甚至为了文人王永江不惜与自己拜把兄弟汤玉麟闹翻。
张作霖用人不分畛域，不问出身，恩威并举，以德报怨，一旦相中就敢用而且也会用，使大批有才干的人聚拢到他身边，心甘情愿、呕心沥血地为他做事，所以说，张作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用人的成功。
义字当头最重情分
一般有钱人家的家庙供的多是佛祖、菩萨，张作霖的家庙里供的却是关公。张作霖尊崇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忠义、仁勇。
张作霖出身江湖，对江湖义气看得很重。当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欲与张作霖联姻，希望张作霖把三女儿张怀瞳许配给自己的小儿子赵天赐。但张作霖认为辈份不对(赵是张的干爹)，婉言拒绝。赵尔巽死后，家道衰落，而此时的张作霖正如日中天。张作霖想起赵尔巽当年的希望，便亲去赵家提亲，准备促成三女儿与赵天赐的婚事。怀瞳的母亲担心女儿嫁过去受苦，不同意。张作霖说:“赵尔巽对我有恩，就求我这一件事，我还拒绝了他，这样做，也算是补偿吧。”坚持把张怀瞳嫁给赵家。与“辫帅”张勋的联姻也很说明问题，日俄战争时，张作霖就结识了张勋，为了借助张勋的力量，张作霖把自己的四女儿张怀卿许配给张勋的儿子张梦潮。张勋复辟失败后，在全国臭不可闻，一蹶不振。而且又有消息说，张梦潮患有精神病，父亲失势后，病情明显加重。张怀卿的生母四夫人听说后，劝张作霖了结这门亲事，说:“咱不能眼睁睁把女儿往坑里送。 ”张作霖不肯，说:“人家红火时，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在外边做人？ ”坚持把女儿嫁给张梦潮。
张作霖虽然个子不高，但心胸宽广，对部下、对朋友讲仁讲义，你可以不仁，但我不能不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背后搞鬼，导致张作霖兵败，张作霖气得反复说:“这还是兄弟吗？ ”后张母去世，张景惠不敢回来奔丧。张作霖派吴俊升去北京，传话给张景惠:“大家都是兄弟，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令张景惠大为感动。冯德麟错走一招，怪罪张作霖，见了张作霖不是骂就是挖苦，张作霖心里生气，却仍然厚待冯，只因冯当年曾经对他有恩。汤玉麟因张作霖庇护王永江起兵反张，兵败后逃往他乡，张作霖派张学良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相请，感动得汤玉麟痛哭失声。郭松龄反奉兵败后被杀，在小河沿暴尸，又被剁去双脚，当时有一些人背地里骂张作霖残忍。其实，从另一方面看，恰恰能看出张作霖为什么如此恨郭松龄。因为张作霖认为，我真心实意地待你，提拔你，“就差老婆没让你睡了”，你却反过来这样对我。郭松龄在他心中就是不仁不义、恩将仇报的人，而张作霖平生最恨的就是这样的人。
张作霖是个复杂的人，他的所作所为，经常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但张作霖又是个透明的人，往往一句话，一件事就能让人看出他的诚意，感动于他的真情。他从一个穷小子在乱世中崛起，之所以能在大起大落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最终成就大业，就在于心中坚定地守有为人处事的原则，那就是他亲笔写在大青楼前的那个横幅:天理良心。
一般有钱人家的家庙供的多是佛祖、菩萨，张作霖的家庙里供的却是关公。张作霖尊崇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忠义、仁勇。
张作霖出身江湖，对江湖义气看得很重。当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欲与张作霖联姻，希望张作霖把三女儿张怀瞳许配给自己的小儿子赵天赐。但张作霖认为辈份不对(赵是张的干爹)，婉言拒绝。赵尔巽死后，家道衰落，而此时的张作霖正如日中天。张作霖想起赵尔巽当年的希望，便亲去赵家提亲，准备促成三女儿与赵天赐的婚事。怀瞳的母亲担心女儿嫁过去受苦，不同意。张作霖说:“赵尔巽对我有恩，就求我这一件事，我还拒绝了他，这样做，也算是补偿吧。”坚持把张怀瞳嫁给赵家。与“辫帅”张勋的联姻也很说明问题，日俄战争时，张作霖就结识了张勋，为了借助张勋的力量，张作霖把自己的四女儿张怀卿许配给张勋的儿子张梦潮。张勋复辟失败后，在全国臭不可闻，一蹶不振。而且又有消息说，张梦潮患有精神病，父亲失势后，病情明显加重。张怀卿的生母四夫人听说后，劝张作霖了结这门亲事，说:“咱不能眼睁睁把女儿往坑里送。 ”张作霖不肯，说:“人家红火时，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在外边做人？ ”坚持把女儿嫁给张梦潮。
张作霖虽然个子不高，但心胸宽广，对部下、对朋友讲仁讲义，你可以不仁，但我不能不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背后搞鬼，导致张作霖兵败，张作霖气得反复说:“这还是兄弟吗？ ”后张母去世，张景惠不敢回来奔丧。张作霖派吴俊升去北京，传话给张景惠:“大家都是兄弟，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令张景惠大为感动。冯德麟错走一招，怪罪张作霖，见了张作霖不是骂就是挖苦，张作霖心里生气，却仍然厚待冯，只因冯当年曾经对他有恩。汤玉麟因张作霖庇护王永江起兵反张，兵败后逃往他乡，张作霖派张学良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相请，感动得汤玉麟痛哭失声。郭松龄反奉兵败后被杀，在小河沿暴尸，又被剁去双脚，当时有一些人背地里骂张作霖残忍。其实，从另一方面看，恰恰能看出张作霖为什么如此恨郭松龄。因为张作霖认为，我真心实意地待你，提拔你，“就差老婆没让你睡了”，你却反过来这样对我。郭松龄在他心中就是不仁不义、恩将仇报的人，而张作霖平生最恨的就是这样的人。
张作霖是个复杂的人，他的所作所为，经常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但张作霖又是个透明的人，往往一句话，一件事就能让人看出他的诚意，感动于他的真情。他从一个穷小子在乱世中崛起，之所以能在大起大落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最终成就大业，就在于心中坚定地守有为人处事的原则，那就是他亲笔写在大青楼前的那个横幅:天理良心。
辽沈晚报
情和义，值千金，上刀山，下火海，又何妨:D
张作霖，看来不如增祺溥仪等“识实务”
老张当年做胡子的时候..........
