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达尔富尔和苏丹问题的一些旧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32:32
达尔富尔 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战火纷飞、多灾多难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似乎终于看到一丝和平的曙光：据联合国的消息，在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安南斡旋下，一直持顽固拒绝立场的苏丹政府终于原则上同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31日通过的1706号决议，即“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维和部队，以支援非盟的维和部队，及帮助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和平协议。此前苏丹总统巴希尔一直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由，强硬拒绝联合国部队的介入。
据联合国统计，这场发生在苏丹南部的悲剧自2003年2月爆发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250万难民流离失所，350万人依靠联合国粮食援助生存，而非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已突破30万。如果这场被许多舆论称为“目前世界上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悲剧就此落幕，无疑将是这个多灾多难地区及其民众的最大福音。
然而对于达尔富尔来说，苦难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么？
危机之萌：民族、宗教与生存之争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3400多万人口分为多达600余部族，其中39％为阿拉伯人，71％信仰伊斯兰教。
历史上这个贫瘠的国家就战乱不已，二战结束后，该国爆发了以北方阿拉伯人和南方黑人为对立面、长达22年的内战，这场内战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各种部族、宗教、社会矛盾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解决。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利比亚和中非三国相邻，传统上是80多个黑人部族的居住区，即使在贫困的苏丹也是最不发达地区之一，政府行政能力薄弱，长期依靠各部族的习惯法治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丹北方和尼罗河流域爆发大旱，许多阿拉伯人为躲避旱灾大批迁往达尔富尔，使得这一地区总人口由原先的300万陡增到600万，阿拉伯移民和当地土著为了争夺水源、土地和牧场冲突不断。
苏丹政府领导人多来自北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地区，因此在感情上偏袒移民，在觉察到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问题后，他们采取了极不恰当的做法。1994年，苏丹政府把达尔富尔划分为南、北、西三个区，并把根据内战结束时所达成协议、仅在北方阿拉伯居住区实行的阿拉伯特权扩充到西达尔富尔，理由是“这里已变成阿拉伯人居住区”，而实际上当年这里的多数居民仍为当地土著。
阿拉伯移民的剧增和政府的偏袒，使当地脆弱的传统治理秩序彻底崩溃，土著各部族原本糟糕的生存状态也每况愈下。在此局面下，一些土著人希望通过武装斗争保护自己，并取得如此前内战中南方那样的“自治”地位，两个黑人武装组织“苏丹解放军”（SLA）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壮大起来并得到越来越多土著的拥护。2003年2月，阿拉伯移民组织的民兵开始攻击黑人村庄，4月，SLA以政府不能阻止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反攻阿拉伯人村庄，并袭击了政府在当地的机构，并杀死一名阿拉伯酋长，达尔富尔冲突爆发了。
苏丹政府接获消息后立刻单方面指责SLA和JEM是“分离主义势力”，甚至宣称居住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所有黑人土著居民——哪怕他们根本与事件无关、甚至本身信奉伊斯兰教——是“SLA分裂国家的第五纵队”，当地阿拉伯民兵以此为口实，对西达尔富尔许多黑人村庄进行逐一、反复的洗劫，他们烧毁清真寺，掠夺牲畜，屠杀和驱逐当地黑人村民，为迁进阿拉伯人做准备。
可以看出，这并非什么“宗教矛盾”或“分裂活动”，而是一个优势群体对另一些弱势群体旨在抢夺生存元素——水和土地——的武力洗劫。据联合国有关官员统计，在这场浩劫最高潮的18个月里，平均每月都有多达1万名土著死亡，不是死于阿拉伯人的屠刀，就是死于饥馑、疾病、瘟疫或疲劳。
在这场浩劫中苏丹政府继续扮演了阿拉伯人保护者的角色，政府军的直升机、装有卫星电话和重机枪的丰田“巡洋舰”越野车甚至喷气飞机为阿拉伯民兵提供支援，甚至直接投入战斗，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撑腰，西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足以令全世界震惊的人道灾难的。
危机之困：屡打屡谈久拖不决
由于苏丹僻处非洲一隅，危机爆发伊始并未引起国际普遍关注，直到1年过去，事态愈演愈烈，才纷纷展开各种努力，力图尽快结束这场灾难。
最初投入斡旋的是非盟，在它的协调下，苏丹政府和SLA、JEM于2004年开始谈判，并在当年4月8日在乍得恩贾梅纳达成停火协议；不久，非盟各国派出约7000名多国士兵进入达尔富尔，以监督停火并维持当地稳定；
2004年7月、9月，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1556、1564号决议，要求苏丹政府解除阿拉伯民兵武装，此后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多个相关决议，包括前述“向当地派遣维和部队”的1703号决议；
自2004年7月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多次访问达尔富尔，积极推动和平进程；美国、法国、欧盟甚至日本纷纷高调介入，通过向苏丹政府施加包括军事禁运和经济制裁等压力、向土著方提供各类援助、威胁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惩办肇事者等手段，美国布什政府甚至一度呼吁北约直接派兵进入，而不再征求苏丹意见。这一切都旨在迫使苏丹政府作出努力，接受国际监督，并尽快结束危机；
但达尔富尔的枪声和流血并未中止，双方的谈判进行了两年，当地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2005年7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阿布贾达成《原则宣言》，但宣言墨迹未干，当地战端再起；9月，阿布贾和谈重开，但动乱毫无告停迹象；今年5月5日，苏丹政府和SLA在阿比让终于达成“反政府武装解散、阿拉伯民兵同时交出武装”的协议，但迟迟未得到有效贯彻；8月31日，1706号决议通过当天，苏丹政府就以“干涉内政”为由表示拒绝，次日即派兵协助阿拉伯民兵，发起对反政府武装的大规模进攻。
苏丹是穷国、弱国，为何国际社会数载努力，却无法平息达尔富尔的危机？
对此，美、欧等国家责怪中、俄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态度消极，阻挠联合国在此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特别指责中国因自身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从而使事态恶化；而中、俄等国则认为是“西方某些大国”的干涉和把问题国际化，导致反政府武装有恃无恐，不断提出非分要求，致使问题久拖不决；还有些人认为，是阿拉伯极端势力从中作祟，使得事态错综复杂。
那么事件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石油利益问题。
中国：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
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存在是从苏丹开始的。
1995年，中石油开始进入苏丹，短短几年时间，苏丹已成为中国重要石油来源。目前，中石油在苏丹拥有12个企业，占有苏丹最大石油公司大尼罗河股份公司40％、喀土穆炼油厂、石化厂各50％和95％股份，并修建了750公里输油管和苏丹港30万吨油轮输油终端。苏丹政府对华出口额一度达总额的55％，其中大部分为原油，2004年1－4月，从苏丹港出发的25艘油轮竟有19艘开往中国。
通过中国的投资，苏丹在1999年成为石油进口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通过在苏丹的石油开发，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正因如此，中国需要苏丹政府保持对国家的控制，以确保自己能源利益，而苏丹方面也需要中国的扶持，从而能在日益孤立的国际舞台上继续周旋。
虽然把中国支持苏丹政府的原因简单归于石油失之片面，但必须指出，中国两年多来坚持不懈地反对大国势力介入达尔富尔危机、反对制裁、不赞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并多次在安理会表决中投出弃权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系能源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一考虑，中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物资援助，并提供了包括12架F-7战斗机在内的军火，这些当然都成为后者对付反政府武装的利器。
中方给苏丹政府的输血无疑鼓励和支撑了后者，使之得以长期对国际压力持强硬抵触的立场。
然而如果说苏丹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得到巨大利益的话，中方却受挫不少。
由于担心中国在当地的垄断威胁其自身利益，近年来苏丹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打压中国石油公司，作为最大股东的中石油，却屡屡在当地各项招标中失败，或被迫以高价签标。
由于达尔富尔危机，西方对苏丹实行制裁，导致在当地控股的中石油面临国际困局；由于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对苏丹政府使用中国资金、武器支持阿拉伯民兵不闻不问，当地大使馆又对中资企业和中国经济利益保护不力，对中国企业间的协调问题熟视无睹，一味将问题往国内推诿，造成中石化、中石油在苏丹恶性竞争、被苏丹方利用而两败俱伤的恶劣后果。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并未换取后者的感激或理解，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得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的弃权票是在玩平衡，搞暧昧外交，甚至说“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纯粹是为了生意”。中国因为苏丹在国际形象上失分，却并未换来经济利益的保证。
由于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出于构建国际战略的前提，不可能公然反对联合国有关决议；出于对中国在苏丹石油利益的考量，又势难转而支持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干预，真可谓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更何况苏丹政府一方面拿着中国武器在达尔富尔大打出手，给中国造成巨大外交麻烦、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打压中资石油公司，使得后者在当地的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不但如此，尽管中方力图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撇清，但子弹却不长眼睛：至目前为止已有两名中国勘探人员在达尔富尔丧生，另有一中国工人被苏丹军人击毙。
面对这种两头吃力、两头不讨好的困局，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是“美国力图打压中国的企图”，主张加大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力度；但也有许多人士指出，必须检讨中国在苏丹的外交艺术和经营理念，用更理性、更负责的大国形象，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利益。
国际社会：各怀心思，投入不足
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虽然关注，却各怀各的心思。
美国最初关注这里是唯恐其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温床，后来则掺杂有经济利益和战略布局的考量；欧盟的关注则更多出自前宗主国的敏感；非盟和阿拉伯国家本着各自利益，一方面自己积极斡旋、干预，一方面又长期反对欧美大国的介入；俄罗斯也出于“大国战略”考量站在苏丹政府一方，不但提供了米格－29战机等先进军火，而且提前半年交货，一反苏联军工拖拉传统。
由于各怀心思，国际社会的努力长期无法形成合力：欧盟始终主张积极介入，而非盟则长期反对，美国更因府、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不同部门之争，本身就难以发出同一声音：布什总统“不通过苏丹政府直接由北约出兵”的主张遭到自己外交团队的质疑，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做法也遭到不少争议，这样情形下的国际努力，效率自然不能高估。
经费的困难也是大问题。由于冲突双方仇恨已深，维和需要大量部队部署，但这要求充足的资金和后勤支持。7000人的非盟部队在两年维和期间总是陷入后勤危机而难有作为，无法阻止人道灾难的发生和蔓延。
不但维和部队，甚至难民救援机构都遇上同样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在今年5月将提供给达尔富尔难民的粮援人均日定量减少一半，以应付无米下锅的窘境。
前景：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虽然困难重重，但近几个月来达尔富尔地区经历了少见的平静，停火协议大体得到遵守，巴希尔总统即将让国际维和部队进入的消息，更令所有人振奋。
但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根据计划，首批联合国维和部队仅200人，这不啻杯水车薪；即使全部军队到位，联合国外加非盟，共计25000人左右的庞大武装，势必遇到更严重的后勤和资金保障问题，他们是否能顺利履行使命，尚需拭目以待。
在几年的进退两难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已开始检查和反思自己在苏丹的战略，但拿出切实可行的新战略却并非易事，而作为苏丹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态度走向，对该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久拖不决的停火与和谈取得进展，和巴希尔总统本人渴望国家安定发展，及反对派最主要领导人，SLA的米诺维等都倾向和解密不可分，但不能不看到，他们各自都面临盟友的反弹。就在半月前，苏丹国防部长侯赛因少将还激烈反对外国维和部队干涉，声称“达尔富尔将成为侵略者的坟地”；而反政府方面，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JEM和另一些小规模组织也对和平协议持保留态度。即使同意协议的人，也对协议中所规定的“政府军收编反政府武装”提出种种责难，政府方认为收编得太多，而反政府方认为太少，
更重要的是，当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改变已成为事实，而当地脆弱的经济、恶劣的环境和破坏殆尽的政权机构都难以适应这一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则达尔富尔危机只是治标，而并未治本，因为导致血腥的温床仍在，厝火积薪，未可谓安。
——权衡杂志，2006年12月23日达尔富尔 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战火纷飞、多灾多难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似乎终于看到一丝和平的曙光：据联合国的消息，在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安南斡旋下，一直持顽固拒绝立场的苏丹政府终于原则上同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31日通过的1706号决议，即“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维和部队，以支援非盟的维和部队，及帮助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和平协议。此前苏丹总统巴希尔一直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由，强硬拒绝联合国部队的介入。
据联合国统计，这场发生在苏丹南部的悲剧自2003年2月爆发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250万难民流离失所，350万人依靠联合国粮食援助生存，而非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已突破30万。如果这场被许多舆论称为“目前世界上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悲剧就此落幕，无疑将是这个多灾多难地区及其民众的最大福音。
然而对于达尔富尔来说，苦难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么？
危机之萌：民族、宗教与生存之争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3400多万人口分为多达600余部族，其中39％为阿拉伯人，71％信仰伊斯兰教。
历史上这个贫瘠的国家就战乱不已，二战结束后，该国爆发了以北方阿拉伯人和南方黑人为对立面、长达22年的内战，这场内战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各种部族、宗教、社会矛盾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解决。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利比亚和中非三国相邻，传统上是80多个黑人部族的居住区，即使在贫困的苏丹也是最不发达地区之一，政府行政能力薄弱，长期依靠各部族的习惯法治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丹北方和尼罗河流域爆发大旱，许多阿拉伯人为躲避旱灾大批迁往达尔富尔，使得这一地区总人口由原先的300万陡增到600万，阿拉伯移民和当地土著为了争夺水源、土地和牧场冲突不断。
苏丹政府领导人多来自北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地区，因此在感情上偏袒移民，在觉察到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问题后，他们采取了极不恰当的做法。1994年，苏丹政府把达尔富尔划分为南、北、西三个区，并把根据内战结束时所达成协议、仅在北方阿拉伯居住区实行的阿拉伯特权扩充到西达尔富尔，理由是“这里已变成阿拉伯人居住区”，而实际上当年这里的多数居民仍为当地土著。
阿拉伯移民的剧增和政府的偏袒，使当地脆弱的传统治理秩序彻底崩溃，土著各部族原本糟糕的生存状态也每况愈下。在此局面下，一些土著人希望通过武装斗争保护自己，并取得如此前内战中南方那样的“自治”地位，两个黑人武装组织“苏丹解放军”（SLA）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壮大起来并得到越来越多土著的拥护。2003年2月，阿拉伯移民组织的民兵开始攻击黑人村庄，4月，SLA以政府不能阻止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反攻阿拉伯人村庄，并袭击了政府在当地的机构，并杀死一名阿拉伯酋长，达尔富尔冲突爆发了。
苏丹政府接获消息后立刻单方面指责SLA和JEM是“分离主义势力”，甚至宣称居住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所有黑人土著居民——哪怕他们根本与事件无关、甚至本身信奉伊斯兰教——是“SLA分裂国家的第五纵队”，当地阿拉伯民兵以此为口实，对西达尔富尔许多黑人村庄进行逐一、反复的洗劫，他们烧毁清真寺，掠夺牲畜，屠杀和驱逐当地黑人村民，为迁进阿拉伯人做准备。
可以看出，这并非什么“宗教矛盾”或“分裂活动”，而是一个优势群体对另一些弱势群体旨在抢夺生存元素——水和土地——的武力洗劫。据联合国有关官员统计，在这场浩劫最高潮的18个月里，平均每月都有多达1万名土著死亡，不是死于阿拉伯人的屠刀，就是死于饥馑、疾病、瘟疫或疲劳。
在这场浩劫中苏丹政府继续扮演了阿拉伯人保护者的角色，政府军的直升机、装有卫星电话和重机枪的丰田“巡洋舰”越野车甚至喷气飞机为阿拉伯民兵提供支援，甚至直接投入战斗，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撑腰，西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足以令全世界震惊的人道灾难的。
危机之困：屡打屡谈久拖不决
由于苏丹僻处非洲一隅，危机爆发伊始并未引起国际普遍关注，直到1年过去，事态愈演愈烈，才纷纷展开各种努力，力图尽快结束这场灾难。
最初投入斡旋的是非盟，在它的协调下，苏丹政府和SLA、JEM于2004年开始谈判，并在当年4月8日在乍得恩贾梅纳达成停火协议；不久，非盟各国派出约7000名多国士兵进入达尔富尔，以监督停火并维持当地稳定；
2004年7月、9月，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1556、1564号决议，要求苏丹政府解除阿拉伯民兵武装，此后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多个相关决议，包括前述“向当地派遣维和部队”的1703号决议；
自2004年7月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多次访问达尔富尔，积极推动和平进程；美国、法国、欧盟甚至日本纷纷高调介入，通过向苏丹政府施加包括军事禁运和经济制裁等压力、向土著方提供各类援助、威胁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惩办肇事者等手段，美国布什政府甚至一度呼吁北约直接派兵进入，而不再征求苏丹意见。这一切都旨在迫使苏丹政府作出努力，接受国际监督，并尽快结束危机；
但达尔富尔的枪声和流血并未中止，双方的谈判进行了两年，当地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2005年7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阿布贾达成《原则宣言》，但宣言墨迹未干，当地战端再起；9月，阿布贾和谈重开，但动乱毫无告停迹象；今年5月5日，苏丹政府和SLA在阿比让终于达成“反政府武装解散、阿拉伯民兵同时交出武装”的协议，但迟迟未得到有效贯彻；8月31日，1706号决议通过当天，苏丹政府就以“干涉内政”为由表示拒绝，次日即派兵协助阿拉伯民兵，发起对反政府武装的大规模进攻。
