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佐尔格为什么会招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40:16
1991年，国家安全部印发了一本名为《左尔格在日本》的内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尔格30年代初期在中国建立谍报小组时吸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尔格上海谍报小组的核心成员。方文此书从特工角度全面总结了左尔格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教训。
方文在研究了左尔格的全部供词之后说，左尔格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时期先到共产国际总部、后到红军总参情报局的工作情况，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而且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绝密情报？
方文分析说：左尔格“是希望像他曾参加救援被中国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那样，在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下得以获释”。由于他有求生的幻想，“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法庭斗争的气概就消失了。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制抵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那就是有问必答。他的长篇自供状几乎把他一生的情况，从家庭到德共，到国际，到红军情报部，到中国，到日本都谈到了。”
这个分析明显说不通。
我们知道，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对于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这样才能同时以公开和秘密手段实施营救行动。如果身份暴露，就只能以秘密手段实施营救。如果泄露党的秘密，视为叛党，就不可能进行营救。如果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必须镇压。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暴露身份，绝不开口供述组织秘密，是党组织进行营救的前提。一旦开口供述，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尔格清楚这一点吗？
肯定清楚。
左尔格肯定清楚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牛兰夫妇案，二是“神秘西人”瓦尔敦案。与左尔格案相同的是，在这三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先说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米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样，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左尔格上海小组通过长期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左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左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左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左尔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弯儿了）。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接着再说“神秘西人”瓦尔敦案。左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瓦尔敦来到上海。瓦尔敦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他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情报员联络。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指认瓦尔敦。5月初，瓦尔敦在上海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
被捕后，瓦尔敦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当时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瓦尔敦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四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这两个与左尔格关系重大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绝不开口供认，而得到苏共和中共或公开或秘密营救的典型案例。左尔格作为长期从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报人员，他肯定知道，必须严守组织纪律，绝不开口供诉，才能得到组织上竭尽全力的营救，而且不排除象营救瓦尔敦那样，以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的可能。左尔格也肯定知道，只要开口供诉，就等于自绝组织营救的后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左尔格开口供认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派遣的谍报人员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被捕。宪兵对其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和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接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左尔格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为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工作，并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这时，德国大使奥特也正在为左尔格事件而奔走。奥特绝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特工，为了把左尔格“捞”出来，一直找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那里。东条只好硬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左尔格。但是，完全独立的日本司法系统并不屈服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认为，必须先让左尔格招供，才能允许他与奥特会见。
据审讯左尔格的吉川检察长回忆，在宫城、尾崎、克劳森、安娜纷纷供诉的情况下，吉川把他们的供词给左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左尔格承认了自己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旦开口，左尔格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后来，当奥特被允许与左尔格会面时，在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左尔格最后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奥特听到此话，身体不由地一震。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左尔格在开口供述之时，就知道组织营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我们说，以期望得到组织援救来解释左尔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说不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恰恰是堵死了组织营救的可能。
那么，左尔格是不是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
二战结束后，1949年春，驻日美军情报局在审理左尔格一案时，当年审问左尔格的日本检察官吉川和玉泽光三郎，预审法官和地区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审讯期间未对左尔格用刑。当然，日本人的宣誓证词很不可信，不能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对于这些日本当事人的宣誓证词，美国人也不信，并且举出两个反证的实例。1934年，新西兰人毕克顿被特高课审讯时惨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记者柯克斯受审时从东京宪兵司令部越窗跳楼身亡。这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尔格的身份毕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国的大使顾问。宫城和尾崎被捕后，先后供出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员。10月16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日本检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准了除左尔格以外，包括西园寺公一、前首相儿子犬养、克劳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于外务省的反对，左尔格的逮捕令却是由首相东条英机批准。也有一种说法，是由近卫首相批准。但是当天早晨东条内阁因左尔格案全体总辞职，因此不太可信。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和纳粹党驻使馆政治专员毛森格上校极其愤怒，在使馆里大喊大叫上纲上线，认为逮捕左尔格是挑拨德日关系的大阴谋。奥特一边将此作为德日之间的重大事件直接电告希特勒，一边紧急约见日本新任外相东乡。对着东乡大吵大闹没有见效之后，奥特又直接去找东条英机，死活要见左尔格。东条无奈，让法相岩村安排奥特与左尔格见面。被日本司法机构顶住后，奥特又去拜访天皇的御兄弟，然后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电，坚决主张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强硬要求施放左尔格。党卫队长毛森格也没闲着，写了一份共有22条证明左尔格完全无辜的文件，交给日本宪兵司令中村将军，并将报告呈递希姆莱…
日本司法机关方面虽然顶住压力，没有立即让奥特见到左尔格。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早晚要让奥特会见左尔格。如果届时左尔格乘机露出身上的伤疤，必将被德国大使抓住把柄，借机指责日方刑讯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尔格的供词。因此，在奥特大使见到左尔格之前，日本人不会动用大刑、酷刑，不会使左尔格留下伤痕。然而，在见到奥特之前，左尔格已经开口供出核心实情；之后，左尔格又主动要来打字机开始撰写长篇文字供词，日本人已无必要对他用刑了。
所以，左尔格并不是由于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尔格是意识到最后时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忆。这是苏联的主流看法。1964年苏联承认左尔格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出版的《间谍—左尔格》一书，这样描述佐尔格要来打字机准备撰写时的心理活动：“左尔格心里明白，他不会活着回去了。应该让人们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
这么说，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能解释，佐尔格为什么要供出情报工作的细节、方式方法以及领导机构等等机密？
事实上，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员，守口如瓶的性格几乎与生俱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反复教育灌输“无名英雄”的思想，因此从来也不指望“人们由衷地怀念他”。不要说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就算面对着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该说的还是不能说。举两个例子。
徐强是上海特科最后的负责人，是他组织特科人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寻找到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强病故后，他的爱人李云说：“最后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谁？徐强到死都没跟我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北大教授陈翰笙是左尔格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左尔格被派往东京，原来上海小组中的中共党员只有陈翰笙被左尔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后，多少人劝陈老写写这方面的情况，老爷子就是摇头。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陈翰笙仍然在带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帮人查找汪伪政权时期司法部长的资料，问到老爷子。老爷子说，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学生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录时，学生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他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问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笑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仍然解释不了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供出苏军情报机构的机密。
最后，左尔格是不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呢？除了方文有这样的看法以外，美国研究者也持如此观点，尽管没有明说。1966年，美国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查阅日本和德国有关档案记录，走访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左尔格案件》一书，其中大量引用了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书中说到：
左尔格对审讯他的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当情况变得对日本政府不利时，或许用的着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愿为日本效劳。”
据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左尔格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
本书又在另一处提到：左尔格对于承认为红军参谋部四局工作的供词“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认为：“左尔格之所以不愿向警察局交待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寻思，如果确定他属于某军事机构，就有可能被移交给宪兵，枪毙了事。”
情况确实如此。战时对于军事间谍，确实可以一经证实立即拉出去给毙了，不必审判。左尔格应该明白这一点。
这样推理下来，左尔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只能承认在战略情报方面的工作（因为那是为了避免日苏之间的战争），绝对不能承认在日苏作战中的情报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认由于他提供情报而使日军惨败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尔格并没有隐瞒或者坚决否认他的情报曾经两次使日军在与苏军的交锋中败北，而是很详尽地做了供述。正是在这本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详细披露了左尔格的间谍小组在柳斯科夫、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做出，其主要资料来源出自左尔格的供词，因为小组的其他人员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面和详细。
关于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从鹰犬到走狗》已有详细介绍。其中说到，鬼子根据柳斯科夫提供的情况，连续发起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作战，均以惨败告终，以至于不少日本人
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个斯大林策划的“反间计”，目的在于打消日本对苏联的战斗意志，持这种看法的人到现在都还有，认为柳斯科夫在这场间谍战中就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死间”。这种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张鼓峰事件其实是参谋本部想证实柳斯科夫情报的可信度，结果中了苏联人的套。
柳斯科夫并非“苏联人的套”。“苏联人的套”是左尔格小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总参谋部，立即全面供出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全部机密情况，包括部队部署、装备、兵力、密码暗语啥的全都兜了个底儿朝天。临了还告诉鬼子：西伯利亚已经成立了反对派组织，跟一堆干柴火的，就等着关东军过去点把火，熊熊大火烧起来——“苏联很快就会崩溃”。这话鬼子爱听，因为正好板垣、东条和土肥原策划了一个对苏军试探性战术进攻行动，一直没敢动作，被这个柳斯科夫一忽悠，胆子壮了，决定立即动手，以至于天皇不同意都没给拦住。
这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日本人将柳斯科夫的供词转交德国大使馆。递交情报的时候，特意加上一句：“苏联人的，很快的完蛋！”负责与日军总参谋部交换情报的，是德国大使馆助理武馆肖尔，听了这话有点儿半信半疑，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向德军总参报告，就想到了左尔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肖尔与左尔格在同一个团，算是老战友了。左尔格来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词头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国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苏联很快就会崩溃”的说法，结成联盟左右夹击苏联，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左尔格使劲劝说肖尔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说八道，千万不能轻视苏联。然后，左尔格赶紧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词拍成微缩胶卷，以电报、密件两种途径报告苏军情报局。与此同时，左尔格安排小组各情报员加紧收集日军动向。画家宫城、尾崎秀实和左尔格本人从德国武官处获得的情报都表明，日军将在哈桑湖制造一次边境冲突。日军认为，在边境冲突中，苏军肯定不愿意扩大冲突，他们会自动退出湖畔高地。左尔格立即将各种情报通报莫斯科，并且强调：“日本今后的政策方向将取决于这次冲突的结果。如果苏军在边境上稍有软弱或动摇的表现，都将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动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
7月底，日军开始向张鼓峰苏军边境哨所发起攻击时，左尔格小组的情报员记者武凯利奇到冲突地区采访，观看了日军炮兵阵地等设施。8月10日，苏军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发起反击作战，侵入张鼓峰地区的日军被歼3000余人。
1939年5月，关东军又挑起了诺门坎事件。这时，武凯利奇又应邀前往满洲采访。画家宫城则得到可靠情报，日军调集了大批部队，定于昭和14年8月24日拂晓发起进攻。8月21日，苏军先发制人抢先发起攻击，将日军包围并予以歼灭性打击，日军损失数万人和大批武器装备。
正当日军在诺门坎被苏军包围歼灭时，左尔格对德国大使奥特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曾经说过，柳斯科夫这种人说红军软弱无能，他的话已被揭穿，纯属欺人之谈。德国应该更深刻地研究整个诺门坎事件，还应该打消红军不堪一击的概念。”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左尔格把这一切交待的如此详细明确，实实在在触到日本人的痛处，等于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于傻到“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吧？
也正是上面提到的日本特高课警员大桥回忆说：“有一次，左尔格跟我开玩笑地说：‘大桥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变成鬼来缠住你！’我回答：‘那么你这位唯物主义者也相信鬼啦？’左尔格听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左尔格不可能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那么，左尔格到底是为什么招供的呢？1991年，国家安全部印发了一本名为《左尔格在日本》的内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尔格30年代初期在中国建立谍报小组时吸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尔格上海谍报小组的核心成员。方文此书从特工角度全面总结了左尔格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教训。
方文在研究了左尔格的全部供词之后说，左尔格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时期先到共产国际总部、后到红军总参情报局的工作情况，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而且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绝密情报？
方文分析说：左尔格“是希望像他曾参加救援被中国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那样，在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下得以获释”。由于他有求生的幻想，“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法庭斗争的气概就消失了。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制抵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那就是有问必答。他的长篇自供状几乎把他一生的情况，从家庭到德共，到国际，到红军情报部，到中国，到日本都谈到了。”
这个分析明显说不通。
我们知道，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对于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这样才能同时以公开和秘密手段实施营救行动。如果身份暴露，就只能以秘密手段实施营救。如果泄露党的秘密，视为叛党，就不可能进行营救。如果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必须镇压。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暴露身份，绝不开口供述组织秘密，是党组织进行营救的前提。一旦开口供述，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尔格清楚这一点吗？
