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回忆：老鬼魔鬼般的记实笔触打开记忆的门窗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30 08:36:04

老鬼新书：血与铁

第一章　乡村来的小土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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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8月22日，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这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宁静小村，四周群山怀抱，树木丛生，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从村西缓缓流过。 
　　生我之前，母亲有点犹豫，担心自己身体受不了。她那时因病住在边区医院，觉得已不年轻，身体又有病，想把孩子打掉。和她同住一病房的郝治平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鼓励把孩子生下，为革命壮大力量，于是母亲才改变了主意。 
　　生我的时候，果然难产，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还流了许多血，非常危险。多年后，母亲心有余悸地告诉我要不是看在郝治平大姐的面上，绝不会要我。那次生我差点送了命。懂事后，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很是自豪，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好感。 
　　可能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深泽县爷爷家。当时他们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身边已有小胖姐，正处于战争年代，无暇照料我。 
　　4岁以前，我是在河北农村渡过的，对老家的记忆空空荡荡。只感觉那是个很大很乱的土院子，一角堆着烧火做饭用的秫秸；大门是用树枝子编的一个栅栏；猪圈连着厕所，人在上面拉，猪在下面吃。二叔是个民兵，家里墙上挂着枝很旧的大枪。 
　　我还能模模糊糊记得那天母亲来接我上北京的情景，大约是1951年。 
　　已是暮色降临，一辆马车从破烂的栅栏门，拐进院子。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秫秸，有个女干部坐在上面。身穿一身蓝色列宁制服，戴着蓝帽子，神彩奕奕。她笑着，很大方地跟家里人打着招呼，声音洪亮，一口洋话。 
　　这戴帽子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我对她已经很生疏，是农村的姑姑把我从婴儿带到4岁。姑姑的丈夫原是八路军军医，后来失踪，此后姑姑一直守寡。 
　　到北京后，住在骑河楼马圈胡同12号。那是三姨白杨的房子，由我们家和舅舅家合住。 
　　父母整天上班，把我交给一做饭的老太太照顾。我成天坐在大门口哭，想念农村的家，想念把我带大的姑姑，想念奶奶，想念瘫痪在炕上多年的爷爷。我望着对面那堵灰墙，幻想着它是个火车头，能把我拉回农村去。这堵墙顶部用灰瓦砌成一排X型花瓣，在孩子的眼里煞是神秘。 
　　我一点也不喜欢父亲和母亲，尽管在乡下人眼里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官儿。我也一点不喜欢这个四合院，虽然它大大小小共有5个院子，20多间房。 
　　在这陌生的深宅大院，父母住在北房，哥哥姐姐住校，我和保姆住吃饭屋。只有吃饭时，我才能见到父母。吃完饭，他们就回到自己屋，忙他们的事。小胖姐姐和母亲住在一起，最受父母疼爱。我的天地就是：厨房、吃饭屋以及那养着一群鸡的破烂不堪的东院。 
　　我无比向往河北农村。思念那炉灶旁的大风箱，呼哧呼哧，像个老猫打呼噜；思念那高大空荡的北房，屋顶棚有一个燕子窝，黑色的燕子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思念那捆捆的秫桔杆，它们散发出的烟味儿，是世界上最芳香的气味，因为就要吃饭了！我还思念北房门前的那口灰色水缸，里面养着一条从滹沱河里抓的青鱼，有半尺来长，或许是哪个女神仙变的。 
　　我尤其深深想念我那丑陋而贫穷的姑姑。管姑姑叫"娘"已成习惯，管父母叫"爸爸妈妈"特别扭，几乎叫不出口。潜意识里，我视他们为把我从疼爱我的姑姑怀里抢走的坏蛋。每次叫"爸爸妈妈"时，声音总含糊不清。致使父母以为我是大舌头。其实我舌头很正常，就是一喊"爸爸妈妈"时，舌头故意不动，嗡嗡的，听不清说什么。 
　　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到城里，对我却并不热情。记忆中，几乎没陪我玩过，从未单独带我到公园或陪我去河边抓小鱼。跟他上街，永远不要奢望会得到一块糖吃，也不记得他给我买过任何玩具。 
　　到北京很长时间后，一有什么委屈，我还经常坐在大门口处，望着南方的天空发呆。我知道老家就在南方。当被父母训斥时，就跑到大门口哭叫着，呼喊着老家的"娘"-- 
　　我的姑姑。 
　　“娘，娘……"呼得嗓子嘶哑。我身单力薄，像个被囚在笼里的小田鼠，无限渴望那自由自在的，宁静美妙的，有着河北农村泥土芬香的冀中田园生活。 
　　在北京这个大院子里，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和父母呆在一起拘束又拘束，没话说。平时很少到他们的屋，一见了他们就惶恐不安。只有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时，才觉得自在舒服。 
　　父母并不虐待我。我和父母同桌吃饭，完全能吃饱，母亲还常常夹菜给我。每天早晚，母亲总监督我洗脸刷牙，或亲自给我洗澡，想扳掉我在农村养成的不讲卫生的毛病。冬天有棉衣穿，夏天有西瓜吃。母亲曾给我买过木刀、风筝、机关枪、吸铁石、打砸炮的小手枪……跟她上街，还常能吃上一点好吃的。尽管如此，依旧和父母有着深深隔膜。 
　　不记得父母有抱我，亲我的时候。尤其是父亲，对我的冷淡能很清楚地感到。他平日很少理我，从没帮我抓过蜻蜓和大蚂蚱，也没教我玩扑克牌。来了客人，甚少叫我在场，却常常让小胖陪。我虽是农村小孩，却得到过姑姑和奶奶的温情关怀，对父亲偏爱小胖，冷遇我，又愤怒、又委屈。 
　　母亲待我比父亲好，可也远不及姑姑和奶奶对我的疼爱。 
　　父亲老嫌我没礼貌，见了大人什么话也不说，四礼不懂，不喊他"爸爸。 
　　后来父亲气得狠狠打了我一次，我哭我喊都没用。他认为农村的姑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就得打。我哭得嗓子哑了，眼睛肿了，上气不接下气，他的手也决不轻一点。这样我对他更怕了。 
　　以后不久，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新华社幼儿园（那时父亲在国务院新闻总署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我对新华社幼儿园的感觉很好，觉得比家里还温馨。 
　　还记得得了第一场大病的片段。 
　　半夜里，我醒来，肚子疼。小床四边围着栏杆，自己无法下地，把床上拉了一片黄稀。幼儿园阿姨连夜给我送回家。母亲忙把我带到人民医院，挂急诊，做了手术。说是我肠子上长了一个脓包。 
　　出院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 
　　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外面春光明媚，我整天闷在屋里养伤，没人和我玩，就独自一人在东房里点着一根蜡烛，放在窗台上。不小心碰倒蜡烛，将窗户上的大白纸点着，那纸烧得很快，一下子就烧到窗户上。我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祸，可不敢告诉母亲，就偷偷溜到厨房，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寸步不离。心情紧张地等着最后结果。 
　　这是农村人的胆小，这是孩子的胆小。我把窗户纸烧着，引起大火，却一声不吭躲到厨房，心里紧张到极点，但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终于，妈妈喊叫着从北房里冲出。她端着一脸盘水，朝已窜到房檐的火苗使劲泼去，接着老太太也提着桶水赶来。幸亏发现得早，火被及时扑灭，只把窗户烧了一大片黑。 
　　妈妈瞪着我，气愤得脸都白了：“怎么回事？” 
　　我嗫嚅道：“点了一根蜡烛，倒了，把窗户纸给烧着。” 
　　妈妈吼道：“那着了火，为什么不跟大人讲？” 
　　我吓得说不出话。 
　　“你这小兔崽子，真可气！自己弄着火不说，还跑一边躲起来！"说着，顺手抄起一把鸡毛掸子，使劲抽我，把我抽倒在地上。我大哭起来，哀求着……但母亲怒气冲冲，继续抽，直到老太太闻讯跑过来，才劝止住。 
　　“如果火烧着了电线，整个屋子都要烧着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母亲用鸡毛弹子打得很疼。印象中，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惟一的一次打。 
　　我委屈地哭着，觉得自己是个病号，出院后不久，肚子上切的长长刀口还很疼，母亲不应该这么狠地打。当母亲的火发泄完了，态度趋向温和，耐心地给我解释着火的后果，批评我烧着了火，很不对，还不告诉大人，就更不对……但我依旧伤心地哭。在老家，姑姑和奶奶总是宠着我，从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来北京后，亲身母亲却这么狠地打我，伤心之极。不管母亲怎么苦口婆心地讲，还是流泪不止。 
　　晚上，我紧挨着老太太，依旧哽噎。老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安慰着，她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把我的鼻涕给抹掉，哄着我入睡。 
　　手术痊愈，又回到了幼儿园。一股天真温暖的气息融化了我在家中的胆怯、拘谨、不安。 
　　什么人来通大其（同他去）呀， 
　　什么人来通大其 
　　XXX来通大其呀 
　　XXX来通大其 
　　…… 
　　这是两排小朋友玩拔河的游戏，一边唱，一边手拉手前后走。叫到名字的小朋友要前去和对方的拔河。输了，就加入对方的队伍。挑选自己这方最强的和对方最弱的拔河，常常把我们激动得又蹦又跳。当时，我一点不知道"通大其"是什么意思，但也跟其他小孩一起大声地唱。 
　　小鸽子真美丽， 
　　红嘴巴儿白肚皮， 
　　飞到东来， 
　　飞到西， 
　　快快飞到北京去。 
　　到了北京， 
　　见到毛主席， 
　　请你向他敬个礼， 
　　告诉他 
　　我们都想念毛主席。 
　　…… 
　　这也是印象很深的一首歌。 
　　幼儿园给我感觉特别好，它甜蜜、温馨、柔爱。我跟其他孩子一样，没有任何歧视。 
　　可回到家里，我的处境却跟保姆相似，晚上和老太太睡在一张大床上，白天也跟在老太太屁股后面转。母亲因病在家休息，却很少花时间陪我玩，陪我说话。她老改她的稿子……父亲就更是完全不理睬我。我跟保姆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犯了错误，母亲常常说：“你要再调皮，就给我滚，这个家不要你了！我真害怕被她扔到大街上，立刻蔫了，不敢再闹。 
　　全家人都怕父亲，他在家里的地位至高无上。只要他的身影一出现，我就不敢随心所欲地玩。平常我爱去东院，这地方父亲不来。孤独中，我喜欢追逐东院那几只鸡，并曾把只母鸡抱在怀里与它亲嘴，被父母当成笑料。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扛着根木棍，学着八路军的样子，在院子里转圈齐步走，嘴里大声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儿。当绕第二圈时，冷不防发现父亲躺在躺椅上正默默盯着我，好像被蛇咬了一口，我嘎然停止，赶紧溜掉。 
　　父亲像养小狗一样地养着我，却很少花时间关心照顾。记得有一阵，他高兴了，爱在吃饭时逗我：“傻蛋是谁？” 
　　我说：“是我。” 
　　父亲微笑着，眼眯成了一条线：“狗蛋是谁？” 
　　我说：“是我。” 
　　他哈哈大笑，好不快活。又问：“混蛋是谁？” 
　　我说：“是我。” 
　　全家人也都哄堂大笑。 
　　我愿意让父母高兴，讨他们喜欢。但等我知道这不是好话时，就不再承认自己是。于是家里这点儿仅有的愉悦的，轻松的气氛就再也没有。 
　　父亲心情好时，爱哼哼一些当时流行的歌，如： 
　　嘿啦啦，嘿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 
　　打垮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国主义者害了怕呀 
　　…… 
　　父亲喜欢和姐姐聊天。他对小胖和他前妻的女儿最好，明显喜欢女孩。 
　　还记得离开幼儿园上小学的情景。 
　　那天是母亲接的我。新华社幼儿园的年轻阿姨对我说：“欢迎你以后再来幼儿园。"她的相貌在记忆里早已荡然无存，但这幼儿园里的温暖气息却终生难忘。现在，当年年轻的小阿姨，早都已变成了老妇，她们可曾知道她们所照料的一个5岁小孩，一个永远忘了她们容貌的孤僻男子，多少次怀念过她们吗？ 
　　好像上小学前，又病了一场。这是夏天，我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吃什么拉什么，粪便里还有一股怪臭味儿，夹着紫色的血。几天后，已经昏昏沉沉。父亲忙于工作，不闻不问，母亲以为是虫子病，只是给我吃了一些打虫子的药。 
　　直到我已经要不行了，母亲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慌忙带我到人民医院挂急诊，医生马上抢救。 
　　我又动了第二次手术。鼻子上被抹了一股药，很苦很凉，不久就昏过去。等醒来时，我已经在一个大病房里，光线昏暗。腰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动一动很疼。我感到口渴，希望能喝到水。但不敢叫喊，嘴里发出一点声音，肚子上的伤口都能感到震疼。 
　　这次是肠粘连。医生说再晚一天，生命就难保了。我的肠子因上下断绝，已被臭气给胀得很薄很薄，随时有破裂的危险。医生把我的一截烂肠子给割了下来，用羊肠线缝好。住院期间，那位文静温和的医生老问我：放没放屁？嗓子时，我正好有一口痰，咽进了肚里。他和蔼地说：“有痰要吐出来，不要咽。” 
　　连父母都没有这么教过我。 
　　这是我6岁半发生的事情。只两年时间，肚子上就有了两道伤疤。我想，要是按这样的比例，到长大后，我的肚子将要被割得像斑马一样到处是道道，最后不能再做手术时，我就要死了。一想到死，悲哀之极，自小就特别特别怕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这病。但妈妈老问我吃什么了？她认为一定是我自己吃坏的。我不忍心让她这个判断错误，就挖空心思地琢磨自己吃个什么东西？最后想起了邻居门口地上的玉米核儿，就对母亲说可能是自己吃了邻居小孩扔了的玉米棒子。 
　　妈妈笑着说：“你真没出息，拣人家吃剩下的玉米核儿。” 
　　事实上我的肠粘连是因为上次动手术引起，跟吃什么并无关系。但我要讨好妈妈，就默认了她的指责。 
　　妈妈若有所思，感叹道：“我刚得了一笔稿费，为你动手术全花光了。小波，以后千万不要乱吃捡来的东西了！” 
　　我知道是妈妈救了我的命，但见了她面，还不好意思叫她妈妈。 
　　童年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现在，我要上小学了。
老鬼新书：血与铁

