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泰国政局背后：军方与王室控制国家走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26:46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8日13:43 中国经营报
冲击会场，并成功逼迫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与对话国系列峰会取消，使得泰国政府颜面大失并动用军警戒严之后，4月14日，前总理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亲底层、亲农民代表)领导人素蓬等带领其他表威者代表前往曼谷市警察局自首，并要求表威者结束抗议活动。随后，总理府外表威者与军队对峙的局面消除，曼谷局势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在泰国其他各府的表威者也陆续撤离。
然而刚刚过了三天，4月17日凌晨，泰国“黄衫军”(亲中产阶级的人民民主联盟)领袖颂提·林通恭在曼谷遭暗杀，头部中枪伤势严重。
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泰国的政局从此可以走向平稳。近年来，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又不断上演街头乱局的泰国一直是东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仅2008年里其已经三次选举新总理。
作为强力机关，泰国的军队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军队的强势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阿披实以微弱优势击败对手当选泰国第27任总理后，国际舆论认为“自2001年以来他信所在的政党或亲他信政党一直是民选政府主要执政党的历史被打破”。
民主党的阿披实当选，显然是拜前总理颂猜领导的执政联盟六党中的3党因2007年选举舞弊终被宪法法院勒令解散之赐。而这场小型“司法政变”本身，却是泰国军方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变的政治遗产之一。
进入2008年以来，泰国宪法法院的力量持续燃烧：时任外交部长诺帕敦被迫辞职、时任卫生部长猜亚甫丢官、时任总理沙马和后任总理颂猜先后下野，使他信后继政权的精英接连不断地遭到清洗，后起的替代政党也就愈发地难以掌局。
泰国政局的变化无常，是人民民主联盟、宪法法院、军方势力、王室和传统官僚阶层等“合力”的结果。其中，1997年成立的泰国宪法法院曾被寄予“整肃泰国违法政治活动”的厚望，但事实上，泰国的军队作为强力机关，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1932年由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变使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立宪君主制，从此泰国军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一战期间，泰国加入了英法美等协约国阵营，并派出大量远征军开赴欧洲去攻打德国和奥地利，幸运地成为了胜利者。1939年二战爆发前，泰国军队已经与日本和意大利军队有了多重联系。战争正式爆发后，时任泰国首相披汶·颂堪也摇身成为法西斯首领，并动员全泰国积极投入战争。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泰国正式与强大的日本结盟为“日泰轴心”，后者随即向泰国派遣不少军事顾问。
1939年起，泰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半岛和暹罗湾附近交战，泰国海军的潜水艇更不断出港去袭击盟军的海上运输线；1941年，日本陆军守屋精尔中将甚至穿上泰国军服指挥日泰缅联军对盟军的作战。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由于泰军没有什么“战绩”，所以盟军统帅部当时并没有用对待日本天皇、日本军队或德国军队的方式来处理泰国，即没有解散或重组其军队，使其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这与与日本军队不一样，后者因从事侵略战争而在战后被彻底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
战败导致随后一段时间内泰国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失势，但战后泰国的文官政府软弱低效，很快又被军事政变推翻，军人专政再度上演。1973年后，泰国军人的长期专政体制受到了否定；1992年之后，军人直接干政模式又受到了否定，内阁首相必须由民选的下议员出任，从此，泰国政治进入了文官主导时代，表面上军队不再直接干涉国家政治，但在政治僵局出现或军队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军队也可能短期地、临时性地直接干政，例如2006年推翻他信的军事政变。
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效忠皇室甚于政府
在英国，英王因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成为虚位元首；在日本，天皇因二战后的彻底民主改造而成为虚位元首。而在泰国，王室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
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并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所以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
因此，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泰王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成功干政，以及1992年下令军方停止血腥镇压民运。所以后来“黄衫军”(泰国人民民主联盟)在反他信的表威运动中，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使泰王沦为政治斗争“磨心”，令朝野深感无力脱钩。
泰国局势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强烈印象：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的军方，总是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
所以，没有掌握军队权力的泰国民选政府即使获得再多的选票，也无法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压力长期抗衡，更不敢轻易强制驱散反对派的表威。泰国军人常借助崇拜泰王来强化自己的干政合法性，所以他们对泰王的效忠甚于对民选政府的效忠，军队与民选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使国王成为位置有利的第三方。二战结束后，泰国军队其实已经不是政府能够调动的，而是色彩明显的“皇家军”。
