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不象宣传的那么好看(平和的批评）

作者介绍：潘知常，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刚才看了《南京！南京！》，有几句话，想在这里“自言自语”一下。
　　
　　前几天在江苏台的《新闻夜宴》做嘉宾，听到他们说起这部电影即将“点映”的事情，也知道第二天他们要连续做两天宣传影片的特别节目，陆川导演以及几位演员都要来，当时，我心里还在想，他们是找的哪些专家去参加观摩“点映”的呢？其中应该有我的一些朋友吧？不过，我也并没有去主动问及。后来，看到有关的节目，出场谈这部影片的都是历史专家，还有林大、南理工的几位教授，但是却没有见到美学、文学或者影视方面的教授，说实话，我心里就有点隐隐的异样的感觉。
　　
　　至于陆川导演以及几位演员会说什么，我真的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宣传自己的片子嘛，种种的官样说法，我见得多了。
　　
　　遗憾的是，今天看了影片，我不得不说，我当时的“隐隐的异样的感觉”偏偏就被证实了，呜呼！
　　
　　写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我见到的已经不只一部。记得当年吴子牛导演的《南京大屠杀》公映的时候，我是带着一腔热情去观看的，结果是：我不得不在场内替吴导演维持秩序——因为影片真的不尽如人意，当时我后面有一对青年恋人一直都没看电影，而是在拼命窃窃私语。我忍无可忍，只好回过头去对他们说：我们的南京同胞正在流血，你们能不能不再聊天呢？当时，那个男青年很愤愤不平，可是，那个女青年很好，马上就答应了。于是，他们这才不再若无其事地在场内聊天了。
　　
　　后来，在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太太对我说：“你今天很勇敢”。
　　
　　是吴子牛导演“成就”了我的“勇敢”，因此，我只有苦笑。
　　
　　第二天，我接受当时《服务导报》的文化记者冯秋红女士的采访，发表了自己的对于吴子牛导演的《南京大屠杀》批评意见。
　　
　　我知道，这对电影的放映会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我又不能不说。
　　
　　后来，当时的市电影公司的一位经理告诉我，《服务导报》这篇批评文章导致了南京的《南京大屠杀》影片的票房的直线下滑。
　　
　　我也经常出书写文章，也经常在电视上亮相，作过一些新闻评论节目、人文艺术讲座类的节目。我知道一部作品的来之不易，尤其是影视作品，那完全是“烧钱”的结果啊，因此，理应宽以待之，不适宜过分苛求。可是，南京大屠杀的题材不同。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一个很容易抢滩票房的选题。因此，要碰这样的选题，就要有被苛求的心理准备。
　　
　　我相信，陆川导演本人一定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早就期待着那即将到来的“万箭穿心”的结局了。
　　
　　当然，我预料“万箭穿心”的结局应该不会出现。因为平心而论，这部电影还是能够看得下去的。公正地说，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里，它，应该是最好的一部。
　　
　　演员的表演大体没有问题，还是非常到位的。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是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
　　
　　陆川导演本人也很辛苦。听说他1993年曾经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学，这部影片，无疑是他给南京的最好回报。
　　
　　可是，我也确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陆川导演毕竟年轻，把握这么大的题材，还是略显稚嫩，影片里也还明显存在着捉襟见肘的地方。
　　
　　例如影片的线索。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在一部电影里，仅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要挖掘得一步到位，没有远远超出常人的功力，那是绝无可能的。由于铺天盖地的宣传，我也曾经暗自为陆川导演高兴，以为他或许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可是，看了影片以后，我只好说，他也并不成功。陆剑雄（刘烨饰）、唐先生（范伟饰）、日本士兵角川（中泉英雄饰）三条线索，各自为政，自说自话，却缺乏彼此的内在贯通。结果，笔墨被一分为三，必然的结果是，三条线索，哪一条也刻画得不够深入，更没有能够勾勒出南京大屠杀的全景。
