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家的变迁

中国史家的变迁


在春秋之前，史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职，被称作太史，其职能不仅仅在于司马迁所言“史以记事”，这是后世儒家的误导。太史还有一更重要的职能，就是参与国家大事、对未来进行预测，也就是卜筮，卜用灵龟，筮用蓍草。太史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阴阳之变化，通宇宙之玄机，故能因万事万物之变异，大到明王朝之兴衰，小至知个人家族之成败，可以说，太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类似于古代犹太人的先知、古希腊罗马的祭司。

太史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手中掌握什么样的神秘“武器”呢？是图籍。图即是河图、洛书；籍则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朝易经（《连山》、《归藏》《周易》）即为图籍之一。见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 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可惜的是由于太史是一脉单传，也就是仅仅天子的太史才掌握了全部图籍的秘密，太史后继无人导致图籍的秘密对后人封闭，从此我们再难窥古代图籍的全部要义。而私人著史的兴起也导致了太史逐渐淡出政治的舞台，这一切均发生在历史的大转折点――春秋战国时代。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加之战国之乱世和秦朝的大火，自此上古图籍逐渐散失，孔丘难脱其罪也。

三王五霸时代，图籍是一个王朝国祚的象征，图籍的去留预示着国祚的变迁，因此掌握图籍的太史的去留往往预示着王朝与诸侯的兴衰和更替。《吕氏春秋 先识览》记载：“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由于掌握并精通图籍，古之太史均具有惊人的预测能力。三国时期的管辂，因精通周易且预言精准而为曹操所器中，即可管窥一斑。因此，太史往往为君主所重用，参与政事、决计国家大事，太史占据重要的地位。不过，很多时候，面对命运的安排，太史只能预言兴亡而无法改变现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果如其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果然应验。如此例子，不胜繁举。


春秋之前的史家，是信仰上帝（华夏的上帝即上天）的，如实记载发生的事实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对上天说应尽的义务。由于当时的君主对上天无比的崇敬（如史载秦文公郊祀上帝），因此不敢干预史家的职责。但到了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乱臣贼子迭出，对上帝的信仰也遭到了破坏。为乱之臣为给自己正名，以免遭天谴，意图迫使太史篡改事实、粉饰自己的时间频频发生，晋董狐直笔、齐太史死节之故事闻名千古。

春秋乱，图籍散，诸子出，太史完。孔子不信上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而信自己所信奉的王道。因此，以自己之所谓王道观点著史，开私人著史之先河。孔子之春秋笔法，为后世粉饰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榜样。以致，后世之史家，大都师承孔丘，中国史家严谨求实之风荡然无存矣。


自司马迁著《史记》，开中国百科全书式史书之先河，中国的二十四史，与其说是史，毋宁说是传记与典籍的复合体。相较之下，西方的历史著作，基本上均是专著――即把历史事件生动的展示在我们面前。中国的史家，以记言、记人、记事为主，其历史观虽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亦难免有为前人辩护颂扬之嫌疑；西方的历史学者，也是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但是由于其历史观受其本人所具有的哲学观念的影响，更注重从各个方面探讨国家和民族兴起与覆亡的原因，从而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供后人借鉴。简言之，中国人是为记事而记事，西方人是为探索而记事。

中国古人认为，知古可以通今，也能预知未来；后世之西方历史哲学家亦认为，历史不光为现在提供参考与借鉴，更为未来指明方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即是典型的代表，二者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均展望预言了未来，可以说，他们是近代的先知。中国的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与刘基的《烧饼歌》是中国的典型代表，只不过二者纯粹是预言而没有细节和推理，一如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二者不能称作历史著作。

现在西方的先知是精通历史的未来学家，所谓未来学家，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只有从过去中才能寻找到灵感和智慧。约翰.奈比斯特、阿尔温•托夫勒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是他们缺乏深刻的哲学功底。

然而，现在的中国，这种能预测未来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出现，我们迫切期待他们的诞生。中国史家的变迁


