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在下水道的水流——古拉格群岛上的中国人

被遗忘在下水道的水流——古拉格群岛上的中国人
　　 [《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32-1939年在苏联的遭遇》]
　　
　　在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前三十五年里，大约六千万人从古拉格群岛抵达了天堂或是地狱，至于仅仅是途经那里住过五年十年的旅客，数目更是难以统计。在索尔仁尼琴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古拉格群岛》里，精炼地描述了群岛及其居民的几乎是所有的情况，但是书中仅仅偶然地提到过两三次中国人，其中第一部第二章《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描述了古拉格居民来源的历史，即居民们是在何时被成批地从正常生活被冲进下水道的，这章没有忘记犹太人，没有忘记车臣人，甚至没有忘记朝鲜人和日本人，但是很遗憾，这章遗忘了我们中国人，不仅这章，全书都遗忘了中国人。这样古拉格下水道里的这股中国人水流竟然被忽略了，虽然这股水流可能只有不到一万人（？），不论比起六千万还是一千五百万（古拉格人口数），都不足千分之一，在统计学上也许是可以忽略的数字，但是毕竟那是一万人，一万中国人。
　　这种被遗忘的状况持续了半个世纪，即使是所有的真相被公布的时候，在无数的死者被公开悼念的时候，这种遗忘仍然在继续着。直到这本书的出现——《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32-1939年在苏联的遭遇》（姚艮 著）。
　　作者赶上了那股三十年代初的远东中国移民水流，那股水流几乎把远东的中国人干干净净，一个不剩地冲进了古拉格的下水道，不论是官员还是矿工，唯一的鉴别标准是——中国人。不要觉得冤枉，苏联人有的仅仅因为会说几个中文单字，就被抓起来了（见《古拉格群岛》）。在中国境内工作过的北满铁路的全部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回国后均遭逮捕或流放，斯大林同志从来不是厚此薄彼的。书中还写到了三七三八年的莫斯科中国人水流，这股水流不是专门为中国人预备的，但“砍树木屑飞”，几千中国人就这样“飞”进了古拉格。这股水流与前者不同：前者主要是远东的普通中国移民，被“格伯乌”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配合着送进古拉格，当然完事后把那些马列主义者也送去了，但毕竟普通移民占多数。而3738年流进古拉格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无不同政见者”，他们赞成所有的政策，枪决阶级敌人——他们投票一致通过；大搜捕——他们欢呼拥护，但他们还是进来了，前面说过，斯大林同志从来不是一个厚此薄彼的人。
　　这本书对古拉格的中国水流史的描述是很不全面的，仅仅写了1932-1939其这六七年里的作者亲身经历的两股中国水流，从时间跨度看仅仅是五分之一。而且这不是一部历史作品，而是作者在八十二岁高龄完成的文学性回忆录，有很多缺憾和不足是难免的，但这毕竟是半个世纪以来对那一万中国人的第一次回忆，下水道里被遗忘了五十年的水流竟然又浮出了水面。
　　
　　我96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但由于作者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我那时的年轻浮躁，导致这书只是草草看过一遍。说到表达方式的独特，可能和作者身份的限制有关，书里的“我”是狂热极左的，正是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我的第一次阅读时的兴趣和情绪，虽然材料是珍贵的，但这种调子让人每每生厌。八年过去了，这回用了整整三天重读了此书，才发现作者独特的表达方式，书里的“我”，是当时的“我”，不是今天的“我”，书中经常让别人说话，那往往是今天的“我”的代言人。回忆录中的“我”不完全是“我”，尤其是作者想说一些“出格”的话时，一定是借用别人的嘴说出来，这么特别的表达方式也难怪我年轻时无法深入了解。举例说明一下：
　　一、背景是劳改营里按劳动定额供给食物，而“我”埋头苦干，超额完成任务，这时难友找他谈话：
