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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破锋八刀”考
西北军“破锋八刀”考陈宝强 郭乃辉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4月第25卷第2期） 陈宝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8；电话：13818927295。 郭乃辉：甘肃省体育运动学校，邮编：730020； 电话：13893388906。 内容提要：中国武术以其突出的格杀功能，在民族抗争史上发挥着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以来，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但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大影响，唯独冯玉祥西北军的“大刀队”，不但在军阀战争中屡建奇功，而且更在抗日战争中令日寇闻风丧胆。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以史实为根据，详细研究了西北军大刀术的形制、重量、训练等问题，基本廓清了西北军大刀术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武术和武术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功用。 关键词：西北军 大刀 破锋八刀 抗日战争 马凤图（中图分类号：G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00（2006）02－0035－04） 一 在抗日战争中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西北军大刀片，是顽强、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绝佳体现，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在丰富的史料和文物基础上，结合目前保存在通备武艺体系中的手稿、歌诀和完整技术，深入考证了西北军大刀的来龙去脉。 行文之初，首先对“西北军”和“大刀队”这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加以说明。 “西北军”是人们对冯玉祥军队的通俗称呼。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其所属军队改称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冯系军队才正式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的军队自第十六混成旅时起，历经国民军（1924年）、西北边防军（1925年）、国民军联军（1926年）、国民革命军（1927年）等多次名称变化，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残余部队被改编为吉鸿昌部第二十二军、孙连仲第二十六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西北军。 西北军大刀队正式名称是手枪队，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做“大刀队”。冯玉祥的手枪队组建于1916年，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 后来的手枪队装备更为精良，“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郎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手枪队的训练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极严。西北军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配署有手枪队。 手枪队组建以来，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冯玉祥在湘西夜袭桃源时，100名精壮的手枪队员，身背大刀，经过一夜冒雨苦战，攻克桃源。 在1923年军阀直奉大战 “廊坊之战”中，上校参谋马英图受前敌总司令张之江之命，率主要由沧州武术健儿组成的敢死队，持大刀短枪为全军开路，一举攻克天津。为此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在1933年3月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系二十九军在赵登禹将军指挥下，浴血奋战喜峰口，歼敌5000余人，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刀队因此名声大震，其威名随着一曲激昂雄壮的《大刀进行曲》而迅速风靡全军、全国，成为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光辉典范。不久以后，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又一次震慑倭寇： “1937年端午节，即七七事变的前夕，驻华北日军邀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在北京怀仁堂‘联欢’，实际上是一场炫耀武士道精神的现代鸿门宴。气焰骄横的日军军官酒中起舞，态度轻狂，恣意挑衅。二十九军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和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都是长城抗战中令日寇胆寒的名将，二人不甘示弱，先后起身打拳助兴。日军中佐松岛竟拔刀起舞，表演刀法，群倭正襟危坐，凄声沉吟，局面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曾在喜峰口大战中率大刀队夜袭日军，杀出大刀队威名的董升堂旅长立刻找来一柄刀刃还带着缺口的大刀，挺刀与松岛对舞。董旅长双手执刀柄，锋刃直指松岛，缓步逼近。松岛气沮，只好收刀躬身退场。接着李致远旅长又下去练了一趟西北军的‘破锋八刀’，他刀法精熟，左砍右劈，虎虎生风，又有全场中国军官击节助威，日军虽一个个怒目相向，终不敢轻举妄动。‘联欢’最后在日军无奈的嬉戏中收场。” 不久以后，日寇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国军民奋起抗战，原西北军系各部英勇善战，几乎参与了抗战的每一场恶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在战斗中，大刀队多次发挥着重要作用。曾在军中主持大刀队训练的马凤图，在抗日战争中写下了《白刃战歌》，表达了对前线将士的崇高敬意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九一八案未获平，芦沟桥畔敌炮鸣。毁公约，破联盟，侵平京，略沪宁。嗟我将士齐拼命，焦士抗战挫凶锋。海陆空军机械兵，狂奴迷梦久未醒。山地战，势不同，夺彼势，展我能。 白刃肉搏打死仗，猛追直捣荡寇冢。” 二 西北军官兵之所以能以大刀术闻名，其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当时武器装备的客观状况，使白刃战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术方式。所以在民国史上，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如马良在山东搞的“技术队”和“新武术”，曹锟在河北搞的“苗刀营”和“铁杆矛营”，孙传芳在江苏搞的“武术营”和何键在湖南搞的“技术大队”等。冯玉祥的西北军装备较差，因此不得不每人配备大刀片，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 其次，西北军的缔造者冯玉祥一贯重视武术，将劈刀、刺枪列为西北军的战术必修科目，而且经常亲自检阅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劈刀、刺枪和打拳等训练。 。早在1910年，冯玉祥和张之江等人就曾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 1930年7月，在中原大战最紧要的时刻，冯玉祥在郑州集合部分官长讲话时，曾特意拿起一柄大刀说：“我们接近敌人的时候，这刀有用没有用？（答：好用！）比起刺刀来好不好用？（答：好用！）一把大刀，会使的可以敌六七柄刺刀，不会使的连一柄刺刀也不如。有刀而不能用，等于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没有用。……我们有了刀，长官应当切实提倡，一天多练几次，耍得熟熟的，才能得心应手。” 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冯对大刀寄予厚望，希望在肉搏战中充分发挥大刀对刺刀的优势，因为这的确是西北军的优势。 第三，一批优秀的武术家进入西北军，参与军队的白刃战术训练，也是西北军大刀片大显神威的客观原因之一。“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 研究会中有不少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凤图、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人。这些武术家集思广益，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格杀效果突出的技术用于军事训练，对于提高西北军的战斗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在国术氛围浓厚的西北军中，有数量众多的精通武术优秀官兵，是大刀片发挥威力的重要基础。老资格的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是武术爱好者，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赵登禹将军，精通武术，曾徒手打死一只猛虎，有“打虎将军”的美称。在1925年11月，西北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设计擒获兰州地方军阀李长清，就是由团长梁冠英和营长赵登禹擒获的。 吉鸿昌将军最擅刀法，号称西北军第一刀。1929年春，吉鸿昌在甘肃天水主持“陇南国术比赛大会”时，就曾亲自下场演练大刀，并以大刀作奖品颁发给比赛优胜者。 