第一章　乡村来的小土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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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8月22日，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这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宁静小村，四周群山怀抱，树木丛生，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从村西缓缓流过。 
　　生我之前，母亲有点犹豫，担心自己身体受不了。她那时因病住在边区医院，觉得已不年轻，身体又有病，想把孩子打掉。和她同住一病房的郝治平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鼓励把孩子生下，为革命壮大力量，于是母亲才改变了主意。 
　　生我的时候，果然难产，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还流了许多血，非常危险。多年后，母亲心有余悸地告诉我要不是看在郝治平大姐的面上，绝不会要我。那次生我差点送了命。懂事后，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很是自豪，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好感。 
　　可能刚刚满月，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深泽县爷爷家。当时他们都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身边已有小胖姐，正处于战争年代，无暇照料我。 
　　4岁以前，我是在河北农村渡过的，对老家的记忆空空荡荡。只感觉那是个很大很乱的土院子，一角堆着烧火做饭用的秫秸；大门是用树枝子编的一个栅栏；猪圈连着厕所，人在上面拉，猪在下面吃。二叔是个民兵，家里墙上挂着枝很旧的大枪。 
　　我还能模模糊糊记得那天母亲来接我上北京的情景，大约是1951年。 
　　已是暮色降临，一辆马车从破烂的栅栏门，拐进院子。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秫秸，有个女干部坐在上面。身穿一身蓝色列宁制服，戴着蓝帽子，神彩奕奕。她笑着，很大方地跟家里人打着招呼，声音洪亮，一口洋话。 
　　这戴帽子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我对她已经很生疏，是农村的姑姑把我从婴儿带到4岁。姑姑的丈夫原是八路军军医，后来失踪，此后姑姑一直守寡。 
　　到北京后，住在骑河楼马圈胡同12号。那是三姨白杨的房子，由我们家和舅舅家合住。 
　　父母整天上班，把我交给一做饭的老太太照顾。我成天坐在大门口哭，想念农村的家，想念把我带大的姑姑，想念奶奶，想念瘫痪在炕上多年的爷爷。我望着对面那堵灰墙，幻想着它是个火车头，能把我拉回农村去。这堵墙顶部用灰瓦砌成一排X型花瓣，在孩子的眼里煞是神秘。 
　　我一点也不喜欢父亲和母亲，尽管在乡下人眼里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官儿。我也一点不喜欢这个四合院，虽然它大大小小共有5个院子，20多间房。 
　　在这陌生的深宅大院，父母住在北房，哥哥姐姐住校，我和保姆住吃饭屋。只有吃饭时，我才能见到父母。吃完饭，他们就回到自己屋，忙他们的事。小胖姐姐和母亲住在一起，最受父母疼爱。我的天地就是：厨房、吃饭屋以及那养着一群鸡的破烂不堪的东院。 
　　我无比向往河北农村。思念那炉灶旁的大风箱，呼哧呼哧，像个老猫打呼噜；思念那高大空荡的北房，屋顶棚有一个燕子窝，黑色的燕子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思念那捆捆的秫桔杆，它们散发出的烟味儿，是世界上最芳香的气味，因为就要吃饭了！我还思念北房门前的那口灰色水缸，里面养着一条从滹沱河里抓的青鱼，有半尺来长，或许是哪个女神仙变的。 
　　我尤其深深想念我那丑陋而贫穷的姑姑。管姑姑叫"娘"已成习惯，管父母叫"爸爸妈妈"特别扭，几乎叫不出口。潜意识里，我视他们为把我从疼爱我的姑姑怀里抢走的坏蛋。每次叫"爸爸妈妈"时，声音总含糊不清。致使父母以为我是大舌头。其实我舌头很正常，就是一喊"爸爸妈妈"时，舌头故意不动，嗡嗡的，听不清说什么。 
　　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到城里，对我却并不热情。记忆中，几乎没陪我玩过，从未单独带我到公园或陪我去河边抓小鱼。跟他上街，永远不要奢望会得到一块糖吃，也不记得他给我买过任何玩具。 
　　到北京很长时间后，一有什么委屈，我还经常坐在大门口处，望着南方的天空发呆。我知道老家就在南方。当被父母训斥时，就跑到大门口哭叫着，呼喊着老家的"娘"-- 
　　我的姑姑。 
　　“娘，娘……"呼得嗓子嘶哑。我身单力薄，像个被囚在笼里的小田鼠，无限渴望那自由自在的，宁静美妙的，有着河北农村泥土芬香的冀中田园生活。 
　　在北京这个大院子里，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和父母呆在一起拘束又拘束，没话说。平时很少到他们的屋，一见了他们就惶恐不安。只有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时，才觉得自在舒服。 
　　父母并不虐待我。我和父母同桌吃饭，完全能吃饱，母亲还常常夹菜给我。每天早晚，母亲总监督我洗脸刷牙，或亲自给我洗澡，想扳掉我在农村养成的不讲卫生的毛病。冬天有棉衣穿，夏天有西瓜吃。母亲曾给我买过木刀、风筝、机关枪、吸铁石、打砸炮的小手枪……跟她上街，还常能吃上一点好吃的。尽管如此，依旧和父母有着深深隔膜。 
　　不记得父母有抱我，亲我的时候。尤其是父亲，对我的冷淡能很清楚地感到。他平日很少理我，从没帮我抓过蜻蜓和大蚂蚱，也没教我玩扑克牌。来了客人，甚少叫我在场，却常常让小胖陪。我虽是农村小孩，却得到过姑姑和奶奶的温情关怀，对父亲偏爱小胖，冷遇我，又愤怒、又委屈。 
　　母亲待我比父亲好，可也远不及姑姑和奶奶对我的疼爱。 
　　父亲老嫌我没礼貌，见了大人什么话也不说，四礼不懂，不喊他"爸爸。 
　　后来父亲气得狠狠打了我一次，我哭我喊都没用。他认为农村的姑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就得打。我哭得嗓子哑了，眼睛肿了，上气不接下气，他的手也决不轻一点。这样我对他更怕了。 
　　以后不久，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新华社幼儿园（那时父亲在国务院新闻总署工作）。一星期回家一次。我对新华社幼儿园的感觉很好，觉得比家里还温馨。 
　　还记得得了第一场大病的片段。 
　　半夜里，我醒来，肚子疼。小床四边围着栏杆，自己无法下地，把床上拉了一片黄稀。幼儿园阿姨连夜给我送回家。母亲忙把我带到人民医院，挂急诊，做了手术。说是我肠子上长了一个脓包。 
　　出院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 
　　这是一个晴朗的春天，外面春光明媚，我整天闷在屋里养伤，没人和我玩，就独自一人在东房里点着一根蜡烛，放在窗台上。不小心碰倒蜡烛，将窗户上的大白纸点着，那纸烧得很快，一下子就烧到窗户上。我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祸，可不敢告诉母亲，就偷偷溜到厨房，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寸步不离。心情紧张地等着最后结果。 
　　这是农村人的胆小，这是孩子的胆小。我把窗户纸烧着，引起大火，却一声不吭躲到厨房，心里紧张到极点，但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终于，妈妈喊叫着从北房里冲出。她端着一脸盘水，朝已窜到房檐的火苗使劲泼去，接着老太太也提着桶水赶来。幸亏发现得早，火被及时扑灭，只把窗户烧了一大片黑。 
　　妈妈瞪着我，气愤得脸都白了：“怎么回事？” 
　　我嗫嚅道：“点了一根蜡烛，倒了，把窗户纸给烧着。” 
　　妈妈吼道：“那着了火，为什么不跟大人讲？” 
　　我吓得说不出话。 
　　“你这小兔崽子，真可气！自己弄着火不说，还跑一边躲起来！"说着，顺手抄起一把鸡毛掸子，使劲抽我，把我抽倒在地上。我大哭起来，哀求着……但母亲怒气冲冲，继续抽，直到老太太闻讯跑过来，才劝止住。 
　　“如果火烧着了电线，整个屋子都要烧着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噤若寒蝉，一言不发。 
　　母亲用鸡毛弹子打得很疼。印象中，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也是惟一的一次打。 
　　我委屈地哭着，觉得自己是个病号，出院后不久，肚子上切的长长刀口还很疼，母亲不应该这么狠地打。当母亲的火发泄完了，态度趋向温和，耐心地给我解释着火的后果，批评我烧着了火，很不对，还不告诉大人，就更不对……但我依旧伤心地哭。在老家，姑姑和奶奶总是宠着我，从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来北京后，亲身母亲却这么狠地打我，伤心之极。不管母亲怎么苦口婆心地讲，还是流泪不止。 
　　晚上，我紧挨着老太太，依旧哽噎。老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安慰着，她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把我的鼻涕给抹掉，哄着我入睡。 
　　手术痊愈，又回到了幼儿园。一股天真温暖的气息融化了我在家中的胆怯、拘谨、不安。 
　　什么人来通大其（同他去）呀， 
　　什么人来通大其 
　　XXX来通大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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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鸽子真美丽， 
　　红嘴巴儿白肚皮， 
　　飞到东来， 
　　飞到西， 
　　快快飞到北京去。 
　　到了北京， 
　　见到毛主席， 
　　请你向他敬个礼， 
　　告诉他 
　　我们都想念毛主席。 
　　…… 
　　这也是印象很深的一首歌。 
　　幼儿园给我感觉特别好，它甜蜜、温馨、柔爱。我跟其他孩子一样，没有任何歧视。 
　　可回到家里，我的处境却跟保姆相似，晚上和老太太睡在一张大床上，白天也跟在老太太屁股后面转。母亲因病在家休息，却很少花时间陪我玩，陪我说话。她老改她的稿子……父亲就更是完全不理睬我。我跟保姆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 
　　犯了错误，母亲常常说：“你要再调皮，就给我滚，这个家不要你了！我真害怕被她扔到大街上，立刻蔫了，不敢再闹。 
　　全家人都怕父亲，他在家里的地位至高无上。只要他的身影一出现，我就不敢随心所欲地玩。平常我爱去东院，这地方父亲不来。孤独中，我喜欢追逐东院那几只鸡，并曾把只母鸡抱在怀里与它亲嘴，被父母当成笑料。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扛着根木棍，学着八路军的样子，在院子里转圈齐步走，嘴里大声哼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儿。当绕第二圈时，冷不防发现父亲躺在躺椅上正默默盯着我，好像被蛇咬了一口，我嘎然停止，赶紧溜掉。 
　　父亲像养小狗一样地养着我，却很少花时间关心照顾。记得有一阵，他高兴了，爱在吃饭时逗我：“傻蛋是谁？” 
　　我说：“是我。” 
　　父亲微笑着，眼眯成了一条线：“狗蛋是谁？” 
　　我说：“是我。” 
　　他哈哈大笑，好不快活。又问：“混蛋是谁？” 
　　我说：“是我。” 
　　全家人也都哄堂大笑。 
　　我愿意让父母高兴，讨他们喜欢。但等我知道这不是好话时，就不再承认自己是。于是家里这点儿仅有的愉悦的，轻松的气氛就再也没有。 
　　父亲心情好时，爱哼哼一些当时流行的歌，如： 
　　嘿啦啦，嘿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 
　　打垮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国主义者害了怕呀 
　　…… 
　　父亲喜欢和姐姐聊天。他对小胖和他前妻的女儿最好，明显喜欢女孩。 
　　还记得离开幼儿园上小学的情景。 
　　那天是母亲接的我。新华社幼儿园的年轻阿姨对我说：“欢迎你以后再来幼儿园。"她的相貌在记忆里早已荡然无存，但这幼儿园里的温暖气息却终生难忘。现在，当年年轻的小阿姨，早都已变成了老妇，她们可曾知道她们所照料的一个5岁小孩，一个永远忘了她们容貌的孤僻男子，多少次怀念过她们吗？ 
　　好像上小学前，又病了一场。这是夏天，我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儿。吃什么拉什么，粪便里还有一股怪臭味儿，夹着紫色的血。几天后，已经昏昏沉沉。父亲忙于工作，不闻不问，母亲以为是虫子病，只是给我吃了一些打虫子的药。 
　　直到我已经要不行了，母亲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慌忙带我到人民医院挂急诊，医生马上抢救。 
　　我又动了第二次手术。鼻子上被抹了一股药，很苦很凉，不久就昏过去。等醒来时，我已经在一个大病房里，光线昏暗。腰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动一动很疼。我感到口渴，希望能喝到水。但不敢叫喊，嘴里发出一点声音，肚子上的伤口都能感到震疼。 
　　这次是肠粘连。医生说再晚一天，生命就难保了。我的肠子因上下断绝，已被臭气给胀得很薄很薄，随时有破裂的危险。医生把我的一截烂肠子给割了下来，用羊肠线缝好。住院期间，那位文静温和的医生老问我：放没放屁？嗓子时，我正好有一口痰，咽进了肚里。他和蔼地说：“有痰要吐出来，不要咽。” 
　　连父母都没有这么教过我。 
　　这是我6岁半发生的事情。只两年时间，肚子上就有了两道伤疤。我想，要是按这样的比例，到长大后，我的肚子将要被割得像斑马一样到处是道道，最后不能再做手术时，我就要死了。一想到死，悲哀之极，自小就特别特别怕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这病。但妈妈老问我吃什么了？她认为一定是我自己吃坏的。我不忍心让她这个判断错误，就挖空心思地琢磨自己吃个什么东西？最后想起了邻居门口地上的玉米核儿，就对母亲说可能是自己吃了邻居小孩扔了的玉米棒子。 
　　妈妈笑着说：“你真没出息，拣人家吃剩下的玉米核儿。” 
　　事实上我的肠粘连是因为上次动手术引起，跟吃什么并无关系。但我要讨好妈妈，就默认了她的指责。 
　　妈妈若有所思，感叹道：“我刚得了一笔稿费，为你动手术全花光了。小波，以后千万不要乱吃捡来的东西了！” 
　　我知道是妈妈救了我的命，但见了她面，还不好意思叫她妈妈。 
　　童年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现在，我要上小学了。

这种文章应发往家庭知音这类杂志~~~~~

转贴者老夫注：老鬼是中国著名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扬沫的儿子，铁与血是老鬼的自传回忆录，写的极其真实和传神，再次证明：真实的力量远胜于粉饰的矫情，读罢不禁使人打开往事回忆的门窗。

第二章　弱肉强食 -------------------------------------------------------------------------------- 　　华北小学是个住宿干部子弟小学，地处北京新街口崇元观。 　　走进学校大门迎面是一花池，盛开着一大堆鲜花，再往前是办公室，左右各一排厚厚的小柏树。宿舍在西部，礼堂在东北部。一条环型水泥路包围着中间的教室区，路旁有一棵棵粗大柳树。 　　大操场在学校最北侧，我们经常在这儿踢足球；西北角是饭厅，大师傅做的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烧对虾喷香可口，至今难以忘怀。 　　我对华北小学班主任还依稀记得。她姓居，短头发，有两颗大金牙，酷爱抽烟。脸色黝黑，皮肤粗糙，嘴唇枯干。她看同学时，表情淡漠，不苟言笑，那眼睛像是一头豹子的眼睛，冷酷无情。在课堂上对不守纪律的同学，敢用教鞭戳。 　　对她就这点儿印象。 　　我们住的宿舍有20来人。一人一张白色小床，床四周有栏杆。一位年轻阿姨陪着我们住。当我们还只七八岁时，就已知道了这阿姨每晚上要关灯洗屁股。阿姨个子不高，胖乎乎的，红红的园脸长得很甜，眼睛乌黑，嘴角老挂着微笑。她梳着一个小辫子，爱带着我们一起打秋千，打得很高很高。 　　我喜欢她又怕她，平日不敢多和她说一句话。 　　还模糊记得班里几个同学的姓名： 　　一个叫齐峰树，是个瘸子，走路一拐一拐，受尽了本班和外班的男生欺负，不知小孩为什么那么恨瘸子；一个叫周小周，圆头圆脑，像个娃娃，皮肤白白嫩嫩，挺可爱，就是整天搭拉着2寸长的鼻涕丝，他跟人打架的一绝是往你身上甩鼻涕；还有个叫方征，是方晓天的孩子，瘦小白晰，跟我关系不错。我和他为表示友谊，曾经掏出小鸡鸡互相对碰过--象征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位嘴唇上有豁口的同学叫李春生，家住铁道部宿舍。好像是个怪物，没人跟他好。小孩对身体有缺陷的人似乎总有某种敌意。我俩倒能玩到一块儿。他曾在一木板上画了支驳壳枪，大小和真的一样，再用锯锯下来，染成黑色，送给我。 　　表面上，学校里到处是美人蕉，各种鲜花芳香秀丽，蝶飞翩翩，一派和平景象，其实这是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小学一年级是学校最底层，二三年级的男孩子喜欢拿我们当显示自己力量的目标。我的小人书会被高年级的无缘无故抢走；我正玩爬绳，高年级的来了，吼一声就给我轰走；我在沙坑里费了好大力气做的地堡、飞机场、壕沟、公路，高年级的过来一脚就给踩塌。有的高年级的还爱用猴皮筋射纸弹，打我们的头。 　　两次开刀，把我这7岁小孩仅有的一点点勇气全开没了。特别是第二次开刀，伤口中间老有一绿豆大的窟窿不愈合。以后又多次去医院，医生用一块蓝色的小晶体放在伤口上烧，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个窟窿给解决。我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又是从托儿所进到小学，没在胡同里呆过，像一只和平的小兔子，不会掐架，不会骂人，不会吵嘴，自然就成了其他孩子宣泄多余精力的对象。 　　打人对一些男孩子来说似乎有无穷的乐趣，是最刺激的娱乐。 　　我清楚记得，刚上学校不久，就在厕所里被打躺下。原因忘了，可能是课间，上厕所的人多，这高年级的嫌我挤了他，一拳把我打倒在厕所的一摊尿里。那时刚动完第二次手术，一打就倒。我坐在这大片尿里哭泣着，却没人理我。最后快上课了，害怕迟到，只好自己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回教室，棉衣上粘着湿湿的尿迹。 　　在班里，我是少数最懦弱胆小的几个。连个子比我小的高年级的孩子，都敢抽我脸。或许小孩子间打架的事太多，或许是住校，老师根本管不过来。 　　华北小学校给我的印象是个充满着暴力的动物园，我身边的同学尽是些小狼。不折不扣的弱肉强食。你要想在同学中有威信，必须打人厉害。小孩子根本不认你功课品行好坏，就认你能不能打架。 　　只要老师看不见，朝弱小同学砸一拳，打了就跑，那兴奋，那陶醉就好像吃了一块糖，拣了一个弹球，特别开心。能抽人一个耳光就更甜蜜了，因为那响声比蝈蝈叫有趣儿的多，真是莫大的享受！ 　　还记得一个下雪的天，孩子们都非常高兴。在幼小生命中，很少看见下雪，一下了雪觉得那么新鲜，那么激动。有的做着雪人，有的打着雪仗，有的在踩硬的雪上滑。 　　我也为这罕见的洁白大雪喜悦，不由自主像撒欢儿的小马一样跑起来，越过了一群群同学，继续前跑。这时，一高年级的小孩突然跟着追过来，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开始挨打，拳打脚踢。我很害怕，一点不敢还手。最后他看见一群女生走来，又狠狠抽我一耳光。多少年过去了，我都不明白怎么招了他？是我这么跑，超越他，冒犯了他的尊严？是我这么快跑，抢了他的眼，触发他的好强心？或是我这么狂跑，招引了女孩子的注意，惹他嫉妒？ 　　我跪倒在路边的雪地里，啜泣着，希望来来往往的那些人中，会有人来给我一点安慰和帮助，会有人仗义执言。但过往的孩子们继续说说笑笑，没有一个人管。童年的雪，给我带来着记忆就是这次被打倒在雪地里，让熙来攘往的同学观看，为一群女孩子不屑一顾。 　　好像也是这个冬天。我戴着棉帽子，暖和和地去教室上课，几个高年级的同学走过来。其中一个二话不说，一巴掌将我帽子削到地上，然后就当足球一样地踢起来。你一脚，我一脚，又踩又踏，还兴高彩烈地叫唤着。我追到这儿，帽子踢到那儿，故意不让我拿着。 　　当我长大后，谁要是用脚踢我东西，怒火满腔。 　　我还记得不知是谁把绿色的鼻涕甩在我身上，因为是冬天穿着棉袄，我也不知道。直到有同学告诉我，脱下衣服，才看见自己后肩上挂着这一缕液体。 　　班里弱小同学身上的衣服常常是厉害孩子擤鼻涕后擦手用的手绢。 　　我曾被四五个孩子压在最底下，几乎窒息；胳膊被拧脱臼过；头被其他小孩多次开瓢儿，伤疤累累……挨了打，还不敢告老师，完全被这些野小孩镇住。 　　那位三瓣嘴，比我还惨，经常被人吐唾沫，揪头发，抢走从家里带的吃的。 　　华北小学让我知道了小孩子中间，没道理可讲，拳头就是道理。谁拳头硬，谁就是大王，走那儿都前呼后拥。孩子的世界和动物世界一样，只认个儿头和力气，牙齿和爪子。 　　因为都住校，同学们彼此相处的时间长，老师不在的时候多，实力决定一切。 　　我们托儿所里出来的孩子被阿姨宠得弱不禁风，太柔和，太文雅。远不如胡同里的孩子剽悍，抗击打，结果成了一帮胡同里的野孩子欺负取乐的对象。我永远忘不了这一段总挨打的经历。常常有人毫无理由地给我一下，打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还没看清是谁，打人者已逃之夭夭。对他来说，这是小狼在玩弄自己的猎物，练扑食本领，对我来说，却是羞耻和疼痛。 　　我被打得心惊胆战。操场玩游戏时，若有高年级的走来，马上就失去玩儿的兴致。即使他比我更弱小，也发怵。 　　刚上学时，母亲给我带了一堆水果，当时香蕉、苹果、桔子都比肉还贵。我把这些吃的放在床下的柜子里。结果一个没吃，全不翼而飞，但我不敢告老师。居老师太厉害，见了她连话都不敢说。每逢路过老师办公室时，心都吓得嘭嘭乱跳。 　　我还记得妈妈曾给我买了一双帆毛皮鞋。这在1955年时，算是很高级的鞋。可我觉得太与众不同，不好意思穿，就放在床底下。结果一只鞋的耳朵被人给剪掉。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可能是用来做弹弓夹石头的皮子了。 　　因我不喜欢穿这鞋，母亲就判断是我自己剪的，批评我穿衣服挑挑拣拣，不艰苦朴素。我竭力向她解释不是我剪的。她不相信，认为没有人会干这种事，除了我。 　　母亲对学校里的弱肉强食，小孩子潜意识里的嫉妒心完全没体会。 　　嘴唇上有豁口的那位，二年级时就做手术缝了，留下一个大疤，依旧饱受欺凌，一跟同学有了矛盾就被骂作兔子嘴。我俩同病相怜，都不喜欢这个冷冰冰的班级，常在星期日回到学校后，一同钻到柏树墙里抱头痛哭。 　　班里最厉害的是个蹲班生，个子高大，身强力壮，满脸疙瘩，叫邓东进，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伯父是中共早期领导邓中夏。特爱欺负人，常无缘无故地打同学。他扭过我胳膊，把我扭得像麻花一样，逼叫他爸爸，我只好乖乖地叫，比真爸爸还叫得响。最狠的是他会慢慢地走到我面前，微笑着朝我脸上吐唾沫。我只敢用手擦去，却不敢同样啐他一口。 　　因为软弱，无自卫能力，我只好违心地当他的小喽罗。他要找外班的吵架，就簇拥在他身后；他要我背他上厕所，就给他当马骑……但无论怎么拍他马屁，到时自己挨了打，他并不热心管。 　　与这小霸王相比，不甚关心我的父母就太仁慈善良了。从星期一就盼着快点到星期六下午，家里来人接我。到了星期六中午，是个最快乐的时刻！谁的家长来到，广播里就喊谁的名字。每当我听到喇叭里叫到了我的名字，心里甜蜜极了，马上就往大门口跑。哥哥常来接我，有时母亲也来，父亲从来没有。 　　但星期日下午又是最悲惨的时刻。千不想，万不想回学校去。回到那个总被强壮小孩欺负，充满暴力的动物园。其他时刻多调皮，一到星期日下午我就变得格外老实听话，对母亲格外热情，格外逢迎，期望着她让我在家里多呆一会儿。 　　可常常连晚饭都没吃，就被家里送回学校。刚一进学校，想到又沉浸在冰冷的，没有尊严的，要向厉害小孩点头哈腰的环境里，痛苦万分。不愿意回宿舍，觉得校门口是离家最近的地方，最温暖的地方，经常躲在校门口的柏树里啜泣。 　　生活上父亲从不管我，母亲是事业型的女性，非贤妻良母，终日埋头写书，也不大过问孩子。我没有合适的棉衣、棉鞋。每到冬天，脚常常冻肿。我讨厌洗脚，因为洗完后，湿脚特容易冻。这习惯沿袭至今。 　　冬天被冻得瑟瑟发抖时，下课后，我最喜欢和几个孩子玩儿挤墙角的游戏，一个人在最里面，其他人往他身上顶，撞……当我被挤在最里面的时候好暖和。 　　但这样的环境对个弱不禁风的病号，也是一种捶炼。 　　大约二年级左右，农村的姑姑给我捎来的花夹袄，已经不喜欢穿，嫌它土气。很可能是这农村味道的衣服，让我在学校屡屡挨打。 　　八岁的小孩对周围世界还懵懵懂懂，稀里糊涂，可好像已经有了性的观念，老爱苦苦思索男人和女人怎么干那事，因为同学骂人时，老说那个脏字。我看见蚕蛾子交配时，屁股对屁股，就以为人也是这样。有的孩子爱不怀好意地用手指头做出圈儿和棍儿向我比划，渐渐被我琢磨明白，也照葫芦画瓢，向别人比划。 　　凭我小学二年级的语文水平，已经读完了《平原烈火》。记忆中这本书是我所读过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因为写的是河北家乡发生的事，读起来无比亲切。周铁汉那冀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高大形象，深深地嵌刻进我的灵魂。觉得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勇敢，最英勇，最正直的人。 　　晴天呀，蓝天， 　　明明朗朗的天， 　　你说这是什么队伍上前线？ 　　诸位呀，老乡，先来听我言， 　　这就是那为国为民的八路军。 　　…… 　　这首冀中流行的歌曲，我很小就会唱了，常常很自豪地哼哼。但我对八路军的热爱，却不能招来父亲的一点表扬。父亲是个文官，没当过兵，我感到他远远没有我对八路军那么热爱，也不欣赏我那么崇拜当兵的。 　　当我模仿八路军战士，端着木棍在宿舍附近一二一地自己喊着正步走时，有的同学也讥笑我"土八路的干活，破鞋子破袜子破机枪"。我却因为被骂作土八路而无比自豪。 　　常常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上八路军，身体强壮无比，打得过全校所有同学。 　　我天生喜欢运动，喜欢上体育课。随着个子长高了一点，身体健壮了一点，在这一群小狼中，不再是最弱者。二年级以后，处境开始好转，挨打的事日益见少。 　　我最爱玩骑马打仗，一到沙坑里就玩儿：我背一个人，对方也同样，我们背上的孩子互相撕扯，看谁能把谁从背上拉下来，或者背人的人支持不住倒下。双脚踩在软软的沙子里，再背一个人，很容易摔倒，但也非常锻练腿力。我从来都是马，背着别人。反正自己姓马，心甘情愿当马。 　　当我背上的人用脚夹着我的腰，踢打着，吼叫着，我就热血沸腾，真像野马一样地向对方冲去，几对驮人小孩互相冲闯，绞成一团，黄沙翻腾，扑起跌倒，激动得嘶喊，全身沾满沙子……常常三四对，五六对地在沙坑里鏖战。我驮的人越来越多地打败其他对手，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久经沙场，我的腿不再那么软弱，一推就倒。这种游戏还很缎练耐力和平衡力，为我日后的摔跤奠定了身体基础。不久，班上的同学都喜欢骑着我跟别人打仗，可见我这匹马多么不错。 　　那时有个苏联电影《山中防哨》。里面有一匹很好的马叫奥里克，我以在沙坑里当奥里克为荣。 　　骑马打仗时，连邓东进这匹壮马，都能被我身上的骑手打败。 　　屡屡被打，激起我强烈的反弹，最信奉孩子中流行的口号：“锻炼身体，保卫自己！锻炼肌肉，不被挨揍！” 　　到了三年级时，不但没人敢欺负我，我已能欺负别人了，我尝到了实力的甜头。不过没有忘了自己当初所受到的欺负，深深同情弱者。我很少打那个瘸子齐峰树，尽管他有时犯浑，也轻易不欺负低年级的或穿著土气的小孩。 　　除了一个叫聊乃林的女生。 　　她是电影《哥哥和妹妹》的女主角。长得很漂亮。长长的睫毛，晶莹的眼睛，婀娜的鼻梁，洁白的皮肤……我对她有一种最朦胧的好感。表面上却对她最凶恶，老爱打她，有一次还把她打得鼻子流了血。心里喜欢她，却偏偏用这种方式表示出来。 　　我觉得欺负她很舒服。因为只有欺负她时，才能和她来往，才有机会和她说话，才能碰着她香香的身体，才能正视她美丽的容貌。当时同学间非常封建，以为跟女生好是罪大恶极，谁要多跟女的说一句话，大家都会起哄。我对她的好感，只能用这种扭曲方式表示。 　　事实上，她擦鼻血的纸，对自己都像珍贵的水晶一样，那么莹洁，那么高贵。在我的心目中，什么是纯洁？就是从她的鼻子里流出的血。 　　平时她见了我，脸都吓白了，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思想。 这时，再也没有人敢削下我的帽子当球踢，再也没有人能一拳把我打倒在厕所的尿里。