苏丹是穷国、弱国，为何国际社会数载努力，却无法平息达尔富尔的危机？
对此，美、欧等国家责怪中、俄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态度消极，阻挠联合国在此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特别指责中国因自身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从而使事态恶化；而中、俄等国则认为是“西方某些大国”的干涉和把问题国际化，导致反政府武装有恃无恐，不断提出非分要求，致使问题久拖不决；还有些人认为，是阿拉伯极端势力从中作祟，使得事态错综复杂。
那么事件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石油利益问题。
中国：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
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存在是从苏丹开始的。
1995年，中石油开始进入苏丹，短短几年时间，苏丹已成为中国重要石油来源。目前，中石油在苏丹拥有12个企业，占有苏丹最大石油公司大尼罗河股份公司40％、喀土穆炼油厂、石化厂各50％和95％股份，并修建了750公里输油管和苏丹港30万吨油轮输油终端。苏丹政府对华出口额一度达总额的55％，其中大部分为原油，2004年1－4月，从苏丹港出发的25艘油轮竟有19艘开往中国。
通过中国的投资，苏丹在1999年成为石油进口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通过在苏丹的石油开发，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正因如此，中国需要苏丹政府保持对国家的控制，以确保自己能源利益，而苏丹方面也需要中国的扶持，从而能在日益孤立的国际舞台上继续周旋。
虽然把中国支持苏丹政府的原因简单归于石油失之片面，但必须指出，中国两年多来坚持不懈地反对大国势力介入达尔富尔危机、反对制裁、不赞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并多次在安理会表决中投出弃权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系能源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一考虑，中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物资援助，并提供了包括12架F-7战斗机在内的军火，这些当然都成为后者对付反政府武装的利器。
中方给苏丹政府的输血无疑鼓励和支撑了后者，使之得以长期对国际压力持强硬抵触的立场。
然而如果说苏丹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得到巨大利益的话，中方却受挫不少。
由于担心中国在当地的垄断威胁其自身利益，近年来苏丹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打压中国石油公司，作为最大股东的中石油，却屡屡在当地各项招标中失败，或被迫以高价签标。
由于达尔富尔危机，西方对苏丹实行制裁，导致在当地控股的中石油面临国际困局；由于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对苏丹政府使用中国资金、武器支持阿拉伯民兵不闻不问，当地大使馆又对中资企业和中国经济利益保护不力，对中国企业间的协调问题熟视无睹，一味将问题往国内推诿，造成中石化、中石油在苏丹恶性竞争、被苏丹方利用而两败俱伤的恶劣后果。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并未换取后者的感激或理解，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得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的弃权票是在玩平衡，搞暧昧外交，甚至说“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纯粹是为了生意”。中国因为苏丹在国际形象上失分，却并未换来经济利益的保证。
由于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出于构建国际战略的前提，不可能公然反对联合国有关决议；出于对中国在苏丹石油利益的考量，又势难转而支持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干预，真可谓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更何况苏丹政府一方面拿着中国武器在达尔富尔大打出手，给中国造成巨大外交麻烦、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打压中资石油公司，使得后者在当地的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不但如此，尽管中方力图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撇清，但子弹却不长眼睛：至目前为止已有两名中国勘探人员在达尔富尔丧生，另有一中国工人被苏丹军人击毙。
面对这种两头吃力、两头不讨好的困局，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是“美国力图打压中国的企图”，主张加大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力度；但也有许多人士指出，必须检讨中国在苏丹的外交艺术和经营理念，用更理性、更负责的大国形象，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利益。
国际社会：各怀心思，投入不足
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虽然关注，却各怀各的心思。
美国最初关注这里是唯恐其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温床，后来则掺杂有经济利益和战略布局的考量；欧盟的关注则更多出自前宗主国的敏感；非盟和阿拉伯国家本着各自利益，一方面自己积极斡旋、干预，一方面又长期反对欧美大国的介入；俄罗斯也出于“大国战略”考量站在苏丹政府一方，不但提供了米格－29战机等先进军火，而且提前半年交货，一反苏联军工拖拉传统。
由于各怀心思，国际社会的努力长期无法形成合力：欧盟始终主张积极介入，而非盟则长期反对，美国更因府、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不同部门之争，本身就难以发出同一声音：布什总统“不通过苏丹政府直接由北约出兵”的主张遭到自己外交团队的质疑，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做法也遭到不少争议，这样情形下的国际努力，效率自然不能高估。
经费的困难也是大问题。由于冲突双方仇恨已深，维和需要大量部队部署，但这要求充足的资金和后勤支持。7000人的非盟部队在两年维和期间总是陷入后勤危机而难有作为，无法阻止人道灾难的发生和蔓延。
不但维和部队，甚至难民救援机构都遇上同样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在今年5月将提供给达尔富尔难民的粮援人均日定量减少一半，以应付无米下锅的窘境。
前景：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虽然困难重重，但近几个月来达尔富尔地区经历了少见的平静，停火协议大体得到遵守，巴希尔总统即将让国际维和部队进入的消息，更令所有人振奋。
但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根据计划，首批联合国维和部队仅200人，这不啻杯水车薪；即使全部军队到位，联合国外加非盟，共计25000人左右的庞大武装，势必遇到更严重的后勤和资金保障问题，他们是否能顺利履行使命，尚需拭目以待。
在几年的进退两难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已开始检查和反思自己在苏丹的战略，但拿出切实可行的新战略却并非易事，而作为苏丹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态度走向，对该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久拖不决的停火与和谈取得进展，和巴希尔总统本人渴望国家安定发展，及反对派最主要领导人，SLA的米诺维等都倾向和解密不可分，但不能不看到，他们各自都面临盟友的反弹。就在半月前，苏丹国防部长侯赛因少将还激烈反对外国维和部队干涉，声称“达尔富尔将成为侵略者的坟地”；而反政府方面，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JEM和另一些小规模组织也对和平协议持保留态度。即使同意协议的人，也对协议中所规定的“政府军收编反政府武装”提出种种责难，政府方认为收编得太多，而反政府方认为太少，
更重要的是，当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改变已成为事实，而当地脆弱的经济、恶劣的环境和破坏殆尽的政权机构都难以适应这一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则达尔富尔危机只是治标，而并未治本，因为导致血腥的温床仍在，厝火积薪，未可谓安。
——权衡杂志，2006年12月23日
战火纷飞、多灾多难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似乎终于看到一丝和平的曙光：据联合国的消息，在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安南斡旋下，一直持顽固拒绝立场的苏丹政府终于原则上同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31日通过的1706号决议，即“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维和部队，以支援非盟的维和部队，及帮助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和平协议。此前苏丹总统巴希尔一直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由，强硬拒绝联合国部队的介入。
据联合国统计，这场发生在苏丹南部的悲剧自2003年2月爆发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250万难民流离失所，350万人依靠联合国粮食援助生存，而非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已突破30万。如果这场被许多舆论称为“目前世界上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悲剧就此落幕，无疑将是这个多灾多难地区及其民众的最大福音。
然而对于达尔富尔来说，苦难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么？
危机之萌：民族、宗教与生存之争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3400多万人口分为多达600余部族，其中39％为阿拉伯人，71％信仰伊斯兰教。
历史上这个贫瘠的国家就战乱不已，二战结束后，该国爆发了以北方阿拉伯人和南方黑人为对立面、长达22年的内战，这场内战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各种部族、宗教、社会矛盾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解决。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利比亚和中非三国相邻，传统上是80多个黑人部族的居住区，即使在贫困的苏丹也是最不发达地区之一，政府行政能力薄弱，长期依靠各部族的习惯法治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丹北方和尼罗河流域爆发大旱，许多阿拉伯人为躲避旱灾大批迁往达尔富尔，使得这一地区总人口由原先的300万陡增到600万，阿拉伯移民和当地土著为了争夺水源、土地和牧场冲突不断。
苏丹政府领导人多来自北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地区，因此在感情上偏袒移民，在觉察到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问题后，他们采取了极不恰当的做法。1994年，苏丹政府把达尔富尔划分为南、北、西三个区，并把根据内战结束时所达成协议、仅在北方阿拉伯居住区实行的阿拉伯特权扩充到西达尔富尔，理由是“这里已变成阿拉伯人居住区”，而实际上当年这里的多数居民仍为当地土著。
阿拉伯移民的剧增和政府的偏袒，使当地脆弱的传统治理秩序彻底崩溃，土著各部族原本糟糕的生存状态也每况愈下。在此局面下，一些土著人希望通过武装斗争保护自己，并取得如此前内战中南方那样的“自治”地位，两个黑人武装组织“苏丹解放军”（SLA）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壮大起来并得到越来越多土著的拥护。2003年2月，阿拉伯移民组织的民兵开始攻击黑人村庄，4月，SLA以政府不能阻止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反攻阿拉伯人村庄，并袭击了政府在当地的机构，并杀死一名阿拉伯酋长，达尔富尔冲突爆发了。
苏丹政府接获消息后立刻单方面指责SLA和JEM是“分离主义势力”，甚至宣称居住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所有黑人土著居民——哪怕他们根本与事件无关、甚至本身信奉伊斯兰教——是“SLA分裂国家的第五纵队”，当地阿拉伯民兵以此为口实，对西达尔富尔许多黑人村庄进行逐一、反复的洗劫，他们烧毁清真寺，掠夺牲畜，屠杀和驱逐当地黑人村民，为迁进阿拉伯人做准备。
可以看出，这并非什么“宗教矛盾”或“分裂活动”，而是一个优势群体对另一些弱势群体旨在抢夺生存元素——水和土地——的武力洗劫。据联合国有关官员统计，在这场浩劫最高潮的18个月里，平均每月都有多达1万名土著死亡，不是死于阿拉伯人的屠刀，就是死于饥馑、疾病、瘟疫或疲劳。
在这场浩劫中苏丹政府继续扮演了阿拉伯人保护者的角色，政府军的直升机、装有卫星电话和重机枪的丰田“巡洋舰”越野车甚至喷气飞机为阿拉伯民兵提供支援，甚至直接投入战斗，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撑腰，西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足以令全世界震惊的人道灾难的。
危机之困：屡打屡谈久拖不决
由于苏丹僻处非洲一隅，危机爆发伊始并未引起国际普遍关注，直到1年过去，事态愈演愈烈，才纷纷展开各种努力，力图尽快结束这场灾难。
最初投入斡旋的是非盟，在它的协调下，苏丹政府和SLA、JEM于2004年开始谈判，并在当年4月8日在乍得恩贾梅纳达成停火协议；不久，非盟各国派出约7000名多国士兵进入达尔富尔，以监督停火并维持当地稳定；
2004年7月、9月，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1556、1564号决议，要求苏丹政府解除阿拉伯民兵武装，此后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多个相关决议，包括前述“向当地派遣维和部队”的1703号决议；
自2004年7月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多次访问达尔富尔，积极推动和平进程；美国、法国、欧盟甚至日本纷纷高调介入，通过向苏丹政府施加包括军事禁运和经济制裁等压力、向土著方提供各类援助、威胁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惩办肇事者等手段，美国布什政府甚至一度呼吁北约直接派兵进入，而不再征求苏丹意见。这一切都旨在迫使苏丹政府作出努力，接受国际监督，并尽快结束危机；
但达尔富尔的枪声和流血并未中止，双方的谈判进行了两年，当地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2005年7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阿布贾达成《原则宣言》，但宣言墨迹未干，当地战端再起；9月，阿布贾和谈重开，但动乱毫无告停迹象；今年5月5日，苏丹政府和SLA在阿比让终于达成“反政府武装解散、阿拉伯民兵同时交出武装”的协议，但迟迟未得到有效贯彻；8月31日，1706号决议通过当天，苏丹政府就以“干涉内政”为由表示拒绝，次日即派兵协助阿拉伯民兵，发起对反政府武装的大规模进攻。
苏丹是穷国、弱国，为何国际社会数载努力，却无法平息达尔富尔的危机？
对此，美、欧等国家责怪中、俄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态度消极，阻挠联合国在此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特别指责中国因自身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从而使事态恶化；而中、俄等国则认为是“西方某些大国”的干涉和把问题国际化，导致反政府武装有恃无恐，不断提出非分要求，致使问题久拖不决；还有些人认为，是阿拉伯极端势力从中作祟，使得事态错综复杂。
那么事件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石油利益问题。
中国：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
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存在是从苏丹开始的。
1995年，中石油开始进入苏丹，短短几年时间，苏丹已成为中国重要石油来源。目前，中石油在苏丹拥有12个企业，占有苏丹最大石油公司大尼罗河股份公司40％、喀土穆炼油厂、石化厂各50％和95％股份，并修建了750公里输油管和苏丹港30万吨油轮输油终端。苏丹政府对华出口额一度达总额的55％，其中大部分为原油，2004年1－4月，从苏丹港出发的25艘油轮竟有19艘开往中国。
通过中国的投资，苏丹在1999年成为石油进口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通过在苏丹的石油开发，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正因如此，中国需要苏丹政府保持对国家的控制，以确保自己能源利益，而苏丹方面也需要中国的扶持，从而能在日益孤立的国际舞台上继续周旋。
虽然把中国支持苏丹政府的原因简单归于石油失之片面，但必须指出，中国两年多来坚持不懈地反对大国势力介入达尔富尔危机、反对制裁、不赞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并多次在安理会表决中投出弃权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系能源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一考虑，中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物资援助，并提供了包括12架F-7战斗机在内的军火，这些当然都成为后者对付反政府武装的利器。
中方给苏丹政府的输血无疑鼓励和支撑了后者，使之得以长期对国际压力持强硬抵触的立场。
然而如果说苏丹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得到巨大利益的话，中方却受挫不少。
由于担心中国在当地的垄断威胁其自身利益，近年来苏丹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打压中国石油公司，作为最大股东的中石油，却屡屡在当地各项招标中失败，或被迫以高价签标。
由于达尔富尔危机，西方对苏丹实行制裁，导致在当地控股的中石油面临国际困局；由于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对苏丹政府使用中国资金、武器支持阿拉伯民兵不闻不问，当地大使馆又对中资企业和中国经济利益保护不力，对中国企业间的协调问题熟视无睹，一味将问题往国内推诿，造成中石化、中石油在苏丹恶性竞争、被苏丹方利用而两败俱伤的恶劣后果。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并未换取后者的感激或理解，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得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的弃权票是在玩平衡，搞暧昧外交，甚至说“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纯粹是为了生意”。中国因为苏丹在国际形象上失分，却并未换来经济利益的保证。
由于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出于构建国际战略的前提，不可能公然反对联合国有关决议；出于对中国在苏丹石油利益的考量，又势难转而支持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干预，真可谓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更何况苏丹政府一方面拿着中国武器在达尔富尔大打出手，给中国造成巨大外交麻烦、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打压中资石油公司，使得后者在当地的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不但如此，尽管中方力图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撇清，但子弹却不长眼睛：至目前为止已有两名中国勘探人员在达尔富尔丧生，另有一中国工人被苏丹军人击毙。
面对这种两头吃力、两头不讨好的困局，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是“美国力图打压中国的企图”，主张加大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力度；但也有许多人士指出，必须检讨中国在苏丹的外交艺术和经营理念，用更理性、更负责的大国形象，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利益。
国际社会：各怀心思，投入不足
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虽然关注，却各怀各的心思。
美国最初关注这里是唯恐其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温床，后来则掺杂有经济利益和战略布局的考量；欧盟的关注则更多出自前宗主国的敏感；非盟和阿拉伯国家本着各自利益，一方面自己积极斡旋、干预，一方面又长期反对欧美大国的介入；俄罗斯也出于“大国战略”考量站在苏丹政府一方，不但提供了米格－29战机等先进军火，而且提前半年交货，一反苏联军工拖拉传统。
由于各怀心思，国际社会的努力长期无法形成合力：欧盟始终主张积极介入，而非盟则长期反对，美国更因府、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不同部门之争，本身就难以发出同一声音：布什总统“不通过苏丹政府直接由北约出兵”的主张遭到自己外交团队的质疑，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做法也遭到不少争议，这样情形下的国际努力，效率自然不能高估。
经费的困难也是大问题。由于冲突双方仇恨已深，维和需要大量部队部署，但这要求充足的资金和后勤支持。7000人的非盟部队在两年维和期间总是陷入后勤危机而难有作为，无法阻止人道灾难的发生和蔓延。
不但维和部队，甚至难民救援机构都遇上同样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在今年5月将提供给达尔富尔难民的粮援人均日定量减少一半，以应付无米下锅的窘境。
前景：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虽然困难重重，但近几个月来达尔富尔地区经历了少见的平静，停火协议大体得到遵守，巴希尔总统即将让国际维和部队进入的消息，更令所有人振奋。