精通武术的中下级军官数量更多。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以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积功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之役中，率部参加大刀队夜袭日寇，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后来带伤操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被国民政府追认为抗日烈士，曾在北京公祭。 三 西北军大刀具有切合实用的形制特点。 一、在形制上，西北军大刀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明清以来刀身修长近似日本造型的双手长刀，也与汉代以来的环首刀以及宋以来的“手刀”有很大差异。西北军大刀的刀身较宽，刀头前锐后方，近似宋代《武经总要》中的手刀，但刀柄加长，而且似汉环首刀的刀环。所以，西北军大刀是环首刀、手刀、双手长刀等传统刀的综合。 二、在使用时，西北军的大刀是双手握持的，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西北军大刀的技术来源，是传统的双手长刀法。所以，刀身重、刀柄长的形制特点本身就是为双手运刀所设计的。而在流派众多的传统刀法中，大多是以单手使用的短柄刀为主的，双手刀自明代戚继光、程宗猷以来，流传面一直较窄，仅在少数武艺家传承。所以，抗战时期，虽然也有其他武术家在军队中传授刀法，但由于单手刀术的技术局限，使其威力远逊于西北军的大刀术。 三、在重量上，西北军大刀一般在4斤左右。首先，民间存留的抗战大刀实物 和西北军军官的回忆录 ，都证实了大刀重4斤上下。战阵兵器，讲究“快马轻刀” ，方能有效杀敌。明代双手长刀重1475克，腰刀为960克， 而解放军骑兵所用马刀重1850克，但骑兵用刀，可以借助马飞驰的冲力攻击敌人，所以马刀偏重并不妨碍其杀伤力。由此可见，西北军4斤重的大刀，是既能保证有效地砍杀敌人、又不致于过分消耗官兵体力的合适重量。 四、使用这种大刀，显然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事实上，西北军严格的选兵和训练，保证了其官兵健壮的体格，而精悍的手枪队官兵，更是身手不凡。据当年亲眼目睹喜峰口抗战时赵登禹部大刀队的兰玉田老人讲，“这班人体格好，平时没事总在院子里练刀，有时一摸房檐‘嗖’就上去了。村里的人爬老婆山还要歇一歇，他们一直爬到老婆山一点动静也没有，日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山上拿大刀把十几个鬼子砍了，把尸体扔到山下，枪和子弹都拿回来了。” 厚重的大刀只有在这样训练有素的官兵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威力。 五、有了方便使用的大刀和优秀的官兵，还需要进行长期的严格训练，才能使大刀最终成为战阵制胜的有力武器。在民国将领中，冯玉祥是以善于练兵著称的，西北军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训练劈刀、刺枪和打拳。1925年6月，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在北京鹿钟麟的司令部里，有幸看到士兵在操练大刀：“院内，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了二十五个劈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六百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了的土地，由于六百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 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大刀队训练的壮观景象。普里马科夫所见到的，是西北军早期军训教材《劈刀十二法》，练时左右重复一遍，加上收刀势，正好为二十五个势子。之后不久，在西北军第二号人物张之江（1882－1966） 的主持下，马凤图、马英图等人编创成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取代了旧有的刀术教材。1926年初，张之江代替冯玉祥主持西北军全局，这一易学而实用的刀法迅速推广到西北军各部，形成了西北军自成风格的著名大刀术。 在“破锋八刀”的创编和推广过程中，张之江将军和马凤图等武术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凤图（1888－1973）是河北省沧县杨石桥村的回族武术家，1920年携二弟英图和长子广达在河南加入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进入军政生涯。1923年，马凤图与驻防通州的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沧州籍同乡张之江初次相会，言谈甚欢。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12月，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邀请马凤图到张垣任都统府参议，“破锋八刀”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编创而成的。自此以后，马凤图即供职张之江麾下，直到1926年随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入甘。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张、马的交往过程，成为研究西北军“破锋八刀”的珍贵史料。 马凤图定居兰州以后，“破锋八刀”即保留在通备武艺体系中，并一直流传至今。马凤图之子、已故武术家马颖达，在其1998年撰写的《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中，多次提到得自其父马凤图的“破锋八刀”：“四三年春父亲应八战区西北抗日干训团邀请讲演抗日救国，会上给士兵表演武术，父亲表演了破锋八刀，王天鹏表演了双手带，我表演了溜脚式。……（1946年）与刘仁师兄同学大刀、破锋八刀。……（1948年9月）去天水马刨泉黄浦军校骑兵分校表演破锋八刀、翻子拳、八极拳。1949年至1951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进入新疆。在此期间与当地武术界交往考察，教警卫连劈破锋八刀。” 由此可见，“破锋八刀”在当时国、共两党官兵中仍然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些材料清晰地证明了“破锋八刀”的传承脉络。解放后，马颖达先生在保留“破锋八刀”原有技术的前提下，又以八刀为主体，融入了“八步连环进手刀”和“骠姚刀”的部分技术，丰富了原有套路，以适应武术比赛演练之需。目前，“破锋八刀”仍然完整地流传在兰州等地武术家中间。 最后，对“破锋八刀”歌诀和技术作一简略介绍，以飨好之者。“破锋刀歌”是马凤图写于西北军中的刀法歌诀，全歌共八句，一句一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八刀是典型的双手刀法，融会了明代戚继光《辛酉刀法》、程宗猷《单刀法选》和清代吴殳《单刀图说》等古典刀法的技法精华，包括埋头刀、拦腰刀、斜削刀、漫头硬舞等技法，动作简捷精炼，大劈大砍，迅猛剽悍，具有明显的军旅实用特色，与现在以花法为主的表演武术有质的区别。 随着抗战烽烟的渐渐消逝，曾经威震敌胆的“破锋八刀”已经鲜为人知，而当今表演套路武术的兴盛，更使这一简洁、剽悍的军用刀术日益湮没在“满片花草，周旋左右”的套子武术中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充分挖掘“破锋八刀”这一武术现象的民族精神财富，对于发扬中华武术的文化教育功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释：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据李肇武回忆，见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据张宣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据李肇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12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据马凤图手稿《白刃战歌》，郭乃辉收藏。 据李九思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86页。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24页。 杨树标、杨发祥：《冯玉祥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8页。 见《冯玉祥日记》，转引自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 马明达：《一代文通武备的武术家》，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第338页。 蔡知忠、周岩：《源远流长 名家辈出——记著名回族武术家马凤图家族》，《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抗战大刀，略重于4斤。 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明）程宗猷：《单刀法选•单刀式说》。 （明）茅元仪：《武备志•军乘资•器械》。 李会嫔：《抗日战场：喜峰口――抗日大刀锋芒乍露》，http://www.sina.com.cn ，《燕赵都市报》。 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西北军中沧州籍军官甚多，张之江地位最高，资格最高。张河北盐山人，1901年从戎，1914年入冯玉祥部，1923年任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次年10月北京政变后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 1926年1月到9月间，冯玉祥通电下野，张之江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国民军总司令。1927年脱离政界。 据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郭乃辉收藏。 马颖达手稿《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郭乃辉收藏。 马凤图手稿《破锋刀歌》，郭乃辉收藏。西北军“破锋八刀”考
