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高敬亭特立独行一例

作者：yqy0702
　　 在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各省游击队领导人中，高敬亭可能要算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他创造了组建新四军时期的几个“第一”：
　　——他是第一个在未接到中央任何指示情况下，就独自完成了与国民党谈判的红军领导人，而且保持了红军的独立自主性；
　　 ——他组建了新四军人数第一多、装备第一好的部队，即以红二十八军为基础的新四军四支队；
　　——他领导四支队进行了整个新四军对日军的第一次作战：毙伤日军40余名而自己无一伤亡的蒋家河口战斗。
　　 其实，还有一件人们未曾注意到、但又很重要的事，可以更好地反映出高敬亭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
　　 众所周知，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我军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而代之以“副职”干部。
　　 例如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其实就是该师的政委。
　　 这种制度在八路军从师级开始，一直到旅、团，都是如此。
　　 在编新四军的最初，亦采取了该种制度。
　　 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史料，就可以注意到，当时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高敬亭的四支队，它在支队一级还是沿用了八路军的办法，不设政委，但它的四个团（七、八、九团和手枪团），从改编一开始，就都没有设“副团长”，而是都设了“政委”一职。
　　 与其同时改编的陈毅的一支队，张鼎丞的二支队，张云逸、谭震林的三支队，则都是按照八路军最初的做法，设的是“副团长”一职，而未设政治委员。
　　 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林维先、万海峰、李世安、汪少川、萧选进等人领导编辑的《新四军四支队简史》等，及《江淮出师》等回忆录书籍，都是如此记载。
　　 可能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高敬亭对当时中央的规定尚不知情所致。
　　 不然，因为从1937年9月起，中央就开始不断地从延安向四支队输送了大量干部，其中郑位三、戴季英等还是地位比较高的干部。
　　 后来，中央还拨给了两部电台与四支队联系，所以高敬亭完全可以得到的中央的所有指示。
　　 还有人可能会猜想，由于八路军已经于1937年底根据黄克诚等人建议，陆续恢复了政委制度，四支队可能在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按照“新规定”做了。
　　 这种猜想也不成立。
　　 原因有二：其一，四支队与其它三个支队是同时成立的，都是在南方局领导和叶挺等人安排下组建，与新四军军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说高敬亭不会不知道组建部队时的统一规定。
　　 其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作为“国共双方接受”的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当时肯定会坚持要求其所部各支队，都要按照当时国民党的规定去改编新四军的。
　　 所以，当时四支队独自决定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应该是高敬亭“故意而为”，而非其“无意而为”。
　　那么，为什么高敬亭会作出这种特别的事情来？
　　 由于高敬亭冤案的平反拖延过久，又没有人仔细追究过这个问题；而到了可以追究这些事情的原委的时候，原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四支队参与过此项决策的老同志，如郑位三、石裕田、林维先、梁从学、戴季英等，都已陆续作古，所以，估计此事将基本会成为一个历史疑案。
　　 红二十八军老人中,目前还健在、又曾在高敬亭身边较长时间工作过的，全国只有两位了：一位是曾任北京、成都军区担任过主要领导的万海峰，他在红军后期和抗战初期，给高当过勤务员。
　　 另一位，则是原长沙铁道学院党委书记朱国栋，他在红二十八军建立初期，就在军部当宣传员，抗战初期，又当过四支队七团保卫股长，对高应该更熟悉一些。为了能得到一点蛛丝马迹，笔者曾于最近电话访问了朱国栋老人。
　　 可惜的是，尽管老人头脑十分清醒，但由于当时他亦未处于决策层，对此事的具体情况也不知根底。
　　不过，老人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倒是可以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参考。