　　
　　这样，由于三条线索的安排，影片的内容就不得不局限在“巷战”与“难民营”这样两个焦点之上，结果，南京大屠杀在陆川导演那里也就成了屠杀中国战俘与强暴中国妇女，顺理成章而出现的失误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淋淋的“屠城”史在陆川导演那里就被悄悄地改写成了"攻城”史。这，实在是一个败笔，也实在远离了历史真实。
　　
　　设置日本兵角川的角度，就更是值得商榷了。
　　
　　坦率说，从一开始在种种宣传里得知这个角度，我就有些担心。为此，我在周一的美学课上还专门跟南大的学生讲过我的预感。
　　
　　可是，现在竟然被我不幸而言中，这却实在是我所非常不愿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更好一些、再好一些的啊。
　　
　　在影片里设置日本兵角川这类的角度，其实在过去也并不鲜见。例如，《战争与和平》里面有彼埃尔，在《辛德勒名单》里面有辛德勒，可是，要知道，他们都是战争的“局外人”，也正是这个“局外人”的身份，才使得他们很容易洞察战争的罪恶。日本兵角川就不同了，他是战争的局内人，是战争中的一方。可是，在激剧的战争状态里，他却能够如此“清醒”，就很缺乏典型的依据了。
　　
　　其实，日本兵角川就是中国的电影导演陆川，彼“川”即此“川”。一定是我们的陆川导演懊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生几十年，没有生于1937，于是，只好委托给日本兵角川来代替自己。
　　
　　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我一直说，战争，是人性的试金石。不过，它可不仅仅是侵略者一方的人性的试金石，而且，也还是被侵略者一方的人性的试金石。想一想俄罗斯的闻名世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再想一想我们的南京保卫战，前者坚持了一千多天，而且——胜利了，而我们的南京尽管也坚持了一段时间，可是，却失败了，就应该知道，在“失败”面前，我们恰恰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民族的国民性深处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先打败了自己，然后我们才被日本打败。可惜，一旦选择了日本兵角川这个角度，这一切我们就都很难看到了。更不要说，在陆川导演的巧妙设计下，日本兵角川还目睹了我们的所谓“抵抗”。结果，日本兵角川又一次成为我们自身的国民性缺憾的“替罪羊”。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我们也曾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可是，日本实在太强大了、也太残暴了，因此，我们才输给了他们，这，是否就是中国的电影导演陆川所希望得出的答案？
　　
　　遗憾的是，这个答案仍旧实在是一个败笔，也仍旧实在远离了历史真实。
　　
　　事实上，从被侵略者一方来说，南京大屠杀的所谓“抵抗”其实始终都只是陆川导演一个人的“抵抗”，而无以计数的历史照片早已先于陆川导演镜头的设计证明了，陆川导演的“抵抗”不过是一种基于民族情感却纯属夸张失实的“臆想”，刻薄一点，或者应该叫做：意淫。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大量的并不罕见乃至极为常见的景象是：数百个青壮中国男人竟然被三两个日本兵押送去屠场；在机枪的扫射下，成群的中国人应声倒下，而杀手仅仅是三五个日本兵……
　　
　　再说说陆川导演近来特别乐道的所谓“中国面孔”吧。其实，几乎所有的历史影像资料中，本来都是存在着这个“中国面孔”的：无论被屠戮者死去的方式如何不同，他们却都有着一张共同的面孔，这就是：麻木、冷漠与无奈。何况，陆川导演自己在受访时不也承认？“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杀虐杀，强奸强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卫战那段时间。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发现基本上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当时看到这些，真的是觉得巨郁闷。”那么，这“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的时候，他们的面孔是什么？这，才是当时的真正的“中国面孔”啊。
　　