西北军“破锋八刀”考陈宝强 郭乃辉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4月第25卷第2期） 陈宝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8；电话：13818927295。 郭乃辉：甘肃省体育运动学校，邮编：730020； 电话：13893388906。 内容提要：中国武术以其突出的格杀功能，在民族抗争史上发挥着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以来，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但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大影响，唯独冯玉祥西北军的“大刀队”，不但在军阀战争中屡建奇功，而且更在抗日战争中令日寇闻风丧胆。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以史实为根据，详细研究了西北军大刀术的形制、重量、训练等问题，基本廓清了西北军大刀术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武术和武术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功用。 关键词：西北军 大刀 破锋八刀 抗日战争 马凤图（中图分类号：G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00（2006）02－0035－04） 一 在抗日战争中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西北军大刀片，是顽强、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绝佳体现，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在丰富的史料和文物基础上，结合目前保存在通备武艺体系中的手稿、歌诀和完整技术，深入考证了西北军大刀的来龙去脉。 行文之初，首先对“西北军”和“大刀队”这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加以说明。 “西北军”是人们对冯玉祥军队的通俗称呼。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其所属军队改称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冯系军队才正式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的军队自第十六混成旅时起，历经国民军（1924年）、西北边防军（1925年）、国民军联军（1926年）、国民革命军（1927年）等多次名称变化，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残余部队被改编为吉鸿昌部第二十二军、孙连仲第二十六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西北军。 西北军大刀队正式名称是手枪队，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做“大刀队”。冯玉祥的手枪队组建于1916年，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 后来的手枪队装备更为精良，“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郎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手枪队的训练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极严。西北军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配署有手枪队。 手枪队组建以来，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冯玉祥在湘西夜袭桃源时，100名精壮的手枪队员，身背大刀，经过一夜冒雨苦战，攻克桃源。 在1923年军阀直奉大战 “廊坊之战”中，上校参谋马英图受前敌总司令张之江之命，率主要由沧州武术健儿组成的敢死队，持大刀短枪为全军开路，一举攻克天津。为此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在1933年3月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系二十九军在赵登禹将军指挥下，浴血奋战喜峰口，歼敌5000余人，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刀队因此名声大震，其威名随着一曲激昂雄壮的《大刀进行曲》而迅速风靡全军、全国，成为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光辉典范。不久以后，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又一次震慑倭寇： “1937年端午节，即七七事变的前夕，驻华北日军邀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在北京怀仁堂‘联欢’，实际上是一场炫耀武士道精神的现代鸿门宴。气焰骄横的日军军官酒中起舞，态度轻狂，恣意挑衅。二十九军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和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都是长城抗战中令日寇胆寒的名将，二人不甘示弱，先后起身打拳助兴。日军中佐松岛竟拔刀起舞，表演刀法，群倭正襟危坐，凄声沉吟，局面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曾在喜峰口大战中率大刀队夜袭日军，杀出大刀队威名的董升堂旅长立刻找来一柄刀刃还带着缺口的大刀，挺刀与松岛对舞。董旅长双手执刀柄，锋刃直指松岛，缓步逼近。松岛气沮，只好收刀躬身退场。接着李致远旅长又下去练了一趟西北军的‘破锋八刀’，他刀法精熟，左砍右劈，虎虎生风，又有全场中国军官击节助威，日军虽一个个怒目相向，终不敢轻举妄动。‘联欢’最后在日军无奈的嬉戏中收场。” 不久以后，日寇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国军民奋起抗战，原西北军系各部英勇善战，几乎参与了抗战的每一场恶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在战斗中，大刀队多次发挥着重要作用。曾在军中主持大刀队训练的马凤图，在抗日战争中写下了《白刃战歌》，表达了对前线将士的崇高敬意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九一八案未获平，芦沟桥畔敌炮鸣。毁公约，破联盟，侵平京，略沪宁。嗟我将士齐拼命，焦士抗战挫凶锋。海陆空军机械兵，狂奴迷梦久未醒。山地战，势不同，夺彼势，展我能。 白刃肉搏打死仗，猛追直捣荡寇冢。” 二 西北军官兵之所以能以大刀术闻名，其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当时武器装备的客观状况，使白刃战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术方式。所以在民国史上，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如马良在山东搞的“技术队”和“新武术”，曹锟在河北搞的“苗刀营”和“铁杆矛营”，孙传芳在江苏搞的“武术营”和何键在湖南搞的“技术大队”等。冯玉祥的西北军装备较差，因此不得不每人配备大刀片，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 其次，西北军的缔造者冯玉祥一贯重视武术，将劈刀、刺枪列为西北军的战术必修科目，而且经常亲自检阅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劈刀、刺枪和打拳等训练。 。早在1910年，冯玉祥和张之江等人就曾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 1930年7月，在中原大战最紧要的时刻，冯玉祥在郑州集合部分官长讲话时，曾特意拿起一柄大刀说：“我们接近敌人的时候，这刀有用没有用？（答：好用！）比起刺刀来好不好用？（答：好用！）一把大刀，会使的可以敌六七柄刺刀，不会使的连一柄刺刀也不如。有刀而不能用，等于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没有用。……我们有了刀，长官应当切实提倡，一天多练几次，耍得熟熟的，才能得心应手。” 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冯对大刀寄予厚望，希望在肉搏战中充分发挥大刀对刺刀的优势，因为这的确是西北军的优势。 第三，一批优秀的武术家进入西北军，参与军队的白刃战术训练，也是西北军大刀片大显神威的客观原因之一。“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 研究会中有不少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凤图、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人。这些武术家集思广益，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格杀效果突出的技术用于军事训练，对于提高西北军的战斗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在国术氛围浓厚的西北军中，有数量众多的精通武术优秀官兵，是大刀片发挥威力的重要基础。老资格的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是武术爱好者，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赵登禹将军，精通武术，曾徒手打死一只猛虎，有“打虎将军”的美称。在1925年11月，西北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设计擒获兰州地方军阀李长清，就是由团长梁冠英和营长赵登禹擒获的。 吉鸿昌将军最擅刀法，号称西北军第一刀。1929年春，吉鸿昌在甘肃天水主持“陇南国术比赛大会”时，就曾亲自下场演练大刀，并以大刀作奖品颁发给比赛优胜者。 