肯定清楚。
左尔格肯定清楚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牛兰夫妇案，二是“神秘西人”瓦尔敦案。与左尔格案相同的是，在这三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先说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米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样，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左尔格上海小组通过长期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左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左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左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左尔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弯儿了）。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接着再说“神秘西人”瓦尔敦案。左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瓦尔敦来到上海。瓦尔敦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他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情报员联络。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指认瓦尔敦。5月初，瓦尔敦在上海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
被捕后，瓦尔敦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当时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瓦尔敦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四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这两个与左尔格关系重大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绝不开口供认，而得到苏共和中共或公开或秘密营救的典型案例。左尔格作为长期从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报人员，他肯定知道，必须严守组织纪律，绝不开口供诉，才能得到组织上竭尽全力的营救，而且不排除象营救瓦尔敦那样，以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的可能。左尔格也肯定知道，只要开口供诉，就等于自绝组织营救的后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左尔格开口供认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派遣的谍报人员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被捕。宪兵对其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和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接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左尔格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为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工作，并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这时，德国大使奥特也正在为左尔格事件而奔走。奥特绝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特工，为了把左尔格“捞”出来，一直找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那里。东条只好硬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左尔格。但是，完全独立的日本司法系统并不屈服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认为，必须先让左尔格招供，才能允许他与奥特会见。
据审讯左尔格的吉川检察长回忆，在宫城、尾崎、克劳森、安娜纷纷供诉的情况下，吉川把他们的供词给左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左尔格承认了自己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旦开口，左尔格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后来，当奥特被允许与左尔格会面时，在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左尔格最后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奥特听到此话，身体不由地一震。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左尔格在开口供述之时，就知道组织营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我们说，以期望得到组织援救来解释左尔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说不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恰恰是堵死了组织营救的可能。
那么，左尔格是不是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
二战结束后，1949年春，驻日美军情报局在审理左尔格一案时，当年审问左尔格的日本检察官吉川和玉泽光三郎，预审法官和地区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审讯期间未对左尔格用刑。当然，日本人的宣誓证词很不可信，不能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对于这些日本当事人的宣誓证词，美国人也不信，并且举出两个反证的实例。1934年，新西兰人毕克顿被特高课审讯时惨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记者柯克斯受审时从东京宪兵司令部越窗跳楼身亡。这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尔格的身份毕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国的大使顾问。宫城和尾崎被捕后，先后供出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员。10月16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日本检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准了除左尔格以外，包括西园寺公一、前首相儿子犬养、克劳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于外务省的反对，左尔格的逮捕令却是由首相东条英机批准。也有一种说法，是由近卫首相批准。但是当天早晨东条内阁因左尔格案全体总辞职，因此不太可信。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和纳粹党驻使馆政治专员毛森格上校极其愤怒，在使馆里大喊大叫上纲上线，认为逮捕左尔格是挑拨德日关系的大阴谋。奥特一边将此作为德日之间的重大事件直接电告希特勒，一边紧急约见日本新任外相东乡。对着东乡大吵大闹没有见效之后，奥特又直接去找东条英机，死活要见左尔格。东条无奈，让法相岩村安排奥特与左尔格见面。被日本司法机构顶住后，奥特又去拜访天皇的御兄弟，然后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电，坚决主张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强硬要求施放左尔格。党卫队长毛森格也没闲着，写了一份共有22条证明左尔格完全无辜的文件，交给日本宪兵司令中村将军，并将报告呈递希姆莱…
日本司法机关方面虽然顶住压力，没有立即让奥特见到左尔格。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早晚要让奥特会见左尔格。如果届时左尔格乘机露出身上的伤疤，必将被德国大使抓住把柄，借机指责日方刑讯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尔格的供词。因此，在奥特大使见到左尔格之前，日本人不会动用大刑、酷刑，不会使左尔格留下伤痕。然而，在见到奥特之前，左尔格已经开口供出核心实情；之后，左尔格又主动要来打字机开始撰写长篇文字供词，日本人已无必要对他用刑了。
所以，左尔格并不是由于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尔格是意识到最后时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忆。这是苏联的主流看法。1964年苏联承认左尔格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出版的《间谍—左尔格》一书，这样描述佐尔格要来打字机准备撰写时的心理活动：“左尔格心里明白，他不会活着回去了。应该让人们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
这么说，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能解释，佐尔格为什么要供出情报工作的细节、方式方法以及领导机构等等机密？
事实上，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员，守口如瓶的性格几乎与生俱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反复教育灌输“无名英雄”的思想，因此从来也不指望“人们由衷地怀念他”。不要说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就算面对着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该说的还是不能说。举两个例子。
徐强是上海特科最后的负责人，是他组织特科人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寻找到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强病故后，他的爱人李云说：“最后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谁？徐强到死都没跟我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北大教授陈翰笙是左尔格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左尔格被派往东京，原来上海小组中的中共党员只有陈翰笙被左尔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后，多少人劝陈老写写这方面的情况，老爷子就是摇头。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陈翰笙仍然在带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帮人查找汪伪政权时期司法部长的资料，问到老爷子。老爷子说，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学生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录时，学生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他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问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笑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仍然解释不了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供出苏军情报机构的机密。
最后，左尔格是不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呢？除了方文有这样的看法以外，美国研究者也持如此观点，尽管没有明说。1966年，美国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查阅日本和德国有关档案记录，走访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左尔格案件》一书，其中大量引用了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书中说到：
左尔格对审讯他的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当情况变得对日本政府不利时，或许用的着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愿为日本效劳。”
据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左尔格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
本书又在另一处提到：左尔格对于承认为红军参谋部四局工作的供词“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认为：“左尔格之所以不愿向警察局交待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寻思，如果确定他属于某军事机构，就有可能被移交给宪兵，枪毙了事。”
情况确实如此。战时对于军事间谍，确实可以一经证实立即拉出去给毙了，不必审判。左尔格应该明白这一点。
这样推理下来，左尔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只能承认在战略情报方面的工作（因为那是为了避免日苏之间的战争），绝对不能承认在日苏作战中的情报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认由于他提供情报而使日军惨败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尔格并没有隐瞒或者坚决否认他的情报曾经两次使日军在与苏军的交锋中败北，而是很详尽地做了供述。正是在这本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详细披露了左尔格的间谍小组在柳斯科夫、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做出，其主要资料来源出自左尔格的供词，因为小组的其他人员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面和详细。
关于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从鹰犬到走狗》已有详细介绍。其中说到，鬼子根据柳斯科夫提供的情况，连续发起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作战，均以惨败告终，以至于不少日本人
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个斯大林策划的“反间计”，目的在于打消日本对苏联的战斗意志，持这种看法的人到现在都还有，认为柳斯科夫在这场间谍战中就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死间”。这种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张鼓峰事件其实是参谋本部想证实柳斯科夫情报的可信度，结果中了苏联人的套。
柳斯科夫并非“苏联人的套”。“苏联人的套”是左尔格小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总参谋部，立即全面供出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全部机密情况，包括部队部署、装备、兵力、密码暗语啥的全都兜了个底儿朝天。临了还告诉鬼子：西伯利亚已经成立了反对派组织，跟一堆干柴火的，就等着关东军过去点把火，熊熊大火烧起来——“苏联很快就会崩溃”。这话鬼子爱听，因为正好板垣、东条和土肥原策划了一个对苏军试探性战术进攻行动，一直没敢动作，被这个柳斯科夫一忽悠，胆子壮了，决定立即动手，以至于天皇不同意都没给拦住。
这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日本人将柳斯科夫的供词转交德国大使馆。递交情报的时候，特意加上一句：“苏联人的，很快的完蛋！”负责与日军总参谋部交换情报的，是德国大使馆助理武馆肖尔，听了这话有点儿半信半疑，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向德军总参报告，就想到了左尔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肖尔与左尔格在同一个团，算是老战友了。左尔格来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词头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国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苏联很快就会崩溃”的说法，结成联盟左右夹击苏联，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左尔格使劲劝说肖尔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说八道，千万不能轻视苏联。然后，左尔格赶紧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词拍成微缩胶卷，以电报、密件两种途径报告苏军情报局。与此同时，左尔格安排小组各情报员加紧收集日军动向。画家宫城、尾崎秀实和左尔格本人从德国武官处获得的情报都表明，日军将在哈桑湖制造一次边境冲突。日军认为，在边境冲突中，苏军肯定不愿意扩大冲突，他们会自动退出湖畔高地。左尔格立即将各种情报通报莫斯科，并且强调：“日本今后的政策方向将取决于这次冲突的结果。如果苏军在边境上稍有软弱或动摇的表现，都将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动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
7月底，日军开始向张鼓峰苏军边境哨所发起攻击时，左尔格小组的情报员记者武凯利奇到冲突地区采访，观看了日军炮兵阵地等设施。8月10日，苏军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发起反击作战，侵入张鼓峰地区的日军被歼3000余人。
1939年5月，关东军又挑起了诺门坎事件。这时，武凯利奇又应邀前往满洲采访。画家宫城则得到可靠情报，日军调集了大批部队，定于昭和14年8月24日拂晓发起进攻。8月21日，苏军先发制人抢先发起攻击，将日军包围并予以歼灭性打击，日军损失数万人和大批武器装备。
正当日军在诺门坎被苏军包围歼灭时，左尔格对德国大使奥特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曾经说过，柳斯科夫这种人说红军软弱无能，他的话已被揭穿，纯属欺人之谈。德国应该更深刻地研究整个诺门坎事件，还应该打消红军不堪一击的概念。”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左尔格把这一切交待的如此详细明确，实实在在触到日本人的痛处，等于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于傻到“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吧？
也正是上面提到的日本特高课警员大桥回忆说：“有一次，左尔格跟我开玩笑地说：‘大桥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变成鬼来缠住你！’我回答：‘那么你这位唯物主义者也相信鬼啦？’左尔格听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左尔格不可能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那么，左尔格到底是为什么招供的呢？
方文在研究了左尔格的全部供词之后说，左尔格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时期先到共产国际总部、后到红军总参情报局的工作情况，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而且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绝密情报？
方文分析说：左尔格“是希望像他曾参加救援被中国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那样，在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下得以获释”。由于他有求生的幻想，“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法庭斗争的气概就消失了。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制抵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那就是有问必答。他的长篇自供状几乎把他一生的情况，从家庭到德共，到国际，到红军情报部，到中国，到日本都谈到了。”
这个分析明显说不通。
我们知道，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对于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这样才能同时以公开和秘密手段实施营救行动。如果身份暴露，就只能以秘密手段实施营救。如果泄露党的秘密，视为叛党，就不可能进行营救。如果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必须镇压。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暴露身份，绝不开口供述组织秘密，是党组织进行营救的前提。一旦开口供述，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尔格清楚这一点吗？
肯定清楚。
左尔格肯定清楚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牛兰夫妇案，二是“神秘西人”瓦尔敦案。与左尔格案相同的是，在这三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先说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米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样，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左尔格上海小组通过长期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左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左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左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左尔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弯儿了）。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接着再说“神秘西人”瓦尔敦案。左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瓦尔敦来到上海。瓦尔敦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他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情报员联络。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指认瓦尔敦。5月初，瓦尔敦在上海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
