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评彭德怀

关于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定位问题原本并不复杂，潘太史早已在《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因后果》、《论毛林关系的前因后果》等论文中有所论述。鉴于友人秋石客同志在博客中国所发表的《重新审视彭德怀的历史定位》一文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潘太史决定参加论战，以正视听。
　　潘太史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898年出生到1949年建国；第二阶段，从1950年抗美援朝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第三阶段，从1959年退出军界到1974年因病去世。社科院研究员李延明同志曾经明确表示，他曾经从毛远新同志那里听到过毛主席对我党一流军事家的具体评价。据说在老人家的心目当中，列入第一流的军事家总共只有三帅一将，既林彪元帅、彭德怀元帅、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其中林总名列第一，彭刘粟三人则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因此，对于彭德坏同志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的定位问题应该不会存在什么争议，他无疑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而在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同志完全脱离了军界，其政治生命基本上也已经结束了，在历史定位问题上按说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分歧，此处暂且不表。
　　对于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定位的有关争议，基本上集中在第二个历史阶段。在潘太史看来，彭德怀同志在这十年中所经历的大事应该说相当有限，只要弄清楚了主要问题，那么对他的历史定位所存在的争议便可迎刃而解。其中有四件大事最为关键，依次分别是抗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统帅、1954年的高饶联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刘粟等人的整肃以及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公然发难。
　　关于抗美援朝的问题说来非常复杂，鉴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旨在关于对彭德怀的历史定位问题，所以战略得失因素不在讨论的范畴，充其量只是在战役、战术方面存在若干分歧。虽然我军历来认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美军自己也承认在朝鲜战争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不过潘太史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似小实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对毛岸英同志的意外阵亡进行正确的评估。最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病逝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他当年得以顺利归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方利用一名被俘的美军准将进行了交换。美国方面的有识之士公开声称，一个钱学森的价值可以抵得上五个师。那么毛岸英同志的价值又该是多少呢？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子，曾经留学苏联，具有丰富的阅历和革命经验，完全具有继承法统的可能性，至少也能为党内最高领袖的新老交替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途径和机会。在潘太史看来，毛岸英同志的意外牺牲乃是我党我军一个无比重大的损失，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所远远不能弥补的沉重代价。毛岸英同志的牺牲虽说有些意外，但是他毕竟是在志愿军总部阵亡的，彭德怀同志多少难辞其疚，抛开领导责任不谈，他至少在个人关系上有负于主席的重托，理应深感惭愧和痛心。
　　
　　1952年4月，彭德怀同志由朝鲜回国，毛主席当即任命他为军委副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从1954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此前已被明令撤消，朱德同志长期担任的总司令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当时的国防部长乃是名副其实的军方领袖，从而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在许多人看来，由彭德怀同志出任国防部长可谓是顺理成章，毛主席的任命无疑是在论功行赏。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彭德怀同志的功劳其实相当有限，当时主席麾下将星如云，即使彭德怀在前线战败也无关大局，后方照样会源源不断地派出精兵猛将。毛主席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明确表示，一旦彭德怀作战失利，他还可以挂帅亲征。因此，毛主席让彭德怀出掌军权的真正动机很有可能是看中了他在朝鲜战争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也就是所谓的“使过不使功”（任用有过错的人而疏远真正的功臣），其目的无非是想要“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但是在一般人眼里只会看到彭德怀同志的战功，而完全忽略了他的不赦之过！而党内的许多高级干部都知道主席与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个人恩怨，其中的微妙之处着实耐人寻味。
　　