直到现在，不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同时泰王身边也有枢密院提供决策咨询，“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在军方与泰国王室密切的关系背后，两者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政府也不得不随时接受着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
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
民主进程的关键
阿披实成为了新任泰国总理后，泰国军方对其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这与对待颂猜和沙马时候的若即若离，甚至直接推翻他信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但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危险也在困扰阿披实。去年年底选举刚结束便有抗议者在国会外面举行表威，称其当选是军方策划的一次“静悄悄的政变”。支持他信势力的“红衫军”开始效仿之前的“黄衫军”，欲采取长期街头抗议，逼迫阿披实下台。
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同样是反对政府总理，但行为模式与此前“黄衫军”非常相似的“红衫军”遭遇到了军警方面的严厉对待，特别是军队方面采取的行动非常迅速、强硬。泰国的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都前所未有地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或者说与政府行动协调，显示了“阿披实政府有能力控制局势”。
事实上，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因为对立的力量并不是依靠民主与否或程度多少来划分的”。言下之意，如果按照西方规范的民主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泰国其实就算不上民主国家，所以其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本质上与民主无关。
以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视角看，缅甸是军方掌权，柬埔寨是立宪君主制，印度是民主联邦制，马来西亚是有限民主制，泰国处在这个政治生态圈中，在效仿西方民主方面似乎也很难有太大的跨越。
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判断指标之一，军队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成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基础。泰国军队一直保存着实力，享受着额外的独立性，而且国家法律也没有能够将其彻底国家化。
泰国军队的干政与一个希望保留政治权力的王室体制有关，与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和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关；军队受到了王室的倚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支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力量。
以民主原则组阁上台的阿披实，如果无法获得国际社会和他信势力宽容以对，继续被推到接受军方“护佑”的地步，那么泰国的议会政治显然不能健康地自我循环起来。(尹鸿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西南政法大学兼职副教授，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8日13:43 中国经营报
冲击会场，并成功逼迫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与对话国系列峰会取消，使得泰国政府颜面大失并动用军警戒严之后，4月14日，前总理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亲底层、亲农民代表)领导人素蓬等带领其他表威者代表前往曼谷市警察局自首，并要求表威者结束抗议活动。随后，总理府外表威者与军队对峙的局面消除，曼谷局势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在泰国其他各府的表威者也陆续撤离。
然而刚刚过了三天，4月17日凌晨，泰国“黄衫军”(亲中产阶级的人民民主联盟)领袖颂提·林通恭在曼谷遭暗杀，头部中枪伤势严重。
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泰国的政局从此可以走向平稳。近年来，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又不断上演街头乱局的泰国一直是东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仅2008年里其已经三次选举新总理。
作为强力机关，泰国的军队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军队的强势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阿披实以微弱优势击败对手当选泰国第27任总理后，国际舆论认为“自2001年以来他信所在的政党或亲他信政党一直是民选政府主要执政党的历史被打破”。
民主党的阿披实当选，显然是拜前总理颂猜领导的执政联盟六党中的3党因2007年选举舞弊终被宪法法院勒令解散之赐。而这场小型“司法政变”本身，却是泰国军方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变的政治遗产之一。
进入2008年以来，泰国宪法法院的力量持续燃烧：时任外交部长诺帕敦被迫辞职、时任卫生部长猜亚甫丢官、时任总理沙马和后任总理颂猜先后下野，使他信后继政权的精英接连不断地遭到清洗，后起的替代政党也就愈发地难以掌局。
泰国政局的变化无常，是人民民主联盟、宪法法院、军方势力、王室和传统官僚阶层等“合力”的结果。其中，1997年成立的泰国宪法法院曾被寄予“整肃泰国违法政治活动”的厚望，但事实上，泰国的军队作为强力机关，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1932年由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变使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立宪君主制，从此泰国军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一战期间，泰国加入了英法美等协约国阵营，并派出大量远征军开赴欧洲去攻打德国和奥地利，幸运地成为了胜利者。1939年二战爆发前，泰国军队已经与日本和意大利军队有了多重联系。战争正式爆发后，时任泰国首相披汶·颂堪也摇身成为法西斯首领，并动员全泰国积极投入战争。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泰国正式与强大的日本结盟为“日泰轴心”，后者随即向泰国派遣不少军事顾问。
