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我的半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56:21
两会开完了，代表们享受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后，也都回家了，继续宣传党的丰功伟绩去了。
今天早上看了会儿新闻，看看美国牵着他养的那两条叫英国和日本的狗又干什么坏事了。
上午去街道办失业证，（我只是青岛市一个普通的失业青年，98年从学校毕业就年年去街道失业办报到）在那里我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下岗失业人士向办失业证的发了一通牢骚，可她说我们街道上领失业证的还有四五千人，没辙，回家吧。
回家路上，看见城管又在追那些摆摊的，小贩们本领高强，推着独轮车在人流中钻来钻去，竟跑得比城管还快。乖乖，有如此手段，zheng fu可以把小贩们组织一下，去美国贩毒得了，还不气死只会开车的美国警察？
回家打开电视（还能干什么？）电视里全是介绍两会成果，全体人民奔小康的专题片，再不就是弘扬主旋律的国产电影，太可怕了。
翻开《生活早报》，奇怪！《生活早报》怎么和《人民日报》差不多了，不错，越来越有党报的意思了。
不明白dang的“三农”政策，解决农村问题就是把“县政府”变成“市政府”？把“乡委”变成“区委”？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赶到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受到冲击的首先是大龄职工和我们这些文化水平并不太高的初中，高中，职高毕业生。而正是我们这些没有工作，办事冲动，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才是社会的最不安定因素啊。
忽然又明白了，dang给公务员加薪，是为了让公务员安心；dang提高部队待遇，是为了让枪们安心；dang给大学生增加就业渠道，是为了让书呆子们安心，别再闹个“七四”，“八四”事件；dang解决三农问题，是为了让中国人口基数最大的群体安心，他们安心了，社会就稳定了，谁会管你这帮子下岗职工和愤青！！！！
身上就两块钱了，还是上网吧。来这逛了一圈，发了这篇帖子。
只希望斑竹让我发了它，能让我以后再来时，触景生情，想起这张2元人民币的样子。
上网超时了，钱不够了，超大的兄弟们，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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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1.13:52两会开完了，代表们享受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后，也都回家了，继续宣传党的丰功伟绩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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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21.13:52
不好意思，借个宝地让我放下东西，如果你静下心来看看也无妨
浙江人是《福布斯》的首富榜中的常客：2000年中国50首富排行榜中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中，浙江人最多，有17个；2001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一省就独占1／3强。目前，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谁是浙商
浙江人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最会赚钱的人群。下面这份不完全名单，可以证明这绝非一句虚妄的断语：出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的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是国内第一位领衔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把手的企业一线负责人。在由美国《财富》杂志的投票评选中，刚40出头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荣登“2001中国商人榜首。而在总共8人中，浙商就有2人。资深企业家冯根生，是1988年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20位得主中，是仍然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仅有的二人之一。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获选2000年《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成为50年来中国企业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而《福布斯》的首富榜，浙江人更是常客：2000年“中国50首富排行榜，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比例将近1／5。在名单拉长了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中，浙江人最多，有17个；从企业总部所在地看，浙江和上海并肩，各有14个，是上榜企业最多的省份。唯一的区别是，总部位于上海的14家企业，几乎全部是企业做大后从外地迁入上海的，而不像浙江的14家都是本地成长起来的企业。尽管《福布斯》中国富人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并不能否定这些估计，甚至更为乐观。
1999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的“浙江商”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也可以说是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百万元的已达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也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零点调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界人士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在上海，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做着“你发展，我发财”的生意。
民间有一句评价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差别的话：“苏南每镇有一两个能人，温州个个是能人。”因为温州的起家是靠家庭工厂，社会总动员。温州市的老书记董朝材认为：“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赚，第2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行了，再盖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温州人就是以这种土法换取效率，也换得认错的机会。温州人有10万元，绝不会像内地人只用 5万，留5万备急，他不仅把10万元全投进去而且还借款，以便在市场上尽力获得竞争优势，许多温州人不惜失败后又重操旧业弹棉花。
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浙商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但这句话也许倒过来说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市场，这种浙商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型流通业态，在全国开花结果，有的地方甚至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21世纪初的浙江，80年代的广东”，浙商成为浙江活力的第一推动力。遍布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几百万浙商，成为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带去的是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且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启蒙的种子，这是浙商对全国人民的贡献。
浙商看起来有点小