　　1954年暴发的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乃是军方势力与文官集团的一次公开较量。毛主席虽然是一名马上得天下的英明领袖，但是却并不愿意奉行马上治天下的方针，而是采取抑强扶弱的办法对军方强人有意进行压制而对文官集团则尽力予以扶植。林总和彭德怀同志虽然都对高岗同志表示过支持，但是林总的表达较为含蓄，而彭德怀同志的态度则十分坚定。用毛主席的话说，彭德怀同志在高饶联盟的问题上陷得很深，只是当时未予深究才蒙混过关。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主席并不在意彭德怀同志“犯错误”，他与刘少奇的对立至少在客观上有利于军方与文官之间的彼此制衡。
　　赫鲁晓夫在1956年所做的秘密报告不仅彻底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现代史的走向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毛主席自然也要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是否有人会效法赫鲁晓夫，同时也对他联合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夺权的问题产生了警觉。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彭德怀同志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他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有所下降，和另外五位元帅（林、刘、贺、陈、罗）相比几乎到了平起平坐的地步，与军方领袖的身份严重脱节。彭德怀同志若是由此对主席心生怨望的话，恐怕难脱恩将仇报之嫌，至少也要算是记小怨而忘大德。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同志在与主席的谈话中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十载同城，九次电话。可见军委主席与副主席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疏远！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彭德怀的小姨子浦熙修赫然落马，主席说她能量很大。其实像浦熙修这样的三流右派，在处理上完全可大可小，主席如此小题大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视为对彭德怀的一次警告。经过五年的考验，由彭德怀掌管军队的这项系统工程终于迎来了验收阶段。
　　
　　195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虽然前因复杂，但后果却极为明显。在彭德怀的主导下，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同时被免职；训练总监部撤消，总长叶剑英元帅后来被发配到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担任院长（至少降了半级），副总长肖克上将、李达上将则索性被赶出了军队；总高级步兵学校也被撤消了建制，校长宋时轮上将莫名其妙地挨了整，后来被发配到军科院任职。刘伯承元帅的主要罪名是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注重现代化、正规化而忽略了革命化；粟总长的罪名则更加骇人听闻，既包括总参与国防部争权、向苏联告洋状，还有什么为人阴险、野心家云云。叶帅等人挨整的原因是因为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问题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宋时轮上将的倒霉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在无意中得罪了彭德怀同志。
　　根据宋时轮上将的女儿宋崇实女士披露，九兵团当时驻扎在上海附近，接到赴朝参战的命令之后，她父亲本想就近置办冬装，但是高岗同志却一再催促他迅速北上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解决该兵团的冬装问题。高岗当时坐镇东北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供给，但是催促九兵团加速行动这样的问题他肯定是在转达彭德怀同志的命令。在第二次战役的长津湖战斗中，九兵团重创了美军陆战第一师并歼灭了一个整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由于冻死冻伤等非战斗原因造成了四万人减员，不得不暂时推出战斗序列进行整补。高岗垮台之后，宋时轮同志将冬装问题的老帐也翻了出来，并对他进行了揭发批判。这在彭德怀看来，无疑是在指桑骂槐，所以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大旗下把宋时轮也一勺烩了。
　　建国前夕，中央在西柏坡对全国军队进行了整编，其中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华野首长出任总部领导可谓是顺理成章。原华野副司令徐向前同志担任总参谋长，而原华野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只担任了副总长，这既是对徐帅战功的褒奖以及聂帅指挥失误的惩戒，同时也是一种彼此牵制的手法。聂帅担任总长之后，北京周围的驻军都是他的旧部，这种权兼中外的现象对于最高统帅来说是极其不利的，于是主席便利用工作分歧，提拔副总长粟裕同志出任总长，他这样做还有不次推恩、平衡军队派系的用意，从而在指挥系统上形成了短暂的彭粟搭配。
　　彭德怀如此排斥异己的行为自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就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老人家利用八届五中全会之机，毅然决定林彪元帅升任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并且增补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担任军委常委，从而在组织上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同时也是对彭德怀的最后一次观察。
　　其实，由彭德怀同志出面对刘帅、粟总扣上一些罪名对于最高统帅来说也不无益处，届时只要为他们平反就是一件极大的功德。更为重要的是，毛岸英的意外牺牲或许只是个人恩怨问题；而在刘帅、粟总的问题上，最高统帅无疑还是支持了彭德怀。毛主席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说，为了便于让彭德怀开展工作，他不惜给林彪元帅发了转业费。让刘帅、粟总蒙受冤屈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这样做就等于是在全党全军面前推赤心于天下，其目的就是要安反侧于德怀。因为在林彭刘粟四人当中，就身体情况而言惟有彭德怀可当重任，而且长期在党内军内担任高级职务，是钳制文官集团最为有力的人选。事实证明，在林大帅去世之后，军方势力便一落千丈，叶帅虽然在名义上掌握兵权，但很难对党政首脑实施真正的钳制，这种局面在今天无疑表现得更加明显。
