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范美忠：对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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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美忠：对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

转帖者言：从新浪网读到署名范美忠的一篇文章，该文像是新作，但注明写作时间却是6年前，这个范美忠是去年地震时声名大噪的“范跑跑”吗？带着一连串疑问将文章转帖，若能引起有识之士的思考，则不枉我的一番用心。——博主

对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

版权所有：范美忠　提交时间：2003-07-13 22:46:03

从今年四月一日到七月我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三个月的语文，这是我第三次到中学教书，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是教语文而不是教历史。但共同的结局都是我没法在中学呆下来。如果在杭外都呆不下来，我想中国也就不大可能再有能容得下我的中学了。除非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将不再考虑到中学教书，尽管按照自己的想法搞中学教育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自己认为，在中国我只可能从事两种工作，要么是做媒体，要么是搞教育。因为这是对我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但它们都同时面临一个问题：缺乏自由。搞新闻缺乏新闻自由，搞教育缺乏教育自由。
   
    回顾我的三次教学经历，我觉得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选择了到中学教书。这次在中学呆了三年，而第二次呆了不到一个月，第三次呆了三个月。说实话，就所谓反动来说，我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的时候并不次于后两次。那么我为什么居然还能在那里呆将近三年？首先是因为我是正式去的，已经近于签定了合同。其次是因为我教的是历史，没有考试压力，因此就算有关方面不满意，他们可以让我教高一，或者理科班，反正不让我教毕业班就行了。尽管如此，还是因为我讲建国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及六十四还有鼓吹开放党禁报禁而导致学校校长几次找我谈话，并威胁要停我的课，我只好把教学的重点引向文学方面，这种转向固然有我的个人兴趣转变的因素，但在讲历史和政治方面自由受到限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尽管我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了，我自身的教学理想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因为整个学校从领导到同事都没有人理解我的想法和做法，他们要么把我视为书呆子，要么觉得我这个人是怪物，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我的妥协的结果是我不能讲自己想讲的东西，结果教书仅仅成了谋生的手段。我想做什么不能谋生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教下去，无论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启蒙的目的，还是培养出大师级人物的目的都难于达到，我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我产生了出走的想法。
   
    我说做媒体也是我可以接受的工作。但并非说凡是媒体我都愿意做，只有那种真正严肃关注社会问题并能监督批评政府揭露社会黑暗的媒体我才有兴趣，做起来才有激情。但在目前的中国，即使是《南方周末》和《南风窗》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别的媒体。所以出走到广州之后我比在自贡的时候更加绝望，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对广州对媒体工作寄托希望，现在学校教育和媒体都无法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做，那么什么地方什么职业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呢？这种迷茫和绝望情绪较之在自贡的时候进一步加深了，与在自贡的时候一样，我经常深夜不眠，也一样经常漫无目的的大街上徘徊，内心饱受煎熬，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视自由重于一切的人要做点事情真的就那么地难？
   
    在广州我同样尝试过到中学教书。比较凑巧的是，有一个学校让我产生了一些幻想和期待。这个学校是广州一个著名的私立学校叫广州华美英语学校。因为它的校长是曾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博士，而校长助理则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也就是说，总得来讲我认为该校领导有可能有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应该说，这个学校也确实还有一些独到的地方，包括对学生课外兴趣活动的重视，对教育理论本身的重视，同时因为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留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因此高考的压力很小。
   
    但最后结果仍然不佳，因为我在课堂上必然要讲一些我想讲的东西，也必然有学生或者家长到学校领导那里告密。结果高中组副校长到我的课堂上听课，那天我不知怎么扯到邓小平和蒋经国的比较上去了，我说蒋开放党禁和报禁，而邓镇压六十四，邓比蒋差远了。结果这个副校长一听吓坏了，赶紧到总校校长那儿去汇报，结果老板立即做出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两节课，把工资算给我之后立即让我走人。那么私立学校为什么比公立学校还紧张？因为该校为建设硬件设施已经投资3·5亿，他们怕政府关闭他们的学校，这样他们所有的投资都付诸东流，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已经放弃了当初回国时候办教育的理想，而把教育本身作为了赚钱的工具。我原来曾把私立学校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和希望，现在看来在政治制度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私立学校更糟糕，因为政府不可能关闭公立学校，却随时可能关闭私立学校，同时私立学校的招生完全依赖于其考试成绩，因此他们在应试教育方面搞得更为变本加厉，在思想自由方面更不能容忍。
   
