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观念更新与民国史图书之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0:04:38
作者：汪朝光 文章来源：www.bjd.com.cn,2008年7月14日
近年来，史学界更新观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但许多民国史出版物也存在不少问题——
民国史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出版界民国史图书的出版，出版界出现了民国史图书的出版热。
近年出版的大量民国史图书，涉及了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人物
近年的民国史研究已基本摒弃了以往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多能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当时当地当事者的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在目前出版的大量民国史的研究著作中，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都有人在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公开发表的极少数著述也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有所进展，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评价方面取得了突破。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作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研究者均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其后，民国史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研究不断有开拓进展，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活动、内部的斗争与矛盾、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的关系，对三青团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述论，得出了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
人物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迄今为止，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人物，几乎都有了传记，许多人物还有了不止一本传记。其中有两个人物可作为民国人物研究热潮的代表，一个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反动派的头领；一个是胡适，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两者都是以反面人物的代表形象出现在民国历史上。但现在有关他们的生平及其方方面面的各种著作不下上百种。关于蒋介石研究，杨天石、杨奎松等教授的著作都在运用最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如蒋介石日记和事略稿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再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等。关于胡适研究，已有不下几十种从各个角度研究他的传记出版。至于其他民国人物的传记，每年出版的数量不下几百种，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民国史图书出版中的几点不足
民国史研究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具有相对悠久历史的史学学科相比，民国史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这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也有所表现，值得注意。兹举几例并析之。
一是仍存在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的倾向。民国时期是离现实最近的历史时期，也是政治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时期，加之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使民国史研究更易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建立民国史的评价标准，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所谓敏感问题的评价时，以往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存在着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主观化以及泛政治化的倾向。历史本身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科学地加以研究。例如，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书中收录了诸多当事人的公开通电，指斥对手，辩白自身，言语间无不具有高屋建瓴的“道德正义感”，这些依仗枪杆子起家的武夫，为什么对所谓“道德”与“正义”如此当回事？是对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渴求，还是对中国传统与文化的敬畏？世纪的年轮虽然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但是对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的答案，仍有待于史家未来的继续努力。
二是对历史的评价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民国史的评价标准问题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牵涉到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过去，我们习惯于用“革命”还是“反动”、“彻底”还是“妥协”作为民国史的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当然有其合乎历史事实或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能否以此作为民国史的唯一评价标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项政府政策与举措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作为执政的政府，其政策也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政策是前者，哪些政策是后者，即便是前者，也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利与害，而不宜用简单化的标准评判一切。如果简单化地使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则会在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的大前提下，任何政策措施都可以“有害”评价，可能会导致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固然各有各的评判标准，即使是政治本身，也未必就那么纯政治化，也有诸如经济、社会、个人、情感甚或偶然的因素掺杂其间，很难适用于某个统一的、简单的政治标准。再以“妥协”为例，如果用“彻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则历史上没有任何事可称“彻底”，因为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与自然与其他人妥协的过程，比如国共合作就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将之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应用过于简单化的标准涵盖一切。团结出版社的《陈步雷大传》、《汪精卫大传》、《戴季陶大传》、《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书，都很好地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
三是民国史研究要进一步拓宽选题，出版界应力戒盲目猎奇求异之风，避免低水平重复出版。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开展较晚，虽然成果不少，但许多领域仍是空白，即使已有的研究有的也缺乏深度。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却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而又未见新材料与新观点，毫无创新可言。在民国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均有此类现象，表现为某个论题一旦引起注意，则一拥而上，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值得注意的普遍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开拓研究选题，加强微观方面的研究。诸如关于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战时沦陷区的研究，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不易得到社会关注的论题，面临的困难更大。出版一味跟风，迎合时尚，贪“新”猎奇，捕风捉影，避难趋易，东拼西凑，仓促成书，或泛泛而论，或出语惊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且很快即为人遗忘。那些泡沫式的“学术”作品不仅没有学术价值，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会很快进入“造纸厂”。
四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即寻找所谓热点与卖点，而较少关注学术前沿问题，近年来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确有这些现象。这样，一方面通过许多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著作，向社会普及了历史知识（当然未必都是正确的），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史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肃学术研究的某种困难，同时大量有关民国历史的、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通俗读物充斥坊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何看待其间的利弊得失，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之各得其所，还需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应该承认，社会对史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种需要也为史学工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提供了机遇。我们不应该一概地排斥通俗读物，而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找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点，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著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作者：汪朝光 文章来源：www.bjd.com.cn,2008年7月14日