　　主席在建国后虽然奉行抑强扶弱的政策，但在重用的文官的同时却在军队中保留了必要的钳制力量。刘帅、粟总虽然在军事方面不在彭德怀之下，但是二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却相当有限，而且对政治也并不敏感，主席如果在政治斗争中需要动用武装力量的话，二人届时未必能够担当重任。所以主席其实对彭德怀极为看重，并且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早在彭德怀同志回国以后，周总理就非常知趣地辞去了军委副主席之职，从此完全地脱离了军界（他在军方树大根深，始终保持了影响力是另外的问题）。朱德元帅、陈毅元帅虽然担任军委常委，但基本上也并不过问军队事务；林总在升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初，在军队系统中也并未担任要职。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工作上对彭德怀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至少没有在组织上采取任何制约性的措施。但是彭德怀平时却刻意与主席保持距离，直到需要支持的时候才想到临时抱佛脚，从而迫使老人家不得不采取了某些应变之策。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际，经济工作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当即表示要亲自挂帅，并且要邓总书记挂副帅。不料彭德怀却当场出言讽刺，胡说什么：“你不是早就挂帅了吗！”毛主席不禁勃然大怒，当场表明了自己为人处事的一贯原则：“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他是恨死我了；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主席的这些话当然是对彭德怀下达的最后通牒，按理说他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保持低调才是应有的分寸，但事实却是此人不甘寂寞而再度跳了出来。
　　庐山会议乃是毛主席与彭德怀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据说彭德怀此前从未给毛主席写过信，但是他这次却直言不讳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其矛头所向无疑是针对毛主席本人的，而且他还对第一书记挂帅的问题提出了疑义。
　　关于庐山会议的详细情况，李锐在文革后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堪称是权威性著作，是非曲直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本中明白无误地记录了彭德怀同志曾经当众表示过要肏娘的问题。毛主席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说：“始作俑者，其我后乎！我的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这句话的真实用意是提到了彼此之间的恩怨问题，主席以德报怨，而彭德怀是在以怨报德。
　　紧接着，毛主席在8月11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回为什么还开会（八届八中全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一百多人开会，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大家如果赞成，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我都干。一个月开一次，一年12个月开12次，就是天天开也可以。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现在许多同志讲出来，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你说华北会议肏了你40天娘，你在这里还只肏了20天，还肏不得？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帐。我还加5天，尽你肏！满足你肏娘的愿望”！由此可见，不论毛主席如何推赤心于天下，也不可能安反侧于德怀，对他稍有抑制或批评就要享受一番被人家肏娘的待遇。
　　
　　庐山会议的客观效果可谓是严重干扰了主席的既定方针，被迫从原来的“纠左”转向“反右”！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对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主席不得不启用了自己的战略预备队，命令林彪同志立即出山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并且还委任作战能力一般但擅长交际的贺龙元帅担任第二副主席，聂荣臻元帅担任第三副主席，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则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如此安排固然原因不少，但是贺龙、罗瑞卿在批判彭德怀的问题出力最多，这样做也不失为论功行赏。毛主席虽然对林总素有知遇之恩，但是林总也从未辜负过老人家的希望，堪称是历史上一贯正确的光辉代表、响当当的嫡系力量。虽然一般人看来这是理所当然之举，但是在“使过不使功”的帝王术中乃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彭德怀的公然挑衅对毛主席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对军委新班子的布局之所以会采用三帅一将的模式，看来是接受了推赤心而难以安反侧的实际教训。彭德怀对刘帅、粟总下手的原因，明显是想排除潜在的威胁而造成惟我独大的既定现实，以便在彻底把持军权以后再向毛主席逼宫。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正处于冷战时期，军方领袖时刻肩负着指挥作战的神圣使命，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领袖，毛主席当然不会任命一个二流角色出任国防部长的重任。鉴于刘帅、粟总已被彭德怀打倒，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启用林总出山，从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果然出手不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战役，从而使我军真正地实现了革命化。