浙商常常是各类排行榜的主角，但如果以此认为浙商有爱上镜的偏好，那很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结论。一般认为，浙商的形象并不“高大”，而是低调。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营养米粉销量已经是亨氏两倍的杭州未来食品老板蒋敏德，他在1998年全国抗洪救灾晚会上的那句自我介绍，至今让人印象深刻。捐出百万巨款，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浙江富阳的一个个体户。既不说自己是谁，也没有提企业的名字。多好的宣传机会啊，他放弃了。
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般说来，下面这些特点在浙商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一、刻意低调，公众知名度甚低。浙商都不喜欢见记者，年销售额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们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一些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比如，企业的千万元捐赠仪式，他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赶回来陪同。再一点，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多数浙商的共同爱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浙江首富对《福布斯》说“不”，就是如此。浙商的这种“对待荣誉有如对待批评”式的反应，与经常可以听到的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统计“注水”夸大业绩吹牛皮比较起来，其不爱出风头的个性，十分突出。
二、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浙商普遍不擅表达，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浙商重操作，理性化的东西比较少，要概括浙商的经营管理规律，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三、政治上积极稳健。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重实效而不赶时髦，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因此，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四、亏损少，失败率低。在全国有影响的浙商破产案几乎没有，在谨慎保守的中小业主那里，就是小企业破产也比例不高。在义乌的工商业集中的城镇，问起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有歇业停产的，好像没听说谁破产倒闭了。
五、长寿企业家多。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二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树，经营非常稳健。鲁冠球、白骅、吴少华、叶雪康等经营几十年竟能做到一年不亏。埋头苦干的浙商，在障碍面前敢跨敢闯。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浙商们的创富之路走的很神气。
竞争力从哪里来
这群最能赚的中国人，怎么看似乎都不像经典教材里描述的企业家形象 ———浙商只会模仿，不会创新；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产业都很低层次，他们的规模都很小；他们都是家族制；浙商没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很保守；他们的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 “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可是，就是他们这种“落后”的生产和组织，将一个个昔日的龙头老大拉下了马，在与跨国巨头的热身赛中抢得了先机。
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已经超过了可口可乐；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4倍。庄的体会是，跨国公司带来的是管理模式，而不是管理精神。必须把管理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否则不能成功。
浙商的“个头”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尚无一家百亿规模的企业，但是他们很敦实。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可以拿着走的东西。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谁都能做的”小商品，却谁也做不过温州人。聪明的浙商显然明白，企业规模小和规模经济不是一回事。一家织袜子发了财，忽地一夜之间，千家万户都摆起织机；听说某人养珍珠赚了钱，全村上下纷纷挖塘养河蚌。邻里看样，村镇模仿，“重复建设”的结果，在浙江出现了300多个销售过亿元的特色产业区，每一个产业专区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小业主。
在这里，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病。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域，极具竞争优势。不好高骛远的浙商最实事求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
浙商的“母本”价值
后WTO时代，对浙商们来说，是大餐还是苦药？全球经济一体化，浙商的经营诀窍，对国内企业人，还有没有“母本”价值？答案很肯定，WTO将是浙商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历史机遇；同时，他们发家致富的故事，更具“宝典”价值。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本土化的东西，才有全球化的价值。即使到了全球统一市场的时候，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市场还是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浙江地域文化个性鲜明，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本土化经验，对这种经验的总结和完善，与引进吸收全球标准化生产经营一样重要。也许还是会有人不服气，就凭着浙商们家族化的巴掌大的小企业，做做小商品，在跨国公司巨浪前面还不玩儿完？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得出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第一代浙商是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一双空手下开始创业的，靠着吃苦节俭打拼出来。这时候，小企业、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决策都是最优的选择。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匹配。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和民间意志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浙商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
在新的发展阶段，许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开始挣脱家族制，放眼全世界，真正做大做强。他们不满足于国内无敌，他们还要像祖辈一样“走出去”。浙商“走出去”最早的形式是以“ 跑单帮”的形式到独联体、东欧和周边国家练摊经商，再往后就是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办市场。而现在“走出去”则是去“购物”，小作坊起步的鲁冠球和汪力成，早已经在美国收购了包括3家上市公司和飞利浦CDMA在内的十多家企业。
