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先生骂人

有个叫陈村的人说过：“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从此不骂了。所有读过鲁迅骂人文章的人，应该看一看别人骂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的火气比较大，一语不合就骂开了。这当然表明文坛的自由和民主，人人都可说话。但是人人都要说，不免有了麻烦。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在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攻击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那些话就是今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中的苏修间谍，岂不是要人的命吗?)随手一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先说老，然后顺理成章地就糊涂得可观或固执了，成了堂鲁迅了。在他们幸灾乐祸地说鲁迅垂垂老矣时，分明有一种快意。……”   陈村说得很中肯，先生确实是厉害的。若是我，有了先生的一半境遇，却已经愤起了。而先生很坦然，只是笔耕，却不张扬。诽谤、诬陷，尽管来吧，先生是不畏的。而那些无聊的、浅薄的诋毁先生的文章，能对先生造成什么伤害呢？只是让人们看出了某些中国人，甚至某些中国名人的不幸而已罢了。先生自己也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可见，先生的“骂人”文章不仅指出了种种之可骂，并继之以骂，而且挖掘出了“骂”以上的文化意义。有那么一些文字上温柔敦厚的人也骂人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极普通的事。他们与鲁迅的不同，就是没有把骂人的内容写成文章，背后骂起来，也许比鲁迅还要声色俱厉哩！这是一种区别。还有一种区别是，只是骂人，没有“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就是说没有形而上的文化的东西，虽然写成了文章，那骂人也仅仅是骂人了。先生的骂人曾遭许多人的非议，以为这正是鲁迅可恶的地方，是他的污点。但是，先生骂的人总是有些问题的，先生从不乱骂人。“先生的著作中，涉及那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人物很多。对他们，先生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严厉责斥的，有极端鄙夷的。当然不能说被先生批评的人就必定一直不好，因为一个人毕竟是可以发展变化的。先生的批评有时也只是针对某人的一时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评价。我们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先生的批评对象是各有侧重点的，先生对章士钊是无情揭露，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抨击之列；对胡适，只是挖苦、讽刺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的是他为军阀作伥的一面；对徐志摩，只不过是讽刺他的诗；对杨荫榆，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的；对梁实秋，也没有超出“阶级性”等若干重大的是非问题。对争论范围以外争论对象的功过，先生一般较少提及。就事论事，抓住要害，不及其余。虽然先生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绪，“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华盖集续编·小引》）”（房向东）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先生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可见，先生是自知自己的骂人的，并为了真理和信念而骂。先生不是市井徒，骂人有他的风度。看先生的骂人，是一种享受。有个叫陈村的人说过：“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自己骂不精彩而从此不骂了。所有读过鲁迅骂人文章的人，应该看一看别人骂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的火气比较大，一语不合就骂开了。这当然表明文坛的自由和民主，人人都可说话。但是人人都要说，不免有了麻烦。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在他的骂词中要算厉害的。再看别人的骂他，就知道不过小巫了。梁在攻击他的文章里也有过到××党去领卢布之类的凶恶之词。(那些话就是今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文革”中的苏修间谍，岂不是要人的命吗?)随手一翻，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先说老，然后顺理成章地就糊涂得可观或固执了，成了堂鲁迅了。在他们幸灾乐祸地说鲁迅垂垂老矣时，分明有一种快意。……”   陈村说得很中肯，先生确实是厉害的。若是我，有了先生的一半境遇，却已经愤起了。而先生很坦然，只是笔耕，却不张扬。诽谤、诬陷，尽管来吧，先生是不畏的。而那些无聊的、浅薄的诋毁先生的文章，能对先生造成什么伤害呢？只是让人们看出了某些中国人，甚至某些中国名人的不幸而已罢了。先生自己也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可见，先生的“骂人”文章不仅指出了种种之可骂，并继之以骂，而且挖掘出了“骂”以上的文化意义。有那么一些文字上温柔敦厚的人也骂人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极普通的事。他们与鲁迅的不同，就是没有把骂人的内容写成文章，背后骂起来，也许比鲁迅还要声色俱厉哩！这是一种区别。还有一种区别是，只是骂人，没有“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就是说没有形而上的文化的东西，虽然写成了文章，那骂人也仅仅是骂人了。先生的骂人曾遭许多人的非议，以为这正是鲁迅可恶的地方，是他的污点。但是，先生骂的人总是有些问题的，先生从不乱骂人。“先生的著作中，涉及那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人物很多。对他们，先生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严厉责斥的，有极端鄙夷的。当然不能说被先生批评的人就必定一直不好，因为一个人毕竟是可以发展变化的。先生的批评有时也只是针对某人的一时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评价。我们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先生的批评对象是各有侧重点的，先生对章士钊是无情揭露，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抨击之列；对胡适，只是挖苦、讽刺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的是他为军阀作伥的一面；对徐志摩，只不过是讽刺他的诗；对杨荫榆，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的；对梁实秋，也没有超出“阶级性”等若干重大的是非问题。对争论范围以外争论对象的功过，先生一般较少提及。就事论事，抓住要害，不及其余。虽然先生在争论时，往往难免措词激烈，意见尖锐，有时甚至颇带意气、情绪，“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华盖集续编·小引》）”（房向东）在《论讽刺》和《谩骂》等文中，先生对所谓“骂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被称为“骂人”的，其实却是因为他说出了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所以“含含胡胡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可见，先生是自知自己的骂人的，并为了真理和信念而骂。先生不是市井徒，骂人有他的风度。看先生的骂人，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