1939年起，泰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半岛和暹罗湾附近交战，泰国海军的潜水艇更不断出港去袭击盟军的海上运输线；1941年，日本陆军守屋精尔中将甚至穿上泰国军服指挥日泰缅联军对盟军的作战。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由于泰军没有什么“战绩”，所以盟军统帅部当时并没有用对待日本天皇、日本军队或德国军队的方式来处理泰国，即没有解散或重组其军队，使其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这与与日本军队不一样，后者因从事侵略战争而在战后被彻底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
战败导致随后一段时间内泰国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失势，但战后泰国的文官政府软弱低效，很快又被军事政变推翻，军人专政再度上演。1973年后，泰国军人的长期专政体制受到了否定；1992年之后，军人直接干政模式又受到了否定，内阁首相必须由民选的下议员出任，从此，泰国政治进入了文官主导时代，表面上军队不再直接干涉国家政治，但在政治僵局出现或军队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军队也可能短期地、临时性地直接干政，例如2006年推翻他信的军事政变。
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效忠皇室甚于政府
在英国，英王因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成为虚位元首；在日本，天皇因二战后的彻底民主改造而成为虚位元首。而在泰国，王室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
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并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所以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
因此，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泰王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成功干政，以及1992年下令军方停止血腥镇压民运。所以后来“黄衫军”(泰国人民民主联盟)在反他信的表威运动中，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使泰王沦为政治斗争“磨心”，令朝野深感无力脱钩。
泰国局势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强烈印象：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的军方，总是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
所以，没有掌握军队权力的泰国民选政府即使获得再多的选票，也无法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压力长期抗衡，更不敢轻易强制驱散反对派的表威。泰国军人常借助崇拜泰王来强化自己的干政合法性，所以他们对泰王的效忠甚于对民选政府的效忠，军队与民选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使国王成为位置有利的第三方。二战结束后，泰国军队其实已经不是政府能够调动的，而是色彩明显的“皇家军”。
直到现在，不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同时泰王身边也有枢密院提供决策咨询，“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在军方与泰国王室密切的关系背后，两者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政府也不得不随时接受着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
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
民主进程的关键
阿披实成为了新任泰国总理后，泰国军方对其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这与对待颂猜和沙马时候的若即若离，甚至直接推翻他信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但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危险也在困扰阿披实。去年年底选举刚结束便有抗议者在国会外面举行表威，称其当选是军方策划的一次“静悄悄的政变”。支持他信势力的“红衫军”开始效仿之前的“黄衫军”，欲采取长期街头抗议，逼迫阿披实下台。
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同样是反对政府总理，但行为模式与此前“黄衫军”非常相似的“红衫军”遭遇到了军警方面的严厉对待，特别是军队方面采取的行动非常迅速、强硬。泰国的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都前所未有地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或者说与政府行动协调，显示了“阿披实政府有能力控制局势”。
事实上，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因为对立的力量并不是依靠民主与否或程度多少来划分的”。言下之意，如果按照西方规范的民主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泰国其实就算不上民主国家，所以其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本质上与民主无关。
以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视角看，缅甸是军方掌权，柬埔寨是立宪君主制，印度是民主联邦制，马来西亚是有限民主制，泰国处在这个政治生态圈中，在效仿西方民主方面似乎也很难有太大的跨越。
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判断指标之一，军队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成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基础。泰国军队一直保存着实力，享受着额外的独立性，而且国家法律也没有能够将其彻底国家化。