精通武术的中下级军官数量更多。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以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积功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之役中，率部参加大刀队夜袭日寇，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后来带伤操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被国民政府追认为抗日烈士，曾在北京公祭。 三 西北军大刀具有切合实用的形制特点。 一、在形制上，西北军大刀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明清以来刀身修长近似日本造型的双手长刀，也与汉代以来的环首刀以及宋以来的“手刀”有很大差异。西北军大刀的刀身较宽，刀头前锐后方，近似宋代《武经总要》中的手刀，但刀柄加长，而且似汉环首刀的刀环。所以，西北军大刀是环首刀、手刀、双手长刀等传统刀的综合。 二、在使用时，西北军的大刀是双手握持的，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西北军大刀的技术来源，是传统的双手长刀法。所以，刀身重、刀柄长的形制特点本身就是为双手运刀所设计的。而在流派众多的传统刀法中，大多是以单手使用的短柄刀为主的，双手刀自明代戚继光、程宗猷以来，流传面一直较窄，仅在少数武艺家传承。所以，抗战时期，虽然也有其他武术家在军队中传授刀法，但由于单手刀术的技术局限，使其威力远逊于西北军的大刀术。 三、在重量上，西北军大刀一般在4斤左右。首先，民间存留的抗战大刀实物 和西北军军官的回忆录 ，都证实了大刀重4斤上下。战阵兵器，讲究“快马轻刀” ，方能有效杀敌。明代双手长刀重1475克，腰刀为960克， 而解放军骑兵所用马刀重1850克，但骑兵用刀，可以借助马飞驰的冲力攻击敌人，所以马刀偏重并不妨碍其杀伤力。由此可见，西北军4斤重的大刀，是既能保证有效地砍杀敌人、又不致于过分消耗官兵体力的合适重量。 四、使用这种大刀，显然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事实上，西北军严格的选兵和训练，保证了其官兵健壮的体格，而精悍的手枪队官兵，更是身手不凡。据当年亲眼目睹喜峰口抗战时赵登禹部大刀队的兰玉田老人讲，“这班人体格好，平时没事总在院子里练刀，有时一摸房檐‘嗖’就上去了。村里的人爬老婆山还要歇一歇，他们一直爬到老婆山一点动静也没有，日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山上拿大刀把十几个鬼子砍了，把尸体扔到山下，枪和子弹都拿回来了。” 厚重的大刀只有在这样训练有素的官兵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威力。 五、有了方便使用的大刀和优秀的官兵，还需要进行长期的严格训练，才能使大刀最终成为战阵制胜的有力武器。在民国将领中，冯玉祥是以善于练兵著称的，西北军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训练劈刀、刺枪和打拳。1925年6月，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在北京鹿钟麟的司令部里，有幸看到士兵在操练大刀：“院内，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了二十五个劈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六百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了的土地，由于六百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 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大刀队训练的壮观景象。普里马科夫所见到的，是西北军早期军训教材《劈刀十二法》，练时左右重复一遍，加上收刀势，正好为二十五个势子。之后不久，在西北军第二号人物张之江（1882－1966） 的主持下，马凤图、马英图等人编创成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取代了旧有的刀术教材。1926年初，张之江代替冯玉祥主持西北军全局，这一易学而实用的刀法迅速推广到西北军各部，形成了西北军自成风格的著名大刀术。 在“破锋八刀”的创编和推广过程中，张之江将军和马凤图等武术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凤图（1888－1973）是河北省沧县杨石桥村的回族武术家，1920年携二弟英图和长子广达在河南加入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进入军政生涯。1923年，马凤图与驻防通州的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沧州籍同乡张之江初次相会，言谈甚欢。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12月，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邀请马凤图到张垣任都统府参议，“破锋八刀”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编创而成的。自此以后，马凤图即供职张之江麾下，直到1926年随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入甘。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张、马的交往过程，成为研究西北军“破锋八刀”的珍贵史料。 马凤图定居兰州以后，“破锋八刀”即保留在通备武艺体系中，并一直流传至今。马凤图之子、已故武术家马颖达，在其1998年撰写的《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中，多次提到得自其父马凤图的“破锋八刀”：“四三年春父亲应八战区西北抗日干训团邀请讲演抗日救国，会上给士兵表演武术，父亲表演了破锋八刀，王天鹏表演了双手带，我表演了溜脚式。……（1946年）与刘仁师兄同学大刀、破锋八刀。……（1948年9月）去天水马刨泉黄浦军校骑兵分校表演破锋八刀、翻子拳、八极拳。1949年至1951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进入新疆。在此期间与当地武术界交往考察，教警卫连劈破锋八刀。” 由此可见，“破锋八刀”在当时国、共两党官兵中仍然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些材料清晰地证明了“破锋八刀”的传承脉络。解放后，马颖达先生在保留“破锋八刀”原有技术的前提下，又以八刀为主体，融入了“八步连环进手刀”和“骠姚刀”的部分技术，丰富了原有套路，以适应武术比赛演练之需。目前，“破锋八刀”仍然完整地流传在兰州等地武术家中间。 最后，对“破锋八刀”歌诀和技术作一简略介绍，以飨好之者。“破锋刀歌”是马凤图写于西北军中的刀法歌诀，全歌共八句，一句一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八刀是典型的双手刀法，融会了明代戚继光《辛酉刀法》、程宗猷《单刀法选》和清代吴殳《单刀图说》等古典刀法的技法精华，包括埋头刀、拦腰刀、斜削刀、漫头硬舞等技法，动作简捷精炼，大劈大砍，迅猛剽悍，具有明显的军旅实用特色，与现在以花法为主的表演武术有质的区别。 随着抗战烽烟的渐渐消逝，曾经威震敌胆的“破锋八刀”已经鲜为人知，而当今表演套路武术的兴盛，更使这一简洁、剽悍的军用刀术日益湮没在“满片花草，周旋左右”的套子武术中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充分挖掘“破锋八刀”这一武术现象的民族精神财富，对于发扬中华武术的文化教育功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释：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据李肇武回忆，见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据张宣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据李肇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12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据马凤图手稿《白刃战歌》，郭乃辉收藏。 据李九思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86页。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24页。 杨树标、杨发祥：《冯玉祥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8页。 见《冯玉祥日记》，转引自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 马明达：《一代文通武备的武术家》，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第338页。 蔡知忠、周岩：《源远流长 名家辈出——记著名回族武术家马凤图家族》，《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抗战大刀，略重于4斤。 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明）程宗猷：《单刀法选•单刀式说》。 （明）茅元仪：《武备志•军乘资•器械》。 李会嫔：《抗日战场：喜峰口――抗日大刀锋芒乍露》，http://www.sina.com.cn ，《燕赵都市报》。 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西北军中沧州籍军官甚多，张之江地位最高，资格最高。张河北盐山人，1901年从戎，1914年入冯玉祥部，1923年任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次年10月北京政变后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 1926年1月到9月间，冯玉祥通电下野，张之江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国民军总司令。1927年脱离政界。 据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郭乃辉收藏。 马颖达手稿《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郭乃辉收藏。 马凤图手稿《破锋刀歌》，郭乃辉收藏。