至于后来二人发生决裂的原因，错误在毛而不在林，此处毋庸赘述。潘太史认为，林总在建国以后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战争年代。彭林二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彭德怀同志凡事惟我独尊，而林总则处处紧跟主席。彭德怀同志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执意启用老部下黄克诚大将，为了排挤粟总长而在军委秘书长的职务上大动歪脑筋，他居然任命黄副总长担任秘书长而要粟总长出任副秘书长，人为地制造矛盾并不惜引起部队指挥系统的紊乱。而林总之所以会推荐罗瑞卿大将出任总长，首先考虑的是他与主席的历史渊源，而且在当时的诸大将当中也没有更加合适的人选（虽然陈赓大将的军事能力毋庸质疑，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结果在1961年就不幸去世了，假如提名他出任总长无疑等于提前送终）。
　　
　　彭德怀同志在脱离军界之后的确消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1962年要求翻案，并且给毛主席写了八万字的万言书。但是人一旦伤了感情，再说多少话恐怕也显得多余。虽然毛主席要对彭德怀同志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以及收监问题负责，但是他们之间分裂的根本原因完全是彭德怀咎由自取。彭德怀后来的确受到了一些冤枉，最明显的事例莫过于海瑞罢官的问题。毛主席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海瑞罢官》的关键是罢官。嘉靖皇帝当年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在他们眼里，彭德怀就是海瑞。”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含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或者刘少奇即使当真有意利用海瑞来含沙射影，他们也绝对不会与彭德怀这样的夙敌组成联盟。事实上刘少奇早已企图在军队中组建自己的班底，积极拉拢实际掌握军权的贺龙以及罗瑞卿等人，他是绝对不会主动勾结彭德怀的，而且还一再坚持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绝对不予平反。但是政治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当时彭德怀已经作为坏人被公开批判了，而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毛主席通过乱点鸳鸯谱的方法将其混为一谈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战术，令人无法分辨其中的真伪。
　　 有消息说，彭德怀同志曾在羁押期间通过前来探视的亲属向当年遭受过他打击的人表示过歉意。潘太史对此很难认同。因为彭德怀同志在性格上属于死硬到底的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主动服输。1967 年元旦，彭德怀曾给主席写过一封信，内容如下：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航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组织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同年四月，他还以关心矿产资源为名给总理写了一封求助信，但是对自己的处境并未明说，最后还祝总理“永远健康”。
　　据说彭德怀在羁押期间遭到了殴打，肇事者居然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少将），此人一连抽了彭德怀几记耳光，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则把一个便纸篓抠到了他的头上。彭德怀同志昔日在军队中的胡作非为终于得到了报应。根据《吴法宪回忆录》的记载，当年空军机关丢失了一个笔记本，多方查找无获，彭德怀居然公开扬言要把司令刘亚楼上将、政委吴法宪中将统统枪毙！虽然里通外国的罪名的确属于冤枉，但是彭德怀不是也曾经把同样的罪名强加在粟总长身上了吗！要想搞清里通外国的问题，只要把当时在场的翻译找过来一问不就可以了吗！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吧。彭德怀若是当真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后悔的话，完全有条件以交代“历史罪行”的名义给主席或总理写报告，但事实上他到死也没有这样做。
　　综上所述，潘太史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点也不复杂。简单地概括起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八个字即可作为评定的标准：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所做出的决议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惟一值得商榷的问题是对黄克诚大将处置上过于严厉了一些，他若是留任总长之职或许对党和军队更加有利。
　　潘太史个人的看法是，彭德怀同志在战争年代的功勋必须充分肯定；但是在建国之后，他在指挥作战以及军队建设中起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朝鲜战争中严重失职，致使毛岸英同志意外牺牲，造成可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二， 在高岗同志自杀的问题上负有间接责任，当时主席不在北京（林总也不在，他当时并不掌握军权，估计即使在也插不上手），而彭德怀掌握军权，完全有义务对他进行探视，至少也应该派遣得力的警卫人员保护其安全，这样做至少可以为自己的老战友提供心理支持，不致自杀身亡。
　　第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乃是一场严重的内乱，彭德怀在野心的驱使下犯有严重罪行。
　　第四，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公然发难不仅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从而对中国历史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同时也暴露出他企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总之，建国以后军队中的确存在若干坏人，彭德怀当为罪魁祸首，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对半开的历史人物。
