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解放军的牺牲太大了

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解放军的牺牲太大了


1952：通州路418号的那群女子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相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1952年9月25日晚上，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个不眠之夜。



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劳动教养所有1000多平方米，门口并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是敞开的，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活动。正中高耸着5米高、2.5米宽的大牌子，红字标语很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广场两边还新建了4个庭园，一个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其余3个是专门为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准备的。每个庭园有10间房子作宿舍，每间28张双人叠床，还有活动室。



庭园前面有劳动改造的工厂，后面则是厕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和医务室。



10个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闭所有妓院。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从此开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新旧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老一辈上海人都记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马路（现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灯就闪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



对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干部们，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出了3个工作重心：一是青红帮流氓集团；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视为最困难的步骤。因为，这是最底层、最苦难的阶层，又浓缩了最为复杂、卑贱的人性。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管教干部的心理压力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



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珍贵的青霉素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她们却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


医生们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新生牌”



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们失却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



杨洁曾回忆，她们首先改变了娼妓们的作息，并让她们在干部的言传身教中，学会简单劳动。她说，一开始干部们抬着大桶给学员打饭，后来她们觉得不合适了，慢慢自己抬。再过了两天，她们自动洗去了脂粉。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



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



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



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行游，有一个方队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



这一年临近春节时，教养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19个人被几个大工厂录用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令人骄傲。



青年男子写来了求爱信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国营农场，有的去了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热闹的还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参加了建设兵团。



教养干部们说，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离开繁华之都，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


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教养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也去了新疆。不过，到新疆以后，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几位新华社的记者来到上海，寻访了一些走出教养所的学员，拍了一组题为“会乐里的新生”的照片。这组照片里，可以看出有的人当了工人，有的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这几张照片成了现存档案中对这群特殊女子的最后记忆。



50年前妓女们集中的新旧会乐里，现在已经建起了时髦的大商厦；而通州路418号，则是正在施工的商品房工地。旧时烟花，恍成传说。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解放军的牺牲太大了


1952：通州路418号的那群女子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相遇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 | 上海报道



1952年9月25日晚上，对上海最后的940名暗娼来说，是个不眠之夜。



这天，她们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进了通州路418号，专门改造娼妓的妇女教养所。



劳动教养所有1000多平方米，门口并没有哨兵，只有两个门房。白天，这里的大门是敞开的，走进去是一个大广场，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活动。正中高耸着5米高、2.5米宽的大牌子，红字标语很醒目：“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广场两边还新建了4个庭园，一个是干部办公室和宿舍，其余3个是专门为接受改造的妓女们准备的。每个庭园有10间房子作宿舍，每间28张双人叠床，还有活动室。



庭园前面有劳动改造的工厂，后面则是厕所、图书馆、文娱活动室和医务室。



10个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闭所有妓院。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从此开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耳对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之比作了调查，上海为1:137。1947年国民党实行公娼制度后，上海妓女业更盛，娼妓总数过10万。


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新旧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老一辈上海人都记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马路（现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灯就闪着妓女的名字和电话。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军在丹阳驻扎，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时年36岁的曹漫之，是军管会财物接管副主任。



对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干部们，在丹阳接受了各种知识培训。他们总结出了3个工作重心：一是青红帮流氓集团；二是各种社会腐败组织；三是构成冒险家乐园的各种集团性的社会黑势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视为最困难的步骤。因为，这是最底层、最苦难的阶层，又浓缩了最为复杂、卑贱的人性。



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将娼妓问题提了出来。对于接管上海后是否立即关闭妓院，干部们争论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张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来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党内外人士座谈，这些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上海百废待兴，如果立刻取缔娼妓，既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为她们治病，也没有专门资金安置就业，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使她们流离失所，生活更加悲惨。



陈毅听到这些意见沉默了许久：“只好让她们再受受苦吧，不过，一定会很快解决的。”


曹漫之随后通知地下党上海市委，让熟悉妓院情况、和妓院打过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统，准备将来作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干。