西北军“破锋八刀”考陈宝强 郭乃辉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4月第25卷第2期） 陈宝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8；电话：13818927295。 郭乃辉：甘肃省体育运动学校，邮编：730020； 电话：13893388906。 内容提要：中国武术以其突出的格杀功能，在民族抗争史上发挥着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以来，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但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大影响，唯独冯玉祥西北军的“大刀队”，不但在军阀战争中屡建奇功，而且更在抗日战争中令日寇闻风丧胆。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以史实为根据，详细研究了西北军大刀术的形制、重量、训练等问题，基本廓清了西北军大刀术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武术和武术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功用。 关键词：西北军 大刀 破锋八刀 抗日战争 马凤图（中图分类号：G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00（2006）02－0035－04） 一 在抗日战争中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西北军大刀片，是顽强、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绝佳体现，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在丰富的史料和文物基础上，结合目前保存在通备武艺体系中的手稿、歌诀和完整技术，深入考证了西北军大刀的来龙去脉。 行文之初，首先对“西北军”和“大刀队”这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加以说明。 “西北军”是人们对冯玉祥军队的通俗称呼。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其所属军队改称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冯系军队才正式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的军队自第十六混成旅时起，历经国民军（1924年）、西北边防军（1925年）、国民军联军（1926年）、国民革命军（1927年）等多次名称变化，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残余部队被改编为吉鸿昌部第二十二军、孙连仲第二十六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西北军。 西北军大刀队正式名称是手枪队，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做“大刀队”。冯玉祥的手枪队组建于1916年，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 后来的手枪队装备更为精良，“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郎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手枪队的训练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极严。西北军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配署有手枪队。 手枪队组建以来，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冯玉祥在湘西夜袭桃源时，100名精壮的手枪队员，身背大刀，经过一夜冒雨苦战，攻克桃源。 在1923年军阀直奉大战 “廊坊之战”中，上校参谋马英图受前敌总司令张之江之命，率主要由沧州武术健儿组成的敢死队，持大刀短枪为全军开路，一举攻克天津。为此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在1933年3月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系二十九军在赵登禹将军指挥下，浴血奋战喜峰口，歼敌5000余人，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刀队因此名声大震，其威名随着一曲激昂雄壮的《大刀进行曲》而迅速风靡全军、全国，成为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光辉典范。不久以后，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又一次震慑倭寇： “1937年端午节，即七七事变的前夕，驻华北日军邀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在北京怀仁堂‘联欢’，实际上是一场炫耀武士道精神的现代鸿门宴。气焰骄横的日军军官酒中起舞，态度轻狂，恣意挑衅。二十九军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和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都是长城抗战中令日寇胆寒的名将，二人不甘示弱，先后起身打拳助兴。日军中佐松岛竟拔刀起舞，表演刀法，群倭正襟危坐，凄声沉吟，局面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曾在喜峰口大战中率大刀队夜袭日军，杀出大刀队威名的董升堂旅长立刻找来一柄刀刃还带着缺口的大刀，挺刀与松岛对舞。董旅长双手执刀柄，锋刃直指松岛，缓步逼近。松岛气沮，只好收刀躬身退场。接着李致远旅长又下去练了一趟西北军的‘破锋八刀’，他刀法精熟，左砍右劈，虎虎生风，又有全场中国军官击节助威，日军虽一个个怒目相向，终不敢轻举妄动。‘联欢’最后在日军无奈的嬉戏中收场。” 不久以后，日寇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国军民奋起抗战，原西北军系各部英勇善战，几乎参与了抗战的每一场恶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在战斗中，大刀队多次发挥着重要作用。曾在军中主持大刀队训练的马凤图，在抗日战争中写下了《白刃战歌》，表达了对前线将士的崇高敬意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九一八案未获平，芦沟桥畔敌炮鸣。毁公约，破联盟，侵平京，略沪宁。嗟我将士齐拼命，焦士抗战挫凶锋。海陆空军机械兵，狂奴迷梦久未醒。山地战，势不同，夺彼势，展我能。 白刃肉搏打死仗，猛追直捣荡寇冢。” 二 西北军官兵之所以能以大刀术闻名，其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当时武器装备的客观状况，使白刃战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术方式。所以在民国史上，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如马良在山东搞的“技术队”和“新武术”，曹锟在河北搞的“苗刀营”和“铁杆矛营”，孙传芳在江苏搞的“武术营”和何键在湖南搞的“技术大队”等。冯玉祥的西北军装备较差，因此不得不每人配备大刀片，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 其次，西北军的缔造者冯玉祥一贯重视武术，将劈刀、刺枪列为西北军的战术必修科目，而且经常亲自检阅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劈刀、刺枪和打拳等训练。 。早在1910年，冯玉祥和张之江等人就曾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 1930年7月，在中原大战最紧要的时刻，冯玉祥在郑州集合部分官长讲话时，曾特意拿起一柄大刀说：“我们接近敌人的时候，这刀有用没有用？（答：好用！）比起刺刀来好不好用？（答：好用！）一把大刀，会使的可以敌六七柄刺刀，不会使的连一柄刺刀也不如。有刀而不能用，等于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没有用。……我们有了刀，长官应当切实提倡，一天多练几次，耍得熟熟的，才能得心应手。” 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冯对大刀寄予厚望，希望在肉搏战中充分发挥大刀对刺刀的优势，因为这的确是西北军的优势。 第三，一批优秀的武术家进入西北军，参与军队的白刃战术训练，也是西北军大刀片大显神威的客观原因之一。“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 研究会中有不少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凤图、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人。这些武术家集思广益，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格杀效果突出的技术用于军事训练，对于提高西北军的战斗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在国术氛围浓厚的西北军中，有数量众多的精通武术优秀官兵，是大刀片发挥威力的重要基础。老资格的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是武术爱好者，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赵登禹将军，精通武术，曾徒手打死一只猛虎，有“打虎将军”的美称。在1925年11月，西北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设计擒获兰州地方军阀李长清，就是由团长梁冠英和营长赵登禹擒获的。 吉鸿昌将军最擅刀法，号称西北军第一刀。1929年春，吉鸿昌在甘肃天水主持“陇南国术比赛大会”时，就曾亲自下场演练大刀，并以大刀作奖品颁发给比赛优胜者。 