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看五四：模糊的五四神話

‧許知遠 2009/05/05  
整個大學時代，我經常向別人說起新文化運動，說起五四精神，卻從未試圖真正理解這一切，談論它們更像是一種對此刻環境的否定，你看，那是個自由寬容、百家爭鳴的年代，那也是個學生能夠表現自己力量，改變國家命運的年代。  


1970年冬天，唐德剛訪問臺灣，林語堂請他吃飯。唐按時抵達酒店，店內喧嘩嘈雜，他問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總招待一臉茫然，大聲反問道。

在唐德剛的所作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序言裏，我讀到這個插曲。歷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功夫，曾經的聲名顯赫就變得無人問津，那些生動的情節，就變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約28年後，我在北大電教報告廳看到了唐德剛，他正在做一場關於胡適的演講。我忘記了演說的內容，只記得一個70多歲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愛，在臺上手舞足蹈，普通話中帶著濃重的安徽口音，經常說「兄弟」。尤爲難忘的是，他提到好幾次「胡適對我說」。


走出報告廳後，我內心有一種莫名的顫動。那是個初夏的下午，道路兩旁的楊樹枝葉茂盛，烈日下的馬路上是斑駁的樹影，陽光與陰影交錯，仿佛是歷史的明與暗。胡適？是那個27歲就名揚天下的胡適嗎？他和他同處一室，握手、交談、吃飯、罵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偌大的校園被裝飾成一個遊樂場。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被不斷的提及。我們這些學生，也早已習慣將胡適、陳獨秀、魯迅這些名字、蔡元培的「相容並包」辦學原則挂在嘴邊。老北大已經變成一個神話，新文化運動是神話的序幕，而五四運動則是高潮部分。至於這神話的具體內涵是什麼，這些神話中的人物是何種模樣、又有著怎樣的內心，甚至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間內在的關係是什麼，則沒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團。


我們住在燕園裏，它是斯徒雷登的遺産，與沙灘紅樓沒有淵源，記憶被割裂了。入學的第一天，輔導老師帶著我們參觀28樓後面的銅雕，兩個海獅模樣的動物扭曲著身體，頭頂上是個圓球。這兩條海獅是S與D的變形，正是「科學（Science）」與「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運動的嘹亮口號，激勵了幾代青年人的成長。不過此刻，銅雕獲得了新含義，調皮的學生給予它新含義——「科學、民主頂個球」。


真實的悲哀、歷史的嘲弄在笑聲中被掩蓋了——將近一個世紀後，當初的期望沒有實現。不僅如此，它們的含義也在口號聲中抽象化了，你很難再去理解它們曾經的情緒與力量，它們如何讓一代人熱血沸騰，認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國的要義。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運動，既獲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於歷史中，與現實的我們難有關聯。


吳虞是誰？那位曾被喻爲「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沈睡在歷史的煙塵裏，他的故居被改裝成了麻將館。蔡元培是誰？人們似乎只記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於怎麼再造的，卻是一團模糊，只記得了「相容並包」這句口號。胡適又是誰？記得15年前讀高中時，我以博學多聞在班裏著稱，一次逛書店時，同桌的女生指著一本書上面問我「胡適是誰」，「著名的反動文人」，我想也沒想的說，在一本充滿階級鬥爭思想的文學史裏，我讀到過他的簡介。而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我壓根就沒有讀過他的任何東西，他的知識份子色彩總是讓位於他的政治角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脫離了黨，變成了巨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吞噬他的一切。至於最著名的魯迅，他肯定早就把我們的胃口倒壞了，課本裏選了太多他的課文，他的頭銜又太多太偉大，「話說三遍如爛草」，再沒有比不斷重復強調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毀一個作家的了。倘若我們此刻去北京的餐廳吃飯，恐怕除去魯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問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間，唐德剛似乎建立起這種聯繫。那個胡適離我並不遠，他的餘溫仍在。短暫的恍惚感很快就過去了。整個大學時代，我經常向別人說起新文化運動，說起五四精神，卻從未試圖真正理解這一切，談論它們更像是一種對此刻環境的否定，你看，那是個自由寬容、百家爭鳴的年代，那也是個學生能夠表現自己力量，改變國家命運的年代。我抒情化的理解這一切，誇張他們精神的純粹性，似乎是對現實生活下意識的報復——這思想日漸沈悶與狹隘、知識份子日趨邊緣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無意中閱讀到陳獨秀的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它寫作於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凱復辟的高潮前夕。那也是中國社會一個價值混亂的時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帶來的希望，早已讓位於一種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國會解散，袁世凱的個人野心，正讓歷史倒流。政治腐爛又導致了社會的衰敗，道德系統迅速崩潰，大多數個人在這種轉變中無所適從。外來壓力又無時不在加強，伴隨著歐洲捲入一戰，日本加速了對中國的侵蝕，一種愛國情緒在中國社會興起。正是此刻，陳獨秀提出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個人不應盲目捲入愛國的熱忱中，被國家的需要吞噬個人，而應做出理性的判斷——這個國家是否以保護其中的國民爲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爲中心的國家，才是值得愛與奮力支援的。讀到這篇文章時，正是「愛國」再度成爲時髦之時，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滿紅星的簽名，大聲辱駡著家樂福超市……個人消失了，只是彙集成一個集體，愛國的內涵也消失了，只變成了一種口號式的情緒。