　　或许，我这样说会让一些人很不舒服，会“拍砖”说，这是“自曝其短”，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是，因为真实的历史令人“郁闷”，难道就可以用“臆想”的方式来编造出一段并不“郁闷”的历史吗？当然，我也注意到，陆川导演在多个场合都要提到他的一个善良的想法，这就是此前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视作品都是在“哭诉”，而哭诉只是一种“弱者的姿态”或“弱者的心态”，而他的电影则要与“弱者”的心态告别，转而“输出一种更高的观点”。可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倘若因被凌辱而掩面哭泣是弱者的姿态，那么，为了掩饰自己的曾经掩面哭泣而不惜涂改被凌辱的记忆，把“不抵抗”“臆想”成“抵抗”，这难道就不是弱者的所为了？事实上，掩面而泣和指鹿为马一样——都是在回避事实、回避真实——说到底，仍旧是弱者的心态和弱者的姿态。因此，陆川导演与为他所不屑的前辈导演其实是走在同一道路上的——弱者，仍旧是弱者，而且，还是一个更大的弱者。
　　
　　何况，战争的罪恶就是因为过于残暴吗？那么，如果面对的不是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极端残暴的题材，我们又该怎样去剖析战争的罪恶呢？我们是否就会束手无策了呢？
　　
　　以陆川导演目前这样的美学思路，或者还可以如此类推地去拍德国法西斯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的电影，可是，如果请他来拍《柏林！柏林！》，拍当年的苏联红军进入柏林后的血腥杀戮，那么，他一定会束手无策了吧？如果请他拍《扬州！扬州！》，拍当年的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日”，他也一定会束手无策了吧？或者，再请他拍《徐州！徐州！》？拍当年曹操的为报父仇而在徐州的大开杀戒，他是否也一定会束手无策呢？要不，就还是请他再拍一部《南京！南京！》？不过，这次是拍曾国藩、曾国荃弟兄两个率领的湘军在攻陷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之后的屠城，那么，他是否还是一定会束手无策？
　　
　　即便是要写侵华日军的强大与残暴，也完全不必要采取日本兵角川这个角度。试想，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干脆就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一个最普通、也最常见的日本兵。他在自己的国家是个善良的儿子、温柔的恋人，甚至，他连杀一只鸡都会因为胆怯而不敢下手，但是，一旦进入战场，就逐渐变得残暴、残忍，逐渐变得杀人不眨眼，逐渐变得不再视自己为人……其结果，就是一旦面对异国之人，他也同样并不视之为人……这样，是否会更好一些？
　　
　　其实，真正的视角不是日本兵角川，而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因此，即便日本兵角川也完全象其他那些日本兵一样的残暴，我们也一样会痛恨这场屠杀。而且，我们还会因此而更加深刻地洞察这场屠杀的罪恶本质。
　　
　　然而，随着不同于其他那些日本兵的日本兵角川的出场，这场屠杀的罪恶本质却被掩盖了起来。它告诉我们的是：因为那些日本兵本来就是魔鬼，就是杀人狂，因此才有了这场人间惨剧。陆川导演以为，日本兵角川就是那些日本兵是魔鬼和杀人狂的见证，因此自然就铁证如山。然而，离开了对于战争这个人性的魔床的深刻剖析、离开了这场屠杀对于日本兵自身的人性的扭曲这个关键（注意：是战争先杀死了那些大多我本善良的日本兵身上的人性，先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野兽”，然后，才是他们的杀死了我们的30万南京同胞），这场屠杀的罪恶就已经一方面是罪恶，一方面却又不复是“罪恶”了。因为，在陆川导演看来，那些日本兵本来就完全是一群野兽！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可陆川导演的思考。
　　
　　当然，我猜测陆川导演倘若看到我的这篇即兴的短短的博文的话，一定会立即为自己辩解，他会说，他在自己的影片里是特别致力于还原日本兵普通人的一面的，也是特别不希望把日本兵塑造成天生的杀人狂魔的，例如，他已经刻意在影片里表现了日本兵的普通生活，诸如江边洗澡、跳舞，等等。可是，我却要说，尽管陆川导演注意表现了日本兵日常的普通人的一面，但是，由于没有注意去写这些作为普通人的日本兵一旦进入战场为什么就如此的残暴、如此的杀人不眨眼，因此，他的这种对于日本兵的日常的普通人的一面的表现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战争这个人性的魔床逐渐扭曲了他们的人性（这正是他应该也必须去着重加以表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些日本兵平时尽管是平民，但是一旦进入战争，却同时就是野兽。非常遗憾，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因此，我才会说：我们在陆川导演的影片里看到的日本兵天生就是野兽！就象豺狼虎豹，平时它们不也是一味嬉戏？可是，一旦开始捕猎，则凶残之极，因此，我们才说他们是野兽，而且天生就是野兽，尽管—它们也嬉戏。