　　关于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定位问题原本并不复杂，潘太史早已在《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因后果》、《论毛林关系的前因后果》等论文中有所论述。鉴于友人秋石客同志在博客中国所发表的《重新审视彭德怀的历史定位》一文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潘太史决定参加论战，以正视听。
　　潘太史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898年出生到1949年建国；第二阶段，从1950年抗美援朝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第三阶段，从1959年退出军界到1974年因病去世。社科院研究员李延明同志曾经明确表示，他曾经从毛远新同志那里听到过毛主席对我党一流军事家的具体评价。据说在老人家的心目当中，列入第一流的军事家总共只有三帅一将，既林彪元帅、彭德怀元帅、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其中林总名列第一，彭刘粟三人则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因此，对于彭德坏同志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的定位问题应该不会存在什么争议，他无疑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而在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同志完全脱离了军界，其政治生命基本上也已经结束了，在历史定位问题上按说不至于产生太大的分歧，此处暂且不表。
　　对于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定位的有关争议，基本上集中在第二个历史阶段。在潘太史看来，彭德怀同志在这十年中所经历的大事应该说相当有限，只要弄清楚了主要问题，那么对他的历史定位所存在的争议便可迎刃而解。其中有四件大事最为关键，依次分别是抗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统帅、1954年的高饶联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刘粟等人的整肃以及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公然发难。
　　关于抗美援朝的问题说来非常复杂，鉴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旨在关于对彭德怀的历史定位问题，所以战略得失因素不在讨论的范畴，充其量只是在战役、战术方面存在若干分歧。虽然我军历来认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美军自己也承认在朝鲜战争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不过潘太史认为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似小实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对毛岸英同志的意外阵亡进行正确的评估。最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病逝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他当年得以顺利归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方利用一名被俘的美军准将进行了交换。美国方面的有识之士公开声称，一个钱学森的价值可以抵得上五个师。那么毛岸英同志的价值又该是多少呢？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子，曾经留学苏联，具有丰富的阅历和革命经验，完全具有继承法统的可能性，至少也能为党内最高领袖的新老交替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途径和机会。在潘太史看来，毛岸英同志的意外牺牲乃是我党我军一个无比重大的损失，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所远远不能弥补的沉重代价。毛岸英同志的牺牲虽说有些意外，但是他毕竟是在志愿军总部阵亡的，彭德怀同志多少难辞其疚，抛开领导责任不谈，他至少在个人关系上有负于主席的重托，理应深感惭愧和痛心。
　　
　　1952年4月，彭德怀同志由朝鲜回国，毛主席当即任命他为军委副主席并主持日常工作，从1954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此前已被明令撤消，朱德同志长期担任的总司令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当时的国防部长乃是名副其实的军方领袖，从而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在许多人看来，由彭德怀同志出任国防部长可谓是顺理成章，毛主席的任命无疑是在论功行赏。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彭德怀同志的功劳其实相当有限，当时主席麾下将星如云，即使彭德怀在前线战败也无关大局，后方照样会源源不断地派出精兵猛将。毛主席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明确表示，一旦彭德怀作战失利，他还可以挂帅亲征。因此，毛主席让彭德怀出掌军权的真正动机很有可能是看中了他在朝鲜战争中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也就是所谓的“使过不使功”（任用有过错的人而疏远真正的功臣），其目的无非是想要“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但是在一般人眼里只会看到彭德怀同志的战功，而完全忽略了他的不赦之过！而党内的许多高级干部都知道主席与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个人恩怨，其中的微妙之处着实耐人寻味。
　　