　　 他说：“四支队成立后，我们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始终高度警惕。因为双方毕竟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以说是血海深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信任我们，即便是双方谈判协议签字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后来搞统一战线，那是民族战争的需要，但对于国民党的警惕性，我们是一直不敢放松的。他们派人来搞‘点验’一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套对付办法。我当时是七团保卫股长，就要承担布置监视国民党来人的任务。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四支队与军部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问题。高敬亭同志曾派了七团的政治处主任熊挺同志，到云岭去汇报工作，也想加强与军部的沟通。但熊去后，感到的军部情况，与我们的想象得大不相同，那里的上下关系，与我们红军就不大相象，下级见了上级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倒是有许多与国民党军队类似之处，不甚融洽。而最让我们反感的，是军部的人一提到‘蒋介石’三个字，就立刻站起来，‘趴’地一个立正。高敬亭那样厉害，我们也没有这样对他啊。所以听熊讲了军部情况，大家心里都很不以为然。”
　　 按照老人的这些介绍，结合其它一些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初步判断：
　　 （1）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敌后作战频繁，规模大，对敌斗争不仅残酷，还十分复杂，所以对国民党警惕性很强。于是高会认为，必须靠我军所特有的政治委员制度，来维护内部的步调一致。
　　（2）高敬亭很可能会担心共产党的部队被“国民党化”，所以故意在职务设置上“标新立异”，以示国共区别。
　　 （3）高本人从来就很重视政治委员制度，在内战时期，高本身就长期担任政治工作者，1935年初，他按照旧鄂豫皖省指示委成立红二十八军时，就没有设置军长一职，而是自己担任了军政治委员的职务。所以，他不肯轻易放弃这种被长期历史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
　　 （4）还须注意的是，长期的游击战争，会普遍地导致一些“分散主义”行为，高与叶挺等军部领导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太融洽的。尽管出现这种状况不能全怪高，但也不排除：在设置职务时，高也多少有故意要与军部作对的成份。
　　 大概正是因为有了上述情况，高敬亭的特立独行，也就成了他最终会变为一位悲剧人物的原因。
　　 这其中，中央对高的缺乏信任（或许还有张国焘叛变后中央对原鄂豫皖干部的疑虑），鄂豫皖根据地内部的矛盾，新四军领导之间的不和所导致个别人想出来自己掌握军队（设立“江北指挥部”就不无此因），桂系的廖磊想独自占领大别山，等等等等，可能都是高被害的原因。
　　 但是，高在改编为新四军时保持独立性的强硬态度，包括在政治委员制度上与军部闹的“别扭”，都可能引起了叶对他的强烈不满，从而动了杀机，因为在杀高的过程中，叶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关键的。
　　 然而可悲的是，新四军后来吃亏（皖南事变），却证明了高对于国民党的一些做法，比军部的人还是要高明一些。作者：yqy0702
　　 在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各省游击队领导人中，高敬亭可能要算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他创造了组建新四军时期的几个“第一”：
　　——他是第一个在未接到中央任何指示情况下，就独自完成了与国民党谈判的红军领导人，而且保持了红军的独立自主性；
　　 ——他组建了新四军人数第一多、装备第一好的部队，即以红二十八军为基础的新四军四支队；
　　——他领导四支队进行了整个新四军对日军的第一次作战：毙伤日军40余名而自己无一伤亡的蒋家河口战斗。
　　 其实，还有一件人们未曾注意到、但又很重要的事，可以更好地反映出高敬亭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
　　 众所周知，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我军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而代之以“副职”干部。
　　 例如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其实就是该师的政委。
　　 这种制度在八路军从师级开始，一直到旅、团，都是如此。
　　 在编新四军的最初，亦采取了该种制度。
　　 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史料，就可以注意到，当时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高敬亭的四支队，它在支队一级还是沿用了八路军的办法，不设政委，但它的四个团（七、八、九团和手枪团），从改编一开始，就都没有设“副团长”，而是都设了“政委”一职。
　　 与其同时改编的陈毅的一支队，张鼎丞的二支队，张云逸、谭震林的三支队，则都是按照八路军最初的做法，设的是“副团长”一职，而未设政治委员。
　　 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林维先、万海峰、李世安、汪少川、萧选进等人领导编辑的《新四军四支队简史》等，及《江淮出师》等回忆录书籍，都是如此记载。
　　 可能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高敬亭对当时中央的规定尚不知情所致。
　　 不然，因为从1937年9月起，中央就开始不断地从延安向四支队输送了大量干部，其中郑位三、戴季英等还是地位比较高的干部。
　　 后来，中央还拨给了两部电台与四支队联系，所以高敬亭完全可以得到的中央的所有指示。
　　 还有人可能会猜想，由于八路军已经于1937年底根据黄克诚等人建议，陆续恢复了政委制度，四支队可能在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按照“新规定”做了。