接著，我又開始閱讀胡適、魯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這些九十年前寫就的文章，似乎正是爲此刻中國而作。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國民性的弊端、對傳統的態度、個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這些命題都曾被如此廣泛的討論過。白話文的發展仍不算成熟，這些夾在新舊世界間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辭，經常重復、繁冗、急躁、簡單化，但是他們的洞察力卻經常是驚人的。倘若將華盛頓、傑斐迅、亞當斯、佛蘭克林視作美國的建國之父，那他們則是中國現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將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團聚在一起、突顯力量的法國知識份子視作現代知識份子的緣起，那麼他們在1919年的表現，則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崛起的標誌。


好奇心引誘我去重讀他們的作品，也試著瞭解那段歷史。它隨即變成了一場沒完沒了的追尋。倘若要瞭解他們這一代人，就必須瞭解晚清到民國艱巨的轉變，必須要瞭解比他們年長一代的康有爲、梁啓超一代的思想變化，再瞭解比更年長一代的曾國藩、張之洞、鄭觀應們的內心轉變……正是這三代人，逐次目睹著中國從中央帝國的位置墜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們的軍事技術不行，第二代人則說只有改變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在之前的嘗試都失敗之後，開始認定是我們的文化出現了問題，必須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創造出新的國家與民族，他們必須開啓人們長期被蒙蔽的頭腦，讓他們能獨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是未來。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國在這時期發生的政治、經濟變化，你也難以理解他們。正是中央極權的崩潰，南北對峙局面的形成，才爲知識份子創造出思想的自由，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出現。正是因爲近代出版業的繁榮，才是報紙、雜誌成爲公共舞臺的中央，既爲知識份子提供了表演的舞臺，也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援。正是學堂的大批出現，培養了數量衆多的學生，才使得學生運動成爲可能。


倘若將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創刊視作文化拯救一代興起的標誌，那麼1919年5月4日的街頭行動，則標誌這個階段的終結。4年的蜜月時光後，那一小群才華橫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圍的同舟共濟的氣氛，讓位於分裂。通過文化來改造中國的設想，看起來太緩慢了，一些人想要採取更直接的行動，所以需要更嚴密的組織；僅僅對著一小群知識份子說話的魅力不夠了，一些人想要尋找更廣闊的聽衆。中國面臨的問題太多了，挑戰太急迫了，這些啓蒙者們不能像他們18世紀的歐洲先輩那樣，在沙龍了、在書籍裏、在談話中，從容優雅的討論他們的觀念，讓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們被催促著要行動。


於是，在5月4日的激情和權力最巔峰的時刻，這場思想上的運動也耗盡了它的生命力，準備褪色與暗淡了。那些曾經的年輕人，熱情地、投入地、也經常急躁地試圖理解和改變自己生活的世界，他們也和我們一樣經常犯錯誤。也正因此，我們可以從他們當初的思想與行動中，獲取靈感和鼓舞，支援我們繼續他們未竟 的事業，並爲下一代留下新的遺産。


從歷史的僵化定義中，還原那一代人，體驗他們內心的衝突與轉變、希望與失落、成就與局限，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與社會。這種探索，不僅將豐富我們對於中國的理解，也可能爲我們此刻道路帶來新的光亮。這或許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許知遠 2009/05/05  
整個大學時代，我經常向別人說起新文化運動，說起五四精神，卻從未試圖真正理解這一切，談論它們更像是一種對此刻環境的否定，你看，那是個自由寬容、百家爭鳴的年代，那也是個學生能夠表現自己力量，改變國家命運的年代。  