    之后的两年我在做很无聊的事情中度过，灰心丧气之余，我又想逃避到学术当中，于是从去年八月分开始我又开始准备考研究生，大约准备了三个月的英语之后，我拿起了政治书，三天之后政治书的胡说八道就让我终于无法忍受，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还要考英语和政治，那么我这一辈子是不大可能读研究生了。而如果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不发生变化，那么我这个本科生也不大可能到大学任教了。
   
    从广州到重庆，从重庆到北京，自大学毕业以后，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第一次回北大去看看，经朋友介绍，我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做新视点理论版。一方面我对经济方面的工作缺乏兴趣，一方面因为我约的秦晖和萧雪慧等人的我真正想发的稿件都难于发出来。我再次做得心灰意冷，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搞教育，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新闻？尽管该报已经很不错！在我再次彷徨的时候郭初阳给我发来了消息，问我愿不愿意到杭州外国语学校教语文？听说这个学校很开放，听说这个学校学生素质很好，听说让我教语文（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更容易回避一些敏感问题，同时我最有兴趣的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何况还有郭初阳在一起共事，有啊肯经常可以过杭州来喝酒聊天，那么我即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又可以不感到孤独，何乐而不为呢？
   
    应该说，杭外最初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甚至说让我吃了一惊，以至于我一度以为我有可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以至于我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的未来都产生了幻想。先是跟杭外的汤子良校长的谈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明的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校长。而教研组长邱才妹老师的开明和关心则更让我感动，尽管在教育理念上她跟我也有分歧，但给了我足够的教学自由，她非常爱才，并且有容人之量，从她把郭初阳挖到杭外并且希望我留在杭外就可以看出她的度量，同时她还希望挖来杭高的蔡少军老师。而同教研组也还有几个不错的老师，比如黄浩老师，屠美玲老师（尽管他在政治上很保守，还需要我来启蒙）。当然这是跟我以前到过的学校的文科老师比，无论学科水平和教学理念都强很多，而且我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并且探讨一些教学上的问题。同时我接触的一些年轻老师比如物理老师蔡锦熙，王九仓，还是生物老师王永泉，美术老师李长海在教学上来说都有一些跟我相似的理念，或者在关于社会政治问题上也可以进行一些交流。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历史老师朱健国也是一个知识渊博并一直关心思想潮流专注于启蒙的好老师，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秦晖，李慎之，可以讨论一些历史问题。这样的一个教师群体是一般的学校所不具备的。至少就我的视野所及是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学校有这么多教育理念先进的老师。而学生素质之高思想之成熟则更让我吃了一惊，首先来找我的是杭外西溪水文学社社长马金馨（她早已通过新浪读书沙龙对我有了一些认识），她要我对文学社进行一些指导，给文学社做一些讲座，给文学社刊物写一些文章。而她自己在文学，思想和艺术欣赏方面也都相当不错，尽管由于没有碰到过好的语文老师，在知识结构上还有不少欠缺。但给她们一些指导打开她们的眼界这也正是我呆在杭外的价值所在。
   
    刚到不久我就开始帮文学社做每周一次的阅读周刊。阅读周刊的主编是高一的毛亦可同学，她又让我大吃了一惊。他对建国以来的民运史非常的熟悉，对王实味案件，对储安平顾准对朱学勤谢泳这些人及其文章思想都非常了解，而对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解放的历史尤其熟悉。已经接近于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视野，好在我是一个什么书都看的博闻强记的书虫，一般的老师真没法指导她们，而据蔡锦熙老师说，毛亦可的成绩也是年级里最好的，而副主编蔺子也是非常有想法的人。我还接触过初三的同学陆帏谋，他已经看了《大师与玛格丽特》和《无个性的人》等一般学生根本不知道的书，也就是说在外国文学的视野方面比起我已经不是差得很多，这对一个初三学生来说非常难得，而他对现当代诗歌也还比较了解。自然他在知识结构上还有有不少缺陷。更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初二学生周昌伟，这个孩子读书很多，而且在现代哲学的思考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那么这样的学生，一般的老师是根本没有能力指导他们的。即使是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能力指导他们，好在我大学毕业后疯狂地看了六年书，并且走南闯北，从事了多种工作，结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长了很多见识，才能给予他们一些指导。
   