近年来，史学界更新观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但许多民国史出版物也存在不少问题——
民国史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出版界民国史图书的出版，出版界出现了民国史图书的出版热。
近年出版的大量民国史图书，涉及了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人物
近年的民国史研究已基本摒弃了以往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多能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当时当地当事者的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在目前出版的大量民国史的研究著作中，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都有人在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公开发表的极少数著述也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有所进展，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评价方面取得了突破。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作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研究者均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其后，民国史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研究不断有开拓进展，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活动、内部的斗争与矛盾、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的关系，对三青团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述论，得出了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
人物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迄今为止，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人物，几乎都有了传记，许多人物还有了不止一本传记。其中有两个人物可作为民国人物研究热潮的代表，一个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反动派的头领；一个是胡适，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两者都是以反面人物的代表形象出现在民国历史上。但现在有关他们的生平及其方方面面的各种著作不下上百种。关于蒋介石研究，杨天石、杨奎松等教授的著作都在运用最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如蒋介石日记和事略稿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再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等。关于胡适研究，已有不下几十种从各个角度研究他的传记出版。至于其他民国人物的传记，每年出版的数量不下几百种，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民国史图书出版中的几点不足
民国史研究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具有相对悠久历史的史学学科相比，民国史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这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也有所表现，值得注意。兹举几例并析之。
一是仍存在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的倾向。民国时期是离现实最近的历史时期，也是政治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时期，加之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使民国史研究更易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建立民国史的评价标准，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所谓敏感问题的评价时，以往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存在着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主观化以及泛政治化的倾向。历史本身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科学地加以研究。例如，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书中收录了诸多当事人的公开通电，指斥对手，辩白自身，言语间无不具有高屋建瓴的“道德正义感”，这些依仗枪杆子起家的武夫，为什么对所谓“道德”与“正义”如此当回事？是对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渴求，还是对中国传统与文化的敬畏？世纪的年轮虽然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但是对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的答案，仍有待于史家未来的继续努力。
二是对历史的评价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民国史的评价标准问题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牵涉到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过去，我们习惯于用“革命”还是“反动”、“彻底”还是“妥协”作为民国史的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当然有其合乎历史事实或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能否以此作为民国史的唯一评价标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项政府政策与举措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作为执政的政府，其政策也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政策是前者，哪些政策是后者，即便是前者，也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利与害，而不宜用简单化的标准评判一切。如果简单化地使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则会在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的大前提下，任何政策措施都可以“有害”评价，可能会导致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固然各有各的评判标准，即使是政治本身，也未必就那么纯政治化，也有诸如经济、社会、个人、情感甚或偶然的因素掺杂其间，很难适用于某个统一的、简单的政治标准。再以“妥协”为例，如果用“彻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则历史上没有任何事可称“彻底”，因为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与自然与其他人妥协的过程，比如国共合作就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将之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应用过于简单化的标准涵盖一切。团结出版社的《陈步雷大传》、《汪精卫大传》、《戴季陶大传》、《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书，都很好地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
三是民国史研究要进一步拓宽选题，出版界应力戒盲目猎奇求异之风，避免低水平重复出版。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开展较晚，虽然成果不少，但许多领域仍是空白，即使已有的研究有的也缺乏深度。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却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而又未见新材料与新观点，毫无创新可言。在民国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均有此类现象，表现为某个论题一旦引起注意，则一拥而上，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值得注意的普遍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开拓研究选题，加强微观方面的研究。诸如关于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战时沦陷区的研究，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不易得到社会关注的论题，面临的困难更大。出版一味跟风，迎合时尚，贪“新”猎奇，捕风捉影，避难趋易，东拼西凑，仓促成书，或泛泛而论，或出语惊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且很快即为人遗忘。那些泡沫式的“学术”作品不仅没有学术价值，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会很快进入“造纸厂”。
四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即寻找所谓热点与卖点，而较少关注学术前沿问题，近年来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确有这些现象。这样，一方面通过许多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著作，向社会普及了历史知识（当然未必都是正确的），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史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肃学术研究的某种困难，同时大量有关民国历史的、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通俗读物充斥坊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何看待其间的利弊得失，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之各得其所，还需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应该承认，社会对史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种需要也为史学工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提供了机遇。我们不应该一概地排斥通俗读物，而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找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点，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著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民国史研究室主任）