真实的张作霖
张作霖是中国北洋军阀中的传奇人物，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十三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号称“东北王”。然而，在其从一个土匪头目，经过投机专营，直至爬到“中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的过程中，综观他的所作所为，虽然有追剿蒙匪，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但张作霖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霸业”，通过积极投靠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利益，获得日本的军力和财力支持，大搞军阀混战，给普通百姓和北方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位“东北王”的真实面目。
（一）出卖朋友，骗杀杜立三
杜立三原是辽中县青麻坎人，他家西南约十里有个村子叫三界沟。三界沟地处辽阳、新民、海城分界的"三不管"地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杜立三自从占了三界沟,聚众越多,声势越大。盛京将军曾多次命新民府派兵围剿,却落了个伤兵损将。杜立三不但与官府做对,而且曾经与沙俄兵火拼。因此百姓送他个外号：包打洋人杜立三。
张作霖原本与杜立三同认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汤二虎本家）为义父，双方结为“金兰之交”。
张作霖被招安后,1907年5月徐世昌命发审处委员殷鸿寿会同张作霖设法剿灭杜立三,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前程答应了下来。为了除掉杜立三,张作霖精心策划,使了招"调虎离山"之计,欲骗杜立三离开三界沟,假装招安杜立三,张作霖派人给杜立三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６月６日仅率１３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
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三界沟，被一举端掉。
后来杜泮林责问张作霖“卖友求荣”、不讲信义。张作霖无言答对，只好用“为地方除害”等花言巧语来搪塞。杜泮林对张作霖说：“你向总督请功去吧！”张作霖因灭杜有功，“蒙赏银两千两”[见《盛京时报》1907年6月14日]，并被晋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杜立三被枪毙后，他的部下有的被张作霖收编，有的逃散，有的加入革命党组织，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就怀着为丈夫报仇的心理参加了辛亥革命。杜立三的财物被张作霖接收过来，大部分据为己有。
张作霖除掉杜立三，不但升官发财名利双收，而且消除了他的一个劲敌。按当时情况，张作霖如果保杜立三投降，不是不可能的。张作霖之所以不顾“金兰之好”，坚决枪毙杜立三，显然是怕杜立三投降后，会成为与他竞争的对手。对张作霖骗杀杜立三一事，当时社会上一些人都以“卖友求荣”斥张不义，但张作霖为自己升官发财，坦然处之。
（二）追剿蒙匪，沿途烧杀
为剿灭叛国蒙匪，徐世昌先后派洮南府巡捕队和吴俊升所部巡防营前往剿捕，均未奏效。1908年特派张作霖进驻辽源，攻打蒙匪陶克陶胡。不久又将张作霖调至洮南重镇，继续剿捕。张作霖率领军队在漠北的荒原上和蒙匪陶克陶胡、白音大贲等匪股进行着接连不断的战斗。当陶克陶胡袭击长春一带、白音大贲在洮南反击时，他联合黑龙江官军进行夹击，迫使蒙匪西窜。张作霖帅部穷追，在沙漠中进军八百里，直将蒙匪追至大兴安岭的索伦山，张作霖身先士卒，与蒙匪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到第二年的春天，终于击毙白音大贲，并把陶克陶胡逐出内蒙，取得了胜利。
张作霖参加追捕蒙匪，对维护国家统一是有益的，但是张作霖的军队到处抢掠烧杀，在追剿叛国蒙匪的过程中，给沿途蒙汉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是严重的。连洮南知府也不得不指出：张作霖军队到处“拷打、奸淫、抢掠”，知府所住村屯，蒙民“含泪苦诉者，门盈如市。”[见《洮南府正堂档案》第226捆，第14528号]当时有些蒙古族老人对张作霖恨之入骨，编成民谣说：“白了头发掉了牙，没见过红胡子来驻扎。”他们认为，这样的军队与叛匪几乎没什么两样，既不肯当向导，也不肯供应物资。张景惠曾给人写信说：本军所到之处，“蒙民迁移不少”，“人马住食艰难之至，寻觅蒙人引导均无下落” [见《洮南府正堂档案》第227捆，第15575号]。
（三）勾结日本，兼并吉黑
1916年6月，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并在日本势力的帮助下，摆平了冯鳞阁等内部的掣肘，独揽奉天大权。但他并不满足，准备兼并吉、黑两省。1917年，张作霖乘黑龙江内部局势混乱之机，夺取了对黑龙江的控制权，在他的保荐下，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8月13日，张作霖派兵护送鲍贵卿到黑龙江上任。
张作霖在夺取黑龙江之后，即向吉林插手。吉林与黑龙江和奉天相比，受日、俄影响较小，地方自主性较强。吉林督军孟恩远，在吉林经营十余年，资格比张作霖老。1917年，张作霖第一次兼并吉林失败。1918年，张作霖与段琪瑞互相利用，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成了东北的最高头目。随后，张作霖便以东三省巡阅使的身份发号施令，再次向吉林夺权，但遭到孟恩远的抵抗。双方均积极调动兵力，孟恩远的部下以吉林第一师师长高士傧为首，主张对奉开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日本在长春制造了“宽城子事件”，武装干涉，迫使孟恩远交出了吉林政权。孟恩远给张作霖打长途电话说：“我上了六十多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现在已说服高士傧了。”[见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这样，张作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称霸东北时，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东北（特别是南满）已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东北霸占“南满铁路”、旅大租界，开设银行、企业，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驻有军队、警察，动辄制造事端，干涉东北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想在东北称霸，不与日本勾结并取得它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张作霖之所以能统一东北，一方面靠武力和权术，另方面也是他积极投靠日本、取得日本支持的结果。
（四）投靠日本，出卖主权
日本支持张作霖的目的在于侵略东北，因而它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的过程，也是它深入侵略东北的过程。
此间，日本东北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显著加强。从经济侵略看，日本对东北的商品倾销、原料掠夺和企业投资等，都急剧增长。东北盛产的大豆几乎为日本所垄断，1919年至1920年，从大连出口的大豆80.9%运往日本和朝鲜【见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和日本及列强经济的关系》】。
日本在东北经济侵略势力的发展与统治东北的张作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侵略，不少都是在张作霖的暗中允许下进行的。1916年张作霖任督军不久，在对日借款谈判中，曾说：日本要求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政府的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他的办法，实质上就是暗中损害东北的权益，让日本“光干不说地进行”【见《日本外务省档案》MT】。
1916年4月在张作霖的许可下，日本的“南满会社”以“振兴铁矿无限公司”名义，控制了著名的鞍山铁矿。再如，日本大仓财阀要求减税扩大本溪铁矿的采掘，也是在张作霖的许可下实现的。不但如此，张作霖还亲自与大仓财阀合办“兴发公司”，双方共同发财。
当年日本在东北多次提出“土地商租权”的要求，北京政府并未许可，但张作霖却带头在东北租地给日本资本家，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要求。
关于“土地商租权”的问题，是日本在侵华“二十一条”中向袁世凯提出的侵害我国主权的要求，其内容是日本人在“满洲、东内蒙古”可以自由租买土地。对此和整个“二十一条”，在袁世凯死后，中国概不承认。但张作霖却私下承认“商租权”。有人说：张作霖从没答应日本的要求，这不是事实。民国6年12月12日，张作霖曾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亲自下训令，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训令”说：“查中日新约日本臣民得在南满商租零用房地，自应推诚相与，免滋事端”【见《奉天省长公署训令》306号】。这一训令是张作霖损害东北主权行为的无可辩驳的铁证。
张作霖上台后，日本在政治上对东北的控制也大大加强了。日本不但在租界内加强了军警统治，而且在东北内地非法驻军、设警的地点也急剧增多。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要求中国聘用日本人作军事顾问和警察顾问等。对此，连袁世凯都不敢承认，但张作霖在东北却私自承认并加以施行。