    应该说，一般学校的学生确实很难接受我讲的东西，有的甚至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这个学校的学生素质很高，思想很活跃而且还非常好学，集中了整个杭州乃至浙江全省的好些很优秀的学生，尤其其中一些浙大以及杭师院子弟相当出色，一般的老师或者大学本科生恐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如他们。
   
    所以说离开这个学校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这实在是一个进行素质教育的太好的阵地。刚开始我感到非常满意，在跟朋友通信的时候我都非常兴奋，我说没想到中国居然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学生，否则如果所有的中学都象我以前呆过的学校，那中国真是完了。
   
    但时间长了之后我也发现一些不足。在杭州的一些著名中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杭四中是地狱，学军中学是炼狱（该校校长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杭二中是人间，杭高是天堂，而杭外是天堂中的天堂。这个说法基本是准确的。但杭高毕竟还是容不下蔡少军，而杭外毕竟容纳下了郭初阳和朱健国老师，这也许就可以表明杭外在杭州所有中学里最为宽容的地方。但郭到杭外不过一年，朱到杭外也仅仅两年。也就是说杭外所谓天堂也就是说学校老师不怎么管学生，布置的作业也少，也基本不补课，那么学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对一个学校来说这是多么基本的东西，杭外居然因此成了天堂中的天堂，而在我看来，该校在为学生创造发展个性特长和创造性的条件方面基本处于不作为的状态，以至于一些学生时间很多，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汤校长或许是一个有先进教育理念的校长，但在这种不作为方面，他恐怕也负有一定责任的。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还是学校四个主要领导中的两个——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和校党委书记林卫民素质极其低下，心胸极其狭窄。有这么好的老师，有这么好的学生，却有这么两个素质如此低下的领导，杭外的未来无疑将会毁在他们手上。
   
    记得一次吃饭的时候，石世昌谈起杭外投资三亿的新校区非常得意，声称硬件设施是世界一流的。从那时起我从内心就开始鄙视他，一个校长不以本校有优秀的教师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而自豪却以硬件而自豪，那么这样的校长也就是草包一个。更可笑的是，他听了我的课之后说你给学生讲那么多课外的东西干什么？高考又不考！他还问我给学生布置了多少作业，好象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越多我就越负责，居然有这样的校长？浙江最好的中学那么多好学生就将毁在这样的校长手上！他又肆无忌惮地否定我的教学，他自己是教数学的，对文学一窍不通，却以为自己是校长就可以胡说八道。根本不懂得学生究竟应该如何提高人文素养，还认为我不能管理课堂秩序和组织课堂教学，他根本不明白，我从来不强迫学生听我的课，而我从来不认为课堂鸦雀无声是什么好事情，也不搞那种形式上的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现在一无所知，他需要的就是听我讲，打开自己的视野。他居然还说我在课堂上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反叛，却丝毫不理解我告诉学生历史真实和启蒙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的想法。可以说，这样一个人，无论是从个人的教育理念还是从做人来说都非常糟糕的一个校长却做在了管教学的位置上，他有农民的狭隘却无农民的淳朴，他甚至在教师大会上公开对女老师的身材评头评足，在杭外传为笑谈。我们的政治体制自然有问题，如果是民主选举，这种素质的人可能上台吗？何况一个学校的大事怎么能仅仅由校长决定？这完全是独裁！
   
    我最后的离开是有汤子校长，石世昌副校长，汪中民副校长，林卫民书记投票决定的。只有汤投了我的赞成票。汤投了我的赞成票，或者是真欣赏我，或者是不愿意得罪邱才妹郭初阳老师和我，反正他也知道其他几个人肯定是会投反对票的。石大傻投反对票那是不用说了，而林卫民一开始就对我的到来心存疑虑，说这个人在报纸呆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到中学教书？他在我之前一个月到的杭外，仅仅因为他老婆的职务调动才从一个小地方小学校调动到杭外的，他一来就召开党员大会并要求写党员思想汇报，根本不考虑探索现代教育的出路的事情。我对他的评价是：党棍一个！
   
    更让人气愤的是，当我的学生集体去找他谈我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听说是谈我的问题，就把学生赶出去了，理由是这是学校的决定，同时还不满地说：“新高一的学生怎么这样？”新高一的学生怎么啦？学生难道就不能对学校不合理的决定提出抗议？难道就没有权力挽留自己喜欢的老师？他还骗学生说我的档案没了，可我的档案是我自己从自贡蜀光中学提出来放到自贡人人才市场的，骗得了谁呢？郭初阳也跟汤校长谈过，汤的回答是：“如果是我的学校，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而当郭问起汪校长的时候他则说：“也许这个人太深了，我们都没有理解他！”
   