1970年冬天，唐德剛訪問臺灣，林語堂請他吃飯。唐按時抵達酒店，店內喧嘩嘈雜，他問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總招待一臉茫然，大聲反問道。

在唐德剛的所作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序言裏，我讀到這個插曲。歷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功夫，曾經的聲名顯赫就變得無人問津，那些生動的情節，就變成了定式的僵化。


大約28年後，我在北大電教報告廳看到了唐德剛，他正在做一場關於胡適的演講。我忘記了演說的內容，只記得一個70多歲的身材短小的老人，滑稽可愛，在臺上手舞足蹈，普通話中帶著濃重的安徽口音，經常說「兄弟」。尤爲難忘的是，他提到好幾次「胡適對我說」。


走出報告廳後，我內心有一種莫名的顫動。那是個初夏的下午，道路兩旁的楊樹枝葉茂盛，烈日下的馬路上是斑駁的樹影，陽光與陰影交錯，仿佛是歷史的明與暗。胡適？是那個27歲就名揚天下的胡適嗎？他和他同處一室，握手、交談、吃飯、罵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偌大的校園被裝飾成一個遊樂場。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被不斷的提及。我們這些學生，也早已習慣將胡適、陳獨秀、魯迅這些名字、蔡元培的「相容並包」辦學原則挂在嘴邊。老北大已經變成一個神話，新文化運動是神話的序幕，而五四運動則是高潮部分。至於這神話的具體內涵是什麼，這些神話中的人物是何種模樣、又有著怎樣的內心，甚至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間內在的關係是什麼，則沒人清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團。


我們住在燕園裏，它是斯徒雷登的遺産，與沙灘紅樓沒有淵源，記憶被割裂了。入學的第一天，輔導老師帶著我們參觀28樓後面的銅雕，兩個海獅模樣的動物扭曲著身體，頭頂上是個圓球。這兩條海獅是S與D的變形，正是「科學（Science）」與「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運動的嘹亮口號，激勵了幾代青年人的成長。不過此刻，銅雕獲得了新含義，調皮的學生給予它新含義——「科學、民主頂個球」。


真實的悲哀、歷史的嘲弄在笑聲中被掩蓋了——將近一個世紀後，當初的期望沒有實現。不僅如此，它們的含義也在口號聲中抽象化了，你很難再去理解它們曾經的情緒與力量，它們如何讓一代人熱血沸騰，認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國的要義。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運動，既獲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是存在於歷史中，與現實的我們難有關聯。


吳虞是誰？那位曾被喻爲「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沈睡在歷史的煙塵裏，他的故居被改裝成了麻將館。蔡元培是誰？人們似乎只記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於怎麼再造的，卻是一團模糊，只記得了「相容並包」這句口號。胡適又是誰？記得15年前讀高中時，我以博學多聞在班裏著稱，一次逛書店時，同桌的女生指著一本書上面問我「胡適是誰」，「著名的反動文人」，我想也沒想的說，在一本充滿階級鬥爭思想的文學史裏，我讀到過他的簡介。而大名鼎鼎的陳獨秀，我壓根就沒有讀過他的任何東西，他的知識份子色彩總是讓位於他的政治角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脫離了黨，變成了巨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吞噬他的一切。至於最著名的魯迅，他肯定早就把我們的胃口倒壞了，課本裏選了太多他的課文，他的頭銜又太多太偉大，「話說三遍如爛草」，再沒有比不斷重復強調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毀一個作家的了。倘若我們此刻去北京的餐廳吃飯，恐怕除去魯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問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間，唐德剛似乎建立起這種聯繫。那個胡適離我並不遠，他的餘溫仍在。短暫的恍惚感很快就過去了。整個大學時代，我經常向別人說起新文化運動，說起五四精神，卻從未試圖真正理解這一切，談論它們更像是一種對此刻環境的否定，你看，那是個自由寬容、百家爭鳴的年代，那也是個學生能夠表現自己力量，改變國家命運的年代。我抒情化的理解這一切，誇張他們精神的純粹性，似乎是對現實生活下意識的報復——這思想日漸沈悶與狹隘、知識份子日趨邊緣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無意中閱讀到陳獨秀的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它寫作於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凱復辟的高潮前夕。那也是中國社會一個價值混亂的時刻。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帶來的希望，早已讓位於一種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國會解散，袁世凱的個人野心，正讓歷史倒流。政治腐爛又導致了社會的衰敗，道德系統迅速崩潰，大多數個人在這種轉變中無所適從。外來壓力又無時不在加強，伴隨著歐洲捲入一戰，日本加速了對中國的侵蝕，一種愛國情緒在中國社會興起。正是此刻，陳獨秀提出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個人不應盲目捲入愛國的熱忱中，被國家的需要吞噬個人，而應做出理性的判斷——這個國家是否以保護其中的國民爲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爲中心的國家，才是值得愛與奮力支援的。讀到這篇文章時，正是「愛國」再度成爲時髦之時，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滿紅星的簽名，大聲辱駡著家樂福超市……個人消失了，只是彙集成一個集體，愛國的內涵也消失了，只變成了一種口號式的情緒。