　　
　　几年前看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大失所望，后来我在一次题为《“我的爱永没有改变”——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看冯小刚的〈夜宴〉》（后来收入了我的《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一书）的演讲里发过感慨，我说，中国的电影导演的胆子实在太大了。明明是读书不够，却偏偏“敢”想“敢”干。就以冯小刚导演为例，连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都没有看懂，却竟然“敢”拍摄中国版的《哈姆雷特》—《夜宴》。平心而论，陆川导演的这部电影比起冯小刚导演的《夜宴》无疑是好多了，可是，因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选题真的太引人注目了、也太重大了，势必需要大智慧、大反省、大超越，因此，相对而言，陆川导演的努力也还是未能令人满意。没有办法，还是那个中国的电影导演们的老毛病：明明读书不够，却又偏偏太“敢”想、也太“敢”干了。
　　
　　累了，还是就此搁笔，不想再“自言自语”下去了，不过，最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算是“自问”而不必“自答”了吧：
　　
　　电影告诉我们，除了外国人，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够从南京逃出去，只有两个人例外，就是那两个守城的战士，而且，电影也是以其中的一个小战士的微笑来结束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守城战士可是被日本兵角川私自“释放”的啊。暂且不说日本兵角川的私自“释放”乃至他本人的自杀是否有足够的逻辑根据与人物真实——我就跳过这个问题来直接问下一个问题吧：如果没有日本兵角川的私自“释放”，我们的这两个守城战士是否就根本逃不出南京？我们是否也就看不到那个小战士的最后的微笑？
　　
　　要知道，那个小战士的最后的微笑，可是寓意着我们民族的最后的必胜和我们民族的不可战胜啊。
　　
　　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因为，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2009，4，23，凌晨 写于南京
　　作者介绍：潘知常，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导师，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刚才看了《南京！南京！》，有几句话，想在这里“自言自语”一下。
　　
　　前几天在江苏台的《新闻夜宴》做嘉宾，听到他们说起这部电影即将“点映”的事情，也知道第二天他们要连续做两天宣传影片的特别节目，陆川导演以及几位演员都要来，当时，我心里还在想，他们是找的哪些专家去参加观摩“点映”的呢？其中应该有我的一些朋友吧？不过，我也并没有去主动问及。后来，看到有关的节目，出场谈这部影片的都是历史专家，还有林大、南理工的几位教授，但是却没有见到美学、文学或者影视方面的教授，说实话，我心里就有点隐隐的异样的感觉。
　　
　　至于陆川导演以及几位演员会说什么，我真的没有抱任何的希望，宣传自己的片子嘛，种种的官样说法，我见得多了。
　　
　　遗憾的是，今天看了影片，我不得不说，我当时的“隐隐的异样的感觉”偏偏就被证实了，呜呼！
　　
　　写南京大屠杀的影片，我见到的已经不只一部。记得当年吴子牛导演的《南京大屠杀》公映的时候，我是带着一腔热情去观看的，结果是：我不得不在场内替吴导演维持秩序——因为影片真的不尽如人意，当时我后面有一对青年恋人一直都没看电影，而是在拼命窃窃私语。我忍无可忍，只好回过头去对他们说：我们的南京同胞正在流血，你们能不能不再聊天呢？当时，那个男青年很愤愤不平，可是，那个女青年很好，马上就答应了。于是，他们这才不再若无其事地在场内聊天了。
　　
　　后来，在走出影院的时候，我太太对我说：“你今天很勇敢”。
　　
　　是吴子牛导演“成就”了我的“勇敢”，因此，我只有苦笑。
　　
　　第二天，我接受当时《服务导报》的文化记者冯秋红女士的采访，发表了自己的对于吴子牛导演的《南京大屠杀》批评意见。
　　
　　我知道，这对电影的放映会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我又不能不说。
　　
