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盘点现代中国的“五四遗产”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8日09:43  中国江西网
　　作者：陈季冰

　　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无论怎么样评价都不为过的划时代节点，可以说，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逻辑结果。直到今天，五四的遗产仍然在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在这个意义上讲，细致地梳理和盘点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完成历时已近200年的现代转型、乃至回答“我们是谁”这个当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都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目力所及的所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研究中，我比较赞同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当代中国人想要从“五四”的遗产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首要之务就是把“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加以分离。

　　所谓“五四精神”，就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它直接上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特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光辉；所谓“五四目标”，总体上说就是使国家强盛，在它之内包含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合乎理性与人道的原则；而所谓“五四思想”，可以分成思想内容与思想模式两个方面。五四人士喊了不少口号，高谈自由、民主、科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但他们对这些借自西方的观念在实质上的理解是相当肤浅、浮泛，甚至错误的。最糟糕的是，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而这种“全盘否定传统主义”直接引发了“全盘西化”这种大概只能产生在中国的怪论。当然，“全盘西化”也激发了力量同样强大但也同样荒谬的“国粹论”的反弹。

　　因此，当代中国人应当发扬“五四精神”，完成“五四目标”，但要实现此二者，首先要超越“五四思想”的藩篱，重新切实检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真义，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性地继承五四传统而不受其囿。

　　90年过去了，几代中国人经历了“左“与”右”、“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两极之间过山车似的激荡反复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人生悲喜剧，现在应该是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些复杂关系的时候了。然而，现实却仍非我们期望得那么乐观。

　　由于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并且看起来前途依然漫长曲折(这是一笔极端复杂的旧帐，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及随后半个世纪的“冷战”等外部环境固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我们自己也难辞其咎。而在我看来，“五四思想”的缺陷本身就是其中最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先辈们当年热切呼唤的“德先生”、“赛先生”在这一代的中国人身上仍有无比强大的感召力。但是，就如何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真正落实“德先生”、“赛先生”这个问题而言，我们的认识比起先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提高和加深。更加令人气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当今的中国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传统的“中学”还是现代的“西学”的素养，与陈独秀、鲁迅、胡适那一代相比反而明显退步，这就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肩负继续启蒙的重大使命。

　　的确，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实现民主、科学的前提是必须打倒“孔家店”，相反，他们热切地相信，只有“孔家店”重新开张才能拯救走火入魔的西式“民主、科学”；今天也不会有多少人认为要完成现代化就必须把中国变成西方，相反，他们狂热地鼓吹，西方正是中国现代化和复兴的最大障碍。但是，这就能算是对五四精神遗产的深刻反思了吗？

　　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士，都将落实“德先生”和“赛先生”、甚至重振“孔家店”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思想文化的不懈启蒙以及由此自上而下推动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这需要极大的耐心)，政治的变革必须要有一个最起码的社会基础作为承接，才有可能成功(戊戌变法就是一个铁证如山的反例)。他们眼里的民主宪政，仅仅是电视新闻里西方国家投票、选举、新闻自由……这类表面的形式化的东西。他们无法或无暇看到，重建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被连根拔除的下层“社会”对上层政治变迁具有怎样的决定性作用，而围绕各种不同利益形成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参与利益博弈的“共同体”正是这个“社会”的细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渴望政治改革的他们却经常发自本能地呼吁压制甚至扼杀这些看起来令人反感的追名逐利的社会细胞。对于这些人，我总是劝说他们花点时间认真通读一遍中世纪以后的英国历史，而且最好与同期的中国历史比较着读。

　　说到底，这仍然是五四的强大精神遗产在发挥支配作用。正如林毓生一再强调的，思想的内容很容易改变，有时用不着一晚上，一个年轻人就会从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儒家孝子贤孙转变为一个革命新青年，今天的时髦正好是颠倒过来。但思想的模式是很不容易改变的，仔细审查一下会发现，绝大多数革命新青年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过去在乡间私塾里学到的那一套，在我看来，今天那些要求复兴传统文化、反对西方霸权的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模式，与过去要求打倒“孔家店”的人如出一辙。顺便扯得稍微远点，近来我总觉得，在中国，热烈鼓吹和尖锐批判某一观念的两股针锋相对的思潮，在精神气质方面往往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

　　90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我们当代中国人真的想要超越五四思想，唯一正确的路径就是比我们的先辈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我们自己的传统、更加广泛细致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捷径可循。而所有的这一切研究和学习，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那就是：中国与西方是两个具有独立价值的不同文明，并不遵守相同的“历史规律”，也无所谓“先后历史阶段”的问题；事实上，历史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中国与西方可以、也理应相互学习和借鉴，但这种学习借鉴的基础是真正客观的理解，而不是以“主义”取代事实。

　　所以，让我们从重新阅读和思索近现代历史开始90年以后的新的出发吧。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8日09:43  中国江西网
　　作者：陈季冰