第三章　可怕的许老师 -------------------------------------------------------------------------------- 　　1957年，华北小学解散，原因不详，我们集体转到了育才小学。 　　育才小学在先农坛体育场旁边，为先农坛的主体部分，是皇帝祈祷丰收的地方，里面有不少高大的古建筑。我们的礼堂就是一个气魄雄伟的大殿，美中不足的是光线太暗，木头窗户充满蜂巢一样的小洞；图书馆也是一个宽敞古雅的庙堂。座落在高高的平台上，三面都有白色的大理石台阶。 　　学校里到处都是苍松翠柏，蓊蓊郁郁，恍若仙境。那柏树比犀牛腰还粗，树纹苍裂，棵棵都饱经风霜，有上千年的岁数，带着神秘的沉默。 　　学校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有一个小动物园：鹅院里养着一对鹅，敢追着我们啄；猴房里有一个猴子，爱舔人吐的唾沫；兔场最大，有上百只兔子，中间立着一个木柱，上面是鸽窝；另外还有一个铁丝编的鸟房，栖息着各式各样的漂亮小鸟。 　　这是一个诞生于延安，干部子弟云集的小学，全部住校。有本《二千里行军》的书就是讲育才小学在解放战争年代的经历。我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毕业于此。学校面积大约是华北小学的五六倍，北京市数得上的。校园内还有大块大块的荒地，野草丛生。 　　四年级住在ㄇ型的南楼。每人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有工友专门打扫卫生。吃饭时，10人一张桌子。那白色桌子是长条型，一边坐5人。吃完馒头不许自己去桌顶头拿，要同学一个一个地传。南楼西北侧是一大片荒地，里面有很大的正方祭坛和汉白玉石头门，夏天我们常到这儿抓蚂蚱，逮蛐蛐或追着玩儿。 　　记得刚开始，我在四年级5班，为新建班，同学全是从华北小学转来的。班主任是位新毕业的女大学生，南方人，梳着大长辫子，五官精致，长得很秀气。同学们一点也不怕她，上课公开说话，玩东西，互相打斗，闹得乌烟瘴气。无论她怎么喊，怎么瞪眼，怎么甩教鞭也没人理，把她气得哗哗流泪。邓东进个子比老师还高，说话慢条斯理，常常问一些古怪问题，把个年轻女老师问得张口结舌。 　　“老师，公苍蝇为什么爬在母苍蝇身上？它们在干嘛呢？” 　　“老师，蜻蜓腿断了，为什么不流血？” 　　…… 　　我也纵情淘起来。可能过去老受同学欺压，内心积蓄着压力，现在换了一个环境，老师又不厉害，淘气本性跟火山一样地爆发了。这位漂亮的女老师使我们男生本能地产生一种朦胧的调戏欲望。让她为我们着急，为我们担惊受怕，追着我们团团转，觉得很快活。被她喝斥一下，根本不难受，倒觉得满舒服。 　　看她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们都心花怒放，特开心。 　　我天生不爱学习。上课时，注意力总是放在窗外的小鸟，扑在玻璃窗上的蛾子，误飞进教室里的小虫上。或是偷偷地画小人。我的新课本才一个月就揉成卷卷，空白地方画着丑了巴机的坦克、军舰、机关枪、孙悟空、瞪着眼的革命烈士……课桌上也被我用小刀刻得伤痕累累。有长矛、大刀、钢叉、五角星…… 　　我也更粗暴地欺负女生。与我同桌的女生是个很文静的女孩。只要她写字时，胳膊肘碰到我的桌子，就使劲用胳膊肘撞她，把她越界的胳膊顶回去，不许侵犯我的地盘。有一次还揪住她头发，狠打过她的脸。但这女生脾气很好，忍泣吞声，从没报告过老师。 　　我们还经常打柳乃林。就因为她长得漂亮，演过电影。以打她为荣，为乐。好像漂亮的女生就是狐狸精，用拳头打才能表现自己男生的刚强和正派。她三天两头被打，老是眼泪汪汪，上过《大众电影》封面的小明星在我们班里居然没人认，连最起码的一点点尊重都得不到。 　　我是班里最闹，最淘气的几个中的一个。候小宝口齿伶俐，爱和老师抬杠，能把老师噎得说不出话；邓东进块儿大，喜爱武力，老帮人打架；赵石垣傻混，跟小野猪一样没脑子，会无缘无故地用棍子捅碎窗户玻璃听响儿；我不爱说话，蔫不出溜干坏事：偷过食堂馒头，违反纪律爬树上墙，用木棍砍花池子里的花。 　　回到家，我常常很自豪地把从同学那学到的俏皮话，向母亲重复，炫耀一番： 　　一对老头儿老太太，他们两人上北海，老头背着老太太，摔个跟头起不来。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大屁崩。 　　这一学期很快混过，我的功课一塌糊涂，全都是三分。女老师把我的表现汇报给父母，父母觉得我这么淘气，是因为这班坏小孩儿太多，就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给我换个好班。 　　学校很重视父母的意见。那时母亲的《青春之歌》已在全国轰动。第二学期就把我调到了四年级2班，这是公认的优秀班集体，宣武区都有名。班主任许老师特厉害，丈夫是副校长，本人的腰跟酒桶一样粗，胳膊非常有劲儿。眼一瞪，凶光四射，令人不寒而栗。2班的孩子们都给训得跟小绵羊一样听话。 　　我一走进2班，许老师瞪着我当众警告：“马清波，你到2班后，一定要遵守纪律。我们2班可是全校先进班集体，谁要破坏2班的荣誉，我们2班同学绝不答应！同学们，你们说是不是？” 　　“是！"全班小孩憋足了劲齐声大吼，个个瞪着圆圆的眼珠盯着我。后来才知道，许老师事先通知了全班同学，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对我态度要严厉。 　　好一个下马威！我最怕被众人看，这一着立时把我吓屁了，不敢再闹。 　　2班上课时，每个同学双手都要背在后面，双肩水平；坐着时挺胸，不许塌着腰；不许撬凳子，不许东张西望；举手时，一只胳膊肘要搭放在桌上，小臂与桌面成90度角，五指并拢，另一个手仍要背在后面。全班40多个同学都是一个姿势，一个表情，坐得有棱有角，方方正正。许老师真不简单，楞把40多个11岁小孩训练得像国家仪仗队士兵般整齐挺直，难怪全校闻名。 　　坐在教室后面观摩教学的外校老师络绎不绝，有时甚至会有一大群。每次许老师会事先打招呼，让我们有所准备，好好表现。见这么多人参观我们上课，还有照相的，同学们都格外来情绪，更坐得直直，胸脯挺得鼓鼓，发言时个个声音宏亮；起立坐下都腾腾有力，可和军人媲美。 　　这是许老师的心血，课堂形象漂亮整齐，充满活力和纪律，光荣的育才学校的一个橱窗。但上这样的课非常累，肌肉老得收缩，后腰总要绷着。有时许老师为显示她对同学们的关心，在上课当中，会让我们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但趴的姿势也都一模一样：两臂交叉，头放在两臂中，身体不许歪斜。 　　许老师是个胖妇女，下巴嘟噜着一团肉，肚子老大个儿，好像怀了孕。她的眼睛是个放大了的逗号，一个大圆加一个向上翘的钩儿，比小学的居老师厉害得多。当她发怒时，那目光就像一把看不见的飞刀，能刺入你的皮肤，让你感觉到疼痛。 　　许老师用掐、用拧、用揪、用踢、用教鞭抽，在2班建立了她的绝对权威。但她对别的老师和家长却客气得要命，见面满脸微笑，温文尔雅，点头哈腰，使人们很难想象她对本班孩子会那么凶恶。 　　她不只一次地用教鞭往同学身上捅，还常常咬牙切齿地用手指头戳。你低头，她就戳脑门，你抬头她就戳腮帮子。或拧你一下，或在你身上抓一把，但都是碰一下，马上缩回去，不让人看清楚。 　　她最拿手的一招儿是把违反纪律的同学拉出教室。在拉的过程中，她趁机使劲掐，使劲拧。我就多次尝过她这绝招儿。即使我不反抗，愿意乖乖走出教室，她也非要抓住我，狠掐两下，拽到外面。她甚至还敢揪同学的头发，但就像抓灼红的煤球一样，抓一下马上松手。动作极快，让你感觉到疼，却看不见是她抓的。 　　全班这40多个小孩，除了几个班干部，都尝过她悍妇风味的肢体教育。她看见谁上课没用心听讲，打瞌睡，不马上喝斥，而是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到这孩子跟前，然后突然用教鞭狠敲桌子，吓他一跳；看见谁在桌子下面玩东西，她也不批评，而是继续讲课，边讲边接近目标，一点不打草惊蛇。直到到了跟前，再突然扑过去，当场擒获……上晚自习时，她爱躲在教室外面，透过一角窗户，侧着头，只用一个眼珠儿往教室里窥视。发现谁不守纪律，她再蹑手蹑脚地打开门，溜进教室，竭力从目标背后来个突然袭击。这似乎也是一种捕猎的嗜好，她总爱踮着脚尖，无声无息地，悄悄接近目标，再冷不防大吼一声，能把同学骇得魂飞魄散。 　　她是个大胖子，加上这样的功夫，特有威慑力。在小孩子的眼中，她像个幽灵，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地里钻出来，走路跟蛇一样没声儿，恐怖之极。 　　有一次上晚自习时，确信许老师不在，我的前桌同学刘自卫回头和我说话。我们正叽咕时，许老师踮着脚尖溜了进来。我发现危险临头，脸上的笑容突然像冰一样地冻住。刘自卫赶紧回头，他速度极快，闪电一样。但许老师的速度却比闪电还快，震耳的咆哮声"轰"地在我们头上爆炸。 　　班上有个小个子叫王春雷，外号王八雷，是唯一不怕许老师，敢和许老师顶的人。我非常敬佩他。他身体瘦小，个子很矮，打架成绩远没有我好，却敢大声指责许老师乱捅人、掐人。 　　王春雷的家庭背景不详，估计不是什么大干部，否则许老师不敢那么整他。我们班长是姬鹏飞的孩子，中队委是凌云的孩子，许老师对他们都客客气气。 　　记得有一次，为一点小事，她训斥王春雷，王春雷不服，在全班面前和她争辩。许老师气得脸刷白，两手张牙舞爪地挥舞，舞动中，时不时地点王春雷一下。可王春雷死倔，许老师的嗓门高八度，他也高八度，许老师拍桌子，他也拍桌子。当着全班同学面，许老师给气得全身哆嗦，脸发白。她吼叫着，不只一次地揪王春雷头发。但动作很快，抓一下就松开，眼睛慢的，几乎发觉不了。 　　王春雷激怒地吼道：“你为什么揪我头发？” 　　许老师：“我没有揪！” 　　王春雷：“你就是揪了！揪了！” 　　许老师冷笑着面向全班同学问：“同学们，我揪他头发了吗？” 　　全班同学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大声喊：“没有！” 　　许老师洋洋得意地看着王春雷：“哼，全班同学给我做证。我没揪！” 　　王春雷仍倔强地说：“你就是揪了！揪了！” 　　许老师下巴上的肥肉哆嗦起来：“你给我滚出教室去！"她嗖地把王春雷抓住，往教室外面拖。王春雷就是不肯走，死死抓住课桌，拼命挣扎……许老师满脸通红，头发蓬乱，连拧带扯，终将王春雷连着课桌一起拽到教室门口。王春雷抓住门框，依旧不肯乖乖出去。 　　在拉扯过程中，许老师恨得又揪住王春雷头发使劲拽了两下，但迅即松开。 　　王又大声质问：“好，你又揪我头发了，你为什么揪我头发？” 　　“我没揪！"许老师睁着凶恶的眼睛。 　　“你揪了！” 　　“我就是没揪！同学们，我揪他头发了吗？"许老师扭头再次问全班同学。 　　全班同学明明看见许老师揪王春雷的头发，却齐声大喊：“没有！” 　　在许老师的淫威下，孩子们不得不睁眼说瞎话。 　　当许老师整王春雷时，我很兴奋。许老师过去的眼睛总爱盯着我，现在她把注意力放到王春雷身上，我顿时感到轻松许多。看着许老师整王春雷也是个享受，当然内心里对王春雷充满同情和感激，他把许老师的火力从我身上吸引了过去。 　　“你就是揪了！"王春雷还是大声喊着。 　　许老师用力地撕着王春雷胳膊，左右拧着，吼道：“你胡说，你撒谎！同学们，他说得对吗？” 　　“不对！"孩子们齐声大吼。 　　许老师特会利用集体的力量，为她助威，造声势。 　　“你不遵守纪律就得给我出去！"许老师冷笑道，把王春雷扣住门框的手指头一一掰掉，生生给他抡出教室。她的胖胳膊顶王春雷四个粗。 　　我当时心想，王春雷真了不起，将来肯定能当革命烈士，他不怵许老师，好勇敢！他是我们四年级2班的最大无畏的英雄！像周铁汉一样坚强，我真服了他。 　　现在已快40年了，我还记得他的样子，细细的眉毛，有点斜长的狐狸眼、小喇叭鼻、薄嘴唇、皮肤略黑，爱穿个古铜色夹克。因个子小，总坐在第一排。 　　许老师对我们班的同学来说，等同于杀人的大片刀，谁见了都战战兢兢。 　　但是许老师若和蔼起来时，也特别特别慈祥，全身每一个毛孔都洋溢着温情。好像孙悟空整个变了一个人，把我们弄得困惑不解。 　　我刚到四年级2班不久，班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隔着我前桌的座位是张兰香。星期一上学后，座位依旧空着。她家住在中央高级党校。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空着，两个月后，座位还空着。同学们传说张兰香生病了，日子一久，大家渐渐把她遗忘。第二学期还空着，但有一天，从几个班干部的口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张兰香被坏蛋杀死了。 　　我和她几乎没说过话，也不感觉伤心，只知道死是很可怕的事儿。 　　最后，当法院开公判大会的前夕，一天下午，许老师含着泪向全班同学讲了事情的真相：张兰香回家后，星期日上午到楼顶上玩儿，被个叫林一峰的工人看见。这家伙把她骗到楼顶小屋，企图侮辱她，张兰香勇敢与坏蛋搏斗，最后被掐昏，这坏蛋又用红领巾把她勒死。 　　许老师讲完后，同学们不知道该报以什么表情，呆呆地望着老师。当看见许老师红着眼圈，泪珠扑簌簌地往下掉时，有女生最先哭起来，接着就是一大片女生痛哭。男生开始默默流泪，但不少男生还是哭不出来，可急坏了，被许老师记住还了得？都赶快张开嘴，捂着眼睛，装出哭的样子，哇哇干嚎。 　　我们全被许老师流泪而震惊，这么凶猛如鸷的女人也能掉泪！ 　　哭声能传染，眼泪也能传染，到最后全班同学几乎个个都真嚎啕大哭起来，捶胸顿足。我也如此，看见许老师哭，不敢不哭，拼命酝酿感情，用手使劲揉眼睛，想把眼泪揉出来。装了一会儿，在一片哭声中，真的感觉凄伤，眼泪哗哗地涌。 　　全班同学就这么以徐老师为榜样，集体号啕了十几分钟。最后，涕泪交流的徐老师被几个女同学搀扶着，跌跌撞撞地离开教室，去参加公判大会。 　　枪毙林一峰的公判大会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许老师上台发了言。她的照片还放在天桥剧场附近的一个宣传橱窗里。就在这个橱窗里，我看见了死去的张兰香照片。她闭着眼睛，嘴角凝着一缕血，颈上套着那条松开了的红领巾。 　　我们虽然很小，但心里都明白坏蛋侮辱张兰香意味着什么。她并不漂亮，脑袋像个小南瓜，短头发，圆圆的脸，圆圆的鼻子，在班里毫不起眼儿。平日她最喜欢唱的歌是：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碧绿的河水， 　　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稻田， 　　好像那起伏的海面。 　　…… 　　她就像这首歌一样清纯。 　　记得她曾经因为把枣馒头上的枣扣下来吃掉，将馒头偷偷埋到沙坑里，而受过许老师批评。 她是我身边第一个倒下去的人。

