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之但──一个倒霉军阀的人生结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0:18:24
我爷爷是一个性情散淡的人,一辈子不事生产,家里的生计全靠奶奶支撑。爷爷年轻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并和几个同好此道的爷们组织了什么“玩友社”,兴之所致,便在茶馆聚伙清唱。这“玩友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川剧爱好者的票友组织。经常参与“玩友社”活动的,有一位名叫侯之但的过气小军阀。侯之但就是电影《突破乌江》里面那位黔军侯司令,下野后便回老家赋闲。这位侯司令静极思动,便主动参加了“玩友社”,和一帮市井平民相邀看戏,相聚票戏,图个开心。据说,侯旅长虽然下野退役,但仍喜穿着一套将校呢军服,其无论走路还是站坐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虽然身份有别,侯旅长从不拿捏架式,与玩友们平等相处,彼此交往的话题也从不涉及政治,当然,我爷爷对政治之类话题也毫无兴趣。多年以后,爷爷看了《突破乌江》这部片子,说:老侯打是打输了,但他可不是笨蛋。
我对侯之但将军的印象来源于反映红军长征的老故事片《突破乌江》。在电影中,侯司令属于那种看似凶狠实则“草包”的“菜鸟”将军,他和手下官兵在“英勇红军”面前显得愚蠢怯懦而不堪一击。历史的事实是,侯之但确实被红军所溃败,其溃败的原因则并不简单。历史上的侯之但,并非出身绿林好汉,他青年时代也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军事教育,并与同乡、同学组成了民国初年控制贵州长达十余年的桐梓系。侯之但先后面贵州军阀首领刘显世、王天培、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等枭雄的旗下带兵,在西南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初,侯之但已经成为位列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之后的二号人物,时任25军副军长兼师长、主力旅旅长、黔北地区剿共司令,据守在相对富庶的黔北地区。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桐梓系诸将领实际上已貌合神离、拥兵自重,王家烈名为军长、省主席,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地盘和兵力。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王家烈自知不敌,被迫请求中央军入黔“剿匪”。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薜岳将军统兵入黔。薜将军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红军,还要借机收编贵州军阀部队,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也趁听调“剿匪”之机,企图窜进贵州抢占地盘。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王家烈、侯之但等军阀心知肚明、惶恐不安,对“自家人”的防范甚于对红军的防范。所以,当红军逼近乌江防线的时候,驻防黔军的总指定侯之但已经把其主力用于防范中央军、川军、滇军对北地区的“进犯”去了。红军在乌江防线刚发威,侯之但的部队也就借势逃回了“老家”。然而,侯之但虽然逃过了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却没有逃过老蒋的“手板心”。老蒋以种种借口并借助中央军的强势,对贵州军阀进行了全盘收编。王家烈、侯之但都被解除了军权,自然而然也丧失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权。老蒋还算不为己甚,没有使出月黑风高的手段,而是慷慨地允许侯之但带着家眷、细软等迁居贵州赤水县城。侯之但在赤水早就筑有“侯公馆”,此番失势后,便安心赋闲不再有其它想法。他的旧部被老蒋收编、整组后开出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表现不俗。侯之担在其赋闲的十余年间,每天仍保持军中出早操、冷水浴的习惯,其“名人效应”对乡邻子弟的影响竟然甚大。
解放时,侯之但并没有出逃,也没有接受国民党残军邀其就职川黔游击纵队总指挥的要求,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不知道的是解放贵州的部队首长杨勇、苏振华都是当年参加过突破乌江战役的基层指挥员,杨、苏二人可知道这个鼎鼎有名的侯之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侯之但被捕并很快执行枪决。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也参加了枪决侯之担公审大会的秩序维护工作。据他回忆,侯之但那时已是近60 岁的人了,穿着一身将校呢的旧军服,脚上一双马靴擦得锃亮。主持公审大会的是驻军的团政委肖风,他也是参加过乌江战役的红军战士。肖政委曾到牢里看过侯之但,问侯将军还有什么要求,侯说:让我死得像一个军人吧。肖政委思考片刻就点头应允了。从公审大会现场到执行枪决的赤水河岸有不短的距离,侯之但始终昂头、正步走向刑场。他是站着挨的子弹。这一幕给我的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电要求停止执行对侯之但的枪决,可为时已晚。倒是肖政委因为认可侯之担“死得像一个军人”的要求,被同事以“阶级立场不稳”为名上告到兵团党委,他受到了党内处理并调离。