泰国军队的干政与一个希望保留政治权力的王室体制有关，与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和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关；军队受到了王室的倚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支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力量。
以民主原则组阁上台的阿披实，如果无法获得国际社会和他信势力宽容以对，继续被推到接受军方“护佑”的地步，那么泰国的议会政治显然不能健康地自我循环起来。(尹鸿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西南政法大学兼职副教授，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
冲击会场，并成功逼迫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与对话国系列峰会取消，使得泰国政府颜面大失并动用军警戒严之后，4月14日，前总理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亲底层、亲农民代表)领导人素蓬等带领其他表威者代表前往曼谷市警察局自首，并要求表威者结束抗议活动。随后，总理府外表威者与军队对峙的局面消除，曼谷局势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在泰国其他各府的表威者也陆续撤离。
然而刚刚过了三天，4月17日凌晨，泰国“黄衫军”(亲中产阶级的人民民主联盟)领袖颂提·林通恭在曼谷遭暗杀，头部中枪伤势严重。
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泰国的政局从此可以走向平稳。近年来，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又不断上演街头乱局的泰国一直是东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仅2008年里其已经三次选举新总理。
作为强力机关，泰国的军队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军队的强势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阿披实以微弱优势击败对手当选泰国第27任总理后，国际舆论认为“自2001年以来他信所在的政党或亲他信政党一直是民选政府主要执政党的历史被打破”。
民主党的阿披实当选，显然是拜前总理颂猜领导的执政联盟六党中的3党因2007年选举舞弊终被宪法法院勒令解散之赐。而这场小型“司法政变”本身，却是泰国军方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变的政治遗产之一。
进入2008年以来，泰国宪法法院的力量持续燃烧：时任外交部长诺帕敦被迫辞职、时任卫生部长猜亚甫丢官、时任总理沙马和后任总理颂猜先后下野，使他信后继政权的精英接连不断地遭到清洗，后起的替代政党也就愈发地难以掌局。
泰国政局的变化无常，是人民民主联盟、宪法法院、军方势力、王室和传统官僚阶层等“合力”的结果。其中，1997年成立的泰国宪法法院曾被寄予“整肃泰国违法政治活动”的厚望，但事实上，泰国的军队作为强力机关，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1932年由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变使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立宪君主制，从此泰国军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一战期间，泰国加入了英法美等协约国阵营，并派出大量远征军开赴欧洲去攻打德国和奥地利，幸运地成为了胜利者。1939年二战爆发前，泰国军队已经与日本和意大利军队有了多重联系。战争正式爆发后，时任泰国首相披汶·颂堪也摇身成为法西斯首领，并动员全泰国积极投入战争。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泰国正式与强大的日本结盟为“日泰轴心”，后者随即向泰国派遣不少军事顾问。
1939年起，泰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半岛和暹罗湾附近交战，泰国海军的潜水艇更不断出港去袭击盟军的海上运输线；1941年，日本陆军守屋精尔中将甚至穿上泰国军服指挥日泰缅联军对盟军的作战。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由于泰军没有什么“战绩”，所以盟军统帅部当时并没有用对待日本天皇、日本军队或德国军队的方式来处理泰国，即没有解散或重组其军队，使其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这与与日本军队不一样，后者因从事侵略战争而在战后被彻底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
战败导致随后一段时间内泰国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失势，但战后泰国的文官政府软弱低效，很快又被军事政变推翻，军人专政再度上演。1973年后，泰国军人的长期专政体制受到了否定；1992年之后，军人直接干政模式又受到了否定，内阁首相必须由民选的下议员出任，从此，泰国政治进入了文官主导时代，表面上军队不再直接干涉国家政治，但在政治僵局出现或军队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军队也可能短期地、临时性地直接干政，例如2006年推翻他信的军事政变。
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效忠皇室甚于政府
在英国，英王因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成为虚位元首；在日本，天皇因二战后的彻底民主改造而成为虚位元首。而在泰国，王室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
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并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所以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
因此，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泰王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成功干政，以及1992年下令军方停止血腥镇压民运。所以后来“黄衫军”(泰国人民民主联盟)在反他信的表威运动中，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使泰王沦为政治斗争“磨心”，令朝野深感无力脱钩。
泰国局势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强烈印象：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的军方，总是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