精通武术的中下级军官数量更多。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以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积功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之役中，率部参加大刀队夜袭日寇，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后来带伤操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被国民政府追认为抗日烈士，曾在北京公祭。 三 西北军大刀具有切合实用的形制特点。 一、在形制上，西北军大刀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明清以来刀身修长近似日本造型的双手长刀，也与汉代以来的环首刀以及宋以来的“手刀”有很大差异。西北军大刀的刀身较宽，刀头前锐后方，近似宋代《武经总要》中的手刀，但刀柄加长，而且似汉环首刀的刀环。所以，西北军大刀是环首刀、手刀、双手长刀等传统刀的综合。 二、在使用时，西北军的大刀是双手握持的，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西北军大刀的技术来源，是传统的双手长刀法。所以，刀身重、刀柄长的形制特点本身就是为双手运刀所设计的。而在流派众多的传统刀法中，大多是以单手使用的短柄刀为主的，双手刀自明代戚继光、程宗猷以来，流传面一直较窄，仅在少数武艺家传承。所以，抗战时期，虽然也有其他武术家在军队中传授刀法，但由于单手刀术的技术局限，使其威力远逊于西北军的大刀术。 三、在重量上，西北军大刀一般在4斤左右。首先，民间存留的抗战大刀实物 和西北军军官的回忆录 ，都证实了大刀重4斤上下。战阵兵器，讲究“快马轻刀” ，方能有效杀敌。明代双手长刀重1475克，腰刀为960克， 而解放军骑兵所用马刀重1850克，但骑兵用刀，可以借助马飞驰的冲力攻击敌人，所以马刀偏重并不妨碍其杀伤力。由此可见，西北军4斤重的大刀，是既能保证有效地砍杀敌人、又不致于过分消耗官兵体力的合适重量。 四、使用这种大刀，显然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事实上，西北军严格的选兵和训练，保证了其官兵健壮的体格，而精悍的手枪队官兵，更是身手不凡。据当年亲眼目睹喜峰口抗战时赵登禹部大刀队的兰玉田老人讲，“这班人体格好，平时没事总在院子里练刀，有时一摸房檐‘嗖’就上去了。村里的人爬老婆山还要歇一歇，他们一直爬到老婆山一点动静也没有，日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山上拿大刀把十几个鬼子砍了，把尸体扔到山下，枪和子弹都拿回来了。” 厚重的大刀只有在这样训练有素的官兵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威力。 五、有了方便使用的大刀和优秀的官兵，还需要进行长期的严格训练，才能使大刀最终成为战阵制胜的有力武器。在民国将领中，冯玉祥是以善于练兵著称的，西北军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训练劈刀、刺枪和打拳。1925年6月，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在北京鹿钟麟的司令部里，有幸看到士兵在操练大刀：“院内，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了二十五个劈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六百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了的土地，由于六百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 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大刀队训练的壮观景象。普里马科夫所见到的，是西北军早期军训教材《劈刀十二法》，练时左右重复一遍，加上收刀势，正好为二十五个势子。之后不久，在西北军第二号人物张之江（1882－1966） 的主持下，马凤图、马英图等人编创成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取代了旧有的刀术教材。1926年初，张之江代替冯玉祥主持西北军全局，这一易学而实用的刀法迅速推广到西北军各部，形成了西北军自成风格的著名大刀术。 在“破锋八刀”的创编和推广过程中，张之江将军和马凤图等武术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凤图（1888－1973）是河北省沧县杨石桥村的回族武术家，1920年携二弟英图和长子广达在河南加入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进入军政生涯。1923年，马凤图与驻防通州的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沧州籍同乡张之江初次相会，言谈甚欢。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12月，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邀请马凤图到张垣任都统府参议，“破锋八刀”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编创而成的。自此以后，马凤图即供职张之江麾下，直到1926年随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入甘。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张、马的交往过程，成为研究西北军“破锋八刀”的珍贵史料。 马凤图定居兰州以后，“破锋八刀”即保留在通备武艺体系中，并一直流传至今。马凤图之子、已故武术家马颖达，在其1998年撰写的《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中，多次提到得自其父马凤图的“破锋八刀”：“四三年春父亲应八战区西北抗日干训团邀请讲演抗日救国，会上给士兵表演武术，父亲表演了破锋八刀，王天鹏表演了双手带，我表演了溜脚式。……（1946年）与刘仁师兄同学大刀、破锋八刀。……（1948年9月）去天水马刨泉黄浦军校骑兵分校表演破锋八刀、翻子拳、八极拳。1949年至1951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进入新疆。在此期间与当地武术界交往考察，教警卫连劈破锋八刀。” 由此可见，“破锋八刀”在当时国、共两党官兵中仍然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些材料清晰地证明了“破锋八刀”的传承脉络。解放后，马颖达先生在保留“破锋八刀”原有技术的前提下，又以八刀为主体，融入了“八步连环进手刀”和“骠姚刀”的部分技术，丰富了原有套路，以适应武术比赛演练之需。目前，“破锋八刀”仍然完整地流传在兰州等地武术家中间。 最后，对“破锋八刀”歌诀和技术作一简略介绍，以飨好之者。“破锋刀歌”是马凤图写于西北军中的刀法歌诀，全歌共八句，一句一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八刀是典型的双手刀法，融会了明代戚继光《辛酉刀法》、程宗猷《单刀法选》和清代吴殳《单刀图说》等古典刀法的技法精华，包括埋头刀、拦腰刀、斜削刀、漫头硬舞等技法，动作简捷精炼，大劈大砍，迅猛剽悍，具有明显的军旅实用特色，与现在以花法为主的表演武术有质的区别。 随着抗战烽烟的渐渐消逝，曾经威震敌胆的“破锋八刀”已经鲜为人知，而当今表演套路武术的兴盛，更使这一简洁、剽悍的军用刀术日益湮没在“满片花草，周旋左右”的套子武术中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充分挖掘“破锋八刀”这一武术现象的民族精神财富，对于发扬中华武术的文化教育功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释：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据李肇武回忆，见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据张宣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据李肇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12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据马凤图手稿《白刃战歌》，郭乃辉收藏。 据李九思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86页。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24页。 杨树标、杨发祥：《冯玉祥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8页。 见《冯玉祥日记》，转引自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 马明达：《一代文通武备的武术家》，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第338页。 蔡知忠、周岩：《源远流长 名家辈出——记著名回族武术家马凤图家族》，《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抗战大刀，略重于4斤。 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明）程宗猷：《单刀法选•单刀式说》。 （明）茅元仪：《武备志•军乘资•器械》。 李会嫔：《抗日战场：喜峰口――抗日大刀锋芒乍露》，http://www.sina.com.cn ，《燕赵都市报》。 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西北军中沧州籍军官甚多，张之江地位最高，资格最高。张河北盐山人，1901年从戎，1914年入冯玉祥部，1923年任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次年10月北京政变后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 1926年1月到9月间，冯玉祥通电下野，张之江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国民军总司令。1927年脱离政界。 据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郭乃辉收藏。 马颖达手稿《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郭乃辉收藏。 马凤图手稿《破锋刀歌》，郭乃辉收藏。西北军“破锋八刀”考