被捕后，瓦尔敦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当时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瓦尔敦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四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这两个与左尔格关系重大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绝不开口供认，而得到苏共和中共或公开或秘密营救的典型案例。左尔格作为长期从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报人员，他肯定知道，必须严守组织纪律，绝不开口供诉，才能得到组织上竭尽全力的营救，而且不排除象营救瓦尔敦那样，以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的可能。左尔格也肯定知道，只要开口供诉，就等于自绝组织营救的后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左尔格开口供认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派遣的谍报人员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被捕。宪兵对其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和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接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左尔格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为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工作，并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这时，德国大使奥特也正在为左尔格事件而奔走。奥特绝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特工，为了把左尔格“捞”出来，一直找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那里。东条只好硬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左尔格。但是，完全独立的日本司法系统并不屈服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认为，必须先让左尔格招供，才能允许他与奥特会见。
据审讯左尔格的吉川检察长回忆，在宫城、尾崎、克劳森、安娜纷纷供诉的情况下，吉川把他们的供词给左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左尔格承认了自己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旦开口，左尔格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后来，当奥特被允许与左尔格会面时，在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左尔格最后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奥特听到此话，身体不由地一震。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左尔格在开口供述之时，就知道组织营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我们说，以期望得到组织援救来解释左尔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说不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恰恰是堵死了组织营救的可能。
那么，左尔格是不是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
二战结束后，1949年春，驻日美军情报局在审理左尔格一案时，当年审问左尔格的日本检察官吉川和玉泽光三郎，预审法官和地区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审讯期间未对左尔格用刑。当然，日本人的宣誓证词很不可信，不能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对于这些日本当事人的宣誓证词，美国人也不信，并且举出两个反证的实例。1934年，新西兰人毕克顿被特高课审讯时惨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记者柯克斯受审时从东京宪兵司令部越窗跳楼身亡。这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尔格的身份毕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国的大使顾问。宫城和尾崎被捕后，先后供出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员。10月16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日本检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准了除左尔格以外，包括西园寺公一、前首相儿子犬养、克劳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于外务省的反对，左尔格的逮捕令却是由首相东条英机批准。也有一种说法，是由近卫首相批准。但是当天早晨东条内阁因左尔格案全体总辞职，因此不太可信。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和纳粹党驻使馆政治专员毛森格上校极其愤怒，在使馆里大喊大叫上纲上线，认为逮捕左尔格是挑拨德日关系的大阴谋。奥特一边将此作为德日之间的重大事件直接电告希特勒，一边紧急约见日本新任外相东乡。对着东乡大吵大闹没有见效之后，奥特又直接去找东条英机，死活要见左尔格。东条无奈，让法相岩村安排奥特与左尔格见面。被日本司法机构顶住后，奥特又去拜访天皇的御兄弟，然后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电，坚决主张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强硬要求施放左尔格。党卫队长毛森格也没闲着，写了一份共有22条证明左尔格完全无辜的文件，交给日本宪兵司令中村将军，并将报告呈递希姆莱…
日本司法机关方面虽然顶住压力，没有立即让奥特见到左尔格。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早晚要让奥特会见左尔格。如果届时左尔格乘机露出身上的伤疤，必将被德国大使抓住把柄，借机指责日方刑讯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尔格的供词。因此，在奥特大使见到左尔格之前，日本人不会动用大刑、酷刑，不会使左尔格留下伤痕。然而，在见到奥特之前，左尔格已经开口供出核心实情；之后，左尔格又主动要来打字机开始撰写长篇文字供词，日本人已无必要对他用刑了。
所以，左尔格并不是由于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尔格是意识到最后时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忆。这是苏联的主流看法。1964年苏联承认左尔格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出版的《间谍—左尔格》一书，这样描述佐尔格要来打字机准备撰写时的心理活动：“左尔格心里明白，他不会活着回去了。应该让人们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
这么说，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能解释，佐尔格为什么要供出情报工作的细节、方式方法以及领导机构等等机密？
事实上，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员，守口如瓶的性格几乎与生俱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反复教育灌输“无名英雄”的思想，因此从来也不指望“人们由衷地怀念他”。不要说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就算面对着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该说的还是不能说。举两个例子。
徐强是上海特科最后的负责人，是他组织特科人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寻找到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强病故后，他的爱人李云说：“最后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谁？徐强到死都没跟我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北大教授陈翰笙是左尔格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左尔格被派往东京，原来上海小组中的中共党员只有陈翰笙被左尔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后，多少人劝陈老写写这方面的情况，老爷子就是摇头。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陈翰笙仍然在带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帮人查找汪伪政权时期司法部长的资料，问到老爷子。老爷子说，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学生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录时，学生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他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问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笑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仍然解释不了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供出苏军情报机构的机密。
最后，左尔格是不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呢？除了方文有这样的看法以外，美国研究者也持如此观点，尽管没有明说。1966年，美国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查阅日本和德国有关档案记录，走访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左尔格案件》一书，其中大量引用了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书中说到：
左尔格对审讯他的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当情况变得对日本政府不利时，或许用的着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愿为日本效劳。”
据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左尔格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
本书又在另一处提到：左尔格对于承认为红军参谋部四局工作的供词“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认为：“左尔格之所以不愿向警察局交待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寻思，如果确定他属于某军事机构，就有可能被移交给宪兵，枪毙了事。”
情况确实如此。战时对于军事间谍，确实可以一经证实立即拉出去给毙了，不必审判。左尔格应该明白这一点。
这样推理下来，左尔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只能承认在战略情报方面的工作（因为那是为了避免日苏之间的战争），绝对不能承认在日苏作战中的情报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认由于他提供情报而使日军惨败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尔格并没有隐瞒或者坚决否认他的情报曾经两次使日军在与苏军的交锋中败北，而是很详尽地做了供述。正是在这本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详细披露了左尔格的间谍小组在柳斯科夫、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做出，其主要资料来源出自左尔格的供词，因为小组的其他人员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面和详细。
关于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从鹰犬到走狗》已有详细介绍。其中说到，鬼子根据柳斯科夫提供的情况，连续发起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作战，均以惨败告终，以至于不少日本人
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个斯大林策划的“反间计”，目的在于打消日本对苏联的战斗意志，持这种看法的人到现在都还有，认为柳斯科夫在这场间谍战中就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死间”。这种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张鼓峰事件其实是参谋本部想证实柳斯科夫情报的可信度，结果中了苏联人的套。
柳斯科夫并非“苏联人的套”。“苏联人的套”是左尔格小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总参谋部，立即全面供出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全部机密情况，包括部队部署、装备、兵力、密码暗语啥的全都兜了个底儿朝天。临了还告诉鬼子：西伯利亚已经成立了反对派组织，跟一堆干柴火的，就等着关东军过去点把火，熊熊大火烧起来——“苏联很快就会崩溃”。这话鬼子爱听，因为正好板垣、东条和土肥原策划了一个对苏军试探性战术进攻行动，一直没敢动作，被这个柳斯科夫一忽悠，胆子壮了，决定立即动手，以至于天皇不同意都没给拦住。
这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日本人将柳斯科夫的供词转交德国大使馆。递交情报的时候，特意加上一句：“苏联人的，很快的完蛋！”负责与日军总参谋部交换情报的，是德国大使馆助理武馆肖尔，听了这话有点儿半信半疑，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向德军总参报告，就想到了左尔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肖尔与左尔格在同一个团，算是老战友了。左尔格来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词头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国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苏联很快就会崩溃”的说法，结成联盟左右夹击苏联，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左尔格使劲劝说肖尔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说八道，千万不能轻视苏联。然后，左尔格赶紧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词拍成微缩胶卷，以电报、密件两种途径报告苏军情报局。与此同时，左尔格安排小组各情报员加紧收集日军动向。画家宫城、尾崎秀实和左尔格本人从德国武官处获得的情报都表明，日军将在哈桑湖制造一次边境冲突。日军认为，在边境冲突中，苏军肯定不愿意扩大冲突，他们会自动退出湖畔高地。左尔格立即将各种情报通报莫斯科，并且强调：“日本今后的政策方向将取决于这次冲突的结果。如果苏军在边境上稍有软弱或动摇的表现，都将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动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
7月底，日军开始向张鼓峰苏军边境哨所发起攻击时，左尔格小组的情报员记者武凯利奇到冲突地区采访，观看了日军炮兵阵地等设施。8月10日，苏军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发起反击作战，侵入张鼓峰地区的日军被歼3000余人。
1939年5月，关东军又挑起了诺门坎事件。这时，武凯利奇又应邀前往满洲采访。画家宫城则得到可靠情报，日军调集了大批部队，定于昭和14年8月24日拂晓发起进攻。8月21日，苏军先发制人抢先发起攻击，将日军包围并予以歼灭性打击，日军损失数万人和大批武器装备。
正当日军在诺门坎被苏军包围歼灭时，左尔格对德国大使奥特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曾经说过，柳斯科夫这种人说红军软弱无能，他的话已被揭穿，纯属欺人之谈。德国应该更深刻地研究整个诺门坎事件，还应该打消红军不堪一击的概念。”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左尔格把这一切交待的如此详细明确，实实在在触到日本人的痛处，等于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于傻到“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吧？
也正是上面提到的日本特高课警员大桥回忆说：“有一次，左尔格跟我开玩笑地说：‘大桥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变成鬼来缠住你！’我回答：‘那么你这位唯物主义者也相信鬼啦？’左尔格听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左尔格不可能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那么，左尔格到底是为什么招供的呢？1991年，国家安全部印发了一本名为《左尔格在日本》的内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尔格30年代初期在中国建立谍报小组时吸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尔格上海谍报小组的核心成员。方文此书从特工角度全面总结了左尔格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教训。
方文在研究了左尔格的全部供词之后说，左尔格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时期先到共产国际总部、后到红军总参情报局的工作情况，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而且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绝密情报？
方文分析说：左尔格“是希望像他曾参加救援被中国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那样，在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下得以获释”。由于他有求生的幻想，“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法庭斗争的气概就消失了。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制抵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那就是有问必答。他的长篇自供状几乎把他一生的情况，从家庭到德共，到国际，到红军情报部，到中国，到日本都谈到了。”
这个分析明显说不通。
我们知道，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对于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这样才能同时以公开和秘密手段实施营救行动。如果身份暴露，就只能以秘密手段实施营救。如果泄露党的秘密，视为叛党，就不可能进行营救。如果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必须镇压。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暴露身份，绝不开口供述组织秘密，是党组织进行营救的前提。一旦开口供述，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尔格清楚这一点吗？
肯定清楚。
左尔格肯定清楚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牛兰夫妇案，二是“神秘西人”瓦尔敦案。与左尔格案相同的是，在这三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先说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米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样，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左尔格上海小组通过长期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左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左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左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左尔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老拙就不拐大弯儿了）。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接着再说“神秘西人”瓦尔敦案。左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瓦尔敦来到上海。瓦尔敦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他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情报员联络。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指认瓦尔敦。5月初，瓦尔敦在上海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
被捕后，瓦尔敦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当时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瓦尔敦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四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这两个与左尔格关系重大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绝不开口供认，而得到苏共和中共或公开或秘密营救的典型案例。左尔格作为长期从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报人员，他肯定知道，必须严守组织纪律，绝不开口供诉，才能得到组织上竭尽全力的营救，而且不排除象营救瓦尔敦那样，以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的可能。左尔格也肯定知道，只要开口供诉，就等于自绝组织营救的后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左尔格开口供认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派遣的谍报人员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被捕。宪兵对其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和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接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左尔格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为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工作，并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这时，德国大使奥特也正在为左尔格事件而奔走。奥特绝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特工，为了把左尔格“捞”出来，一直找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那里。东条只好硬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左尔格。但是，完全独立的日本司法系统并不屈服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认为，必须先让左尔格招供，才能允许他与奥特会见。
据审讯左尔格的吉川检察长回忆，在宫城、尾崎、克劳森、安娜纷纷供诉的情况下，吉川把他们的供词给左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左尔格承认了自己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旦开口，左尔格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后来，当奥特被允许与左尔格会面时，在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左尔格最后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奥特听到此话，身体不由地一震。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左尔格在开口供述之时，就知道组织营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我们说，以期望得到组织援救来解释左尔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说不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恰恰是堵死了组织营救的可能。