    文学社社长马金馨又去找校长谈，因为邱老师曾有建议，让我去建设图书馆，并同时给学生开选修课和做讲座，但校长说我不愿意屈才，其实他们连问都没问过我。图书馆负责的石老师也找校长书记谈过，得到的也是相同的回答，她又暗示我说，也许是我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学校怕担政治上的责任，这才是他们不敢留下我的最根本原因，当然还有教育理念的分歧，以及我的个性或者他们所说的狂妄自大。但是给不同的人的解释却是五花八门，可以看出这个学校在对待老师方面缺乏基本的诚意。而我的学生在给我的留言上则说：我以我的博学和热情征服了曾经十分骄傲的他们，是他们当中很多人第一个发自内心佩服的老师，在我教他们三个月的时间之内，他们学到了比过去十五年更多的东西。我几乎可以满足他们所有人各方面的知识需求。我想，不管怎样，一般的老师是不可能得到学生这样的评价的。
   
    而多少比我平庸得多的老师可以在中学呆得很好，而一个真正得到学生喜欢的老师却无法为我们的体制所接受？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我们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愚民教育，教育为某个党派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着眼于人本身以及整个国家的未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同时校长的低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有先进教育理念的人却不可能当上校长，我们的体制是在降低我们民族的道德素质。一个溜须拍马上去的校长还可能容得下人才吗？他们只需要奴才，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官位。学校变成了官场。我们希望学校的校长也是由选举产生而不是上级任命，是教师和学生参与治校而不是校长独裁。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尽管如此，三个月来的工作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或者我教的两个班的一些学生也对我的教学方式，内容和观点不能理解适应或者接受，但无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打开了眼界，知道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一些同学开始了思考，无疑一些学生的观点立场以及人生道路都可能因此而改变，我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了李慎之的文章，奥威尔的小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给他们介绍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和世界各国文学。介绍了大量的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尽管也许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能力。另做了五期文学社周刊：分别介绍了余华，奥威尔，李慎之，米兰·昆德拉和王实味五个人物，在三个班做了讲座。遗憾的是没有做全校性的讲座。另带学生到枫林晚和南华去买了几次书，视野已经打开，接下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走，希望接我的课的语文老师别扼杀他们，这样我的教学成果又将付诸东流。也希望我这些学生能主动去影响其它的一些人，这样就能产生蝴蝶效应。
   
    谈到我离开的原因，学生处的许宏老师说：“这个人有才华，但太狂妄自大，看人的眼神都是藐视的眼神！”，转告我这个老师说：“学校与其说是容不下我的反动，倒不如说是容不下我的态度！”真的吗？我知道他们喜欢奴才。也许我真的很狂妄，因为现在的中学文科老师大多数不是低水平，而是没水平。你叫我怎么看得起他们？校长和一些老师甚至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也对我丢开教材讲现代诗歌有不满，但如此糟糕的教材叫我怎么能忍受？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现在的中学老师素质低，并且呼吁要以较高的待遇来吸引高素质的人到中学，但在我看来，真正愿意从事中学教育的人是不会特别在乎待遇的，只要能过得去就行了，象这次我根本没跟学校谈待遇问题，无论是校方的领导，老师都还是学生甚至图书馆人员都肯定我的水平，但我还是被迫离开了。我想，高素质的校长，教育体制改革教学观念的转变，政治体制改革，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还有家长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这里谈到家长我再说一下，家长是最愚蠢的一群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关心分数和考试。而学校也很在乎家长的反应，校长和家长的愚蠢凑到了一起。学校的章潞平老师也成天在考虑如何使家长满意却不思考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如何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如何才是真正的现代教育，让我对他也看得有些扁了。
   
    对进行了一些妥协非常注重技巧从而在中学呆下来了的郭初阳朱健国老师我表示尊敬和钦佩，在中国的应试教育奴化教育反人性教育发展到了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必将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些人也应该是这样的老师培养出来，对那些在夹缝中戴着镣铐跳舞的其他一些老师，我也致以相同的敬意。
   