但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根据计划，首批联合国维和部队仅200人，这不啻杯水车薪；即使全部军队到位，联合国外加非盟，共计25000人左右的庞大武装，势必遇到更严重的后勤和资金保障问题，他们是否能顺利履行使命，尚需拭目以待。
在几年的进退两难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已开始检查和反思自己在苏丹的战略，但拿出切实可行的新战略却并非易事，而作为苏丹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态度走向，对该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久拖不决的停火与和谈取得进展，和巴希尔总统本人渴望国家安定发展，及反对派最主要领导人，SLA的米诺维等都倾向和解密不可分，但不能不看到，他们各自都面临盟友的反弹。就在半月前，苏丹国防部长侯赛因少将还激烈反对外国维和部队干涉，声称“达尔富尔将成为侵略者的坟地”；而反政府方面，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JEM和另一些小规模组织也对和平协议持保留态度。即使同意协议的人，也对协议中所规定的“政府军收编反政府武装”提出种种责难，政府方认为收编得太多，而反政府方认为太少，
更重要的是，当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改变已成为事实，而当地脆弱的经济、恶劣的环境和破坏殆尽的政权机构都难以适应这一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则达尔富尔危机只是治标，而并未治本，因为导致血腥的温床仍在，厝火积薪，未可谓安。
——权衡杂志，2006年12月23日达尔富尔 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战火纷飞、多灾多难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似乎终于看到一丝和平的曙光：据联合国的消息，在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安南斡旋下，一直持顽固拒绝立场的苏丹政府终于原则上同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于8月31日通过的1706号决议，即“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维和部队，以支援非盟的维和部队，及帮助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和平协议。此前苏丹总统巴希尔一直以“内政不容干涉”为由，强硬拒绝联合国部队的介入。
据联合国统计，这场发生在苏丹南部的悲剧自2003年2月爆发至今，已造成约20万人死亡，250万难民流离失所，350万人依靠联合国粮食援助生存，而非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已突破30万。如果这场被许多舆论称为“目前世界上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悲剧就此落幕，无疑将是这个多灾多难地区及其民众的最大福音。
然而对于达尔富尔来说，苦难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么？
危机之萌：民族、宗教与生存之争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3400多万人口分为多达600余部族，其中39％为阿拉伯人，71％信仰伊斯兰教。
历史上这个贫瘠的国家就战乱不已，二战结束后，该国爆发了以北方阿拉伯人和南方黑人为对立面、长达22年的内战，这场内战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各种部族、宗教、社会矛盾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解决。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利比亚和中非三国相邻，传统上是80多个黑人部族的居住区，即使在贫困的苏丹也是最不发达地区之一，政府行政能力薄弱，长期依靠各部族的习惯法治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丹北方和尼罗河流域爆发大旱，许多阿拉伯人为躲避旱灾大批迁往达尔富尔，使得这一地区总人口由原先的300万陡增到600万，阿拉伯移民和当地土著为了争夺水源、土地和牧场冲突不断。
苏丹政府领导人多来自北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地区，因此在感情上偏袒移民，在觉察到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问题后，他们采取了极不恰当的做法。1994年，苏丹政府把达尔富尔划分为南、北、西三个区，并把根据内战结束时所达成协议、仅在北方阿拉伯居住区实行的阿拉伯特权扩充到西达尔富尔，理由是“这里已变成阿拉伯人居住区”，而实际上当年这里的多数居民仍为当地土著。
阿拉伯移民的剧增和政府的偏袒，使当地脆弱的传统治理秩序彻底崩溃，土著各部族原本糟糕的生存状态也每况愈下。在此局面下，一些土著人希望通过武装斗争保护自己，并取得如此前内战中南方那样的“自治”地位，两个黑人武装组织“苏丹解放军”（SLA）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壮大起来并得到越来越多土著的拥护。2003年2月，阿拉伯移民组织的民兵开始攻击黑人村庄，4月，SLA以政府不能阻止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反攻阿拉伯人村庄，并袭击了政府在当地的机构，并杀死一名阿拉伯酋长，达尔富尔冲突爆发了。
苏丹政府接获消息后立刻单方面指责SLA和JEM是“分离主义势力”，甚至宣称居住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所有黑人土著居民——哪怕他们根本与事件无关、甚至本身信奉伊斯兰教——是“SLA分裂国家的第五纵队”，当地阿拉伯民兵以此为口实，对西达尔富尔许多黑人村庄进行逐一、反复的洗劫，他们烧毁清真寺，掠夺牲畜，屠杀和驱逐当地黑人村民，为迁进阿拉伯人做准备。
可以看出，这并非什么“宗教矛盾”或“分裂活动”，而是一个优势群体对另一些弱势群体旨在抢夺生存元素——水和土地——的武力洗劫。据联合国有关官员统计，在这场浩劫最高潮的18个月里，平均每月都有多达1万名土著死亡，不是死于阿拉伯人的屠刀，就是死于饥馑、疾病、瘟疫或疲劳。
在这场浩劫中苏丹政府继续扮演了阿拉伯人保护者的角色，政府军的直升机、装有卫星电话和重机枪的丰田“巡洋舰”越野车甚至喷气飞机为阿拉伯民兵提供支援，甚至直接投入战斗，可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撑腰，西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是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足以令全世界震惊的人道灾难的。
危机之困：屡打屡谈久拖不决
由于苏丹僻处非洲一隅，危机爆发伊始并未引起国际普遍关注，直到1年过去，事态愈演愈烈，才纷纷展开各种努力，力图尽快结束这场灾难。
最初投入斡旋的是非盟，在它的协调下，苏丹政府和SLA、JEM于2004年开始谈判，并在当年4月8日在乍得恩贾梅纳达成停火协议；不久，非盟各国派出约7000名多国士兵进入达尔富尔，以监督停火并维持当地稳定；
2004年7月、9月，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1556、1564号决议，要求苏丹政府解除阿拉伯民兵武装，此后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多个相关决议，包括前述“向当地派遣维和部队”的1703号决议；
自2004年7月以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多次访问达尔富尔，积极推动和平进程；美国、法国、欧盟甚至日本纷纷高调介入，通过向苏丹政府施加包括军事禁运和经济制裁等压力、向土著方提供各类援助、威胁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惩办肇事者等手段，美国布什政府甚至一度呼吁北约直接派兵进入，而不再征求苏丹意见。这一切都旨在迫使苏丹政府作出努力，接受国际监督，并尽快结束危机；
但达尔富尔的枪声和流血并未中止，双方的谈判进行了两年，当地始终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2005年7月5日，双方在尼日利亚阿布贾达成《原则宣言》，但宣言墨迹未干，当地战端再起；9月，阿布贾和谈重开，但动乱毫无告停迹象；今年5月5日，苏丹政府和SLA在阿比让终于达成“反政府武装解散、阿拉伯民兵同时交出武装”的协议，但迟迟未得到有效贯彻；8月31日，1706号决议通过当天，苏丹政府就以“干涉内政”为由表示拒绝，次日即派兵协助阿拉伯民兵，发起对反政府武装的大规模进攻。
苏丹是穷国、弱国，为何国际社会数载努力，却无法平息达尔富尔的危机？
对此，美、欧等国家责怪中、俄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态度消极，阻挠联合国在此危机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特别指责中国因自身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从而使事态恶化；而中、俄等国则认为是“西方某些大国”的干涉和把问题国际化，导致反政府武装有恃无恐，不断提出非分要求，致使问题久拖不决；还有些人认为，是阿拉伯极端势力从中作祟，使得事态错综复杂。
那么事件真相到底如何？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石油利益问题。
中国：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
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存在是从苏丹开始的。
1995年，中石油开始进入苏丹，短短几年时间，苏丹已成为中国重要石油来源。目前，中石油在苏丹拥有12个企业，占有苏丹最大石油公司大尼罗河股份公司40％、喀土穆炼油厂、石化厂各50％和95％股份，并修建了750公里输油管和苏丹港30万吨油轮输油终端。苏丹政府对华出口额一度达总额的55％，其中大部分为原油，2004年1－4月，从苏丹港出发的25艘油轮竟有19艘开往中国。
通过中国的投资，苏丹在1999年成为石油进口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通过在苏丹的石油开发，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正因如此，中国需要苏丹政府保持对国家的控制，以确保自己能源利益，而苏丹方面也需要中国的扶持，从而能在日益孤立的国际舞台上继续周旋。
虽然把中国支持苏丹政府的原因简单归于石油失之片面，但必须指出，中国两年多来坚持不懈地反对大国势力介入达尔富尔危机、反对制裁、不赞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并多次在安理会表决中投出弃权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系能源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一考虑，中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物资援助，并提供了包括12架F-7战斗机在内的军火，这些当然都成为后者对付反政府武装的利器。
中方给苏丹政府的输血无疑鼓励和支撑了后者，使之得以长期对国际压力持强硬抵触的立场。
然而如果说苏丹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得到巨大利益的话，中方却受挫不少。
由于担心中国在当地的垄断威胁其自身利益，近年来苏丹政府通过种种手段打压中国石油公司，作为最大股东的中石油，却屡屡在当地各项招标中失败，或被迫以高价签标。
由于达尔富尔危机，西方对苏丹实行制裁，导致在当地控股的中石油面临国际困局；由于中国政府坚持“不干涉”原则，对苏丹政府使用中国资金、武器支持阿拉伯民兵不闻不问，当地大使馆又对中资企业和中国经济利益保护不力，对中国企业间的协调问题熟视无睹，一味将问题往国内推诿，造成中石化、中石油在苏丹恶性竞争、被苏丹方利用而两败俱伤的恶劣后果。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并未换取后者的感激或理解，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国在安理会的作用得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的弃权票是在玩平衡，搞暧昧外交，甚至说“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纯粹是为了生意”。中国因为苏丹在国际形象上失分，却并未换来经济利益的保证。
由于达尔富尔人道危机愈演愈烈，中国出于构建国际战略的前提，不可能公然反对联合国有关决议；出于对中国在苏丹石油利益的考量，又势难转而支持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干预，真可谓向前失分，向后也失分。更何况苏丹政府一方面拿着中国武器在达尔富尔大打出手，给中国造成巨大外交麻烦、另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打压中资石油公司，使得后者在当地的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不但如此，尽管中方力图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撇清，但子弹却不长眼睛：至目前为止已有两名中国勘探人员在达尔富尔丧生，另有一中国工人被苏丹军人击毙。
面对这种两头吃力、两头不讨好的困局，一些中国观察家认为是“美国力图打压中国的企图”，主张加大对苏丹政府的支持力度；但也有许多人士指出，必须检讨中国在苏丹的外交艺术和经营理念，用更理性、更负责的大国形象，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利益。
国际社会：各怀心思，投入不足
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虽然关注，却各怀各的心思。
美国最初关注这里是唯恐其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温床，后来则掺杂有经济利益和战略布局的考量；欧盟的关注则更多出自前宗主国的敏感；非盟和阿拉伯国家本着各自利益，一方面自己积极斡旋、干预，一方面又长期反对欧美大国的介入；俄罗斯也出于“大国战略”考量站在苏丹政府一方，不但提供了米格－29战机等先进军火，而且提前半年交货，一反苏联军工拖拉传统。
由于各怀心思，国际社会的努力长期无法形成合力：欧盟始终主张积极介入，而非盟则长期反对，美国更因府、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不同部门之争，本身就难以发出同一声音：布什总统“不通过苏丹政府直接由北约出兵”的主张遭到自己外交团队的质疑，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的做法也遭到不少争议，这样情形下的国际努力，效率自然不能高估。
经费的困难也是大问题。由于冲突双方仇恨已深，维和需要大量部队部署，但这要求充足的资金和后勤支持。7000人的非盟部队在两年维和期间总是陷入后勤危机而难有作为，无法阻止人道灾难的发生和蔓延。
不但维和部队，甚至难民救援机构都遇上同样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在今年5月将提供给达尔富尔难民的粮援人均日定量减少一半，以应付无米下锅的窘境。
前景：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虽然困难重重，但近几个月来达尔富尔地区经历了少见的平静，停火协议大体得到遵守，巴希尔总统即将让国际维和部队进入的消息，更令所有人振奋。
但苦难远未走到尽头。
根据计划，首批联合国维和部队仅200人，这不啻杯水车薪；即使全部军队到位，联合国外加非盟，共计25000人左右的庞大武装，势必遇到更严重的后勤和资金保障问题，他们是否能顺利履行使命，尚需拭目以待。
在几年的进退两难后，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已开始检查和反思自己在苏丹的战略，但拿出切实可行的新战略却并非易事，而作为苏丹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态度走向，对该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久拖不决的停火与和谈取得进展，和巴希尔总统本人渴望国家安定发展，及反对派最主要领导人，SLA的米诺维等都倾向和解密不可分，但不能不看到，他们各自都面临盟友的反弹。就在半月前，苏丹国防部长侯赛因少将还激烈反对外国维和部队干涉，声称“达尔富尔将成为侵略者的坟地”；而反政府方面，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JEM和另一些小规模组织也对和平协议持保留态度。即使同意协议的人，也对协议中所规定的“政府军收编反政府武装”提出种种责难，政府方认为收编得太多，而反政府方认为太少，
更重要的是，当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改变已成为事实，而当地脆弱的经济、恶劣的环境和破坏殆尽的政权机构都难以适应这一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则达尔富尔危机只是治标，而并未治本，因为导致血腥的温床仍在，厝火积薪，未可谓安。
——权衡杂志，2006年12月23日
达尔富尔人的财富
虽然伤亡数字至今存疑，但显然9月26日发生在缅甸的流血事件，持续时间、死伤人数远不能和达尔富尔相比，但恶劣程度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达尔富尔毕竟存在着交战双方，且苏丹政府军虽涉嫌参与一方，纵容的责任远大于直接战争责任；而缅甸所发生的血案，却发生在一支政府军，和一群最多武装了湿口罩和石块的僧侣、平民之间。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达尔富尔方面，主要国家间虽争执不断，但终究在维和、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逐渐推进，虽然巴希尔的合作精神一点也不比丹瑞将军更强，尤其在不喜欢外国人干预这点上毫无而至，但在达尔富尔，西方各国步步紧逼，毫不松劲，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以求达到目的，而在缅甸，虽然有美国的制裁宣布，虽然法国总统萨科奇高调呼吁本国投资撤出缅甸，但实际内容却决不比语言多很多：美国的制裁措施其实早已实施过（且几乎无效），而法国的道达尔集团依旧在缅甸“亚达纳”天然气项目上高歌猛进，虽然一些国家或婉转、或直捷地向中国提出呼吁，但既不坚决也不强硬——事实上也没理由强硬，虽然缅甸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但其最大的“金主”，却正是这些国家之一员日本，而后者至今明确表示制裁“为时过早”。
国际社会何厚此而薄彼？
从地缘政治角度，非洲面积最大的苏丹地处阿拉伯文化和黑人文化交界处，更是大半个非洲的枢纽，也是历史上多次宗教运动的发源地，正所谓得其治未必能资其力，得其乱则必当受其祸，西方各国既担心这里的冲突酿成大端，影响周边稳定，危及自身势力，也唯恐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在此生根发芽，最终祸及自家。非但如此，近年来非洲政治格局正处于再划分的阶段，传统势力英、法和后来者美、中纵横阖捭，明里暗里争取自身的最大国家利益，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资源丰富，苏丹成为各势力交集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是否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言，不仅关乎当地几百万人的命运，更关乎发言者在当地、在非洲乃至世界的话语权。而缅甸则不然，资源虽丰富却无关经济命脉，位置虽重要却不当咽喉要津，军政府虽不讨喜却也没有诸如和拉登勾结之类劣迹——确切地说是没有直接威胁列强的劣迹，在当今热点多多，各大国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情形下，“讨厌但无大害”的缅甸自然如同桌饭碗上的一只苍蝇，虽被憎恶，却未必有人动手去拍上一拍了。
从周边形势看，苏丹周围邻国就部署了不少列强军队或前进基地，如驻乍得和中非的法国军队，驻吉布提的美国军队等，原先法国奉行对美保持距离的策略，且对非法语圈的苏丹事务兴趣不大，但新总统萨科奇却积极向美国和北约靠拢，9月26日，在他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排遣4000人的联合国－欧盟混合部队进驻乍得、中非两国邻近达尔富尔的原法国外籍军团驻地，如此则“苏丹政府不配合就自己来”已不仅是威胁，且是完全能做到的现实可能；反观缅甸，仍未摆脱传统经济模式，外贸多通过陆路，海、空封锁无济于事，而陆上邻国中国、印度、泰国均对制裁持保留态度，自外而内的军事压力则更难持久形成。
动力不足，能力不济，这一切决定了列强对缅甸的施压恐只能雷声大雨点小，甚至雷声也会随时间而渐趋平静，从这点上看，苏丹在地缘上的险恶处境，也许反倒是达尔富尔人的财富
——纵横周刊，2007年9月30日
虽然伤亡数字至今存疑，但显然9月26日发生在缅甸的流血事件，持续时间、死伤人数远不能和达尔富尔相比，但恶劣程度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达尔富尔毕竟存在着交战双方，且苏丹政府军虽涉嫌参与一方，纵容的责任远大于直接战争责任；而缅甸所发生的血案，却发生在一支政府军，和一群最多武装了湿口罩和石块的僧侣、平民之间。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达尔富尔方面，主要国家间虽争执不断，但终究在维和、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逐渐推进，虽然巴希尔的合作精神一点也不比丹瑞将军更强，尤其在不喜欢外国人干预这点上毫无而至，但在达尔富尔，西方各国步步紧逼，毫不松劲，甚至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以求达到目的，而在缅甸，虽然有美国的制裁宣布，虽然法国总统萨科奇高调呼吁本国投资撤出缅甸，但实际内容却决不比语言多很多：美国的制裁措施其实早已实施过（且几乎无效），而法国的道达尔集团依旧在缅甸“亚达纳”天然气项目上高歌猛进，虽然一些国家或婉转、或直捷地向中国提出呼吁，但既不坚决也不强硬——事实上也没理由强硬，虽然缅甸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但其最大的“金主”，却正是这些国家之一员日本，而后者至今明确表示制裁“为时过早”。
国际社会何厚此而薄彼？
从地缘政治角度，非洲面积最大的苏丹地处阿拉伯文化和黑人文化交界处，更是大半个非洲的枢纽，也是历史上多次宗教运动的发源地，正所谓得其治未必能资其力，得其乱则必当受其祸，西方各国既担心这里的冲突酿成大端，影响周边稳定，危及自身势力，也唯恐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在此生根发芽，最终祸及自家。非但如此，近年来非洲政治格局正处于再划分的阶段，传统势力英、法和后来者美、中纵横阖捭，明里暗里争取自身的最大国家利益，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资源丰富，苏丹成为各势力交集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是否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言，不仅关乎当地几百万人的命运，更关乎发言者在当地、在非洲乃至世界的话语权。而缅甸则不然，资源虽丰富却无关经济命脉，位置虽重要却不当咽喉要津，军政府虽不讨喜却也没有诸如和拉登勾结之类劣迹——确切地说是没有直接威胁列强的劣迹，在当今热点多多，各大国焦头烂额分身乏术的情形下，“讨厌但无大害”的缅甸自然如同桌饭碗上的一只苍蝇，虽被憎恶，却未必有人动手去拍上一拍了。