　　 这种猜想也不成立。
　　 原因有二：其一，四支队与其它三个支队是同时成立的，都是在南方局领导和叶挺等人安排下组建，与新四军军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说高敬亭不会不知道组建部队时的统一规定。
　　 其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作为“国共双方接受”的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当时肯定会坚持要求其所部各支队，都要按照当时国民党的规定去改编新四军的。
　　 所以，当时四支队独自决定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应该是高敬亭“故意而为”，而非其“无意而为”。
　　那么，为什么高敬亭会作出这种特别的事情来？
　　 由于高敬亭冤案的平反拖延过久，又没有人仔细追究过这个问题；而到了可以追究这些事情的原委的时候，原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四支队参与过此项决策的老同志，如郑位三、石裕田、林维先、梁从学、戴季英等，都已陆续作古，所以，估计此事将基本会成为一个历史疑案。
　　 红二十八军老人中,目前还健在、又曾在高敬亭身边较长时间工作过的，全国只有两位了：一位是曾任北京、成都军区担任过主要领导的万海峰，他在红军后期和抗战初期，给高当过勤务员。
　　 另一位，则是原长沙铁道学院党委书记朱国栋，他在红二十八军建立初期，就在军部当宣传员，抗战初期，又当过四支队七团保卫股长，对高应该更熟悉一些。为了能得到一点蛛丝马迹，笔者曾于最近电话访问了朱国栋老人。
　　 可惜的是，尽管老人头脑十分清醒，但由于当时他亦未处于决策层，对此事的具体情况也不知根底。
　　不过，老人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倒是可以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参考。
　　 他说：“四支队成立后，我们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始终高度警惕。因为双方毕竟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以说是血海深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信任我们，即便是双方谈判协议签字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后来搞统一战线，那是民族战争的需要，但对于国民党的警惕性，我们是一直不敢放松的。他们派人来搞‘点验’一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套对付办法。我当时是七团保卫股长，就要承担布置监视国民党来人的任务。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四支队与军部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问题。高敬亭同志曾派了七团的政治处主任熊挺同志，到云岭去汇报工作，也想加强与军部的沟通。但熊去后，感到的军部情况，与我们的想象得大不相同，那里的上下关系，与我们红军就不大相象，下级见了上级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倒是有许多与国民党军队类似之处，不甚融洽。而最让我们反感的，是军部的人一提到‘蒋介石’三个字，就立刻站起来，‘趴’地一个立正。高敬亭那样厉害，我们也没有这样对他啊。所以听熊讲了军部情况，大家心里都很不以为然。”
　　 按照老人的这些介绍，结合其它一些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初步判断：
　　 （1）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敌后作战频繁，规模大，对敌斗争不仅残酷，还十分复杂，所以对国民党警惕性很强。于是高会认为，必须靠我军所特有的政治委员制度，来维护内部的步调一致。
　　（2）高敬亭很可能会担心共产党的部队被“国民党化”，所以故意在职务设置上“标新立异”，以示国共区别。
　　 （3）高本人从来就很重视政治委员制度，在内战时期，高本身就长期担任政治工作者，1935年初，他按照旧鄂豫皖省指示委成立红二十八军时，就没有设置军长一职，而是自己担任了军政治委员的职务。所以，他不肯轻易放弃这种被长期历史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
　　 （4）还须注意的是，长期的游击战争，会普遍地导致一些“分散主义”行为，高与叶挺等军部领导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太融洽的。尽管出现这种状况不能全怪高，但也不排除：在设置职务时，高也多少有故意要与军部作对的成份。
　　 大概正是因为有了上述情况，高敬亭的特立独行，也就成了他最终会变为一位悲剧人物的原因。
　　 这其中，中央对高的缺乏信任（或许还有张国焘叛变后中央对原鄂豫皖干部的疑虑），鄂豫皖根据地内部的矛盾，新四军领导之间的不和所导致个别人想出来自己掌握军队（设立“江北指挥部”就不无此因），桂系的廖磊想独自占领大别山，等等等等，可能都是高被害的原因。
　　 但是，高在改编为新四军时保持独立性的强硬态度，包括在政治委员制度上与军部闹的“别扭”，都可能引起了叶对他的强烈不满，从而动了杀机，因为在杀高的过程中，叶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关键的。
　　 然而可悲的是，新四军后来吃亏（皖南事变），却证明了高对于国民党的一些做法，比军部的人还是要高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