    最后补充一点，就在学校通知我不聘用我的前一天，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赵楠还打电话给我要对我进行采访，他说我这样的思想前卫的老师是中学教育的希望，他还说我的学生有福了。一笑，当一个道德高尚的高水平的人却不被体制所容纳的时候。ZT：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986380100e11n.html

范美忠：对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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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教书生涯的总结性陈词

版权所有：范美忠　提交时间：2003-07-13 22:46:03

从今年四月一日到七月我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三个月的语文，这是我第三次到中学教书，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是教语文而不是教历史。但共同的结局都是我没法在中学呆下来。如果在杭外都呆不下来，我想中国也就不大可能再有能容得下我的中学了。除非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将不再考虑到中学教书，尽管按照自己的想法搞中学教育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自己认为，在中国我只可能从事两种工作，要么是做媒体，要么是搞教育。因为这是对我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但它们都同时面临一个问题：缺乏自由。搞新闻缺乏新闻自由，搞教育缺乏教育自由。
   
    回顾我的三次教学经历，我觉得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选择了到中学教书。这次在中学呆了三年，而第二次呆了不到一个月，第三次呆了三个月。说实话，就所谓反动来说，我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的时候并不次于后两次。那么我为什么居然还能在那里呆将近三年？首先是因为我是正式去的，已经近于签定了合同。其次是因为我教的是历史，没有考试压力，因此就算有关方面不满意，他们可以让我教高一，或者理科班，反正不让我教毕业班就行了。尽管如此，还是因为我讲建国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及六十四还有鼓吹开放党禁报禁而导致学校校长几次找我谈话，并威胁要停我的课，我只好把教学的重点引向文学方面，这种转向固然有我的个人兴趣转变的因素，但在讲历史和政治方面自由受到限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尽管我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了，我自身的教学理想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因为整个学校从领导到同事都没有人理解我的想法和做法，他们要么把我视为书呆子，要么觉得我这个人是怪物，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我的妥协的结果是我不能讲自己想讲的东西，结果教书仅仅成了谋生的手段。我想做什么不能谋生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教下去，无论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启蒙的目的，还是培养出大师级人物的目的都难于达到，我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我产生了出走的想法。
   
    我说做媒体也是我可以接受的工作。但并非说凡是媒体我都愿意做，只有那种真正严肃关注社会问题并能监督批评政府揭露社会黑暗的媒体我才有兴趣，做起来才有激情。但在目前的中国，即使是《南方周末》和《南风窗》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别的媒体。所以出走到广州之后我比在自贡的时候更加绝望，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对广州对媒体工作寄托希望，现在学校教育和媒体都无法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做，那么什么地方什么职业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呢？这种迷茫和绝望情绪较之在自贡的时候进一步加深了，与在自贡的时候一样，我经常深夜不眠，也一样经常漫无目的的大街上徘徊，内心饱受煎熬，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视自由重于一切的人要做点事情真的就那么地难？
   
    在广州我同样尝试过到中学教书。比较凑巧的是，有一个学校让我产生了一些幻想和期待。这个学校是广州一个著名的私立学校叫广州华美英语学校。因为它的校长是曾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博士，而校长助理则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也就是说，总得来讲我认为该校领导有可能有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应该说，这个学校也确实还有一些独到的地方，包括对学生课外兴趣活动的重视，对教育理论本身的重视，同时因为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留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因此高考的压力很小。
   
    但最后结果仍然不佳，因为我在课堂上必然要讲一些我想讲的东西，也必然有学生或者家长到学校领导那里告密。结果高中组副校长到我的课堂上听课，那天我不知怎么扯到邓小平和蒋经国的比较上去了，我说蒋开放党禁和报禁，而邓镇压六十四，邓比蒋差远了。结果这个副校长一听吓坏了，赶紧到总校校长那儿去汇报，结果老板立即做出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两节课，把工资算给我之后立即让我走人。那么私立学校为什么比公立学校还紧张？因为该校为建设硬件设施已经投资3·5亿，他们怕政府关闭他们的学校，这样他们所有的投资都付诸东流，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已经放弃了当初回国时候办教育的理想，而把教育本身作为了赚钱的工具。我原来曾把私立学校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和希望，现在看来在政治制度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私立学校更糟糕，因为政府不可能关闭公立学校，却随时可能关闭私立学校，同时私立学校的招生完全依赖于其考试成绩，因此他们在应试教育方面搞得更为变本加厉，在思想自由方面更不能容忍。
   