第八章　最后一个入队 -------------------------------------------------------------------------------- 　　跟同学们总搞不好关系。 　　我嘴巴很笨，特别不会吵架，这方面没熏陶。跟人吵几句，就没了词儿。平日马马虎虎，从不记别人干的坏事，一跟人吵时没短可揭，缺少杀伤力。既然嘴皮子不行，就用拳头弥补。 　　于是我老打架，跟人一吵不过，就爱动手，脑袋上的疤瘌更多了。 　　此时我的身体在同学中已算很强壮，打架胜多负少，不再怵高年级的。班里已有弱小同学向我靠拢，想跟我好，换取保护。李振学就是一例。他个子很矮，朝鲜族，精瘦。但我不敢轻易相信。记得曾命令他到宿舍外面站着，考验他对我忠诚不忠诚。那是冬天的夜晚，他为了表示对我的忠心和坚强不屈，果真站在寒风中一动不动，把他冻得流着清鼻涕，四肢冰冷，最后生活老师救了他，狠狠批评了我。之后，不知怎的，他渐渐与我疏远。 　　在本班里，我的最大打架对手是赖小危，他个子比我高，体重比我重，脑袋比我大，手指头比我粗。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琢磨打架窍门儿，从不服我，我也不服他。我明白如果要能打过他，就是全班的打架第一，我非常垂涎这个头衔。 　　他又高又胖，身上老有股汗味儿，群众关系不像姬军那么好。父亲赖际发虽是个部长，资格很老，却不如姬鹏飞出名，老上报纸，许老师特爱训他，常给他挖苦得灰灰溜溜。 　　打架的具体原因早已忘记。可能是赖小危比我会挖苦人……把我挖苦急了。这一架是在食堂门口开战的，打得不分胜负。他给我鼻子抠破了一长道儿，我揪着他头发，把他按弯了腰……这样僵持了半天，我们都很悲壮地屹立在食堂台阶上，全校有近百名同学围观。 　　我很满足。能和赖小危打平，那班里就没人再能打过我了。鼻梁上的疤像个！，差不多存在了二十多年。 　　我觉得只有会打架才能成为一名好战士。 　　现在，我不再怕五班的邓东进。他仗着烈士子弟，身高块儿大，谁也不放在眼里。一次，他欺负我们班的林小平，我上去打抱不平。先互相撞膀子，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撞了一会儿，眼看就要一触即发，他却没敢上拳头。或许他已听说我的打架名次提前了，哥哥会武术，我擅长揪头发。他留着长头发，很容易被揪住。 　　四年级时，全班只有两个不是少先队员：我和赵石垣。他跟我一样淘气，缺少自制力，敢公开唱爱情歌曲。但他对入不入队无所谓，不像我这么渴望，所以也没有我这么痛苦。 　　五年级时，赵石垣转学走了！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少先队员。 　　不知为什么许老师就是不让我入。 　　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后，我也模仿地下工作者吞咽文件，不让敌人拿到。我先在一纸条上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揉成一团，放到嘴里，嚼烂，吃掉。我吞了许多个纸条，霍小华等同学可以证明。当个地下工作者完全够格了，可许老师却还不让我入队！ 　　《革命烈士诗抄》我会背十几首，课本里画满了革命烈士的头像，没有谁比我更崇敬革命先烈了，可许老师就卡着我，不给入队。 　　暑假前要派一部分同学参加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夏令营，从没我的份儿。 　　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要选出席开幕式的同学，绝轮不到我。 　　功课太差，成绩都是3分，只有体育5分；卫生太差，生活老师三天两头向班主任告状我不洗脚，不洗澡，口袋里塞着有臭味儿的荧火虫、死蚂蚱；守纪律也太差，许老师一不在，就本性毕露，上自习玩儿东西，睡午觉时说话，用小刀把课桌划得伤痕累累；和同学团结太差，今天跟这个吵，明天跟那个不说话。 　　我以敢破坏纪律，偷偷喝凉水为荣。下课后不做作业，爱去沙坑里修暗堡、挖陷阱。或偷偷钻到学校西北角捅马蜂窝，脱了褂子包着脑袋，呼喊着，用草棵子打。 　　我的语文、算术课本还不到期末，都变成了一团毛卷卷的烂纸。我的字也特别丑，好似癞蛤蟆身上的疙瘩，软绵绵的，没一点骨头。 　　但小孩的自尊心都很强，我望着别人带着红领巾羡慕极了，特别是每当少先队员过队日时，我就得离开教室，自己找地方呆着。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受到侮辱，发疯般地想入队，想和大家平起平坐。差不多每一学期都写一份入队申请书，却总是碰钉子。 　　同学刘自卫最知道我的心理，他每逢和我吵架时，对我最致命的杀伤不是说脏话，而是嘲笑我：“你入不了队，你就是入不了队！你永远入不了队！” 　　这话比骂我妈，骂我奶奶还刺我的心。每逢此时，我都气得全身哆嗦，马上扑将过去。但他早有防备，骂完后，撒鸭子就跑。 　　只有寒暑假，我住在家时，可以把姐姐的旧红领巾戴上，过过当少先队员的瘾。脖子上一戴红领巾，顿觉自己高大了一块，神圣了几分，不再是坏学生。出去和院里的小孩玩儿也神气活现，俨然以少年先锋自居，美得不知姓什么。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老带着姐姐的旧红领巾去景山公园玩，挺着胸脯，满像回事，可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少先队员是冒牌的。 　　越是得不到的，越想得到。 　　一开家长会，许老师就告状，说我坏话。父亲对我越来越经常地打，他很忙，平时甚少管我。但不管是不管，一管就大打出手。 　　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因为功课不好，引起父母大发雷霆。 　　父亲吼道：“撅起来！” 　　我哽咽着，无可奈何地撅起屁股。 　　父亲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打了屁股一下，我被打歪了身体。 　　“撅好了！” 　　我只好向前深弯腰，把屁股挺起来，对向父亲。母亲在旁边喝斥：“这么不听话！真气死我了！再揍他几下。” 　　我哀求着，哭喊着，却无济于事。父亲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吼：“你成天都想什么呢？不好好用功！” 　　母亲气冲冲说：“你再不努力学习，就把你扔到大街上，送给拣破烂的！ 　　父亲打完后，要我写检查，反省这学期所犯的各种错误，还要制订下学期的进步计划。 　　我只好噙着泪写，但哭喊一阵后，特别困，写了几个字后，就睡着了。 　　过了几个钟头，父亲走到我住的屋，看我就写了这么一点点，气得又抽了我几个耳光。他下手很重，抽耳光又响又准。常抽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轰响，什么也听不见。 　　有一段时间，奶奶也住在北京。一次父亲打我时，奶奶拦住父亲，父亲竟把奶奶推倒在地，冲过来继续打我。事后，奶奶伤心地哭了半天，死活要回老家。妈妈劝了好长时间，替父亲辩解。但奶奶最终还是回到老家，几年后病死在那里。死的时候，父亲因工作繁忙也没回家看望。 　　还有一次，父母带小胖去看话剧，本来说让我也去，后来临走时又不让我去了。他们走后，我委屈地哭起来，父亲不知何故回家拿东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大嘴巴。多少年过去了，父亲这次打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相信自己的胆小怯懦，迷信武力与父亲的爱动手打人肯定有关。 　　父亲有一把左轮枪，瓦蓝瓦蓝，小时曾看见过他用绸子擦，上育才后再也没见他拿出来过，肯定藏起来。但他的子弹却放在一书柜下面的小木盒里，被我发现，偷了十几发。看了《把一切献给党》后，对军火很有兴趣。我把这些偷的子弹泡在瓶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扭下弹头，将火药倒出来点着，像放烟火一样，看着它吃吃燃烧，玩儿得很开心。当然也带到学校偷偷向几个同学臭显过。 　　这些子弹，后来都玩儿丢了，到文化大革命时，父亲为此倒了大霉。 　　我淘气是因为不喜欢学习，不喜欢上课。喜欢在沙坑里玩骑马打仗，喜欢到野地里抓大蚂蚱，喜欢到天桥看摔跤，仰慕红军、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反正我将来当解放军，学习不好也能当英雄。 　　六年级时换了班主任，终于结束了许老师对我们班的严酷统治。 　　这几年，班里先后有好几个孩子转学，都因为不堪忍受许老师的严酷管教。她是我们班的毛主席，说一不二，为所欲为。靠女人的拧、掐、揪建立了她的绝对权威。全班同学被修理得温温顺顺，见了她像小蛤蟆见了大蛇，骨头瘫软，跑都不敢跑。 　　全班惟有王春雷敢跟许老师顶撞，被掐被拧的次数最多。他曾为躲避许老师追赶，紧急中躲到男厕所里，可许老师照样冲进男厕所把他揪出来，又扭又撕，咆哮道：“哼，王春雷，你以为跑到男厕所就不敢抓你了吗？” 　　我们都害怕之极，徐老师无所不能，男厕所也敢闯！ 　　小胳膊斗不过大腿。勇敢无畏的王春雷最后还是低下了头，在全班同学面前一字一字地念了自己的检查。过一段时间，这小个子无声无息地在学校消失。 　　总讥笑我入不了队的刘自卫后来转学了。他是烈士子弟，少先队小队长，临走时偷偷对同学说：“我转学就是为了离开许老师，一见她，腿肚子就发软。” 　　其实，许老师对他算不错的。 　　新来的班主任宋老师眉清目秀，三十多岁，性情温和，宽厚慈祥，身体单薄。同学们再调皮，她也决不会把同学拉出教室。更没扭过、掐过、撕过我们身体。 　　因为宋老师跟我说话时轻声细语，从不瞪眼，总面带微笑，我感受一新，不忍淘气，有了一点点进步。可时间长了，又管不住自己，上课时玩儿东西，画小人。并欺软怕硬，在背后议论宋老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特软弱。还讥笑宋老师家就住那么一间小房，里面堆满瓶瓶罐罐，像个小市民（这词儿是从小胖姐姐处学来的）。看见宋老师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就骂她资产阶级臭美。受电影影响，以为只有国民党官太太才穿旗袍。 　　宋老师听说后，一点没整我，却以德报怨，照旧关心体贴我。她送给我一很漂亮的日记本，精装的，让我好好记日记，还送给我铅笔盒、尺子、铅笔等物品，鼓励我进步。比较起许老师来，她美丽的眼睛是那么的仁慈、善良，从没闪过一丝丝凶光。领教了几次后，就实在不好意思闹了。 　　宋老师对我有一种不敢违逆的威慑力。 　　因群众关系不好，中队干部一提到我的入队问题就不同意。 　　入不了队就矮人一等，就是全班的垫底儿，第一落后。每逢跟别人吵架时，自己特被动。只要对方挖苦我连个少先队也入不了，就卡壳了，无言以对，被最狠毒的打杀。 　　我整天梦寐以求的就是入队，挖空心思想入队。 　　宋老师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小学临毕业前，终于说服了中队干部，让我入了队。她明知我不止一次地背后骂她资产阶级臭美，还替我说话。 　　那天下午举行了入队仪式。全班同学都穿得整整齐齐，戴着红领巾参加我的发展会。出旗，敬礼，敲鼓，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土儿是旗手，端着鲜艳的红旗，有两个护旗的，两个鼓手，绕场一圈。接着中队主席霍小华宣布接收我的申请，批准我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我激动地站出来，在咚咚的队鼓声中，美丽的霍小华为我系上红领巾，并向我敬了一个队礼，我也向她敬了一个队礼。之后，我站在鲜红的队旗下宣誓，霍小华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心里很激动，觉得这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红军战士入党宣誓的场面很有点像。誓词早已忘记，好像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快40年了，还记得那天教室里被队旗映得格外鲜红，窗户、墙壁、课桌都弥漫着红光。身边的同学们也都沐浴在血色之中。 　　会后，我格外高兴，比连抓了三个特大个儿的蚂蚱还兴奋，比栗山岩头次与我悄悄握手还甜蜜。对任何同学都客客气气，满怀感激，包括打架对手赖小危。因为在发展会上，他们没有一个公开反对我入队。 　　一般同学都戴三毛多钱一条的布红领巾，我却买了条一块多钱的绸子领巾，天天都戴，一天不拉。有时在家洗完了后，还要用熨斗熨平。我猜全班没有谁比我更心疼这条红领巾了，因为这是我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渴求了3年才得到的。夏天无论多热，也要带，上体育课怎么流汗，也舍不得摘。如果脏了，一定头天晚上用香皂洗干净，以便不耽误第二天白天带--我比别的同学少戴了4年红领巾，一旦入了队必须使劲戴，把少戴的时间捞回来。 　　心里真是万分感激宋老师啊！使我由二班的第一落后生跟大家一样地戴上红领巾。否则填毕业生表时，政治面目一栏连个少先队员都填不了。 　　我的淘气纪录是：育才小学3年，6个学期，我的操行评定全都是"中"，一个"良"也没得过；还曾被叫到全班面前检查对女生流里流气。 　　全六年级2班最后一个入了队。

第九章　上初中 -------------------------------------------------------------------------------- 　　考初中的第一志愿是101中，第二志愿本校，第三志愿47中，但所填三个志愿都没考上。幸亏有普及初中的政策，我被就近分配到了51中。面积跟华北小学、育才小学没法比，全校就一座四层楼，连个足球场都没有。 　　母亲得知后感叹：“你那么想当英雄，却不好好学习，连个初中都考不上！” 　　父亲也怨愤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51中，哼，专门收其他学校不要的学生！你懂吗？那是个数不上的学校，小流氓儿成了堆！你哥哥姐姐哪个像你这样！” 　　51中没有住校是父母所不能容忍的。他们都希望我过集体生活，一星期回一次家，家里也清静一点。母亲说服了父亲，利用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头头的权力，把我从51中转到了师大一附中。 　　于是跟做梦一样，我从个默默无闻的破学校，一下子上了北京市一流中学。 　　师大一附中地处和平门外，历史悠久，很多名人都毕业于此。如赵世炎、刘仁、郑天翔、林砺儒、王光美、于光远、钱学森、李德伦、白桦……当时还有不少高干子弟，包括朱德的孙子、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儿子等等。 　　学校门面很简朴。一进去是个一米多高的花坛，中间有根旗杆，穿过一排柏树墙是大操场，初中部和办公室在东部平房，北侧的灰楼房是高中部。食堂和礼堂连在一起，位于学校东北角。学生宿舍刚开始在宣武门附近，每天要走两站地，后来搬到了学校对面的大灰楼里。 　　到校后，任老师最先接待的我，帮我办了新生要办的所有手续，陪我参观了整个校园。任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共产党员。还很年轻，面貌皎皎，梳着一对小辫子，有两个大大的，非常漂亮的眼睛，脸上还留着小姑娘的天真稚气。她教政治课，说话口齿清楚，有点奶声奶气，徐徐生动，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举的例子也恰到好处。她对同学们从不发脾气，脸上总挂着真诚的微笑，比育才的许老师强一百倍，一千倍！等于是年轻时的宋老师。她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时，自己就噙着泪花。字字句句打动人心，教室里鸦雀无声，飘着一缕圣气。 　　我因为是从坏学校转来的，有着某种自卑，不敢再闹，上课格外老实。 　　一进中学，最突出的感觉是政治空气特别特别的浓。这是反修单行本《列宁主义万岁》发表的年代。革命是最美丽神圣的字眼。 　　政治报告一个又一个。校领导的讲话充满了革命激情。兴无灭资、又红又专、阶级斗争、国际共运、反修防修、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这些令我们中学生的血发热的词汇，不断地回荡在学校礼堂。 　　我感到很受鼓舞。学习比不过同学们。师大一附中的入学分数线要平均95分以上。能进来的全是各校的拔尖学生，百里挑一，个个又都非常用功。但比革命，我可以与身边这些同学较较劲儿，别看他们聪明，门门五分。 　　到学校不久，就碰上缅甸总理吴努访问。奉上级指示，学校要组织初中同学参加夹道欢迎的任务。我们老早就站在了长安街上，排成四排，等候贵宾车队的到来。任老师反复交待这是政治任务，首长来了一定要保持队形，热烈鼓掌欢迎。毕生头一次有机会执行政治任务，我非常郑重其事。不和周围人说话，面孔严肃，笔直站立。在我们的身后，隔一段就有一名身穿警察蓝的便衣。当车队终于来了时，我拼命呼喊，拼命鼓掌，拼命挥手……看见了神采奕奕的周总理，看见了满头银发的刘主席。这时后排同学只顾伸脑袋看，不再鼓掌。我却牢记着这是政治任务，始终没往前挤，胳膊再累也坚持鼓掌。 　　为此任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她不知道我乐意欢迎外宾，乐意执行政治任务，这比在教室里听化学课有意思得多。 　　除了体育课，我最爱上的是政治课。我们的政治课本很厚，里面大都是革命先烈的故事。有方志敏被俘，敌人搜不出一点钱；有刘胡兰宁死不投降，自己躺到敌人铡刀下……另外还有一些回忆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尚品德的文章。任老师讲得生动感人，总穿插着许多活生生的小细节，真实有趣儿，极有感染力。 　　在所有课程里，我最讨厌化学，可能对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药品天生反感。一提这个酸，那个酸，什么氢二硫氧四之类的就头疼，考试尽是2分。女老师还偏偏爱提问我，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露丑。我恨这个尖鼻头的化学女老师，她的鼻子像一种鸟的短嘴。 　　数学老师吴宏曼至少有70岁。他的头顶光亮如镜，就剩下四周还有几根白毛；方脸大耳，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总瞪得像圆珠子一样；X他念"爱克西"，声音特洪亮；走路时挺胸昂头，迈着八字步；他原来是位大学教授，当了右派给罚下来。课讲得极好，清楚明白，饶有风趣。可就因为有一次我在试卷上忘了写名字，他给了我零分，一点不留情面，让我对他有了意见。 　　生物老师很年轻，细高个儿，讲课滔滔不绝，背得滚瓜烂熟。因他梳着大分头，还油光光的，对他印象不好。他讲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时，明显偏向摩尔根学派，贬低米丘林。在我心目中，米丘林代表苏联，摩尔根代表美国，对这位生物老师老贬低米丘林非常气愤，后来还忍不住给他写过一个纸条，希望他能公平对待米丘林，别老偏向资本主义美国。 　　我对物理课上的一些问题，总爱钻牛角尖，刨根问底。比如在真空中，大铁疙瘩和小乒乓球下坠速度一样，就让我有些怀疑，鹅毛一样轻的小东西，怎么会跟大铁块下落速度一样呢？还有铁制的轮船能浮在水上，可抹油用的小铁盒为什么就浮不起来？常常跟物理课代表范光义抬杠，辩得脸红脖子粗。 　　同学基本上都是平民出身，只有两三个干部子弟。我跟同学关系还是不大好。对平民出身的孩子有一种本能地轻视，觉得他们就知道拼命用功，考大学，缺少革命热情，不关心国家大事。 　　尽管嘴唇上有了小胡子，我还天天都带红领巾，夏天穿背心也舍不得摘。因为红领巾有革命的含义，戴着它心里踏实，能满足对革命的饥渴。 　　这是1960年秋天。上初中不久，就开始调整粮食定量。每人每月按定量供应。 　　校领导在大会上说：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们又遇上了百年未遇的大饥荒，粮食减产，必须执行定量制度。这次调整粮食定量，先由同学们按自己实际情况申报，最后由学校批准。 　　我那时虽然只13岁多，已看过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红一方面军长征史料》等等……生在和平环境下，对和平却极厌倦。无限向往革命战争年代，那里充满传奇故事。 　　记得电影《保尔·柯察金》里有一个镜头：大街上孤零零走着一辆拉尸体的破马车，车上蒙着条毯子，露着几双死人的脚……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的日子。我一点不觉得有啥可怕，倒满有吸引力，挺浪漫的。 　　现在中国也处于困难时期，虽说不上饥寒交迫，可算有了一点点残酷气味儿，啊，太好了！可以重蹈保尔·柯察金的道路革命革命了。 　　艰苦岁月才是罗漫蒂克的岁月！越残酷才越有诗意。 　　我马上填写了最小定量，好像是28斤。心想现在国家缺少粮食，我少要一点，就可以给国家减轻一点点负担。红军长征时，有人为了把最后一点粮食让给战友吃，不惜饿死自己。我要向他们学习。看过王愿坚的《党费》后，很神往饥饿，它能产生催人泪下故事。 　　任老师见我个子大，却申请这么少的定量，很出乎意料，特地问我：你行吗？要实事求是，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说：“行，任老师，没问题。” 　　任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了我，说我对党和国家有深厚的感情。 　　以后就开始了每月28斤定量的生活。 　　在托儿所和小学从来没挨过饿吃。这一辈子只是到了1960年冬天，吃饭严格定量之后，才尝到了饥饿是啥滋味儿。 　　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粥；中午四两饭，一勺菜；晚上又一个馒头，一碗稀粥。肉一个月半斤，蛋一个月一斤，油二两。这样过了一两个星期，肚里过去留下的油水耗尽，全身开始觉得难受起来。 　　因为是住校，没地方额外补充。每到晚上睡觉时，肚子饿得咕咕响。但我只好默默忍着，没法子，已经向任老师表了决心，不能再缩回去了。13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忍受着自己少报粮食定量的后果。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是吃。 　　幸亏每星期六回家可以足吃一顿。那时刚刚开始困难，家里还有点存粮。我每次回家总要吃得撑撑的，以便星期日晚上回学校后好熬。星期一没事，但到星期二就开始饿了。干什么都没力气，一点没心思学习。一上第三堂课时，就开始盼着吃午饭，到第四堂课，饿得眼冒金星，根本听不进老师讲什么，几乎是一秒秒盼着下课。书上写着有些古人学习时，能废寝忘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是人一饿，脑子就发木，装不进东西。记忆力、理解力都似乎给饿没了，即便硬着头皮学也毫无效果。 　　下第四节课后，全班同学都撒丫子往饭厅跑，真像一群小鸡冲向食槽。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人都玩儿命跑，似乎晚到一分钟要给饿死。当大家围着饭桌，等着打饭同学取饭时，是最美妙最温馨的等待。饭厅里飘荡着馒头味儿是那么的芳香，那么的甜美，吸一口好像吸了一口生命，提神又欣慰。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是我们男生天天要喊的，为自己下课就往食堂飞跑辩解。 　　周末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狠狠地吃。家里放了一个多星期的剩饼、剩菜、干馒头……全被我一扫而光。可好景不长，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家里粮食也开始紧张。保姆老向父母告状，说我吃得又多，又不给粮票。 　　这天，母亲把我叫到她屋问：“你为什么回家这么狠吃，在学校吃不饱吗？” 　　我犹豫了片刻，点点头。 　　“为什么？” 　　“我申请定量是最少的。” 　　母亲惊奇地瞪大眼问：“你的定量是多少？” 　　“28斤。” 　　“同学们都是多少斤？” 　　“男生大都32斤，女生28斤。” 　　“为什么你不申请32斤？” 　　“学校老师号召节约粮食，渡过这段困难时刻。我不好意思申请多的。 　　妈妈阴沉着脸：“那你就回家吃我们的粮食啊？这怎么对呢，你每星期回家，拼命吃家里的粮食，然后再到学校装积极，这就革命吗？” 　　母亲戳到我的疼处，无言以对。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也应该向老师提出来改成32斤定量。” 　　我沉默着。怎好意思对任老师说呢？已经在她面前气壮如牛地表示过能行。才饿几天就松包了，又变卦，任老师该认为我是假革命，假积极了。 　　沉默了片刻 　　“你要不跟学校说，我们替你说。大小伙子哪能吃女生的定量？” 　　这是1960年冬天。整天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家家户户却突然开始挨饿，粮票一下子贵重如金。上饭馆吃饭，到粮店买粮食都要交粮票。买点心也要粮票，连豆腐、红薯、土豆都要。人们之间除了金钱关系外，又多了一层粮票关系。每个人外出必须随身带粮票，以备使用。到亲戚朋友家吃顿饭都得交粮票，得斤斤计较，否则就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 　　父亲特地到学校，跟学校书记谈了我的情况，说我年轻，不懂事，申报的28斤口粮，根本不够吃，请求学校给我增加定量。 　　学校领导很重视父亲的意见，马上就把我的定量长成了32斤。 　　为这事，我非常内疚，觉得等于是欺骗了任老师。记得她一再问我28斤定量是不是太少了，行不行？别勉强。我却口气很坚定地说：“没问题。把任老师感动得多次在同学面前表扬我。 　　我对艰苦岁月的美丽幻想被眼前的饥饿粉碎。我节约粮食的举动，虎头蛇尾了一场。心里很为自己在任老师面前吹了牛，白白得到了不少表扬而惴惴不安。可事后，任老师仍然对我很好，一点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进行思想教育时，还是常在全班面前表扬我，说我对革命特真诚。 　　我非常惭愧。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国家有难，我只是觉得应有所表示。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新到师大附中，想给老师、同学留个好印象。 　　这是饥饿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有多饥饿，就有多革命。 　　毛选四卷在这年9月30日正式出版，成为轰动全国的头号新闻。报上说北京市的读者夜里两三点钟就到新华书店门前排队买书。但供不应求，大多数人根本买不到。我们中学生当时最梦寐以求的不是名牌衣服，不是漂亮女友，不是时髦的发式，而是能有一本毛选四卷。困难时期出的书，纸张都很差，又黑又糙，名副其实的马粪纸。可惟有毛选四卷，那纸雪白，放在书店橱窗里的红绸子上陈列，显得异常神圣高贵。 　　这年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后全校召开大会，由党支部书记传达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告。听完后，同学们都无比吭奋。好哇！我们中国由老二变为老大-- 　　取代了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都陶醉在当光荣的少数，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的自豪感中。 　　那一段报告特别多，国际形势报告、国内形势报告、学毛选四卷报告、反修辅导报告……听报告也有好处，能少上两节课，能消磨时间，忘记饿。 　　记得当彭真从苏联回来，传达他的访苏报告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时不时会心地大笑，肚子饿得咕咕响却能耐得住，不那么馋吃饭。 　　每逢中午《人民日报》来时，同学们都争着看。物质的粮食少了，精神的粮食就要多，反修文章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每看一篇都觉得特解气，不只观点棒，文字也写得棒，感情充沛，排比句用绝了，看后血能热好几度。 　　我和同学们都由衷地认为，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我们中国共产党绝对占着理。只一个小事就能看得出：我们敢全文刊登苏共批判我们的文章，而苏共却不敢刊登我们批判他们的文章。 　　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这些观念，本能地不符合我们在革命暴力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们的口味。我们很小时，就浸泡在打仗电影里，什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懂得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下午下课后，班里几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如张君满、常大林、范光义等仍不回家，在教室里聊着有关反修的各种小道消息。肚皮虽瘪，灵魂却挺充实。 　　唉呀，我们中国胆子多大，敢两个拳头同时出击，反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哼，咱们的毛主席多有魄力，多勇！ 　　这种自豪能顶半个馒头，让我们暂时忘记一会儿饥饿。 　　那时话剧《以革命的名义》风靡全国。报纸、杂志、广播全都是对它的赞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说的话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口头语。 　　学校团组织常常请老工人来学校忆苦思甜，反复强调现在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却没饿死一个人……要是旧社会，这么大的灾荒，不定有多少人饿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体现。 　　确实，在北京城，从来没看见大街上有饿死的人，一个也没看见过，连要饭的也看不见。虽然我们每天饿得头昏眼花。 　　商店里空空荡荡，什么吃的也没有，偌大北京连个柿子都买不着；为了拣点副食店地上的大白菜帮儿人们争得不可开交，榆树叶、玉米核儿、萝卜秧子都成了宝贝。北京见不着鸽子，全杀了吃。没人养鸟养猫养鱼，颗颗粮食贵如黄金，谁舍得喂？人们见面就交流着对付饥饿的经验，做饭的技巧，大师傅成了最好的职业。尽管这样，同学们的灵魂却不饥饿。反修和忆苦思甜，就是我们能活过来的精神食粮。 　　初中一年级，我没打过一架，主要是师大附中的风气比较文明，不崇尚拳头。还有任老师对我太好，不忍心瞎折腾。我骨子里是不爱学习，酷好行动的坏学生，而要装成好学生，就格外痛苦，就常常露马脚，表里不一，这就引起了一些同学反感，觉得我是假积极，觉得任老师经常表扬我是偏向。尤其我功课那么臭，门门3分，只有体育5分。 　　再加上自己性情孤癖，不爱理同学，人缘很差。 　　但说我假积极，我很气愤。曾问范光义：“我是假积极吗？” 　　范光义嘿嘿干笑了两声：“你不是假积极，你是傻积极。” 　　…… 　　期末接到了成绩单，我的操行评定竟是"优"！乍一看，都不相信自己眼睛。自上小学以来，我的所有操行评定都是"中"，连"良"都没得过，更别说"优"了。要知道，一个班里得"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只能得"良"。 　　到了师大一附中，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六年级才入少先队，功课门门3分的人，操行评定会得"优"！真让我惊喜交集。我知道这是敬爱的任老师对我的器重，对我少报定量，自愿挨饿的肯定。美丽的任老师身上有一股神力，多野，多调皮的学生在她面前都变得比平时好，懂得规矩。 　　我的功课虽然糟糕透顶，聊以自慰的是党号召突出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而操行就是政治。哈哈，自己的落后生帽子终于摘掉了！ 　　对任老师感激得要命，她真好！从没为我在粮食定量问题，言过其实而有所责怪。碰见她是我的福气。