西北军“破锋八刀”考陈宝强 郭乃辉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4月第25卷第2期） 陈宝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8；电话：13818927295。 郭乃辉：甘肃省体育运动学校，邮编：730020； 电话：13893388906。 内容提要：中国武术以其突出的格杀功能，在民族抗争史上发挥着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以来，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但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大影响，唯独冯玉祥西北军的“大刀队”，不但在军阀战争中屡建奇功，而且更在抗日战争中令日寇闻风丧胆。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以史实为根据，详细研究了西北军大刀术的形制、重量、训练等问题，基本廓清了西北军大刀术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武术和武术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功用。 关键词：西北军 大刀 破锋八刀 抗日战争 马凤图（中图分类号：G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00（2006）02－0035－04） 一 在抗日战争中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西北军大刀片，是顽强、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绝佳体现，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在丰富的史料和文物基础上，结合目前保存在通备武艺体系中的手稿、歌诀和完整技术，深入考证了西北军大刀的来龙去脉。 行文之初，首先对“西北军”和“大刀队”这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加以说明。 “西北军”是人们对冯玉祥军队的通俗称呼。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其所属军队改称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冯系军队才正式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的军队自第十六混成旅时起，历经国民军（1924年）、西北边防军（1925年）、国民军联军（1926年）、国民革命军（1927年）等多次名称变化，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残余部队被改编为吉鸿昌部第二十二军、孙连仲第二十六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西北军。 西北军大刀队正式名称是手枪队，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做“大刀队”。冯玉祥的手枪队组建于1916年，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 后来的手枪队装备更为精良，“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郎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手枪队的训练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极严。西北军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配署有手枪队。 手枪队组建以来，在历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冯玉祥在湘西夜袭桃源时，100名精壮的手枪队员，身背大刀，经过一夜冒雨苦战，攻克桃源。 在1923年军阀直奉大战 “廊坊之战”中，上校参谋马英图受前敌总司令张之江之命，率主要由沧州武术健儿组成的敢死队，持大刀短枪为全军开路，一举攻克天津。为此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在1933年3月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系二十九军在赵登禹将军指挥下，浴血奋战喜峰口，歼敌5000余人，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刀队因此名声大震，其威名随着一曲激昂雄壮的《大刀进行曲》而迅速风靡全军、全国，成为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光辉典范。不久以后，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又一次震慑倭寇： “1937年端午节，即七七事变的前夕，驻华北日军邀二十九军团以上军官在北京怀仁堂‘联欢’，实际上是一场炫耀武士道精神的现代鸿门宴。气焰骄横的日军军官酒中起舞，态度轻狂，恣意挑衅。二十九军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和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都是长城抗战中令日寇胆寒的名将，二人不甘示弱，先后起身打拳助兴。日军中佐松岛竟拔刀起舞，表演刀法，群倭正襟危坐，凄声沉吟，局面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曾在喜峰口大战中率大刀队夜袭日军，杀出大刀队威名的董升堂旅长立刻找来一柄刀刃还带着缺口的大刀，挺刀与松岛对舞。董旅长双手执刀柄，锋刃直指松岛，缓步逼近。松岛气沮，只好收刀躬身退场。接着李致远旅长又下去练了一趟西北军的‘破锋八刀’，他刀法精熟，左砍右劈，虎虎生风，又有全场中国军官击节助威，日军虽一个个怒目相向，终不敢轻举妄动。‘联欢’最后在日军无奈的嬉戏中收场。” 不久以后，日寇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爱国军民奋起抗战，原西北军系各部英勇善战，几乎参与了抗战的每一场恶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在战斗中，大刀队多次发挥着重要作用。曾在军中主持大刀队训练的马凤图，在抗日战争中写下了《白刃战歌》，表达了对前线将士的崇高敬意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九一八案未获平，芦沟桥畔敌炮鸣。毁公约，破联盟，侵平京，略沪宁。嗟我将士齐拼命，焦士抗战挫凶锋。海陆空军机械兵，狂奴迷梦久未醒。山地战，势不同，夺彼势，展我能。 白刃肉搏打死仗，猛追直捣荡寇冢。” 二 西北军官兵之所以能以大刀术闻名，其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当时武器装备的客观状况，使白刃战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术方式。所以在民国史上，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如马良在山东搞的“技术队”和“新武术”，曹锟在河北搞的“苗刀营”和“铁杆矛营”，孙传芳在江苏搞的“武术营”和何键在湖南搞的“技术大队”等。冯玉祥的西北军装备较差，因此不得不每人配备大刀片，以过硬的单兵素质和精湛的大刀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 其次，西北军的缔造者冯玉祥一贯重视武术，将劈刀、刺枪列为西北军的战术必修科目，而且经常亲自检阅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劈刀、刺枪和打拳等训练。 。早在1910年，冯玉祥和张之江等人就曾组织反清秘密组织“武学研究会”。 1930年7月，在中原大战最紧要的时刻，冯玉祥在郑州集合部分官长讲话时，曾特意拿起一柄大刀说：“我们接近敌人的时候，这刀有用没有用？（答：好用！）比起刺刀来好不好用？（答：好用！）一把大刀，会使的可以敌六七柄刺刀，不会使的连一柄刺刀也不如。有刀而不能用，等于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没有用。……我们有了刀，长官应当切实提倡，一天多练几次，耍得熟熟的，才能得心应手。” 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冯对大刀寄予厚望，希望在肉搏战中充分发挥大刀对刺刀的优势，因为这的确是西北军的优势。 第三，一批优秀的武术家进入西北军，参与军队的白刃战术训练，也是西北军大刀片大显神威的客观原因之一。“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将军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 研究会中有不少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凤图、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人。这些武术家集思广益，创编教材，将武术中格杀效果突出的技术用于军事训练，对于提高西北军的战斗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在国术氛围浓厚的西北军中，有数量众多的精通武术优秀官兵，是大刀片发挥威力的重要基础。老资格的张之江、张树声、李鸣钟等都是武术爱好者，佟麟阁、张自忠、赵登禹、吉鸿昌，董振堂、冯治安、刘汝明等高级将领，都是武术好手。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赵登禹将军，精通武术，曾徒手打死一只猛虎，有“打虎将军”的美称。在1925年11月，西北军刘郁芬部进驻兰州，设计擒获兰州地方军阀李长清，就是由团长梁冠英和营长赵登禹擒获的。 吉鸿昌将军最擅刀法，号称西北军第一刀。1929年春，吉鸿昌在甘肃天水主持“陇南国术比赛大会”时，就曾亲自下场演练大刀，并以大刀作奖品颁发给比赛优胜者。 精通武术的中下级军官数量更多。