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富得流油 却不敢树敌的原因

星岛环球网
2009-05-18
　　宋朝不敢树敌，哪怕在富得流油成为超级富国的时候，哪怕在拥有上百万常备军的时候。宋朝繁荣的经济让后人自豪，但大宋王朝的窝囊也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宋朝究竟因为什么而不敢树敌？

　　细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三千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五十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脸上刺字后发配充军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但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却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因为太过天真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不想却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被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古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了。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就有了追赶的对象。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腾为覆灭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文/顾伯冲 来源：解放军报）

http://www.stnn.cc/arts/200905/t20090518_1032348_2.html

星岛环球网
2009-05-18
　　宋朝不敢树敌，哪怕在富得流油成为超级富国的时候，哪怕在拥有上百万常备军的时候。宋朝繁荣的经济让后人自豪，但大宋王朝的窝囊也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宋朝究竟因为什么而不敢树敌？

　　细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三千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二十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五十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脸上刺字后发配充军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但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却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因为太过天真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不想却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被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古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了。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就有了追赶的对象。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腾为覆灭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文/顾伯冲 来源：解放军报）

http://www.stnn.cc/arts/200905/t20090518_1032348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