第十章　饥饿
--------------------------------------------------------------------------------　　到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聊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哪个饭馆面条给得多；聊煮饭的技巧，怎么用三两大米做出两斤干饭。 　　可是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也好的出奇。 　　然而，为一个馒头，二两粮票，人们可以机关算尽，绞尽脑汁。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卖几棵，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据说全出口换了外汇。 　　晚上六七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上，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班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回家。 　　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弥漫着焦急气氛，专心听讲的寥寥无几。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屁股扭来扭去。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拖延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地冲向食堂，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3两，有人4两。我中午是4两，早晚3两。吃完后，要把碗里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刷完碗，再把刷碗水喝进肚。每逢离开饭厅时特失落，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无比的羡慕。一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处所。尽管里面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好闻。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小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 　　每天一斤粮食，3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最不饿？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切磋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2两、午4两、晚4两），又试过四三三、一五四、三三四…… 　　甚至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采用了三四三--同学们采用最多的吃法。并还尝试过早饭喝三两粥。当时觉得饱了，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唉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或许能要到一毛两毛；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记得听同学们说过：某某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脑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没人舍得买。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3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豆腐、黄豆等。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猪肉皮、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总想多吃点。 　　父亲常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只要吃饱，活不长也认。人挨饿时最迷恋的是吃饭，无暇考虑长寿问题。 　　因为老挨打，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没向他要过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油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有大块大块的时间，什么也没心思干，就琢磨着吃。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食物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觉得这个发明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还千古不朽。饥荒到来，工厂多生产点药片即可。 　　为了解决吃饱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抓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记得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我对小球藻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大大失望──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我对付饥饿的着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总要先盛一碗水涮涮，将碗里残剩的微量粥末溶解在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我比一般同学更挨饿，因为我住校（当时全班好像就我一人住校）。走读的天天回家，即使饿，到家也有机会再吃点什么，能回旋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几两粮食为生。而食堂铁面无情，馒头、米饭、窝头2两就是2两，绝不会多给你一口。所以老是饥肠辘辘，饿得晕头转向。 　　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了。学校附近的饭馆都吃遍，知道了哪个饭馆2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下课后最主要的话题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3两好大一碗。我就真的专门去吃。即便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非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才有安全感。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我就渴望着能拣到一张20斤的粮票。 　　196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激动之余，肚皮还是饿。 　　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及时还，我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还，怎么抢他的一个值钱东西作为与他谈判的筹码，生怕赖账。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留着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2天零一顿只交2斤粮票。但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事和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 　　这保姆50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儿的三姨太太，酷爱抽烟。她特会奉承人，当面夸"杨同志心眼儿真好"，"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 　　把父母拍得晕头转向，所以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就为少给家里一点粮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做几碗米饭，一碗不多。菜有时能剩下点，饭可永远不要指望谁能剩下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她若不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 　　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给饿浮肿，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昏，根本写不了东西。她曾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大瓶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粮票。保姆仗着有后台，常为索要粮票与我们发生争吵。 　　月底粮票花光了，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惟一能吃饱的地方就是姑姑家。 　　姑姑住在长椿街，离我们学校不远。父亲把她弄到北京后，只想让她当个替补保姆，从没积极帮她找工作。后来她在一街道托儿所找了个看小孩的差事。 　　姑姑从婴儿把我带到4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般的感情。多年以后，她跟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也可能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 　　姑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亲的终归是亲的"。她把血缘上的关系看得重于一切，为了孩子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现在当我饿得到她那蹭饭，面黄肌瘦的姑姑真的从没向我要过一斤粮票！而且都是让我敞开肚皮吃！！ 　　姑姑没有高干购货本，没有母亲那么多的稿费，没有父亲那么高的工资，买不起高价点心。她只有26斤定量，加上姑夫的30斤也才56斤，却容忍我隔长不短地到她那儿尽情猛吃。我是十三四岁的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又老练双杠，肚皮极大，一顿能把他们全家的饭吃个精光。 　　在饥饿的年代，因为有姑姑在，使我在最饥饿的时候，还有个光明温暖的去处。 　　姑姑家很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竹筷子，厨房里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家对自己更有吸引力。饥饿时，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而不是高雅的家具，雪白的瓷碗，精致的筷子。 　　去姑姑家蹭饭吃，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渐渐引起姑夫不满。姑夫是商业部传达室看门的，人很老实，本来对姑姑言听计从。可时间长了，对我白吃饭，不交粮票无法忍受，开始和姑姑吵。姑姑总是护着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 　　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窝头团子的事，姑夫和我彻底翻了脸。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气很冷，我饿得发虚。心想晚上只有3两粮食，还不够塞牙缝儿，怎么办呢？又萌生了去姑姑家的念头，虽然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前两天刚去了一次，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到姑姑家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可以给自己省下3两粮票。 　　我步行了20分钟来到姑姑家。这时大约5点来钟，姑姑还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 　　我一进屋，本能地先到厨房，一眼发现姑姑蒸了两笼屉玉米面团子（有菜馅的窝窝头）。 　　这黑黑的菜窝头，散发出浓浓香味儿，令我馋涎欲滴。心里暗暗祈祷：姑姑啊，好姑姑，对不起了，我实在饿得不行啊！狼吞虎咽吃掉。吃完一个，饿得更厉害，又吃了第二个。 　　这两笼屉窝头团子是姑姑一家3口的晚饭，可我却什么也顾不上想，好像快饿死的人见着了吃的，除了吃的本能，其他理性全丧失。至今，那窝头菜团子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黑褐色，槐树皮一样粗糙，外表虽难看，却煞好吃。本来就想吃几个，给他们剩一点，可一吃起来就完全控制不住，吃完一个，还想再吃一个，嘴就不能停。好不容易有个吃饱的机会，怎能轻易罢休？很快就消灭了一笼屉。 　　如同溃破了的堤坝，不可收拾。又开始吃第二笼屉。虽然已经饱了，还要再吃。实在是给饿怕了，什么革命理想，什么方志敏、董存瑞，什么先人后己，全置之脑后。脑子只一个念头：多吃一个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不饿，多吃一个就能多活几天。结果不一会儿功夫，第二笼屉菜团子也全部吃光，足有2斤多下了肚。 　　我这才觉得自己很缺德，这是他们老两口和一个儿子的晚饭呀！ 　　当姑姑下班，回到了家，我望着姑姑那消瘦的脸庞，蜡黄的皮肤，低声说：“姑姑啊，我把笼屉里的窝窝头都给吃了。” 　　姑姑惊讶地睁大眼：“什么，两笼屉都给吃了？” 　　“嗯，都给吃了。” 　　姑姑知道这是真的，一点也没责怪，眨巴眨巴眼睛，装出不在乎地样子说：“吃就吃了吧，没关系。"又咧开嘴，干巴巴地笑了笑。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要有姑姑这样的母亲该多好哇！能让我彻底吃饱。 　　姑姑关心地嘱咐：“可别撑坏了啊，少喝点水。听见没有，别撑着。” 　　我紧紧握着姑姑的手，感激地说：“姑姑，那我就走了，还得上晚自习。 　　姑姑与我握着手，一步一步送我到门口。 　　我像犯罪了一样，生怕碰见姑夫，赶紧开溜，消失在寒冷的黑暗中。 　　几天后，收到了姑夫的一封措辞激烈的警告信，以前他从没给我写过信。他的字歪七扭八，小学2年级的水平。姑夫身世很苦，解放前是蹬三轮的，解放后才娶了姑姑这个寡妇，学会了写几个字。他严厉指责我为了填饱自己肚子，不顾别人死活。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愤怒。"马清波！你也太不像话了！人应该讲点道德，每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每人都不够吃，你这样老到姑姑家白吃，是用别人的血，别人的肉来喂养你自己，非常非常损人利己！你饿，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让你父母想办法？你饿，我们就不饿了吗？你这是欺软怕硬！今后你要是再这样，我就告诉你爸爸！”

我看完信后，勃然大怒，琢磨着怎么报复。后来想出了一个狠毒法子：把姑夫的这封信全给撕成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碎块，放在信封里又给他寄回去，一个字没写。有同学曾告诉我最狠的法子是把对方来信给擦屁股了，再放到信封里给寄回去，但我觉得那样太损，没干。 　　其实姑夫说得全对，我这样干确实损人利己，确实欺软怕硬，但我受不了他那么刻毒的口气。 　　以后只有姑夫不在家，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我才到姑姑家蹭饭。 　　姑姑在患难时对我的帮助，永远不会忘记。她那时刚刚40来岁，头发已经全白了。她瘦的像个骷髅一样，两眼睛陷在两个深深的黑窟窿里，非常吓人。她干瘪的胸脯都没有我鼓；脸上的皱纹，又密又粗；颧骨突起，像两个瘤子。这么个皮包骨头却任凭我伏在她单薄的身体上吸她的血，补养自己。 　　我还记得她看见我衣服上有粥嘎巴时，会顺手用舌头舔舔自己手指头，沾点唾沫把那粥嘎巴擦掉。 　　困难时期，姑姑比母亲更像我的母亲，对孩子更有牺牲精神。在最饿的时候，她等于把自己嘴里的窝窝头掏出来让我吃。多年后，在我和父亲的矛盾中，她虽然站在了父亲的一方，与我疏远。但我对她的养育之情，救命之恩，却终生难忘。 　　父母的逻辑是不能娇惯孩子，哪怕吃不饱也不能娇惯。 　　当然回家吃饭要比在学校里吃强多了，总能吃个七八成饱。只是由于多日挨饿，七八成饱根本压不住嗷嗷狂叫的食欲。星期天，偶尔父母高兴时，也会把我叫到北屋，偷偷塞给我一个苹果或一块点心。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愿意让别的孩子看见，以免发生矛盾。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慈祥最可亲的父母。因为这样的时候很少，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特别地深，特别特别地令我感激。 　　记得六零年困难时期我还干过一件很缺德的事： 　　那时我和哥哥同住在南屋，哥哥差不多一个月回家一次。当哥哥不在家时，我爱偷偷翻他的抽屉，因为他有很多武术书，我喜欢看。 　　这一个周末，哥哥回家后又出去了。我闲得无聊，撬开了他的抽屉，豁然发现里面有一包点心，一看就知道是用点心票买的。我的心激动得嘭嘭乱跳。吃不吃呢？内心剧烈地斗争。吃，哥哥肯定知道是我吃的，屋里没别人。不吃？放着它从自己眼皮下溜走，又觉得太亏。 　　我决定先吃一块。那是桃酥，不吃则已，一吃食欲大发，把肚里的饥饿感全钩出来了。我又偷了第二块吃，心里暗想，这是最后一块了，吃完了这块决不再吃。一定得给哥哥留点儿，别像那两笼屉菜团子，被姑夫臭骂一顿。可吃完还想吃，干脆吃3块吧，事不过三，吃了三块后再吃就是王八蛋，就是衣冠禽兽！于是又吃了一块，最后终于咬着牙，把点心包好，把抽屉关上，重新锁好。 　　可是此刻已心神不定，干什么也干不下去，剩下的3块点心老在脑中盘旋，骚扰着自己神经。听说人在饥饿时，连亲儿子都会煮了吃。我偷几块哥哥的点心也就不算罪过了。为再把抽屉撬开，我想方设法寻找理由。 　　“反正已经偷吃了一半，多吃一块也是偷吃，少吃一块也是偷吃，还不如都给吃了算了。"那邪恶的点心，把我的邪恶全引发出来，不消灭了它，坐卧不安。我真是给饿怕了，见了吃的就走不动道儿。 　　终于又撬开抽屉，开始了第二轮吃。哪怕当王八蛋，当衣冠禽兽也不在乎了。过去从不知桃酥这么好吃，吃了一块又一块，那3块一转眼儿进了肚。连包点心的纸也舔了又舔，不让一粒点心渣儿流失。 　　唉，胃里还是空空荡荡，再来10块也放得下。 　　天天半饥半饱的状态使我遇见了吃的，根本控制不住嘴巴，中间不能停。如同尿尿，一旦开始就停不下。等吃完后，我把抽屉又撬回原来位置。 　　晚上，哥哥回来了。打开抽屉马上发现那包点心不见，狐疑地望着我。那目光中一点愤怒都没有，有的只是悲哀。 　　我不好意思地向他承认：“哥，我实在太饿了，刚开始就想吃一块，但吃了一块后，管不住自己，就一块一块全给吃了。” 　　哥哥的脸色失望和沮丧，跟姑姑一样，一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尽管脸色很难看。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就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出门，不知去哪儿。他那无可奈何，暗淡无光的眼睛，让我很是后悔，痛恨自己贪吃。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哥哥已经饿昏了两次。一次在教室，一次在家里。 　　猪群中最能抢食的猪，死亡的机会最少，人类可能也一样。 　　在家里都觉得饿，回学校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学校地处和平门，在市中心，又是住校，根本没地方搞点野菜野果什么的吃。有一次，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快到大栅栏附近，看见一食品店聚着黑压压一队人。我也跑过去，根本不问卖什么，立即排上队。原来是卖柿子，每人限购5斤。往年柿子在摊上堆着没人买，这一年却几乎看不见。人们疯了一样地跑来，排着二三十米长的队伍。 　　我回到宿舍，找一个没人角落，把5斤柿子全给吃光。那年月，有了吃的，总要偷偷吃。当着不吃东西的人面吃，就要被嫉妒、馋涎、痛恨的目光所包围，很不自在。真棒，5斤柿子为我带来了一个舒服的晚上，安然入睡。 　　但街上卖不要本儿的柿子、水萝卜等机会非常难得，我就碰上过这么一次。 　　粮票重要，钱也很重要，如果没钱，万一碰上卖吃的也买不了。我每月伙食费不到8块钱，为使自己富裕一点，就骗母亲说是14块。这样除了母亲给的2块钱零花外，每月能多6块钱，完全负担得了频频下饭馆的费用。 　　但有时当母亲对我好时也相当温情，望着她慈爱的目光，不忍多骗她的钱，就少骗一点，说12块。这样一会儿14，一会儿12就露了马脚，母亲开始怀疑，让父亲到师大附中找任老师去问。这才知道我每月都多管他们要了钱！ 　　瞎话被戳穿后，父亲瞪着我，只说了一句：“你这么干不对！"母亲也没再多批评我。他们都知道我饿，有点粮票就要到饭馆买吃的。下饭馆自然比在家里吃贵，钱不能缺。以后父母给我的伙食费少了，但零花钱每月给我长到5块。 　　任老师知道我骗了父母的钱，却从没有向我提及此事，也没告诉过任何别人。她对我还跟过去一样好，依旧在全班面前表扬我。 　　记得，我还偷过同宿舍一个同学的吃的。那时，我放在褥子底下的几本新买的书，如《柯楚别依》、《恰巴耶夫》、《真正的人》等都不翼而飞，气得要命。宿舍里就我和徐今强（当时的石油部长）的儿子两人住。我没任何根据就怀疑他偷了我的书。他枕头旁常放着一堆鸭梨、苹果等。我既怀疑他拿了我的书，就心安理得地偷他水果吃，以此报复。一次，我在他枕头旁发现有一小孩脑袋那么大的梨，很邪乎，得有3斤重，被我偷偷拿到一荒废的墙角给吃掉。 　　我是这么的矛盾，一方面热衷于看英雄的书，贪婪地读有关反修的文章，满脑袋革命，一方面又偷别人的水果吃。 　　因为饿，就骗家里的钱，就偷吃偷拿……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要能在母亲肚里该多好呀，永远不用发愁挨饿，干鸡鸣狗盗的事。 　　初一初二年级，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下度过的。吃是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当然也关心着中苏关系，关心着反修大业，关心着革命和进步。但一天到晚最主要琢磨的是吃。对女生的兴趣大弱，流氓思想几乎没有。 　　吃饱饭比想女生更重要。