    之后的两年我在做很无聊的事情中度过，灰心丧气之余，我又想逃避到学术当中，于是从去年八月分开始我又开始准备考研究生，大约准备了三个月的英语之后，我拿起了政治书，三天之后政治书的胡说八道就让我终于无法忍受，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还要考英语和政治，那么我这一辈子是不大可能读研究生了。而如果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不发生变化，那么我这个本科生也不大可能到大学任教了。
   
    从广州到重庆，从重庆到北京，自大学毕业以后，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第一次回北大去看看，经朋友介绍，我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做新视点理论版。一方面我对经济方面的工作缺乏兴趣，一方面因为我约的秦晖和萧雪慧等人的我真正想发的稿件都难于发出来。我再次做得心灰意冷，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搞教育，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新闻？尽管该报已经很不错！在我再次彷徨的时候郭初阳给我发来了消息，问我愿不愿意到杭州外国语学校教语文？听说这个学校很开放，听说这个学校学生素质很好，听说让我教语文（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更容易回避一些敏感问题，同时我最有兴趣的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何况还有郭初阳在一起共事，有啊肯经常可以过杭州来喝酒聊天，那么我即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又可以不感到孤独，何乐而不为呢？
   
    应该说，杭外最初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甚至说让我吃了一惊，以至于我一度以为我有可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以至于我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的未来都产生了幻想。先是跟杭外的汤子良校长的谈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明的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校长。而教研组长邱才妹老师的开明和关心则更让我感动，尽管在教育理念上她跟我也有分歧，但给了我足够的教学自由，她非常爱才，并且有容人之量，从她把郭初阳挖到杭外并且希望我留在杭外就可以看出她的度量，同时她还希望挖来杭高的蔡少军老师。而同教研组也还有几个不错的老师，比如黄浩老师，屠美玲老师（尽管他在政治上很保守，还需要我来启蒙）。当然这是跟我以前到过的学校的文科老师比，无论学科水平和教学理念都强很多，而且我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并且探讨一些教学上的问题。同时我接触的一些年轻老师比如物理老师蔡锦熙，王九仓，还是生物老师王永泉，美术老师李长海在教学上来说都有一些跟我相似的理念，或者在关于社会政治问题上也可以进行一些交流。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历史老师朱健国也是一个知识渊博并一直关心思想潮流专注于启蒙的好老师，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秦晖，李慎之，可以讨论一些历史问题。这样的一个教师群体是一般的学校所不具备的。至少就我的视野所及是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学校有这么多教育理念先进的老师。而学生素质之高思想之成熟则更让我吃了一惊，首先来找我的是杭外西溪水文学社社长马金馨（她早已通过新浪读书沙龙对我有了一些认识），她要我对文学社进行一些指导，给文学社做一些讲座，给文学社刊物写一些文章。而她自己在文学，思想和艺术欣赏方面也都相当不错，尽管由于没有碰到过好的语文老师，在知识结构上还有不少欠缺。但给她们一些指导打开她们的眼界这也正是我呆在杭外的价值所在。
   
    刚到不久我就开始帮文学社做每周一次的阅读周刊。阅读周刊的主编是高一的毛亦可同学，她又让我大吃了一惊。他对建国以来的民运史非常的熟悉，对王实味案件，对储安平顾准对朱学勤谢泳这些人及其文章思想都非常了解，而对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解放的历史尤其熟悉。已经接近于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视野，好在我是一个什么书都看的博闻强记的书虫，一般的老师真没法指导她们，而据蔡锦熙老师说，毛亦可的成绩也是年级里最好的，而副主编蔺子也是非常有想法的人。我还接触过初三的同学陆帏谋，他已经看了《大师与玛格丽特》和《无个性的人》等一般学生根本不知道的书，也就是说在外国文学的视野方面比起我已经不是差得很多，这对一个初三学生来说非常难得，而他对现当代诗歌也还比较了解。自然他在知识结构上还有有不少缺陷。更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初二学生周昌伟，这个孩子读书很多，而且在现代哲学的思考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那么这样的学生，一般的老师是根本没有能力指导他们的。即使是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能力指导他们，好在我大学毕业后疯狂地看了六年书，并且走南闯北，从事了多种工作，结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长了很多见识，才能给予他们一些指导。
   
    应该说，一般学校的学生确实很难接受我讲的东西，有的甚至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这个学校的学生素质很高，思想很活跃而且还非常好学，集中了整个杭州乃至浙江全省的好些很优秀的学生，尤其其中一些浙大以及杭师院子弟相当出色，一般的老师或者大学本科生恐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如他们。
   