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浙商中的大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知识和资本，你也完全可能拥有。赤手空拳打天下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不要担心自己缺什么，进入门槛很低。他们的经验主义、他们的组合才能、他们的三流人力做出一流效益的本事。小业主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大老板也可以从浙商的低调内敛的经营实践中，悟到许多正面的启示。“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将继续称雄的法宝。只有自下而上，才能不断向上，即使“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因为他有根。
浙江人是《福布斯》的首富榜中的常客：2000年中国50首富排行榜中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中，浙江人最多，有17个；2001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一省就独占1／3强。目前，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谁是浙商
浙江人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最会赚钱的人群。下面这份不完全名单，可以证明这绝非一句虚妄的断语：出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的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是国内第一位领衔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把手的企业一线负责人。在由美国《财富》杂志的投票评选中，刚40出头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荣登“2001中国商人榜首。而在总共8人中，浙商就有2人。资深企业家冯根生，是1988年第一届中国优秀企业家20位得主中，是仍然活跃在生产经营第一线仅有的二人之一。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获选2000年《福布斯》杂志封面人物，成为50年来中国企业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而《福布斯》的首富榜，浙江人更是常客：2000年“中国50首富排行榜，9位浙江企业家榜上有名，比例将近1／5。在名单拉长了的2001年度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中，浙江人最多，有17个；从企业总部所在地看，浙江和上海并肩，各有14个，是上榜企业最多的省份。唯一的区别是，总部位于上海的14家企业，几乎全部是企业做大后从外地迁入上海的，而不像浙江的14家都是本地成长起来的企业。尽管《福布斯》中国富人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国内官方的统计结果并不能否定这些估计，甚至更为乐观。
1999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的“浙江商”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也可以说是7家，因为第一名联想的总裁杨元庆，第七名上海复星的董事长郭广昌，都是浙江人。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户，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百万元的已达2.46万家，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年销售额超亿元的民营企业数也居全国首位。全省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零点调查公司不久前在北京地区进行的一项企业界人士调查结果显示，浙江商人是北京市场上的超级活跃群体；广东商人次之。在上海，在沪浙军达50多万人，浙籍企业在沪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甚至在欧陆各国城市，到处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资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很难听懂的“浙江话”成了各地的本土语言。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万浙商在做着“你发展，我发财”的生意。
民间有一句评价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差别的话：“苏南每镇有一两个能人，温州个个是能人。”因为温州的起家是靠家庭工厂，社会总动员。温州市的老书记董朝材认为：“温州人看到有生意可赚，第2天就弄台机器先干起来，机器可以放在家里或朋友的仓库，行了，再盖厂房，大了才请管理人员，这要是在其他地方半年也论证不下来。”温州人就是以这种土法换取效率，也换得认错的机会。温州人有10万元，绝不会像内地人只用 5万，留5万备急，他不仅把10万元全投进去而且还借款，以便在市场上尽力获得竞争优势，许多温州人不惜失败后又重操旧业弹棉花。
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浙商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经营者群体。“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但这句话也许倒过来说更为准确———“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市场，这种浙商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型流通业态，在全国开花结果，有的地方甚至到了“无浙不成市”的程度。“21世纪初的浙江，80年代的广东”，浙商成为浙江活力的第一推动力。遍布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几百万浙商，成为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带去的是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和税收，而且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启蒙的种子，这是浙商对全国人民的贡献。
浙商看起来有点小
浙商常常是各类排行榜的主角，但如果以此认为浙商有爱上镜的偏好，那很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结论。一般认为，浙商的形象并不“高大”，而是低调。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营养米粉销量已经是亨氏两倍的杭州未来食品老板蒋敏德，他在1998年全国抗洪救灾晚会上的那句自我介绍，至今让人印象深刻。捐出百万巨款，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浙江富阳的一个个体户。既不说自己是谁，也没有提企业的名字。多好的宣传机会啊，他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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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意低调，公众知名度甚低。浙商都不喜欢见记者，年销售额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们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一些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比如，企业的千万元捐赠仪式，他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赶回来陪同。再一点，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多数浙商的共同爱好。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浙江首富对《福布斯》说“不”，就是如此。浙商的这种“对待荣誉有如对待批评”式的反应，与经常可以听到的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统计“注水”夸大业绩吹牛皮比较起来，其不爱出风头的个性，十分突出。