第五十八章　进局子 -------------------------------------------------------------------------------- 　　几天后，1968年4月23日上午，我和同学们第二次去探视时，又跟传达室的老警察臭贫起来。 　　“同志，让我们看看同学行不行？” 　　“不行。” 　　“我们同学家在外地，北京没有亲人，家里急得要命。” 　　“那也不行！” 　　仗着人多势众，我们叽叽喳喳，小得溜儿地挖苦老警察。 　　“毛主席说过要讲革命人道主义。你们公安局应该讲点人道主义嘛，探视一下，送点吃的为什么就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许送。” 　　“为什么不许送？您得把道理给我们讲明白啊！” 　　“没什么可讲的！哼，在里面还想吃好的？美的你！” 　　“我们对敌人都有一条不虐待俘虏呢，探视探视怎么了？您老先生学过毛主席著作吗？” 　　老警察瞪着眼：“你们想干什么，闹事哇？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同志，我们就要求探视一下。” 　　“不行！” 　　“为什么？” 　　“那是规矩。” 　　我们嘻笑着耍把着这位土了巴机的老警察：“现在公检法系统也在斗批改，你们这规矩也该改一改了。” 　　老警察严肃警告：“放老实一点！这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一进去就全抽本儿了！” 　　当着众同学面，我逞强道：“进去就进去，蹲局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47中的。” 　　“什么案子？” 　　“硬说我们有枪。” 　　“你叫什么？” 　　“马清波。” 　　“嘿嘿，你就是马清波，喔，正要找你呢！"老警察马上给里面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出来一年轻警察，平淡地问我：“你叫马清波？” 　　“对。” 　　“跟我走吧。” 　　我跟着他向里面走去，心里明白就要给扔进铁笼子里了，很有些紧张。转念一想，反正雷厦在里面，跟自己朋友一起坐牢，有什么可怵的？光天化日之下，同学们都看着，不能太松。心一横，情绪马上镇定下来。雷厦被抓走时的样子多英勇，我要向他学习。《红岩》里的革命先烈也都是我的榜样。 　　和我一起来的同学们全都傻了，大眼儿瞪小眼儿。 　　身后，传达室的老警察嘲笑道：“嘿嘿，送货上门，倒省事了。哼，这回老实了吧，叫你狂，嘿嘿，送货上门！” 　　这是上午10点多钟。穿过一很大院子，来到了一灰色大铁门外，拘留所这才露出了它真实面目。铁门能进卡车，上面钉着密密麻麻的大铆钉及角钢。周围是两米半高的红砖墙，砌得又平又齐，砖墙上架着一米高电网。 　　牢房位于满是绿树鲜花的院子深处，从外面根本发现不出来，就像武林高手，功夫威猛，深藏不露。 　　警察按了一下门铃，大铁门上露出了一个小洞，一双眼睛窥视了一下后，铁栓响了响，大铁门上的小门开了。里面站着一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我们进去之后，小门又关上，一阵哐当当响，把铁栓重插进槽。 　　年轻警察把我带进了值班室。里面空空，除二张办公桌外，什么也没有。这警察开始搜我口袋，所有东西全掏出来，眼镜也给嗖地扯下。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指着屋角喝道：“蹲那儿去！"语气果决，不容你抗拒。 　　我低着头，走到屋角处乖乖蹲下。 　　他例行公事地把桌上我的东西全都一一填在一张表格里。 　　我跟大便一样蹲着，感到非常窝火。本是一米七的堂堂男子，这么一蹲，变成了侏儒，看警察得仰着头。可又不能不蹲，这是拘留所，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不能反对它。 　　蹲了好一会儿，也没人理。视力所见都是桌子腿、椅子脚、墙根。过去最讨厌上茅坑没挡板的厕所，不愿让人看见自己蹲坑儿，可现在就是这蹲坑儿姿势出现在拘留所办公室。 　　偶尔进出一两个警察，裤腿和鞋在眼前移动。好窝囊哟，我又不是老农民，干嘛让我蹲着？只一个解释──故意让你猥琐，丑化你，不叫你威武。苏联一反特故事说特务在某机密单位的狼狗眼睛里装个照相机，窃取情报。它照出的照片尽是腿和脚。我现在的水平高度，就是一条狗的高度，视野也全是腿和脚。蹲呀蹲，直蹲得我眼冒金星，双腿失去知觉，一警察看守才来领我进去。 　　进里面去先蹲坑儿，这样的下马威实在出手不凡。 　　我向看守要眼镜，答复是：“不行，里面不许戴眼镜。” 　　事后，我才知道为预防犯人用眼镜片自杀，所有近视眼都不许戴眼镜。 　　穿过一半个篮球场大的院子，东面是座礼堂般高大的屋，中间一条走廊，两面全是小牢房。厚铁门、大铁锁、粗铁棍，跟动物园里的猛兽馆差不多，只不过门没那么大，走廊没那么宽。 　　我跟着看守走，头晕乎乎，稀里糊涂。两旁铁门上的小窗户都贴着一张张惨白的脸冷冷盯着我……当路过一间牢房时，我听见左边有人在大声哼哼，向左一望，豁然发现雷厦正趴在窗口上，皱着眉，一下一下地使劲撅嘴，焦急向我表示着什么。他才蹲了几天，脸色就苍白许多。他的嘴巴那么用力地撅，想说话又不敢发出声音，怕看守听见，我却实在猜不出他什么意思。 　　看见了好朋友的脸，心里立时踏实多了，蹲坑儿的耻辱感登时消失。 　　后来我发现，各牢铁门上的小窗户平时都关着，不让犯人看见谁给抓进来。那天因为我是临时送货上门，才没关。 　　牢房的铁门约两厘米厚，都漆成灰色，门上有一大铁棍，插在铁槽里，再挂上个足有一公斤沉的铁锁，锁上的U型棍有手指头粗。 　　根据用牙膏皮偷偷写在语录本上的记载，我是1968年4月23日上午10点被放在了北侧44号牢房。进去后，按规矩睡在右边最外面。 　　加上我里面共有12人。都是木板地铺，东西两边各睡6个。靠门有一米宽空地，门左侧屋角是一水泥池子，上面有个水龙头。 　　牢房里的气氛极冷淡。进去后，没一个人理我。这屋背阴，光线昏暗，只对面墙上有个小窗户，很高，上面竖着6根钢棍。我呆了半天，眼睛才看清了周围一屋子人。这些家伙都跟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安静，懒懒洋洋坐着。 　　晚上9点准时睡觉，每人必须躺下，若尿尿得喊报告，经看守批准后，方能站起，到水池子处尿。 　　牢房里的电灯晚上彻夜不关，头一夜我几乎没睡。 　　牢房的木板地铺，刨得很光溜，约有3厘米厚。门对面墙上贴着一张拘留所所规，有6条，用毛笔写的，记得大致如下：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坦白交待自己的罪恶； 　　第二条、一切行动服从管理人员指挥； 　　第三条、认真反省，不许相互打听和议论案情； 　　第四条、禁止传纸条； 　　第五条、遵守作息制度，保持室内卫生； 　　第六条、发现违犯所规者，要积极揭发检举。 　　那水泥池子是正方型，脸盆大小。洗脸、刷牙、尿尿全在这里。无论冬夏，都喝凉水，没有热水供应。 　　门上小窗户有半个象棋盘大，罩着铁网。门外有个活动木板，看守平常把木板关上，不让犯人看见走廊里情况和其他屋的犯人。只有看守需要观察牢里情况时，才会打开。通常晚上睡觉和开饭时都打开，便于监视。 　　坐牢的第一感觉是脑袋特木，木的像个傻子。 　　身旁一脸色苍白的瘦杆儿狼低声问我：“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 　　“为什么给关进来？” 　　“公安局怀疑我们把枪带到了北京。”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 　　他两个黑窟窿般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 　　吃晚饭了，看见大家一个个拿窝头，我也随手拿了个离自己最近的。这位跟我说话温和的瘦杆儿狼脸色刷地一变：“放下！你最后一个拿！” 　　原来拿窝头要排队！ 　　身在拥挤昏暗的牢房，并没有忘记我们3人制定的攻守同盟。反正为应付警察，我们有充足的准备。头上似乎压了座千斤大山，压抑极了。非常明白，坚持下去，下场凄惨。为鼓舞着自己，心里默默地唱着一首歌： 　　红领巾， 　　胸前飘， 　　少先队员志气高， 　　红领巾， 　　胸前飘， 　　少先队员志气高， 　　时刻准备着， 　　为国立功劳， 　　时刻准备着， 　　为国立功劳！ 　　搞枪就是准备着为国立功劳，没什么可后悔的。 　　许云峰面对敌镪水池，大义凛然；刘胡兰自己走到敌人铡刀下面；布朗基为工人阶级解放，前后坐了33年牢……我努力想象着这些英雄，鼓励自己。 　　起码，我不能比山顶先说。他现在特别想得到雷厦的原谅，正拼命表现。我要和他比一比，决不能先他而当叛徒，被同学们所瞧不起。 　　进去的当天晚上，看守就提我到审讯室。里面坐着两个警察，灯泡有一百度，雪亮雪亮。他们不说话，默默地观察着我。没有眼镜，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能感觉到气氛严厉。 　　“把你的问题说说吧。"为首的一小个子，开始说话，口气又快又狠。 　　“让我说什么呢？” 　　“你装什么孙子，丫挺的老实点！” 　　我咧了一下嘴，没言声。没料到人民警察说话也这样痞。 　　“马清波，我们完全掌握你的情况。你在后方遥控雷厦、吴山顶，快交待吧。"小个子警察眼睛炯炯有神，贼精明。 　　我绝对相信雷厦和吴山顶都不会说，对方肯定在诈我。尽量用坦白诚恳的口气说：“我真不知道他们的事。” 　　“哼，少装丫挺的！别给我来这个！老实交待！"小个子喝道。他面孔严峻，两个大眼睛，黑白分明，咄咄逼人。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 　　“再鸡巴装孙子，给你上家伙！” 　　我沉默着，不再说话。 　　两个警察轮流询问，软硬兼施。那小个子的眼睛久经沙场，目光跟刀一样锋利，与捷尔仁斯基的功夫不相上下，能一眨不眨四五分钟。与他相比，我的眼睛根本不是对手。 　　但我始终没有承认。全47中同学们都在看着，我不能当叛徒。 　　回到牢房后，觉得压抑得要窒息。这儿的警察可比昌都公安局的凶多了。 　　心里万分沉重。知道硬坚持下去，就永远出不去。在阴暗的牢房里，我倚着墙，默默背着《革命烈士诗抄》里的一首诗。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 　　我们愿， 　　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 　　我能够把这牢底坐穿吗？自己问着自己。恐怕够呛。刚开始好坚持，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为了3把枪，将一辈子消耗在这儿，不是傻蛋吗？为了将来的远大理想，可以灵活机动，假投降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关死在里面，还怎么为国效劳？ 　　可是已经与雷厦、吴山顶定了对付公安局的战略，我又怎能首先变卦？一个中学生的荣誉是看他在危难时刻能不能守信用。即使有千条万条理由，你背弃诺言，向公安局屈服，也会为同学们所鄙视，在学校臭到家。 　　说不说？坦白不坦白？心中矛盾万分。 　　接着，又第二次审讯。 　　严峻的现实使我认识到，对方这么穷追猛问，不能一点不认。就开始执行第二道防线，承认搞过，但半路被人截了。 　　没想到我退让了一步，那小个子警察非但没客气点，反而更凶了：“马清波，我跟你说，别他妈的装孙子！” 　　“我没装孙子。” 　　“你小丫挺的到时可别后悔啊，哼！” 　　他似乎跟老婆吵了架，满肚子火朝我发，一言一语都怒气冲冲。我是400度近视，看不清他的脸，仍能感到他目光刺杀过来的压力。奇怪，我一没偷他东西，二没打他孩子，三没欠他钱，一点没招他惹他，干嘛这么上火？他的目光像把看不见的刀尖，审三个钟头，扎得我全身是窟窿。 　　警察的眼睛就是犀利，不服不行。终日跟流氓、盗匪、骗子、杀人犯打交道，练出的眼睛跟常人确实不一样。目光极酷，照你3分钟，一眨不眨，小菜儿一碟。我相信面前这双警察眼睛所照过的人中，肯定有被枪毙的。这是名符其实的捷尔仁斯基的眼睛，能把亡命徒、小流氓照得屁滚尿流。隘口村的独眼龙虽恶，比起眼前的警察来，嫩得像小天鹅。 　　“你马清波是什么东西？不交待就在里面沤着吧。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别玩儿这一套！"小个子警察用拳头猛捶了一下桌子：“回去！” 　　我垂头丧气地拖着腿，被看守押回44号牢房。等哗哗啦啦把铁门锁上，身边的那位白脸瘦杆儿狼悄悄问我：“怎么样？” 　　我用沙哑的声音说：“警察好凶呀，跟我拍桌子瞪眼。” 　　晚上，轮到我第一个拿窝头了，也没心思挑，就近拿了一个。 　　从小到大，第一次尝到了当囚犯的滋味。警察怎么那么横，连杀猪的对猪也没这么凶啊。就算我搞了枪，也不是杀人犯，干嘛如狼似虎的。 　　审这一次，情绪给审得七零八碎，蒙头转向，得花好几天才能缓过气来。 　　拘留所彻底与外界隔绝。除了语录本，其他书籍、报纸、杂志一律禁止带进，广播也不许听。每个月可以向家要一次东西，在拘留所发的明信片上填。上面油印着被子、褥子、枕头、牙膏、牙刷、手纸、肥皂……要什么就在旁边打个对勾，写上地址，拘留所就给寄走，其他什么话也不许写。 　　在牢房里，我很愿意睡最外面，虽离尿池子近，有尿味儿，但觉得这离门口最近，离自由最近，离雷厦最近。现在我已经判断出了雷厦所在牢房的位置是48号，跟我一侧。而且耳朵能分别出与临近牢房开门声音的区别。 　　我一天到晚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声响。想念战友。在里面一点也不想念父母，就是想雷厦，想念我的颈刎之交。世上没有比他对我更忠实的人了，想想吧，父母的剩饭我都嫌脏，不愿碰，可雷厦却能喝我剩下的粥！ 　　某天上午，终于听见雷厦的牢房门打开了，警察叫雷厦，并听见雷厦和警察说了一句什么话，接着是一堆杂乱的脚步。我注意到他直到晚上很晚才回来。不明白为什么审雷厦用一整天时间，他午饭和晚饭在哪儿吃的呢？ 　　自第二次审讯后，警察再也没理我。 　　进去四天以后，肚子开始饿得咕咕响。过去听人说过里面吃不饱，现在才有了亲身的体会。一天两顿，每顿一个窝头，号称四两。人一饿，说话都没劲儿，声音像蚊子叫，一星期才能攒够一泡屎。那窝头貌不起眼，特剌嗓子，饿几天后，才感觉它是金子，它是生命，它是希望。 　　吃饭排队拿窝头时，每人都弯着腰，左盼右顾，聚精会神地挑，样子又可笑又可悲。多马大哈的人，吃饭时，都要用块手绢包着窝头，不让一粒窝头渣流失……真没想到阳光普照的红色中国大地上，还敢这么饿犯人！ 　　这是1968年，海淀分局拘留所放风没规律，有时一个月也不放一次。我进去后两个星期才赶上次放风。每次按屋放，就像放茅一样，一屋排一队，全都低着头走出去，坐在空地上。坐下后也必须低头，不许东张西望。