因此可以说，日张互相勾结，互为利用，日本支持张作霖称霸东北，张作霖则为日本侵略政策效劳。
(五)穷兵黩武，祸国殃民
张作霖统一东北之后，他并不满足，他还要称霸关内。先后与皖系、直系军阀进行混战，连年的战争洗劫，使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庞大的军费开支，沉重的落在了东北民众的头上。
在军阀混战中，各派军阀的军费开支是非常惊人的，东北的奉系军阀尤为突出。张作霖为称霸关内，几乎把东北每年的收入都用到整军备战上去了。以奉天省为例，1922年度二千零四十万元，占岁出总数的95%【见满铁调查课：《东三省财政纪要》】。为了索取庞大的军费和满足军阀政府的挥霍，除经常增税加娟，借外债、举内债之外，又大量发行奉票，加紧对内搜刮。而且，除征税外，还有战时附加捐，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除田税、豆税、出产税、马牛骡税、过路税、屠宰税等等之外，甚至连结婚、学生入学、毕业都要交税。填一张中等学校入学志愿书需纳税四角；领取一张专门学校以上毕业证书要纳税五角。
但即使如此搜刮，仍不能满足张作霖的军费开支需要，因此他又想出各种办法取财于民。他引诱地主、商人种植和贩卖鸦片，从中渔利。为此，张作霖特设筹济总局，任阎廷瑞为总局长，管理种植鸦片事宜，计亩征收鸦片膏，交由筹济总局销售。热河境内在汤玉麟（即汤二虎）统治下，历年种烟不下五千顷，征收烟捐达一千三百余万元【见满铁调查课：《调查时报》第八卷11号】。这一苛政，不仅给民众生计带来恶劣影响，而且严重损害百姓的身心健康。因此，当时的东北人把筹济局叫做抽筋局。
除增税外，张作霖向日本“满铁会社”、正金银行、朝鲜银行连年借款。1920年12月至1925年10月，共借款9次。在内债方面，仅1926年5月即发行公债五千万元（现大洋）。发行时强制东北人民认购。当时东北各地遭受旱灾，人民无力认购，张作霖、王永江等采取强硬手段，督促各县知事推行，对成绩不佳者予以严惩。东北人民在威令逼迫之下，有的不得不倾家荡产去认购公债。
但税收、内外债让不能满足奉系军阀的军费开支和无穷私欲，于是张作霖又用大量发行纸币的办法，不动声色的掠夺民财。他们在无准备基金的情况下，印刷大量不兑换的“奉票”、“官帖”，1925年发行奉票五亿余元，较1916年的发行额增加33倍多；及至1928年1月，竟达到十三亿元的高额，较1916年增加86倍多。奉票滥发的结果，造成奉票价格暴跌。1920年，奉票价格与日本在东北发行的金票价格相等，至1927年，它与金票的比价几乎达到了1与10之比，到了1928年，竟达到1与25之比，奉票的价格已跌到了1920年原价的二十五分之一。奉票的极度贬值，造成物价直线暴涨，给东北带来的深重灾难是难以形容的。
在张作霖穷兵黩武的年代里，由于税收的增加；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由于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在东北的急剧发展，使东北城乡经济遭到极大的摧残。当年，面粉、油坊、烧锅曾并称为东北三大工业，此间由于上述原因，均遭到极大的打击。如奉天的油坊以前有五十余户，至1927年仅存二十户，倒闭了五分之三【见奉天商工会议所编：《奉天经济二十年志》】。又据“满铁调查课的调查，仅1927年初三个月，在奉天城内即有四百户工商业倒闭”。
东北农村经济的遭遇就更为惨重了。在战乱年代里，广大农民除负担重税和钱法毛荒之害以外，地租的加重和高利贷的剥削，常年压在农民的头上。广大农民除遭受横征暴敛外，还要受到军阀抓兵、拉夫、派车派马的痛苦。至于战区的百姓（主要是农民），身家遭到的灾难就更为严重了。他们在战火的洗劫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如在第一次至奉战争时，据某记者调查：在长辛店一带居民房屋“中炮弹打塌、被枪弹穿透者，比比皆是。迨入民房查看，则箱篋欹倒，什货毁坏，呼饥啼寒，家无藏物，惨不忍闻”。有的“中流弹而死”，有的“因供饭食稍迟，勒令跪地，立即枪决”，“沿途横尸，尤惨不忍睹”【见《吴佩孚大战奉军史》】。可见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何等深重！
在战乱年代，一方面是人民的苦难和经济的凋敝；另一方面张作霖等军阀官僚们，却利用权势收刮人民，购买大片土地，积累了大量财产。在东北民众的苦难声中，张作霖成了东北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仅在通辽一县，他和吴俊升、鲍贵卿、孙烈臣等就霸占上千垧好地。张作霖的土地，不仅在通辽一县，在内蒙、北镇、黑山、营口高坎、连山湾等地，还有大量田产。除占有大量土地之外，他还有私人企业。据张作霖的内账房栾贵田回忆：仅他经管的部分，就有如下企业：（1）沈阳三畲粮栈；（2）营口大高坎三畲当；（3）郑家屯的庆畲祥；（4）黑山姜家屯三畲当。上述企业大多经营粮油、典当、放债，有的（大高坎三畲当）还发行钞票。此外，还有八道沟煤矿、中兴煤矿和边业银行、恒源纺纱厂等。而他的同伙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等的私人财产也是惊人的。
张作霖统治时期，不仅他和他的同伙霸占了大量资产，由于他们依靠日本，也使日本的经济侵略势力在东北有了极大的扩展。就日本对东北的商品倾销来看，1913年至192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此间，日本对东北大豆、煤铁的掠夺，与日俱增。为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银行便设东北各地。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尤其是朝鲜银行，俨然有“在满中央银行之概”【见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和日本经济及其与列国经济的关系》】。他一面投资于铁路、矿山，积极扶植日本工商业的发展；一面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并给军阀以政治贷款。控制东北的金融与财政，使东北经济成为他们的附属物。
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在东北猛烈发行纸币，这些银行除了利用纸币掠夺东北物资外，还乘奉票贬值之机，投机倒把，使奉票毛荒日益加剧。此外，日本对东北土地的掠夺也很猖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东洋拓植会社是从事土地掠夺的两个最大的组织。1922年11月，日本为了更有计划地掠夺东北土地，由“满铁”和“东拓”合资设立“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该会社成立后，在内蒙和奉天境内各地，通过与军阀订立商租契约，或勾结土豪劣绅利用典当合办等形式，掠夺大量土地。
总之，在奉张统治东北时期，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基本上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和左右了张作霖的政权，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六）奉张危机，日本出兵
1925年11月下旬，奉军将领郭松龄联合李景林与冯玉祥结成反奉联盟，在滦州倒戈反奉。郭松龄倒戈反奉，是奉系军阀史上的大事。郭军一路势如破竹，于12月5日占领了锦州。奉军溃败的消息传至奉天之后，12月6日，张作霖“宣布下野意见”【见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
危在旦夕的张作霖，一面与关东军派来的代表签订密约，一面处理他多年收刮的私产，准备逃往大连。他命令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军需处长栾贵田为他提款把百万元，作逃亡之用。同时并预计出走时烧掉帅府。
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是日本出面挽救了张作霖。在郭军倒戈的第三天，日本立即宣布：“满蒙”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对“满蒙”发生的事件，日本不能持“旁观态度”。声言“出兵保侨”【见《盛京时报》1925年12月1日》】。11月30日和12月2日，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和满铁总裁，先后致电日本外务省，请求“扶持张作霖”。
关于日张勾结的过程，当年“东三省交涉总署”政务处长，根据他与日本驻奉副领事田中喜市的交谈，曾作如下回忆：他说，当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协同三浦中佐到达奉天。通过张作霖的顾问汀野武马，规定时间，邀请张在奉天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汀野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喜市任翻译。斋藤对张作霖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以前，阁下有何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军队前来支援，但恐怕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要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作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内容为：
“（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