近年来，史学界更新观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但许多民国史出版物也存在不少问题——
民国史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出版界民国史图书的出版，出版界出现了民国史图书的出版热。
近年出版的大量民国史图书，涉及了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人物
近年的民国史研究已基本摒弃了以往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多能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当时当地当事者的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在目前出版的大量民国史的研究著作中，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都有人在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公开发表的极少数著述也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有所进展，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评价方面取得了突破。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作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研究者均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其后，民国史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研究不断有开拓进展，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活动、内部的斗争与矛盾、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的关系，对三青团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述论，得出了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
人物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迄今为止，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人物，几乎都有了传记，许多人物还有了不止一本传记。其中有两个人物可作为民国人物研究热潮的代表，一个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反动派的头领；一个是胡适，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两者都是以反面人物的代表形象出现在民国历史上。但现在有关他们的生平及其方方面面的各种著作不下上百种。关于蒋介石研究，杨天石、杨奎松等教授的著作都在运用最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如蒋介石日记和事略稿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再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等。关于胡适研究，已有不下几十种从各个角度研究他的传记出版。至于其他民国人物的传记，每年出版的数量不下几百种，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民国史图书出版中的几点不足
民国史研究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具有相对悠久历史的史学学科相比，民国史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这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也有所表现，值得注意。兹举几例并析之。
一是仍存在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的倾向。民国时期是离现实最近的历史时期，也是政治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时期，加之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使民国史研究更易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建立民国史的评价标准，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所谓敏感问题的评价时，以往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存在着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主观化以及泛政治化的倾向。历史本身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科学地加以研究。例如，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书中收录了诸多当事人的公开通电，指斥对手，辩白自身，言语间无不具有高屋建瓴的“道德正义感”，这些依仗枪杆子起家的武夫，为什么对所谓“道德”与“正义”如此当回事？是对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渴求，还是对中国传统与文化的敬畏？世纪的年轮虽然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但是对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的答案，仍有待于史家未来的继续努力。
二是对历史的评价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民国史的评价标准问题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牵涉到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过去，我们习惯于用“革命”还是“反动”、“彻底”还是“妥协”作为民国史的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当然有其合乎历史事实或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能否以此作为民国史的唯一评价标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项政府政策与举措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作为执政的政府，其政策也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政策是前者，哪些政策是后者，即便是前者，也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利与害，而不宜用简单化的标准评判一切。如果简单化地使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则会在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的大前提下，任何政策措施都可以“有害”评价，可能会导致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固然各有各的评判标准，即使是政治本身，也未必就那么纯政治化，也有诸如经济、社会、个人、情感甚或偶然的因素掺杂其间，很难适用于某个统一的、简单的政治标准。再以“妥协”为例，如果用“彻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则历史上没有任何事可称“彻底”，因为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与自然与其他人妥协的过程，比如国共合作就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将之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应用过于简单化的标准涵盖一切。团结出版社的《陈步雷大传》、《汪精卫大传》、《戴季陶大传》、《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书，都很好地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
三是民国史研究要进一步拓宽选题，出版界应力戒盲目猎奇求异之风，避免低水平重复出版。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开展较晚，虽然成果不少，但许多领域仍是空白，即使已有的研究有的也缺乏深度。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却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而又未见新材料与新观点，毫无创新可言。在民国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均有此类现象，表现为某个论题一旦引起注意，则一拥而上，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值得注意的普遍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开拓研究选题，加强微观方面的研究。诸如关于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战时沦陷区的研究，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不易得到社会关注的论题，面临的困难更大。出版一味跟风，迎合时尚，贪“新”猎奇，捕风捉影，避难趋易，东拼西凑，仓促成书，或泛泛而论，或出语惊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且很快即为人遗忘。那些泡沫式的“学术”作品不仅没有学术价值，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会很快进入“造纸厂”。
四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即寻找所谓热点与卖点，而较少关注学术前沿问题，近年来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确有这些现象。这样，一方面通过许多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著作，向社会普及了历史知识（当然未必都是正确的），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史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肃学术研究的某种困难，同时大量有关民国历史的、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通俗读物充斥坊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何看待其间的利弊得失，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之各得其所，还需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应该承认，社会对史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种需要也为史学工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提供了机遇。我们不应该一概地排斥通俗读物，而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找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点，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著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作者：汪朝光 文章来源：www.bjd.com.cn,2008年7月14日