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侯之但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但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 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侯之但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我爷爷是一个性情散淡的人,一辈子不事生产,家里的生计全靠奶奶支撑。爷爷年轻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并和几个同好此道的爷们组织了什么“玩友社”,兴之所致,便在茶馆聚伙清唱。这“玩友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川剧爱好者的票友组织。经常参与“玩友社”活动的,有一位名叫侯之但的过气小军阀。侯之但就是电影《突破乌江》里面那位黔军侯司令,下野后便回老家赋闲。这位侯司令静极思动,便主动参加了“玩友社”,和一帮市井平民相邀看戏,相聚票戏,图个开心。据说,侯旅长虽然下野退役,但仍喜穿着一套将校呢军服,其无论走路还是站坐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虽然身份有别,侯旅长从不拿捏架式,与玩友们平等相处,彼此交往的话题也从不涉及政治,当然,我爷爷对政治之类话题也毫无兴趣。多年以后,爷爷看了《突破乌江》这部片子,说:老侯打是打输了,但他可不是笨蛋。
我对侯之但将军的印象来源于反映红军长征的老故事片《突破乌江》。在电影中,侯司令属于那种看似凶狠实则“草包”的“菜鸟”将军,他和手下官兵在“英勇红军”面前显得愚蠢怯懦而不堪一击。历史的事实是,侯之但确实被红军所溃败,其溃败的原因则并不简单。历史上的侯之但,并非出身绿林好汉,他青年时代也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军事教育,并与同乡、同学组成了民国初年控制贵州长达十余年的桐梓系。侯之但先后面贵州军阀首领刘显世、王天培、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等枭雄的旗下带兵,在西南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初,侯之但已经成为位列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之后的二号人物,时任25军副军长兼师长、主力旅旅长、黔北地区剿共司令,据守在相对富庶的黔北地区。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桐梓系诸将领实际上已貌合神离、拥兵自重,王家烈名为军长、省主席,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地盘和兵力。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王家烈自知不敌,被迫请求中央军入黔“剿匪”。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薜岳将军统兵入黔。薜将军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红军,还要借机收编贵州军阀部队,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也趁听调“剿匪”之机,企图窜进贵州抢占地盘。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王家烈、侯之但等军阀心知肚明、惶恐不安,对“自家人”的防范甚于对红军的防范。所以,当红军逼近乌江防线的时候,驻防黔军的总指定侯之但已经把其主力用于防范中央军、川军、滇军对北地区的“进犯”去了。红军在乌江防线刚发威,侯之但的部队也就借势逃回了“老家”。然而,侯之但虽然逃过了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却没有逃过老蒋的“手板心”。老蒋以种种借口并借助中央军的强势,对贵州军阀进行了全盘收编。王家烈、侯之但都被解除了军权,自然而然也丧失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权。老蒋还算不为己甚,没有使出月黑风高的手段,而是慷慨地允许侯之但带着家眷、细软等迁居贵州赤水县城。侯之但在赤水早就筑有“侯公馆”,此番失势后,便安心赋闲不再有其它想法。他的旧部被老蒋收编、整组后开出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表现不俗。侯之担在其赋闲的十余年间,每天仍保持军中出早操、冷水浴的习惯,其“名人效应”对乡邻子弟的影响竟然甚大。
解放时,侯之但并没有出逃,也没有接受国民党残军邀其就职川黔游击纵队总指挥的要求,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不知道的是解放贵州的部队首长杨勇、苏振华都是当年参加过突破乌江战役的基层指挥员,杨、苏二人可知道这个鼎鼎有名的侯之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侯之但被捕并很快执行枪决。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也参加了枪决侯之担公审大会的秩序维护工作。据他回忆,侯之但那时已是近60 岁的人了,穿着一身将校呢的旧军服,脚上一双马靴擦得锃亮。主持公审大会的是驻军的团政委肖风,他也是参加过乌江战役的红军战士。肖政委曾到牢里看过侯之但,问侯将军还有什么要求,侯说:让我死得像一个军人吧。肖政委思考片刻就点头应允了。从公审大会现场到执行枪决的赤水河岸有不短的距离,侯之但始终昂头、正步走向刑场。他是站着挨的子弹。这一幕给我的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电要求停止执行对侯之但的枪决,可为时已晚。倒是肖政委因为认可侯之担“死得像一个军人”的要求,被同事以“阶级立场不稳”为名上告到兵团党委,他受到了党内处理并调离。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侯之但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但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 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侯之但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