（2）间岛地区（即延边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3）吉敦铁路（吉林到通化）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4）洮昌道（指奉省西北部一带）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中日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听完了这五项要求，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随即在日本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随后，张作霖又说：‘万一我去旅顺时，需要相当数目的日本金票，现在我不能让官银号在市面上买，希望由日本银行暂借给一部分。’斋藤说：‘可以”，当即用电话通知朝鲜银行奉天支行长到旅馆商定，用张个人的名义向该行借用日金三百万元，仍存该行，并给张一张存折及支票。”
这段当事人的回忆把当年日、张勾结的情况说得淋漓尽致了。当年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也曾向其友人透露过此间日、张勾结的内幕。王永江的说法与上述回忆基本吻合。
此外，当年“东三省留日同乡会”、《民国日报》和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书，对张作霖签订卖国密约都有所揭露。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组成“安国军政府”。
随着张作霖后期势力的发展，控制北京政府，他不在单独依靠日本，而和英、美发生了某些联系；另外，当时全国反日运动空前高涨，使他不敢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对日本进行某些制抵行动，引起日本的不满骂他“忘恩负义”、“野性增长”，称他为“自私的亲日主义者”等等。但这些矛盾比之张作霖一贯对日本的依靠是次要的。
张作霖之所以被日本谋害，成为皇姑屯的炸死鬼，主要是日本侵略者认为：穷途末路的张作霖已经不堪利用【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已经不能在关内立足】。正如张作霖的谋杀者河本大佐在供词中所说的那样：“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
因此，张作霖是一个反动的历史人物，但他和死心塌地的汉奸不同。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不愿完全听从日本侵略者的摆布，并最终被日本所害。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以前对日本的投靠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史实。
张作霖是中国北洋军阀中的传奇人物，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十三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号称“东北王”。然而，在其从一个土匪头目，经过投机专营，直至爬到“中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的过程中，综观他的所作所为，虽然有追剿蒙匪，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但张作霖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霸业”，通过积极投靠日本侵略者，出卖国家利益，获得日本的军力和财力支持，大搞军阀混战，给普通百姓和北方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位“东北王”的真实面目。
（一）出卖朋友，骗杀杜立三
杜立三原是辽中县青麻坎人，他家西南约十里有个村子叫三界沟。三界沟地处辽阳、新民、海城分界的"三不管"地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杜立三自从占了三界沟,聚众越多,声势越大。盛京将军曾多次命新民府派兵围剿,却落了个伤兵损将。杜立三不但与官府做对,而且曾经与沙俄兵火拼。因此百姓送他个外号：包打洋人杜立三。
张作霖原本与杜立三同认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汤二虎本家）为义父，双方结为“金兰之交”。
张作霖被招安后,1907年5月徐世昌命发审处委员殷鸿寿会同张作霖设法剿灭杜立三,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前程答应了下来。为了除掉杜立三,张作霖精心策划,使了招"调虎离山"之计,欲骗杜立三离开三界沟,假装招安杜立三,张作霖派人给杜立三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６月６日仅率１３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
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三界沟，被一举端掉。
后来杜泮林责问张作霖“卖友求荣”、不讲信义。张作霖无言答对，只好用“为地方除害”等花言巧语来搪塞。杜泮林对张作霖说：“你向总督请功去吧！”张作霖因灭杜有功，“蒙赏银两千两”[见《盛京时报》1907年6月14日]，并被晋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杜立三被枪毙后，他的部下有的被张作霖收编，有的逃散，有的加入革命党组织，杜立三的夫人郑梅生就怀着为丈夫报仇的心理参加了辛亥革命。杜立三的财物被张作霖接收过来，大部分据为己有。
张作霖除掉杜立三，不但升官发财名利双收，而且消除了他的一个劲敌。按当时情况，张作霖如果保杜立三投降，不是不可能的。张作霖之所以不顾“金兰之好”，坚决枪毙杜立三，显然是怕杜立三投降后，会成为与他竞争的对手。对张作霖骗杀杜立三一事，当时社会上一些人都以“卖友求荣”斥张不义，但张作霖为自己升官发财，坦然处之。
（二）追剿蒙匪，沿途烧杀
为剿灭叛国蒙匪，徐世昌先后派洮南府巡捕队和吴俊升所部巡防营前往剿捕，均未奏效。1908年特派张作霖进驻辽源，攻打蒙匪陶克陶胡。不久又将张作霖调至洮南重镇，继续剿捕。张作霖率领军队在漠北的荒原上和蒙匪陶克陶胡、白音大贲等匪股进行着接连不断的战斗。当陶克陶胡袭击长春一带、白音大贲在洮南反击时，他联合黑龙江官军进行夹击，迫使蒙匪西窜。张作霖帅部穷追，在沙漠中进军八百里，直将蒙匪追至大兴安岭的索伦山，张作霖身先士卒，与蒙匪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到第二年的春天，终于击毙白音大贲，并把陶克陶胡逐出内蒙，取得了胜利。
张作霖参加追捕蒙匪，对维护国家统一是有益的，但是张作霖的军队到处抢掠烧杀，在追剿叛国蒙匪的过程中，给沿途蒙汉人民造成的灾难也是严重的。连洮南知府也不得不指出：张作霖军队到处“拷打、奸淫、抢掠”，知府所住村屯，蒙民“含泪苦诉者，门盈如市。”[见《洮南府正堂档案》第226捆，第14528号]当时有些蒙古族老人对张作霖恨之入骨，编成民谣说：“白了头发掉了牙，没见过红胡子来驻扎。”他们认为，这样的军队与叛匪几乎没什么两样，既不肯当向导，也不肯供应物资。张景惠曾给人写信说：本军所到之处，“蒙民迁移不少”，“人马住食艰难之至，寻觅蒙人引导均无下落” [见《洮南府正堂档案》第227捆，第15575号]。
（三）勾结日本，兼并吉黑
1916年6月，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并在日本势力的帮助下，摆平了冯鳞阁等内部的掣肘，独揽奉天大权。但他并不满足，准备兼并吉、黑两省。1917年，张作霖乘黑龙江内部局势混乱之机，夺取了对黑龙江的控制权，在他的保荐下，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8月13日，张作霖派兵护送鲍贵卿到黑龙江上任。
张作霖在夺取黑龙江之后，即向吉林插手。吉林与黑龙江和奉天相比，受日、俄影响较小，地方自主性较强。吉林督军孟恩远，在吉林经营十余年，资格比张作霖老。1917年，张作霖第一次兼并吉林失败。1918年，张作霖与段琪瑞互相利用，当上了“东三省巡阅使”，成了东北的最高头目。随后，张作霖便以东三省巡阅使的身份发号施令，再次向吉林夺权，但遭到孟恩远的抵抗。双方均积极调动兵力，孟恩远的部下以吉林第一师师长高士傧为首，主张对奉开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日本在长春制造了“宽城子事件”，武装干涉，迫使孟恩远交出了吉林政权。孟恩远给张作霖打长途电话说：“我上了六十多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现在已说服高士傧了。”[见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这样，张作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称霸东北时，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东北（特别是南满）已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东北霸占“南满铁路”、旅大租界，开设银行、企业，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驻有军队、警察，动辄制造事端，干涉东北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想在东北称霸，不与日本勾结并取得它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张作霖之所以能统一东北，一方面靠武力和权术，另方面也是他积极投靠日本、取得日本支持的结果。
（四）投靠日本，出卖主权
日本支持张作霖的目的在于侵略东北，因而它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的过程，也是它深入侵略东北的过程。
此间，日本东北经济侵略和政治控制显著加强。从经济侵略看，日本对东北的商品倾销、原料掠夺和企业投资等，都急剧增长。东北盛产的大豆几乎为日本所垄断，1919年至1920年，从大连出口的大豆80.9%运往日本和朝鲜【见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经济和日本及列强经济的关系》】。