二、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浙商普遍不擅表达，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浙商重操作，理性化的东西比较少，要概括浙商的经营管理规律，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三、政治上积极稳健。浙商们的政治立场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宁可委曲求全，也不争一时之短长。浙商在领会贯彻重实效而不赶时髦，浙江的私企党建是全国的典型。与地方政府保持有距离的融洽关系。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比较开明。因此，浙商中间因为政治上政策上出问题的相当少见。
四、亏损少，失败率低。在全国有影响的浙商破产案几乎没有，在谨慎保守的中小业主那里，就是小企业破产也比例不高。在义乌的工商业集中的城镇，问起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有歇业停产的，好像没听说谁破产倒闭了。
五、长寿企业家多。浙江各地有一大批操持企业二三十年以上的常青树，经营非常稳健。鲁冠球、白骅、吴少华、叶雪康等经营几十年竟能做到一年不亏。埋头苦干的浙商，在障碍面前敢跨敢闯。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看到浙商的声音或脚步。从第一本个体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我国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全国第一的私企党建；从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到冯根生难题的破解。浙商们的创富之路走的很神气。
竞争力从哪里来
这群最能赚的中国人，怎么看似乎都不像经典教材里描述的企业家形象 ———浙商只会模仿，不会创新；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产业都很低层次，他们的规模都很小；他们都是家族制；浙商没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很保守；他们的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 “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可是，就是他们这种“落后”的生产和组织，将一个个昔日的龙头老大拉下了马，在与跨国巨头的热身赛中抢得了先机。
据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已经超过了可口可乐；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4倍。庄的体会是，跨国公司带来的是管理模式，而不是管理精神。必须把管理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否则不能成功。
浙商的“个头”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尚无一家百亿规模的企业，但是他们很敦实。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可以拿着走的东西。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就是这些“谁都能做的”小商品，却谁也做不过温州人。聪明的浙商显然明白，企业规模小和规模经济不是一回事。一家织袜子发了财，忽地一夜之间，千家万户都摆起织机；听说某人养珍珠赚了钱，全村上下纷纷挖塘养河蚌。邻里看样，村镇模仿，“重复建设”的结果，在浙江出现了300多个销售过亿元的特色产业区，每一个产业专区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小业主。
在这里，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病。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域，极具竞争优势。不好高骛远的浙商最实事求是，他们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管理模式。
浙商的“母本”价值
后WTO时代，对浙商们来说，是大餐还是苦药？全球经济一体化，浙商的经营诀窍，对国内企业人，还有没有“母本”价值？答案很肯定，WTO将是浙商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历史机遇；同时，他们发家致富的故事，更具“宝典”价值。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本土化的东西，才有全球化的价值。即使到了全球统一市场的时候，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下的市场还是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浙江地域文化个性鲜明，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本土化经验，对这种经验的总结和完善，与引进吸收全球标准化生产经营一样重要。也许还是会有人不服气，就凭着浙商们家族化的巴掌大的小企业，做做小商品，在跨国公司巨浪前面还不玩儿完？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得出的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第一代浙商是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一双空手下开始创业的，靠着吃苦节俭打拼出来。这时候，小企业、小商品、家族化，甚至保守的决策都是最优的选择。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关键看匹配。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的安排，是市场力量和民间意志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在市场环境下创业主体——浙商自主自发的选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源头上注定了浙商是天生的市场动物。有了这个“基因”——当“做大做高”的外部条件最佳时，不再满足于低成本优势，低附加值产业，浙商会在内在冲动，政府推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选择“做大做高”。
在新的发展阶段，许多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开始挣脱家族制，放眼全世界，真正做大做强。他们不满足于国内无敌，他们还要像祖辈一样“走出去”。浙商“走出去”最早的形式是以“ 跑单帮”的形式到独联体、东欧和周边国家练摊经商，再往后就是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办市场。而现在“走出去”则是去“购物”，小作坊起步的鲁冠球和汪力成，早已经在美国收购了包括3家上市公司和飞利浦CDMA在内的十多家企业。
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浙商中的大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知识和资本，你也完全可能拥有。赤手空拳打天下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不要担心自己缺什么，进入门槛很低。他们的经验主义、他们的组合才能、他们的三流人力做出一流效益的本事。小业主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大老板也可以从浙商的低调内敛的经营实践中，悟到许多正面的启示。“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将继续称雄的法宝。只有自下而上，才能不断向上，即使“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因为他有根。
靠天靠地不算好汉, 靠自己才是顶天立地。
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 如果生命给你一千个理由去哭泣, 你也应用一千零一个微笑去面对它,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的, 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奋斗就是武器……期待成功, 积极的想法就能离目标更近……
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 如果生命给你一千个理由去哭泣, 你也应用一千零一个微笑去面对它,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顺其自然, 随遇而安的, 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奋斗就是武器……期待成功, 积极的想法就能离目标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