    所以说离开这个学校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这实在是一个进行素质教育的太好的阵地。刚开始我感到非常满意，在跟朋友通信的时候我都非常兴奋，我说没想到中国居然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学生，否则如果所有的中学都象我以前呆过的学校，那中国真是完了。
   
    但时间长了之后我也发现一些不足。在杭州的一些著名中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杭四中是地狱，学军中学是炼狱（该校校长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杭二中是人间，杭高是天堂，而杭外是天堂中的天堂。这个说法基本是准确的。但杭高毕竟还是容不下蔡少军，而杭外毕竟容纳下了郭初阳和朱健国老师，这也许就可以表明杭外在杭州所有中学里最为宽容的地方。但郭到杭外不过一年，朱到杭外也仅仅两年。也就是说杭外所谓天堂也就是说学校老师不怎么管学生，布置的作业也少，也基本不补课，那么学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对一个学校来说这是多么基本的东西，杭外居然因此成了天堂中的天堂，而在我看来，该校在为学生创造发展个性特长和创造性的条件方面基本处于不作为的状态，以至于一些学生时间很多，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汤校长或许是一个有先进教育理念的校长，但在这种不作为方面，他恐怕也负有一定责任的。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还是学校四个主要领导中的两个——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和校党委书记林卫民素质极其低下，心胸极其狭窄。有这么好的老师，有这么好的学生，却有这么两个素质如此低下的领导，杭外的未来无疑将会毁在他们手上。
   
    记得一次吃饭的时候，石世昌谈起杭外投资三亿的新校区非常得意，声称硬件设施是世界一流的。从那时起我从内心就开始鄙视他，一个校长不以本校有优秀的教师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而自豪却以硬件而自豪，那么这样的校长也就是草包一个。更可笑的是，他听了我的课之后说你给学生讲那么多课外的东西干什么？高考又不考！他还问我给学生布置了多少作业，好象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越多我就越负责，居然有这样的校长？浙江最好的中学那么多好学生就将毁在这样的校长手上！他又肆无忌惮地否定我的教学，他自己是教数学的，对文学一窍不通，却以为自己是校长就可以胡说八道。根本不懂得学生究竟应该如何提高人文素养，还认为我不能管理课堂秩序和组织课堂教学，他根本不明白，我从来不强迫学生听我的课，而我从来不认为课堂鸦雀无声是什么好事情，也不搞那种形式上的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现在一无所知，他需要的就是听我讲，打开自己的视野。他居然还说我在课堂上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反叛，却丝毫不理解我告诉学生历史真实和启蒙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的想法。可以说，这样一个人，无论是从个人的教育理念还是从做人来说都非常糟糕的一个校长却做在了管教学的位置上，他有农民的狭隘却无农民的淳朴，他甚至在教师大会上公开对女老师的身材评头评足，在杭外传为笑谈。我们的政治体制自然有问题，如果是民主选举，这种素质的人可能上台吗？何况一个学校的大事怎么能仅仅由校长决定？这完全是独裁！
   
    我最后的离开是有汤子校长，石世昌副校长，汪中民副校长，林卫民书记投票决定的。只有汤投了我的赞成票。汤投了我的赞成票，或者是真欣赏我，或者是不愿意得罪邱才妹郭初阳老师和我，反正他也知道其他几个人肯定是会投反对票的。石大傻投反对票那是不用说了，而林卫民一开始就对我的到来心存疑虑，说这个人在报纸呆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到中学教书？他在我之前一个月到的杭外，仅仅因为他老婆的职务调动才从一个小地方小学校调动到杭外的，他一来就召开党员大会并要求写党员思想汇报，根本不考虑探索现代教育的出路的事情。我对他的评价是：党棍一个！
   
    更让人气愤的是，当我的学生集体去找他谈我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听说是谈我的问题，就把学生赶出去了，理由是这是学校的决定，同时还不满地说：“新高一的学生怎么这样？”新高一的学生怎么啦？学生难道就不能对学校不合理的决定提出抗议？难道就没有权力挽留自己喜欢的老师？他还骗学生说我的档案没了，可我的档案是我自己从自贡蜀光中学提出来放到自贡人人才市场的，骗得了谁呢？郭初阳也跟汤校长谈过，汤的回答是：“如果是我的学校，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而当郭问起汪校长的时候他则说：“也许这个人太深了，我们都没有理解他！”
   