所以，没有掌握军队权力的泰国民选政府即使获得再多的选票，也无法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压力长期抗衡，更不敢轻易强制驱散反对派的表威。泰国军人常借助崇拜泰王来强化自己的干政合法性，所以他们对泰王的效忠甚于对民选政府的效忠，军队与民选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使国王成为位置有利的第三方。二战结束后，泰国军队其实已经不是政府能够调动的，而是色彩明显的“皇家军”。
直到现在，不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同时泰王身边也有枢密院提供决策咨询，“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在军方与泰国王室密切的关系背后，两者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政府也不得不随时接受着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
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
民主进程的关键
阿披实成为了新任泰国总理后，泰国军方对其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这与对待颂猜和沙马时候的若即若离，甚至直接推翻他信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但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危险也在困扰阿披实。去年年底选举刚结束便有抗议者在国会外面举行表威，称其当选是军方策划的一次“静悄悄的政变”。支持他信势力的“红衫军”开始效仿之前的“黄衫军”，欲采取长期街头抗议，逼迫阿披实下台。
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同样是反对政府总理，但行为模式与此前“黄衫军”非常相似的“红衫军”遭遇到了军警方面的严厉对待，特别是军队方面采取的行动非常迅速、强硬。泰国的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都前所未有地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或者说与政府行动协调，显示了“阿披实政府有能力控制局势”。
事实上，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因为对立的力量并不是依靠民主与否或程度多少来划分的”。言下之意，如果按照西方规范的民主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泰国其实就算不上民主国家，所以其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本质上与民主无关。
以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视角看，缅甸是军方掌权，柬埔寨是立宪君主制，印度是民主联邦制，马来西亚是有限民主制，泰国处在这个政治生态圈中，在效仿西方民主方面似乎也很难有太大的跨越。
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判断指标之一，军队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成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基础。泰国军队一直保存着实力，享受着额外的独立性，而且国家法律也没有能够将其彻底国家化。
泰国军队的干政与一个希望保留政治权力的王室体制有关，与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和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关；军队受到了王室的倚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支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力量。
以民主原则组阁上台的阿披实，如果无法获得国际社会和他信势力宽容以对，继续被推到接受军方“护佑”的地步，那么泰国的议会政治显然不能健康地自我循环起来。(尹鸿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西南政法大学兼职副教授，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8日13:43 中国经营报
冲击会场，并成功逼迫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与对话国系列峰会取消，使得泰国政府颜面大失并动用军警戒严之后，4月14日，前总理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亲底层、亲农民代表)领导人素蓬等带领其他表威者代表前往曼谷市警察局自首，并要求表威者结束抗议活动。随后，总理府外表威者与军队对峙的局面消除，曼谷局势已经逐步恢复正常，在泰国其他各府的表威者也陆续撤离。
然而刚刚过了三天，4月17日凌晨，泰国“黄衫军”(亲中产阶级的人民民主联盟)领袖颂提·林通恭在曼谷遭暗杀，头部中枪伤势严重。
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但并不意味着泰国的政局从此可以走向平稳。近年来，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又不断上演街头乱局的泰国一直是东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仅2008年里其已经三次选举新总理。
作为强力机关，泰国的军队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军队的强势
2008年12月年仅44岁的阿披实以微弱优势击败对手当选泰国第27任总理后，国际舆论认为“自2001年以来他信所在的政党或亲他信政党一直是民选政府主要执政党的历史被打破”。
民主党的阿披实当选，显然是拜前总理颂猜领导的执政联盟六党中的3党因2007年选举舞弊终被宪法法院勒令解散之赐。而这场小型“司法政变”本身，却是泰国军方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变的政治遗产之一。
进入2008年以来，泰国宪法法院的力量持续燃烧：时任外交部长诺帕敦被迫辞职、时任卫生部长猜亚甫丢官、时任总理沙马和后任总理颂猜先后下野，使他信后继政权的精英接连不断地遭到清洗，后起的替代政党也就愈发地难以掌局。