我对侯之但将军的印象来源于反映红军长征的老故事片《突破乌江》。在电影中,侯司令属于那种看似凶狠实则“草包”的“菜鸟”将军,他和手下官兵在“英勇红军”面前显得愚蠢怯懦而不堪一击。历史的事实是,侯之但确实被红军所溃败,其溃败的原因则并不简单。历史上的侯之但,并非出身绿林好汉,他青年时代也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军事教育,并与同乡、同学组成了民国初年控制贵州长达十余年的桐梓系。侯之但先后面贵州军阀首领刘显世、王天培、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等枭雄的旗下带兵,在西南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初,侯之但已经成为位列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之后的二号人物,时任25军副军长兼师长、主力旅旅长、黔北地区剿共司令,据守在相对富庶的黔北地区。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桐梓系诸将领实际上已貌合神离、拥兵自重,王家烈名为军长、省主席,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地盘和兵力。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王家烈自知不敌,被迫请求中央军入黔“剿匪”。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薜岳将军统兵入黔。薜将军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红军,还要借机收编贵州军阀部队,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也趁听调“剿匪”之机,企图窜进贵州抢占地盘。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王家烈、侯之但等军阀心知肚明、惶恐不安,对“自家人”的防范甚于对红军的防范。所以,当红军逼近乌江防线的时候,驻防黔军的总指定侯之但已经把其主力用于防范中央军、川军、滇军对北地区的“进犯”去了。红军在乌江防线刚发威,侯之但的部队也就借势逃回了“老家”。然而,侯之但虽然逃过了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却没有逃过老蒋的“手板心”。老蒋以种种借口并借助中央军的强势,对贵州军阀进行了全盘收编。王家烈、侯之但都被解除了军权,自然而然也丧失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权。老蒋还算不为己甚,没有使出月黑风高的手段,而是慷慨地允许侯之但带着家眷、细软等迁居贵州赤水县城。侯之但在赤水早就筑有“侯公馆”,此番失势后,便安心赋闲不再有其它想法。他的旧部被老蒋收编、整组后开出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表现不俗。侯之担在其赋闲的十余年间,每天仍保持军中出早操、冷水浴的习惯,其“名人效应”对乡邻子弟的影响竟然甚大。
解放时,侯之但并没有出逃,也没有接受国民党残军邀其就职川黔游击纵队总指挥的要求,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不知道的是解放贵州的部队首长杨勇、苏振华都是当年参加过突破乌江战役的基层指挥员,杨、苏二人可知道这个鼎鼎有名的侯之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侯之但被捕并很快执行枪决。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也参加了枪决侯之担公审大会的秩序维护工作。据他回忆,侯之但那时已是近60 岁的人了,穿着一身将校呢的旧军服,脚上一双马靴擦得锃亮。主持公审大会的是驻军的团政委肖风,他也是参加过乌江战役的红军战士。肖政委曾到牢里看过侯之但,问侯将军还有什么要求,侯说:让我死得像一个军人吧。肖政委思考片刻就点头应允了。从公审大会现场到执行枪决的赤水河岸有不短的距离,侯之但始终昂头、正步走向刑场。他是站着挨的子弹。这一幕给我的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电要求停止执行对侯之但的枪决,可为时已晚。倒是肖政委因为认可侯之担“死得像一个军人”的要求,被同事以“阶级立场不稳”为名上告到兵团党委,他受到了党内处理并调离。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侯之但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但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 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侯之但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我爷爷是一个性情散淡的人,一辈子不事生产,家里的生计全靠奶奶支撑。