日本在东北经济侵略势力的发展与统治东北的张作霖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侵略，不少都是在张作霖的暗中允许下进行的。1916年张作霖任督军不久，在对日借款谈判中，曾说：日本要求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政府的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他的办法，实质上就是暗中损害东北的权益，让日本“光干不说地进行”【见《日本外务省档案》MT】。
1916年4月在张作霖的许可下，日本的“南满会社”以“振兴铁矿无限公司”名义，控制了著名的鞍山铁矿。再如，日本大仓财阀要求减税扩大本溪铁矿的采掘，也是在张作霖的许可下实现的。不但如此，张作霖还亲自与大仓财阀合办“兴发公司”，双方共同发财。
当年日本在东北多次提出“土地商租权”的要求，北京政府并未许可，但张作霖却带头在东北租地给日本资本家，助长了日本的侵略要求。
关于“土地商租权”的问题，是日本在侵华“二十一条”中向袁世凯提出的侵害我国主权的要求，其内容是日本人在“满洲、东内蒙古”可以自由租买土地。对此和整个“二十一条”，在袁世凯死后，中国概不承认。但张作霖却私下承认“商租权”。有人说：张作霖从没答应日本的要求，这不是事实。民国6年12月12日，张作霖曾以督军兼省长的名义亲自下训令，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训令”说：“查中日新约日本臣民得在南满商租零用房地，自应推诚相与，免滋事端”【见《奉天省长公署训令》306号】。这一训令是张作霖损害东北主权行为的无可辩驳的铁证。
张作霖上台后，日本在政治上对东北的控制也大大加强了。日本不但在租界内加强了军警统治，而且在东北内地非法驻军、设警的地点也急剧增多。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要求中国聘用日本人作军事顾问和警察顾问等。对此，连袁世凯都不敢承认，但张作霖在东北却私自承认并加以施行。
因此可以说，日张互相勾结，互为利用，日本支持张作霖称霸东北，张作霖则为日本侵略政策效劳。
(五)穷兵黩武，祸国殃民
张作霖统一东北之后，他并不满足，他还要称霸关内。先后与皖系、直系军阀进行混战，连年的战争洗劫，使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庞大的军费开支，沉重的落在了东北民众的头上。
在军阀混战中，各派军阀的军费开支是非常惊人的，东北的奉系军阀尤为突出。张作霖为称霸关内，几乎把东北每年的收入都用到整军备战上去了。以奉天省为例，1922年度二千零四十万元，占岁出总数的95%【见满铁调查课：《东三省财政纪要》】。为了索取庞大的军费和满足军阀政府的挥霍，除经常增税加娟，借外债、举内债之外，又大量发行奉票，加紧对内搜刮。而且，除征税外，还有战时附加捐，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除田税、豆税、出产税、马牛骡税、过路税、屠宰税等等之外，甚至连结婚、学生入学、毕业都要交税。填一张中等学校入学志愿书需纳税四角；领取一张专门学校以上毕业证书要纳税五角。
但即使如此搜刮，仍不能满足张作霖的军费开支需要，因此他又想出各种办法取财于民。他引诱地主、商人种植和贩卖鸦片，从中渔利。为此，张作霖特设筹济总局，任阎廷瑞为总局长，管理种植鸦片事宜，计亩征收鸦片膏，交由筹济总局销售。热河境内在汤玉麟（即汤二虎）统治下，历年种烟不下五千顷，征收烟捐达一千三百余万元【见满铁调查课：《调查时报》第八卷11号】。这一苛政，不仅给民众生计带来恶劣影响，而且严重损害百姓的身心健康。因此，当时的东北人把筹济局叫做抽筋局。
除增税外，张作霖向日本“满铁会社”、正金银行、朝鲜银行连年借款。1920年12月至1925年10月，共借款9次。在内债方面，仅1926年5月即发行公债五千万元（现大洋）。发行时强制东北人民认购。当时东北各地遭受旱灾，人民无力认购，张作霖、王永江等采取强硬手段，督促各县知事推行，对成绩不佳者予以严惩。东北人民在威令逼迫之下，有的不得不倾家荡产去认购公债。
但税收、内外债让不能满足奉系军阀的军费开支和无穷私欲，于是张作霖又用大量发行纸币的办法，不动声色的掠夺民财。他们在无准备基金的情况下，印刷大量不兑换的“奉票”、“官帖”，1925年发行奉票五亿余元，较1916年的发行额增加33倍多；及至1928年1月，竟达到十三亿元的高额，较1916年增加86倍多。奉票滥发的结果，造成奉票价格暴跌。1920年，奉票价格与日本在东北发行的金票价格相等，至1927年，它与金票的比价几乎达到了1与10之比，到了1928年，竟达到1与25之比，奉票的价格已跌到了1920年原价的二十五分之一。奉票的极度贬值，造成物价直线暴涨，给东北带来的深重灾难是难以形容的。
在张作霖穷兵黩武的年代里，由于税收的增加；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由于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在东北的急剧发展，使东北城乡经济遭到极大的摧残。当年，面粉、油坊、烧锅曾并称为东北三大工业，此间由于上述原因，均遭到极大的打击。如奉天的油坊以前有五十余户，至1927年仅存二十户，倒闭了五分之三【见奉天商工会议所编：《奉天经济二十年志》】。又据“满铁调查课的调查，仅1927年初三个月，在奉天城内即有四百户工商业倒闭”。
东北农村经济的遭遇就更为惨重了。在战乱年代里，广大农民除负担重税和钱法毛荒之害以外，地租的加重和高利贷的剥削，常年压在农民的头上。广大农民除遭受横征暴敛外，还要受到军阀抓兵、拉夫、派车派马的痛苦。至于战区的百姓（主要是农民），身家遭到的灾难就更为严重了。他们在战火的洗劫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如在第一次至奉战争时，据某记者调查：在长辛店一带居民房屋“中炮弹打塌、被枪弹穿透者，比比皆是。迨入民房查看，则箱篋欹倒，什货毁坏，呼饥啼寒，家无藏物，惨不忍闻”。有的“中流弹而死”，有的“因供饭食稍迟，勒令跪地，立即枪决”，“沿途横尸，尤惨不忍睹”【见《吴佩孚大战奉军史》】。可见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何等深重！
在战乱年代，一方面是人民的苦难和经济的凋敝；另一方面张作霖等军阀官僚们，却利用权势收刮人民，购买大片土地，积累了大量财产。在东北民众的苦难声中，张作霖成了东北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仅在通辽一县，他和吴俊升、鲍贵卿、孙烈臣等就霸占上千垧好地。张作霖的土地，不仅在通辽一县，在内蒙、北镇、黑山、营口高坎、连山湾等地，还有大量田产。除占有大量土地之外，他还有私人企业。据张作霖的内账房栾贵田回忆：仅他经管的部分，就有如下企业：（1）沈阳三畲粮栈；（2）营口大高坎三畲当；（3）郑家屯的庆畲祥；（4）黑山姜家屯三畲当。上述企业大多经营粮油、典当、放债，有的（大高坎三畲当）还发行钞票。此外，还有八道沟煤矿、中兴煤矿和边业银行、恒源纺纱厂等。而他的同伙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等的私人财产也是惊人的。
张作霖统治时期，不仅他和他的同伙霸占了大量资产，由于他们依靠日本，也使日本的经济侵略势力在东北有了极大的扩展。就日本对东北的商品倾销来看，1913年至1926年间，增加了两倍多。此间，日本对东北大豆、煤铁的掠夺，与日俱增。为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银行便设东北各地。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尤其是朝鲜银行，俨然有“在满中央银行之概”【见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和日本经济及其与列国经济的关系》】。他一面投资于铁路、矿山，积极扶植日本工商业的发展；一面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并给军阀以政治贷款。控制东北的金融与财政，使东北经济成为他们的附属物。
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在东北猛烈发行纸币，这些银行除了利用纸币掠夺东北物资外，还乘奉票贬值之机，投机倒把，使奉票毛荒日益加剧。此外，日本对东北土地的掠夺也很猖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东洋拓植会社是从事土地掠夺的两个最大的组织。1922年11月，日本为了更有计划地掠夺东北土地，由“满铁”和“东拓”合资设立“东亚劝业株式会社”。该会社成立后，在内蒙和奉天境内各地，通过与军阀订立商租契约，或勾结土豪劣绅利用典当合办等形式，掠夺大量土地。
总之，在奉张统治东北时期，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基本上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和左右了张作霖的政权，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六）奉张危机，日本出兵
1925年11月下旬，奉军将领郭松龄联合李景林与冯玉祥结成反奉联盟，在滦州倒戈反奉。郭松龄倒戈反奉，是奉系军阀史上的大事。郭军一路势如破竹，于12月5日占领了锦州。奉军溃败的消息传至奉天之后，12月6日，张作霖“宣布下野意见”【见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
危在旦夕的张作霖，一面与关东军派来的代表签订密约，一面处理他多年收刮的私产，准备逃往大连。他命令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军需处长栾贵田为他提款把百万元，作逃亡之用。同时并预计出走时烧掉帅府。
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是日本出面挽救了张作霖。在郭军倒戈的第三天，日本立即宣布：“满蒙”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对“满蒙”发生的事件，日本不能持“旁观态度”。声言“出兵保侨”【见《盛京时报》1925年12月1日》】。11月30日和12月2日，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松井七夫和满铁总裁，先后致电日本外务省，请求“扶持张作霖”。
