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擅自认定境外活佛搞分裂活动

达赖擅自认定境外活佛搞分裂活动
2009年06月08日 13:16世界新闻报

其擅自认定境外活佛，目的是为下辈达赖转世海外制造依据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杨军财

正在达赖喇嘛访问欧洲之际，一名曾被他“认定”为西藏活佛转世灵童的西班牙男子，向媒体透露了他幼年时的不愉快经历。这位名叫奥塞尔·伊塔·托雷斯的男子，还在蹒跚学步时就被带到印度，作为转世灵童接受培养，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事实上，很多被达赖“认定”的外籍活佛都是外表风光、内心孤独，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用来笼络信徒、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外籍活佛从小受苦

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1986年，达赖“认定”年仅14个月大的托雷斯是198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圆寂的益西喇嘛的转世灵童。托雷斯的父母带他前往印度拜见达赖，然后把他留在当地一所寺院生活直至他年满18岁。

尽管托雷斯在藏传佛教界以宇色仁波切之名受到信徒爱戴，但他在西班牙接受采访时却表示，那段经历破坏了他的个性发展。现年24岁的托雷斯说:“我内心仍然感到愤怒。有时候，这股怒气会发泄出来，令我失去控制，让我感到沮丧。” 他还说:“他们把我从亲人身边带走，把我放在中世纪的环境里，让我吃尽苦头。我就像是生活在谎言之中。”

8岁时，托雷斯设法把一盘讲述自己痛苦生活的录音带交给了母亲。母亲带他离开了色拉寺。不过，托雷斯说，他很快就主动回到了寺院，因为他深感被视作益西喇嘛的转世灵童很有压力。

18岁时，托雷斯彻底离开了色拉寺，在加拿大生活了一年，之后又在瑞士居住了6个月。托雷斯目前在西班牙马德里学习电影专业。他说:“现在，我最看重的是能做一些让我感到自己有用的事，找个地方释放我的精力。”

称继任者来自境外

达赖“认定”的外籍活佛一般分两种情况:信仰格鲁派的活佛，必须通过寺庙的“清修”，逐渐学会管理寺庙的一切事务、培养僧侣弟子；信仰宁玛派的活佛，无论在寺庙在家修行均可，还可以娶妻生子，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事实上，有不少被达赖“认定”的外籍活佛，由于从小被隔绝于外部世界，难以承受孤独单调的“修行”生活，而自愿放弃活佛地位。但也有一些外籍活佛视达赖喇嘛为“上师”，心甘情愿为达赖效力。上世纪70年代被达赖任命的一位美国籍的小活佛，就曾为达赖在美国的一切活动效力。

根据历史惯例和相关法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以及政府管理活佛转世所形成的历史定制，已经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达赖喇嘛擅自认定境外活佛，显然是违背了历史定制，其目的是为下辈达赖转世海外制造理论根据。

近年来，达赖每每谈到活佛转世时，都声称与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他曾对《亚洲周刊》记者说:“我清楚表明，如果我圆寂，我的转世将会来自西藏之外，来自一个自由的国家。那是因为，转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我这一生所没有完成的任务。”达赖甚至还说，他的继任即使转世成为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也绝不落入中共的手里”。

引发其他教派不满

达赖拼命插手“认定”外籍活佛，也是为了加强对整个藏传佛教的控制。自上世纪80年代，他将境外“认定”、人在国外的“活佛”送回境内寺庙坐床，加紧对境内藏区寺庙的渗透和控制。仅1980年至1994年，达赖就先后对境内寺庙“认定”了215个活佛。

达赖不仅插手境外活佛转世，而且还百般干涉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达赖梦想成为藏传佛教的世界宗教领袖，不仅不顾格鲁派另一领袖班禅大师的影响，更没有把藏传佛教其它教派放在眼里，擅自插手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在印度宣布所谓的“班禅灵童”，对抗中央权威。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十六世噶玛巴让迥日必多吉，对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藏传佛教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达赖看到眼里，恨在心里，原因是达赖多年来在欧美国家的“布道”搀杂了太多的政治元素，使其宗教影响不如噶玛噶举派。于是，达赖大量插手噶玛噶举派的内部事务，干涉“认定”该派的活佛，企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宗教影响力，结果引来不少内部矛盾。尤其是达赖干涉十七世噶玛巴的认定，引起了噶玛噶举派内部另外一些高僧的不满，破坏了藏传佛教的内部团结。

新闻分析/ANALYSIS

为分裂活动造影响

达赖“认定”外籍活佛，便于他在海外扩大分裂活动。据了解，达赖在一些藏传佛教兴盛的国家，“认定”的“活佛 ”最多。譬如美国就有大约200多万人信奉藏传佛教，还有大批像影视明星李察·基尔这样的铁杆信徒。鉴于达赖的影响力，这些信徒对达赖“认定”的“活佛”自然也是崇拜有加。因此，达赖指认境外活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控制广大信徒。

近年来，达赖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在世界各地弘法传教。除了直接赞助一些宗教团体和学术机构外，他还担任众多佛法中心的精神指导。他的“亲民”形象和“非暴力”主张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很多西方人在追随其宗教主张的同时，无形中成了他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拥趸。达赖利用这些狂热的追随者，为其分裂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杨军财)(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达赖擅自认定境外活佛搞分裂活动
2009年06月08日 13:16世界新闻报