爷爷年轻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并和几个同好此道的爷们组织了什么“玩友社”,兴之所致,便在茶馆聚伙清唱。这“玩友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川剧爱好者的票友组织。经常参与“玩友社”活动的,有一位名叫侯之但的过气小军阀。侯之但就是电影《突破乌江》里面那位黔军侯司令,下野后便回老家赋闲。这位侯司令静极思动,便主动参加了“玩友社”,和一帮市井平民相邀看戏,相聚票戏,图个开心。据说,侯旅长虽然下野退役,但仍喜穿着一套将校呢军服,其无论走路还是站坐总把腰板挺得直直的。虽然身份有别,侯旅长从不拿捏架式,与玩友们平等相处,彼此交往的话题也从不涉及政治,当然,我爷爷对政治之类话题也毫无兴趣。多年以后,爷爷看了《突破乌江》这部片子,说:老侯打是打输了,但他可不是笨蛋。
我对侯之但将军的印象来源于反映红军长征的老故事片《突破乌江》。在电影中,侯司令属于那种看似凶狠实则“草包”的“菜鸟”将军,他和手下官兵在“英勇红军”面前显得愚蠢怯懦而不堪一击。历史的事实是,侯之但确实被红军所溃败,其溃败的原因则并不简单。历史上的侯之但,并非出身绿林好汉,他青年时代也接受过比较规范的军事教育,并与同乡、同学组成了民国初年控制贵州长达十余年的桐梓系。侯之但先后面贵州军阀首领刘显世、王天培、袁祖铭、周西成、王家烈等枭雄的旗下带兵,在西南军阀混战中崭露头角。三十年代初,侯之但已经成为位列贵州省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之后的二号人物,时任25军副军长兼师长、主力旅旅长、黔北地区剿共司令,据守在相对富庶的黔北地区。在红军进入贵州之前,桐梓系诸将领实际上已貌合神离、拥兵自重,王家烈名为军长、省主席,实际上只能控制有限的地盘和兵力。红军进入贵州以后,王家烈自知不敌,被迫请求中央军入黔“剿匪”。蒋介石正中下怀,命令薜岳将军统兵入黔。薜将军的任务不仅是消灭红军,还要借机收编贵州军阀部队,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也趁听调“剿匪”之机,企图窜进贵州抢占地盘。对这种“四面楚歌”的处境,王家烈、侯之但等军阀心知肚明、惶恐不安,对“自家人”的防范甚于对红军的防范。所以,当红军逼近乌江防线的时候,驻防黔军的总指定侯之但已经把其主力用于防范中央军、川军、滇军对北地区的“进犯”去了。红军在乌江防线刚发威,侯之但的部队也就借势逃回了“老家”。然而,侯之但虽然逃过了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却没有逃过老蒋的“手板心”。老蒋以种种借口并借助中央军的强势,对贵州军阀进行了全盘收编。王家烈、侯之但都被解除了军权,自然而然也丧失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权。老蒋还算不为己甚,没有使出月黑风高的手段,而是慷慨地允许侯之但带着家眷、细软等迁居贵州赤水县城。侯之但在赤水早就筑有“侯公馆”,此番失势后,便安心赋闲不再有其它想法。他的旧部被老蒋收编、整组后开出了贵州,在抗日战争中倒也表现不俗。侯之担在其赋闲的十余年间,每天仍保持军中出早操、冷水浴的习惯,其“名人效应”对乡邻子弟的影响竟然甚大。
解放时,侯之但并没有出逃,也没有接受国民党残军邀其就职川黔游击纵队总指挥的要求,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解放军进城。他不知道的是解放贵州的部队首长杨勇、苏振华都是当年参加过突破乌江战役的基层指挥员,杨、苏二人可知道这个鼎鼎有名的侯之但。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侯之但被捕并很快执行枪决。当时,我父亲已经是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也参加了枪决侯之担公审大会的秩序维护工作。据他回忆,侯之但那时已是近60 岁的人了,穿着一身将校呢的旧军服,脚上一双马靴擦得锃亮。主持公审大会的是驻军的团政委肖风,他也是参加过乌江战役的红军战士。肖政委曾到牢里看过侯之但,问侯将军还有什么要求,侯说:让我死得像一个军人吧。肖政委思考片刻就点头应允了。从公审大会现场到执行枪决的赤水河岸有不短的距离,侯之但始终昂头、正步走向刑场。他是站着挨的子弹。这一幕给我的父亲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发电要求停止执行对侯之但的枪决,可为时已晚。倒是肖政委因为认可侯之担“死得像一个军人”的要求,被同事以“阶级立场不稳”为名上告到兵团党委,他受到了党内处理并调离。后来如何,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
侯之但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但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年4 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
该县县志引述的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没有去山里入伙,也没有明里暗里有过反共活动。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侯之但被杀,原因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我父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