关于日张勾结的过程，当年“东三省交涉总署”政务处长，根据他与日本驻奉副领事田中喜市的交谈，曾作如下回忆：他说，当张作霖准备逃往旅顺时，“有一天，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派其参谋长斋藤协同三浦中佐到达奉天。通过张作霖的顾问汀野武马，规定时间，邀请张在奉天满铁附属地沈阳旅馆见面。届时张作霖偕同汀野前往该馆与斋藤及三浦会谈，田中喜市任翻译。斋藤对张作霖说：‘现在郭军先锋部队已过锦城，在攻占新民以前，阁下有何需要关东军帮忙的地方，即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情愿协助一切。’张作霖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军队前来支援，但恐怕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我想去旅顺暂避，希望关东军予以方便。’斋藤说：‘阁下想去旅顺暂住，我们非常欢迎，届时定当准备一切，保护阁下安全，请放心吧。不过，我看不要紧，即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要通知他们，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作战，到必要时，关东军还可出兵阻击，他们无法进入省城的。阁下若能同意这种作法，即请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假如阁下认为可行的话，即请在书面上签字’。斋藤说完这番话，便将事先已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田中念给张作霖听。”这五项内容为：
“（1）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
（2）间岛地区（即延边地区）行政权的移让；
（3）吉敦铁路（吉林到通化）的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4）洮昌道（指奉省西北部一带）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5）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另由中日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
“张听完了这五项要求，即不假思索地说：‘行、行。’随即在日本准备好的草约上签了字。随后，张作霖又说：‘万一我去旅顺时，需要相当数目的日本金票，现在我不能让官银号在市面上买，希望由日本银行暂借给一部分。’斋藤说：‘可以”，当即用电话通知朝鲜银行奉天支行长到旅馆商定，用张个人的名义向该行借用日金三百万元，仍存该行，并给张一张存折及支票。”
这段当事人的回忆把当年日、张勾结的情况说得淋漓尽致了。当年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也曾向其友人透露过此间日、张勾结的内幕。王永江的说法与上述回忆基本吻合。
此外，当年“东三省留日同乡会”、《民国日报》和冯玉祥《我的生活》一书，对张作霖签订卖国密约都有所揭露。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就任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组成“安国军政府”。
随着张作霖后期势力的发展，控制北京政府，他不在单独依靠日本，而和英、美发生了某些联系；另外，当时全国反日运动空前高涨，使他不敢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对日本进行某些制抵行动，引起日本的不满骂他“忘恩负义”、“野性增长”，称他为“自私的亲日主义者”等等。但这些矛盾比之张作霖一贯对日本的依靠是次要的。
张作霖之所以被日本谋害，成为皇姑屯的炸死鬼，主要是日本侵略者认为：穷途末路的张作霖已经不堪利用【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已经不能在关内立足】。正如张作霖的谋杀者河本大佐在供词中所说的那样：“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
因此，张作霖是一个反动的历史人物，但他和死心塌地的汉奸不同。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不愿完全听从日本侵略者的摆布，并最终被日本所害。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以前对日本的投靠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史实。
军阀之流基本上都是视义气如儿戏
至少段祺瑞318后终生吃素，吴佩孚到死也不出卖国家，他们二老在租界国外都没有存款比现在大陆的许多子女做外国公民的公仆好太多了
老张说道底就是一绿林好汉。没必要抬高和贬低
有不少人喜欢他，可能是把他与他儿子比较了一下
有不少人喜欢他，可能是把他与他儿子比较了一下
tank2002 发表于 2010-1-27 18:59 
和尚都终生吃素。
和尚都终生吃素。
也算乱世枭雄
tank2002 发表于 2010-1-27 18:59
吃素算什么？成天念佛也好，吃斋也好，某些人杀起人来可能毫不手软，三国时代有笮融，而段祺瑞的卫队制造了三一八血案，对学生开枪也毫不留情。
至于吴佩孚，更是小人一个，到死不出卖国家？完全断章取义而已，他的条件是“（傀儡）政府除非由他全权掌控，否则不和日本人合作”。
吃素算什么？成天念佛也好，吃斋也好，某些人杀起人来可能毫不手软，三国时代有笮融，而段祺瑞的卫队制造了三一八血案，对学生开枪也毫不留情。
至于吴佩孚，更是小人一个，到死不出卖国家？完全断章取义而已，他的条件是“（傀儡）政府除非由他全权掌控，否则不和日本人合作”。
江城孤舟 发表于 2010-2-1 00:43
跟为反而反的少将女婿认真就上钩了
跟为反而反的少将女婿认真就上钩了
一个关于吴佩孚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谎言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zetaplus 发表于 2010-2-1 12:12
其实是要价太高了，汪精卫要是也向他那样跟日本人漫天要价估计也得当一次“民族英雄”。
其实是要价太高了，汪精卫要是也向他那样跟日本人漫天要价估计也得当一次“民族英雄”。
tank2002 发表于 2010-1-27 18:59
段祺瑞本来就信佛的说。
段祺瑞本来就信佛的说。
tank2002 发表于 2010-1-27 18:59
您应该到处宣扬主席穿打补丁的袜子和到处捐款.
要作到对军阀和对领导一个样.
您应该到处宣扬主席穿打补丁的袜子和到处捐款.
要作到对军阀和对领导一个样.
主席穿打补丁的袜子和到处捐款.
汪东兴记载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老人家的伙食，特供烟算什么
汪东兴记载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老人家的伙食，特供烟算什么
一个关于吴佩孚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谎言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zetaplus 发表于 2010-2-1 12:12
请问吴佩孚跟日本人开价的记载在哪里？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上台的直系军阀首脑曹锟，邀请段出山，任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1926年3月发生了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
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作为守门的卫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上午10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是“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表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表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行游表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行游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表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
那么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我们不妨去看看开枪的这支卫队的真正的主人冯玉祥.
北京事变,赶走直系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是他却被排挤在权力的中心之外,在段张冯开会分配权力的时候,张作霖公然说,让我们收买的人没有资格坐在前排,说的就是冯玉祥.冯当然不满.段任执政之后,先是在冯和张之间搞平衡,再后来就想重建自己的皖系势力,对冯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是拉张作霖,压冯玉祥.这时的冯野心是很大的,他难道不想制造一些事端把段祺瑞这个光杆司令挤走,自己控制中枢?这点是完全可能的.学生行游,给了他机会.他完全可能向他的亲信下令开枪,然后把责任推到段祺瑞的身上,掀起一股反对段的风潮,这时候他就可以站出来替天行道把屠杀学生的凶手赶出北京,甚至杀掉,自己控制中枢.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说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不错,确实只是猜测,没有证据.阴谋是很难找到证据的.