近年来，史学界更新观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的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图书，但许多民国史出版物也存在不少问题——
民国史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突破以往旧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出版界民国史图书的出版，出版界出现了民国史图书的出版热。
近年出版的大量民国史图书，涉及了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人物
近年的民国史研究已基本摒弃了以往那种极端的、绝对的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方法，多能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当时当地当事者的具体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合乎历史事实的评价。在目前出版的大量民国史的研究著作中，许多以前没有研究或不能研究的问题，现在都有人在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以前已经有所研究并有“定评”的问题也不断有人重新研究并提出新的看法。
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向来是民国史研究中较为敏感的领域，1978年以前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公开发表的极少数著述也是以政治批判为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有所进展，关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首先在对日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评价方面取得了突破。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由“攘外安内”到联共抗日的转变，对其在抗战前为抗战所作的军事、经济准备工作，如整编军队、构筑国防工事、发展军事工业、制定抗日战略、进行国防经济建设，研究者均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其后，民国史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研究不断有开拓进展，如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活动、内部的斗争与矛盾、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的关系，对三青团的正面与负面影响，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述论，得出了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
人物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热门领域。迄今为止，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人物，几乎都有了传记，许多人物还有了不止一本传记。其中有两个人物可作为民国人物研究热潮的代表，一个是蒋介石，长期被视为反动派的头领；一个是胡适，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两者都是以反面人物的代表形象出现在民国历史上。但现在有关他们的生平及其方方面面的各种著作不下上百种。关于蒋介石研究，杨天石、杨奎松等教授的著作都在运用最新公布的历史资料（如蒋介石日记和事略稿本）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再版，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等。关于胡适研究，已有不下几十种从各个角度研究他的传记出版。至于其他民国人物的传记，每年出版的数量不下几百种，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民国史图书出版中的几点不足
民国史研究毕竟是一门新兴学科，与其它具有相对悠久历史的史学学科相比，民国史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这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也有所表现，值得注意。兹举几例并析之。
一是仍存在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的倾向。民国时期是离现实最近的历史时期，也是政治斗争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时期，加之长期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使民国史研究更易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建立民国史的评价标准，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所谓敏感问题的评价时，以往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存在着一些简单化、概念化、片面化、主观化以及泛政治化的倾向。历史本身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科学地加以研究。例如，海南出版社出版的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书中收录了诸多当事人的公开通电，指斥对手，辩白自身，言语间无不具有高屋建瓴的“道德正义感”，这些依仗枪杆子起家的武夫，为什么对所谓“道德”与“正义”如此当回事？是对合法性与正统性的渴求，还是对中国传统与文化的敬畏？世纪的年轮虽然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但是对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的答案，仍有待于史家未来的继续努力。
二是对历史的评价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标准。民国史的评价标准问题在民国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牵涉到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些问题时更是如此。过去，我们习惯于用“革命”还是“反动”、“彻底”还是“妥协”作为民国史的评价标准，这样的标准当然有其合乎历史事实或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能否以此作为民国史的唯一评价标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各项政府政策与举措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作为执政的政府，其政策也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具体分析哪些政策是前者，哪些政策是后者，即便是前者，也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具体分析其利与害，而不宜用简单化的标准评判一切。如果简单化地使用“革命”还是“反动”的标准，则会在国民党统治为“反动”的大前提下，任何政策措施都可以“有害”评价，可能会导致失去应有的学术判断。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固然各有各的评判标准，即使是政治本身，也未必就那么纯政治化，也有诸如经济、社会、个人、情感甚或偶然的因素掺杂其间，很难适用于某个统一的、简单的政治标准。再以“妥协”为例，如果用“彻底”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则历史上没有任何事可称“彻底”，因为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与自然与其他人妥协的过程，比如国共合作就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因此，我们还是应该注重运用各种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标准，将之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应用过于简单化的标准涵盖一切。团结出版社的《陈步雷大传》、《汪精卫大传》、《戴季陶大传》、《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等书，都很好地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
三是民国史研究要进一步拓宽选题，出版界应力戒盲目猎奇求异之风，避免低水平重复出版。对于民国史研究而言，开展较晚，虽然成果不少，但许多领域仍是空白，即使已有的研究有的也缺乏深度。目前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却是重复前人的研究课题，而又未见新材料与新观点，毫无创新可言。在民国史研究的若干领域均有此类现象，表现为某个论题一旦引起注意，则一拥而上，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值得注意的普遍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开拓研究选题，加强微观方面的研究。诸如关于北洋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战时沦陷区的研究，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尤其是那些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成果不易得到社会关注的论题，面临的困难更大。出版一味跟风，迎合时尚，贪“新”猎奇，捕风捉影，避难趋易，东拼西凑，仓促成书，或泛泛而论，或出语惊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而且很快即为人遗忘。那些泡沫式的“学术”作品不仅没有学术价值，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会很快进入“造纸厂”。
四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即寻找所谓热点与卖点，而较少关注学术前沿问题，近年来在民国史图书的出版中确有这些现象。这样，一方面通过许多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历史著作，向社会普及了历史知识（当然未必都是正确的），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史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肃学术研究的某种困难，同时大量有关民国历史的、由非专业人员撰写的通俗读物充斥坊间，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何看待其间的利弊得失，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之各得其所，还需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应该承认，社会对史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种需要也为史学工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于社会提供了机遇。我们不应该一概地排斥通俗读物，而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找到普及与提高的结合点，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著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民国史研究室主任）
杨天石、杨奎松、杨树标……
杨家将啊，杨师群估计正在争取名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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