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满江红》词是否系岳飞所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05:05
满江红》词是否系岳飞所作？
张秀平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此其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 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此其二。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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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姜葆夫、韦良成选注《常用古诗》满江红》词是否系岳飞所作？
张秀平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此其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 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此其二。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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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葆夫、韦良成选注《常用古诗》
张秀平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此其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 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此其二。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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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姜葆夫、韦良成选注《常用古诗》满江红》词是否系岳飞所作？
张秀平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此其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 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此其二。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
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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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葆夫、韦良成选注《常用古诗》
此事很难单纯以历史考据论之
节选自王曾瑜《岳飞史实之真伪不可不辨》
《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ii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３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３《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公元１２５１）。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彙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３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后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１４８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彙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中将此词系於绍兴四年（公元１１３４）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祇寻幽。”iv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９８１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在传记和小说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１１４１）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ii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３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３《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祐辛亥”，即淳祐十一年（公元１２５１）。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然而也许还有人对于在清人作品中转引宋人著述表示怀疑，似有必要谈一点个人的读书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明人，特别是明初尚能见到大量今人见不到的宋籍，是毫不怀疑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永乐大典》残本。但也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清人所能见到的宋籍，今人就都能见到。但随着一些研究工作的进行，此种错误印象必然得到纠正。清丁传靖所辑录的《宋人轶事彙编》自然是治宋史者不时翻阅的书，但按照史料原始性的原则，此书一般不能作史料引证，只能提供线索，再查宋人的原始记录。我见到此书卷３引元代的李有《古杭杂记》，有一首讽刺宋高宗养鸽的小诗，不料查阅了今存《古杭杂记》的各种版本，竟皆无此诗，故最后在《荒淫无道宋高宗》一书定稿时，只能在第１４８页注中标明引自《宋人轶事彙编》。由此可见，在明清载籍中转引宋人著述，也应是扩大宋代史料搜索范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但是，今人已不可能判定《满江红》词的确切创作时间。我在岳飞传记和历史小说中将此词系於绍兴四年（公元１１３４）克复襄汉，荣升节度使之后。宋时节度使是军人最重要的虚衔，可以比喻为如今荣获元帅军衔。岳飞决不是官迷，正如袁甫诗中引用百姓的评价：“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祇寻幽。”iv这位常胜将军决不会因荣升而沾沾自喜，相反，荣升只能使他更加强烈地关注山河一统的大业，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肩负的重任，今后修远而漫长的征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以反映他此时的心态，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这是我系于此时的一点臆测，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只怕还是允许的。
岳飞另一阕《小重山》词，从词意判断，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９８１页注中认为：“此词当写于绍兴八、九、十或十一年秋，反映岳飞反对降金乞和，有志莫伸之苦闷。”在传记和小说中则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１１４１）被捕入狱之前，虽然不可能有十分确切的依据，但大致也是允当的。
1986年，在浙江发现了了一部《祝氏族谱》，内存有岳飞的《满江红》原作以及祝允哲的和词《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浙江江山县发现的《须江须江郎峰祝氏族谱》，记载有祝允哲的事迹。祝允哲是北宋绍圣年间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祝臣之子，曾随徽宗御驾亲征，靖康元年督理江广粮饷兼提督荆襄军务。岳飞被捕后，祝允哲上书高宗，以全家七十余口性命保全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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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所载岳飞原词与今传字句小有差异，乃后来岳飞根据祝允哲的和词修改，并改词题为《写怀》，改自己的作品，这种事情很是正常不过，太祖在建国后还改自己在长征时候的诗词呢。再后来，明人又参考了祝氏的和词略加修改成了现在的《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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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词的原作权，显然为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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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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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与祝允哲述怀〉（调寄〈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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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发冲冠，想当年，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河山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 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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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祝允哲答词：〈和岳元帅述怀〉（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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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 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束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难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去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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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宋人的书中没有出现这首词。个人认为，当时的确是没有发现，出现这种情况，还不止这一首《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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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怀疑的基点是：岳珂专为其祖辨认而作的《金陀粹编》，作为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而未能收入《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这就涉及到此词的坎坷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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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主要应该是当时尚未发现，岳珂无法收入。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连奏议文字亦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５８别集类十一）。而且，是后来理学家朱熹（极少赞许武人）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朱子语类》卷１２７《孝宗朝》、《高宗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文山先生全集》卷６《回岳县尉》。均转引自《岳飞研究》第三辑，见１１８页、２４０页、６１页），他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得以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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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很可能是遗漏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与同样保存了岳飞手迹的《书简尺牍三章》，岳珂均未能收入（其中收词只有《小重山》）。