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以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积功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之役中，率部参加大刀队夜袭日寇，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后来带伤操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被国民政府追认为抗日烈士，曾在北京公祭。 三 西北军大刀具有切合实用的形制特点。 一、在形制上，西北军大刀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明清以来刀身修长近似日本造型的双手长刀，也与汉代以来的环首刀以及宋以来的“手刀”有很大差异。西北军大刀的刀身较宽，刀头前锐后方，近似宋代《武经总要》中的手刀，但刀柄加长，而且似汉环首刀的刀环。所以，西北军大刀是环首刀、手刀、双手长刀等传统刀的综合。 二、在使用时，西北军的大刀是双手握持的，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西北军大刀的技术来源，是传统的双手长刀法。所以，刀身重、刀柄长的形制特点本身就是为双手运刀所设计的。而在流派众多的传统刀法中，大多是以单手使用的短柄刀为主的，双手刀自明代戚继光、程宗猷以来，流传面一直较窄，仅在少数武艺家传承。所以，抗战时期，虽然也有其他武术家在军队中传授刀法，但由于单手刀术的技术局限，使其威力远逊于西北军的大刀术。 三、在重量上，西北军大刀一般在4斤左右。首先，民间存留的抗战大刀实物 和西北军军官的回忆录 ，都证实了大刀重4斤上下。战阵兵器，讲究“快马轻刀” ，方能有效杀敌。明代双手长刀重1475克，腰刀为960克， 而解放军骑兵所用马刀重1850克，但骑兵用刀，可以借助马飞驰的冲力攻击敌人，所以马刀偏重并不妨碍其杀伤力。由此可见，西北军4斤重的大刀，是既能保证有效地砍杀敌人、又不致于过分消耗官兵体力的合适重量。 四、使用这种大刀，显然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事实上，西北军严格的选兵和训练，保证了其官兵健壮的体格，而精悍的手枪队官兵，更是身手不凡。据当年亲眼目睹喜峰口抗战时赵登禹部大刀队的兰玉田老人讲，“这班人体格好，平时没事总在院子里练刀，有时一摸房檐‘嗖’就上去了。村里的人爬老婆山还要歇一歇，他们一直爬到老婆山一点动静也没有，日军一点儿也没觉察，到山上拿大刀把十几个鬼子砍了，把尸体扔到山下，枪和子弹都拿回来了。” 厚重的大刀只有在这样训练有素的官兵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威力。 五、有了方便使用的大刀和优秀的官兵，还需要进行长期的严格训练，才能使大刀最终成为战阵制胜的有力武器。在民国将领中，冯玉祥是以善于练兵著称的，西北军每天下午四点半到六点训练劈刀、刺枪和打拳。1925年6月，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在北京鹿钟麟的司令部里，有幸看到士兵在操练大刀：“院内，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了二十五个劈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六百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了的土地，由于六百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 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大刀队训练的壮观景象。普里马科夫所见到的，是西北军早期军训教材《劈刀十二法》，练时左右重复一遍，加上收刀势，正好为二十五个势子。之后不久，在西北军第二号人物张之江（1882－1966） 的主持下，马凤图、马英图等人编创成简便易学的“破锋八刀”，取代了旧有的刀术教材。1926年初，张之江代替冯玉祥主持西北军全局，这一易学而实用的刀法迅速推广到西北军各部，形成了西北军自成风格的著名大刀术。 在“破锋八刀”的创编和推广过程中，张之江将军和马凤图等武术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凤图（1888－1973）是河北省沧县杨石桥村的回族武术家，1920年携二弟英图和长子广达在河南加入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进入军政生涯。1923年，马凤图与驻防通州的冯部第七混成旅旅长、沧州籍同乡张之江初次相会，言谈甚欢。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12月，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邀请马凤图到张垣任都统府参议，“破锋八刀”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编创而成的。自此以后，马凤图即供职张之江麾下，直到1926年随国民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入甘。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张、马的交往过程，成为研究西北军“破锋八刀”的珍贵史料。 马凤图定居兰州以后，“破锋八刀”即保留在通备武艺体系中，并一直流传至今。马凤图之子、已故武术家马颖达，在其1998年撰写的《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中，多次提到得自其父马凤图的“破锋八刀”：“四三年春父亲应八战区西北抗日干训团邀请讲演抗日救国，会上给士兵表演武术，父亲表演了破锋八刀，王天鹏表演了双手带，我表演了溜脚式。……（1946年）与刘仁师兄同学大刀、破锋八刀。……（1948年9月）去天水马刨泉黄浦军校骑兵分校表演破锋八刀、翻子拳、八极拳。1949年至1951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进入新疆。在此期间与当地武术界交往考察，教警卫连劈破锋八刀。” 由此可见，“破锋八刀”在当时国、共两党官兵中仍然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些材料清晰地证明了“破锋八刀”的传承脉络。解放后，马颖达先生在保留“破锋八刀”原有技术的前提下，又以八刀为主体，融入了“八步连环进手刀”和“骠姚刀”的部分技术，丰富了原有套路，以适应武术比赛演练之需。目前，“破锋八刀”仍然完整地流传在兰州等地武术家中间。 最后，对“破锋八刀”歌诀和技术作一简略介绍，以飨好之者。“破锋刀歌”是马凤图写于西北军中的刀法歌诀，全歌共八句，一句一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八刀是典型的双手刀法，融会了明代戚继光《辛酉刀法》、程宗猷《单刀法选》和清代吴殳《单刀图说》等古典刀法的技法精华，包括埋头刀、拦腰刀、斜削刀、漫头硬舞等技法，动作简捷精炼，大劈大砍，迅猛剽悍，具有明显的军旅实用特色，与现在以花法为主的表演武术有质的区别。 随着抗战烽烟的渐渐消逝，曾经威震敌胆的“破锋八刀”已经鲜为人知，而当今表演套路武术的兴盛，更使这一简洁、剽悍的军用刀术日益湮没在“满片花草，周旋左右”的套子武术中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后的今天，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充分挖掘“破锋八刀”这一武术现象的民族精神财富，对于发扬中华武术的文化教育功能，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释：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据李肇武回忆，见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 据张宣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据李肇武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212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据马凤图手稿《白刃战歌》，郭乃辉收藏。 据李九思回忆，《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86页。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24页。 杨树标、杨发祥：《冯玉祥家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8页。 见《冯玉祥日记》，转引自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 马明达：《一代文通武备的武术家》，见《说剑丛稿》卷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马明达：《冯玉祥与中国武术》，见《说剑丛稿》，第338页。 蔡知忠、周岩：《源远流长 名家辈出——记著名回族武术家马凤图家族》，《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 上海体育学院中国武术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抗战大刀，略重于4斤。 文思：《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137页。 （明）程宗猷：《单刀法选•单刀式说》。 （明）茅元仪：《武备志•军乘资•器械》。 李会嫔：《抗日战场：喜峰口――抗日大刀锋芒乍露》，http://www.sina.com.cn ，《燕赵都市报》。 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西北军中沧州籍军官甚多，张之江地位最高，资格最高。张河北盐山人，1901年从戎，1914年入冯玉祥部，1923年任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次年10月北京政变后任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张垣）， 1926年1月到9月间，冯玉祥通电下野，张之江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国民军总司令。1927年脱离政界。 据马凤图手稿《致张之江先生回忆录》，郭乃辉收藏。 马颖达手稿《我从事武术活动的简历》，郭乃辉收藏。 马凤图手稿《破锋刀歌》，郭乃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