其擅自认定境外活佛，目的是为下辈达赖转世海外制造依据

《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杨军财

正在达赖喇嘛访问欧洲之际，一名曾被他“认定”为西藏活佛转世灵童的西班牙男子，向媒体透露了他幼年时的不愉快经历。这位名叫奥塞尔·伊塔·托雷斯的男子，还在蹒跚学步时就被带到印度，作为转世灵童接受培养，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事实上，很多被达赖“认定”的外籍活佛都是外表风光、内心孤独，他们只是达赖喇嘛用来笼络信徒、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外籍活佛从小受苦

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1986年，达赖“认定”年仅14个月大的托雷斯是1984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圆寂的益西喇嘛的转世灵童。托雷斯的父母带他前往印度拜见达赖，然后把他留在当地一所寺院生活直至他年满18岁。

尽管托雷斯在藏传佛教界以宇色仁波切之名受到信徒爱戴，但他在西班牙接受采访时却表示，那段经历破坏了他的个性发展。现年24岁的托雷斯说:“我内心仍然感到愤怒。有时候，这股怒气会发泄出来，令我失去控制，让我感到沮丧。” 他还说:“他们把我从亲人身边带走，把我放在中世纪的环境里，让我吃尽苦头。我就像是生活在谎言之中。”

8岁时，托雷斯设法把一盘讲述自己痛苦生活的录音带交给了母亲。母亲带他离开了色拉寺。不过，托雷斯说，他很快就主动回到了寺院，因为他深感被视作益西喇嘛的转世灵童很有压力。

18岁时，托雷斯彻底离开了色拉寺，在加拿大生活了一年，之后又在瑞士居住了6个月。托雷斯目前在西班牙马德里学习电影专业。他说:“现在，我最看重的是能做一些让我感到自己有用的事，找个地方释放我的精力。”

称继任者来自境外

达赖“认定”的外籍活佛一般分两种情况:信仰格鲁派的活佛，必须通过寺庙的“清修”，逐渐学会管理寺庙的一切事务、培养僧侣弟子；信仰宁玛派的活佛，无论在寺庙在家修行均可，还可以娶妻生子，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事实上，有不少被达赖“认定”的外籍活佛，由于从小被隔绝于外部世界，难以承受孤独单调的“修行”生活，而自愿放弃活佛地位。但也有一些外籍活佛视达赖喇嘛为“上师”，心甘情愿为达赖效力。上世纪70年代被达赖任命的一位美国籍的小活佛，就曾为达赖在美国的一切活动效力。

根据历史惯例和相关法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以及政府管理活佛转世所形成的历史定制，已经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达赖喇嘛擅自认定境外活佛，显然是违背了历史定制，其目的是为下辈达赖转世海外制造理论根据。

近年来，达赖每每谈到活佛转世时，都声称与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他曾对《亚洲周刊》记者说:“我清楚表明，如果我圆寂，我的转世将会来自西藏之外，来自一个自由的国家。那是因为，转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我这一生所没有完成的任务。”达赖甚至还说，他的继任即使转世成为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也绝不落入中共的手里”。

引发其他教派不满

达赖拼命插手“认定”外籍活佛，也是为了加强对整个藏传佛教的控制。自上世纪80年代，他将境外“认定”、人在国外的“活佛”送回境内寺庙坐床，加紧对境内藏区寺庙的渗透和控制。仅1980年至1994年，达赖就先后对境内寺庙“认定”了215个活佛。

达赖不仅插手境外活佛转世，而且还百般干涉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活佛转世。达赖梦想成为藏传佛教的世界宗教领袖，不仅不顾格鲁派另一领袖班禅大师的影响，更没有把藏传佛教其它教派放在眼里，擅自插手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在印度宣布所谓的“班禅灵童”，对抗中央权威。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十六世噶玛巴让迥日必多吉，对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藏传佛教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达赖看到眼里，恨在心里，原因是达赖多年来在欧美国家的“布道”搀杂了太多的政治元素，使其宗教影响不如噶玛噶举派。于是，达赖大量插手噶玛噶举派的内部事务，干涉“认定”该派的活佛，企图以此扩大自己的宗教影响力，结果引来不少内部矛盾。尤其是达赖干涉十七世噶玛巴的认定，引起了噶玛噶举派内部另外一些高僧的不满，破坏了藏传佛教的内部团结。

新闻分析/ANALYSIS

为分裂活动造影响

达赖“认定”外籍活佛，便于他在海外扩大分裂活动。据了解，达赖在一些藏传佛教兴盛的国家，“认定”的“活佛 ”最多。譬如美国就有大约200多万人信奉藏传佛教，还有大批像影视明星李察·基尔这样的铁杆信徒。鉴于达赖的影响力，这些信徒对达赖“认定”的“活佛”自然也是崇拜有加。因此，达赖指认境外活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控制广大信徒。

近年来，达赖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在世界各地弘法传教。除了直接赞助一些宗教团体和学术机构外，他还担任众多佛法中心的精神指导。他的“亲民”形象和“非暴力”主张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很多西方人在追随其宗教主张的同时，无形中成了他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拥趸。达赖利用这些狂热的追随者，为其分裂活动大开方便之门。(杨军财)(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