过去在电影看犯人放风时，是在监狱院子里转圈走路，但1968年春，海淀分局拘留所的放风就是让你坐在外面小院的土地上，低头晒五六分钟太阳。 　　因为不许抬头，也不知道有几个警察监视我们，也不知道这院子围墙有多高，四周都放着什么东西，连身边左右是谁都闹不清楚。从一出牢门，看守就不断厉声吼道：“低头！低头！"生怕犯人之间用目光传递消息、交流情感。 　　这天放风。我走在我们44号牢房的最前面，眼睛的余光发现雷厦已坐在他那一排的顶头，他穿着从西藏林芝搞来的绿军棉袄，在群土灰色的犯人中很是显眼。我是第一个，坐在我们这排的顶头儿。右边没人，再过去两米是一排牢房，专关疯子、盲流等临时犯人。 　　几名警察警觉地站在四个角落，监视着这100多个犯人。"低头！低头！的吼声此起彼伏。小院子里塞那么多人，却很安静，偶尔有人咳嗽一下。 　　我虽低头，双腿抱膝，但头稍稍右转一下，眼睛的余光看见雷厦正盯着我，我们的目光碰上！在周围犯人全部大低头的状态下，能跟朋友目光相遇，一股热流涌遍全身。此时雷厦又向我做出撅嘴动作，并缩着头躲在前排人背后，装着挠痒痒，把胳膊抬了一下，一迭成方块的小纸无声地掉在了我右侧空地上。 　　他那排和我这排隔着三排，这家伙竟把小纸条扔到了我身边，好一个惊险小说的情节！我挪挪屁股，慢慢地，慢慢地伸出手把那纸块拿起来。 　　回去后，我激动地打开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字：“说！” 　　啊！我激动得要喘不上气。这决定太英明了！他不怕失去中学生最珍重的名誉，第一个勇敢地背叛了我们的攻守同盟。 　　这种背叛比不背叛更需要勇气。 　　自从被抓进来后，说与不说就在脑子里激烈斗争。但一直没勇气彻底否定我们的攻守同盟，害怕人家说我软骨头，内心痛苦之极。 　　谢谢雷厦，帮我卸下了这个沉重负担。而且他是冒着多么大的危险通知的我。在好几个警察的眼皮底下，若有犯人报告，就惨了。 　　我这才明白刚进牢房时，他对我焦急地撅嘴的含义，那正是"说"的口型。 　　雷厦的决定很难得，没有死守中学生心目中的道德戒律。我们不能为了信守最初的盟誓，而葬身在拘留所里。大丈夫能屈能伸，为3把枪把一生陪了，愚蠢到家。我们当初的想法太天真。 　　雷厦好样儿的！ 　　大约过了一星期，提审员又提我。这次我痛痛快快地把一切来龙去脉全招了。那小个子警察态度立刻缓和，嘲笑道：“早你干嘛来着？你拿枪照的相片，清清楚楚，抵赖得了吗？” 　　他们把我夹在语录本夹皮里的相片发现了！唉，大意了！大意了！ 　　交代完后，等于放下了一个包袱，浑身轻松。估计关不了多长时间，文革中这种事太多了，根本不算事。 　　里面看守极凶。每次上茅，刚蹲下去，没10秒就开始吼：“起来！起来！ 　　饿得再没大便，拉一截，再擦干净，也得用半分钟吧？看守这么吼，弄得人都得事先把裤子解好，聚集在门口，等门一打开，提着裤子闪电般向厕所冲去，以允出几秒钟多蹲一会儿。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拘留所最大的恐惧，不是看守的喝斥，同屋犯人的阴险，与世隔绝的可怕，而是饥饿。 　　饥饿把人饿得没有尊严，饿成了野兽。 第五十九章　饿昏两次 -------------------------------------------------------------------------------- 　　44号牢房大约有10平米，挤12个人，案情五花八门。 　　我这排最里面的是三建革联的坏头头，尖嘴猴腮，饶舌碎嘴，小平头，有时热情，有时奸刁，特爱吹牛；他旁边是贪污犯，身材魁梧，大脑袋的个儿像牛头，却女里女气，走路颠脚扭屁股，说话鼻音很重，鹰钩鼻，一脸阴险；接着是瘦杆儿狼、密云县某村的民兵队长，杀人犯，全身苍白，就剩下一副骨头架子，是44号最老的犯人；接着是写反动标语的郊区农民小孩，头发长长，也就十一二岁，菜黄脸充满困惑；我右边是一家住钓头台对面的小伙子，因在阳台上给朋友照相，照到了对面钓鱼台而被关押审查。29年后，我才知道这小伙子是穆青的儿子穆小方（钓鱼台为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警卫森严）。 　　对面那排从里向外依次是：盗卖黄金的四季青公社农民，强壮又精明，进城掏大粪时，在公共厕所里掏到金条，去银行换钱被抓；东四小流氓王来顺，当地一霸，能摔跤，爱打群架、调戏妇女；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头儿，强奸幼女，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特会逛窑子；另一位因钓鱼台栽进来的小伙子，路经钓鱼台门口时，猛往里看，卫兵催他快走，还跟人家瞎贫，结果贫到44号； 　　靠近水池子的是一位神秘的政治犯，北京市体委的游泳教练。双眼深陷，圆脑袋，教过贺龙游泳，出身好像很有背景。他无论多饿，天天坚持做30个俯卧撑，肋骨也像民兵队长一样，全成搓板。 　　里面，除了吃饭就是学习反省。白天不许躺着，必须把被褥给卷起，端坐在木板地铺上。坐得屁股生疼，故意不让你太舒服。 　　每天两顿饭，上午9点和下午4点。一年四季，雷打不动。开饭前每屋先发一桶碗，随后发一桶窝头，一桶菜汤。这时全牢的犯人，立刻从麻木和昏睡中苏醒，个个眼睛里都射出了一道渴望和兴奋的光，贪婪地盯着那两个铁桶。 　　犯人轮流值日，值日者把12个碗摆成两排，再把12个窝头放在12个碗里。然后每人排队拿，第一拿的可以挑一个最大个儿窝头，第二拿的可以挑第二大的--其实每个窝头都差不多，只不过有的窝头多个黄豆大的小包儿，有的窝头缺一小块儿。头天他第一拿了，第二天就轮到最后拿。顺序严明，雷打不动。反正你得记住，你在谁的后面，只有他拿了，你才能拿。 　　海淀分局拘留所号称一天8两粮食，囚犯每天吃两个窝头。但我真不相信这窝头有4两重，有3两就不错。比学校2两窝头是大一点点，但绝大不到一倍。 　　文革前拘留最长时间是15天，饿15天，虽不舒服，可不会饿成密云民兵队长那样，整个一活骨头架子。文革开始后，公检法乱了套，拘留时间没了头儿，甚至有关近两年的。瘦杆儿狼就是一例，他的故事也冤也不冤。 　　1966年文革开始后，密云某村一老贫农家没了粮，向生产队借，书记不批。老贫农一急，扬言要到大队粮库抢。大队书记让民兵队长把老贫农绑在树上教育教育。民兵队长绑好就领着民兵一顿乱打，结果把老贫农给打死。后来中央发通知制止北京郊区大肆屠杀地富反坏，此案也揭出来，民兵队长被逮捕。 　　他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咱是奉命干的，我一点手没动……"他压低声：唉，成了替罪羊，在这儿蹲了一年零七个月二十三天。你看这胳膊，你看这腿，你看这胸脯，你看这屁股……” 　　他掀起上衣，一样一样让我看身体各部件。真惨不忍睹，那大小胳膊没丁点肉，除了血管就是皮；胳膊肘尖得像梭标；搓板胸脯上的八对肋骨，露出八道黑棱，稍一碰就得戳穿皮。皮包骨头这句话对他太准确了，给他照个相，比报纸上登的印度饥民相片一点不差。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大腿竟还不如我胳膊粗！那就是骷髅的大腿，透过一层薄皮能看见骨头上的纹络、沟缝和凸起。 　　他等于没了屁股，只一个骨盆裹着层皮儿，剔得再干净的猪排骨也比这肉多哇！全是槽坎尖棱，嶙峋不齐。扒开裤子，他的俩髋骨凸出一拳头，像两只小牛角。小腹深陷，瘪得几乎挨着了脊椎。给他拿到医学院去当骨骼标本，完全够格。地地道道的一具会说话，能走动的骷髅。 　　除了鼻子不是黑窟窿外，他脑袋也跟骷髅头相差无几，从脸颊上就能隐隐看见两排白白的牙床骨。会动的骷髅头更可怕，跟鬼一样。当他向我展示自己的活骨架时，眼里噙着泪花。 　　我一生第一次看见这么瘦的人，已过去30多年了，还难以忘怀。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没有。他的名字叫果进魁。 　　在拘留所里挑窝头的场面也终生难忘。 　　待值日者把桶里窝头一个个小心地放到12个排得整整齐齐的碗里。每人开始轮流拿窝头。那挑窝头的姿势、神情都是外面人所难以想象。虽然各人教养不同，案情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在饥饿面前却都一样地睁大眼，伸长脖子，大弯腰，撅着腚，专心致志挑一个最完美无缺的窝头，顾不得什么脸面尊严。

三建革联的坏头头，挑窝头时，要用双手支着两膝盖，深躬着腰，屁股朝天，逐个研究12个窝头的形状，反复研究比较，才最终选中一个。 　　瘦杆儿狼挑窝头时非常小心翼翼。他沉默着，每次下定决心拿一个时，都咬紧牙关，闭上眼，似乎关系到生死。因窝头里有陷阱，表面上挺好，底部却暗藏缺损，再会挑也有闪失。对瘦杆儿狼来说，少吃一粒窝头渣等于少活几天。 　　跟钓鱼台国宾馆门卫臭贫的那小伙子也是个近视眼，个子又高，挑窝头时，必须把脸靠近窝头，这就要求他跪在地上，用双手撑着地，尽量拉长脖子。他皮肤很白，现在被饿得更白了。 　　尽管所有窝头都是一个模子弄出来的，可有时某个窝头会粘上一小块渣渣，第一拿的就有这便宜可沾。 　　头几天，我没心思吃饭，不怎么觉得饿，也不好意思挑，轮到自己时，随手就拿，连想也不想。但从第4天开始后就感到饿，开始挑起窝头。可我眼镜被没收，看不清楚窝头具体特状，常常挑错。记得头几次挑时，还拉不下脸皮，不敢把脖子伸得太长，脸离窝头太近。后来越来越饿，就越来越不要脸。鼻尖几乎碰着窝头，上下左右，360度逐一审视。双腿弯曲，头这么低，让人联想到国际摔跤裁判的样子--蹲在地上观察运动员背部着没着地。 　　按惯例，只要不碰着窝头，离窝头多近都没关系。 　　有一次，农村小孩被表面现象迷惑，发现了一窝头特大，轮到他拿时赶紧抢到手。结果马上发现窝头下部缺了手指甲大一块，他本能地把窝头放回原处，想再换一个。好几人马上严厉喝道：“不行！手一碰，就算你的！他失望地啜泣起来。 　　这11岁农村小孩被关了4个多月，病病秧秧，整天缩着脑袋一声不吭，蔫儿得要命。天知道这么个坯子怎么会写反动标语。 　　正常的玉米面，嚼会儿有一丝甜味儿。但海淀拘留所的窝头怎么嚼也是一股发了霉的苦味儿。这跟粮店里卖的玉米面不是一个概念，你在北京市任何粮店里绝买不到。谁吃第一口，都要皱皱眉头。苦涩糙硬，毫无粘性，锯沫一般，比我们47中的窝头可差远了。听老狱友说，这是粮库放了多年的陈粮，专门拨给拘留所用。 　　但时间一长，随着肚子饿得咕咕叫，那毫无甜味儿的窝头就越来越有魅力。 　　每个人一拿起窝窝头，就像捧着自己的命，小心翼翼，先要放在一块手绢或毛巾里──这样窝头掉的每一个小渣渣都不会跑丢。拿完窝头后，一定要用舌头把拿窝头的几个手指头细细舔一遍。 　　在拘留所里大家梦寐以求的是自己拿的窝头上多沾个渣渣，多一个鼓包儿。 　　吃饭时，牢房里安静极了。我吃饭很快，为了不至于自己吃完，看别人吃眼馋，规定自己每咬一口窝头要嚼100下。等嚼30下时，这口窝头就已成粉末，待嚼到100下时，这口窝头跟水一样细腻。别人也都和我一样，一口窝头反复咀嚼。非要嚼成比棒子面稀粥还水的糊糊才咽。 　　吃完后，再用手指头沾点唾沫，把身边掉下的小窝头渣一个个粘在手指上，送进嘴巴。即使掉进裤裆里一个渣渣，也不放过。毛巾手绢上粘的所有窝头渣也要用舌头一个个舔干净。 　　全部打扫完后，再用舌头清洗口腔。上下左右旋转，嘬出一股股唾沫反复冲洗牙床，用舌头将牙缝里每一粒食物碎渣都卷出来吃掉。 　　一个窝头，一碗菜汤，我们能享受一个多小时。 　　拘留所的菜汤根本没油，只有一点菜叶和盐。夏衍写的包身工们吃的饭还有工头用抹香脂的手揉巴揉巴的油星儿。可我们的菜汤却就是盐和菜叶。 　　三建革联的坏头头及那小流氓都曾进过拘留所，非常怀念文革前的大好光阴。说那时有规矩，拘留多长时间全按规矩来，到期限走人。虽说也饿，但熬过这期限就能出去。没这样一关就一年多的，把人饿成活骷髅。 　　饥饿的犯人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掉。牙膏是最经常吃的，拘留所对牙膏没限制，一个月可以捎两三筒。据说牙膏里有甘油、淀粉、糖精等好几种能吃的成份。我也吃过牙膏，效果甚微。 　　还有的人饿得受不了，吃手纸，因手纸也可以每月都带进来。而我们差不多都是一个星期拉两次大便，绝对用不了这么多。反正手纸是木头做的，木头里有蛋白质，多多少少肠胃能吸收一点。 　　当肚子饿得要昏倒时，有人还吃被子里的棉花，给空空的胃装点东西。瘦杆儿狼就把被子里的棉花几乎都吃空，大冬天没被子盖。一天到晚穿着棉衣棉裤缩着，冻了两个礼拜，才获恩准，从家里要了条被子。 　　拘留所里每个犯人脸色都惨白惨白。一是不见阳光，如同总用胶布包着的伤口，拿下胶布后，那块皮肤变得特别白嫩；一是饥饿，缺少营养。有一次放风时，我亲眼看见坐在前面的一犯人，低着头，用手指头抓地上的蚂蚁吃。 　　为了能早日离开拘留所，结束这饥饿的熬煎，有人甚至痛痛快快交待了杀头之罪，宁肯挨枪子也不愿挨饿。 　　我不明白，共产党说要讲革命的人道主义，为什么在拘留所里故意饿犯人？ 　　我琢磨拘留所这么干有4个很现实的好处。 　　第一、把犯人饿得软弱无力，没劲儿逃跑； 　　第二、摧毁犯人意志，逼你坦白交待； 　　第三、有意折磨犯人，让你终生难忘，以后不敢再犯错误； 　　第四、犯人被饿得虚弱不堪，不会闹事，更不会暴动，保证了拘留所安全。 　　拘留所早晚各放一次茅。放茅前，大家都聚集在门口，只等看守把门一打开，就冲向厕所。放茅是一屋一屋的放，刚一蹲下，看守就开始吼：完了，完了！ 　　由于吃得少，一般人三四天才大一次便。我为了对付肚子，往往一星期才一次。但每次放茅，我都去，从不错过，想借着这个机会，活动一下腿脚，走出那间水泥笼子，体会体会有限的一点儿自由空间。 　　身体强壮的人对饿的反应特别强。3年困难时期，我对饥饿的锻炼，从来没有成功过，屡练屡折，使我感到，不怕饿是没法锻炼的。 　　在海淀拘留所里，我被饿昏过两回，毕生中第一次尝到了不省人事的滋味。头一回是个上午，我坐在地铺上，想去小便池解手，以正常速度站了起来，还没迈脚走，眼前突然一黑，失去知觉，摔倒在木板上，砸了望钓鱼台里看的小伙一下。他被砸得很疼，想生气，又没办法，我也不是故意的。 　　倒地后不一会儿，就苏醒过来，连连向钓鱼台道歉。全屋的人似乎对此司空见惯，没任何表示。 　　我不知道人在饥饿时，应该慢慢的站起来。 　　游泳教练告诫我，在拘留所里往起站，一定要慢，要扶着墙，否则血压低，很容易昏倒。 　　第二次，我已经注意，不敢太快地站，慢慢地往上起，而且扶着墙，可还是承受不了，身体刚一站直就像棍子般倒下，昏厥过去。不过几秒钟后就清醒。砸得还是那个钓鱼台小伙子。 　　“怎么回事啊？你以后慢点，别给哥儿们砸坏了！"他很不高兴地埋怨，轻轻揉着腿。从这以后，我更加小心，当要站起来时，尽量慢，跟80岁老头儿一样，扶着墙。缓缓地挪着脚步，缓缓地走到尿池子。 　　单腿蹲起，原来能做15个，现在一个也起不来，这是进去一个月后发生的事情。想一想吧，正常人的大便是一天一次，我却一星期一次，我吃的至少连正常人的一半还不到。 　　真不理解那窝头号称4两重，为什么不做够分量？人民政府怎么说话不算话？如果6两，你就说6两，我们也服。但你明明说是8两却不按8两给，就让人想不通，有气。 　　当看守心情好时，我们也可以跟他小聊几句。犯人对每个看守都称为班长。这些看守大都是郊区农民出身，在里面很少穿制服。 　　某次我向一据说心眼儿不错的马看守感叹道：“班长，里面真饿呀！这窝头有4两吗？实在太饿了。” 　　马看守语重心长：“知道饿就好，以后别干犯法的事。” 　　“班长，饿得心慌哇，共产党说不搞肉刑，可为什么不给吃饱饭呢？” 　　“你当这是住旅馆哪？专政机关就得有专政机关的作用！饿你几天，一辈子不犯错误，有啥不好？” 　　这天马看守心情好，要是他蹦着脸时，只要看你站在门口，就喝道：去！回去坐好了！口。 　　狱中的犯人都希望门上这块小板开着，能流通一点空气，也能看见一点走廊里发生的情况。似乎这扇小窗户开着，就不算完全与世隔绝。 　　我当时曾闪过一个念头，出狱后一定给党中央写封信，把这情况向上面反映反映。共产党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怎么能搞体罚呢？那窝头其实也就3两，绝没有4两。这是在给共产党抹黑啊！ 　　六零年困难时期也是饿，为了同学欠我2两粮票，可以撕破脸皮去要。可那时再饿也有盼头，能到姑姑家撑开了吃一顿，从没饿昏过。 　　每天下午4点开饭后，到6点就饿了。不到晚上9点，犯人不能躺下睡觉，必须规规矩矩坐着。唉哟，到明天早上9点钟，还有12个钟头，这段时间怎么熬？我们就聊北京各个饭馆，各种好吃的菜。脑子里想着各种美味，馋得满嘴口水。真后悔北京有那么多饭馆，平时怎么没好好吃吃？享受享受。 　　游泳教练下过不少馆子，谈起来津津有味，令人羡慕。前门的炒疙瘩、萃华楼的大虾、恩成居的炒鱿鱼丝……他全吃过。人在饿时就想着吃，聊吃是我们永不枯竭的话题。我在这儿所听到的对北京城里各个饭馆的介绍，比任何旅游书上都讲的生动、细腻、具体。还附有各种实际例子，各种评价体会。 　　各种平时不很在意的菜，现在都那么馋涎欲滴。一碗普通炸酱面都梦寐以求，比山珍海味不次。 　　我发誓，出去后一定把北京的主要饭馆吃一遍。过去太傻了，不知道吃对人类是这样的重要，不知道吃为万福之首。我现在才发现，吃饱是人生第一快乐。女人绝对比不过食物。此刻如果美色和窝头二者让我选，肯定选窝头。 　　民兵队长常常心疼地抚摸着自己瘪成一大坑的肚皮，比搓板还搓板的肋骨，默默流泪。他皮肤苍白，毫无血色，胳膊上的蓝色静脉管突出得吓人。但他很有尊严，从没到尿池子里拣别人吐的嚼不动的菜帮子吃。而那个老强奸犯却毫不在乎地从尿池子里拣烂菜帮子，用自来水冲冲，吞进肚。 　　论毅力，我最佩服睡在水池旁的游泳教练。 　　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剃个光头，人很精明。看了很多书，讲起世界名著头头是道。他是因为一件政治案子给抓了进来。看那架势，像个干部子弟，却从不说自己父母是谁。是故弄玄虚，还是真的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他知道很多中央首长住址，认识很多高干小孩，聊起上面的事，我们都插不上嘴。 　　他举止娴雅，有教养。最大特色是每天在牢里坚持做30个俯卧撑，而且是用十个手指头做！这个举动大家都望尘莫及。我只蹲了几天就饿得一动不想动，连做一个俯卧撑的勇气都没有。 　　据东四王来顺告我：这教练已关了8个多月。刚来时，因为受不了饿，曾让家里在捎东西时，偷偷把巧克力藏在一个枕头里，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后被其他犯人告发。看守马上召开批斗会，命令他跪在大家面前。 　　最要命的是减少了他一个窝头。每顿饭只给半个。几天过后，他完全瘫了，再也做不了俯卧撑，从早到晚都躺着，盖着厚厚棉被，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最后奄奄一息。当班长询问他还破不破坏所规时，他流着泪保证再也不破坏，说话声音微弱如丝。这才拣了一条命，恢复正常供应。 　　他是圆脑袋颧骨突出，眼睛显得特大特深，骷髅一样。屁股上的肉还有一点点，但也快被饥饿的刀锋剔没。瘦胳膊上的青筋暴起，耳垂薄薄，几乎透明。 　　给饿成这样，还天天做俯卧撑。 　　他常常低声对我说：“你很实在，这地方里实在的人不多。但你必须懂得保护好自己，有的时候不能太坦白。社会是很复杂的，不能不留点心眼儿。” 　　每人都给饿得有气无力，懒得说话，他却还能花力气给我讲这些人生经验。 　　伟大的目的产生伟大的毅力。 　　我搞枪的目的是好的，是伟大的，是对国家有利的，可为什么就没有伟大的毅力呢？我渐渐明白是饥饿摧毁了我的信念。饥饿能把人的精神世界完全彻底摧毁，能把人饿得失去理性，六亲不认，退化为动物。 　　墙上依依稀稀残留着当年联动写的标语：“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不过据老犯人说，红卫兵当时在狱中每人每天多优待一个窝头，所以士气不减。 　　那个在钓鱼台对面照相的中学生要释放了，这位穆青的小孩给气得有口难言。高高兴兴给同学照个相，结果关到拘留所里，饿得面黄饥瘦。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对面算是倒了八辈子邪霉。 　　他的释放勾引了我的伤感。没有纸笔。就偷偷地用牙膏皮在手纸上给父母写了一小纸条，托他带出去，送到我家。大意是： 　　爸爸妈妈： 　　饿啊！饿啊！ 　　一天只两个窝头，在里面饿昏了两次，走路得扶着墙走，说一句话都上气不接下气……恳请你们快快找找公安局的熟人，帮我早日出来。 　　饿啊！饿啊！饿啊！ 　　小波 　　依稀记得，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是父母的老战友。 　　从越南回来后，我跟父母关系一直疏远。自己无论多么困难，也不想求他们。宁肯流亡街头，也不回家。不愿在他们面前表示出一丝丝的怯懦，好像在赌一口气。但海淀分局拘留所把我制服。 　　我没有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毅力，只坐了一个多月就受不了。六零年大饥荒饿伤了我，太怕饿了，一饿就完全垮掉，毫无意志力。 　　在海淀公安分局拘留所，我又一次尝到了饥饿的可怕力量，它能使人吃牙膏、吃手纸、吃棉花、吃蚂蚁、吃死人啃过的剩窝头。