　　后来，当时的市电影公司的一位经理告诉我，《服务导报》这篇批评文章导致了南京的《南京大屠杀》影片的票房的直线下滑。
　　
　　我也经常出书写文章，也经常在电视上亮相，作过一些新闻评论节目、人文艺术讲座类的节目。我知道一部作品的来之不易，尤其是影视作品，那完全是“烧钱”的结果啊，因此，理应宽以待之，不适宜过分苛求。可是，南京大屠杀的题材不同。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一个很容易抢滩票房的选题。因此，要碰这样的选题，就要有被苛求的心理准备。
　　
　　我相信，陆川导演本人一定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早就期待着那即将到来的“万箭穿心”的结局了。
　　
　　当然，我预料“万箭穿心”的结局应该不会出现。因为平心而论，这部电影还是能够看得下去的。公正地说，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里，它，应该是最好的一部。
　　
　　演员的表演大体没有问题，还是非常到位的。看得出来，他们确实是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
　　
　　陆川导演本人也很辛苦。听说他1993年曾经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学，这部影片，无疑是他给南京的最好回报。
　　
　　可是，我也确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陆川导演毕竟年轻，把握这么大的题材，还是略显稚嫩，影片里也还明显存在着捉襟见肘的地方。
　　
　　例如影片的线索。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在一部电影里，仅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要挖掘得一步到位，没有远远超出常人的功力，那是绝无可能的。由于铺天盖地的宣传，我也曾经暗自为陆川导演高兴，以为他或许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可是，看了影片以后，我只好说，他也并不成功。陆剑雄（刘烨饰）、唐先生（范伟饰）、日本士兵角川（中泉英雄饰）三条线索，各自为政，自说自话，却缺乏彼此的内在贯通。结果，笔墨被一分为三，必然的结果是，三条线索，哪一条也刻画得不够深入，更没有能够勾勒出南京大屠杀的全景。
　　
　　这样，由于三条线索的安排，影片的内容就不得不局限在“巷战”与“难民营”这样两个焦点之上，结果，南京大屠杀在陆川导演那里也就成了屠杀中国战俘与强暴中国妇女，顺理成章而出现的失误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淋淋的“屠城”史在陆川导演那里就被悄悄地改写成了"攻城”史。这，实在是一个败笔，也实在远离了历史真实。
　　
　　设置日本兵角川的角度，就更是值得商榷了。
　　
　　坦率说，从一开始在种种宣传里得知这个角度，我就有些担心。为此，我在周一的美学课上还专门跟南大的学生讲过我的预感。
　　
　　可是，现在竟然被我不幸而言中，这却实在是我所非常不愿的。因为，我是真心地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更好一些、再好一些的啊。
　　
　　在影片里设置日本兵角川这类的角度，其实在过去也并不鲜见。例如，《战争与和平》里面有彼埃尔，在《辛德勒名单》里面有辛德勒，可是，要知道，他们都是战争的“局外人”，也正是这个“局外人”的身份，才使得他们很容易洞察战争的罪恶。日本兵角川就不同了，他是战争的局内人，是战争中的一方。可是，在激剧的战争状态里，他却能够如此“清醒”，就很缺乏典型的依据了。
　　
　　其实，日本兵角川就是中国的电影导演陆川，彼“川”即此“川”。一定是我们的陆川导演懊悔自己没有能够早生几十年，没有生于1937，于是，只好委托给日本兵角川来代替自己。
　　
　　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我一直说，战争，是人性的试金石。不过，它可不仅仅是侵略者一方的人性的试金石，而且，也还是被侵略者一方的人性的试金石。想一想俄罗斯的闻名世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再想一想我们的南京保卫战，前者坚持了一千多天，而且——胜利了，而我们的南京尽管也坚持了一段时间，可是，却失败了，就应该知道，在“失败”面前，我们恰恰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民族的国民性深处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先打败了自己，然后我们才被日本打败。可惜，一旦选择了日本兵角川这个角度，这一切我们就都很难看到了。更不要说，在陆川导演的巧妙设计下，日本兵角川还目睹了我们的所谓“抵抗”。结果，日本兵角川又一次成为我们自身的国民性缺憾的“替罪羊”。我们已经“竭尽所能”，我们也曾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可是，日本实在太强大了、也太残暴了，因此，我们才输给了他们，这，是否就是中国的电影导演陆川所希望得出的答案？