那么，左尔格是不是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
二战结束后，1949年春，驻日美军情报局在审理左尔格一案时，当年审问左尔格的日本检察官吉川和玉泽光三郎，预审法官和地区法院的法官都宣誓，在审讯期间未对左尔格用刑。当然，日本人的宣誓证词很不可信，不能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对于这些日本当事人的宣誓证词，美国人也不信，并且举出两个反证的实例。1934年，新西兰人毕克顿被特高课审讯时惨遭毒打；1940年，路透社记者柯克斯受审时从东京宪兵司令部越窗跳楼身亡。这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事情。
但是，左尔格的身份毕竟特殊，他是日本盟友德国的大使顾问。宫城和尾崎被捕后，先后供出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员。10月16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日本检察署向法相岩村提交逮捕同案人犯的呈文，岩村批准了除左尔格以外，包括西园寺公一、前首相儿子犬养、克劳森等重要人犯的逮捕令。但由于外务省的反对，左尔格的逮捕令却是由首相东条英机批准。也有一种说法，是由近卫首相批准。但是当天早晨东条内阁因左尔格案全体总辞职，因此不太可信。
左尔格被捕后，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和纳粹党驻使馆政治专员毛森格上校极其愤怒，在使馆里大喊大叫上纲上线，认为逮捕左尔格是挑拨德日关系的大阴谋。奥特一边将此作为德日之间的重大事件直接电告希特勒，一边紧急约见日本新任外相东乡。对着东乡大吵大闹没有见效之后，奥特又直接去找东条英机，死活要见左尔格。东条无奈，让法相岩村安排奥特与左尔格见面。被日本司法机构顶住后，奥特又去拜访天皇的御兄弟，然后给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电，坚决主张对日本施加外交压力，强硬要求施放左尔格。党卫队长毛森格也没闲着，写了一份共有22条证明左尔格完全无辜的文件，交给日本宪兵司令中村将军，并将报告呈递希姆莱…
日本司法机关方面虽然顶住压力，没有立即让奥特见到左尔格。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早晚要让奥特会见左尔格。如果届时左尔格乘机露出身上的伤疤，必将被德国大使抓住把柄，借机指责日方刑讯逼供，甚至可能推翻左尔格的供词。因此，在奥特大使见到左尔格之前，日本人不会动用大刑、酷刑，不会使左尔格留下伤痕。然而，在见到奥特之前，左尔格已经开口供出核心实情；之后，左尔格又主动要来打字机开始撰写长篇文字供词，日本人已无必要对他用刑了。
所以，左尔格并不是由于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尔格是意识到最后时刻到了，因而留下自己一生的回忆。这是苏联的主流看法。1964年苏联承认左尔格并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之后出版的《间谍—左尔格》一书，这样描述佐尔格要来打字机准备撰写时的心理活动：“左尔格心里明白，他不会活着回去了。应该让人们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他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
这么说，不是没有可能。但不能解释，佐尔格为什么要供出情报工作的细节、方式方法以及领导机构等等机密？
事实上，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人员，守口如瓶的性格几乎与生俱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反复教育灌输“无名英雄”的思想，因此从来也不指望“人们由衷地怀念他”。不要说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就算面对着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不该说的还是不能说。举两个例子。
徐强是上海特科最后的负责人，是他组织特科人员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寻找到在街头流浪的毛岸英和毛岸青。80年代徐强病故后，他的爱人李云说：“最后找到毛岸英的究竟是谁？徐强到死都没跟我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北大教授陈翰笙是左尔格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左尔格被派往东京，原来上海小组中的中共党员只有陈翰笙被左尔格要去日本工作，解放后，多少人劝陈老写写这方面的情况，老爷子就是摇头。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陈翰笙仍然在带研究生。一次，他的研究生帮人查找汪伪政权时期司法部长的资料，问到老爷子。老爷子说，你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学生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查那本名人录时，学生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他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研究生就问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老爷子笑笑说：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所以，用“让人们由衷地怀念他吧”仍然解释不了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供出苏军情报机构的机密。
最后，左尔格是不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呢？除了方文有这样的看法以外，美国研究者也持如此观点，尽管没有明说。1966年，美国作者狄金和斯多利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查阅日本和德国有关档案记录，走访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左尔格案件》一书，其中大量引用了左尔格和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材料。书中说到：
左尔格对审讯他的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当情况变得对日本政府不利时，或许用的着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愿为日本效劳。”
据日本特高课警员说，左尔格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
本书又在另一处提到：左尔格对于承认为红军参谋部四局工作的供词“故意含糊不清”。作者认为：“左尔格之所以不愿向警察局交待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寻思，如果确定他属于某军事机构，就有可能被移交给宪兵，枪毙了事。”
情况确实如此。战时对于军事间谍，确实可以一经证实立即拉出去给毙了，不必审判。左尔格应该明白这一点。
这样推理下来，左尔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只能承认在战略情报方面的工作（因为那是为了避免日苏之间的战争），绝对不能承认在日苏作战中的情报工作及其作用，尤其是不能承认由于他提供情报而使日军惨败的案例。
但是恰恰相反，左尔格并没有隐瞒或者坚决否认他的情报曾经两次使日军在与苏军的交锋中败北，而是很详尽地做了供述。正是在这本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详细披露了左尔格的间谍小组在柳斯科夫、张鼓峰、诺门坎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做出，其主要资料来源出自左尔格的供词，因为小组的其他人员根本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全面和详细。
关于柳斯科夫事件，老冰的大作《从鹰犬到走狗》已有详细介绍。其中说到，鬼子根据柳斯科夫提供的情况，连续发起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作战，均以惨败告终，以至于不少日本人
一直到最后都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是个斯大林策划的“反间计”，目的在于打消日本对苏联的战斗意志，持这种看法的人到现在都还有，认为柳斯科夫在这场间谍战中就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死间”。这种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张鼓峰事件其实是参谋本部想证实柳斯科夫情报的可信度，结果中了苏联人的套。
柳斯科夫并非“苏联人的套”。“苏联人的套”是左尔格小组。
柳斯科夫被押到鬼子总参谋部，立即全面供出苏军在远东地区的全部机密情况，包括部队部署、装备、兵力、密码暗语啥的全都兜了个底儿朝天。临了还告诉鬼子：西伯利亚已经成立了反对派组织，跟一堆干柴火的，就等着关东军过去点把火，熊熊大火烧起来——“苏联很快就会崩溃”。这话鬼子爱听，因为正好板垣、东条和土肥原策划了一个对苏军试探性战术进攻行动，一直没敢动作，被这个柳斯科夫一忽悠，胆子壮了，决定立即动手，以至于天皇不同意都没给拦住。
这时，根据1936年签订的日德共同防共协定，日本人将柳斯科夫的供词转交德国大使馆。递交情报的时候，特意加上一句：“苏联人的，很快的完蛋！”负责与日军总参谋部交换情报的，是德国大使馆助理武馆肖尔，听了这话有点儿半信半疑，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向德军总参报告，就想到了左尔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肖尔与左尔格在同一个团，算是老战友了。左尔格来了一看柳斯科夫的供词头就大了，如果日本人、德国人相信了柳斯科夫“苏联很快就会崩溃”的说法，结成联盟左右夹击苏联，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左尔格使劲劝说肖尔不要相信柳斯科夫的胡说八道，千万不能轻视苏联。然后，左尔格赶紧就把柳斯科夫的供词拍成微缩胶卷，以电报、密件两种途径报告苏军情报局。与此同时，左尔格安排小组各情报员加紧收集日军动向。画家宫城、尾崎秀实和左尔格本人从德国武官处获得的情报都表明，日军将在哈桑湖制造一次边境冲突。日军认为，在边境冲突中，苏军肯定不愿意扩大冲突，他们会自动退出湖畔高地。左尔格立即将各种情报通报莫斯科，并且强调：“日本今后的政策方向将取决于这次冲突的结果。如果苏军在边境上稍有软弱或动摇的表现，都将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推动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
7月底，日军开始向张鼓峰苏军边境哨所发起攻击时，左尔格小组的情报员记者武凯利奇到冲突地区采访，观看了日军炮兵阵地等设施。8月10日，苏军集中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发起反击作战，侵入张鼓峰地区的日军被歼3000余人。
1939年5月，关东军又挑起了诺门坎事件。这时，武凯利奇又应邀前往满洲采访。画家宫城则得到可靠情报，日军调集了大批部队，定于昭和14年8月24日拂晓发起进攻。8月21日，苏军先发制人抢先发起攻击，将日军包围并予以歼灭性打击，日军损失数万人和大批武器装备。
正当日军在诺门坎被苏军包围歼灭时，左尔格对德国大使奥特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曾经说过，柳斯科夫这种人说红军软弱无能，他的话已被揭穿，纯属欺人之谈。德国应该更深刻地研究整个诺门坎事件，还应该打消红军不堪一击的概念。”
8月23日，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
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左尔格把这一切交待的如此详细明确，实实在在触到日本人的痛处，等于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他不至于傻到“一刻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被判处极刑”吧？
也正是上面提到的日本特高课警员大桥回忆说：“有一次，左尔格跟我开玩笑地说：‘大桥君，如果我被判死刑，我就变成鬼来缠住你！’我回答：‘那么你这位唯物主义者也相信鬼啦？’左尔格听了哈哈大笑。”
由此可见，左尔格不可能是为保住性命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那么，左尔格到底是为什么招供的呢？
那么，左尔格到底是为什么招供的呢？[:a9:]
转贴应该注明出处，这是基本的网络道德哦。:o
他为了他的祖国日本，他想以自己的苏联红军身份劝说日本停止战争？:o
为什么呢？
这个是从西西河上看到的，感觉写得不错，我会尽快贴上来。
左尔格招供，特别是泄漏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许多机密，既不是因为期望被营救，也不是因为熬不过酷刑，又不是单纯为让人们怀念他，更不是为了保住性命。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被日本鬼子处以极刑。在被捕到牺牲期间，左尔格没有与自己人接触的机会，没有把他的真实想法传递给组织、传递给后人的机会。因此，这个原因已经不可能被人们所知，我们只能通过推测来进行判断了，尽管可能并不一定正确
我觉得，我们的推测，应该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点之上：
其一，左尔格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特别突出的表现是1938年发生的车祸事件。那一次，左尔格酒后驾驶摩托车，为躲避小巷中突然冲出的一辆小卧车高速撞墙，重伤之后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不要失去知觉，因为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份准备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到医院后，左尔格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并表示必须见到克劳森，否则绝不上手术台。医生后来的诊断表明，当时左尔格头部重伤、腭骨裂开、牙齿被撞掉，肩膀脱臼，伤情严重。左尔格一直撑到克劳森来到医院，取走密件，随即昏死过去。这时，日本警察走进了急诊室。
其二，左尔格是一名天才的情报人员，有着超过常人精明的头脑。这一点毋需多言，从他从事情报工作11年，获取了许多重大情报，他在情报工作上取得的重大战绩，为世人所称道，没有相当精明的头脑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左尔格具有坚定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1938年柳斯科夫叛逃之后，左尔格通过他的供述，了解到苏联肃反大清洗的情况，得知他的直接领导红军四局老局长别尔津也受到牵连，虽然对左尔格情绪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动摇左尔格的根本信念，仍然出生入死地为苏联提供情报。被捕之后，左尔格始终非常关心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据审讯左尔格时担任翻译的井驹教授回忆说，左尔格总是向他询问苏德战场的情况。当听说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时，左尔格判断战争的转折点即将来临，因而更加急切地向井驹教授打听情况。每当庭上法官与书记员议论时，左尔格就在底下向井驹教授询问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战况，而对自己的案情似乎并不关心。当斯大林格勒的战场局势向有利苏联的方向发展时，“他那严肃的面孔泛起了一丝微笑”。巢鸭监狱的犯人后来回忆说，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左尔格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井驹教授说，他对左尔格讲述苏德战场的情况，检察官、法官看在眼里并未阻止。表明日本人并没有对左尔格封锁消息，那样的话，苏联不承认左尔格的公开表态，日本人更没有必要对左尔格封锁，因为这是摧垮左尔格信念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各种关于左尔格的书籍和研究中，都看不到左尔格因此产生反苏的情绪，看到的却是在苏联公开否认之后，左尔格依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由衷高兴。这只能说明，左尔格对此已有心理准备。苏联人写的书中说，左尔格临刑前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美国人写的书说，日本的记录中没有左尔格高呼万岁的记载，只是说他死得很平静。美国人的书还说，尽管左尔格供认了许多获取日本核心战略情报的情况，但“他从来没有对此认罪。”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被捕之后，左尔格对于自己的性命、荣辱已经置之度外，他更关心的是苏联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能否打赢。
我们推测左尔格供述的真实原因，必须站到当时左尔格的立场，以这三个基点去看问题。
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站在专业情报人员的角度看问题，左尔格小组之前获取的战略情报可能完全作废。
左尔格被捕之前，日本近卫内阁已经确定了南进的战略决策，但尚未确定开战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在得知左尔格已经将此战略情报报告莫斯科之后，会不会改变战略或者推迟行动时间呢？这是一个专业战略情报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诺门坎战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是苏联的对手，因为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数倍于日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当然更不可能是美国人的对手，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更是数倍于苏联。因此，日本人要想取胜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太平洋战场主动权，只能依靠突然袭击。现在，战略上的突然性由于左尔格小组的工作已经丧失，按军事常识来说，这个仗就不能打的，硬要打的话，失败的概率非常大。
这里需要插一句，虽然左尔格小组是为苏联提供情报，但是这个小组联系的范围非常广泛，情报完全有可能透露给了英美。因与左尔格小组联系紧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苏联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等（就是没有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人参加，而是没有抓到中国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尔格小组的核心情报员法国记者武凯利奇与英国使馆有联系，日本警察冲进英国使馆逮捕了情报处处长雷德曼，气得英国人把日本驻英使馆的宣传参赞松本也给抓了起来。
事后站在军事角度来看，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南进计划，是一个非常明显错误的决定，非但不可能取得南太平洋的战争资源，反而很可能撞到美国人张网等待的枪口上。当然，事实上日本人最后获得了突然性，突袭珍珠港成功，但那是美国人的重大失误，并不能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情报已被美国获取的情况下仍然冒险发动进攻在军事上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首脑机构得事先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显示日军将在1941年12月向太平洋美英军发动进攻。美国人为什么就是不信呢？恐怕也是从军事常识出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斯大林同样是出于军事常识的理由，否认了各个方面关于德军将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情报。当时，斯大林根据军事常识，认为德军如果要进攻苏联的话，必须大量准备过冬的大衣，于是下令红军总参四局盯住德国人的军大衣生产。因为几百万军队需要的冬大衣非常之多，德国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制作，难以保密。斯大林认为，什么都可以造假，惟有这一点造不了假。可是，希特勒恰恰也犯了一个军事常识上的错误，他认为德军三个月就能全部解决苏联红军，6月份发起进攻，在10月份冬季的第一场雪来临之前就能解决问题，因而根本没有下令给德军准备在苏联严寒地区使用的冬大衣。结果，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迎来苏联严寒的冬季时，部队没有御寒衣物，兵员大量冻伤，成为莫斯科战役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总之，日本人军事常识上的错误，加上美国人基于军事常识犯下的错误，最终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但是，在狱中的左尔格不可能在双方都犯常识性错误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他必须站在专业战略情报人员的角度上，考虑情况发展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日本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得情况下调整战略，改为大张旗鼓地向北集中兵力，以陆军主力陈兵中苏边界，以海军主力包围海参崴，牵制苏军远东部队不使其西调，配合德军首先解决苏联。尔后，在德军获胜的情况下，从东线发起对苏联的进攻，必定能够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定的战争资源。实际上，这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当时最为当心的情况。毛泽东曾经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世界可能陷入几十年的黑暗时期。
第二种可能，日本将计就计，表面上仍取南进态势，以迷惑各方，但并不行动。当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并与德军纠缠无力东顾之后，于1942年春突然袭击苏联，从背后打击苏联并取得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争资源，来一个“河蚌相争，渔翁在后”。实际上，日本原先就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但先决条件是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剩余兵力少于16个师，时间在1942年春天。
第三种可能，日本坚持原定战略，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对美英的进攻。如果这样的话，进攻发起时间就非常关键。因为在日军进攻发起前，不能完全排除日本采取第一、第二种战略的可能，远东苏军就不可能大量西调。
而且，在左尔格被捕时，就是1941年10月中旬，苏联正面临生死关头的严峻形势。由于左尔格可以随时进入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室阅读最新战报，因此他对于苏德战场的情况十分清楚。到1941年9月底，苏军已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起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当天就撕开了苏军左翼防线并实施迂回。到10月8日，德军已包围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苏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并在包围圈内进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将冲出德军重围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残部合并组成的新的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上将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的指挥。10月13日，德军再次突破苏军防线，将苏军主力包围。14日，苏联政府机构和驻外使团撤出莫斯科。18日，就在左尔格被捕的当天，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60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同时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和日本战略取向的多种变化可能，左尔格知道，苏联急需对日战略情报。左尔格还知道，由于日本已经不再存在苏联战略情报组织和人员，苏联获取对日战略情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另一个方向的两条情报线上了。