第六十章　无名死者的窝头--------------------------------------------------------------------------------　　刚进牢房时，对这帮刑事犯非常提防。以为都是社会渣滓，满嘴瞎话、阴险狡诈、心黑手辣。但终日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渐渐了解了他们善良的一面。 　　首先，44号牢房轮流拿窝头的制度，人人平等，不管你犯多大罪，多罪恶滔天，都一视同仁。像那个70多岁的老贫农，用两块糖哄着奸污了人家7岁小姑娘，在屋里成天聊逛窑子的经验，这么坏的家伙，也有机会第一拿窝头。 　　东四的小流氓王来顺，在我们牢房里是最厉害的。关的时间短，肌肉都还没凋谢。他嘴能骂，腿能摔，手能打，谁也不敢惹，但他并不恃强欺弱。我从不记得他打过谁。听说我喜欢摔跤，还热情教了我一番。饿成那样，动一动就心慌气短，尚能给我比划两下。不过我一饿，记忆力、领悟力特差，对他的比划，怎么也不明白。他又重复了一遍，累得气喘吁吁。 　　这小流氓穿肥肥的黑灯笼裤，多次进过局子。我想他调戏轮奸妇女，就是性欲太强，属于一种性欲亢进的病，若有减低性欲的药，他就不会犯这罪了。科学家真该研究研究，发明出这种药。 　　瘦杆儿狼特爱抚摸自己的细胳膊、细腿、伤心落泪。他说他的胳膊原来粗着呢，腱子肉像个小馒头。他心疼地一下一下轻轻摸着自己瘦得没肉的大腿，那么温情脉脉，好似抚摸着一位小情人。 　　三建坏头头，爱吹自己下过多少饭馆，多么会品味。吃饭时，菜汤里发现了一个苍蝇大惊小怪，嚷嚷一天。他也关了七八个月，全身精瘦，敢光着屁股站在大家面前擦澡。 　　农民黄金犯一肚子牢骚：“又不是抢的，又不是偷的，我从大粪里拣的金条卖给国家银行，这算犯了什么法？” 　　钓鱼台小伙子也常感叹自己冤枉：“什么事呀？我望钓鱼台里看了一眼，就给抓进来。不让看你把门挡起来呀！"但人们对他总不及对穆青小孩同情，谁叫他到钓鱼台门口穷狂，跟哨兵抬杠，不招驴才怪。 　　里面的人牙都邪白。每顿就是窝头，没有肉，食物成分简单。吃完了再用舌头把32个牙齿擦洗数遍，牙缝里就根本留不下一粒食物残渣。再加上为打发时间，每人早晚都刷一遍牙，把那牙刷得洁白贼亮。 　　牙黄的，要想去污，到局子里蹲一个月，保准见效。 　　拘留所与外面彻底隔绝。平常和外界联系的惟一窗口就是门上小方洞，所谓外部世界也就是一条走廊，对面那排几个灰色铁门。但看守常常把这小方洞关上。后窗户虽高，架人梯倒可以看见外面：也不过是一堵有电网的高墙和下面的一个自行车棚顶。而布朗基住在法国MOUNT要塞监狱中，透过铁窗还能看到蔚蓝色的大海、渔船及沙滩。 　　每次放风，所有犯人不许抬头，不许说话。场面古怪，一百多号人都深深低头，肃然无声，默哀一样。偶尔警察训话，全部低头静听。 　　只能用眼睛余光，感觉到四周犯人存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人脸都那么惨白，像涂了层白粉，个个不用化装就能演白骨精。尤其是在灿烂阳光下，白脸、白牙、白爪子、白耳朵……白花花一片，分外触目惊心。 　　这也是蹲局子的好处：能给皮肤闷得细皮嫩肉。整天见不着阳光，好像压在石头下面的小草。男人的皮肤也能闷得跟女人一样嫩，即使老农民也不例外。那黄金犯的脸皮像是沾了水的白纸，嫩得一挠就破。 　　每次放风，我都早早站在门口当第一个。在排头传纸条比较方便。因右边是一片空地，若夹在人中间，隔着三排人，根本不可能。 　　这次雷厦也是第一个，坐在后面。我低头，从胳膊底下，发现了他也正低着头，偷偷注视着我。两人目光相遇，只见他大臂不动，小臂摆了一下，一迭成小方块的纸条就飞到我右侧。 　　“低头！” 　　“不许东张西望！” 　　四周警察一声声吼着。然而我们虽都深深低着头，又一次完成了联系。 　　雷厦这个纸条上写着：关于军大衣，就说是林芝军分区给的，看后销毁。 　　我觉得这马粪纸做的小纸条太宝贵了，实在舍不得毁掉。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这简直就像是《红岩》里的故事，将来真可以写一本很传奇的书。 　　自收到雷厦纸条后，更激起想和雷厦经常联系的愿望。但放风时传纸条太危险，经过认真观察，发现我们惟一可以联系的地方是厕所，这是我和他都要去的地方。上厕所是按牢房号顺序，一屋屋上，大多数我前他后。 　　首先要让他知道，我每次上厕所都在北边靠墙第一个茅坑。我用牙膏在墙上写了两个字“蓝浪”。这是我给雷厦起的别名，与清波相对。暗示他我在这坑儿蹲过。还故意在有滩尿的地上留几团手纸。其中一张写：“你好。 　　反复了几次后，我终于在同一茅坑处发现了一团纸，打开一看，是他给我留下的。"蓝浪看见"（那天，是他先放茅）。 　　我特激动。小纸条万岁！万万岁！尽管就是一声问候，对人精神上的鼓舞却有着窝头所起不到的作用。想到有战友和自己并肩挨饿，就不再感觉难以忍受。几小时内，饥饿感能减弱许多。我把所收到的3个纸条珍贵地保存着，一个都舍不得丢。觉得将来出去后是个罗漫蒂克的纪念，可以向同学们得色得色。 　　在44号牢房里，我还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 　　那是大约5月底，6月初，牢房里抬进一个中国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大会刚批斗完，被打得奄奄一息。按惯例，他睡在我左边。 　　他完全不能动了，整天躺着，狱里看守也不管他。说话南方口音，很难懂，好像是福建人。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大分头，头发乌黑，前额广阔，高鼻梁，眼睛又大又亮，高颧骨，皮肤黝黑。 　　他口齿含混，昏昏沉沉，半天也没说清他到底是什么问题，也没听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大概是科学院一帮造反派说他恶毒攻击了毛主席，打得很凶。 　　每次吃饭，总是坏头头替他拿窝头，这可以贪污几粒粘在手上的窝头渣。 　　他老叫唤着喝水。白天我们就常喂他点水，并帮他打一缸子放到身边。但到夜里就没人管他了。每人都要睡觉，何况拘留所规定，夜里不准擅自站起，即使小便，也得先喊报告。 　　记得有一天夜里，他老呻吟，要水喝，但没人理他，后来实在渴得不行，就自己缓缓爬到水池子。把头伸进里面，用舌头舔我们往里尿尿、吐痰、刷碗的池子底儿。那地方总是潮湿湿的，有一点点残存的积水。他连抬胳膊拧水笼头的劲儿都没有。 　　狱方带他出去看过一次病，却毫无效果。从他含含混混的说话中，我们猜他到医院没给认真治。首先，他这样状况就不应该关在拘留所里。给打得动弹不了，还关拘留所只意味着他罪行特别严重。那年月反革命说杀就杀。医生怕犯立场错误，想好好看也不敢，只一般地检查了一下，给些常规药，打发了事。 　　回来后，他瘫在铺上，大口喘气。每次吃饭，窝头都吃不了，要剩下一多半。那碗里积攒2个半了，常常吸引着全牢人贪婪的目光。 　　尽管他被打得站不起来，心智还正常。早晨醒了后，总要费劲地把自己头发捋两下，弄整齐，没忘了臭美。 　　他整天默默躺着，时不时轻轻呻吟。当他清醒时，会喃喃自语，可能是叙说他的家乡怎么美，山清水秀，盛产乌龙茶，茶叶特别特别香……声音很低，几乎听不清。 　　他那样子一点也不像凶恶的阶级敌人，也就是个南方书呆子，不招人恨。可就是老呻吟，有时还特响，听了烦人。 　　牢房里的伪装太多了。在那可怕的环境里，对疼痛的表示必须有提前量，以自我保护。病到五分，你得装成十分，才不至临渴掘井，造成被动。 　　那天晚上，他叫唤了一夜。"水，水……唉呀，唉呀……"一声比一声响。 　　因为他紧挨着我，我最受噪音骚扰。开始厌烦他，因为他这样叫唤几天了。我睡觉很轻，他一叫就醒，再也睡不着。白天不叫，一到夜晚就叫。令我怀疑他这么做是故意的，见别人睡觉不理他，寂寞难受。 　　“水……水……水……"他叫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被吵得睡不着觉，心想：你小子弄提前量，也弄得太过分了。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要真渴，你可以爬到水池子处舔啊！ 　　我相信不只吵得我睡不着，别人也肯定都醒着。他叫得声音那么大，谁也没法睡，但没一个人理睬。牢房里，每人对身体病痛的反应都不同程度地有点夸大，不能完全相信。何况晚上犯人不许擅自站起。听说，有人就因为深夜没喊报告起来尿尿，而被看守教育个鼻青脸肿。 　　我离水笼头很近，当然可以偷偷走到水笼头处，给他打一杯水。但他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心里烦他，就故意不理。反正拘留所有纪律，不管没事。他这么叫唤，值班看守应该能听见，让看守去管吧。 　　他继续大声呻吟，一声高似一声。我蒙住被子，火冒三丈。意识到他越是大声叫，就越不能理他。一理，他就来了劲，动不动就叫唤。用惨号来勒索别人帮助，情感敲诈。心想你叫吧，别给我装了。豁出去不睡觉，也不管你。 　　到了临近拂晓时，谢天谢地，他总算不叫唤了。这家伙或许喊累，或许自觉没趣，变得非常安静。我这才迷糊了一会儿。 　　早晨起床后，每个人洗漱完毕，大家开始天天读。三建革联坏头头很热情地把毛巾蘸湿，帮他擦脸。坏头头拼命拔结他，自然别有用心。大家警觉地盯着坏头头儿，生怕他贪污剩窝头。 　　坏头头拍拍他，一点没反响。坏头头再一次轻轻叫唤：“嘿，醒醒，要吃饭了！"他依旧没反响。坏头头这才仔细观察了一番，摸了摸他的脸和鼻子，触电一样，大叫一声：“没气了！” 　　我目瞪口呆，再仔细看他脸，只见双目紧闭，淡漠的表情中有几丝悲哀。长头发乱蓬蓬，湿漉漉。枕巾、被单也全被汗水浸得潮潮糊糊，一股臭气。 　　全牢房的人都兴奋起来，因他碗里还放着5个半干窝头。小流氓王来顺闪电般窜将过去将窝头抱到怀里，藏到行李下面。坏头头儿站在门口，着急地喊：“报告班长，报告班长！” 　　看守过来后，隔着小窗口问：“你嚎什么？” 　　坏头头用手指了指着他，激动说：“他死了，快给弄走吧。大热天的，别传染上什么病。” 　　警察花啦啦打开牢门，进来检查了一番，之后把被子盖住他的头，走了。 　　正是吃饭时间，看守没马上处理，继续一屋一屋地开门送饭。尽管屋里有具尸体，我们每人还是那么津津有味地嚼窝头，那么仔细地用手指头蘸唾沫粘地上的窝头渣。等到舌头把牙缝里最后一点点窝头沫儿清理干净，全咽进肚，大家才有心思说话，议论起身边的死人。 　　坏头头同情道：“昨晚上他那么叫，我就觉得不好。” 　　“奇怪，表面上看，没有一点伤痕。” 　　“肯定把内脏打坏了。” 　　大家默默沉思起来，想起昨夜里，他那么呻吟，几乎叫了一夜，却得不到半个人理睬，似乎都涌起了一点点内疚。 　　我意识到自己昨晚上误会了他，非常非常后悔。我没经验，不知道他那样的呻吟是最后的绝叫。唉，从没见过快死的人是什么样。 　　惨啊！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一口水都喝不上。长时间呼叫竟没一人理睬！唉，44号牢房的犯人都是什么东西？包括我自己在内全见死不救，让他悲苦无助地撒手人间。 　　我想若换了我，在临终前这样惨叫，周围人全不理睬，我是什么感觉？太悲惨了！他虽然是个反革命，但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当时如果我给他端一口水喝，完全可以，不见得被哨兵发现。就是误解了他，以为他装洋算，玩儿提前量，而故意不理他。 　　到现在已过去30年了，那一夜的见死不救仍使我的心隐隐作痛。 　　全屋的人谁也不愿挨着那具尸体。但我最倒霉，我的位置就是那个位置。 　　在我一生中，这是头一次跟死人挨着，呼吸着从那被子下面的尸体上冒出的死人味儿。随着时间延长，细胞变质，那味儿开始变重。再加上他临终前流了很多汗，秽气扑人。 　　过了好一会儿，一警察指挥着个犯人，拉着褥子两角，把他拖出去，就像是拖一个麻袋。 　　豁然在他枕头旁又发现了一脏窝头，大家紧张地说：“藏起来！藏起来！ 　　黄金犯一个饿虎扑食，把窝头裹在手绢里，揣进怀，生怕警察发现。 　　坏头头嚷道：“班长，给我们点药水消消毒吧。"他对死人的耐受力特低，情绪败坏，坐卧不宁。 　　那天上午，我们过得很充实。因为警察给我们牢房开了3次门。一次是察看死尸；一次是拖死尸；一次是给了一瓶来苏水，让我们消毒。 　　坏头头自告奋勇干这事。他把药水泡在一脸盆里，往死者睡觉的地方，一遍一遍地泼，直到泼完了为止。 　　全牢房里充满了浓烈的来苏水味儿，把死人身上的邪气完全盖住。 　　等一切后事完毕，看守将牢房门锁上，脚步声渐渐远去，我们开始沉醉在全海淀拘留所在押犯少有的享受里--秘密分割死者的窝头。 　　钓鱼台在门口观望，监视看守的动向。小流氓拿出干窝头来，由黄金犯分。 　　其他人都激动地等着……像动物园里等着开饭的狼，大眼小眼都盯着黄金犯。他把6个半窝头平铺在一块大手绢里，从褥子上扯下了一根线儿。小流氓按着窝头，他来切。首先，用水泼湿窝头，增强其粘性，再精心把6个窝头切成两半。可要把那半个等分成12份却犯了难。这么小的窝头，分12份会给分碎了。 　　游泳教练建议道：“横三竖四，再泼点水。” 　　黄金犯把半个窝头放在水龙头下又滴了几滴水，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开始用线儿分。小流氓负责按着窝头。这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全牢10个犯人个个都虎视耽耽盯着他俩的一举一动。横着切三下，竖着切四下……浸湿后的窝头，依旧掉了不少渣渣。 　　黄金犯有着农民的耐力和灵巧。半个毫无粘性的窝头，让他给认认真真分12份，碎的就用手往12个碗里填，连窝头渣渣都要分匀。完成后，小流氓用一根筷子上两头系了根线，抽查12份半拉窝头是否一样重。他将半拉窝头放在筷子两头，在筷子中点吊一根线儿，发现确实都差不多。 　　全牢犯人再重新按顺序拿一次。每人慎重地，认真地，左盼右顾地选择一份自己认为最值的。黄金犯张开嘴，众目睽睽之下，一口就把那根割窝头的线儿吞进肚。。 　　坏头头待分完窝头后，很守规矩地向大家宣布：“碗里的就归我了，是我每天照顾他，是我给全屋消的毒。"于是他毫不在意地把死者的碗舔了个干净。这碗因放了好些天没洗，里面十来粒小米大的窝头渣上都蒙了一层尘埃。 　　真的，只有在海淀分局拘留所里，我才知道了一粒窝头渣的意义。 　　牢房里静静的，谁也不说话，完全沉浸在享受干窝窝头的乐趣里。无名死者的窝头放了多日，又干又硬又碎，一嚼就掉渣，可每人还是欢天喜地，双手捧着，似乎在吃高级点心。大家嘴上没说，心里都感激着这位科学院的。他的上天，使我们每人多吃了半个多窝头。这半个多窝头，让我们那一天过得好甜蜜温馨。 　　我用一个手小心翼翼托着窝头，另一手在嘴下面接着，以防掉窝头渣，一小口一小口地咀嚼。但窝头太干，还是有渣渣掉在腿上或屁股旁的木头缝里，一定得尽用指头蘸上唾沫，把它粘住，送到嘴里。否则身边的老强奸犯就会抢先下手。这老家伙，为了吃，什么脸也不要。而且窝头渣也没标志，他硬说是他的，你也没治。 　　瘦杆儿狼吃得极小心。他双手捧着手绢，手绢上托着那块窝头，每咬一口，那么轻，那么慢，老乌龟一样。这么干的窝头竟然一个渣儿也不掉。何况他腿上还铺着块大手绢，万一有干渣渣掉下来也插翅难飞。 　　教练也有特点。他先要伸长舌头，一下一下舔着窝头，很像母狮舔自己的小孩。先把上面松散部分吃掉，并用大量唾液糊住窝头，不使其掉渣儿。 　　牢房里，不管小孩、青年、壮年、老年，人人都像没牙老头儿一样，一口要嚼半天，以便让每粒窝头渣的营养都完全吸收进身体里。我过去吃饭一直很快，现在也变得细嚼慢咽，每口至少嚼一百下。就这样，还是比别人吃的快。自己吃完了，看见别人还在吃，就像看一特棒的电影，半截被从电影院里赶出来一样，特不情愿，特悲哀。 　　心想要是这科学院的再多活两天，我们就可以多有4个窝头吃。太遗憾他这么早就去了。 　　我们虽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虽然在宇宙中永远消失。但挨饿者永远忘不了给他食物的人。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又一次想起了他模模糊糊的样子：大分头，乌黑的头发，高鼻梁，高颧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1968年五六月份，这位中年男子以自己的突然死去，为44号牢房留下了6个半硬硬的干窝头，其价值超过六块半金砖。

新一茬的人看“铁与血”中所表述的这种小学、中学（包括文革）的生态环境是否有点象看天方夜谈呀？

以下是引用oldhorse在2004-6-11 6:44:00的发言：

转贴者老夫注：
老鬼是中国著名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扬沫的儿子，铁与血是老鬼的自传回忆录，写的极其真实和传神，再次证明：真实的力量远胜于粉饰的矫情，读罢不禁使人打开往事回忆的门窗。

老马老师，你说老鬼的文章写得极其真实和传神，可以讲叙一下其中的写作奥妙吗？

好文！！！

以下是引用abc246在2004-6-13 9:12: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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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老师，你说老鬼的文章写得极其真实和传神，可以讲叙一下其中的写作奥妙吗？

你是什么意思？我已经介绍了原文作者老鬼及其这篇回忆“铁与血”的背景，我说其写的极其真实和传神，是因为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尽管我比他小7岁多），但我对他的回忆有切肤体会、感同身受，他文中提到了那么多真人真名，其中有些也是我知道的人，他的丝毫不加粉饰的生动回忆也打开了我的记忆门窗，使我回想起自己坎坷曲折的经历，每个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是一本书呀，可我自叹没有他那样传神的文笔。
老鬼是“血色黄昏”和“铁与血”的作者，这两本书都以真实和不加粉饰的回忆为特点。我的网名是因为我属马，你把他跟我扯什么扯？

呵呵，老马没有文学方面的东西，问错了，对不起~

that's right.

真实的回忆：老鬼魔鬼般的记实笔触打开记忆的门窗打开尘封的记忆打开尘封的记忆 hero--真实的越战记实－1986 一名国军老宪兵的真实被俘回忆《军事力量》2之《打开尘封的记忆》《东京审判》打开不该忘却的记忆【转贴】真实的越战记实－－1986 [求助]哪位大大扫一下的打开尘封的记忆真实许世友---许世友警卫的回忆 ZT真实的越战侦察兵回忆血战回忆和四代机的邂逅，绝对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