从周边形势看，苏丹周围邻国就部署了不少列强军队或前进基地，如驻乍得和中非的法国军队，驻吉布提的美国军队等，原先法国奉行对美保持距离的策略，且对非法语圈的苏丹事务兴趣不大，但新总统萨科奇却积极向美国和北约靠拢，9月26日，在他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排遣4000人的联合国－欧盟混合部队进驻乍得、中非两国邻近达尔富尔的原法国外籍军团驻地，如此则“苏丹政府不配合就自己来”已不仅是威胁，且是完全能做到的现实可能；反观缅甸，仍未摆脱传统经济模式，外贸多通过陆路，海、空封锁无济于事，而陆上邻国中国、印度、泰国均对制裁持保留态度，自外而内的军事压力则更难持久形成。
动力不足，能力不济，这一切决定了列强对缅甸的施压恐只能雷声大雨点小，甚至雷声也会随时间而渐趋平静，从这点上看，苏丹在地缘上的险恶处境，也许反倒是达尔富尔人的财富
——纵横周刊，2007年9月30日
达尔富尔 前途的迷雾
持续4年多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经过国际社会和苏丹政府长期艰苦的会商、沟通、相互威胁、讨价还价，9月末似乎终于看到一丝曙光：一直顽固拒绝非洲以外维和部队进入达尔富尔地区的苏丹政府终于明确答应松口，松了一口气的各国约定在9月22日于纽约举行26国参加的“高层会议”，打算在会议上拿出维和部队派驻计划，并提交安理会和10月27日将于利比亚锡尔特（SYRTT）举行的苏丹内战各方谈判通过。
“高层会议”前，两召集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非洲联盟主席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信心十足，前者更在会前4天对媒体表示，有信心“不让和平良机白白丧失”，并“期待复制一次利比里亚式的维和成功”。
然而事与愿违，4小时的“高层会议”正如英国代表布朗所指出，“唯一明确的就是困难才刚刚开始”，虽然两召集人均不肯承认会议失败，但原定的维和部队派驻计划却不见推出，便已说明了一切。
事情还远未完结：10月1日，非盟驻达尔富尔维和部队营地遭到乘坐30辆汽车的不明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0人死亡，8人受伤，40人失踪，酿成该部队自2004年7月进驻以来最严重的攻击事件，给10月27日的和平谈判蒙上浓重的阴影。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有关方面似乎有些措手不及，事件已过去多日，却始终没有个明确的说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原本的一片曙光转眼化作满天阴霾？达尔富尔危机究竟还要向什么方向发展？
不合作者换了人
长期以来，美、法、英等西方主要国家和许多国际组织、舆论，都将达尔富尔问题的久拖不决，和人道灾难的蔓延，归咎于苏丹巴希尔（Omar el-Béchir）政府的不合作，和中国对苏丹施压不足、对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态度消极”，为此美国曾喊出“强行维和”，一些组织、政治家和名人甚至主张制抵北京奥运会，以迫使中国向巴希尔政府施压。
自今年下半年以来，不论是巴希尔政府还是北京，其态度似乎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者对派驻维和部队态度转趋积极，而前者在多番反复后终于“原则上”接受了一支26000人、由非盟和联合国混合编制的维和部队入驻。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最终方案是，26000名部队大部分由非洲国家派出，联合国方面则调派乌拉圭、泰国等“非利益相关方”的部队参与，苏丹政府对此予以接受并给予合作；作为妥协，联合国和非盟方面同意不派出巴希尔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挪威工兵部队，同时保证非洲以外的维和部队只执行“特别任务”。
这可谓皆大欢喜的安排：作为联合国和列强，派驻联合国名义的维和部队这一最基本、最重大的难题解决，其它问题都在其次；作为非盟，原本就倾向于“非洲事非洲了”，接受外来维和部队本就是虑及自身能力的无奈之举，如今部队编成仍以非洲兵为主，且指挥权还在自己手里，原本最头疼的后勤问题又可拉上联合国垫背，显然于情于理都没理由不满；对于巴希尔政府而言，达尔富尔问题已成为妨碍苏丹融入国际社会的巨大障碍，一劳永逸加以解决对自身也未尝不是好事，何况最后的方案多少给自己留了些颜面；对挣扎在暴力、饥馑中的达尔富尔难民而言，维和行动的开始就是希望的开始，他们当然更没理由不感到欣慰。
巴希尔不再倔强，北京乐见其成，原本国际社会认为最棘手的两大障碍如今都不复存在，美国、法国政府也好，潘基文也好，自然没理由不乐观——事实上和非洲舆论比他们算得谨慎，多哥《共和国报》9月19日干脆刊出整版文章欢呼，达尔富尔和平的曙光“已在纽约绽放”。
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不合作者换了人：被认为绝没理由成为障碍的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反倒成为突然出现的绊脚石。
首先是维和部队组成方案，遭到最大反对派组织“苏丹解放军”（ SLA）的杯葛。该组织重要领袖努尔表示，既然联合国1769号决议规定维和部队由联合国和非盟“混编”，就理应包括“澳洲、亚洲、欧洲、美洲各国的部队”，否则就是“种族主义作祟”，因此坚决不能接受。非但如此，对于10月27日的利比亚和会，SLA也认为“毫无用处”，声称“不出席”；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正义与公平运动”（JEM）态度稍稍和缓，只表示希望“推迟”利比亚和会，因为“缺乏和谈的基础”。
西方的茫然和恼怒
费劲周折终于自认为排除所有障碍，成功在望却突然发现障碍依旧，只是设障者换了人，列强的茫然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向选民、舆论施加了强大影响，让“半个地球”都同声向中国和苏丹政府施压，甚至不惜拿奥运作筹码，到头来“不合作”者却是他们原以为决不会闹别扭的一方。
这种茫然表现在，尽管达尔富尔的暴力依旧，但原先一边倒指责政府军（或其支持的民兵）和“背后支持者”中国的声音消失了，从西方媒体到民间机构，依旧在谴责暴力，却不再为暴力的责任者下断语了，因为他们已不再坚信暴力究竟来自何方。10月1日的袭击，维和部队总部、美国和潘基文均谴责了袭击本身，却没有认定袭击者的身份和归属，他们“发誓”要找出责任者，但终究什么也没找出：事实上自纽约会议不欢而散，现在任何一方都具备袭击维和部队以破坏联合国维和计划落实的动机，至少理论上如此。
茫然之后自然是恼怒。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彭特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反对派组织”决定不参加利比亚和会，就必须自行承担“严重后果”，甚至受到国际制裁，显然，他们决不能容忍有人破坏其在达尔富尔的力量与决心显示，不管这破坏者是谁。
前景：迫在眉睫的摊牌
茫然归茫然，恼怒归恼怒，该做的事情总得做。
美国是最积极推动达尔富尔维和的一方，甚至喊出过“强行维和”的狠话，但当时美国在非洲根基浅薄，战线又拉得太长，这番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可如今情况不同了：就在10月1日，袭击发生的同一天，美国非洲司令部在德国斯图加特成立，尽管这个司令部目前只有由80名军官、20名文职组成的5个区域小组，尽管目前为止，除了距达尔富尔山遥水远、与美国渊源深厚的西非小国利比里亚，尚无一国接纳这个司令部，但美国军事介入非洲事务的决心已昭然若揭。
就达尔富尔而言，如果说年初的美军或盟军难有作为，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大选的胜利者萨科奇在国际事务上一反前任的立场，转而积极和美国配合。法国在非洲根基深厚，在邻近达尔富尔的中非共和国和乍得都有驻军，非但如此，他们还在马里、多哥、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设有基地，补给和兵力输送极为便利。原先对于历史上非本国殖民范围的苏丹，法国并无太大干涉兴趣，但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变化，9月26日，在萨科奇本人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在“一至两个月内”向乍得、中非靠近达尔富尔的边境地区派遣4000人的联合国－欧盟混合部队，使命是“保护达尔富尔越境难民的安全，抵御来自达尔富尔境内的暴力攻击”，虽然这一部署暂时不涉及苏丹境内，但无疑，美国及其盟友已开始具备“强行维和”的能力。
问题在于“敌人是谁”。原先西方介入达尔富尔，隐含着对巴希尔政府施压，同时抗衡中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考量，可如今，原先的制抵者变成了合作者，原先设定的合作一方反倒成了制抵者，相信这一点足以让每一个军人或文职人员困惑不已。
暂时看来，巴希尔政府和中国成了受益的一方。前者一直饱受纵容暴力与侵害人权的抨击，可反对派的举止让他如释重负：至少现在国际社会可能愿意听一听他的辩解，即至少他的政府绝非长达4年半灾难的唯一责任方；后者则看来初步摆脱了今年以来众矢之的的尴尬：如果说苏丹政府“不听话”姑且可以归咎于中国不作为，SLA和JEM的不驯服，却和中国实在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从长远看，若问题真僵到“强行维和”的一步，对二者的利益仍旧会构成巨大损害。
显然，10月27日是一个“坎”，如果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届时能达成某种妥协，或至少坐到一起，国际社会尚能将所剩无几的耐心再挤出一点；如果反对派真如所威胁的那样拒不出席，则局面有滑向全面失控的危险。
无论如何，达尔富尔的难民不应再为某些势力的顽固付出血的代价：按照巴希尔政府的数据，自2003年2月开始的达尔富尔灾难，死亡人数达9000，而据非正式估计，则有数万、甚至20万人丧生，200万人无家可归，也许每一个关注达尔富尔的人（不论动机何在）在指点江山之前，都应先考虑到这些人悲惨的境遇，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据联合国原先推算，即使维和计划顺利出炉、顺利展开，最早也要到2008年中，才能完成基本部署，如今一切自然更成为不可预期。也许政治家们可以等，但难民们不能，因为每耽误一天，都意味着数条、数十条乃至上百条无辜生命的消失。
——凤凰周刊，2007年10月5日
持续4年多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经过国际社会和苏丹政府长期艰苦的会商、沟通、相互威胁、讨价还价，9月末似乎终于看到一丝曙光：一直顽固拒绝非洲以外维和部队进入达尔富尔地区的苏丹政府终于明确答应松口，松了一口气的各国约定在9月22日于纽约举行26国参加的“高层会议”，打算在会议上拿出维和部队派驻计划，并提交安理会和10月27日将于利比亚锡尔特（SYRTT）举行的苏丹内战各方谈判通过。
“高层会议”前，两召集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非洲联盟主席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信心十足，前者更在会前4天对媒体表示，有信心“不让和平良机白白丧失”，并“期待复制一次利比里亚式的维和成功”。
然而事与愿违，4小时的“高层会议”正如英国代表布朗所指出，“唯一明确的就是困难才刚刚开始”，虽然两召集人均不肯承认会议失败，但原定的维和部队派驻计划却不见推出，便已说明了一切。
事情还远未完结：10月1日，非盟驻达尔富尔维和部队营地遭到乘坐30辆汽车的不明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0人死亡，8人受伤，40人失踪，酿成该部队自2004年7月进驻以来最严重的攻击事件，给10月27日的和平谈判蒙上浓重的阴影。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有关方面似乎有些措手不及，事件已过去多日，却始终没有个明确的说法。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原本的一片曙光转眼化作满天阴霾？达尔富尔危机究竟还要向什么方向发展？
不合作者换了人
长期以来，美、法、英等西方主要国家和许多国际组织、舆论，都将达尔富尔问题的久拖不决，和人道灾难的蔓延，归咎于苏丹巴希尔（Omar el-Béchir）政府的不合作，和中国对苏丹施压不足、对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态度消极”，为此美国曾喊出“强行维和”，一些组织、政治家和名人甚至主张制抵北京奥运会，以迫使中国向巴希尔政府施压。
自今年下半年以来，不论是巴希尔政府还是北京，其态度似乎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者对派驻维和部队态度转趋积极，而前者在多番反复后终于“原则上”接受了一支26000人、由非盟和联合国混合编制的维和部队入驻。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最终方案是，26000名部队大部分由非洲国家派出，联合国方面则调派乌拉圭、泰国等“非利益相关方”的部队参与，苏丹政府对此予以接受并给予合作；作为妥协，联合国和非盟方面同意不派出巴希尔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挪威工兵部队，同时保证非洲以外的维和部队只执行“特别任务”。
这可谓皆大欢喜的安排：作为联合国和列强，派驻联合国名义的维和部队这一最基本、最重大的难题解决，其它问题都在其次；作为非盟，原本就倾向于“非洲事非洲了”，接受外来维和部队本就是虑及自身能力的无奈之举，如今部队编成仍以非洲兵为主，且指挥权还在自己手里，原本最头疼的后勤问题又可拉上联合国垫背，显然于情于理都没理由不满；对于巴希尔政府而言，达尔富尔问题已成为妨碍苏丹融入国际社会的巨大障碍，一劳永逸加以解决对自身也未尝不是好事，何况最后的方案多少给自己留了些颜面；对挣扎在暴力、饥馑中的达尔富尔难民而言，维和行动的开始就是希望的开始，他们当然更没理由不感到欣慰。
巴希尔不再倔强，北京乐见其成，原本国际社会认为最棘手的两大障碍如今都不复存在，美国、法国政府也好，潘基文也好，自然没理由不乐观——事实上和非洲舆论比他们算得谨慎，多哥《共和国报》9月19日干脆刊出整版文章欢呼，达尔富尔和平的曙光“已在纽约绽放”。
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不合作者换了人：被认为绝没理由成为障碍的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反倒成为突然出现的绊脚石。
首先是维和部队组成方案，遭到最大反对派组织“苏丹解放军”（ SLA）的杯葛。该组织重要领袖努尔表示，既然联合国1769号决议规定维和部队由联合国和非盟“混编”，就理应包括“澳洲、亚洲、欧洲、美洲各国的部队”，否则就是“种族主义作祟”，因此坚决不能接受。非但如此，对于10月27日的利比亚和会，SLA也认为“毫无用处”，声称“不出席”；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正义与公平运动”（JEM）态度稍稍和缓，只表示希望“推迟”利比亚和会，因为“缺乏和谈的基础”。
西方的茫然和恼怒
费劲周折终于自认为排除所有障碍，成功在望却突然发现障碍依旧，只是设障者换了人，列强的茫然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向选民、舆论施加了强大影响，让“半个地球”都同声向中国和苏丹政府施压，甚至不惜拿奥运作筹码，到头来“不合作”者却是他们原以为决不会闹别扭的一方。
这种茫然表现在，尽管达尔富尔的暴力依旧，但原先一边倒指责政府军（或其支持的民兵）和“背后支持者”中国的声音消失了，从西方媒体到民间机构，依旧在谴责暴力，却不再为暴力的责任者下断语了，因为他们已不再坚信暴力究竟来自何方。10月1日的袭击，维和部队总部、美国和潘基文均谴责了袭击本身，却没有认定袭击者的身份和归属，他们“发誓”要找出责任者，但终究什么也没找出：事实上自纽约会议不欢而散，现在任何一方都具备袭击维和部队以破坏联合国维和计划落实的动机，至少理论上如此。
茫然之后自然是恼怒。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彭特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反对派组织”决定不参加利比亚和会，就必须自行承担“严重后果”，甚至受到国际制裁，显然，他们决不能容忍有人破坏其在达尔富尔的力量与决心显示，不管这破坏者是谁。
前景：迫在眉睫的摊牌
茫然归茫然，恼怒归恼怒，该做的事情总得做。
美国是最积极推动达尔富尔维和的一方，甚至喊出过“强行维和”的狠话，但当时美国在非洲根基浅薄，战线又拉得太长，这番话也只是说说而已。
可如今情况不同了：就在10月1日，袭击发生的同一天，美国非洲司令部在德国斯图加特成立，尽管这个司令部目前只有由80名军官、20名文职组成的5个区域小组，尽管目前为止，除了距达尔富尔山遥水远、与美国渊源深厚的西非小国利比里亚，尚无一国接纳这个司令部，但美国军事介入非洲事务的决心已昭然若揭。
就达尔富尔而言，如果说年初的美军或盟军难有作为，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大选的胜利者萨科奇在国际事务上一反前任的立场，转而积极和美国配合。法国在非洲根基深厚，在邻近达尔富尔的中非共和国和乍得都有驻军，非但如此，他们还在马里、多哥、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设有基地，补给和兵力输送极为便利。原先对于历史上非本国殖民范围的苏丹，法国并无太大干涉兴趣，但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变化，9月26日，在萨科奇本人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在“一至两个月内”向乍得、中非靠近达尔富尔的边境地区派遣4000人的联合国－欧盟混合部队，使命是“保护达尔富尔越境难民的安全，抵御来自达尔富尔境内的暴力攻击”，虽然这一部署暂时不涉及苏丹境内，但无疑，美国及其盟友已开始具备“强行维和”的能力。
问题在于“敌人是谁”。原先西方介入达尔富尔，隐含着对巴希尔政府施压，同时抗衡中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考量，可如今，原先的制抵者变成了合作者，原先设定的合作一方反倒成了制抵者，相信这一点足以让每一个军人或文职人员困惑不已。
暂时看来，巴希尔政府和中国成了受益的一方。前者一直饱受纵容暴力与侵害人权的抨击，可反对派的举止让他如释重负：至少现在国际社会可能愿意听一听他的辩解，即至少他的政府绝非长达4年半灾难的唯一责任方；后者则看来初步摆脱了今年以来众矢之的的尴尬：如果说苏丹政府“不听话”姑且可以归咎于中国不作为，SLA和JEM的不驯服，却和中国实在扯不上任何关系。但从长远看，若问题真僵到“强行维和”的一步，对二者的利益仍旧会构成巨大损害。
显然，10月27日是一个“坎”，如果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届时能达成某种妥协，或至少坐到一起，国际社会尚能将所剩无几的耐心再挤出一点；如果反对派真如所威胁的那样拒不出席，则局面有滑向全面失控的危险。
无论如何，达尔富尔的难民不应再为某些势力的顽固付出血的代价：按照巴希尔政府的数据，自2003年2月开始的达尔富尔灾难，死亡人数达9000，而据非正式估计，则有数万、甚至20万人丧生，200万人无家可归，也许每一个关注达尔富尔的人（不论动机何在）在指点江山之前，都应先考虑到这些人悲惨的境遇，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据联合国原先推算，即使维和计划顺利出炉、顺利展开，最早也要到2008年中，才能完成基本部署，如今一切自然更成为不可预期。也许政治家们可以等，但难民们不能，因为每耽误一天，都意味着数条、数十条乃至上百条无辜生命的消失。
——凤凰周刊，2007年10月5日
达尔富尔：着力点的再摸索
——国际社会应尽快重新摸索到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着力点
10月27日在利比亚锡尔特（Syrte）如期召开的苏丹内战各方和平谈判经过近一周闭门会谈，11月2日拿出了一个算不上结果的结果：联合国调停人泽尼胡恩（Tayé Brook Zerihoun）和非盟调停人依博克(Sam Ibok)当日宣布，协商“还需更多时间”，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蒙塔斯（Michèle Montas）所称，“至少需要几周”。
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意料，甚至可以说，已算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9月22日在纽约举行的“高层会议”不但未能如期拿出本该在这次锡尔特和会上讨论通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驻计划，两个反政府组织，“苏丹解放军”（ SLA）“正义与公平运动”（JEM）甚至威胁“不出席”，正因如此，有关方面甚至一度担心，锡尔特和会本身是否会流产。
好在和会终于如期召开，而且协商还将继续下去，“在锡尔特和苏丹境内同时举行”，从这点来说，应算得一种成功。
可这种成功本身是有限的，象征性的。因为纽约会议未能拿出维和计划，锡尔特和会的既定目标成了镜花水月，而且从宣布的结果看，和会也未着手制定一份新的计划，这也就是说，至今为止，锡尔特和会最大的成功只有一个：向全世界证明，内战各方愿意就和平继续协商下去。
和纽约会议的万众瞩目相比，锡尔特和会显得比较冷清，几年来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和可能提及达尔富尔问题机会的美、法、德各大国，似乎心照不宣地同时选择了低调。
这种低调当然不意味着不关注，而更代表了一种茫然和不知所措：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列强也好，各民间组织也好，仿佛一下失去了着力点。
长期以来，美、法等国官方、智库和许多民间组织，都把达尔富尔和平久未到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两点，巴希尔政府的顽固，和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消极。
以这一认识为基础，长期以来，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对巴希尔政府施压、制裁，和对中国政府软硬兼施上，认为只要这两点攻破，和平便会如期降临。出于这一假定，在今年早些时候，制抵北京奥运，以胁迫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更合作”，成为一种很响亮的声音。
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中国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当巴希尔政府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当全世界都为此鼓舞、期待着在纽约会议毕功，收获的却是一盆冷水：维和计划搁浅了，这次作梗的换成了反对派。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找不到肇事者的流血事件，是内格罗彭特的咆哮和西方世界的失措，原本设想的破坏者与合作者，居然交换了身份，这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在达尔富尔和平问题中的着力点：究竟向谁施压，怎么施压？
也许是成心让事态变得更复杂，锡尔特和会前夕，巴希尔政府公开宣布“单方面停火”，尽管这不免有不打自招之嫌（巴希尔一直称政府军并非内战一方），却足以让列强更加举棋不定。
锡尔特和会终于还是如期举行了，不管几个反政府组织多委屈、多不情愿，他们也决不愿因缺席而被打为“和平破坏者”，从而在国际社会面前取巴希尔以前扮演的角色而代之。
但国际社会的彷徨和举棋不定若再持续下去，这一没有议题、没有议程和时间表的和会或将成为旷日持久的务虚会：双方都在谈，和平与和解却遥遥无期。
国际社会应尽快重新摸索到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着力点，这对当地数百万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难民至关重要。其实这并不难，只要有关方面思考和决策的第一出发点，真的是苏丹的和平与发展，而非本身的利益考量。
——纵横周刊，2007年11月6日
