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发动机泰斗吴大观自述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1966年5月份，组织上安排我到济南，在陈智慧大夫那里治疗眼疾。那位陈大夫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大夫，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看了我的眼睛后，说我的眼睛有三个问题：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剥落。她先为我做了白内障手术，但其它问题还需要继续手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我要休养一段时间，然后才可以接受下一个手术。这样我就在济南住了下来。
    到6月份，“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在济南也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但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技术干部，不会对自己有太大的冲击。
    9月份，所里来了一个副政委，带着一个警卫员。他对我讲，所里要搞教育活动、组织学习，需要我回去一段时间。对医院讲，这是我们的专家，需要回去一下，医院就同意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什么，就随他们回沈阳。在走到天津转车的时候，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车站转车的那个晚上，我提出要去理发，政委同意，安排警卫员和我一起去。到了理发馆以后，我对警卫员说，你有事可以走了，但他不走，就坐在旁边。我看出来了，他是在监视我，怕我跑了。
    早上到达沈阳，与过去不同，没有车来接，而是来了两位造反派，戴着红箍，是坐公共汽车回到所里。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批斗会场，押到了台子上面，旁边是两个陪斗的，是副总设计师，一位是陈及恒，一位是袁美芳，他们是夫妻，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后来他们调到燃气涡轮所，分别担任过该所所长和总工程师。
    台下已经安排好了群众，喊着口号，“打倒刘（苏）、张（显）、吴（大观）”什么的。我知道，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技术干部，也难逃厄运。

    关进“牛棚”九个月
    中间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搞武斗。1967年8月14日，黎明厂“棒子队”冲击沈阳发动机设计所，打死过人。到1968年，武斗已经结束了，一派胜了，一派败了。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把我抓了起来，用鞭子打，要我交代怎么从美国回来，怎么治眼睛什么的。开始，是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晚上开着灯，我说：“开着灯，我睡不着觉。”他们呵斥说：“什么睡不着，睡！”于是就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据说在与我同住一起的某人身上发现了一颗大钉子，说是要用来自杀的。
    我的“罪名”是两方面，白天“搞”我，说我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晚上“搞”我，说我是“特务”。开始的重点是“走资派”的问题，后来就把“特务”问题当成重点了。他们这个组是分班的，“搞”我“特务”问题时一连整了三天三夜，他们一班人“搞”6个小时，接着是下一班人，我却是连轴转，这个做法号称是“车轮战术”。他们这些人有分工，谁“搞”什么问题，分得很清楚。就那么三天三夜没有让我睡觉，一会儿要我跪下，一会儿要我低头。到后来，我一低头，看地板就是旋转的。最后，我说了：“我要睡觉！”他们说，要我交代了问题才能睡觉。我抗议道：“我的问题，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现在我就是要睡觉，否则我什么问题也无法交代。”这样他们才放过我。但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犯了，胃出血。
    我的胃病是在昆明的时候落下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学生吃的米都是从越南运过来的，都是发霉的糙米，加上学习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胃溃疡。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每天两磅牛奶，喝好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牛棚”，又出血了。
    好人总是有的。在被关“牛棚”的时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他偷偷地关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给我买蛋糕，悄悄地递给我。每个星期买一斤，这样做了一两个月，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在“牛棚”里关了我9个月，主要“搞”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我交代，我这个眼睛里有照相机，是搞特务活动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就给他们讲，我这个眼睛的病是怎么回事，我一遍遍地对他们讲：“如果就用照相机来打个比方，那么我的眼睛视网膜剥落就像是相机里胶片掉下来了，白内障就是镜头前面不干净，玻璃体浑浊是相机里有烟雾、杂质，这就没有办法拍照，也就是眼睛无法看清楚东西了。”
    还有就是说我的收音机的问题。为了这个收音机，搞得很紧张，重新抄了我的家，还在我家里搞了什么测试，弄得邻居都紧张了。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后来组织安排我到解放区，我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进了北京，组织上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条子，通知我让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收音机取回来。我和进行接管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取的。我们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门，有人出来，我们把条子递上去，他说：“知道的。”然后把收音机拿了出来，交还给我，还说了“谢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造反派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们去调查了，收音机是放在王光美同志那里使用的。在当时，与王光美有关系的事自然都成为了重大问题。