　　9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无论怎么样评价都不为过的划时代节点，可以说，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逻辑结果。直到今天，五四的遗产仍然在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在这个意义上讲，细致地梳理和盘点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未来中国能否顺利完成历时已近200年的现代转型、乃至回答“我们是谁”这个当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都具有无比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目力所及的所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研究中，我比较赞同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当代中国人想要从“五四”的遗产中获得有益的启示，首要之务就是把“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加以分离。

　　所谓“五四精神”，就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它直接上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特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光辉；所谓“五四目标”，总体上说就是使国家强盛，在它之内包含了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合乎理性与人道的原则；而所谓“五四思想”，可以分成思想内容与思想模式两个方面。五四人士喊了不少口号，高谈自由、民主、科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但他们对这些借自西方的观念在实质上的理解是相当肤浅、浮泛，甚至错误的。最糟糕的是，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而这种“全盘否定传统主义”直接引发了“全盘西化”这种大概只能产生在中国的怪论。当然，“全盘西化”也激发了力量同样强大但也同样荒谬的“国粹论”的反弹。

　　因此，当代中国人应当发扬“五四精神”，完成“五四目标”，但要实现此二者，首先要超越“五四思想”的藩篱，重新切实检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真义，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性地继承五四传统而不受其囿。

　　90年过去了，几代中国人经历了“左“与”右”、“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两极之间过山车似的激荡反复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人生悲喜剧，现在应该是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些复杂关系的时候了。然而，现实却仍非我们期望得那么乐观。

　　由于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仍未完全实现，并且看起来前途依然漫长曲折(这是一笔极端复杂的旧帐，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及随后半个世纪的“冷战”等外部环境固然要负重要责任，但我们自己也难辞其咎。而在我看来，“五四思想”的缺陷本身就是其中最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先辈们当年热切呼唤的“德先生”、“赛先生”在这一代的中国人身上仍有无比强大的感召力。但是，就如何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真正落实“德先生”、“赛先生”这个问题而言，我们的认识比起先辈们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提高和加深。更加令人气馁的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当今的中国知识界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传统的“中学”还是现代的“西学”的素养，与陈独秀、鲁迅、胡适那一代相比反而明显退步，这就使得他们更加难以肩负继续启蒙的重大使命。

　　的确，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实现民主、科学的前提是必须打倒“孔家店”，相反，他们热切地相信，只有“孔家店”重新开张才能拯救走火入魔的西式“民主、科学”；今天也不会有多少人认为要完成现代化就必须把中国变成西方，相反，他们狂热地鼓吹，西方正是中国现代化和复兴的最大障碍。但是，这就能算是对五四精神遗产的深刻反思了吗？

　　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士，都将落实“德先生”和“赛先生”、甚至重振“孔家店”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思想文化的不懈启蒙以及由此自上而下推动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这需要极大的耐心)，政治的变革必须要有一个最起码的社会基础作为承接，才有可能成功(戊戌变法就是一个铁证如山的反例)。他们眼里的民主宪政，仅仅是电视新闻里西方国家投票、选举、新闻自由……这类表面的形式化的东西。他们无法或无暇看到，重建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被连根拔除的下层“社会”对上层政治变迁具有怎样的决定性作用，而围绕各种不同利益形成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参与利益博弈的“共同体”正是这个“社会”的细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渴望政治改革的他们却经常发自本能地呼吁压制甚至扼杀这些看起来令人反感的追名逐利的社会细胞。对于这些人，我总是劝说他们花点时间认真通读一遍中世纪以后的英国历史，而且最好与同期的中国历史比较着读。

　　说到底，这仍然是五四的强大精神遗产在发挥支配作用。正如林毓生一再强调的，思想的内容很容易改变，有时用不着一晚上，一个年轻人就会从一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儒家孝子贤孙转变为一个革命新青年，今天的时髦正好是颠倒过来。但思想的模式是很不容易改变的，仔细审查一下会发现，绝大多数革命新青年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过去在乡间私塾里学到的那一套，在我看来，今天那些要求复兴传统文化、反对西方霸权的人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模式，与过去要求打倒“孔家店”的人如出一辙。顺便扯得稍微远点，近来我总觉得，在中国，热烈鼓吹和尖锐批判某一观念的两股针锋相对的思潮，在精神气质方面往往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

　　90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我们当代中国人真的想要超越五四思想，唯一正确的路径就是比我们的先辈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我们自己的传统、更加广泛细致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捷径可循。而所有的这一切研究和学习，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那就是：中国与西方是两个具有独立价值的不同文明，并不遵守相同的“历史规律”，也无所谓“先后历史阶段”的问题；事实上，历史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中国与西方可以、也理应相互学习和借鉴，但这种学习借鉴的基础是真正客观的理解，而不是以“主义”取代事实。

　　所以，让我们从重新阅读和思索近现代历史开始90年以后的新的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