——国际社会应尽快重新摸索到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着力点
10月27日在利比亚锡尔特（Syrte）如期召开的苏丹内战各方和平谈判经过近一周闭门会谈，11月2日拿出了一个算不上结果的结果：联合国调停人泽尼胡恩（Tayé Brook Zerihoun）和非盟调停人依博克(Sam Ibok)当日宣布，协商“还需更多时间”，按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蒙塔斯（Michèle Montas）所称，“至少需要几周”。
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意料，甚至可以说，已算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9月22日在纽约举行的“高层会议”不但未能如期拿出本该在这次锡尔特和会上讨论通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驻计划，两个反政府组织，“苏丹解放军”（ SLA）“正义与公平运动”（JEM）甚至威胁“不出席”，正因如此，有关方面甚至一度担心，锡尔特和会本身是否会流产。
好在和会终于如期召开，而且协商还将继续下去，“在锡尔特和苏丹境内同时举行”，从这点来说，应算得一种成功。
可这种成功本身是有限的，象征性的。因为纽约会议未能拿出维和计划，锡尔特和会的既定目标成了镜花水月，而且从宣布的结果看，和会也未着手制定一份新的计划，这也就是说，至今为止，锡尔特和会最大的成功只有一个：向全世界证明，内战各方愿意就和平继续协商下去。
和纽约会议的万众瞩目相比，锡尔特和会显得比较冷清，几年来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和可能提及达尔富尔问题机会的美、法、德各大国，似乎心照不宣地同时选择了低调。
这种低调当然不意味着不关注，而更代表了一种茫然和不知所措：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列强也好，各民间组织也好，仿佛一下失去了着力点。
长期以来，美、法等国官方、智库和许多民间组织，都把达尔富尔和平久未到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两点，巴希尔政府的顽固，和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消极。
以这一认识为基础，长期以来，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对巴希尔政府施压、制裁，和对中国政府软硬兼施上，认为只要这两点攻破，和平便会如期降临。出于这一假定，在今年早些时候，制抵北京奥运，以胁迫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更合作”，成为一种很响亮的声音。
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当中国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当巴希尔政府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当全世界都为此鼓舞、期待着在纽约会议毕功，收获的却是一盆冷水：维和计划搁浅了，这次作梗的换成了反对派。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找不到肇事者的流血事件，是内格罗彭特的咆哮和西方世界的失措，原本设想的破坏者与合作者，居然交换了身份，这让他们一下子失去了在达尔富尔和平问题中的着力点：究竟向谁施压，怎么施压？
也许是成心让事态变得更复杂，锡尔特和会前夕，巴希尔政府公开宣布“单方面停火”，尽管这不免有不打自招之嫌（巴希尔一直称政府军并非内战一方），却足以让列强更加举棋不定。
锡尔特和会终于还是如期举行了，不管几个反政府组织多委屈、多不情愿，他们也决不愿因缺席而被打为“和平破坏者”，从而在国际社会面前取巴希尔以前扮演的角色而代之。
但国际社会的彷徨和举棋不定若再持续下去，这一没有议题、没有议程和时间表的和会或将成为旷日持久的务虚会：双方都在谈，和平与和解却遥遥无期。
国际社会应尽快重新摸索到对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施加影响的着力点，这对当地数百万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难民至关重要。其实这并不难，只要有关方面思考和决策的第一出发点，真的是苏丹的和平与发展，而非本身的利益考量。
——纵横周刊，2007年11月6日
乍得之火与达尔富尔之鱼
1月28日，乍得反政府武装数千人从乍得-苏丹边界乘坐300多辆卡车突袭首都恩贾梅纳，不到一周时间便攻入市区，围攻总统府，政府军参谋长大卫.苏麦恩战死，局势岌岌可危。然而反政府军2日入城，4日便匆匆撤退，留下战火后的满目疮痍。
现代乍得在其不长的历史进程中战乱不断，古库尼、哈布雷，包括现任总统代比，都是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北邻利比亚也曾长期染指乍得的法亚-拉若等地区，然而由于乍得偏僻贫困，即使在冷战期间也饱受列强冷遇，除了前宗主国法国，其余各国对乍得境内的流血牺牲、政权更迭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法国和法国驻军的态度，往往成为决定乍得政治人物及其派别兴亡的关键。
然而这次似乎大不一样。从反政府军威胁首都开始，美国、欧盟等便一再高调支持代比，并不断向反政府军施压，迫其退出首都，寻求和谈，与之相反，法国在最初几日却表现得茫然、畏缩，其在乍得部署的军队收缩在机场等三处基地自保，国防部等方面也曾表示“不介入”，甚至传出法军提议保护代比“避难”被愤怒拒绝的消息，然而仅1、2天功夫，便在欧盟的强力推动下由总统、外长出面力挺代比，甚至传出法军和反政府军交火、法国战斗机空袭反政府军车队等消息，反政府军领导人埃尔迪米也指责法军“助纣为虐”，迫使其不得不撤退。
国际社会何以突然对乍得局势如此关注？曾是乍得安全最可靠“宪兵”的法国，何以一度显得慵懒，又何以突然再度积极起来？奥妙就在于，乍得之火，很可能殃及达尔富尔之鱼。
乍得 达尔富尔国际干预的底座
如果说，达尔富尔旷日持久的内战和人道主义危机，已到了非国际社会干预不能彻底解决的地步，那么乍得就是这个国际干预行动最可靠的底座。
由于内战频仍，派别林立，从苏丹境内道路直达达尔富尔的路线，需要穿过苏丹政府军、阿拉伯人民兵和黑人基督教“苏丹人民解放军”势力范围，变数大、不安全也不稳定，对于人道援助和维和后勤支援而言并不可靠，而乍得虽是内陆国，却因法军长期经营，形成了稳定的空中运输网络，且乍得的萨马拉特、瓦达伊等区与达尔富尔直接接壤，外国力量进行干预不必“看苏丹政府脸色”，因此在达尔富尔和会迟迟无法获得决定性进展的情况下，乍得不论对美国、欧盟等力图直接干预达尔富尔问题的大国，还是对一些人道组织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国际红十字会自2004年在乍得靠近达尔富尔的阿贝歇（Abéché）设立专门办事处起，已相继建立伊里巴（Iriba）、阿德雷（Adré）、盖雷达（Guéréda）、多格多雷（Dogdoré）和戈兹贝达（Goz Beida）等达尔富尔难民营和人道救援组织，收容达尔富尔难民达23.3万之多，且这一人数仍在持续扩大，仅2月3-9日的一周时间里，难民人数就激增1.2万。对于国际红十字会和其它一些国际人道组织而言，乍得不仅是达尔富尔难民的最大收容所，也是向达尔富尔地区直接延伸人道主义救助的后方大本营，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常常从阿贝歇等地直接派出卡车进入达尔富尔，将难民接入乍得境内的难民营安置，如果收容所不再安全，大本营后院起火，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由于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对国际维和部队的构成、规模等意见分歧，相持不下，达尔富尔维和工作进展迟缓，为绕开这一障碍，欧盟于1月28日通过决议，决定先行向乍得、中非两个达尔富尔毗邻国派遣由14个国家军人组成的3400人维和部队，以“保护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一行动的实质，一是确保维和后方的稳定，二是为日后可能的直接干预打伏笔、做准备，这次行动先期预算1.2亿欧元，3400名军人中法军2000，爱尔兰和波兰各400，奥地利160，其它国家则仅有象征性的出动，如捷克仅派兵2人。
各国选择乍得与中非、尤其乍得作为此次出兵的关键点，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有法军多年经营的基础。
法军自1983年起在乍得常年驻扎军队，计“食雀鹰”特别部队825人，装备有AMX-10RC轮式突击炮等重武器；空军幻影F-1/200、F-1CR战斗/侦察机10余架，且这些部队必要时可得到中非班吉空军基地和非洲其它地区法国驻军的支援（法国在科特迪瓦驻军500，吉布提3200，加蓬680，塞内加尔1170），此次乍得吃紧，法军就于2月1、2两日紧急从加蓬增兵300至恩贾梅纳，其原驻恩贾梅纳空军基地的幻影战机也转移到中非班吉基地投入战斗使用。此次欧盟出兵，法军是主力，更是半个东道主，显然，有关各国都指望有法军这个“前站”，坐镇乍得，控扼达尔富尔可期。
因此就不难理解乍得战火忽起、法国一度退缩之际美欧各国的反应：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刚刚于1月29日启程到、31日抵达恩贾梅纳的首批15名奥地利军人，2月1日便不得不原机返回，而第二批部队、原定1日抵达的54名爱尔兰特种兵和12名奥地利工兵，以及装备、车辆、物资等共计3架运输机不得不取消飞行计划。如果乍得内战持续，这项精心策划、劳师动众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就此胎死腹中。
达尔富尔 乍得政权更迭之源
耐人寻味的是，达尔富尔几乎一直是乍得政权更迭的源泉。
上世纪80年代，苏丹前总统尼迈里曾支持哈布雷（Hissène Habré）在达尔富尔设立基地，组织“北方武装力量”（FAN）进行反乍得政府的军事活动，并最终夺取政权；80年代末，乍得武装部队总司令代比（Idriss Deby）与哈布雷决裂后同样来到达尔富尔，以此为基地建立爱国拯救运动（MPS），并于1990年逐哈布雷而代之；而目前的几大反政府武装“变革联盟”和“民主发展力量联盟”同样于达尔富尔起家。
达尔富尔之所以屡屡成为乍得草莽英雄的“龙兴之地”，有着复杂的成因。
由于部族矛盾尖锐、战火连绵不绝，达尔富尔长期陷于无政府状态，而这里与乍得山水相连，族属交错，乍得的失意政客、落魄军人在这里很容易找到生存土壤和东山再起的机会。从哈布雷到现在的几位反政府首领虽分属不同部族，但都有穆斯林背景和或直接或间接的阿拉伯血缘，因此同为阿拉伯裔的苏丹前总统尼迈里，和正在与达尔富尔黑人部族混战的苏丹阿拉伯裔民兵，也习惯于将这些“外国亲戚”视为盟友和臂助。
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尤其出于对苏丹阿拉伯民兵与反政府武装密切关系的恐惧，美欧等国对此次反政府武装的突袭作出强烈反应，但事实上，现政府、乃至现政府所推翻的前政府，其在达尔富尔啸聚之际，所结交的盟友无一例外都是阿拉伯民兵，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非洲，这种以族属划线的部族政治实属再平常不过的常态了。
扑朔迷离的前景
在一度沉寂后，反政府军又再趋活跃，代比政府也于2月15日再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那么，乍得局势前景如何，其对达尔富尔维和的影响究竟还会有多大？
由于国力不继，加上萨科奇一向主张“甩包袱”，法国自政府更迭以来在非洲一直呈收缩态势，在乍得问题上一度的犹豫不足为奇。但作为传统上对非洲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国，法国既不甘心、也不能够对非洲彻底撒手不管，尤其在萨科奇总统民望大跌、市政选举形势危殆之际，和欧美盟国屡屡施压之时，他们无法做到完全释然，对乍得局势听之任之，增兵的举措，法军在2月4日以后的积极态势，都可说明这一点，历史证明，当法国人显示出军事决心和倾向性时，乍得的局势是可以暂时稳定下来的。但由于反政府武装气势已成，和政府军兵力几乎旗鼓相当，乍得境内局势稳定绝非旬日之功，欧盟维和部队的派遣部署将势必受到严重延误。
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卡车2月11日起又开始往返于达尔富尔的塞莱亚（Seleia）、阿布苏鲁杰（Abu Suruj）、西尔巴（Sirba），和乍得的阿贝歇等地间，可以看出，虽然战争对人道救援的影响在所难免，但人道救援体系仍能维持运转，虽然这对于数百万达尔富尔难民而言，不啻杯水车薪。
至于这场乍得内战本身的前景，更是难以捉摸。和哈布雷、代比均脱胎于前政府一样，现在的反政府武装也和代比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变革联盟”领导人埃米迪尔不但与代比同族，更是他的侄子；而“民主发展力量联盟”领导人努里则是代比政府的前国防部长。
值得关注的是乍得素有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传统，哈布雷与古库尼、哈布雷与代比、代比与努里皆不例外，而分化的根源往往在于部族矛盾。如今联盟反代比的几派中最大的两派，埃米迪尔与代比同族，属于扎格哈瓦（Zaghawa)部族，而努里却是前总统哈布雷的密友，属于达萨（Daza）部族。前者族大人多，实力雄厚，而后者阿拉伯色彩更浓厚，在达尔富尔民兵各派别中更吃得开，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如强强联手，威力自然倍增。但这两大部族间历来不合，达萨族在哈布雷时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此激起扎格哈瓦族代比的反抗，如今埃米迪尔虽反代比，初衷却是部族政要担心代比家族独揽政权，而并非要改变扎格哈瓦一族独大的局面，其盟友努尔的目标，却恰是推倒扎格哈瓦政权，重回哈布雷的达萨政权时代，这种权益结合的利益联盟基础脆弱，一旦胜利无望或大功告成，都可能催生更多的变数。
无论局势如何演变，都将使达尔富尔问题更趋复杂化，正如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副秘书长盖埃诺，及联合国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埃利亚松2月8日向安理会汇报工作时所言，乍得最近的冲突对苏丹达尔富尔局势“构成不稳定因素”，而有关大国走乍得捷径干预达尔富尔时局的构想，也势必遭遇更多质疑和更大挑战。
《南风窗》，2008年2月21日
1月28日，乍得反政府武装数千人从乍得-苏丹边界乘坐300多辆卡车突袭首都恩贾梅纳，不到一周时间便攻入市区，围攻总统府，政府军参谋长大卫.苏麦恩战死，局势岌岌可危。然而反政府军2日入城，4日便匆匆撤退，留下战火后的满目疮痍。
现代乍得在其不长的历史进程中战乱不断，古库尼、哈布雷，包括现任总统代比，都是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北邻利比亚也曾长期染指乍得的法亚-拉若等地区，然而由于乍得偏僻贫困，即使在冷战期间也饱受列强冷遇，除了前宗主国法国，其余各国对乍得境内的流血牺牲、政权更迭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法国和法国驻军的态度，往往成为决定乍得政治人物及其派别兴亡的关键。
然而这次似乎大不一样。从反政府军威胁首都开始，美国、欧盟等便一再高调支持代比，并不断向反政府军施压，迫其退出首都，寻求和谈，与之相反，法国在最初几日却表现得茫然、畏缩，其在乍得部署的军队收缩在机场等三处基地自保，国防部等方面也曾表示“不介入”，甚至传出法军提议保护代比“避难”被愤怒拒绝的消息，然而仅1、2天功夫，便在欧盟的强力推动下由总统、外长出面力挺代比，甚至传出法军和反政府军交火、法国战斗机空袭反政府军车队等消息，反政府军领导人埃尔迪米也指责法军“助纣为虐”，迫使其不得不撤退。
国际社会何以突然对乍得局势如此关注？曾是乍得安全最可靠“宪兵”的法国，何以一度显得慵懒，又何以突然再度积极起来？奥妙就在于，乍得之火，很可能殃及达尔富尔之鱼。
乍得 达尔富尔国际干预的底座
如果说，达尔富尔旷日持久的内战和人道主义危机，已到了非国际社会干预不能彻底解决的地步，那么乍得就是这个国际干预行动最可靠的底座。
由于内战频仍，派别林立，从苏丹境内道路直达达尔富尔的路线，需要穿过苏丹政府军、阿拉伯人民兵和黑人基督教“苏丹人民解放军”势力范围，变数大、不安全也不稳定，对于人道援助和维和后勤支援而言并不可靠，而乍得虽是内陆国，却因法军长期经营，形成了稳定的空中运输网络，且乍得的萨马拉特、瓦达伊等区与达尔富尔直接接壤，外国力量进行干预不必“看苏丹政府脸色”，因此在达尔富尔和会迟迟无法获得决定性进展的情况下，乍得不论对美国、欧盟等力图直接干预达尔富尔问题的大国，还是对一些人道组织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国际红十字会自2004年在乍得靠近达尔富尔的阿贝歇（Abéché）设立专门办事处起，已相继建立伊里巴（Iriba）、阿德雷（Adré）、盖雷达（Guéréda）、多格多雷（Dogdoré）和戈兹贝达（Goz Beida）等达尔富尔难民营和人道救援组织，收容达尔富尔难民达23.3万之多，且这一人数仍在持续扩大，仅2月3-9日的一周时间里，难民人数就激增1.2万。对于国际红十字会和其它一些国际人道组织而言，乍得不仅是达尔富尔难民的最大收容所，也是向达尔富尔地区直接延伸人道主义救助的后方大本营，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常常从阿贝歇等地直接派出卡车进入达尔富尔，将难民接入乍得境内的难民营安置，如果收容所不再安全，大本营后院起火，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由于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对国际维和部队的构成、规模等意见分歧，相持不下，达尔富尔维和工作进展迟缓，为绕开这一障碍，欧盟于1月28日通过决议，决定先行向乍得、中非两个达尔富尔毗邻国派遣由14个国家军人组成的3400人维和部队，以“保护流离失所的难民”，这一行动的实质，一是确保维和后方的稳定，二是为日后可能的直接干预打伏笔、做准备，这次行动先期预算1.2亿欧元，3400名军人中法军2000，爱尔兰和波兰各400，奥地利160，其它国家则仅有象征性的出动，如捷克仅派兵2人。
各国选择乍得与中非、尤其乍得作为此次出兵的关键点，是因为这两个地方有法军多年经营的基础。
法军自1983年起在乍得常年驻扎军队，计“食雀鹰”特别部队825人，装备有AMX-10RC轮式突击炮等重武器；空军幻影F-1/200、F-1CR战斗/侦察机10余架，且这些部队必要时可得到中非班吉空军基地和非洲其它地区法国驻军的支援（法国在科特迪瓦驻军500，吉布提3200，加蓬680，塞内加尔1170），此次乍得吃紧，法军就于2月1、2两日紧急从加蓬增兵300至恩贾梅纳，其原驻恩贾梅纳空军基地的幻影战机也转移到中非班吉基地投入战斗使用。此次欧盟出兵，法军是主力，更是半个东道主，显然，有关各国都指望有法军这个“前站”，坐镇乍得，控扼达尔富尔可期。
因此就不难理解乍得战火忽起、法国一度退缩之际美欧各国的反应：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刚刚于1月29日启程到、31日抵达恩贾梅纳的首批15名奥地利军人，2月1日便不得不原机返回，而第二批部队、原定1日抵达的54名爱尔兰特种兵和12名奥地利工兵，以及装备、车辆、物资等共计3架运输机不得不取消飞行计划。如果乍得内战持续，这项精心策划、劳师动众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就此胎死腹中。
达尔富尔 乍得政权更迭之源
耐人寻味的是，达尔富尔几乎一直是乍得政权更迭的源泉。
上世纪80年代，苏丹前总统尼迈里曾支持哈布雷（Hissène Habré）在达尔富尔设立基地，组织“北方武装力量”（FAN）进行反乍得政府的军事活动，并最终夺取政权；80年代末，乍得武装部队总司令代比（Idriss Deby）与哈布雷决裂后同样来到达尔富尔，以此为基地建立爱国拯救运动（MPS），并于1990年逐哈布雷而代之；而目前的几大反政府武装“变革联盟”和“民主发展力量联盟”同样于达尔富尔起家。
达尔富尔之所以屡屡成为乍得草莽英雄的“龙兴之地”，有着复杂的成因。
由于部族矛盾尖锐、战火连绵不绝，达尔富尔长期陷于无政府状态，而这里与乍得山水相连，族属交错，乍得的失意政客、落魄军人在这里很容易找到生存土壤和东山再起的机会。从哈布雷到现在的几位反政府首领虽分属不同部族，但都有穆斯林背景和或直接或间接的阿拉伯血缘，因此同为阿拉伯裔的苏丹前总统尼迈里，和正在与达尔富尔黑人部族混战的苏丹阿拉伯裔民兵，也习惯于将这些“外国亲戚”视为盟友和臂助。
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尤其出于对苏丹阿拉伯民兵与反政府武装密切关系的恐惧，美欧等国对此次反政府武装的突袭作出强烈反应，但事实上，现政府、乃至现政府所推翻的前政府，其在达尔富尔啸聚之际，所结交的盟友无一例外都是阿拉伯民兵，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非洲，这种以族属划线的部族政治实属再平常不过的常态了。
扑朔迷离的前景
在一度沉寂后，反政府军又再趋活跃，代比政府也于2月15日再度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那么，乍得局势前景如何，其对达尔富尔维和的影响究竟还会有多大？
由于国力不继，加上萨科奇一向主张“甩包袱”，法国自政府更迭以来在非洲一直呈收缩态势，在乍得问题上一度的犹豫不足为奇。但作为传统上对非洲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国，法国既不甘心、也不能够对非洲彻底撒手不管，尤其在萨科奇总统民望大跌、市政选举形势危殆之际，和欧美盟国屡屡施压之时，他们无法做到完全释然，对乍得局势听之任之，增兵的举措，法军在2月4日以后的积极态势，都可说明这一点，历史证明，当法国人显示出军事决心和倾向性时，乍得的局势是可以暂时稳定下来的。但由于反政府武装气势已成，和政府军兵力几乎旗鼓相当，乍得境内局势稳定绝非旬日之功，欧盟维和部队的派遣部署将势必受到严重延误。
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卡车2月11日起又开始往返于达尔富尔的塞莱亚（Seleia）、阿布苏鲁杰（Abu Suruj）、西尔巴（Sirba），和乍得的阿贝歇等地间，可以看出，虽然战争对人道救援的影响在所难免，但人道救援体系仍能维持运转，虽然这对于数百万达尔富尔难民而言，不啻杯水车薪。
至于这场乍得内战本身的前景，更是难以捉摸。和哈布雷、代比均脱胎于前政府一样，现在的反政府武装也和代比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变革联盟”领导人埃米迪尔不但与代比同族，更是他的侄子；而“民主发展力量联盟”领导人努里则是代比政府的前国防部长。
值得关注的是乍得素有政治力量分化重组的传统，哈布雷与古库尼、哈布雷与代比、代比与努里皆不例外，而分化的根源往往在于部族矛盾。如今联盟反代比的几派中最大的两派，埃米迪尔与代比同族，属于扎格哈瓦（Zaghawa)部族，而努里却是前总统哈布雷的密友，属于达萨（Daza）部族。前者族大人多，实力雄厚，而后者阿拉伯色彩更浓厚，在达尔富尔民兵各派别中更吃得开，他们之间的合作有如强强联手，威力自然倍增。但这两大部族间历来不合，达萨族在哈布雷时代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因此激起扎格哈瓦族代比的反抗，如今埃米迪尔虽反代比，初衷却是部族政要担心代比家族独揽政权，而并非要改变扎格哈瓦一族独大的局面，其盟友努尔的目标，却恰是推倒扎格哈瓦政权，重回哈布雷的达萨政权时代，这种权益结合的利益联盟基础脆弱，一旦胜利无望或大功告成，都可能催生更多的变数。
无论局势如何演变，都将使达尔富尔问题更趋复杂化，正如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副秘书长盖埃诺，及联合国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埃利亚松2月8日向安理会汇报工作时所言，乍得最近的冲突对苏丹达尔富尔局势“构成不稳定因素”，而有关大国走乍得捷径干预达尔富尔时局的构想，也势必遭遇更多质疑和更大挑战。
《南风窗》，2008年2月21日
非洲各国近期关于达尔富尔的报道
近期非洲各国有不少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报道。