    文学社社长马金馨又去找校长谈，因为邱老师曾有建议，让我去建设图书馆，并同时给学生开选修课和做讲座，但校长说我不愿意屈才，其实他们连问都没问过我。图书馆负责的石老师也找校长书记谈过，得到的也是相同的回答，她又暗示我说，也许是我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学校怕担政治上的责任，这才是他们不敢留下我的最根本原因，当然还有教育理念的分歧，以及我的个性或者他们所说的狂妄自大。但是给不同的人的解释却是五花八门，可以看出这个学校在对待老师方面缺乏基本的诚意。而我的学生在给我的留言上则说：我以我的博学和热情征服了曾经十分骄傲的他们，是他们当中很多人第一个发自内心佩服的老师，在我教他们三个月的时间之内，他们学到了比过去十五年更多的东西。我几乎可以满足他们所有人各方面的知识需求。我想，不管怎样，一般的老师是不可能得到学生这样的评价的。
   
    而多少比我平庸得多的老师可以在中学呆得很好，而一个真正得到学生喜欢的老师却无法为我们的体制所接受？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我们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愚民教育，教育为某个党派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着眼于人本身以及整个国家的未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同时校长的低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有先进教育理念的人却不可能当上校长，我们的体制是在降低我们民族的道德素质。一个溜须拍马上去的校长还可能容得下人才吗？他们只需要奴才，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官位。学校变成了官场。我们希望学校的校长也是由选举产生而不是上级任命，是教师和学生参与治校而不是校长独裁。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尽管如此，三个月来的工作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或者我教的两个班的一些学生也对我的教学方式，内容和观点不能理解适应或者接受，但无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打开了眼界，知道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一些同学开始了思考，无疑一些学生的观点立场以及人生道路都可能因此而改变，我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了李慎之的文章，奥威尔的小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给他们介绍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和世界各国文学。介绍了大量的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尽管也许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能力。另做了五期文学社周刊：分别介绍了余华，奥威尔，李慎之，米兰·昆德拉和王实味五个人物，在三个班做了讲座。遗憾的是没有做全校性的讲座。另带学生到枫林晚和南华去买了几次书，视野已经打开，接下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走，希望接我的课的语文老师别扼杀他们，这样我的教学成果又将付诸东流。也希望我这些学生能主动去影响其它的一些人，这样就能产生蝴蝶效应。
   
    谈到我离开的原因，学生处的许宏老师说：“这个人有才华，但太狂妄自大，看人的眼神都是藐视的眼神！”，转告我这个老师说：“学校与其说是容不下我的反动，倒不如说是容不下我的态度！”真的吗？我知道他们喜欢奴才。也许我真的很狂妄，因为现在的中学文科老师大多数不是低水平，而是没水平。你叫我怎么看得起他们？校长和一些老师甚至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也对我丢开教材讲现代诗歌有不满，但如此糟糕的教材叫我怎么能忍受？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现在的中学老师素质低，并且呼吁要以较高的待遇来吸引高素质的人到中学，但在我看来，真正愿意从事中学教育的人是不会特别在乎待遇的，只要能过得去就行了，象这次我根本没跟学校谈待遇问题，无论是校方的领导，老师都还是学生甚至图书馆人员都肯定我的水平，但我还是被迫离开了。我想，高素质的校长，教育体制改革教学观念的转变，政治体制改革，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还有家长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这里谈到家长我再说一下，家长是最愚蠢的一群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关心分数和考试。而学校也很在乎家长的反应，校长和家长的愚蠢凑到了一起。学校的章潞平老师也成天在考虑如何使家长满意却不思考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如何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如何才是真正的现代教育，让我对他也看得有些扁了。
   
    对进行了一些妥协非常注重技巧从而在中学呆下来了的郭初阳朱健国老师我表示尊敬和钦佩，在中国的应试教育奴化教育反人性教育发展到了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必将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些人也应该是这样的老师培养出来，对那些在夹缝中戴着镣铐跳舞的其他一些老师，我也致以相同的敬意。
   
    最后补充一点，就在学校通知我不聘用我的前一天，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赵楠还打电话给我要对我进行采访，他说我这样的思想前卫的老师是中学教育的希望，他还说我的学生有福了。一笑，当一个道德高尚的高水平的人却不被体制所容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