这另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科，它的战略情报员，包括打入上海满铁调查课的中共日籍党员中西功和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另一条线就是红军总参四局派遣原左尔格上海小组的中共党员，分别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构成的情报网络，这些小组都有电台，直接与莫斯科联系。其天津站站长就是本文开始提到的方文。
左尔格知道，这两条线将能够继续侦查并向莫斯科提供日军的战略动向。其中，中共上海情报科的能力更强。
很多书籍上记载，左尔格小组获取了日军“关特演”真实情况的情报，左尔格自己在供词中也如此是供认，以致于苏联人、美国人写的书都把此事记在左尔格小组名下。实际上，左尔格知道，查明“关特演”真相的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
就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下旬闪击苏联后不久，1941年7月，日军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向满洲集结，引起苏联和中共的高度警觉。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查明日军此举的真实目的，任务交给了中西功。恰在此时，满铁派中西功回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到东京后，中西功约见了尾崎秀实。尾崎告诉他，7 月2 日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因此，这次大兵北调，名义上是“演习”，有“北进”苏联的危险。因此，尾崎建议：“你不妨在回上海时，路过满洲实地观察一下，把所见所闻告诉我。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陆军用造成事实的办法压迫内阁的可能。”按照尾崎的意见，中西功回上海时，特地到大连逗留了几天。满眼所见，尽是日军士兵，连街头公园、学校、工厂全挤满了兵。车辆、马匹、坦克、被服、弹药、汽油，一条战备物资的洪流从大连海边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却看到，士兵们在海边进行进行登陆演习！这说明，日军这是以“北进”为名，为“南进”做准备！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过上级明确地回答延安：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是否会北攻苏联，要依苏德战场形势而定。
与此同时，中西功将情况通报了东京的尾崎秀实。
这就说明，苏联左尔格小组与中共上海情报科之间，通过尾崎秀实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左尔格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是能够指望上海情报科接替左尔格小组继续为反法西斯战线提供对日战略情报的。
但是，当检察官吉川把尾崎秀实、宫城兴德和克劳森等人的供词拿给他看时，左尔格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后脊梁直冲大脑。对于这两条线，宫城兴德、克劳森都一无所知，但尾崎秀实对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几位日籍党员都非常了解。当年，中共特科的王学文在上海日本东亚同文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在日本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后来加入中共的一批党员都是出自这个小组。当时，尾崎秀实作为派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同情中国革命，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因而与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长期的联系，中西功进入满铁上海调查课就是尾崎秀实介绍的。所以，尾崎秀实对这批中共日籍党员非常了解。现在，尾崎秀实已经开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这条线必然全面崩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打入日本、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将不复存在，损失不可估量！
事实上，尾崎秀实也确实是供出了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在一开始讲述尾崎秀实时就说到：“中共负责日本事务的领导人（很可能是中共特科）特别感兴趣的是东亚共同编剧学校（肯定是翻译不准确，应为东亚同文学院，下改）。”“东亚同文学院支部由中共建立，后来又与一批日本左翼记者和日本‘来客’合并，”组织学习团体。“这个学习团体经常集会，其成员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尾崎秀实经常参加这种会议。”这些情况只能来自于尾崎秀实的供词。如果特高课立即顺着尾崎秀实的这些供词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
怎么办？我相信左尔格在看到尾崎秀实等人的供词时，脑子里急速转动的，正是这三个字——怎么办？
1944年11月7日，左尔格被日本鬼子处以极刑。在被捕到牺牲期间，左尔格没有与自己人接触的机会，没有把他的真实想法传递给组织、传递给后人的机会。因此，这个原因已经不可能被人们所知，我们只能通过推测来进行判断了，尽管可能并不一定正确
我觉得，我们的推测，应该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点之上：
其一，左尔格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特别突出的表现是1938年发生的车祸事件。那一次，左尔格酒后驾驶摩托车，为躲避小巷中突然冲出的一辆小卧车高速撞墙，重伤之后他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不要失去知觉，因为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份准备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到医院后，左尔格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力支撑着，并表示必须见到克劳森，否则绝不上手术台。医生后来的诊断表明，当时左尔格头部重伤、腭骨裂开、牙齿被撞掉，肩膀脱臼，伤情严重。左尔格一直撑到克劳森来到医院，取走密件，随即昏死过去。这时，日本警察走进了急诊室。
其二，左尔格是一名天才的情报人员，有着超过常人精明的头脑。这一点毋需多言，从他从事情报工作11年，获取了许多重大情报，他在情报工作上取得的重大战绩，为世人所称道，没有相当精明的头脑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三，左尔格具有坚定的信仰，这一点非常重要。1938年柳斯科夫叛逃之后，左尔格通过他的供述，了解到苏联肃反大清洗的情况，得知他的直接领导红军四局老局长别尔津也受到牵连，虽然对左尔格情绪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动摇左尔格的根本信念，仍然出生入死地为苏联提供情报。被捕之后，左尔格始终非常关心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据审讯左尔格时担任翻译的井驹教授回忆说，左尔格总是向他询问苏德战场的情况。当听说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时，左尔格判断战争的转折点即将来临，因而更加急切地向井驹教授打听情况。每当庭上法官与书记员议论时，左尔格就在底下向井驹教授询问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战况，而对自己的案情似乎并不关心。当斯大林格勒的战场局势向有利苏联的方向发展时，“他那严肃的面孔泛起了一丝微笑”。巢鸭监狱的犯人后来回忆说，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左尔格高兴得手舞足蹈，不能自己。井驹教授说，他对左尔格讲述苏德战场的情况，检察官、法官看在眼里并未阻止。表明日本人并没有对左尔格封锁消息，那样的话，苏联不承认左尔格的公开表态，日本人更没有必要对左尔格封锁，因为这是摧垮左尔格信念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各种关于左尔格的书籍和研究中，都看不到左尔格因此产生反苏的情绪，看到的却是在苏联公开否认之后，左尔格依然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由衷高兴。这只能说明，左尔格对此已有心理准备。苏联人写的书中说，左尔格临刑前高呼“苏联万岁！红军万岁！”美国人写的书说，日本的记录中没有左尔格高呼万岁的记载，只是说他死得很平静。美国人的书还说，尽管左尔格供认了许多获取日本核心战略情报的情况，但“他从来没有对此认罪。”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被捕之后，左尔格对于自己的性命、荣辱已经置之度外，他更关心的是苏联在这场世界大战中能否打赢。
我们推测左尔格供述的真实原因，必须站到当时左尔格的立场，以这三个基点去看问题。
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站在专业情报人员的角度看问题，左尔格小组之前获取的战略情报可能完全作废。
左尔格被捕之前，日本近卫内阁已经确定了南进的战略决策，但尚未确定开战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在得知左尔格已经将此战略情报报告莫斯科之后，会不会改变战略或者推迟行动时间呢？这是一个专业战略情报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诺门坎战役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是苏联的对手，因为苏联红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数倍于日军。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当然更不可能是美国人的对手，因为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更是数倍于苏联。因此，日本人要想取胜或者说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太平洋战场主动权，只能依靠突然袭击。现在，战略上的突然性由于左尔格小组的工作已经丧失，按军事常识来说，这个仗就不能打的，硬要打的话，失败的概率非常大。
这里需要插一句，虽然左尔格小组是为苏联提供情报，但是这个小组联系的范围非常广泛，情报完全有可能透露给了英美。因与左尔格小组联系紧密而被日本逮捕的有苏联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等（就是没有中国人。不是没有中国人参加，而是没有抓到中国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尔格小组的核心情报员法国记者武凯利奇与英国使馆有联系，日本警察冲进英国使馆逮捕了情报处处长雷德曼，气得英国人把日本驻英使馆的宣传参赞松本也给抓了起来。
事后站在军事角度来看，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南进计划，是一个非常明显错误的决定，非但不可能取得南太平洋的战争资源，反而很可能撞到美国人张网等待的枪口上。当然，事实上日本人最后获得了突然性，突袭珍珠港成功，但那是美国人的重大失误，并不能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情报已被美国获取的情况下仍然冒险发动进攻在军事上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首脑机构得事先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显示日军将在1941年12月向太平洋美英军发动进攻。美国人为什么就是不信呢？恐怕也是从军事常识出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斯大林同样是出于军事常识的理由，否认了各个方面关于德军将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情报。当时，斯大林根据军事常识，认为德军如果要进攻苏联的话，必须大量准备过冬的大衣，于是下令红军总参四局盯住德国人的军大衣生产。因为几百万军队需要的冬大衣非常之多，德国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制作，难以保密。斯大林认为，什么都可以造假，惟有这一点造不了假。可是，希特勒恰恰也犯了一个军事常识上的错误，他认为德军三个月就能全部解决苏联红军，6月份发起进攻，在10月份冬季的第一场雪来临之前就能解决问题，因而根本没有下令给德军准备在苏联严寒地区使用的冬大衣。结果，当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迎来苏联严寒的冬季时，部队没有御寒衣物，兵员大量冻伤，成为莫斯科战役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
总之，日本人军事常识上的错误，加上美国人基于军事常识犯下的错误，最终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但是，在狱中的左尔格不可能在双方都犯常识性错误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他必须站在专业战略情报人员的角度上，考虑情况发展的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日本在战略意图已经暴露得情况下调整战略，改为大张旗鼓地向北集中兵力，以陆军主力陈兵中苏边界，以海军主力包围海参崴，牵制苏军远东部队不使其西调，配合德军首先解决苏联。尔后，在德军获胜的情况下，从东线发起对苏联的进攻，必定能够分得一杯羹，取得一定的战争资源。实际上，这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当时最为当心的情况。毛泽东曾经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世界可能陷入几十年的黑暗时期。
第二种可能，日本将计就计，表面上仍取南进态势，以迷惑各方，但并不行动。当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并与德军纠缠无力东顾之后，于1942年春突然袭击苏联，从背后打击苏联并取得西伯利亚地区的战争资源，来一个“河蚌相争，渔翁在后”。实际上，日本原先就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但先决条件是远东苏军主力西调剩余兵力少于16个师，时间在1942年春天。
第三种可能，日本坚持原定战略，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对美英的进攻。如果这样的话，进攻发起时间就非常关键。因为在日军进攻发起前，不能完全排除日本采取第一、第二种战略的可能，远东苏军就不可能大量西调。
而且，在左尔格被捕时，就是1941年10月中旬，苏联正面临生死关头的严峻形势。由于左尔格可以随时进入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室阅读最新战报，因此他对于苏德战场的情况十分清楚。到1941年9月底，苏军已损失数百万军队。9月30日，德军发起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当天就撕开了苏军左翼防线并实施迂回。到10月8日，德军已包围了苏军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苏布良斯克方面军主力，并在包围圈内进行清剿。10月10日，斯大林将冲出德军重围的西方方面军和预备方面军残部合并组成的新的西方方面军，任命朱可夫上将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全面负责莫斯科防御战的指挥。10月13日，德军再次突破苏军防线，将苏军主力包围。14日，苏联政府机构和驻外使团撤出莫斯科。18日，就在左尔格被捕的当天，德军突进到距莫斯科仅60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同时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和日本战略取向的多种变化可能，左尔格知道，苏联急需对日战略情报。左尔格还知道，由于日本已经不再存在苏联战略情报组织和人员，苏联获取对日战略情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另一个方向的两条情报线上了。
这另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两条情报线，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情报科，它的战略情报员，包括打入上海满铁调查课的中共日籍党员中西功和打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中共日籍党员西里龙夫；另一条线就是红军总参四局派遣原左尔格上海小组的中共党员，分别部署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构成的情报网络，这些小组都有电台，直接与莫斯科联系。其天津站站长就是本文开始提到的方文。
左尔格知道，这两条线将能够继续侦查并向莫斯科提供日军的战略动向。其中，中共上海情报科的能力更强。
很多书籍上记载，左尔格小组获取了日军“关特演”真实情况的情报，左尔格自己在供词中也如此是供认，以致于苏联人、美国人写的书都把此事记在左尔格小组名下。实际上，左尔格知道，查明“关特演”真相的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
就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下旬闪击苏联后不久，1941年7月，日军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向满洲集结，引起苏联和中共的高度警觉。延安要上海情报科查明日军此举的真实目的，任务交给了中西功。恰在此时，满铁派中西功回东京参加“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到东京后，中西功约见了尾崎秀实。尾崎告诉他，7 月2 日御前会议确定的方针是：在北方对苏积极备战的同时，准备南进作战。因此，这次大兵北调，名义上是“演习”，有“北进”苏联的危险。因此，尾崎建议：“你不妨在回上海时，路过满洲实地观察一下，把所见所闻告诉我。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陆军用造成事实的办法压迫内阁的可能。”按照尾崎的意见，中西功回上海时，特地到大连逗留了几天。满眼所见，尽是日军士兵，连街头公园、学校、工厂全挤满了兵。车辆、马匹、坦克、被服、弹药、汽油，一条战备物资的洪流从大连海边向岸上流淌。
但是，中西功却看到，士兵们在海边进行进行登陆演习！这说明，日军这是以“北进”为名，为“南进”做准备！
回到上海，中西功通过上级明确地回答延安：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是“南进”的演习。是否会北攻苏联，要依苏德战场形势而定。
与此同时，中西功将情况通报了东京的尾崎秀实。
这就说明，苏联左尔格小组与中共上海情报科之间，通过尾崎秀实与中西功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协同作战，左尔格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是能够指望上海情报科接替左尔格小组继续为反法西斯战线提供对日战略情报的。
但是，当检察官吉川把尾崎秀实、宫城兴德和克劳森等人的供词拿给他看时，左尔格只觉得一股冷气从后脊梁直冲大脑。对于这两条线，宫城兴德、克劳森都一无所知，但尾崎秀实对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几位日籍党员都非常了解。当年，中共特科的王学文在上海日本东亚同文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时，在日本学生中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发展其中的一些日本学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后来加入中共的一批党员都是出自这个小组。当时，尾崎秀实作为派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同情中国革命，也经常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因而与中西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长期的联系，中西功进入满铁上海调查课就是尾崎秀实介绍的。所以，尾崎秀实对这批中共日籍党员非常了解。现在，尾崎秀实已经开口招供，一旦供出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这条线必然全面崩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打入日本、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将不复存在，损失不可估量！
事实上，尾崎秀实也确实是供出了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美国人写的《左尔格案件》一书中，在一开始讲述尾崎秀实时就说到：“中共负责日本事务的领导人（很可能是中共特科）特别感兴趣的是东亚共同编剧学校（肯定是翻译不准确，应为东亚同文学院，下改）。”“东亚同文学院支部由中共建立，后来又与一批日本左翼记者和日本‘来客’合并，”组织学习团体。“这个学习团体经常集会，其成员参加中共上海党组织。尾崎秀实经常参加这种会议。”这些情况只能来自于尾崎秀实的供词。如果特高课立即顺着尾崎秀实的这些供词追查下去，很快就能挖到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
怎么办？我相信左尔格在看到尾崎秀实等人的供词时，脑子里急速转动的，正是这三个字——怎么办？
怎么办？
其实左尔格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掩护中国的两个战略情报机构继续完成任务。
左尔格知道，为此他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点，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就要求他多说，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说起，说得越多，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他不但说，而且要求用打字机写，一共写了5万多字，一直写到1942年3月，也就是写了半年之久。后来的情况证明，左尔格的这一做法确实为中西功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方文说他跟左尔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没听左尔格谈过他的身世，还是通过他的供词了解的。这说明，左尔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内的所有供词都是极端秘密的内容，对最可靠的战友都不能说，但现在已经顾不得了。第二点，要让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这就要求他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要么不说，说出来的必须经得起查证。左尔格作为情报人员肯定知道，日本特高决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供词，必定进行查证，只要有一句被证明是假话，关键时刻他为掩护中国的战略情报机构说的话，日本特高就不可能相信。后来的情况同样证明，在日本特高怀疑到上海方面时，左尔格的掩护说辞确实暂时迷惑了大桥。
后来的情况说明，无论我上面的推测是否实际情况，左尔格的做法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中国战略情报机构的作用。
否则，如果左尔格象“神秘西人”那样一言不发，日本特高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琦秀实身上，根据他的供词穷追到底，那么上海情报课就不可能继续工作8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上海情报科发出了日军奇袭珍珠港和进攻中途岛两大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左尔格被捕后，上海情报科的情况。
中共上海情报科，是中共特科的延续。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过了两个多月，1935年11月18日，国民党特务又将特科上海办事处破获，丘吉夫被捕。