安哥拉通讯社2月20日专稿称，美国总统布什19日在参观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时宣称，到了国际社会“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达尔富尔人道灾难的时候了，国际社会应付出努力，绝不能让达尔富尔重演1994年卢旺达的悲惨一幕。不过该通讯社也指出，虽然布什总统反复强调，应将国际社会的努力向“更深的程度”推进，但从纽约-锡尔特和会的迟缓进程和微弱成果，以及和谈迟迟不能有实质性进展看，美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要么是能力有限，要么是努力有限”。
非洲新闻组织2月20日的稿件称，从近期来看，在达尔富尔冲突各方相持不下、和平进程久拖不决之际，对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治本之策恐一时欠奉，而“治标”之策，则唯有加强人道救援的努力，加速维和行动实施进程，这有赖于与西达尔富尔毗邻的乍得地区发挥后方基地和桥头堡的作用，但近期乍得局势不稳，乍得-苏丹边界更是战云密布，给达尔富尔人道救援计划带来重大阴影，当务之急是督促那些有能力对乍得局势施加影响的大国、尤其是法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尽快恢复乍得-苏丹边界的安宁，确保人道救援不至于“断线”。
多哥电视台20日的报道则援引阿里.纳辛贝将军的话称，多哥军队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按联合国和非盟的计划，将自己承诺的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派出。根据计划，多哥国防军将在非盟多国部队编成内派遣一支800人的部队，赴达尔富尔Minuad地区维和，阿里.纳辛贝将军是ZIO2008军事演习的总指挥，这场由多哥、贝宁、法国三国军队联合进行的军演，被认为是未来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的预演。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纳辛贝将军坦承，非盟维和部队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是国际社会给予稳定充足的后勤保障。此前非盟曾派遣过数千人的部队入达尔富尔维和，却因后勤压力而无所作为，塞内加尔等出兵国甚至不得不含泪撤军。
安哥拉之声广播电台18日的一则电讯则呼吁欧盟停止空谈，切实行动起来，以尽快结束达尔富尔悲剧。该电讯认为，正是欧盟的拖拉与扯皮，导致欧盟部队错过了进驻乍得-苏丹边界，维护人道救援安全的良机，错过了一举而稳定两国局势的大好机会，如今达尔富尔战事又起，难民纷纷外逃，而两个主要的难民收容国，中非因国力贫弱难以为继，而乍得因再度进入全国紧急状况而变得前景难以捉摸，可是国际社会除了接二连三通过24项联合国决议、和促成了一个冗长却很少进展的和会外，又做到了些什么？“到了切实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塞内加尔《达喀尔太阳报》21日文章报道了“非洲捍卫达尔富尔人权论坛”的情况，并认为，达尔富尔问题是非洲自己的问题，尽管能力有限，但非洲各国有义务有所作为，而事实上许多非洲人士却有一种片面依赖大国的心态，缺乏应对与挑战达尔富尔危机的意识和勇气。文章称赞塞内加尔政府决定将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总兵力由700增加到1400是“负责任的行为”，并呼吁整个非洲，不论官方、民间还是舆论，都高度关注达尔富尔局势，并共同努力，以期早日寻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环球时报，2008年2月21日
近期非洲各国有不少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报道。
安哥拉通讯社2月20日专稿称，美国总统布什19日在参观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时宣称，到了国际社会“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达尔富尔人道灾难的时候了，国际社会应付出努力，绝不能让达尔富尔重演1994年卢旺达的悲惨一幕。不过该通讯社也指出，虽然布什总统反复强调，应将国际社会的努力向“更深的程度”推进，但从纽约-锡尔特和会的迟缓进程和微弱成果，以及和谈迟迟不能有实质性进展看，美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要么是能力有限，要么是努力有限”。
非洲新闻组织2月20日的稿件称，从近期来看，在达尔富尔冲突各方相持不下、和平进程久拖不决之际，对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治本之策恐一时欠奉，而“治标”之策，则唯有加强人道救援的努力，加速维和行动实施进程，这有赖于与西达尔富尔毗邻的乍得地区发挥后方基地和桥头堡的作用，但近期乍得局势不稳，乍得-苏丹边界更是战云密布，给达尔富尔人道救援计划带来重大阴影，当务之急是督促那些有能力对乍得局势施加影响的大国、尤其是法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尽快恢复乍得-苏丹边界的安宁，确保人道救援不至于“断线”。
多哥电视台20日的报道则援引阿里.纳辛贝将军的话称，多哥军队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按联合国和非盟的计划，将自己承诺的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派出。根据计划，多哥国防军将在非盟多国部队编成内派遣一支800人的部队，赴达尔富尔Minuad地区维和，阿里.纳辛贝将军是ZIO2008军事演习的总指挥，这场由多哥、贝宁、法国三国军队联合进行的军演，被认为是未来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的预演。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纳辛贝将军坦承，非盟维和部队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是国际社会给予稳定充足的后勤保障。此前非盟曾派遣过数千人的部队入达尔富尔维和，却因后勤压力而无所作为，塞内加尔等出兵国甚至不得不含泪撤军。
安哥拉之声广播电台18日的一则电讯则呼吁欧盟停止空谈，切实行动起来，以尽快结束达尔富尔悲剧。该电讯认为，正是欧盟的拖拉与扯皮，导致欧盟部队错过了进驻乍得-苏丹边界，维护人道救援安全的良机，错过了一举而稳定两国局势的大好机会，如今达尔富尔战事又起，难民纷纷外逃，而两个主要的难民收容国，中非因国力贫弱难以为继，而乍得因再度进入全国紧急状况而变得前景难以捉摸，可是国际社会除了接二连三通过24项联合国决议、和促成了一个冗长却很少进展的和会外，又做到了些什么？“到了切实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塞内加尔《达喀尔太阳报》21日文章报道了“非洲捍卫达尔富尔人权论坛”的情况，并认为，达尔富尔问题是非洲自己的问题，尽管能力有限，但非洲各国有义务有所作为，而事实上许多非洲人士却有一种片面依赖大国的心态，缺乏应对与挑战达尔富尔危机的意识和勇气。文章称赞塞内加尔政府决定将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总兵力由700增加到1400是“负责任的行为”，并呼吁整个非洲，不论官方、民间还是舆论，都高度关注达尔富尔局势，并共同努力，以期早日寻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环球时报，2008年2月21日
达尔富尔 希望也许正孕育于绝望之中
一波三折的达尔富尔和平近日来可谓遭到沉重打击：5月10日下午，反政府的“正义与公平运动”（JEM）武装数百人乘坐“皮卡”，忽然自苏丹-乍得边界奔袭500公里，直趋离苏丹首都喀土穆仅一河之隔的恩图曼（Omdourman），并与苏丹政府军交火数小时。短暂的激战不仅撕毁了此前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而且使各方面关系趋于紧张：11日，苏丹政府以“必须为10日的事件负责”为由宣布与邻国乍得断交；11和12日，苏丹政府两次悬赏捉拿JEM首领易卜拉欣（Khalil Ibrahim），并将奖金提高到令人瞠目的5亿苏丹磅（2.46亿美元），几乎10倍于美国对本.拉登的悬赏，而易卜拉欣也在13日公开叫板，声称“别指望我们只来一次”。一时间内战升级仿佛迫在眉睫，许多观察家感到忧心忡忡甚至绝望，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盖昂诺（Jean-Marie Guéhenno）14日对美联社记者坦诚，达尔富尔的和平“正渐行渐远”。
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对于达尔富尔和苏丹而言，希望也许正孕育于绝望之中。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不论官方、民间）普遍认为，达尔富尔问题久拖不决的关键在于两点：巴希尔政府的顽固，和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消极，正因如此，他们一直把大量精力放在说服中国和向巴希尔施压上，而对反政府组织，如JEM和“苏丹解放军”（SLA）等则一直相对宽容，直至去年纽约和会因JEM节外生枝而未取得实质性成果，锡尔特和会又因同样的问题开得没完没了，美国等有关方面开始意识到“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格罗蓬特开始咆哮着对JEM施压，但显然这种改变是有限的、不足够的，一方面不足以迫使JEM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感到一种压力——如果再不获得“突破性成果”，西方世界对他们的耐心恐怕是有限的。
于是易卜拉欣选择了突破：仅有1000正规武装和3000民兵的JEM动员近千人长途奔袭，可谓下了血本，这种“皮卡攻势”在历史上对于许多脆弱的非洲首都而言的确也是致命的。然而他错了：他的对手是数倍于己、以坦克、步战车和直升机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如果说在反政府的达尔富尔山地，游击队凭借地利人和尚足周旋，那么在平坦的尼罗河谷地、在遍布政府支持者的喀土穆地区，这种攻势不啻以卵击石。战斗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JEM全军溃散，本人脱逃，手下光被俘的就达200人。
尽管易卜拉欣仍然嘴硬地宣称“不是失败”，但事实上这就是一次失败，而且是军事、政治双输。13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将破坏停火的责任完全归咎于JEM，并敦促其“立即、完全、有效”地重返和平进程，如果说在JEM袭击维和部队、袭击中国企业之后，西方阵营还可以缄默、观望的话，此刻他们已不得不检讨自己的一贯政策，并随之增大对反政府方面的压力。
几小时的击溃战不仅让巴希尔保住了喀土穆，而且为其进口武器找到了理直气壮地法理依据：易卜拉欣的军事冒险已充分证明，苏丹政府外购“自卫武器”是必须的，因为合法政府的安全受到反政府武装的威胁，自此以后，针对苏丹武器进口的责难，说服力将不可避免地大大下降。
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西方世界一直受到广泛同情，和其长期标榜的“人道主义受害者”地位密切相关，而此次JEM的喀土穆奔袭，不论从任何角度都无法找到“受害者”的依据，而易卜拉欣在12日对路透社宣称“将持续多次进攻喀土穆”、“最终目标在于推翻苏丹政府”，更是对“自卫者”、“受害者”地位的自我否定，而自动贴近巴希尔政府给他标注的“颠覆者”注解，这一切必将损害整个达尔富尔反政府力量（不仅仅是JEM）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削弱他们此前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
事实上巴希尔政府早已走上了谈判桌，而18个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中的大多数，如SLA的麦纳维（Minni Minnawi）派等，也已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正是JEM的顽固和西方某些政府、民间组织的暧昧态度，才使得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按下葫芦浮起瓢，平空又被拖延半年之久。如今易卜拉欣蠢猪般的军事冒险注定了JEM的自我毁灭，却未必不是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福音：西方社会不得不借此重新理顺其达尔富尔政策，而SLA等其它达尔富尔反政府势力也势必与JEM“撇清”以求不拖累自己，在这种情形下，只要国际社会各方面冷静、务实、处置得当，应可变坏事为好事，给饱经劫难的达尔富尔带来久违的和平曙光。
——2008年5月31日
一波三折的达尔富尔和平近日来可谓遭到沉重打击：5月10日下午，反政府的“正义与公平运动”（JEM）武装数百人乘坐“皮卡”，忽然自苏丹-乍得边界奔袭500公里，直趋离苏丹首都喀土穆仅一河之隔的恩图曼（Omdourman），并与苏丹政府军交火数小时。短暂的激战不仅撕毁了此前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而且使各方面关系趋于紧张：11日，苏丹政府以“必须为10日的事件负责”为由宣布与邻国乍得断交；11和12日，苏丹政府两次悬赏捉拿JEM首领易卜拉欣（Khalil Ibrahim），并将奖金提高到令人瞠目的5亿苏丹磅（2.46亿美元），几乎10倍于美国对本.拉登的悬赏，而易卜拉欣也在13日公开叫板，声称“别指望我们只来一次”。一时间内战升级仿佛迫在眉睫，许多观察家感到忧心忡忡甚至绝望，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盖昂诺（Jean-Marie Guéhenno）14日对美联社记者坦诚，达尔富尔的和平“正渐行渐远”。
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对于达尔富尔和苏丹而言，希望也许正孕育于绝望之中。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不论官方、民间）普遍认为，达尔富尔问题久拖不决的关键在于两点：巴希尔政府的顽固，和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消极，正因如此，他们一直把大量精力放在说服中国和向巴希尔施压上，而对反政府组织，如JEM和“苏丹解放军”（SLA）等则一直相对宽容，直至去年纽约和会因JEM节外生枝而未取得实质性成果，锡尔特和会又因同样的问题开得没完没了，美国等有关方面开始意识到“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格罗蓬特开始咆哮着对JEM施压，但显然这种改变是有限的、不足够的，一方面不足以迫使JEM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感到一种压力——如果再不获得“突破性成果”，西方世界对他们的耐心恐怕是有限的。
于是易卜拉欣选择了突破：仅有1000正规武装和3000民兵的JEM动员近千人长途奔袭，可谓下了血本，这种“皮卡攻势”在历史上对于许多脆弱的非洲首都而言的确也是致命的。然而他错了：他的对手是数倍于己、以坦克、步战车和直升机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如果说在反政府的达尔富尔山地，游击队凭借地利人和尚足周旋，那么在平坦的尼罗河谷地、在遍布政府支持者的喀土穆地区，这种攻势不啻以卵击石。战斗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JEM全军溃散，本人脱逃，手下光被俘的就达200人。
尽管易卜拉欣仍然嘴硬地宣称“不是失败”，但事实上这就是一次失败，而且是军事、政治双输。13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将破坏停火的责任完全归咎于JEM，并敦促其“立即、完全、有效”地重返和平进程，如果说在JEM袭击维和部队、袭击中国企业之后，西方阵营还可以缄默、观望的话，此刻他们已不得不检讨自己的一贯政策，并随之增大对反政府方面的压力。
几小时的击溃战不仅让巴希尔保住了喀土穆，而且为其进口武器找到了理直气壮地法理依据：易卜拉欣的军事冒险已充分证明，苏丹政府外购“自卫武器”是必须的，因为合法政府的安全受到反政府武装的威胁，自此以后，针对苏丹武器进口的责难，说服力将不可避免地大大下降。
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西方世界一直受到广泛同情，和其长期标榜的“人道主义受害者”地位密切相关，而此次JEM的喀土穆奔袭，不论从任何角度都无法找到“受害者”的依据，而易卜拉欣在12日对路透社宣称“将持续多次进攻喀土穆”、“最终目标在于推翻苏丹政府”，更是对“自卫者”、“受害者”地位的自我否定，而自动贴近巴希尔政府给他标注的“颠覆者”注解，这一切必将损害整个达尔富尔反政府力量（不仅仅是JEM）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削弱他们此前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
事实上巴希尔政府早已走上了谈判桌，而18个达尔富尔反政府组织中的大多数，如SLA的麦纳维（Minni Minnawi）派等，也已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正是JEM的顽固和西方某些政府、民间组织的暧昧态度，才使得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按下葫芦浮起瓢，平空又被拖延半年之久。如今易卜拉欣蠢猪般的军事冒险注定了JEM的自我毁灭，却未必不是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福音：西方社会不得不借此重新理顺其达尔富尔政策，而SLA等其它达尔富尔反政府势力也势必与JEM“撇清”以求不拖累自己，在这种情形下，只要国际社会各方面冷静、务实、处置得当，应可变坏事为好事，给饱经劫难的达尔富尔带来久违的和平曙光。
——2008年5月31日
应重新审视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力
10月19日发生的、9名中石油职工在苏丹中部南科尔多瓦省（South Kurdufan）被绑架事件，迄今并未彻底划上句号：29日，一名此前宣布失踪的被绑架者，其尸体被发现，至此，9名中国人中遇害者4人、受伤获救者3人，至今仍下落不明者2人。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相当迅速，通过各种渠道向苏丹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其采取各种可能手段，迅速解救人质，不论驻当地使馆或在北京的外交部，信息披露均相当及时。30日，法新社报道，一支由4人组成的政府特别小组赶赴喀土穆，负责营救和寻找仍然失踪的人质，这种措施也是异乎寻常的。
然而在此次绑架事件的前前后后，存在着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
9名中国人质实质上是为中石油和另几家财团组成的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工作，这家公司在这一地区已几次遭遇绑架事件；南科尔多瓦省地处几大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交界处，居民成分十分复杂，亲喀土穆的力量、亲苏丹南部基督教自治组织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的力量、亲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和苏丹解放军（SPA）的力量，以及谋求当地更多自治权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被称为“比达尔富尔更难捉摸之处”，在此开发、经营，需要更充分的调研和准备，以及更周到的安全防范与保护，然而中国在这一自治地区的官方介入却很晚：1个月前，这一地区唯一的中国领事馆——朱巴（Juba）总领事馆才刚刚开始办公。
事件发生后，绑架者的身份、背景始终扑朔迷离，最初的猜测，包括JEM、当地阿拉伯游牧部落梅塞里亚（Messeria tribe），甚至觊觎SPLA即将获得石油红利的某些势力，一度，苏丹外交部发言人萨迪克（Ali al-Sadiq）对JEM的指责为外界普遍取信，因为后者的确多次威胁，要袭击中国石油目标，以迫使中国公司撤出苏丹。但28日，JEM发言人公开否认对此事负责，并指责为其他势力的嫁祸，让事件真相重新陷入迷惘。人质解救无非文、武两途，谈判须找到对手，武装解救更须知彼知己，显然，这方面的欠账实在多了些。
人质的遇害是不幸中之大不幸，对于遇害始末，一些舆论称系苏丹政府军解救人质失败，《瓦加杜古祖国报》更称系绑匪见政府军直升机突然飞临上空侦查，仓皇之际对人质下毒手后四散而逃，但苏丹外交部则坚称“武装解救尚未展开”；不仅如此，人质遇害消息传出的最初12小时，中国外交部和苏丹外交部所提交的伤亡、脱险与失踪人数也不贴合。
从事发后中方的反应速度和重视程度看，中方已尽了自己所能，问题在于，中方并不具备某些外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所称的、对苏丹的“高度影响力”：事件发生前，中方在事发地并不具备充分的影响力和自我防护能力，以确保中国目标不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中方在解救甚至信息搜集方面，只能充当一个焦急的催促者和等待者，不但无法直接使力，甚至连信息反馈都须看苏丹外交部和军方的脸色。
如今失踪的两名中国员工可能还在南苏丹1.5米高的象草丛中担惊受怕，也可能仍被身份至今如云里雾里的绑架者控制，只要中国在当地的经营、开发仍然继续（这恐怕是毋庸置疑的），类似事件就有可能一再发生，有关方面应重新审视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力，加强对中国在当地人员、物质安全的保护；对于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而言，同样应重新审视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力，并检讨一下自己以往对中国在苏丹事务上的理解、态度和立场，认真地想一想，在自己所批评指责的事件中，有哪些是中国能做而未做的，有哪些是确实没有能力去做的。
——南方都市报 2008年10月31日，上一篇也是南方都市报
10月19日发生的、9名中石油职工在苏丹中部南科尔多瓦省（South Kurdufan）被绑架事件，迄今并未彻底划上句号：29日，一名此前宣布失踪的被绑架者，其尸体被发现，至此，9名中国人中遇害者4人、受伤获救者3人，至今仍下落不明者2人。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相当迅速，通过各种渠道向苏丹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其采取各种可能手段，迅速解救人质，不论驻当地使馆或在北京的外交部，信息披露均相当及时。30日，法新社报道，一支由4人组成的政府特别小组赶赴喀土穆，负责营救和寻找仍然失踪的人质，这种措施也是异乎寻常的。
然而在此次绑架事件的前前后后，存在着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
9名中国人质实质上是为中石油和另几家财团组成的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工作，这家公司在这一地区已几次遭遇绑架事件；南科尔多瓦省地处几大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交界处，居民成分十分复杂，亲喀土穆的力量、亲苏丹南部基督教自治组织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的力量、亲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和苏丹解放军（SPA）的力量，以及谋求当地更多自治权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被称为“比达尔富尔更难捉摸之处”，在此开发、经营，需要更充分的调研和准备，以及更周到的安全防范与保护，然而中国在这一自治地区的官方介入却很晚：1个月前，这一地区唯一的中国领事馆——朱巴（Juba）总领事馆才刚刚开始办公。