　　【“……你们做了个极不人道的、极端坏的坏榜样！是变相的杀人犯！”
　　“我不能同意你的指责！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们到哪里、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作革命的表率！在中国如此，‘在外边’、在苏联如此，‘到里边’——到劳改队也是如此！”“……我的任务只是干活！干活，还是干活！也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死脑袋，简直是具僵尸！去你妈的，不懂人话的牲畜！”】
　　二、一段远东中国移民在劳改营里对三七年进来的“无不同政见者”的开场白：
　　【“既然是中共派来学习的，你怎么走错了路，找错门了？这里是齐必由劳动营啊！你是东方大学的吗？你们那所大学可有出息呀，……每个人嘴里都是一套套马列，可坏肠子里装的都是害人的又腥又臭的坏水呀，哪个是好东西？”】
　　书里对帮助苏联政府抓中国人的“赤色华人”有个通称，在书里出现里几百次，叫“狗逼捣灶”，是作者的东北方言，我猜测意思和“狗娘养的”差不多。在书里，这是远东中国移民对告密抓人的“赤色华人”的通称，并非谩骂或作者的独创。虽说辱骂不是斗争，但劳动人们表达一下阶级感情还是允许的吧？
　　
　　由于不是历史著作，更多情况我们只能靠推测补足，关于人数的情况，我是按最保守的可能，估计为一万人，我不知道远东的中国移民的数目，也不知道莫斯科等大城市的中国人数，所以只能估算了。光这六年里，作者亲身蹲过的，整营是清一色一千多中国人的就有两个，零星的简直难以计算。1918-1953，三十五年的跨度里的总数估算为一万，我想应该是保守的极限了。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事人多数都把尸骨留在了古拉格，想作者这样侥幸生还的应该是极少数，时逢中国正是多故之秋，能又侥幸活到今天的更是寥寥无几，可能纪念那一万个中国人的书只有这一本了。
　　
　　
　　【作者简介：姚艮，男，1912年生，1930年参加共青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以后在公安部工作，曾任公安部编译处处长、群众出版社总编、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现离休。】被遗忘在下水道的水流——古拉格群岛上的中国人
　　 [《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32-1939年在苏联的遭遇》]
　　
　　在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前三十五年里，大约六千万人从古拉格群岛抵达了天堂或是地狱，至于仅仅是途经那里住过五年十年的旅客，数目更是难以统计。在索尔仁尼琴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古拉格群岛》里，精炼地描述了群岛及其居民的几乎是所有的情况，但是书中仅仅偶然地提到过两三次中国人，其中第一部第二章《我国下水管道的历史》描述了古拉格居民来源的历史，即居民们是在何时被成批地从正常生活被冲进下水道的，这章没有忘记犹太人，没有忘记车臣人，甚至没有忘记朝鲜人和日本人，但是很遗憾，这章遗忘了我们中国人，不仅这章，全书都遗忘了中国人。这样古拉格下水道里的这股中国人水流竟然被忽略了，虽然这股水流可能只有不到一万人（？），不论比起六千万还是一千五百万（古拉格人口数），都不足千分之一，在统计学上也许是可以忽略的数字，但是毕竟那是一万人，一万中国人。
　　这种被遗忘的状况持续了半个世纪，即使是所有的真相被公布的时候，在无数的死者被公开悼念的时候，这种遗忘仍然在继续着。直到这本书的出现——《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32-1939年在苏联的遭遇》（姚艮 著）。