但是，上海特科并没有溃散，剩下的少数人员在特科情报科负责人徐强领导下继续工作。正是在此最危难的时期，徐强组织特科的剩余人员，经过半年搜寻找到了流浪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安排与国民党接触以及董健吾等人赴延安传递国民党上层欲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意图。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之后，上海特科被改组为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之所以能够担负这项任务，是因为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1937年调延安工作时，向特科移交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名日籍党员。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教授王学文的指引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是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1.28事变后，日海军陆战队要求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同文书院团支部则在同学中开展反战运动，结果全体学生被遣返日本。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到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王学文，加入中共，开始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打入日军高层。
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就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已移至上海，于是设法调到上海，通过西里龙夫与王学文接上联系。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满铁上海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派驻上海委员，打入日本驻华情报机构。
1939年，徐强调回延安，吴纪光接手上海情报科工作。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吴纪光调整加强了上海情报科。上海以中西功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名义上，这个调查班的任务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实际上，这个特别调查班里安插了多名上海情报科的中共党员。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程和生担任联络员。在南京，有西里龙夫、李一峰（伪中央社采访部主任，汪伪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汪精卫随从秘书）三名战略情报员，李得森及其妻子张敏以行医为掩护设立南京情报站，张明达担任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员。在华北，尾崎庄太郎打入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任情报课长，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经商名义活动，并派钱志行到北平建立联络站。这样，上海情报科构成了埋伏在日军内高层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以及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总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报。
1941年10月，左尔格、尾崎秀实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白川次郎就是中西功自己。1938 年，日本取缔共产党，中西功就此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
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因此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
怎么办？程和生请示吴纪光，吴纪光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听完说：延安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请求，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日军南进的开战时间。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考虑，容我想一天再说。
潘汉年应该知道，周恩来早就给中央特科定下过规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不过这时候，潘汉年还不知道左尔格小组出事的情况，但是他知道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时日军的战略情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潘汉年再与吴纪光会面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潘汉年对吴纪光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问。
潘汉年说：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以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吴纪光明白，这是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险，提着脑袋深入虎穴夺虎子的行动。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在万不得已时，确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况，但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啊。因此，听了潘汉年的决定后，吴纪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向联络员程和生传达。果不其然，程和生听了上级的决定，眨巴着眼睛，半天都没有说话，最后打了个冷颤挤出一句：“就这样决定了？”
吴纪光看着程和生的样子，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坚定地说：“决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着最后的希望问“如果中西功持反对意见呢？”
程和生这么问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功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没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上级指示时，便带着一种情绪。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另他没有想到的是，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中西功倒反过来劝他，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等等。
原来，就在程和生请示上级的同时，中西功也在反复地思考相同的问题——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电报后同他谈话的表情。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区”，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都会因为与他关系密切而暴露。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网。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网就存。他走，情报网就亡。就这么简单。
“建立这样一个深入的情报网是多么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下定了决心。这时，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坚持留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也要冒着同样的危险留下来坚持。这事，必须征求西里龙夫的意见，并且与他商量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的办法。想到这里，中西功立即乘夜车赶往南京。
两人一见面，开门见山，根据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情况，推测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
“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中西功说。
“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中西功并没有直接指出，自己“向东去”，西里龙夫就必须在南京坚持，其实冒着同样危险，但他知道，西里龙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标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具体时间的确切情报，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发出“向西去”的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中西功寄希望于尾崎秀实，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见到尾崎秀实，就有希望。总之，见到尾崎秀实，就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西功不知道，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尾崎秀实已经被捕半个月了。尾崎秀实不仅供出了左尔格和他本人的各种活动情况，而且在供词中提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提到了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团体，提到了中共在同文书院建立的支部，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果特高课大桥警部补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不难把当年同文书院中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学生列出一个名单，从中不难发现，中西功在上海同文书院曾经因向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而遭逮捕并被停学一年的档案记录，也不难发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东京因参与“无产阶级研究所”的活动而先后被捕的记录。如果特高课发现中西功这时候秘密回到东京，只要跟踪和窃听他的电话，看他与谁联系，立即就能逮个正着，让中西功有来无回，将中共上海情报科一网打尽。
然而，特高课大桥警部补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时他正在倾听着左尔格滔滔不绝的供词，企图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其实左尔格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以掩护中国的两个战略情报机构继续完成任务。
左尔格知道，为此他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点，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这就要求他多说，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说起，说得越多，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他不但说，而且要求用打字机写，一共写了5万多字，一直写到1942年3月，也就是写了半年之久。后来的情况证明，左尔格的这一做法确实为中西功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方文说他跟左尔格密切共事三年，都没听左尔格谈过他的身世，还是通过他的供词了解的。这说明，左尔格完全明白包括自己身世在内的所有供词都是极端秘密的内容，对最可靠的战友都不能说，但现在已经顾不得了。第二点，要让日本人充分相信自己。这就要求他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要么不说，说出来的必须经得起查证。左尔格作为情报人员肯定知道，日本特高决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供词，必定进行查证，只要有一句被证明是假话，关键时刻他为掩护中国的战略情报机构说的话，日本特高就不可能相信。后来的情况同样证明，在日本特高怀疑到上海方面时，左尔格的掩护说辞确实暂时迷惑了大桥。
后来的情况说明，无论我上面的推测是否实际情况，左尔格的做法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中国战略情报机构的作用。
否则，如果左尔格象“神秘西人”那样一言不发，日本特高必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尾琦秀实身上，根据他的供词穷追到底，那么上海情报课就不可能继续工作8个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上海情报科发出了日军奇袭珍珠港和进攻中途岛两大至关重要的战略情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左尔格被捕后，上海情报科的情况。
中共上海情报科，是中共特科的延续。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过了两个多月，1935年11月18日，国民党特务又将特科上海办事处破获，丘吉夫被捕。
但是，上海特科并没有溃散，剩下的少数人员在特科情报科负责人徐强领导下继续工作。正是在此最危难的时期，徐强组织特科的剩余人员，经过半年搜寻找到了流浪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安排与国民党接触以及董健吾等人赴延安传递国民党上层欲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意图。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之后，上海特科被改组为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之所以能够担负这项任务，是因为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1937年调延安工作时，向特科移交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两名日籍党员。
西里龙夫和中西功都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教授王学文的指引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是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1932年1.28事变后，日海军陆战队要求同文书院学生参加侵沪战争。同文书院团支部则在同学中开展反战运动，结果全体学生被遣返日本。
1933年春，西里龙夫来到上海谋职，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王学文，加入中共，开始进行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伪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打入日军高层。
1934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就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已移至上海，于是设法调到上海，通过西里龙夫与王学文接上联系。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共，就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满铁上海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派驻上海委员，打入日本驻华情报机构。
1939年，徐强调回延安，吴纪光接手上海情报科工作。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吴纪光调整加强了上海情报科。上海以中西功为核心，利用中西功的地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名下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名义上，这个调查班的任务是搜集南京、延安和上海租界方面上层人物的活动情报；实际上，这个特别调查班里安插了多名上海情报科的中共党员。特别调查班的班长程和生担任联络员。在南京，有西里龙夫、李一峰（伪中央社采访部主任，汪伪特工总部顾问）、汪敬远（汪精卫随从秘书）三名战略情报员，李得森及其妻子张敏以行医为掩护设立南京情报站，张明达担任与上海方面的联络员。在华北，尾崎庄太郎打入日军北支派遣军司令部任情报课长，白井行幸在太原以经商名义活动，并派钱志行到北平建立联络站。这样，上海情报科构成了埋伏在日军内高层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侵华日军以及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总部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报。
1941年10月，左尔格、尾崎秀实被捕。不久，中西功收到来自东京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三个字：“向西去”，署名白川次郎。
白川次郎就是中西功自己。1938 年，日本取缔共产党，中西功就此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镇压日本左翼的状况》，严厉抨击日本当局“正在制造黑暗的政治”。此文由
尾崎秀实协助，传递到上海，在《中国论坛》杂志上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只有同文书院几名关系密切的同学才知道。因此很显然，这是一封报警电。
怎么办？程和生请示吴纪光，吴纪光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听完说：延安转达莫斯科方面的请求，要求我们迅速查清日军南进的开战时间。这是关键问题的关键时刻，必须慎重考虑，容我想一天再说。
潘汉年应该知道，周恩来早就给中央特科定下过规矩，一旦有人被捕，不论此人是否可能叛变，与之有关联的其他人都必须立即撤退隐蔽。不过这时候，潘汉年还不知道左尔格小组出事的情况，但是他知道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他知道此时日军的战略情报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潘汉年再与吴纪光会面时，他已下定了决心。
潘汉年对吴纪光说：“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非常严竣，了解和掌握日军的战略动向，是我们的第一重要任务，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抗日的范围。因此延安一直要求我们用一切力量注视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方向问题。在延安毛主席和我谈过，他对日本南进还是北进非常关心，非常焦虑。说如果日本北进的话，我们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因为英美有可能和日本妥协。他还说，果真出现那种局面的活，共产主义大本营和全世界、全人类都要经受一段黑暗时期。你看，形势多么严重？现在，日本南进已经明确。中央又要我们进一步搞清他们发动战争的日期，这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提供更进一步的明白的战略情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纪光问。
潘汉年说：这个时候，不但不能“向西去”，而且要“向东去”。只有向东去，才能搞清楚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但是考虑到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可以先征求他的个人意见。
吴纪光明白，这是冒着被捕的巨大危险，提着脑袋深入虎穴夺虎子的行动。对于中共党员来说，在万不得已时，确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情况，但中西功是日籍党员啊。因此，听了潘汉年的决定后，吴纪光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向联络员程和生传达。果不其然，程和生听了上级的决定，眨巴着眼睛，半天都没有说话，最后打了个冷颤挤出一句：“就这样决定了？”
吴纪光看着程和生的样子，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嘴上仍然坚定地说：“决定了。”
“如果，”程和生抱着最后的希望问“如果中西功持反对意见呢？”
程和生这么问是有目的的，他寄希望于中西功拒绝冒这样大的危险。
“当然，我们得尊重他的意见。不过，你得一字不改地把决定传达给他，快去吧。”
程和生没有想通，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上级指示时，便带着一种情绪。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另他没有想到的是，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中西功倒反过来劝他，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等等等等。
原来，就在程和生请示上级的同时，中西功也在反复地思考相同的问题——要不要“向西去”？中西功想起程和生看了电报后同他谈话的表情。程和生为他的安危担心，极力主张他“向西去”，用意很清楚，是为了保护他。他之所谓去请示老吴，十之八九也是去讨柄尚方宝剑，一旦领导决定了，他便只好执行，没有话说，“向西去”。
可是，那么一来，程和生、倪之骥、程维德这些在“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怎么办？都转移吗？如果都转移了，“满铁”这个重要情报点岂不就彻底撤销了。不但如此，一旦他“向西区”，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都会因为与他关系密切而暴露。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不能容许这个局面出现。
一定要保住这个情报网。
怎么保住呢？
办法很简明，他仍旧坚持在“满铁”，不向西去。
只要他在，情报网就存。他走，情报网就亡。就这么简单。
“建立这样一个深入的情报网是多么不容易啊！”中西功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下定了决心。这时，中西功也想到，如果他坚持留下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南京的西里龙夫、北平的尾崎庄太郎也要冒着同样的危险留下来坚持。这事，必须征求西里龙夫的意见，并且与他商量面临的局势与应对的办法。想到这里，中西功立即乘夜车赶往南京。
两人一见面，开门见山，根据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情况，推测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
“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中西功说。
“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
“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中西功并没有直接指出，自己“向东去”，西里龙夫就必须在南京坚持，其实冒着同样危险，但他知道，西里龙夫是同意他的想法的。