　　1954年暴发的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乃是军方势力与文官集团的一次公开较量。毛主席虽然是一名马上得天下的英明领袖，但是却并不愿意奉行马上治天下的方针，而是采取抑强扶弱的办法对军方强人有意进行压制而对文官集团则尽力予以扶植。林总和彭德怀同志虽然都对高岗同志表示过支持，但是林总的表达较为含蓄，而彭德怀同志的态度则十分坚定。用毛主席的话说，彭德怀同志在高饶联盟的问题上陷得很深，只是当时未予深究才蒙混过关。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主席并不在意彭德怀同志“犯错误”，他与刘少奇的对立至少在客观上有利于军方与文官之间的彼此制衡。
　　赫鲁晓夫在1956年所做的秘密报告不仅彻底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现代史的走向也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毛主席自然也要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是否有人会效法赫鲁晓夫，同时也对他联合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夺权的问题产生了警觉。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彭德怀同志未能当选政治局常委，他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有所下降，和另外五位元帅（林、刘、贺、陈、罗）相比几乎到了平起平坐的地步，与军方领袖的身份严重脱节。彭德怀同志若是由此对主席心生怨望的话，恐怕难脱恩将仇报之嫌，至少也要算是记小怨而忘大德。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同志在与主席的谈话中披露了这样的信息：十载同城，九次电话。可见军委主席与副主席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疏远！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彭德怀的小姨子浦熙修赫然落马，主席说她能量很大。其实像浦熙修这样的三流右派，在处理上完全可大可小，主席如此小题大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视为对彭德怀的一次警告。经过五年的考验，由彭德怀掌管军队的这项系统工程终于迎来了验收阶段。
　　
　　1958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虽然前因复杂，但后果却极为明显。在彭德怀的主导下，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同时被免职；训练总监部撤消，总长叶剑英元帅后来被发配到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担任院长（至少降了半级），副总长肖克上将、李达上将则索性被赶出了军队；总高级步兵学校也被撤消了建制，校长宋时轮上将莫名其妙地挨了整，后来被发配到军科院任职。刘伯承元帅的主要罪名是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注重现代化、正规化而忽略了革命化；粟总长的罪名则更加骇人听闻，既包括总参与国防部争权、向苏联告洋状，还有什么为人阴险、野心家云云。叶帅等人挨整的原因是因为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问题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宋时轮上将的倒霉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在无意中得罪了彭德怀同志。
　　根据宋时轮上将的女儿宋崇实女士披露，九兵团当时驻扎在上海附近，接到赴朝参战的命令之后，她父亲本想就近置办冬装，但是高岗同志却一再催促他迅速北上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解决该兵团的冬装问题。高岗当时坐镇东北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供给，但是催促九兵团加速行动这样的问题他肯定是在转达彭德怀同志的命令。在第二次战役的长津湖战斗中，九兵团重创了美军陆战第一师并歼灭了一个整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由于冻死冻伤等非战斗原因造成了四万人减员，不得不暂时推出战斗序列进行整补。高岗垮台之后，宋时轮同志将冬装问题的老帐也翻了出来，并对他进行了揭发批判。这在彭德怀看来，无疑是在指桑骂槐，所以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大旗下把宋时轮也一勺烩了。
　　建国前夕，中央在西柏坡对全国军队进行了整编，其中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直接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华野首长出任总部领导可谓是顺理成章。原华野副司令徐向前同志担任总参谋长，而原华野司令员聂荣臻同志只担任了副总长，这既是对徐帅战功的褒奖以及聂帅指挥失误的惩戒，同时也是一种彼此牵制的手法。聂帅担任总长之后，北京周围的驻军都是他的旧部，这种权兼中外的现象对于最高统帅来说是极其不利的，于是主席便利用工作分歧，提拔副总长粟裕同志出任总长，他这样做还有不次推恩、平衡军队派系的用意，从而在指挥系统上形成了短暂的彭粟搭配。
　　彭德怀如此排斥异己的行为自然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就在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老人家利用八届五中全会之机，毅然决定林彪元帅升任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并且增补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担任军委常委，从而在组织上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同时也是对彭德怀的最后一次观察。
　　其实，由彭德怀同志出面对刘帅、粟总扣上一些罪名对于最高统帅来说也不无益处，届时只要为他们平反就是一件极大的功德。更为重要的是，毛岸英的意外牺牲或许只是个人恩怨问题；而在刘帅、粟总的问题上，最高统帅无疑还是支持了彭德怀。毛主席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说，为了便于让彭德怀开展工作，他不惜给林彪元帅发了转业费。让刘帅、粟总蒙受冤屈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这样做就等于是在全党全军面前推赤心于天下，其目的就是要安反侧于德怀。因为在林彭刘粟四人当中，就身体情况而言惟有彭德怀可当重任，而且长期在党内军内担任高级职务，是钳制文官集团最为有力的人选。事实证明，在林大帅去世之后，军方势力便一落千丈，叶帅虽然在名义上掌握兵权，但很难对党政首脑实施真正的钳制，这种局面在今天无疑表现得更加明显。