　　作者赶上了那股三十年代初的远东中国移民水流，那股水流几乎把远东的中国人干干净净，一个不剩地冲进了古拉格的下水道，不论是官员还是矿工，唯一的鉴别标准是——中国人。不要觉得冤枉，苏联人有的仅仅因为会说几个中文单字，就被抓起来了（见《古拉格群岛》）。在中国境内工作过的北满铁路的全部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回国后均遭逮捕或流放，斯大林同志从来不是厚此薄彼的。书中还写到了三七三八年的莫斯科中国人水流，这股水流不是专门为中国人预备的，但“砍树木屑飞”，几千中国人就这样“飞”进了古拉格。这股水流与前者不同：前者主要是远东的普通中国移民，被“格伯乌”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配合着送进古拉格，当然完事后把那些马列主义者也送去了，但毕竟普通移民占多数。而3738年流进古拉格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无不同政见者”，他们赞成所有的政策，枪决阶级敌人——他们投票一致通过；大搜捕——他们欢呼拥护，但他们还是进来了，前面说过，斯大林同志从来不是一个厚此薄彼的人。
　　这本书对古拉格的中国水流史的描述是很不全面的，仅仅写了1932-1939其这六七年里的作者亲身经历的两股中国水流，从时间跨度看仅仅是五分之一。而且这不是一部历史作品，而是作者在八十二岁高龄完成的文学性回忆录，有很多缺憾和不足是难免的，但这毕竟是半个世纪以来对那一万中国人的第一次回忆，下水道里被遗忘了五十年的水流竟然又浮出了水面。
　　
　　我96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但由于作者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我那时的年轻浮躁，导致这书只是草草看过一遍。说到表达方式的独特，可能和作者身份的限制有关，书里的“我”是狂热极左的，正是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我的第一次阅读时的兴趣和情绪，虽然材料是珍贵的，但这种调子让人每每生厌。八年过去了，这回用了整整三天重读了此书，才发现作者独特的表达方式，书里的“我”，是当时的“我”，不是今天的“我”，书中经常让别人说话，那往往是今天的“我”的代言人。回忆录中的“我”不完全是“我”，尤其是作者想说一些“出格”的话时，一定是借用别人的嘴说出来，这么特别的表达方式也难怪我年轻时无法深入了解。举例说明一下：
　　一、背景是劳改营里按劳动定额供给食物，而“我”埋头苦干，超额完成任务，这时难友找他谈话：
　　【“……你们做了个极不人道的、极端坏的坏榜样！是变相的杀人犯！”
　　“我不能同意你的指责！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们到哪里、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作革命的表率！在中国如此，‘在外边’、在苏联如此，‘到里边’——到劳改队也是如此！”“……我的任务只是干活！干活，还是干活！也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死脑袋，简直是具僵尸！去你妈的，不懂人话的牲畜！”】
　　二、一段远东中国移民在劳改营里对三七年进来的“无不同政见者”的开场白：
　　【“既然是中共派来学习的，你怎么走错了路，找错门了？这里是齐必由劳动营啊！你是东方大学的吗？你们那所大学可有出息呀，……每个人嘴里都是一套套马列，可坏肠子里装的都是害人的又腥又臭的坏水呀，哪个是好东西？”】
　　书里对帮助苏联政府抓中国人的“赤色华人”有个通称，在书里出现里几百次，叫“狗逼捣灶”，是作者的东北方言，我猜测意思和“狗娘养的”差不多。在书里，这是远东中国移民对告密抓人的“赤色华人”的通称，并非谩骂或作者的独创。虽说辱骂不是斗争，但劳动人们表达一下阶级感情还是允许的吧？
　　
　　由于不是历史著作，更多情况我们只能靠推测补足，关于人数的情况，我是按最保守的可能，估计为一万人，我不知道远东的中国移民的数目，也不知道莫斯科等大城市的中国人数，所以只能估算了。光这六年里，作者亲身蹲过的，整营是清一色一千多中国人的就有两个，零星的简直难以计算。1918-1953，三十五年的跨度里的总数估算为一万，我想应该是保守的极限了。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事人多数都把尸骨留在了古拉格，想作者这样侥幸生还的应该是极少数，时逢中国正是多故之秋，能又侥幸活到今天的更是寥寥无几，可能纪念那一万个中国人的书只有这一本了。
　　
　　
　　【作者简介：姚艮，男，1912年生，1930年参加共青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以后在公安部工作，曾任公安部编译处处长、群众出版社总编、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