1941年10月底，中西功在上海日清码头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这次返日，他的首要目标要设法拿到日军发动“南进”战争具体时间的确切情报，其次要搞清楚“白川次郎”发出“向西去”的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中西功寄希望于尾崎秀实，什么事瞒得过首相顾问兼秘书？虽然近卫下台了，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见到尾崎秀实，就有希望。总之，见到尾崎秀实，就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西功不知道，当他踏上日本国土时，尾崎秀实已经被捕半个月了。尾崎秀实不仅供出了左尔格和他本人的各种活动情况，而且在供词中提到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提到了书院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团体，提到了中共在同文书院建立的支部，而且发展了一批党员。如果特高课大桥警部补顺着这个线索追下去，不难把当年同文书院中与尾崎秀实关系密切的学生列出一个名单，从中不难发现，中西功在上海同文书院曾经因向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而遭逮捕并被停学一年的档案记录，也不难发现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东京因参与“无产阶级研究所”的活动而先后被捕的记录。如果特高课发现中西功这时候秘密回到东京，只要跟踪和窃听他的电话，看他与谁联系，立即就能逮个正着，让中西功有来无回，将中共上海情报科一网打尽。
然而，特高课大桥警部补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时他正在倾听着左尔格滔滔不绝的供词，企图从中找到更多的线索。
原帖由 xcxy 于 2009-3-31 14:04 发表
他为了他的祖国日本，他想以自己的苏联红军身份劝说日本停止战争？:o
为什么要暴露一个目标呢？暴露一个假目标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真目标，暴露一个次要真目标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重要的真目标，暴露一个重要的真目标，为了什么呢:D
到达东京后，中西功找了个小旅馆住下，就去电话间给尾崎秀实打电话。拨了号码之后，半天没有回声。“怎么回事？难道近卫下台，尾崎的电话也撤销了？还是出了意外？”
他轻轻挂断了电话，又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尖细：“你是谁？”
“请找水野成先生说话。”过了一阵，传来男人的声音：“你是哪位？”
“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因为我有点感冒，您是哪位？”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听出来我还要问你吗？你是谁？”对方紧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彦三郎，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
“是吗？噢，多多保重，哎，哪个彦三郎？”
“好的，再见。”中西功重重叩上话筒。接电话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听到他第一句话后，便会惊喜地轻叫一声。然后用调侃的语调，学他的话：“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这是他们每次通话的习惯，后来变成接头暗语似的。而且，从口气听，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那么是什么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拨号码，找洪津良胜。
“请问，浜津良胜先生在吗？”
“浜津良胜？”对方温和地反问：“你找他干什么？”
“朋友，好久不见了，想念他。”
“到警视厅看他去吧。”对方挂上了电话。
中西功手握话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这些接电话的人一定是警视厅留在那儿等待“自投罗网”者的警察！滨津良胜进了警视厅，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看来，“白川次郎”发警报确实是事出有因，情况危急。但是延安的任务还是必须完成。
中西功转而苦苦思索完成任务的途径：“哎，可惜海军部里没有熟人。到总参谋部去一趟怎样？在那里会看到些有用的现象。但是，凭一个“满铁”调查员的身份证，硬闯进去，是毫无道理的。即使闯进去，有谁会对你谈什么“南进”不“南进”？谁会给你看绝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亲友，要想进那个大门，警卫也是不允许的。那是何等森严的机关？只有到军报道部去试一试，那里有个佐藤癸二，是个记者，过去有过一面之识，从他口里也许能探得一点消息。”
中西功唯独没有想到，他打了这两个电话，等于再次给特高课提了个醒。特别是他找的这个水野，与中西功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同班同学，当年他们几个左翼学生把反战传单塞在火柴盒里，向访问上海的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一同被领事警察逮捕拘留，水野被同文书院开除，中西功被停学一年。水野被捕后，他的这段历史已经被特高课翻出来并记录在案。如果特高课多少警觉一点，查一查水野有没有个叫“彦三郎”的叔父，立即就能发现打来电话的人非常可疑，再把水野历史上的好友们排查一遍，中西功立马就会在劫难逃，哪里还容得他在东京满世界地到处找人探听帝国的机密？
可是没有。留守的特工没把电话当回事，他们的头头大桥警部补正在倾听左尔格的供词，腾不出时间去关照那些张网等鱼的特工们。后来的情况说明，如果大桥这时候每天听听那些特工的情况汇报，中西功同样在劫难逃。
中西功没有想到这一切，他脑子里都是如何完成任务。
第二天，中西功来到军报道部，可是没有找到佐藤癸二，佐藤癸二去台湾了。万般无奈的中西功采取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赖在军报道部不走，倾听记者编辑们的议论。记者们的夸夸其谈，帮了他大忙。他了解到，驻在中国南方的军队，正在向台湾集结，佐藤癸二去台湾，正是要随军报道的。也就是说，集结在台湾的部队将有作战行动。同时，7 月调到满洲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部队，正在海运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岛集结，有的直开东印度。
无疑，南进作战已经在行动中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计划中的开战日期，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务。
关于坚持“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迟。因为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未来难以预料。
怎么能得到开战日期呢？从哪里下手？
一般机关和人员谁也不知道。
正在进行的内阁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连军报道部的采编主任都不得入场。
怎么办？
中西功疲惫不堪地回到旅店，店主告诉他：“先生，有人给你来过电话。”
“谁？”
“他没有告诉我姓名，只叫我转告您，请您到西边去。我问他到西边什么地方，他说您知道。”
“啊？”中西功暗暗吃了一惊，“这人到底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到了东京，住在这儿？也许，这位朋友就在军报道部。只是他不愿意把自己暴露给我，而在暗中帮助我？”
中西功决定再去军报道部探一探。一路上，中西功故意慢慢地走，希望那位友人从路边走出来，但是没有。
到了军报道部，他在走廊里，在楼梯口，在记者间，在各编辑室走来走去，凡有人问“您找谁？”他便说“看个朋友”。同时用最友好的微笑争取和人家谈话，譬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你们很忙啊？”“我好像见过您。”令他非常失望，竟没有一个人向他显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种眼神和脸色。
在回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位朋友不会在大庭广众出面和他打招呼的，只能寄希望于他再来电话。
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饭，他没离开房间一步，但始终没收到一个电话。
这位朋友是谁呢？他又着急，又紧张。
不管是谁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负，应该赶紧离开东京。
但是，日军南进发动战争的日期是哪一天？
这个任务不完成怎能离开东京？
在这里会被警视厅发现而出现麻烦吗？
中西功相信不至于，茫茫东京至今还未发现有人跟踪他。除了那位暗中帮助的好朋友。
就这样，辗转反侧了一夜，中西功又想起一个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学，在银座经营一个小书店。
中西功找到佐山，闲聊之中听说他有个姐夫在军部担任通讯参谋管收发电报。于是，中西功缠住佐山，每天去找他侃山，请他吃饭，以帮助佐山在上海开店的名义，让他找姐夫打听开战的时间，最好在开战前佐山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孰料，过了些日子，佐山竟对他笑道：“我姐夫说了，开战不开战还没定呢，也许明天就对美国佬开火，也许永远不打他们了，得看和他们的谈判。美国答应我们的条件，就不打他们；不答应，就不客气。还说，这种秘密，不要我问。他说现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谈话不小心，就会被俄国间谍听去。我姐夫是个一心向上的人。”
此路不通。中西功失望地走出佐山书店，在回旅店的路上却碰见了脸色黝黑胡子拉茬的军部报道部记者佐藤癸二！
佐藤癸二刚从台湾回到东京，中西功赶紧把他拉进路边酒店。中西功急切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
佐藤先是愣怔了一下，继之仿佛想到了这位在“满铁”的朋友是掌握全盘军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说：“没有。在等待，看谈判。驻德国的来栖大使已经到美国去帮助野村特使了。谈判最后日期限在月底，到30 日为止。内部消息说，没有成功的希望。海军已经在獭户内海集结完毕，我想要求到那里去，没批准，今天还得回台湾。”
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还需要查对一下，中西功估计，在他逗留东京期间，“满铁”收到的“编内参考”里，会有这方面的消息。
返回上海后，中西功进了“满铁”，一头扎到资料研究室。匆匆翻阅近期内新到的各种“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军部通报”、“军密”、“绝密”、“机要”…
终于找到他需要查对的条目了。在1941 年11 月6 日的《编内参考》上，“对美国谈判要领”栏内，刊载“来栖大使今日飞香港转美，协助野村特使与美国谈判，详细申明日本对美谈判条件之最后让步，坚决要求按甲案迅速达成协议。对美方徒尚空谈的非现实态度，要促使其对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认识，谈判以11 月30 日为限，不再拖延…”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刚才，他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密件里，也看到了这个“以11 月底为限。”那里是这样写的：一、以驻满洲、朝鲜的16 个师团对苏戒备；二、按既定方针对中国作战；二、对南方，以11 月底为限，加强对美英的战争准备…
还有，他拿过纸笔，重新翻出“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一条，匆匆抄录下：
坂田中将，三个师团，泰国；
今村中将，三个师团，马来亚；
本间中将，四个师团，菲律宾；
寺内大将，二个师团，香港。
看来，战争在11 月底、12 月初是不可避免的了。
回到家，程和生正在等他。程和生给他带来了南京联络员送来的西里龙夫的密信：
“中西君：近卫倒台，尾崎秀实君境况如何？甚为悬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牵梦绕，不敢设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为助君功成，特将我日前应邀参加‘总军’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来的点滴资料奉告：
——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
——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择捉岛卑冠湾；
——11 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消息系参观团团长酒后密告。不知是为讨好我这报道部顾问，抑或向我宣扬他广知军情？皆不必细究，然准确无疑。因该君虽已微醉，但口齿清楚，装腔作势地出言庄肃。”
看完密信，中西功对程和生说：“马上安排，我要面见老吴。”
1941年11月中旬，中西功向吴纪光报告：根据各方面情报综合分析，特别是“日美谈判以11 月30 日为限不再拖延”，以及海军航行时间推算，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是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星期天。
这个情报立即报告了延安。潘汉年还指示吴纪光，将这个消息捅给军统上海站“21号”。 晚上，吴纪光约见了那两位21号的“朋友”，明确告知他们：“据从高级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日军将在12 月8日发起南进战争，你们赶紧报告上峰。到时候战争一打起来你们定会时来运转。”
这两人追根刨底问他：“那个最高方面？姓皇还是姓汪？”
吴纪光笑笑说：“上海人王黄不分，赶紧上报去吧。”
恰在此时，莫斯科战役进入了最为紧张激烈的阶段。
10月20日，德军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11月13日，德陆军总参谋长哈德尔在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召开了各军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1年秋季攻势命令”。中央集团军群为此共集中了51个师。 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是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其左面是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和赫普纳的第4装甲兵团，任务是分别从北方和西方包围莫斯科；右面的古德里安的第 2装甲军团则从南方向莫斯科包围。
11月16日，德军“秋季攻势”开始发动，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慢慢地向莫斯科西北方向前进，23日占领了克林。在霍特兵团右面，赫普纳的第4装甲兵团进到了莫斯科以西的齐维特科瓦。 同时，南面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军团包围了莫斯科东南方的图拉。担任正面攻击的第4集团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包克元帅亲自指挥下，把一切可以抽调的兵力都投入了战斗。
11月28日，德军突破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到达伊斯特腊镇，这里距莫斯科只有24公里，霍特从他的望眼镜里已能看见克里姆林宫的圆顶。
12月1日，包克挥其疲惫之师，再次发起攻势以作最后的努力。12月2日，小股德军突破苏军防线，冲入莫斯科近郊。但莫斯科的工人们从工厂冲出来，将小股德军赶了出去。这时候，德军已经精疲力尽，锐气丧尽。这时，包克元帅认为苏军师团已被其全歼而苏军预备队也已用完。用包克的话说就是“如果再有最后一个营的兵力投入攻击，也许就可以决定胜负。”但是，德军却发现越来越多的苏军西伯利亚精锐师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12月2日这天夜里，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下50度，大部分德军身无御寒之衣，成千上万的德军被冻死冻伤。可怕的严寒不仅摧残士兵的身体，而且还使机器停转、武器失灵。与德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有着充分的冬季作战装备，苏军新型坦克T-34、T-35在严寒下仍能照常发动。
同一天，中西功在“满铁”资料研究室新收到的《编内参考》上看到一条 “宫内讯”称：11 月29 日上午9 时30 分，宫中举行政府和重臣恳谈会，出席者，政府方面为首相、陆相、海相、企划院总裁，重臣为若槻礼次郎、阿部信行、广田弘毅、近卫文麿、林铣十郎、冈田启介、米内光政。若槻重臣持重告诫政府：“南进战争，若为求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开战宁败也无悔；若非为此目的而诉诸武力，则危险非常。”广田、林铣、阿部三重臣称：“既然政府决心已定，只好表示信赖。”经首相诚恳解释，全体重臣对政府开战决心，最后“表示谅解”。
12 月3日，中西功再次派程和生去见吴纪光，传告：“战争肯定将在12月8日爆发。”
12月6日，苏军发起开战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反攻。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率先对北路德军发起反击，两天后收复克林。朱可夫指挥西方方面军向中路和南路德军发起了强大反攻。到12日，各路德军战线被苏军迅速突破。15日，苏联政府机构迁回莫斯科。到12月底，莫斯科会战结束，苏军取得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歼灭德军50余万，坦克1300余辆，火炮2500门。
12月8日这天，中西功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着来自太平洋战场的消息。当他听到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取得辉煌大胜”时，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拍桌子打板凳地对妻子发火，最使他难以理解甚至愤怒的是：他出生入死用生命换来的重大情报，竟丝毫未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在这之前，中西功内心一直抱着某种希望，希望他的情报能够促使美国向日本发出警告，以便遏止这一场注定会将日本拖进灾难的战争。但是现在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就在中西功、西里龙夫他们成功地获取日本战略情报这段时间里，特高课的大桥警部补在干什么呢？
他轻轻挂断了电话，又拿起话筒，拨了号码，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尖细：“你是谁？”
“请找水野成先生说话。”过了一阵，传来男人的声音：“你是哪位？”
“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因为我有点感冒，您是哪位？”
“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听出来我还要问你吗？你是谁？”对方紧追不放。
“噢，我是你叔父彦三郎，我应征入伍了，马上要上船，来不及去看你了。”
“是吗？噢，多多保重，哎，哪个彦三郎？”
“好的，再见。”中西功重重叩上话筒。接电话的人不是水野成，如果是他，在听到他第一句话后，便会惊喜地轻叫一声。然后用调侃的语调，学他的话：“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这是他们每次通话的习惯，后来变成接头暗语似的。而且，从口气听，十有八九不是水野成家的人。那么是什么人？水野成也出了意外？
他又拨号码，找洪津良胜。
“请问，浜津良胜先生在吗？”
“浜津良胜？”对方温和地反问：“你找他干什么？”
“朋友，好久不见了，想念他。”
“到警视厅看他去吧。”对方挂上了电话。
中西功手握话筒怔住了。事情很明白了，这些接电话的人一定是警视厅留在那儿等待“自投罗网”者的警察！滨津良胜进了警视厅，尾崎和水野也不必找了。看来，“白川次郎”发警报确实是事出有因，情况危急。但是延安的任务还是必须完成。
中西功转而苦苦思索完成任务的途径：“哎，可惜海军部里没有熟人。到总参谋部去一趟怎样？在那里会看到些有用的现象。但是，凭一个“满铁”调查员的身份证，硬闯进去，是毫无道理的。即使闯进去，有谁会对你谈什么“南进”不“南进”？谁会给你看绝密文件？即便有熟人，有亲友，要想进那个大门，警卫也是不允许的。那是何等森严的机关？只有到军报道部去试一试，那里有个佐藤癸二，是个记者，过去有过一面之识，从他口里也许能探得一点消息。”
中西功唯独没有想到，他打了这两个电话，等于再次给特高课提了个醒。特别是他找的这个水野，与中西功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同班同学，当年他们几个左翼学生把反战传单塞在火柴盒里，向访问上海的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一同被领事警察逮捕拘留，水野被同文书院开除，中西功被停学一年。水野被捕后，他的这段历史已经被特高课翻出来并记录在案。如果特高课多少警觉一点，查一查水野有没有个叫“彦三郎”的叔父，立即就能发现打来电话的人非常可疑，再把水野历史上的好友们排查一遍，中西功立马就会在劫难逃，哪里还容得他在东京满世界地到处找人探听帝国的机密？
可是没有。留守的特工没把电话当回事，他们的头头大桥警部补正在倾听左尔格的供词，腾不出时间去关照那些张网等鱼的特工们。后来的情况说明，如果大桥这时候每天听听那些特工的情况汇报，中西功同样在劫难逃。
中西功没有想到这一切，他脑子里都是如何完成任务。
第二天，中西功来到军报道部，可是没有找到佐藤癸二，佐藤癸二去台湾了。万般无奈的中西功采取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赖在军报道部不走，倾听记者编辑们的议论。记者们的夸夸其谈，帮了他大忙。他了解到，驻在中国南方的军队，正在向台湾集结，佐藤癸二去台湾，正是要随军报道的。也就是说，集结在台湾的部队将有作战行动。同时，7 月调到满洲参加“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部队，正在海运南下，有的在小笠原群岛集结，有的直开东印度。
无疑，南进作战已经在行动中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计划中的开战日期，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务。
关于坚持“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待回到上海再研究不迟。因为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未来难以预料。
怎么能得到开战日期呢？从哪里下手？
一般机关和人员谁也不知道。
正在进行的内阁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连军报道部的采编主任都不得入场。
怎么办？
中西功疲惫不堪地回到旅店，店主告诉他：“先生，有人给你来过电话。”
“谁？”
“他没有告诉我姓名，只叫我转告您，请您到西边去。我问他到西边什么地方，他说您知道。”
“啊？”中西功暗暗吃了一惊，“这人到底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到了东京，住在这儿？也许，这位朋友就在军报道部。只是他不愿意把自己暴露给我，而在暗中帮助我？”
中西功决定再去军报道部探一探。一路上，中西功故意慢慢地走，希望那位友人从路边走出来，但是没有。
到了军报道部，他在走廊里，在楼梯口，在记者间，在各编辑室走来走去，凡有人问“您找谁？”他便说“看个朋友”。同时用最友好的微笑争取和人家谈话，譬如“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你们很忙啊？”“我好像见过您。”令他非常失望，竟没有一个人向他显露出他想看到的那种眼神和脸色。
在回旅社的路上，他心中已经明白：这位朋友不会在大庭广众出面和他打招呼的，只能寄希望于他再来电话。
第二天，除了外出吃饭，他没离开房间一步，但始终没收到一个电话。
这位朋友是谁呢？他又着急，又紧张。
不管是谁吧，朋友的好心忠告，不可辜负，应该赶紧离开东京。
但是，日军南进发动战争的日期是哪一天？
这个任务不完成怎能离开东京？
在这里会被警视厅发现而出现麻烦吗？
中西功相信不至于，茫茫东京至今还未发现有人跟踪他。除了那位暗中帮助的好朋友。
就这样，辗转反侧了一夜，中西功又想起一个名叫佐山伊之助的同学，在银座经营一个小书店。
中西功找到佐山，闲聊之中听说他有个姐夫在军部担任通讯参谋管收发电报。于是，中西功缠住佐山，每天去找他侃山，请他吃饭，以帮助佐山在上海开店的名义，让他找姐夫打听开战的时间，最好在开战前佐山就跟他到上海走一趟，等等。孰料，过了些日子，佐山竟对他笑道：“我姐夫说了，开战不开战还没定呢，也许明天就对美国佬开火，也许永远不打他们了，得看和他们的谈判。美国答应我们的条件，就不打他们；不答应，就不客气。还说，这种秘密，不要我问。他说现在背叛天皇的人很多，谈话不小心，就会被俄国间谍听去。我姐夫是个一心向上的人。”
此路不通。中西功失望地走出佐山书店，在回旅店的路上却碰见了脸色黝黑胡子拉茬的军部报道部记者佐藤癸二！
佐藤癸二刚从台湾回到东京，中西功赶紧把他拉进路边酒店。中西功急切地问：“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
佐藤先是愣怔了一下，继之仿佛想到了这位在“满铁”的朋友是掌握全盘军情的人物，便平淡地说：“没有。在等待，看谈判。驻德国的来栖大使已经到美国去帮助野村特使了。谈判最后日期限在月底，到30 日为止。内部消息说，没有成功的希望。海军已经在獭户内海集结完毕，我想要求到那里去，没批准，今天还得回台湾。”
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还需要查对一下，中西功估计，在他逗留东京期间，“满铁”收到的“编内参考”里，会有这方面的消息。
返回上海后，中西功进了“满铁”，一头扎到资料研究室。匆匆翻阅近期内新到的各种“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军部通报”、“军密”、“绝密”、“机要”…