　　主席在建国后虽然奉行抑强扶弱的政策，但在重用的文官的同时却在军队中保留了必要的钳制力量。刘帅、粟总虽然在军事方面不在彭德怀之下，但是二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却相当有限，而且对政治也并不敏感，主席如果在政治斗争中需要动用武装力量的话，二人届时未必能够担当重任。所以主席其实对彭德怀极为看重，并且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早在彭德怀同志回国以后，周总理就非常知趣地辞去了军委副主席之职，从此完全地脱离了军界（他在军方树大根深，始终保持了影响力是另外的问题）。朱德元帅、陈毅元帅虽然担任军委常委，但基本上也并不过问军队事务；林总在升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初，在军队系统中也并未担任要职。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工作上对彭德怀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至少没有在组织上采取任何制约性的措施。但是彭德怀平时却刻意与主席保持距离，直到需要支持的时候才想到临时抱佛脚，从而迫使老人家不得不采取了某些应变之策。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之际，经济工作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当即表示要亲自挂帅，并且要邓总书记挂副帅。不料彭德怀却当场出言讽刺，胡说什么：“你不是早就挂帅了吗！”毛主席不禁勃然大怒，当场表明了自己为人处事的一贯原则：“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他是恨死我了；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主席的这些话当然是对彭德怀下达的最后通牒，按理说他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保持低调才是应有的分寸，但事实却是此人不甘寂寞而再度跳了出来。
　　庐山会议乃是毛主席与彭德怀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据说彭德怀此前从未给毛主席写过信，但是他这次却直言不讳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其矛头所向无疑是针对毛主席本人的，而且他还对第一书记挂帅的问题提出了疑义。
　　关于庐山会议的详细情况，李锐在文革后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堪称是权威性著作，是非曲直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本中明白无误地记录了彭德怀同志曾经当众表示过要肏娘的问题。毛主席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说：“始作俑者，其我后乎！我的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这句话的真实用意是提到了彼此之间的恩怨问题，主席以德报怨，而彭德怀是在以怨报德。
　　紧接着，毛主席在8月11日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回为什么还开会（八届八中全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一百多人开会，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后大家如果赞成，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我都干。一个月开一次，一年12个月开12次，就是天天开也可以。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现在许多同志讲出来，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你说华北会议肏了你40天娘，你在这里还只肏了20天，还肏不得？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帐。我还加5天，尽你肏！满足你肏娘的愿望”！由此可见，不论毛主席如何推赤心于天下，也不可能安反侧于德怀，对他稍有抑制或批评就要享受一番被人家肏娘的待遇。
　　
　　庐山会议的客观效果可谓是严重干扰了主席的既定方针，被迫从原来的“纠左”转向“反右”！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对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主席不得不启用了自己的战略预备队，命令林彪同志立即出山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并且还委任作战能力一般但擅长交际的贺龙元帅担任第二副主席，聂荣臻元帅担任第三副主席，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则担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如此安排固然原因不少，但是贺龙、罗瑞卿在批判彭德怀的问题出力最多，这样做也不失为论功行赏。毛主席虽然对林总素有知遇之恩，但是林总也从未辜负过老人家的希望，堪称是历史上一贯正确的光辉代表、响当当的嫡系力量。虽然一般人看来这是理所当然之举，但是在“使过不使功”的帝王术中乃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彭德怀的公然挑衅对毛主席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对军委新班子的布局之所以会采用三帅一将的模式，看来是接受了推赤心而难以安反侧的实际教训。彭德怀对刘帅、粟总下手的原因，明显是想排除潜在的威胁而造成惟我独大的既定现实，以便在彻底把持军权以后再向毛主席逼宫。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正处于冷战时期，军方领袖时刻肩负着指挥作战的神圣使命，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领袖，毛主席当然不会任命一个二流角色出任国防部长的重任。鉴于刘帅、粟总已被彭德怀打倒，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启用林总出山，从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林总主持军委工作之后果然出手不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战役，从而使我军真正地实现了革命化。