段祺瑞何其精明,他得到报告后第一时间到事发现场向遇难学生下跪请罪,并下令赔偿抚恤,追查凶手.事后,北京市民和学生都举行过规模浩大的悼念活动,却没有再发起针对段杀学生的表威活动.试想,如果在此之后,北京的学生发起更大声势声讨段祺瑞的表威,这时候的段又能做何行动?所以对段而言,他只能去化解人民的怒潮,而不能去火上加油.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于是逃过了一劫.
后来,张作霖和冯玉祥彻底闹翻,双方又开战火,冯兵败不得不退出北京城.在退出之前,冯部大将鹿钟麟还想把段给绑架起来带走.命令已经下达,兵也派了出去,但段事先得到消息,把自己的卫队全数拉了出来,在街口架起机枪,垒起工事.鹿钟麟的先头部队在和段的卫队对峙了三个小时后,撤走.
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先下手为强，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以（一）金佛郎签约。（二）屠杀学生。（三）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执政府。宣布讨段迎吴。段率安福系诸要员在国民军进入执政府前逃入东交民巷。
1994年9月19早上董寿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谈：
我对学生运动看得多，现在过去将来，乌合之众，绝对不成。李大钊女婿老叫我说三一八那一段，我老不说。李大钊、陈毅、于树德，领导头一天还可以。第二天说的那些话是不近情理的话。明明段祺瑞上上剌刀在那儿挡着哩，在张自忠路上，你叫学生拿棍子棒子首都革命，这行吗？那时叫铁狮子胡同，外交部，后来叫国务院。头一天我也傻着哩，挤到前头，剌刀尖离我也就差这么一截（比划离鼻子一尺多）。学生散了以后，就把我们召集到翠花胡同八号，说今天回去准备棍子棒子，咱们举行首都革命。我一想，他枪我棍棒，能顶得住吗？李大钊是领导，（三一八）参加没参加我可没看见他。他是书生。他们滑得很。（三一七）陈毅不讲话。人生经过许多事情，我叫他们鼓动不起来。
再回到凶神鹿钟麟。“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段祺瑞执政府，但负责指挥军队镇压学生的刽子手就是军阀鹿钟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悲愤交加，他见到鹿钟麟的第一句话就是：
“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象我的孩子,你杀害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李鸣钟天津李鸣钟旧居 （1887—1949）
李鸣钟，字晓东，河南沈邱人。冯玉祥前期两大主要助手之一。李鸣钟与冯玉祥在第一混成协时就相识，虽未参加武学研究会，但也是热心反清分子，与冯、张、韩复榘一道参加滦州起义并因此被解职。1913年，冯玉祥任左路备补军团长，李鸣钟在他手下任排长，深受器重。冯玉祥升旅长后，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一个模范连，任命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石友三冯治安吉鸿昌等都是模范连士兵。随着冯玉祥的步步高升，李鸣钟也水涨船高，从16混成旅一团三营长、三团长、旅长、第八混成旅长直至升为国民一军6师长，和张之江一样成为冯的左膀右臂。北京政变后，李鸣钟升为绥远都统兼国民军西路总指挥，授陆军上将衔。在任期间，修路种树，创办五族学院、包头二中、职业学校、女子师范、全区图书馆、古物陈列室、通俗讲演所、平民学校等；建平民医院、老幼救济院、妓女济良所。1926年任京师警察总监。
据卫队旅的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说,段数次斥责卫队旅的旅长李鸣钟,说他能不能维持北京的治安,维持不了,他可以撤了他还可以枪毙他.其实他话是这样说,为了维持和冯玉祥的关系,他根本不可能这样做,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李鸣钟是冯玉祥的亲信.而这时的冯玉祥完全控制了北京,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为了争夺权力,冯抓捕了段的亲信曾某,枪杀了段的左膀右臂徐树铮.面对这些,段明知是冯所为,他都无能力.他在北京能够调动的力量只有他的贴身卫队.
感觉当时段不在执政府，楚溪春的回忆录证实但是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宽容的，冲击政府机关开枪是很正常的
据那个卫队的参谋长楚溪春的回忆录说,他和李鸣钟见打死了这么多的学生十分恐慌,正好这时主管文化事务的一个官员也来到现场.三人一商量,决定去报告段祺瑞.这说明当时在现场的人是明确地知道,开枪的命令不是段下的.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当时的段就是光杆司令，冯玉祥的傀儡，其实真正的军阀是冯玉祥，军队是冯的，段后来还差点被冯的心腹鹿钟麟抓起来，他有什么发言权学生要找人算帐也是找冯玉祥，学生玩的太过火基层士兵失控开枪，卫队之前对学生也很宽容了，冲击政府机关开枪任何民主国家都是这么做了，关老段什么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段蛮无辜的
一个关于吴佩孚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谎言不知道骗了多少人……
zetaplus 发表于 2010-2-1 12:12
请问吴佩孚跟日本人开价的记载在哪里？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上台的直系军阀首脑曹锟，邀请段出山，任北洋政府的临时执政。1926年3月发生了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的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
3月16、17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开会，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同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组织者随即率领群众冲击国务院，作为守门的卫兵，冯玉祥的国民军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遂有团围、翻墙抓人等举动，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人群直到很晚方才散去。当夜，总指挥韩麟符向李大钊汇报群众情况，李“即表示同国民军的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3月18日上午10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即是“318”抗议大会，号称十万人抗议大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表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最后大会一共通过了八条决议。组织者又一次要求与会者去国务院表威。群众不愿意去，害怕被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但与会者中仅有数百众跟随前往。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儿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行游表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大会结束后，行游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表威群众公推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在执政府内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知难而退，从侧门离开。而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
那么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我们不妨去看看开枪的这支卫队的真正的主人冯玉祥.
北京事变,赶走直系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是他却被排挤在权力的中心之外,在段张冯开会分配权力的时候,张作霖公然说,让我们收买的人没有资格坐在前排,说的就是冯玉祥.冯当然不满.段任执政之后,先是在冯和张之间搞平衡,再后来就想重建自己的皖系势力,对冯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是拉张作霖,压冯玉祥.这时的冯野心是很大的,他难道不想制造一些事端把段祺瑞这个光杆司令挤走,自己控制中枢?这点是完全可能的.学生行游,给了他机会.他完全可能向他的亲信下令开枪,然后把责任推到段祺瑞的身上,掀起一股反对段的风潮,这时候他就可以站出来替天行道把屠杀学生的凶手赶出北京,甚至杀掉,自己控制中枢.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说这只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不错,确实只是猜测,没有证据.阴谋是很难找到证据的.
段祺瑞何其精明,他得到报告后第一时间到事发现场向遇难学生下跪请罪,并下令赔偿抚恤,追查凶手.事后,北京市民和学生都举行过规模浩大的悼念活动,却没有再发起针对段杀学生的表威活动.试想,如果在此之后,北京的学生发起更大声势声讨段祺瑞的表威,这时候的段又能做何行动?所以对段而言,他只能去化解人民的怒潮,而不能去火上加油.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于是逃过了一劫.
后来,张作霖和冯玉祥彻底闹翻,双方又开战火,冯兵败不得不退出北京城.在退出之前,冯部大将鹿钟麟还想把段给绑架起来带走.命令已经下达,兵也派了出去,但段事先得到消息,把自己的卫队全数拉了出来,在街口架起机枪,垒起工事.鹿钟麟的先头部队在和段的卫队对峙了三个小时后,撤走.