事件发生后，绑架者的身份、背景始终扑朔迷离，最初的猜测，包括JEM、当地阿拉伯游牧部落梅塞里亚（Messeria tribe），甚至觊觎SPLA即将获得石油红利的某些势力，一度，苏丹外交部发言人萨迪克（Ali al-Sadiq）对JEM的指责为外界普遍取信，因为后者的确多次威胁，要袭击中国石油目标，以迫使中国公司撤出苏丹。但28日，JEM发言人公开否认对此事负责，并指责为其他势力的嫁祸，让事件真相重新陷入迷惘。人质解救无非文、武两途，谈判须找到对手，武装解救更须知彼知己，显然，这方面的欠账实在多了些。
人质的遇害是不幸中之大不幸，对于遇害始末，一些舆论称系苏丹政府军解救人质失败，《瓦加杜古祖国报》更称系绑匪见政府军直升机突然飞临上空侦查，仓皇之际对人质下毒手后四散而逃，但苏丹外交部则坚称“武装解救尚未展开”；不仅如此，人质遇害消息传出的最初12小时，中国外交部和苏丹外交部所提交的伤亡、脱险与失踪人数也不贴合。
从事发后中方的反应速度和重视程度看，中方已尽了自己所能，问题在于，中方并不具备某些外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所称的、对苏丹的“高度影响力”：事件发生前，中方在事发地并不具备充分的影响力和自我防护能力，以确保中国目标不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中方在解救甚至信息搜集方面，只能充当一个焦急的催促者和等待者，不但无法直接使力，甚至连信息反馈都须看苏丹外交部和军方的脸色。
如今失踪的两名中国员工可能还在南苏丹1.5米高的象草丛中担惊受怕，也可能仍被身份至今如云里雾里的绑架者控制，只要中国在当地的经营、开发仍然继续（这恐怕是毋庸置疑的），类似事件就有可能一再发生，有关方面应重新审视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力，加强对中国在当地人员、物质安全的保护；对于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而言，同样应重新审视中国在苏丹的影响力，并检讨一下自己以往对中国在苏丹事务上的理解、态度和立场，认真地想一想，在自己所批评指责的事件中，有哪些是中国能做而未做的，有哪些是确实没有能力去做的。
——南方都市报 2008年10月31日，上一篇也是南方都市报
苏丹：请两位法国人重温另一位法国人的理念
如果说中国和苏丹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和商榷，那么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当作政治筹码的行为则毫无争议地严重背离奥林匹克“体育与政治分离”的基本精神
3月20日，在由几个人道主义民间组织发起的法国巴黎“达尔福尔危机总动员大会”上，12位法国总统候选人中的8位亲身或由代表联署了一份旨在加强国际压力、迫使苏丹政府尽快接受联合国蓝盔兵进驻达尔富尔地区维和的八点声明。
由于最有希望的3位候选人（萨尔科奇、罗亚尔、贝鲁）均缺乏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因此在“总统主外、总理主内”的法国，原本应是选战焦点的国际问题辩论一直冷场，这次大会本应是各派候选人在外事问题上唇枪舌剑，展示自身观点和纲领的良机，结果却以“你响我更响”的同一声调喉咙大比拼收场：每个人都在展示强硬，没有硬与软，只有硬与最硬。
如果说萨尔科奇“法国驻乍得部队必要时应独立投入维和”的表态好歹有法国“非洲宪兵”传统可循（虽然苏丹一直都不是法国势力范围，而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这一论调也着实太美国了点），接下来贝鲁和罗亚尔的发言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贝鲁主张用制抵奥运向中国施压，迫使其“改变反对制裁苏丹政府的立场”，罗亚尔不但随声附和，甚至进而主张“法国应积极推动欧盟各国都加入到这一行列”。
非洲在法国的国际战略布局上举足轻重，非洲热点更是包含有数百万非洲移民的法国选民所最关注的国际话题，近年来由于自身的力不从心，法国“欧洲保姆兼宪兵”的色彩兼有褪色之嫌，这让法国人感到沮丧、迷惘和失落，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更让他们酸辣交集，不是滋味。正因如此，各候选人才不惜放弃纲领对决的大好平台，唱出这首异乎寻常的高压大合唱，因为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不想被选民看作“不顾法国在非洲传统利益”的无大志、无爱国心和魄力的人。
问题在于中国因素并不是达尔富尔危机的源头，这个源头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旱和大迁徙，以及苏丹政府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偏袒阿拉伯人的政策；中国也不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非洲的南非、代表穆斯林世界的马来西亚同样也投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们和中国是同一阵营的战友；苏丹的大多数原油的确输往中国，但中国公司在苏丹并未享有特权，甚至在招投标中遭到很多打压；中国出售的军火的确被苏丹军队用来扩大冲突，但12架上世纪50年代末技术、只具备最低空－地攻击能力的F-7战机，决不会比俄罗斯提供的米格－29对地面上的达尔富尔人所造成的杀戮更多。几位候选人的竞相发狠与其说意在解决达尔富尔危机，毋宁说更似一种对竞争者恼羞成怒的发狠。
问题更在于这样的狠发得毫无体统：如果说中国和苏丹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和商榷，那么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当作政治筹码的行为则毫无争议地严重背离奥林匹克“体育与政治分离”的基本精神。
请两位法国要人重温另一位法国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伯爵写在《奥林匹克宪章》里的一段话：“奥运会是个人或团体竞赛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间的比赛，奥运会以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选举中的话当然未必会在日后被当真，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因此信口开河，不负责任。
——纵横周刊，2007年3月23日
如果说中国和苏丹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和商榷，那么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当作政治筹码的行为则毫无争议地严重背离奥林匹克“体育与政治分离”的基本精神
3月20日，在由几个人道主义民间组织发起的法国巴黎“达尔福尔危机总动员大会”上，12位法国总统候选人中的8位亲身或由代表联署了一份旨在加强国际压力、迫使苏丹政府尽快接受联合国蓝盔兵进驻达尔富尔地区维和的八点声明。
由于最有希望的3位候选人（萨尔科奇、罗亚尔、贝鲁）均缺乏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因此在“总统主外、总理主内”的法国，原本应是选战焦点的国际问题辩论一直冷场，这次大会本应是各派候选人在外事问题上唇枪舌剑，展示自身观点和纲领的良机，结果却以“你响我更响”的同一声调喉咙大比拼收场：每个人都在展示强硬，没有硬与软，只有硬与最硬。
如果说萨尔科奇“法国驻乍得部队必要时应独立投入维和”的表态好歹有法国“非洲宪兵”传统可循（虽然苏丹一直都不是法国势力范围，而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这一论调也着实太美国了点），接下来贝鲁和罗亚尔的发言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贝鲁主张用制抵奥运向中国施压，迫使其“改变反对制裁苏丹政府的立场”，罗亚尔不但随声附和，甚至进而主张“法国应积极推动欧盟各国都加入到这一行列”。
非洲在法国的国际战略布局上举足轻重，非洲热点更是包含有数百万非洲移民的法国选民所最关注的国际话题，近年来由于自身的力不从心，法国“欧洲保姆兼宪兵”的色彩兼有褪色之嫌，这让法国人感到沮丧、迷惘和失落，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更让他们酸辣交集，不是滋味。正因如此，各候选人才不惜放弃纲领对决的大好平台，唱出这首异乎寻常的高压大合唱，因为他们中任何一位，都不想被选民看作“不顾法国在非洲传统利益”的无大志、无爱国心和魄力的人。
问题在于中国因素并不是达尔富尔危机的源头，这个源头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旱和大迁徙，以及苏丹政府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偏袒阿拉伯人的政策；中国也不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非洲的南非、代表穆斯林世界的马来西亚同样也投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们和中国是同一阵营的战友；苏丹的大多数原油的确输往中国，但中国公司在苏丹并未享有特权，甚至在招投标中遭到很多打压；中国出售的军火的确被苏丹军队用来扩大冲突，但12架上世纪50年代末技术、只具备最低空－地攻击能力的F-7战机，决不会比俄罗斯提供的米格－29对地面上的达尔富尔人所造成的杀戮更多。几位候选人的竞相发狠与其说意在解决达尔富尔危机，毋宁说更似一种对竞争者恼羞成怒的发狠。
问题更在于这样的狠发得毫无体统：如果说中国和苏丹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和商榷，那么把是否参加奥运会当作政治筹码的行为则毫无争议地严重背离奥林匹克“体育与政治分离”的基本精神。
请两位法国要人重温另一位法国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伯爵写在《奥林匹克宪章》里的一段话：“奥运会是个人或团体竞赛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间的比赛，奥运会以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选举中的话当然未必会在日后被当真，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因此信口开河，不负责任。
——纵横周刊，2007年3月23日
起诉苏丹总统 一个糟糕的开头
7月14日，海牙国际刑事法庭（CPI）法官奥坎波（Luis Moreno Ocampo）要求法官以“涉嫌参与达尔富尔地区暴行”为理由，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起诉报告中，奥坎波指责巴希尔必须对阿拉伯族民兵在达尔富尔的暴行负责，因为他本人“下令将这些民兵纳入安全部队序列”，并“存在一个有政府、军队和民兵参与的、种族灭绝的计划”，因此他指控巴希尔犯下10项种族灭绝罪，及需对强奸、袭击平民等罪责负责。
这是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次起诉在职国家元首。2006年11月，法国法官让-路易.布吕吉埃曾以涉嫌应对引发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卢旺达总统坠机事件负责，起诉9名卢旺达政府高管并发出国际逮捕令，且一度威胁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但并未付诸行动。
尽管海牙国际法庭是独立机构，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甚至并非其成员，但不能否认，西方大国对该法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从前南战犯审批，以及利比里亚、民主刚果等非洲国家内战责任人的审批中均能找到明显的痕迹。
显然，这绝不是一个好的开头。如果说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还是在其被本国选民选举下台之后；如果说对萨达姆的审判，至少形式上还是由本国新政府来进行，甚至前巴拿马总统诺列加被美国武装逮捕判刑，也仅仅是美国一国的行为，那么，以超国家形式出现的国际刑事法庭此次对主权国家现任首脑的起诉，将开辟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强权可以合法地凌驾于主权之上，只要能给这个强权盖上司法的背书，并涂抹上人权的色彩。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长期以来，美、法等国官方、智库和许多民间组织，都把达尔富尔和平久未到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两点，巴希尔政府的顽固，和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消极。以这一认识为基础，长期以来，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对巴希尔政府施压、制裁，和对中国政府软硬兼施上，认为只要这两点攻破，和平便会如期降临。出于这一假定，制抵北京奥运，以胁迫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更合作”，成为一种很响亮的声音。然而当中国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当巴希尔政府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当全世界都为此鼓舞时，两个在西方国家眼里一直是“受害者”的反政府组织（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却一再生事：杯葛去年底的纽约和会，令锡尔特和会一波三折，进展缓慢，屡屡和联合国及非盟维和人员发生流血冲突，甚至今年5月10日，“正义与公平运动”更不顾停火协定，从苏丹-乍得边界奔袭500公里，企图夺取首都喀土穆，令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盖昂诺（Jean-Marie Guéhenno）感到“和平进程失败的悲哀”，对此国际刑事法庭视若无睹，却单纯追究冲突一方的责任，显然难以服众。
国际刑事法庭本身并无军力、警力，自身无力逮捕巴希尔，必须借助外力，如此则联合国蓝盔兵必将处于尴尬境地，好不容易达成的和平协定和维和共识，又将受到严重挫折，国际刑事法庭要巴希尔承担“战争犯罪”及“制造人道灾难”的责任，那么谁又来承担因这一起诉而破坏达尔富尔和平、加剧当地人道灾难的责任？
国际刑事法庭和西方一些国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诸多偏见，有些来自顽固的定势思维，也有些来自缺乏常识又不愿承认（如许多“达尔富尔之队”活跃分子分不清“苏丹解放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组织，许多西方批评者和著名媒体至今仍认为达尔富尔乱局系“政府支持穆斯林镇压基督徒”，而事实上达尔富尔冲突各方都是穆斯林），归根结底，这些都源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和优越感，有意无意间仍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道德和法律的裁判。
正因为认识到这个起诉是危险而糟糕的开头，非盟、阿拉伯联盟和大部分邻国都对此表示了忧虑。2006年底法国法官对卢旺达总统的起诉威胁，最终导致了卢旺达和法国的愤然断交，和双边各种关系的全面中断，法国媒体当时评述“卢旺达给法国上了一课”。达尔富尔的人道灾难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饱经忧患的当地民众渴望久违的和平，这一切需要各方的互信与合作，需要联合国维和、人道救助等各项计划的顺利推进，而起诉巴希尔的做法，显然只能把好不容易开始澄清的水重新搅浑。
——搜狐《日月谈》2008年7月19日
7月14日，海牙国际刑事法庭（CPI）法官奥坎波（Luis Moreno Ocampo）要求法官以“涉嫌参与达尔富尔地区暴行”为理由，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起诉报告中，奥坎波指责巴希尔必须对阿拉伯族民兵在达尔富尔的暴行负责，因为他本人“下令将这些民兵纳入安全部队序列”，并“存在一个有政府、军队和民兵参与的、种族灭绝的计划”，因此他指控巴希尔犯下10项种族灭绝罪，及需对强奸、袭击平民等罪责负责。
这是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首次起诉在职国家元首。2006年11月，法国法官让-路易.布吕吉埃曾以涉嫌应对引发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卢旺达总统坠机事件负责，起诉9名卢旺达政府高管并发出国际逮捕令，且一度威胁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但并未付诸行动。
尽管海牙国际法庭是独立机构，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甚至并非其成员，但不能否认，西方大国对该法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从前南战犯审批，以及利比里亚、民主刚果等非洲国家内战责任人的审批中均能找到明显的痕迹。
显然，这绝不是一个好的开头。如果说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还是在其被本国选民选举下台之后；如果说对萨达姆的审判，至少形式上还是由本国新政府来进行，甚至前巴拿马总统诺列加被美国武装逮捕判刑，也仅仅是美国一国的行为，那么，以超国家形式出现的国际刑事法庭此次对主权国家现任首脑的起诉，将开辟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强权可以合法地凌驾于主权之上，只要能给这个强权盖上司法的背书，并涂抹上人权的色彩。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长期以来，美、法等国官方、智库和许多民间组织，都把达尔富尔和平久未到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两点，巴希尔政府的顽固，和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消极。以这一认识为基础，长期以来，他们把大量精力放在对巴希尔政府施压、制裁，和对中国政府软硬兼施上，认为只要这两点攻破，和平便会如期降临。出于这一假定，制抵北京奥运，以胁迫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更合作”，成为一种很响亮的声音。然而当中国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当巴希尔政府终于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当全世界都为此鼓舞时，两个在西方国家眼里一直是“受害者”的反政府组织（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却一再生事：杯葛去年底的纽约和会，令锡尔特和会一波三折，进展缓慢，屡屡和联合国及非盟维和人员发生流血冲突，甚至今年5月10日，“正义与公平运动”更不顾停火协定，从苏丹-乍得边界奔袭500公里，企图夺取首都喀土穆，令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盖昂诺（Jean-Marie Guéhenno）感到“和平进程失败的悲哀”，对此国际刑事法庭视若无睹，却单纯追究冲突一方的责任，显然难以服众。
国际刑事法庭本身并无军力、警力，自身无力逮捕巴希尔，必须借助外力，如此则联合国蓝盔兵必将处于尴尬境地，好不容易达成的和平协定和维和共识，又将受到严重挫折，国际刑事法庭要巴希尔承担“战争犯罪”及“制造人道灾难”的责任，那么谁又来承担因这一起诉而破坏达尔富尔和平、加剧当地人道灾难的责任？
国际刑事法庭和西方一些国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诸多偏见，有些来自顽固的定势思维，也有些来自缺乏常识又不愿承认（如许多“达尔富尔之队”活跃分子分不清“苏丹解放军”和“苏丹人民解放军”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组织，许多西方批评者和著名媒体至今仍认为达尔富尔乱局系“政府支持穆斯林镇压基督徒”，而事实上达尔富尔冲突各方都是穆斯林），归根结底，这些都源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和优越感，有意无意间仍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道德和法律的裁判。
正因为认识到这个起诉是危险而糟糕的开头，非盟、阿拉伯联盟和大部分邻国都对此表示了忧虑。2006年底法国法官对卢旺达总统的起诉威胁，最终导致了卢旺达和法国的愤然断交，和双边各种关系的全面中断，法国媒体当时评述“卢旺达给法国上了一课”。达尔富尔的人道灾难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饱经忧患的当地民众渴望久违的和平，这一切需要各方的互信与合作，需要联合国维和、人道救助等各项计划的顺利推进，而起诉巴希尔的做法，显然只能把好不容易开始澄清的水重新搅浑。
——搜狐《日月谈》2008年7月19日
苏丹劫机事件：千里之堤将成，蚁穴之溃应防
苏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8月26日在达尔富尔首府尼亚拉（Nyala）起飞后被劫持，在试图降落埃及被拒后改降利比亚东南绿洲小城库夫拉（kufra）机场，经过与利比亚当局的1天谈判，最终两名劫机者缴械并释放了最后几名人质。
由于劫机发生在热点地区达尔富尔，劫机者又自称属于反政府派别之一苏丹解放军（SLA）巴塞伊派，声称劫机目的系前往巴黎，汇合在那里避难的SLA创始人努尔（Abdulwahid Mohamed Nour），最初的传闻也十分混乱，有人声称飞机上载有两名联合国维和军官，有人称两名SLA重要干部在乘客之中，还有人声称劫机者多达10名以上。
现在看来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劫机者仅有两人，且并未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诉求，以至于苏丹航空公司发言人拉希姆（Abdel Hafez Abdel Rahim）一口咬定，这两人只是“因个人或经济原因犯罪”；库夫拉机场系二战时修建的简陋机场，飞机上空调故障，劫机者本人和乘客一样无法持久坚持，事件的迅速解决并不十分出人意料。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是巴塞伊派的前线发言人阿尔-希罗（Ibrahim al-Hillo），还是劫机者声称要前往汇合的努尔，均坚决否认和劫机有任何关系，前者声称“和劫机这种犯罪行为无任何瓜葛”，但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猜测，也许劫机者同情在巴黎的努尔；而后者的态度更为坚决，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不会支持任何“针对苏丹平民的犯罪行为”。一次突如其来的热点劫机，竟在一夜间变成一宗无人认领的悬案。
苏丹解放军系达尔富尔两大反政府武装组织之一，但近年来一直呈分裂态势，巴塞伊派和努尔本人都主张与巴希尔政府和谈，和平解决争端，但内部的重要将领明纳维（Minni Minnawi）却反对一切和谈，主张继续暴力斗争。由于两派矛盾不可调和，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明纳维为人残暴，果于杀戮，甚至本应是同盟的一些当地部族也对他们怨声载道，因此声望不及巴塞伊和努尔，为了夺取组织内的主导权，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破坏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并曾经导演了去年9月30日对维和部队的袭击事件。此番劫机突如其来，而劫机者又公开声称和努尔有关，不论明纳维派是否参与其中，但在努尔等人看来，这对自己派别的形象和利益是大有害处的，高调撇清，势在必行。