接著，我又開始閱讀胡適、魯迅、蔡元培，出人意料的是，這些九十年前寫就的文章，似乎正是爲此刻中國而作。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國民性的弊端、對傳統的態度、個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這些命題都曾被如此廣泛的討論過。白話文的發展仍不算成熟，這些夾在新舊世界間的人物使用的半白半文的修辭，經常重復、繁冗、急躁、簡單化，但是他們的洞察力卻經常是驚人的。倘若將華盛頓、傑斐迅、亞當斯、佛蘭克林視作美國的建國之父，那他們則是中國現代思想的奠基一代。倘若將因德雷福斯案件而團聚在一起、突顯力量的法國知識份子視作現代知識份子的緣起，那麼他們在1919年的表現，則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崛起的標誌。


好奇心引誘我去重讀他們的作品，也試著瞭解那段歷史。它隨即變成了一場沒完沒了的追尋。倘若要瞭解他們這一代人，就必須瞭解晚清到民國艱巨的轉變，必須要瞭解比他們年長一代的康有爲、梁啓超一代的思想變化，再瞭解比更年長一代的曾國藩、張之洞、鄭觀應們的內心轉變……正是這三代人，逐次目睹著中國從中央帝國的位置墜入了被瓜分的境地。第一代人相信，是我們的軍事技術不行，第二代人則說只有改變政治制度才行，但到了第三代，在之前的嘗試都失敗之後，開始認定是我們的文化出現了問題，必須重新洗刷一切，才能創造出新的國家與民族，他們必須開啓人們長期被蒙蔽的頭腦，讓他們能獨立思考，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是未來。


但倘若你不理解中國在這時期發生的政治、經濟變化，你也難以理解他們。正是中央極權的崩潰，南北對峙局面的形成，才爲知識份子創造出思想的自由，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出現。正是因爲近代出版業的繁榮，才是報紙、雜誌成爲公共舞臺的中央，既爲知識份子提供了表演的舞臺，也提供了經濟上的支援。正是學堂的大批出現，培養了數量衆多的學生，才使得學生運動成爲可能。


倘若將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創刊視作文化拯救一代興起的標誌，那麼1919年5月4日的街頭行動，則標誌這個階段的終結。4年的蜜月時光後，那一小群才華橫溢的人物聚集在《新青年》和北大周圍的同舟共濟的氣氛，讓位於分裂。通過文化來改造中國的設想，看起來太緩慢了，一些人想要採取更直接的行動，所以需要更嚴密的組織；僅僅對著一小群知識份子說話的魅力不夠了，一些人想要尋找更廣闊的聽衆。中國面臨的問題太多了，挑戰太急迫了，這些啓蒙者們不能像他們18世紀的歐洲先輩那樣，在沙龍了、在書籍裏、在談話中，從容優雅的討論他們的觀念，讓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們被催促著要行動。


於是，在5月4日的激情和權力最巔峰的時刻，這場思想上的運動也耗盡了它的生命力，準備褪色與暗淡了。那些曾經的年輕人，熱情地、投入地、也經常急躁地試圖理解和改變自己生活的世界，他們也和我們一樣經常犯錯誤。也正因此，我們可以從他們當初的思想與行動中，獲取靈感和鼓舞，支援我們繼續他們未竟 的事業，並爲下一代留下新的遺産。


從歷史的僵化定義中，還原那一代人，體驗他們內心的衝突與轉變、希望與失落、成就與局限，理解他們生活的時代與社會。這種探索，不僅將豐富我們對於中國的理解，也可能爲我們此刻道路帶來新的光亮。這或許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