管教干部的心理压力



上海解放未满一月，公安局开始着手登记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数字，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进入妓院进行调研。


时任接管专员的王凌青回忆说，第一次进入妓院时，一个老鸨问他们“小姑娘要不要？”见他和同伴没有回答，就一路追着拉皮条。直到他们说自己是公安时，老鸨才被吓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面有当时很少见的电风扇，还有电话。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发表了“妓女脱离卖淫生涯，‘龟门’索要赎身费违法”的讲话，妓女数量开始减少；而8月间公布的包含“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和废除妓女与院主之间一切契约”在内的14条，更让妓院变得萧条起来。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减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时，上海市民主妇联和家庭妇联抽调了50名妇女干部到民政局报到，在通州路418号集中学习了整整20天。



这个地点，很快变成了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而这批妇女干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干。



“我们这些人，提起‘妓女’两个字都觉得耻辱，心理压力很大。”杨洁曾就是这批妇女干部中的一员，她后来被任命为教养所所长。



杨洁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要她们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头发紧。其中有个18岁的姑娘，得知这个任务，一屁股坐在楼梯上大哭了起来⋯⋯军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开导，大家最终还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关闭残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进了教养所。



10个月后，上海展开了第二波针对私娼的清理活动，940名暗娼也走进了通州路418号。


珍贵的青霉素

穿着旗袍、画着浓妆、哭泣着的娼妓们，在这里，与穿着土布军棉服的杨洁曾和她的同事们相遇了。



头一件事是动员和诉苦大会。干部们根据土改时期的宝贵经验，认为通过诉苦，可以让学员们认识自己的苦难，拉近与教养干部的距离。



但最初她们却并不领情。转任民政局局长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妇女教养所开动员大会，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进去，就有一个妓女站起来说：“姐妹们，哭！”全场妓女随之号啕，哭了两个多小时。



在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开始有了变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


管教所的女干部们，也在落泪。


医生们给这些女子检查身体，发现她们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而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那里缴获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还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曹漫之向陈毅汇报时，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们，在听说政府用比黄金还贵的青霉素为自己治病时，都不再说一句话。



“新生牌”



娼妓生活使这些女子们失却了尊严。嬉皮笑脸，拉拉扯扯，让人轻不得重不得。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会洗。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



杨洁曾回忆，她们首先改变了娼妓们的作息，并让她们在干部的言传身教中，学会简单劳动。她说，一开始干部们抬着大桶给学员打饭，后来她们觉得不合适了，慢慢自己抬。再过了两天，她们自动洗去了脂粉。


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



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曾经的娼妓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



管教干部们回忆，大家都很拼命地摇，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赎的心情。



这些产品，后来被取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上海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全国很多地方都能见到。



1953年，上海庆祝五一劳动节大行游，有一个方队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手中举着的标语写着8个字：上海市妇女教养所。



这一年临近春节时，教养所走出了第一批学员，19个人被几个大工厂录用为工人，这在当时，足以令人骄傲。



青年男子写来了求爱信



1955年是妇女教养所安置出所人数最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国营农场，有的去了甘肃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最热闹的还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参加了建设兵团。



教养干部们说，这些学员走的时候都很开心，佩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离开繁华之都，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遥远的新疆跟建设兵团的战士们结婚生子。


当年最年轻的教养干部杨秀琴回忆说，教养院里有些没成家的干部，也去了新疆。不过，到新疆以后，学员和干部的来往就很少了。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从1953年为社会所知后，有一些青年男子写来求爱信，要求教养所为他们介绍对象。干部们也确曾因一封情辞恳切的求爱信，促成过好姻缘。



几位新华社的记者来到上海，寻访了一些走出教养所的学员，拍了一组题为“会乐里的新生”的照片。这组照片里，可以看出有的人当了工人，有的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这几张照片成了现存档案中对这群特殊女子的最后记忆。



50年前妓女们集中的新旧会乐里，现在已经建起了时髦的大商厦；而通州路418号，则是正在施工的商品房工地。旧时烟花，恍成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