据老家老人说,当时方圆两百里有四家很知名的大地主,在1949年建国前就有两家“败落”了:杨大老爷抽大烟以及他儿孙既抽大烟又吃喝嫖赌,还闹分家,把诺大的家业整垮了;吴家老爷在1948年突然大发善心,把一部分土地卖给了原来主要从事商业的李老爷,另有一部分土地分给了身边的几个管事和下面的几百个佃户,自己只留了几十亩水田改为养鱼塘。对此,家大业大的胡老爷、马老爷对杨、吴二位很不以为然,并以此为训教育子女。不料至土改时,彻底败家的杨大老爷被划为下中农,“做了好事”的吴老爷被划为了“小土地出租和小资产阶级”并成为当地政协统战对象;买了吴老爷上千亩良田的李老爷被划为“大地主”,全家被监督改造了三十年;胡老爷、马老爷被定性为“恶霸大地主”并全被送掉性命;为吴老爷卖力多年的几位管家因笑纳了主子分别赠予的各上百亩土地而成了地主、富农身份,因而在几十年里都成了贫下中农“斗批改”的对象。为吴老爷效命二十余年的大管家洗长富于土改批斗时曾痛哭流涕地喊冤:都是吴老爷害了我的一家啊! p9!wD {Q
吴老爷有一儿一女均在1938年前后投入中共。其子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老区当过土改工作队长,他将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和土改政策写成书信辗转送回老家。吴老爷知晓“机密”后,痛苦地思考了半个多月,最终毅然决定:卖地、分地,并将深宅大院捐给当地小学,自己携带家人搬进城里租房而居。杨、胡、马等几位老人曾相约上门询问其何故这般,吴老爷坚不吐实。胡、马等回家后均告诉家人:吴老爷疯了!及至土改,吴老爷的“薄产”已不足以使其担当“地主”身份,几百户曾各自获赠四、五亩田地的农民及其后代又始终感念其“善举”,所以,吴老爷在解放后始终有惊无险,得以善终。吴老爷死时,当地政府谥以“开明人士”称号。
吴老爷有一儿一女均在1938年前后投入中共。其子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老区当过土改工作队长,他将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和土改政策写成书信辗转送回老家。吴老爷知晓“机密”后,痛苦地思考了半个多月,最终毅然决定:卖地、分地,并将深宅大院捐给当地小学,自己携带家人搬进城里租房而居。杨、胡、马等几位老人曾相约上门询问其何故这般,吴老爷坚不吐实。胡、马等回家后均告诉家人:吴老爷疯了!及至土改,吴老爷的“薄产”已不足以使其担当“地主”身份,几百户曾各自获赠四、五亩田地的农民及其后代又始终感念其“善举”,所以,吴老爷在解放后始终有惊无险,得以善终。吴老爷死时,当地政府谥以“开明人士”称号。
早前看过一部描写锦江饭店的电视剧
锦江饭店老板娘的老公不也是四川的一个失势军阀
解放后,也是被冤杀了的
也是听说刘邓要不杀
但命令传到时,已人头落地了.
锦江饭店老板娘的老公不也是四川的一个失势军阀
解放后,也是被冤杀了的
也是听说刘邓要不杀
但命令传到时,已人头落地了.
中国人从来就是要讲反攻倒算,秋后算账,讲绅士风度从文化上就属于假洋鬼子。得到权力只后对曾经和自己对着干的人赶尽杀绝,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GMD内部各个派系的斗争,蒋公对待自己把兄弟的态度,共军公开镇压几个和自己做过对军阀有什么大不了,杜聿明这种货色拉人起义,可以不杀。但是你怎么面对广大愿意基层指战员?尤其是红军时期投奔过来的赤贫阶层,说要消灭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地主的恶霸,无良军阀。使得沉冤昭雪,为人民当家作主。总得兑现自己的承诺吧。
中国人从来就是要讲反攻倒算,秋后算账,讲绅士风度从文化上就属于假洋鬼子。得到权力只后对曾经和自己对着干的人赶尽杀绝,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GMD内部各个派系的斗争,蒋公对待自己把兄弟的态度,共军公开镇压几个和自己做过对军阀有什么大不了,杜聿明这种货色拉人起义,可以不杀。但是你怎么面对广大愿意基层指战员?尤其是红军时期投奔过来的赤贫阶层,说要消灭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地主的恶霸,无良军阀。使得沉冤昭雪,为人民当家作主。总得兑现自己的承诺吧。
这么说吧
社会不公累积到一定程度 就会这样爆发一次
这个时代 是满清入关之后 中国命运的最大一次变革了
而且 更复杂 更激烈
侯之旦这样的小角色 生死由天
但是 拿来作为历史材料研究 还是很有趣的
因为 他起码有军人气节 士人风骨
社会不公累积到一定程度 就会这样爆发一次
这个时代 是满清入关之后 中国命运的最大一次变革了
而且 更复杂 更激烈
侯之旦这样的小角色 生死由天
但是 拿来作为历史材料研究 还是很有趣的
因为 他起码有军人气节 士人风骨
GCD当时的做法确实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也无可厚非。只能怪有些人命不好了
所以啊,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暴力土改不久那些掠夺无辜者的流氓无产阶级就遭到了来自贪图眼前利益推上台的专制者的报复,文革怎么都没有斗死你家人啊,农民养几头鸡鸭,拿自己家的收成去市场卖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说是投机倒把,拿去关被批斗也是命不好。三年自然灾害有粮食送国外还被饿死那么多农民也是活该噢,分地的报应很快就来了。弄不好你家人还是那时候的当权派那,以后,强制拆迁拆你家坟地,把你祖宗挫骨扬灰。拆房子叫你无家可归,下访把你家人关神经病院也是你家人人命不好了,确实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D妈说咋搞就咋搞,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他说是就是,谁叫你是刺头钉子户,谁叫你命不好阿
GCD当时的做法确实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也无可厚非。只能怪有些人命不好了
power1986 发表于 2009-8-9 14:39