泰国政局的变化无常，是人民民主联盟、宪法法院、军方势力、王室和传统官僚阶层等“合力”的结果。其中，1997年成立的泰国宪法法院曾被寄予“整肃泰国违法政治活动”的厚望，但事实上，泰国的军队作为强力机关，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耽耽，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1932年由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变使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立宪君主制，从此泰国军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一战期间，泰国加入了英法美等协约国阵营，并派出大量远征军开赴欧洲去攻打德国和奥地利，幸运地成为了胜利者。1939年二战爆发前，泰国军队已经与日本和意大利军队有了多重联系。战争正式爆发后，时任泰国首相披汶·颂堪也摇身成为法西斯首领，并动员全泰国积极投入战争。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泰国正式与强大的日本结盟为“日泰轴心”，后者随即向泰国派遣不少军事顾问。
1939年起，泰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半岛和暹罗湾附近交战，泰国海军的潜水艇更不断出港去袭击盟军的海上运输线；1941年，日本陆军守屋精尔中将甚至穿上泰国军服指挥日泰缅联军对盟军的作战。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由于泰军没有什么“战绩”，所以盟军统帅部当时并没有用对待日本天皇、日本军队或德国军队的方式来处理泰国，即没有解散或重组其军队，使其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这与与日本军队不一样，后者因从事侵略战争而在战后被彻底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
战败导致随后一段时间内泰国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失势，但战后泰国的文官政府软弱低效，很快又被军事政变推翻，军人专政再度上演。1973年后，泰国军人的长期专政体制受到了否定；1992年之后，军人直接干政模式又受到了否定，内阁首相必须由民选的下议员出任，从此，泰国政治进入了文官主导时代，表面上军队不再直接干涉国家政治，但在政治僵局出现或军队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军队也可能短期地、临时性地直接干政，例如2006年推翻他信的军事政变。
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效忠皇室甚于政府
在英国，英王因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成为虚位元首；在日本，天皇因二战后的彻底民主改造而成为虚位元首。而在泰国，王室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
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并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所以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
因此，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泰王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成功干政，以及1992年下令军方停止血腥镇压民运。所以后来“黄衫军”(泰国人民民主联盟)在反他信的表威运动中，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使泰王沦为政治斗争“磨心”，令朝野深感无力脱钩。
泰国局势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强烈印象：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激烈，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的军方，总是在党派斗争达到无法调和时扮演“收拾残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
所以，没有掌握军队权力的泰国民选政府即使获得再多的选票，也无法与国王、军方和公众舆论压力长期抗衡，更不敢轻易强制驱散反对派的表威。泰国军人常借助崇拜泰王来强化自己的干政合法性，所以他们对泰王的效忠甚于对民选政府的效忠，军队与民选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使国王成为位置有利的第三方。二战结束后，泰国军队其实已经不是政府能够调动的，而是色彩明显的“皇家军”。
直到现在，不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同时泰王身边也有枢密院提供决策咨询，“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在军方与泰国王室密切的关系背后，两者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政府也不得不随时接受着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
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
民主进程的关键
阿披实成为了新任泰国总理后，泰国军方对其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这与对待颂猜和沙马时候的若即若离，甚至直接推翻他信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但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危险也在困扰阿披实。去年年底选举刚结束便有抗议者在国会外面举行表威，称其当选是军方策划的一次“静悄悄的政变”。支持他信势力的“红衫军”开始效仿之前的“黄衫军”，欲采取长期街头抗议，逼迫阿披实下台。
一个明显的证明是，同样是反对政府总理，但行为模式与此前“黄衫军”非常相似的“红衫军”遭遇到了军警方面的严厉对待，特别是军队方面采取的行动非常迅速、强硬。泰国的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都前所未有地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或者说与政府行动协调，显示了“阿披实政府有能力控制局势”。
事实上，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再以‘民主标准’为参考来研究泰国的政治局势，因为对立的力量并不是依靠民主与否或程度多少来划分的”。言下之意，如果按照西方规范的民主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泰国其实就算不上民主国家，所以其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本质上与民主无关。
以东南亚的地缘政治视角看，缅甸是军方掌权，柬埔寨是立宪君主制，印度是民主联邦制，马来西亚是有限民主制，泰国处在这个政治生态圈中，在效仿西方民主方面似乎也很难有太大的跨越。