    我到黎明厂的时候，为了技术人员学习电子技术，我把这个收音机交给大家，分解了研究。没有想到造反派会把这个收音机扯出来，作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罪状”。
    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我每月多交党费都成了“罪状”，说是特务活动的经费。1966年5月份，组织上安排我到济南，在陈智慧大夫那里治疗眼疾。那位陈大夫是全国有名的眼科大夫，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看了我的眼睛后，说我的眼睛有三个问题：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剥落。她先为我做了白内障手术，但其它问题还需要继续手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我要休养一段时间，然后才可以接受下一个手术。这样我就在济南住了下来。
    到6月份，“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在济南也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但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技术干部，不会对自己有太大的冲击。
    9月份，所里来了一个副政委，带着一个警卫员。他对我讲，所里要搞教育活动、组织学习，需要我回去一段时间。对医院讲，这是我们的专家，需要回去一下，医院就同意了。我当时并没有怀疑什么，就随他们回沈阳。在走到天津转车的时候，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车站转车的那个晚上，我提出要去理发，政委同意，安排警卫员和我一起去。到了理发馆以后，我对警卫员说，你有事可以走了，但他不走，就坐在旁边。我看出来了，他是在监视我，怕我跑了。
    早上到达沈阳，与过去不同，没有车来接，而是来了两位造反派，戴着红箍，是坐公共汽车回到所里。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批斗会场，押到了台子上面，旁边是两个陪斗的，是副总设计师，一位是陈及恒，一位是袁美芳，他们是夫妻，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后来他们调到燃气涡轮所，分别担任过该所所长和总工程师。
    台下已经安排好了群众，喊着口号，“打倒刘（苏）、张（显）、吴（大观）”什么的。我知道，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技术干部，也难逃厄运。

    关进“牛棚”九个月
    中间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搞武斗。1967年8月14日，黎明厂“棒子队”冲击沈阳发动机设计所，打死过人。到1968年，武斗已经结束了，一派胜了，一派败了。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把我抓了起来，用鞭子打，要我交代怎么从美国回来，怎么治眼睛什么的。开始，是几个人住一个大房间，晚上开着灯，我说：“开着灯，我睡不着觉。”他们呵斥说：“什么睡不着，睡！”于是就这样睡了一夜。第二天，据说在与我同住一起的某人身上发现了一颗大钉子，说是要用来自杀的。
    我的“罪名”是两方面，白天“搞”我，说我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晚上“搞”我，说我是“特务”。开始的重点是“走资派”的问题，后来就把“特务”问题当成重点了。他们这个组是分班的，“搞”我“特务”问题时一连整了三天三夜，他们一班人“搞”6个小时，接着是下一班人，我却是连轴转，这个做法号称是“车轮战术”。他们这些人有分工，谁“搞”什么问题，分得很清楚。就那么三天三夜没有让我睡觉，一会儿要我跪下，一会儿要我低头。到后来，我一低头，看地板就是旋转的。最后，我说了：“我要睡觉！”他们说，要我交代了问题才能睡觉。我抗议道：“我的问题，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现在我就是要睡觉，否则我什么问题也无法交代。”这样他们才放过我。但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犯了，胃出血。
    我的胃病是在昆明的时候落下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学生吃的米都是从越南运过来的，都是发霉的糙米，加上学习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胃溃疡。后来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每天两磅牛奶，喝好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进“牛棚”，又出血了。
    好人总是有的。在被关“牛棚”的时候，有一位看“牛棚”的工人，他偷偷地关照我。我的胃不好，他私下给我买蛋糕，悄悄地递给我。每个星期买一斤，这样做了一两个月，我的胃好了一些，慢慢地不出血了。
    在“牛棚”里关了我9个月，主要“搞”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我交代，我这个眼睛里有照相机，是搞特务活动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我就给他们讲，我这个眼睛的病是怎么回事，我一遍遍地对他们讲：“如果就用照相机来打个比方，那么我的眼睛视网膜剥落就像是相机里胶片掉下来了，白内障就是镜头前面不干净，玻璃体浑浊是相机里有烟雾、杂质，这就没有办法拍照，也就是眼睛无法看清楚东西了。”
    还有就是说我的收音机的问题。为了这个收音机，搞得很紧张，重新抄了我的家，还在我家里搞了什么测试，弄得邻居都紧张了。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后来组织安排我到解放区，我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进了北京，组织上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条子，通知我让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收音机取回来。我和进行接管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取的。我们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门，有人出来，我们把条子递上去，他说：“知道的。”然后把收音机拿了出来，交还给我，还说了“谢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造反派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们去调查了，收音机是放在王光美同志那里使用的。在当时，与王光美有关系的事自然都成为了重大问题。
    我到黎明厂的时候，为了技术人员学习电子技术，我把这个收音机交给大家，分解了研究。没有想到造反派会把这个收音机扯出来，作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罪状”。
    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我每月多交党费都成了“罪状”，说是特务活动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