近来由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巴希尔引发的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危机有缓和迹象。8月1日，安理会在维和授权期满前不到3小时通过了延长期限1年的决议，并不顾美国弃权，决定把对巴希尔的调查和指控延后1年；8月23日，巴希尔抵达达尔富尔视察非盟-联合国维和混合部队，并许诺进一步支持维和部队的工作；8月28日，非盟-联合国联合首席调解人巴索莱（Djibril Yipene Bassole）也抵达达尔富尔，为和平进程的推进作进一步协调和努力。已绵延多年的达尔富尔危机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冲突各方的忍耐力，恐怕并不会比库夫拉机场那架无空调客机上的人强多少，尽快走向妥协与和平，已是各派主流的认识。
然而必须看到，卷入冲突的各派别中，都有一些惟恐和平到来、惟恐因和平的到来而使自己的割据自雄朝不保夕的极端分子，他们惟恐局势的稳定，害怕各派的共识、妥协，因此每每在和平曙光初显之际制造事端，把水搅浑，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一波三折，每每因突发事件功亏一篑，这些人的搅局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说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是一道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砖一石艰难堆砌，终于将要大功告成的堤坝，那么这些极端分子、这些突发事件就是危害堤坝牢固与安全的蚁穴，堤坝越是接近完成，就越要提防蚁穴的威胁。
此次劫机事件的性质虽至今疑云重重，但有关各方在此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却应提高警惕，协调立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让小小蚁穴，造成和平进程大坝的管涌、溃决。
——南方都市报 2008年8月29日
苏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8月26日在达尔富尔首府尼亚拉（Nyala）起飞后被劫持，在试图降落埃及被拒后改降利比亚东南绿洲小城库夫拉（kufra）机场，经过与利比亚当局的1天谈判，最终两名劫机者缴械并释放了最后几名人质。
由于劫机发生在热点地区达尔富尔，劫机者又自称属于反政府派别之一苏丹解放军（SLA）巴塞伊派，声称劫机目的系前往巴黎，汇合在那里避难的SLA创始人努尔（Abdulwahid Mohamed Nour），最初的传闻也十分混乱，有人声称飞机上载有两名联合国维和军官，有人称两名SLA重要干部在乘客之中，还有人声称劫机者多达10名以上。
现在看来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劫机者仅有两人，且并未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诉求，以至于苏丹航空公司发言人拉希姆（Abdel Hafez Abdel Rahim）一口咬定，这两人只是“因个人或经济原因犯罪”；库夫拉机场系二战时修建的简陋机场，飞机上空调故障，劫机者本人和乘客一样无法持久坚持，事件的迅速解决并不十分出人意料。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是巴塞伊派的前线发言人阿尔-希罗（Ibrahim al-Hillo），还是劫机者声称要前往汇合的努尔，均坚决否认和劫机有任何关系，前者声称“和劫机这种犯罪行为无任何瓜葛”，但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猜测，也许劫机者同情在巴黎的努尔；而后者的态度更为坚决，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不会支持任何“针对苏丹平民的犯罪行为”。一次突如其来的热点劫机，竟在一夜间变成一宗无人认领的悬案。
苏丹解放军系达尔富尔两大反政府武装组织之一，但近年来一直呈分裂态势，巴塞伊派和努尔本人都主张与巴希尔政府和谈，和平解决争端，但内部的重要将领明纳维（Minni Minnawi）却反对一切和谈，主张继续暴力斗争。由于两派矛盾不可调和，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明纳维为人残暴，果于杀戮，甚至本应是同盟的一些当地部族也对他们怨声载道，因此声望不及巴塞伊和努尔，为了夺取组织内的主导权，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破坏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并曾经导演了去年9月30日对维和部队的袭击事件。此番劫机突如其来，而劫机者又公开声称和努尔有关，不论明纳维派是否参与其中，但在努尔等人看来，这对自己派别的形象和利益是大有害处的，高调撇清，势在必行。
近来由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巴希尔引发的达尔富尔和平进程危机有缓和迹象。8月1日，安理会在维和授权期满前不到3小时通过了延长期限1年的决议，并不顾美国弃权，决定把对巴希尔的调查和指控延后1年；8月23日，巴希尔抵达达尔富尔视察非盟-联合国维和混合部队，并许诺进一步支持维和部队的工作；8月28日，非盟-联合国联合首席调解人巴索莱（Djibril Yipene Bassole）也抵达达尔富尔，为和平进程的推进作进一步协调和努力。已绵延多年的达尔富尔危机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冲突各方的忍耐力，恐怕并不会比库夫拉机场那架无空调客机上的人强多少，尽快走向妥协与和平，已是各派主流的认识。
然而必须看到，卷入冲突的各派别中，都有一些惟恐和平到来、惟恐因和平的到来而使自己的割据自雄朝不保夕的极端分子，他们惟恐局势的稳定，害怕各派的共识、妥协，因此每每在和平曙光初显之际制造事端，把水搅浑，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一波三折，每每因突发事件功亏一篑，这些人的搅局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说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是一道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砖一石艰难堆砌，终于将要大功告成的堤坝，那么这些极端分子、这些突发事件就是危害堤坝牢固与安全的蚁穴，堤坝越是接近完成，就越要提防蚁穴的威胁。
此次劫机事件的性质虽至今疑云重重，但有关各方在此和平进程的关键时刻却应提高警惕，协调立场，不要一而再、再而三，让小小蚁穴，造成和平进程大坝的管涌、溃决。
——南方都市报 2008年8月29日
苏丹中石油工人绑架案应推动更深层思考
当地时间18日中午，9名中石油员工在苏丹中部的南科尔多瓦省（South Kurdufan）被绑架，至今仍无下落。
这9名中石油员工包括3名工人、6名工程师，此外还包括两名当地司机中的一名，他们是为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工作，这家公司系以中石油为首组建的合资财团，除中国和苏丹的股份外，还有印度ONGC公司和马来西亚Petronas石油公司的股份。
南科尔多瓦省地处苏丹中部偏东，人口虽只有110万左右，却因地处几大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交界处，居民成分十分复杂，从土著部落角度而言，既有阿拉伯裔又有黑人，既有伊斯兰教又有基督教，还有原始宗教；从势力看，亲喀土穆的力量、亲苏丹南部基督教自治组织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的力量、亲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和苏丹解放军（SPA）的力量，以及谋求当地更多自治权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被称为“比达尔富尔更难捉摸之处”。此次绑架案发生迄今，并无一个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绑架者究竟是何来历也毫无头绪，苏丹政府发言人坚称，绑架者是JEM的党羽，目的是破坏达尔富尔和平进程；而德国《民主文化新闻》和法新社则援引当地人士的猜测，认为可能与当地阿拉伯裔部落梅塞里亚（Messeria tribe）有关，此外还有人猜测此举可能是某些敌视SPLA的组织所为。
中国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刘贵今将于24日抵达喀土穆，以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而JEM内一些势力一直对该进程横加阻挠，且多次威胁对“支持与资助苏丹政府”的中国企业实施打击，其作案动机的确存在，且就在一年前，5名石油工人（包括1名埃及人、1名伊拉克人和3名苏丹人）正是在同一地区被该组织绑架；而梅塞里亚部落一直不满苏丹政府的石油收入分配方式，认为自己吃了亏，多次表示要“弄出点动静”，今年5月也曾在同一地区劫持5名印度石油工人；而第三种说法也非全无道理：中国外交部于1个月前在SPLA的经济中心朱巴（Juba）设立领事馆，领事张庆阳宣布将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力度，这自然可能引起其它势力的不满和觊觎。
追究作案者来源、动机固然需要时间，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南科尔多瓦早就说高危地区，在这里开采石油是高风险作业。
事实上早在2004年，就有两名中国水利工程师在这里被SPA武装人员绑架；1年前被劫持的5名员工，和此次的中国员工同属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不仅如此，JEM等组织自去年起已多次对中国石油设施发出恐怖威胁，有关方面本应认真对待这一系列警示，或权衡得失，选择安全第一的回避姿态；或利用中国在苏丹和平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力，加大对中国利益的保护力度，遗憾的是，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和关注并不充分，且多数作为“偶发事件”、“突发事件”处理应对，而从前述可知，这些看似“偶发”、“突发”的事件，其实无一不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老病灶”。
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非合作关系的深入，中国各石油企业在非洲的经营、开发活动遍地开花，也取得了良好收益。但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在非洲石油设施、员工的威胁也与日俱增，不仅苏丹，其它非洲地区也时有所闻，如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中国石油工人多次被绑架、设施屡屡遭袭，去年4月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作业队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阿博拉营地遭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等，都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些“意外”实则绝大多数并非意外，而是和当地政治、经济、宗教、部族矛盾激化有密切关系，只要认真调研、做好事先、事中的“功课”，许多危险是不难预判，并予以规避、化解或预防的。
中国在非洲石油设施、人员的安全关乎国家声誉和国民利益，也牵扯着数以万计在非工作者家庭的心思与目光，有关方面不仅应尽一切努力，尽快妥善解决此次南科尔多瓦绑架事件，更应对类似事件的预研判、预防和应对体系，进行有效地反思、检查和改进。
——搜狐《日月谈》 2008年10月21日
当地时间18日中午，9名中石油员工在苏丹中部的南科尔多瓦省（South Kurdufan）被绑架，至今仍无下落。
这9名中石油员工包括3名工人、6名工程师，此外还包括两名当地司机中的一名，他们是为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reater Nile Petroleum Operating Company）工作，这家公司系以中石油为首组建的合资财团，除中国和苏丹的股份外，还有印度ONGC公司和马来西亚Petronas石油公司的股份。
南科尔多瓦省地处苏丹中部偏东，人口虽只有110万左右，却因地处几大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交界处，居民成分十分复杂，从土著部落角度而言，既有阿拉伯裔又有黑人，既有伊斯兰教又有基督教，还有原始宗教；从势力看，亲喀土穆的力量、亲苏丹南部基督教自治组织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的力量、亲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正义与公平运动”（JEM）和苏丹解放军（SPA）的力量，以及谋求当地更多自治权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被称为“比达尔富尔更难捉摸之处”。此次绑架案发生迄今，并无一个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绑架者究竟是何来历也毫无头绪，苏丹政府发言人坚称，绑架者是JEM的党羽，目的是破坏达尔富尔和平进程；而德国《民主文化新闻》和法新社则援引当地人士的猜测，认为可能与当地阿拉伯裔部落梅塞里亚（Messeria tribe）有关，此外还有人猜测此举可能是某些敌视SPLA的组织所为。
中国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刘贵今将于24日抵达喀土穆，以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而JEM内一些势力一直对该进程横加阻挠，且多次威胁对“支持与资助苏丹政府”的中国企业实施打击，其作案动机的确存在，且就在一年前，5名石油工人（包括1名埃及人、1名伊拉克人和3名苏丹人）正是在同一地区被该组织绑架；而梅塞里亚部落一直不满苏丹政府的石油收入分配方式，认为自己吃了亏，多次表示要“弄出点动静”，今年5月也曾在同一地区劫持5名印度石油工人；而第三种说法也非全无道理：中国外交部于1个月前在SPLA的经济中心朱巴（Juba）设立领事馆，领事张庆阳宣布将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力度，这自然可能引起其它势力的不满和觊觎。
追究作案者来源、动机固然需要时间，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南科尔多瓦早就说高危地区，在这里开采石油是高风险作业。
事实上早在2004年，就有两名中国水利工程师在这里被SPA武装人员绑架；1年前被劫持的5名员工，和此次的中国员工同属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不仅如此，JEM等组织自去年起已多次对中国石油设施发出恐怖威胁，有关方面本应认真对待这一系列警示，或权衡得失，选择安全第一的回避姿态；或利用中国在苏丹和平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力，加大对中国利益的保护力度，遗憾的是，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和关注并不充分，且多数作为“偶发事件”、“突发事件”处理应对，而从前述可知，这些看似“偶发”、“突发”的事件，其实无一不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老病灶”。
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非合作关系的深入，中国各石油企业在非洲的经营、开发活动遍地开花，也取得了良好收益。但与此同时，针对中国在非洲石油设施、员工的威胁也与日俱增，不仅苏丹，其它非洲地区也时有所闻，如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中国石油工人多次被绑架、设施屡屡遭袭，去年4月中石化中原石油勘探局作业队在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阿博拉营地遭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等，都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些“意外”实则绝大多数并非意外，而是和当地政治、经济、宗教、部族矛盾激化有密切关系，只要认真调研、做好事先、事中的“功课”，许多危险是不难预判，并予以规避、化解或预防的。
中国在非洲石油设施、人员的安全关乎国家声誉和国民利益，也牵扯着数以万计在非工作者家庭的心思与目光，有关方面不仅应尽一切努力，尽快妥善解决此次南科尔多瓦绑架事件，更应对类似事件的预研判、预防和应对体系，进行有效地反思、检查和改进。
——搜狐《日月谈》 2008年10月21日
几个朋友在那个苏丹贴里留言让我发这些旧文，这几天刚刚出院身体不适，看帖也少了，今晨刚刚看到，这才找到这些旧文一一贴出，特此致歉。
感谢楼主辛苦写作，对苏丹局势的来龙去脉有多了解，不知道有没有最近局势的进展？
好文章啊，感谢作者！！
多谢短房兄啦
{:3_84:} 地头蛇林立的地方~~~~
LZ多保重身体啊
有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做强大后盾
伊斯兰扩张进程实质上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中美欧俄在同样的问题面前都没有有效的自保手段
有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做强大后盾
伊斯兰扩张进程实质上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中美欧俄在同样的问题面前都没有有效的自保手段
联合国官员说苏丹南部民众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新华网喀土穆８月１２日电（记者邵杰）联合国官员１２日在这里说，由于部落冲突升级、粮食严重不足和人道救援行动面临预算危机等原因，苏丹南部地区民众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联合国驻苏丹南部人道主义问题协调员莉斯·格兰德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苏丹南部９０％的民众平均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１美元；整个南部地区仅有１０名合格的助产师，平均每７名孕妇中就有１人死亡；９７％的人口没有卫生设备；９２％的妇女不会阅读和写字；平均每１０００名小学生才有１名老师。
格兰德说，当地部落之间的冲突仍在升级。自今年１月以来，整个苏丹南部有２０００多人死于部落之间的冲突，有２５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
她说，由于安全形势恶化、雨季延迟、贸易活动停顿和物价暴涨等原因，苏丹南部开始出现粮食危机。她预计，粮食不足问题将持续到１０月中旬。
她还指出，苏丹南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正在面临预算危机。在苏丹南部从事人道援助的各国际组织曾经预计，２００９年的人道救援行动将需要花费４．１９亿美元。考虑到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救援组织已经把预算降低至１．１５亿美元，然后又进一步降低到８５００万美元。但这些国际救援组织实际仅获得６０００万美元的资金。
（责任编辑: 钱中兵 ）
新华网喀土穆８月１２日电（记者邵杰）联合国官员１２日在这里说，由于部落冲突升级、粮食严重不足和人道救援行动面临预算危机等原因，苏丹南部地区民众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
联合国驻苏丹南部人道主义问题协调员莉斯·格兰德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苏丹南部９０％的民众平均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１美元；整个南部地区仅有１０名合格的助产师，平均每７名孕妇中就有１人死亡；９７％的人口没有卫生设备；９２％的妇女不会阅读和写字；平均每１０００名小学生才有１名老师。
格兰德说，当地部落之间的冲突仍在升级。自今年１月以来，整个苏丹南部有２０００多人死于部落之间的冲突，有２５万多人被迫离开家园。
她说，由于安全形势恶化、雨季延迟、贸易活动停顿和物价暴涨等原因，苏丹南部开始出现粮食危机。她预计，粮食不足问题将持续到１０月中旬。
她还指出，苏丹南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正在面临预算危机。在苏丹南部从事人道援助的各国际组织曾经预计，２００９年的人道救援行动将需要花费４．１９亿美元。考虑到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救援组织已经把预算降低至１．１５亿美元，然后又进一步降低到８５００万美元。但这些国际救援组织实际仅获得６０００万美元的资金。
（责任编辑: 钱中兵 ）
谢谢楼主了
金融危机对苏丹南部自治政府的打击很大，财政援助的缩水是没办法的，而一系列开发项目刚刚开始，距离产生效益，估计还得几年，当然，不打仗终究是一件好事。
和平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既然最后难免要失去那一点可怜的利益，而且还不能保护，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捞一把是一把。
南方都市报是WBD
南风窗和南都是从本国角度报道这些事件的么？以别国利益为利益是很搞笑的事情！
xcxy 发表于 2009-8-13 22:48 
习惯成自然了呗
习惯成自然了呗
……那你们都去看《读报手册》好了。
如果不愿意看，在帖后留言，我删帖就是，。
如果不愿意看，在帖后留言，我删帖就是，。
好文章
lz辛苦了
说实话苏丹局势的来龙去脉一直不太清楚 感谢
lz辛苦了
说实话苏丹局势的来龙去脉一直不太清楚 感谢
我到过苏丹南部靠近埃塞边界的地区， 那里的黑人不是一般的黑啊，而是黑的发亮的那种， 对中国人也不是很友好
那是朱巴地区吧，现在对中国人态度好多了，因为新建的中领馆刚给弄到一大笔基础设施援助。
短房兄的帖子要顶
……那你们都去看《读报手册》好了。
如果不愿意看，在帖后留言，我删帖就是，。
陶短房 发表于 2009-8-14 08:58
楼主可以不介意
……那你们都去看《读报手册》好了。
如果不愿意看，在帖后留言，我删帖就是，。
陶短房 发表于 2009-8-14 08:58
楼主可以不介意
陶短房 发表于 2009-8-14 08:58
没说我不愿意看啊，南方以什么角度来报道是他们的自由只是不代表要我认同他们的看法。
没说我不愿意看啊，南方以什么角度来报道是他们的自由只是不代表要我认同他们的看法。
凤百羽 发表于 2009-8-14 12:37
请说话客气一点好不好？别总摆出一副挑衅人的姿态。
请说话客气一点好不好？别总摆出一副挑衅人的姿态。
拜托不要在我的帖子里吵架。
媒体有媒体的立场，作者也有作者的立场，对于我而言，尽量客观地介绍这个国人不太熟悉的地区局势，是我写这些东西的初衷。这里有一半文章是发在0稿酬的《纵横周刊》，只是因为该网刊承诺“作者第一”。
媒体有媒体的立场，作者也有作者的立场，对于我而言，尽量客观地介绍这个国人不太熟悉的地区局势，是我写这些东西的初衷。这里有一半文章是发在0稿酬的《纵横周刊》，只是因为该网刊承诺“作者第一”。
我们只要看中什么对中国利益最大就可以了。。当然不能像美国那样鱼肉他国国民
连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谈何利害？就像炒股，谁不知道“高抛低吸”？可是连高低都分不清，这四个字只能是空谈。
当然，空谈也是人的自由，但请允许我选择另一种自由。
当然，空谈也是人的自由，但请允许我选择另一种自由。
基本的脉络已经清晰了，现在中国的压力已经大大减轻。
原来不可以评论啊？那上论坛干什么呢？另外某人嘴巴方干净点！
有评论么？哪里错了？说不出来！就光扣顶帽子——立场错误！真是革委会的老同志哈！: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