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判断指标之一，军队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成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基础。泰国军队一直保存着实力，享受着额外的独立性，而且国家法律也没有能够将其彻底国家化。
泰国军队的干政与一个希望保留政治权力的王室体制有关，与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和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关；军队受到了王室的倚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支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政治力量。
以民主原则组阁上台的阿披实，如果无法获得国际社会和他信势力宽容以对，继续被推到接受军方“护佑”的地步，那么泰国的议会政治显然不能健康地自我循环起来。(尹鸿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西南政法大学兼职副教授，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
泰国政局动闭的深层因素：权力精英与民粹主义之争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09/4/19/37647.html
林锡星／二零零八年底民盟骚乱给泰国各行业，特别是包括旅游、外贸、金融等服务行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阿比西上台后除了延续塔信的经济政策外并无他策，引起人们的不满。如果说菲律宾有民主但不重视制度建设的话，那麽应该说泰国的「民主」是不遵循游戏规则。
泰国反政府的「红衫军」採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自三月二十六日以来，每晚都在政府办公处之外集结，举行抗议表威活动，要求总理阿比西辞职。四月十日，抗议活动从曼谷蔓延到一百四十公里外的芭堤雅，衝散了东协一系列峰会后又转战曼谷。
始于三月底的骚乱，表面上看起来是反阿比西，实际上是「反塔信」与「挺塔信」之争的延续。「反塔信」与「挺塔信」已成为目前泰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但这两派之争仅仅只是了塔信吗？
「反塔信」派最响亮的口号是「反腐败」。然而，他们真的如此「正义」吗？当然不是。塔信内阁成员确实丑闻不断，甚至塔信本人也与土地招标丑闻、彩票基金丑闻等有所牵连，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与往届政府相比，塔信政府在腐败问题上却有明显改善。据透明国际的统计，泰国的清廉指数在塔信执政期间，已从二零零一年的三点二升至二零零五年的三点八，而在军方执政的二零零七年，则又回落至三点三。其实，对于二零零六年以来的政局动盪，「反腐败」至多只是表面现象。
其深层原因在于塔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迈向「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触犯了原有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引起了各派力量联手围剿。首先，塔信触犯了军人集团的利益。从一九三二年通过政变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之日起，军人集团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把持著泰国政治的主导权。一九三二至一九九一年间，泰国先后发生十九次军事政变，其中十三次成功；有二十位总理相继组建四十八届政府，其中二十四届是军人政府，八届是以军人为主的政府。儘管在一九九二年的五月民主运动之后，军人集团退出了政坛，但依然保持著独立的政治地位。
二零零一年塔信上台后，却打破「文人不干涉军务」的惯例：一方面缩减军费开支，限制军方发展，到二零零六财年，军费佔GDP的比重已降至百分之一点一，而一九九七财年的比重为百分之一点九六；另一方面强行干预军方人事调动，提拔任用亲信。
正是塔信的「军队国有化」举措，最终导致军方时隔十五年后，于二零零六年再次发动政变。其目的明显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二零零七年，泰国军费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佔GDP的比重升至百分之一点三六，军方同时提出预算规划，要求军费佔GDP的比重在二零一八年之前恢复到百分之二。
其次，塔信还触犯了官僚集团。漫长的军人掌权期间，军方始终坚持「专家治国」，使得行政官僚和司法官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九九二年军方退出政坛后，九十年代民选政府更迭频繁，更是助长官僚集团的气势，常务官的权力不断扩张。但是，随著塔信的上台，官僚集团的生存空间不断受挫。通过二零零二年的行政机构改革，各部委普遍受到衝击，曾号称「小内阁」的内政部，更是被肢解削弱，再难成为常务官对抗政务官的中坚。
第三，塔信得罪了议会各政党。「贿选—入阁—舞弊—贿选」一直是泰国议会政客的生存之道。九十年代泰国政府更迭频繁（八年换了四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小党都在待价而沽，遇到更好的条件就立即跳槽，从而导致原有联合政府的垮台。但是，随著塔信泰爱泰党的掘起，小党的生存空间迅速萎缩。
第四，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塔信也触怒了泰国广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对于大多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国家的贸易壁垒和财政补贴是维持他们经济地位的重要保障。但是，作为跨国企业、金融财团和新技术资本的代表，塔信政府所追求的却是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塔信执政期间，一直在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其间的不少举措都已深刻影响到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此外，塔信所提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更是从根本上危及了许多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于是，随著民盟的号召，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中的利益受损者，就有不少加入反塔信的队伍。