他还遗漏了一些别的作品，陆续地被人发现；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详《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５日第八版《一首岳飞佚诗》；据称已共辑出诗词１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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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该词确有打破作词惯例之处。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联，出句与对句意义相同，是为“合掌”，犯了诗家的大忌。岳珂精通词学，因而不愿把其祖有“毛病”的作品选进“粹编”，也是存在着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形，明清出版的《岳忠武王文集》、《宋岳鄂王文集》，所收的都比《金陀粹编》的多，而且都有《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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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处疑问是“贺兰山”，具体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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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词中，这种手法数不胜数。陆游还说“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天山比起贺兰山，可更是在西北遥不可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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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贺兰山,实指河北磁县的贺兰山，曾有很长时间都为宋金交战之地，对岳飞尤其有特殊意义，有兴趣的人，自己可以去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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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所载岳飞原词与今传字句小有差异，乃后来岳飞根据祝允哲的和词修改，并改词题为《写怀》，改自己的作品，这种事情很是正常不过，太祖在建国后还改自己在长征时候的诗词呢。再后来，明人又参考了祝氏的和词略加修改成了现在的《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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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词的原作权，显然为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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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与祝允哲述怀〉（调寄〈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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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 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束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难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去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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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宋人的书中没有出现这首词。个人认为，当时的确是没有发现，出现这种情况，还不止这一首《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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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怀疑的基点是：岳珂专为其祖辨认而作的《金陀粹编》，作为岳飞传记的资料汇编，而未能收入《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这就涉及到此词的坎坷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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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主要应该是当时尚未发现，岳珂无法收入。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连奏议文字亦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５８别集类十一）。而且，是后来理学家朱熹（极少赞许武人）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朱子语类》卷１２７《孝宗朝》、《高宗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文山先生全集》卷６《回岳县尉》。均转引自《岳飞研究》第三辑，见１１８页、２４０页、６１页），他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得以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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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很可能是遗漏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与同样保存了岳飞手迹的《书简尺牍三章》，岳珂均未能收入（其中收词只有《小重山》）。他还遗漏了一些别的作品，陆续地被人发现；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详《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５日第八版《一首岳飞佚诗》；据称已共辑出诗词１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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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该词确有打破作词惯例之处。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联，出句与对句意义相同，是为“合掌”，犯了诗家的大忌。岳珂精通词学，因而不愿把其祖有“毛病”的作品选进“粹编”，也是存在着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形，明清出版的《岳忠武王文集》、《宋岳鄂王文集》，所收的都比《金陀粹编》的多，而且都有《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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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词中，这种手法数不胜数。陆游还说“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天山比起贺兰山，可更是在西北遥不可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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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贺兰山,实指河北磁县的贺兰山，曾有很长时间都为宋金交战之地，对岳飞尤其有特殊意义，有兴趣的人，自己可以去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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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ii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３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３《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１２５１）。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满江红》词及其系年。对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的争议，最初是在几位著名前辈学者中进行的。我的两位老师张政烺和邓广铭先生就各持针锋相对的议论。在大学时代，我怀着好奇心，向邓先生询问《满江红》词的真伪。邓先生说，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他曾向夏承焘先生劝说，何必写辨伪的文字。他为此发表了两篇文章，特别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ii又特意搜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依我的体会，邓先生当年的谈话，是强调《满江红》词确是充分地体现和抒发了岳飞的爱国情怀。人们可以对《满江红》词提出一些疑点，但如要断然判定为伪作，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这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已作论证。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讲话中，我说非岳飞不能写此词，这实际上是来源于对邓先生谈话的体会。
但是，如果在宋人的记载中确是没有提到岳飞的《满江红》词，也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幸好又因已故前辈学者王云海先生寄赠郭光先生的《岳飞集辑注》，使我拜读到他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iii此文无疑是研究岳飞《满江红》词的最重要的新进展。南宋后期陈郁著《藏一话腴》，此书我也曾看过，使用的是《豫章丛书》本，并将有关文字编入《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但郭光先生则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
（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
这当然为判明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郭光先生所作的详细论证，在此不必重复，感兴趣者可找来阅读。此外，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卷３《忠义》也有如下一段文字：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应为‘胡虏’，乃出自清人篡改）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宋稗类钞》是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小说，分类编排而成书。此书卷３辑录的四条岳飞记事全未标明史料出处。但依今存载籍参对，第一条是抄自《朝野遗记》，第二条是抄自《枫窗小牍》卷下，第三条即以上引文，第四条是抄自《说郛》卷１８《坦斋笔衡》。今查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３《谢昭雪表》的前一句与此段引文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可知上引第三条大致可判定为《鹤林玉露》的另一版本。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中所说的写作年代是“淳佑辛亥”，即淳佑十一年（公元１２５１）。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既然如今尚得以见到南宋后期有两处记载，《满江红》词确是岳飞所写，便无可疑者。
个人认为，是后人托名伪作。
应是岳写的，明人有改诗的嗜好，可能在明朝改过。
很难进行考证了
明军全州大捷干死清兵之后全军高唱满江红撒～
满鞑子最见不得岳飞,专门造谣污蔑
1946年后我们可以朝天阙了
其实岳飞的文采的确不错，小重山，也很好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