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先下手为强，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以（一）金佛郎签约。（二）屠杀学生。（三）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执政府。宣布讨段迎吴。段率安福系诸要员在国民军进入执政府前逃入东交民巷。
1994年9月19早上董寿平在钓鱼台国宾馆谈：
我对学生运动看得多，现在过去将来，乌合之众，绝对不成。李大钊女婿老叫我说三一八那一段，我老不说。李大钊、陈毅、于树德，领导头一天还可以。第二天说的那些话是不近情理的话。明明段祺瑞上上剌刀在那儿挡着哩，在张自忠路上，你叫学生拿棍子棒子首都革命，这行吗？那时叫铁狮子胡同，外交部，后来叫国务院。头一天我也傻着哩，挤到前头，剌刀尖离我也就差这么一截（比划离鼻子一尺多）。学生散了以后，就把我们召集到翠花胡同八号，说今天回去准备棍子棒子，咱们举行首都革命。我一想，他枪我棍棒，能顶得住吗？李大钊是领导，（三一八）参加没参加我可没看见他。他是书生。他们滑得很。（三一七）陈毅不讲话。人生经过许多事情，我叫他们鼓动不起来。
再回到凶神鹿钟麟。“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段祺瑞执政府，但负责指挥军队镇压学生的刽子手就是军阀鹿钟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悲愤交加，他见到鹿钟麟的第一句话就是：
“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象我的孩子,你杀害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李鸣钟天津李鸣钟旧居 （1887—1949）
李鸣钟，字晓东，河南沈邱人。冯玉祥前期两大主要助手之一。李鸣钟与冯玉祥在第一混成协时就相识，虽未参加武学研究会，但也是热心反清分子，与冯、张、韩复榘一道参加滦州起义并因此被解职。1913年，冯玉祥任左路备补军团长，李鸣钟在他手下任排长，深受器重。冯玉祥升旅长后，为了培养干部，成立了一个模范连，任命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石友三冯治安吉鸿昌等都是模范连士兵。随着冯玉祥的步步高升，李鸣钟也水涨船高，从16混成旅一团三营长、三团长、旅长、第八混成旅长直至升为国民一军6师长，和张之江一样成为冯的左膀右臂。北京政变后，李鸣钟升为绥远都统兼国民军西路总指挥，授陆军上将衔。在任期间，修路种树，创办五族学院、包头二中、职业学校、女子师范、全区图书馆、古物陈列室、通俗讲演所、平民学校等；建平民医院、老幼救济院、妓女济良所。1926年任京师警察总监。
据卫队旅的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说,段数次斥责卫队旅的旅长李鸣钟,说他能不能维持北京的治安,维持不了,他可以撤了他还可以枪毙他.其实他话是这样说,为了维持和冯玉祥的关系,他根本不可能这样做,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李鸣钟是冯玉祥的亲信.而这时的冯玉祥完全控制了北京,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为了争夺权力,冯抓捕了段的亲信曾某,枪杀了段的左膀右臂徐树铮.面对这些,段明知是冯所为,他都无能力.他在北京能够调动的力量只有他的贴身卫队.
感觉当时段不在执政府，楚溪春的回忆录证实但是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是宽容的，冲击政府机关开枪是很正常的
据那个卫队的参谋长楚溪春的回忆录说,他和李鸣钟见打死了这么多的学生十分恐慌,正好这时主管文化事务的一个官员也来到现场.三人一商量,决定去报告段祺瑞.这说明当时在现场的人是明确地知道,开枪的命令不是段下的.
1926年3月，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冯玉祥率领的的国民党军队同奉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种种无理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当时的段就是光杆司令，冯玉祥的傀儡，其实真正的军阀是冯玉祥，军队是冯的，段后来还差点被冯的心腹鹿钟麟抓起来，他有什么发言权学生要找人算帐也是找冯玉祥，学生玩的太过火基层士兵失控开枪，卫队之前对学生也很宽容了，冲击政府机关开枪任何民主国家都是这么做了，关老段什么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段蛮无辜的
这一天，另有一事需要补记。据“三一八”参加者李葆华回忆：“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比对以上，李葆华参加的似是国务院那一组。可是以下，“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拉，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个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注5） 如果李葆华去的确实是执政府（即国务院），就不会是段宅，因为政府在铁狮子胡同，而段宅在吉兆胡同，两者不是一个地方。如果李葆华去的是段宅，上述文字就不是执政府。如是，在当天北大三院会议上决定去国务院和外交部之外，至少还有一个组织去的是段宅。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李葆华参加的这一支是去了执政府后，因其无人，又去了段宅。
江南小牛 发表于 2010-1-25 18:32
“天理人心”，不是“天理良心”！
军阀就是军阀、胡子就是胡子，虽然必须承认张作霖的确是个帅才，也的确对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本质是不会变的！
“天理人心”，不是“天理良心”！
军阀就是军阀、胡子就是胡子，虽然必须承认张作霖的确是个帅才，也的确对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本质是不会变的！
当时的段就是光杆司令，冯玉祥的傀儡，其实真正的军阀是冯玉祥，军队是冯的，段后来还差点被冯的心腹鹿钟麟抓起来，他有什么发言权学生要找人算帐也是找冯玉祥，学生玩的太过火基层士兵失控开枪，卫队之前对学生也很宽容了，冲击政府机关开枪任何民主国家都是这么做了，关老段什么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段蛮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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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北洋的也要有点起码的知识行不行？这年的1月份冯玉祥已经在奉、直两军的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去了。莫非他在莫斯科遥控下令开枪？
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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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北洋的也要有点起码的知识行不行？这年的1月份冯玉祥已经在奉、直两军的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去了。莫非他在莫斯科遥控下令开枪？
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啊！:D
回复 21# tank2002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汪伪政权全史》上册，关于日本在华策动汉奸政权的记录，自己去看。一开始成立华北伪政权的时候就想动员段祺瑞和吴佩孚，段祺瑞应老蒋的邀请去南京了，吴佩孚就是不走，来让他的部下配合华北地区的叛乱。后来吴佩孚因为开价高，比如说要完全由自己组织政府人员、有日本出钱自己出人组建“反党救国军”等条件，和日本人谈不拢。日本人没办法才把王克敏抬出来了。
直到后来汪精卫叛逃，日本人都没放弃吴佩孚，一直在促成“汪吴合作”，想形成“汪主政、吴主军”的局面，为此汪精卫还专门跑去天津和吴谈。问题是吴根本瞧不起汪，还是坚持原来的条件，又谈崩了……
同学，多看看书不是坏事。这年头怎么又掀起一股给军阀翻案的歪风了？军阀就是人类的渣滓！中国近代苦难的最大根源之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汪伪政权全史》上册，关于日本在华策动汉奸政权的记录，自己去看。一开始成立华北伪政权的时候就想动员段祺瑞和吴佩孚，段祺瑞应老蒋的邀请去南京了，吴佩孚就是不走，来让他的部下配合华北地区的叛乱。后来吴佩孚因为开价高，比如说要完全由自己组织政府人员、有日本出钱自己出人组建“反党救国军”等条件，和日本人谈不拢。日本人没办法才把王克敏抬出来了。
直到后来汪精卫叛逃，日本人都没放弃吴佩孚，一直在促成“汪吴合作”，想形成“汪主政、吴主军”的局面，为此汪精卫还专门跑去天津和吴谈。问题是吴根本瞧不起汪，还是坚持原来的条件，又谈崩了……
同学，多看看书不是坏事。这年头怎么又掀起一股给军阀翻案的歪风了？军阀就是人类的渣滓！中国近代苦难的最大根源之一！
欢迎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为北洋洗地。
段祺瑞----西原借款、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吴佩孚----道洛借款、英国军舰直接挺吴炮轰北伐军。
张作霖----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管理权，满蒙地区的其他特权更多，数不胜数。
段祺瑞----西原借款、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吴佩孚----道洛借款、英国军舰直接挺吴炮轰北伐军。
张作霖----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管理权，满蒙地区的其他特权更多，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