　　
　　遗憾的是，这个答案仍旧实在是一个败笔，也仍旧实在远离了历史真实。
　　
　　事实上，从被侵略者一方来说，南京大屠杀的所谓“抵抗”其实始终都只是陆川导演一个人的“抵抗”，而无以计数的历史照片早已先于陆川导演镜头的设计证明了，陆川导演的“抵抗”不过是一种基于民族情感却纯属夸张失实的“臆想”，刻薄一点，或者应该叫做：意淫。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大量的并不罕见乃至极为常见的景象是：数百个青壮中国男人竟然被三两个日本兵押送去屠场；在机枪的扫射下，成群的中国人应声倒下，而杀手仅仅是三五个日本兵……
　　
　　再说说陆川导演近来特别乐道的所谓“中国面孔”吧。其实，几乎所有的历史影像资料中，本来都是存在着这个“中国面孔”的：无论被屠戮者死去的方式如何不同，他们却都有着一张共同的面孔，这就是：麻木、冷漠与无奈。何况，陆川导演自己在受访时不也承认？“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杀虐杀，强奸强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卫战那段时间。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发现基本上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当时看到这些，真的是觉得巨郁闷。”那么，这“整城的中国士兵和百姓就顺从地被驱赶着”的时候，他们的面孔是什么？这，才是当时的真正的“中国面孔”啊。
　　
　　或许，我这样说会让一些人很不舒服，会“拍砖”说，这是“自曝其短”，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是，因为真实的历史令人“郁闷”，难道就可以用“臆想”的方式来编造出一段并不“郁闷”的历史吗？当然，我也注意到，陆川导演在多个场合都要提到他的一个善良的想法，这就是此前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视作品都是在“哭诉”，而哭诉只是一种“弱者的姿态”或“弱者的心态”，而他的电影则要与“弱者”的心态告别，转而“输出一种更高的观点”。可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倘若因被凌辱而掩面哭泣是弱者的姿态，那么，为了掩饰自己的曾经掩面哭泣而不惜涂改被凌辱的记忆，把“不抵抗”“臆想”成“抵抗”，这难道就不是弱者的所为了？事实上，掩面而泣和指鹿为马一样——都是在回避事实、回避真实——说到底，仍旧是弱者的心态和弱者的姿态。因此，陆川导演与为他所不屑的前辈导演其实是走在同一道路上的——弱者，仍旧是弱者，而且，还是一个更大的弱者。
　　
　　何况，战争的罪恶就是因为过于残暴吗？那么，如果面对的不是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极端残暴的题材，我们又该怎样去剖析战争的罪恶呢？我们是否就会束手无策了呢？
　　
　　以陆川导演目前这样的美学思路，或者还可以如此类推地去拍德国法西斯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的电影，可是，如果请他来拍《柏林！柏林！》，拍当年的苏联红军进入柏林后的血腥杀戮，那么，他一定会束手无策了吧？如果请他拍《扬州！扬州！》，拍当年的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日”，他也一定会束手无策了吧？或者，再请他拍《徐州！徐州！》？拍当年曹操的为报父仇而在徐州的大开杀戒，他是否也一定会束手无策呢？要不，就还是请他再拍一部《南京！南京！》？不过，这次是拍曾国藩、曾国荃弟兄两个率领的湘军在攻陷太平天国的首府南京之后的屠城，那么，他是否还是一定会束手无策？
　　
　　即便是要写侵华日军的强大与残暴，也完全不必要采取日本兵角川这个角度。试想，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干脆就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一个最普通、也最常见的日本兵。他在自己的国家是个善良的儿子、温柔的恋人，甚至，他连杀一只鸡都会因为胆怯而不敢下手，但是，一旦进入战场，就逐渐变得残暴、残忍，逐渐变得杀人不眨眼，逐渐变得不再视自己为人……其结果，就是一旦面对异国之人，他也同样并不视之为人……这样，是否会更好一些？
　　