至于后来二人发生决裂的原因，错误在毛而不在林，此处毋庸赘述。潘太史认为，林总在建国以后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战争年代。彭林二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彭德怀同志凡事惟我独尊，而林总则处处紧跟主席。彭德怀同志为了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执意启用老部下黄克诚大将，为了排挤粟总长而在军委秘书长的职务上大动歪脑筋，他居然任命黄副总长担任秘书长而要粟总长出任副秘书长，人为地制造矛盾并不惜引起部队指挥系统的紊乱。而林总之所以会推荐罗瑞卿大将出任总长，首先考虑的是他与主席的历史渊源，而且在当时的诸大将当中也没有更加合适的人选（虽然陈赓大将的军事能力毋庸质疑，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结果在1961年就不幸去世了，假如提名他出任总长无疑等于提前送终）。
　　
　　彭德怀同志在脱离军界之后的确消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1962年要求翻案，并且给毛主席写了八万字的万言书。但是人一旦伤了感情，再说多少话恐怕也显得多余。虽然毛主席要对彭德怀同志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以及收监问题负责，但是他们之间分裂的根本原因完全是彭德怀咎由自取。彭德怀后来的确受到了一些冤枉，最明显的事例莫过于海瑞罢官的问题。毛主席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海瑞罢官》的关键是罢官。嘉靖皇帝当年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在他们眼里，彭德怀就是海瑞。”
　　《海瑞罢官》的作者吴含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或者刘少奇即使当真有意利用海瑞来含沙射影，他们也绝对不会与彭德怀这样的夙敌组成联盟。事实上刘少奇早已企图在军队中组建自己的班底，积极拉拢实际掌握军权的贺龙以及罗瑞卿等人，他是绝对不会主动勾结彭德怀的，而且还一再坚持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绝对不予平反。但是政治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当时彭德怀已经作为坏人被公开批判了，而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毛主席通过乱点鸳鸯谱的方法将其混为一谈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战术，令人无法分辨其中的真伪。
　　 有消息说，彭德怀同志曾在羁押期间通过前来探视的亲属向当年遭受过他打击的人表示过歉意。潘太史对此很难认同。因为彭德怀同志在性格上属于死硬到底的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主动服输。1967 年元旦，彭德怀曾给主席写过一封信，内容如下：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航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组织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同年四月，他还以关心矿产资源为名给总理写了一封求助信，但是对自己的处境并未明说，最后还祝总理“永远健康”。
　　据说彭德怀在羁押期间遭到了殴打，肇事者居然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少将），此人一连抽了彭德怀几记耳光，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则把一个便纸篓抠到了他的头上。彭德怀同志昔日在军队中的胡作非为终于得到了报应。根据《吴法宪回忆录》的记载，当年空军机关丢失了一个笔记本，多方查找无获，彭德怀居然公开扬言要把司令刘亚楼上将、政委吴法宪中将统统枪毙！虽然里通外国的罪名的确属于冤枉，但是彭德怀不是也曾经把同样的罪名强加在粟总长身上了吗！要想搞清里通外国的问题，只要把当时在场的翻译找过来一问不就可以了吗！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吧。彭德怀若是当真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后悔的话，完全有条件以交代“历史罪行”的名义给主席或总理写报告，但事实上他到死也没有这样做。
　　综上所述，潘太史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定位问题一点也不复杂。简单地概括起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八个字即可作为评定的标准：即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所做出的决议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惟一值得商榷的问题是对黄克诚大将处置上过于严厉了一些，他若是留任总长之职或许对党和军队更加有利。
　　潘太史个人的看法是，彭德怀同志在战争年代的功勋必须充分肯定；但是在建国之后，他在指挥作战以及军队建设中起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朝鲜战争中严重失职，致使毛岸英同志意外牺牲，造成可不可估量的损失。
　　第二， 在高岗同志自杀的问题上负有间接责任，当时主席不在北京（林总也不在，他当时并不掌握军权，估计即使在也插不上手），而彭德怀掌握军权，完全有义务对他进行探视，至少也应该派遣得力的警卫人员保护其安全，这样做至少可以为自己的老战友提供心理支持，不致自杀身亡。
　　第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乃是一场严重的内乱，彭德怀在野心的驱使下犯有严重罪行。
　　第四，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公然发难不仅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从而对中国历史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同时也暴露出他企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总之，建国以后军队中的确存在若干坏人，彭德怀当为罪魁祸首，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对半开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