此外，塔信的CEO作风，也使他在处理与学者和媒体的关系时，四面树敌。而与泰国国王蒲眉蓬之间，也因塔信一味坚持「消费主义」理念，而对国王倡导的「知足经济」理念（强调适度发展、勤俭克己、规避风险）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最终破裂。塔信执行的经济政策被称为草根凯恩斯主义，就是通过政府大规模经济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令经济支出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塔信的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城市」之间的衝突，是泰国传统权力精英和塔信民粹主义路线之争。只要塔信的民粹主义政策不变，泰国权力精英一定会继续对抗，直到有一天他们成功赶走塔信的影子，或他们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才会选择妥协。
消息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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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锡星／二零零八年底民盟骚乱给泰国各行业，特别是包括旅游、外贸、金融等服务行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阿比西上台后除了延续塔信的经济政策外并无他策，引起人们的不满。如果说菲律宾有民主但不重视制度建设的话，那麽应该说泰国的「民主」是不遵循游戏规则。
泰国反政府的「红衫军」採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自三月二十六日以来，每晚都在政府办公处之外集结，举行抗议表威活动，要求总理阿比西辞职。四月十日，抗议活动从曼谷蔓延到一百四十公里外的芭堤雅，衝散了东协一系列峰会后又转战曼谷。
始于三月底的骚乱，表面上看起来是反阿比西，实际上是「反塔信」与「挺塔信」之争的延续。「反塔信」与「挺塔信」已成为目前泰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但这两派之争仅仅只是了塔信吗？
「反塔信」派最响亮的口号是「反腐败」。然而，他们真的如此「正义」吗？当然不是。塔信内阁成员确实丑闻不断，甚至塔信本人也与土地招标丑闻、彩票基金丑闻等有所牵连，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与往届政府相比，塔信政府在腐败问题上却有明显改善。据透明国际的统计，泰国的清廉指数在塔信执政期间，已从二零零一年的三点二升至二零零五年的三点八，而在军方执政的二零零七年，则又回落至三点三。其实，对于二零零六年以来的政局动盪，「反腐败」至多只是表面现象。
其深层原因在于塔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迈向「一党独大」的道路上，触犯了原有政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引起了各派力量联手围剿。首先，塔信触犯了军人集团的利益。从一九三二年通过政变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之日起，军人集团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把持著泰国政治的主导权。一九三二至一九九一年间，泰国先后发生十九次军事政变，其中十三次成功；有二十位总理相继组建四十八届政府，其中二十四届是军人政府，八届是以军人为主的政府。儘管在一九九二年的五月民主运动之后，军人集团退出了政坛，但依然保持著独立的政治地位。
二零零一年塔信上台后，却打破「文人不干涉军务」的惯例：一方面缩减军费开支，限制军方发展，到二零零六财年，军费佔GDP的比重已降至百分之一点一，而一九九七财年的比重为百分之一点九六；另一方面强行干预军方人事调动，提拔任用亲信。
正是塔信的「军队国有化」举措，最终导致军方时隔十五年后，于二零零六年再次发动政变。其目的明显在于维护自身利益：二零零七年，泰国军费同比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佔GDP的比重升至百分之一点三六，军方同时提出预算规划，要求军费佔GDP的比重在二零一八年之前恢复到百分之二。
其次，塔信还触犯了官僚集团。漫长的军人掌权期间，军方始终坚持「专家治国」，使得行政官僚和司法官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九九二年军方退出政坛后，九十年代民选政府更迭频繁，更是助长官僚集团的气势，常务官的权力不断扩张。但是，随著塔信的上台，官僚集团的生存空间不断受挫。通过二零零二年的行政机构改革，各部委普遍受到衝击，曾号称「小内阁」的内政部，更是被肢解削弱，再难成为常务官对抗政务官的中坚。
第三，塔信得罪了议会各政党。「贿选—入阁—舞弊—贿选」一直是泰国议会政客的生存之道。九十年代泰国政府更迭频繁（八年换了四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小党都在待价而沽，遇到更好的条件就立即跳槽，从而导致原有联合政府的垮台。但是，随著塔信泰爱泰党的掘起，小党的生存空间迅速萎缩。
第四，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塔信也触怒了泰国广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对于大多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国家的贸易壁垒和财政补贴是维持他们经济地位的重要保障。但是，作为跨国企业、金融财团和新技术资本的代表，塔信政府所追求的却是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塔信执政期间，一直在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其间的不少举措都已深刻影响到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此外，塔信所提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更是从根本上危及了许多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于是，随著民盟的号召，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中的利益受损者，就有不少加入反塔信的队伍。
此外，塔信的CEO作风，也使他在处理与学者和媒体的关系时，四面树敌。而与泰国国王蒲眉蓬之间，也因塔信一味坚持「消费主义」理念，而对国王倡导的「知足经济」理念（强调适度发展、勤俭克己、规避风险）置之不理，双方关系最终破裂。塔信执行的经济政策被称为草根凯恩斯主义，就是通过政府大规模经济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令经济支出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塔信的农村」和「中产阶级的城市」之间的衝突，是泰国传统权力精英和塔信民粹主义路线之争。只要塔信的民粹主义政策不变，泰国权力精英一定会继续对抗，直到有一天他们成功赶走塔信的影子，或他们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才会选择妥协。
消息来源：亚洲周刊
畸形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