在春秋之前，史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职，被称作太史，其职能不仅仅在于司马迁所言“史以记事”，这是后世儒家的误导。太史还有一更重要的职能，就是参与国家大事、对未来进行预测，也就是卜筮，卜用灵龟，筮用蓍草。太史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阴阳之变化，通宇宙之玄机，故能因万事万物之变异，大到明王朝之兴衰，小至知个人家族之成败，可以说，太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些类似于古代犹太人的先知、古希腊罗马的祭司。

太史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其手中掌握什么样的神秘“武器”呢？是图籍。图即是河图、洛书；籍则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朝易经（《连山》、《归藏》《周易》）即为图籍之一。见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 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可惜的是由于太史是一脉单传，也就是仅仅天子的太史才掌握了全部图籍的秘密，太史后继无人导致图籍的秘密对后人封闭，从此我们再难窥古代图籍的全部要义。而私人著史的兴起也导致了太史逐渐淡出政治的舞台，这一切均发生在历史的大转折点――春秋战国时代。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加之战国之乱世和秦朝的大火，自此上古图籍逐渐散失，孔丘难脱其罪也。

三王五霸时代，图籍是一个王朝国祚的象征，图籍的去留预示着国祚的变迁，因此掌握图籍的太史的去留往往预示着王朝与诸侯的兴衰和更替。《吕氏春秋 先识览》记载：“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由于掌握并精通图籍，古之太史均具有惊人的预测能力。三国时期的管辂，因精通周易且预言精准而为曹操所器中，即可管窥一斑。因此，太史往往为君主所重用，参与政事、决计国家大事，太史占据重要的地位。不过，很多时候，面对命运的安排，太史只能预言兴亡而无法改变现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果如其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果然应验。如此例子，不胜繁举。


春秋之前的史家，是信仰上帝（华夏的上帝即上天）的，如实记载发生的事实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对上天说应尽的义务。由于当时的君主对上天无比的崇敬（如史载秦文公郊祀上帝），因此不敢干预史家的职责。但到了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乱臣贼子迭出，对上帝的信仰也遭到了破坏。为乱之臣为给自己正名，以免遭天谴，意图迫使太史篡改事实、粉饰自己的时间频频发生，晋董狐直笔、齐太史死节之故事闻名千古。

春秋乱，图籍散，诸子出，太史完。孔子不信上帝（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而信自己所信奉的王道。因此，以自己之所谓王道观点著史，开私人著史之先河。孔子之春秋笔法，为后世粉饰篡改历史、隐瞒真相，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榜样。以致，后世之史家，大都师承孔丘，中国史家严谨求实之风荡然无存矣。


自司马迁著《史记》，开中国百科全书式史书之先河，中国的二十四史，与其说是史，毋宁说是传记与典籍的复合体。相较之下，西方的历史著作，基本上均是专著――即把历史事件生动的展示在我们面前。中国的史家，以记言、记人、记事为主，其历史观虽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亦难免有为前人辩护颂扬之嫌疑；西方的历史学者，也是力求真实再现历史，但是由于其历史观受其本人所具有的哲学观念的影响，更注重从各个方面探讨国家和民族兴起与覆亡的原因，从而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供后人借鉴。简言之，中国人是为记事而记事，西方人是为探索而记事。

中国古人认为，知古可以通今，也能预知未来；后世之西方历史哲学家亦认为，历史不光为现在提供参考与借鉴，更为未来指明方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即是典型的代表，二者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均展望预言了未来，可以说，他们是近代的先知。中国的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与刘基的《烧饼歌》是中国的典型代表，只不过二者纯粹是预言而没有细节和推理，一如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二者不能称作历史著作。

现在西方的先知是精通历史的未来学家，所谓未来学家，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只有从过去中才能寻找到灵感和智慧。约翰.奈比斯特、阿尔温•托夫勒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但是他们缺乏深刻的哲学功底。

然而，现在的中国，这种能预测未来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出现，我们迫切期待他们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