　　其实，真正的视角不是日本兵角川，而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因此，即便日本兵角川也完全象其他那些日本兵一样的残暴，我们也一样会痛恨这场屠杀。而且，我们还会因此而更加深刻地洞察这场屠杀的罪恶本质。
　　
　　然而，随着不同于其他那些日本兵的日本兵角川的出场，这场屠杀的罪恶本质却被掩盖了起来。它告诉我们的是：因为那些日本兵本来就是魔鬼，就是杀人狂，因此才有了这场人间惨剧。陆川导演以为，日本兵角川就是那些日本兵是魔鬼和杀人狂的见证，因此自然就铁证如山。然而，离开了对于战争这个人性的魔床的深刻剖析、离开了这场屠杀对于日本兵自身的人性的扭曲这个关键（注意：是战争先杀死了那些大多我本善良的日本兵身上的人性，先把他们从“人”变成了“野兽”，然后，才是他们的杀死了我们的30万南京同胞），这场屠杀的罪恶就已经一方面是罪恶，一方面却又不复是“罪恶”了。因为，在陆川导演看来，那些日本兵本来就完全是一群野兽！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可陆川导演的思考。
　　
　　当然，我猜测陆川导演倘若看到我的这篇即兴的短短的博文的话，一定会立即为自己辩解，他会说，他在自己的影片里是特别致力于还原日本兵普通人的一面的，也是特别不希望把日本兵塑造成天生的杀人狂魔的，例如，他已经刻意在影片里表现了日本兵的普通生活，诸如江边洗澡、跳舞，等等。可是，我却要说，尽管陆川导演注意表现了日本兵日常的普通人的一面，但是，由于没有注意去写这些作为普通人的日本兵一旦进入战场为什么就如此的残暴、如此的杀人不眨眼，因此，他的这种对于日本兵的日常的普通人的一面的表现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战争这个人性的魔床逐渐扭曲了他们的人性（这正是他应该也必须去着重加以表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些日本兵平时尽管是平民，但是一旦进入战争，却同时就是野兽。非常遗憾，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因此，我才会说：我们在陆川导演的影片里看到的日本兵天生就是野兽！就象豺狼虎豹，平时它们不也是一味嬉戏？可是，一旦开始捕猎，则凶残之极，因此，我们才说他们是野兽，而且天生就是野兽，尽管—它们也嬉戏。
　　
　　几年前看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大失所望，后来我在一次题为《“我的爱永没有改变”——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看冯小刚的〈夜宴〉》（后来收入了我的《我爱故我在—生命美学的视界》一书）的演讲里发过感慨，我说，中国的电影导演的胆子实在太大了。明明是读书不够，却偏偏“敢”想“敢”干。就以冯小刚导演为例，连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都没有看懂，却竟然“敢”拍摄中国版的《哈姆雷特》—《夜宴》。平心而论，陆川导演的这部电影比起冯小刚导演的《夜宴》无疑是好多了，可是，因为“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选题真的太引人注目了、也太重大了，势必需要大智慧、大反省、大超越，因此，相对而言，陆川导演的努力也还是未能令人满意。没有办法，还是那个中国的电影导演们的老毛病：明明读书不够，却又偏偏太“敢”想、也太“敢”干了。
　　
　　累了，还是就此搁笔，不想再“自言自语”下去了，不过，最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算是“自问”而不必“自答”了吧：
　　
　　电影告诉我们，除了外国人，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够从南京逃出去，只有两个人例外，就是那两个守城的战士，而且，电影也是以其中的一个小战士的微笑来结束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守城战士可是被日本兵角川私自“释放”的啊。暂且不说日本兵角川的私自“释放”乃至他本人的自杀是否有足够的逻辑根据与人物真实——我就跳过这个问题来直接问下一个问题吧：如果没有日本兵角川的私自“释放”，我们的这两个守城战士是否就根本逃不出南京？我们是否也就看不到那个小战士的最后的微笑？
　　
　　要知道，那个小战士的最后的微笑，可是寓意着我们民族的最后的必胜和我们民族的不可战胜啊。
　　
　　我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因为，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2009，4，23，凌晨 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