所以啊,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暴力土改不久那些掠夺无辜者的流氓无产阶级就遭到了来自贪图眼前利益推上台的专制者的报复,文革怎么都没有斗死你家人啊,农民养几头鸡鸭,拿自己家的收成去市场卖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说是投机倒把,拿去关被批斗也是命不好。三年自然灾害有粮食送国外还被饿死那么多农民也是活该噢,分地的报应很快就来了。弄不好你家人还是那时候的当权派那,以后,强制拆迁拆你家坟地,把你祖宗挫骨扬灰。拆房子叫你无家可归,下访把你家人关神经病院也是你家人人命不好了,确实符合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D妈说咋搞就咋搞,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他说是就是,谁叫你是刺头钉子户,谁叫你命不好阿
楼上好凶猛 啊!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16] 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为达到目的,当然也不妨讲究一下策略,照顾一下觉悟不高的人们,把各种自由权利当做最低纲领招徕一下。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胜利得快,那就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根本没有什么诺言兑现不总现的问题。
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
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
后人读这本书时可能觉得最费解的是,其中居然有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公开对谢伟思说,美国应当出面干涉中国内战。毛泽东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美国人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赞扬他。……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美国的活广告”。[16] 这些,以及许多同样的话,也许人们在今天听起来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很好理解的,还是Ends justify means嘛!不过,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作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我年青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最笼统的说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在阅尽沧桑而后,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政治的游戏,历史的诡异,由此可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出版后,中宣部与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就此书开了一个会议,认为此书是“借我党领导人早期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攻击我党与政府,居心叵测”,“应当严厉禁止今后再出版这类借历史影射攻击现实的书”。出版该书的汕头大学出版社因此被停业整顿,编者笑蜀也被迫离开原来任教的大学。
笑蜀现为《南方周末》评论主持。在其个人博客里我看到一篇写于2007年9月9日的文章,很有意思,摘录过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事过7年,戴晴老师还这么隆重地表扬《历史的先声》,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当然我也很清楚,这份光荣其实并不属于我——《历史的先声》并非我原创,而不过是照搬而已。光荣只属于原创者,即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哈。只是,现在不仅连历史上的耻辱不能面对,就连这份历史的光荣,居然也不敢面对了。真够喜剧的。”
笑蜀现为《南方周末》评论主持。在其个人博客里我看到一篇写于2007年9月9日的文章,很有意思,摘录过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事过7年,戴晴老师还这么隆重地表扬《历史的先声》,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当然我也很清楚,这份光荣其实并不属于我——《历史的先声》并非我原创,而不过是照搬而已。光荣只属于原创者,即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哈。只是,现在不仅连历史上的耻辱不能面对,就连这份历史的光荣,居然也不敢面对了。真够喜剧的。”
cd1981522 发表于 2009-8-10 03:47
犯疯病去别的地方,扯一些文不对题的东西干什么。
犯疯病去别的地方,扯一些文不对题的东西干什么。
权力不受约束的无产阶级暴力政党上台的结果,暴民发挥无产阶级流氓性得到土地,暴力党拥有不少约束的最高权力暴民暂时得到好处,但是也因为他们推上台权力的暴力党权力不受约束结果报应来的很快
权力不受约束的无产阶级暴力政党上台的结果,暴民发挥无产阶级流氓性得到土地,暴力党拥有不少约束的最高权力暴民暂时得到好处,但是也因为他们推上台权力的暴力党权力不受约束结果报应来的很快
楼上的公务员死全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