终于找到他需要查对的条目了。在1941 年11 月6 日的《编内参考》上，“对美国谈判要领”栏内，刊载“来栖大使今日飞香港转美，协助野村特使与美国谈判，详细申明日本对美谈判条件之最后让步，坚决要求按甲案迅速达成协议。对美方徒尚空谈的非现实态度，要促使其对日本可能接受限度的认识，谈判以11 月30 日为限，不再拖延…”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刚才，他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密件里，也看到了这个“以11 月底为限。”那里是这样写的：一、以驻满洲、朝鲜的16 个师团对苏戒备；二、按既定方针对中国作战；二、对南方，以11 月底为限，加强对美英的战争准备…
还有，他拿过纸笔，重新翻出“皇军大东亚战争南方部署”一条，匆匆抄录下：
坂田中将，三个师团，泰国；
今村中将，三个师团，马来亚；
本间中将，四个师团，菲律宾；
寺内大将，二个师团，香港。
看来，战争在11 月底、12 月初是不可避免的了。
回到家，程和生正在等他。程和生给他带来了南京联络员送来的西里龙夫的密信：
“中西君：近卫倒台，尾崎秀实君境况如何？甚为悬念。你的此行安危，我魂牵梦绕，不敢设想。收效如何？更不敢奢望。为助君功成，特将我日前应邀参加‘总军’欢迎关东军参观团招待会上得来的点滴资料奉告：
——关东军留20万防苏。其余全部南调；
——海军集结作战待机海域：择捉岛卑冠湾；
——11 月下旬舰艇启动，航向东南。
消息系参观团团长酒后密告。不知是为讨好我这报道部顾问，抑或向我宣扬他广知军情？皆不必细究，然准确无疑。因该君虽已微醉，但口齿清楚，装腔作势地出言庄肃。”
看完密信，中西功对程和生说：“马上安排，我要面见老吴。”
1941年11月中旬，中西功向吴纪光报告：根据各方面情报综合分析，特别是“日美谈判以11 月30 日为限不再拖延”，以及海军航行时间推算，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是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星期天。
这个情报立即报告了延安。潘汉年还指示吴纪光，将这个消息捅给军统上海站“21号”。 晚上，吴纪光约见了那两位21号的“朋友”，明确告知他们：“据从高级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日军将在12 月8日发起南进战争，你们赶紧报告上峰。到时候战争一打起来你们定会时来运转。”
这两人追根刨底问他：“那个最高方面？姓皇还是姓汪？”
吴纪光笑笑说：“上海人王黄不分，赶紧上报去吧。”
恰在此时，莫斯科战役进入了最为紧张激烈的阶段。
10月20日，德军完成了对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包围圈内苏军的清剿，苏军66.3万人被俘，损失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
11月13日，德陆军总参谋长哈德尔在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召开了各军团参谋长会议，下达了“1941年秋季攻势命令”。中央集团军群为此共集中了51个师。 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是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其左面是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和赫普纳的第4装甲兵团，任务是分别从北方和西方包围莫斯科；右面的古德里安的第 2装甲军团则从南方向莫斯科包围。
11月16日，德军“秋季攻势”开始发动，霍特的第3装甲兵团慢慢地向莫斯科西北方向前进，23日占领了克林。在霍特兵团右面，赫普纳的第4装甲兵团进到了莫斯科以西的齐维特科瓦。 同时，南面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军团包围了莫斯科东南方的图拉。担任正面攻击的第4集团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包克元帅亲自指挥下，把一切可以抽调的兵力都投入了战斗。
11月28日，德军突破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到达伊斯特腊镇，这里距莫斯科只有24公里，霍特从他的望眼镜里已能看见克里姆林宫的圆顶。
12月1日，包克挥其疲惫之师，再次发起攻势以作最后的努力。12月2日，小股德军突破苏军防线，冲入莫斯科近郊。但莫斯科的工人们从工厂冲出来，将小股德军赶了出去。这时候，德军已经精疲力尽，锐气丧尽。这时，包克元帅认为苏军师团已被其全歼而苏军预备队也已用完。用包克的话说就是“如果再有最后一个营的兵力投入攻击，也许就可以决定胜负。”但是，德军却发现越来越多的苏军西伯利亚精锐师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12月2日这天夜里，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下50度，大部分德军身无御寒之衣，成千上万的德军被冻死冻伤。可怕的严寒不仅摧残士兵的身体，而且还使机器停转、武器失灵。与德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有着充分的冬季作战装备，苏军新型坦克T-34、T-35在严寒下仍能照常发动。
同一天，中西功在“满铁”资料研究室新收到的《编内参考》上看到一条 “宫内讯”称：11 月29 日上午9 时30 分，宫中举行政府和重臣恳谈会，出席者，政府方面为首相、陆相、海相、企划院总裁，重臣为若槻礼次郎、阿部信行、广田弘毅、近卫文麿、林铣十郎、冈田启介、米内光政。若槻重臣持重告诫政府：“南进战争，若为求日本之独立与生存，开战宁败也无悔；若非为此目的而诉诸武力，则危险非常。”广田、林铣、阿部三重臣称：“既然政府决心已定，只好表示信赖。”经首相诚恳解释，全体重臣对政府开战决心，最后“表示谅解”。
12 月3日，中西功再次派程和生去见吴纪光，传告：“战争肯定将在12月8日爆发。”
12月6日，苏军发起开战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反攻。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率先对北路德军发起反击，两天后收复克林。朱可夫指挥西方方面军向中路和南路德军发起了强大反攻。到12日，各路德军战线被苏军迅速突破。15日，苏联政府机构迁回莫斯科。到12月底，莫斯科会战结束，苏军取得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歼灭德军50余万，坦克1300余辆，火炮2500门。
12月8日这天，中西功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着来自太平洋战场的消息。当他听到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取得辉煌大胜”时，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拍桌子打板凳地对妻子发火，最使他难以理解甚至愤怒的是：他出生入死用生命换来的重大情报，竟丝毫未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在这之前，中西功内心一直抱着某种希望，希望他的情报能够促使美国向日本发出警告，以便遏止这一场注定会将日本拖进灾难的战争。但是现在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就在中西功、西里龙夫他们成功地获取日本战略情报这段时间里，特高课的大桥警部补在干什么呢？
特高课的大桥警部补正在紧张地审讯左尔格。
到11月下旬，特高课获取了左尔格的第一批供词，日本人需要德国人协助调查左尔格供词的真实性了，他们私底下捅给德国大使馆纳粹特派员梅辛格一份供词，又通过外交渠道交给奥特大使一份供词。
左尔格的供词很快被送到德国。12月初，德国秘密警察开始对左尔格案展开调查，除了对档案资料进行调查之外，还动用苏联境内的间谍组织进行查证。
德国大使馆和日本警视厅都在紧张地期待着德国秘密警察的查证结果。奥特大使和梅辛格不相信左尔格会是苏联人的间谍，日本日本警视厅不相信左尔格说的都是实话。
与此同时，大桥对左尔格的审讯仍在不间断地进行，仅在12月8日突袭珍珠港这天休息了1天。
1941年的圣诞节到了，德国秘密警察的调查还没有回音，德国驻日使馆的全体人员就象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样，无精打采地聚集在圣诞树前听奥特大使致圣诞祝词。奥特开口就说，圣诞树前少了左尔格。他相信，左尔格的苦难终于尽头，他一定会出狱。然而，奥特的话没有得到掌声。
元旦，在上海，吴纪光特意将中西功和程和生找到一起，庆祝1942年的到来。吴纪光高兴地告诉中西功，延安发来专电，表扬上海情报科的工作。吴纪光表示，莫斯科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显得忧心种种，并不怎么高兴。吴纪光觉得，可能是左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被捕对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问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吗？”
中西功说：“无话不谈。”
“他回把你供出来吗？”
“不会。”
“其他人呢？”
“也不会。”中西功显得很自信。
“…？”吴纪光疑虑地看着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这个场面，赶紧捅捅中西功。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没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下去。他说，战争的前途无疑正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能掉以轻心。9.18以来，日本海军基本没有使用，陆军在中国和其他战场没有受到过重创。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重大胜利，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大片领土，短期看其战争实力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阵说：“我总是在担心。”
“担心什么？”吴纪光问。
“日本陆军会就此罢休吗？”
“你指什么？”
“当日本海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耀武扬威的时候，陆军会怎么样？他们忍受得了吗？会不会乘远东苏军大量西调之机，在春季化冻之前来个突然北进呢？别忘了，他们是军国主义，战争狂人，不能用对常人的眼光分析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吴纪光点着头说：“对！延安来电也要我们特别注意盯住日军在北方的行动！”
会见之后，程和生陪着中西功走回家。路上，程和生不满地对中西功说：“先生，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两次要你对他说对你安排的意见，你怎么就是不说？”
中西功皱眉点头道：“我听懂了，倒是你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们是个整体，要想整体，个人是第二位的。”
程和生默然了。
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德国使馆接到柏林盖世太保的来电。来电说：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左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档案材料和“有关方面”的调查所证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特高课的大桥根据尾崎等人供词中多次提到在上海的活动，开始怀疑到左尔格小组与中国方面的联系。在拉姆扎小组中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入、德国人、法国入．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陈翰笙因“神秘西人” 瓦尔敦被捕，已于1935年撤回上海）。大桥对此此百恩不得其解，难道中国人有自己的对日情报机构？对于蒋介石的蓝衣社、军统、中统，日本人并不陌生，他们不可能搞出什么象样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过去，日本警视厅长期以来笼罩着一种空气，谁要是重视中共，不是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荒唐透顶。现在，联想到尾崎说到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里的中共组织，大桥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了。“中共会不会有他们的‘左尔格’小组在搞对日‘谋略’呢？”大桥依旧对此心存怀疑。他仔细翻阅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每页档案资料，竟也没有嗅出一点与中国人有关的味道。仅有一个名叫中西功的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和尾崎秀实交好。而这个中西功却是“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首席调查员。明白地说，他干的是和大桥自己一样性质的差事，有什么可疑呢？而且，这个中西功在“满铁”任职近十年。八年前，东条英机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曾密令宪兵对驻满洲的军、政、宪、特机关中的每个成员进行秘密审查。那次审查，对有不忠于大日本的言论者，概以“涉赤”镇压。那次镇压，由于捕杀过多，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像中西功这样的老“满铁”经过了秘密审查，应该是可靠的。但是，他还是不放心。首相秘书尾崎秀实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事发前，有谁怀疑过他？大桥决定发个密电给“满铁”上海办事处，调阅中西功的全部档案和有关材料。可是却迟迟不见上海方面的答复。
接到德国方面的证实，大桥认为既然左尔格说的都是实话，这个问题也就不妨问问左尔格。于是他在一次审讯时问左尔格：
“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可是个中共巢穴啊！”
左尔格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可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拾你们巳经逮捕的一些
入。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百分之六十来自德国驻日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大桥明白，左尔格这是在承揽罪责，替他人做掩护。接着大桥收到“满铁”上海办事处的复电，内称：中西功君已被借调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嘱托（顾问），“满铁”无权调动其有关档案云云。大桥兴助差点被这个复电气疯了，但他最后还是通过陆军部调来存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西功的“详录”一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全是些显赫功劳的记载。再看一遍，仍无半点可疑和破绽，俨然是一位出色的帝国情报专家，难怪结论上写着：中西功是一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情报专家，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大桥十分失望，但他没有泄气：“尾崎秀实每次去中国出差时，都曾和中西功会晤过，他们之间，原是没有公务来往的。若说仅是朋友关系，那么作为情报专家的中西功竟未嗅到尾崎一点“赤色”气味，那还算什么忠于大日本的情报专家？如果说他们的来往不含政治内容，那才不合逻辑呢。”
不过在左尔格审讯结束之前，大桥也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旁顾，这件事只能先防一放。
到了1942年3月，特高课对左尔格的审讯终于结束了。
大桥找来负责东京所有的侦破点线的特高课长、警部补松本和警吏野村。
“你们有什么可报告的吗？”他问他俩。
“没有。”野村说。
“一点没有？”
“没有。”松本作证。
“一点可疑的也没有吗？”
野村看了看松本，吞吞吐吐他说：“好像，有人给尾崎秀实家通过电话。”
“哪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尾崎家的电话，在搜查时被拆卸坏了。”
“噢！”
“有个人给水野成家通过电话，说是水野成的叔父彦三郎应征入伍了。”
“水野成有这么个叔父吗？”
“现在应征的人很多，或许有。”
“或许有？查过吗？”
“没有。没有查过。”
大桥脸色陡变：“为什么不查？”
“或许水野家族确实有个应征的彦三郎。”松本壮胆地说。
“或许，或许，或许，或许！”大桥兴助咆哮起来，同时连连拍桌子，震得记事册和电话机都跳起来。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们对大桥这般发作，全不理解，很为之奇怪，像在说：“这有什么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现在应征的人确实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没有个应征的，有什么奇怪？！”
“或许他就是我们要捕捉的呢？”大桥神经质般吼叫。
松本和野村又相视一眼，显然这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
大桥怒冲冲，对他们咬牙瞪眼好一阵，然后强按怒火，压低声音，狠狠地又问：“还有什么或许？”
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说：
“也有个人给洪津良胜家打过电话⋯⋯”
“是谁？”
“只说是朋友，许久不见面，很想念他。”
“没请他到滨津家里来会面？”
“他要请洪津亲自接电话，监听的回说洪津不在家。对方便追问：‘他到哪里去了？’监听的急了，说：到警视厅去找他吧。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
大桥仰天长叹了一声：“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他：洪津已经被捕了吗？！”
松本和野村面面相觑，以为高桥又要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地跟他们两人急，孰料大桥却定睛凝思起来。
大桥在想：好你个左尔格！原来你这么痛快一说就是六个月，原来是掩护中共的左尔格在跟俺们大日本帝国玩“谋略”呢！
大桥转脸对战战兢兢的松本和野村说：你们的，上海的干活！
到11月下旬，特高课获取了左尔格的第一批供词，日本人需要德国人协助调查左尔格供词的真实性了，他们私底下捅给德国大使馆纳粹特派员梅辛格一份供词，又通过外交渠道交给奥特大使一份供词。
左尔格的供词很快被送到德国。12月初，德国秘密警察开始对左尔格案展开调查，除了对档案资料进行调查之外，还动用苏联境内的间谍组织进行查证。
德国大使馆和日本警视厅都在紧张地期待着德国秘密警察的查证结果。奥特大使和梅辛格不相信左尔格会是苏联人的间谍，日本日本警视厅不相信左尔格说的都是实话。
与此同时，大桥对左尔格的审讯仍在不间断地进行，仅在12月8日突袭珍珠港这天休息了1天。
1941年的圣诞节到了，德国秘密警察的调查还没有回音，德国驻日使馆的全体人员就象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样，无精打采地聚集在圣诞树前听奥特大使致圣诞祝词。奥特开口就说，圣诞树前少了左尔格。他相信，左尔格的苦难终于尽头，他一定会出狱。然而，奥特的话没有得到掌声。
元旦，在上海，吴纪光特意将中西功和程和生找到一起，庆祝1942年的到来。吴纪光高兴地告诉中西功，延安发来专电，表扬上海情报科的工作。吴纪光表示，莫斯科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美英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由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中西功显得忧心种种，并不怎么高兴。吴纪光觉得，可能是左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被捕对中西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于是问他：“你跟尾崎很熟悉吗？”
中西功说：“无话不谈。”
“他回把你供出来吗？”
“不会。”
“其他人呢？”
“也不会。”中西功显得很自信。
“…？”吴纪光疑虑地看着中西功。
程和生看到这个场面，赶紧捅捅中西功。中西功明白程和生的意思，但没有理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下去。他说，战争的前途无疑正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阵营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日本的战争潜力不能掉以轻心。9.18以来，日本海军基本没有使用，陆军在中国和其他战场没有受到过重创。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重大胜利，迅速占领了东南亚大片领土，短期看其战争实力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
中西功沉默了一阵说：“我总是在担心。”
“担心什么？”吴纪光问。
“日本陆军会就此罢休吗？”
“你指什么？”
“当日本海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耀武扬威的时候，陆军会怎么样？他们忍受得了吗？会不会乘远东苏军大量西调之机，在春季化冻之前来个突然北进呢？别忘了，他们是军国主义，战争狂人，不能用对常人的眼光分析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吴纪光点着头说：“对！延安来电也要我们特别注意盯住日军在北方的行动！”
会见之后，程和生陪着中西功走回家。路上，程和生不满地对中西功说：“先生，你怎么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两次要你对他说对你安排的意见，你怎么就是不说？”
中西功皱眉点头道：“我听懂了，倒是你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们是个整体，要想整体，个人是第二位的。”
程和生默然了。
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德国使馆接到柏林盖世太保的来电。来电说：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关于左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档案材料和“有关方面”的调查所证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特高课的大桥根据尾崎等人供词中多次提到在上海的活动，开始怀疑到左尔格小组与中国方面的联系。在拉姆扎小组中有苏联人、日本人、美国人、波兰人、朝鲜人。南斯拉夫入、德国人、法国入．英国人，就是没有中国人（陈翰笙因“神秘西人” 瓦尔敦被捕，已于1935年撤回上海）。大桥对此此百恩不得其解，难道中国人有自己的对日情报机构？对于蒋介石的蓝衣社、军统、中统，日本人并不陌生，他们不可能搞出什么象样的“谋略”来。但是中共呢？过去，日本警视厅长期以来笼罩着一种空气，谁要是重视中共，不是被嘲为幼稚，便被斥为“恐共病”，荒唐透顶。现在，联想到尾崎说到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里的中共组织，大桥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了。“中共会不会有他们的‘左尔格’小组在搞对日‘谋略’呢？”大桥依旧对此心存怀疑。他仔细翻阅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每页档案资料，竟也没有嗅出一点与中国人有关的味道。仅有一个名叫中西功的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和尾崎秀实交好。而这个中西功却是“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的首席调查员。明白地说，他干的是和大桥自己一样性质的差事，有什么可疑呢？而且，这个中西功在“满铁”任职近十年。八年前，东条英机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曾密令宪兵对驻满洲的军、政、宪、特机关中的每个成员进行秘密审查。那次审查，对有不忠于大日本的言论者，概以“涉赤”镇压。那次镇压，由于捕杀过多，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像中西功这样的老“满铁”经过了秘密审查，应该是可靠的。但是，他还是不放心。首相秘书尾崎秀实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事发前，有谁怀疑过他？大桥决定发个密电给“满铁”上海办事处，调阅中西功的全部档案和有关材料。可是却迟迟不见上海方面的答复。
接到德国方面的证实，大桥认为既然左尔格说的都是实话，这个问题也就不妨问问左尔格。于是他在一次审讯时问左尔格：
“你不是在上海住过几年吗？上海可是个中共巢穴啊！”
左尔格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可不能把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包拾你们巳经逮捕的一些
入。都说成是我的同志。你要打消你的怪念头，你以为我的情报是别人提供的吗？不，我的情报百分之六十来自德国驻日使馆；都是在外交活动中你们无意间透露出来的。”
大桥明白，左尔格这是在承揽罪责，替他人做掩护。接着大桥收到“满铁”上海办事处的复电，内称：中西功君已被借调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嘱托（顾问），“满铁”无权调动其有关档案云云。大桥兴助差点被这个复电气疯了，但他最后还是通过陆军部调来存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西功的“详录”一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全是些显赫功劳的记载。再看一遍，仍无半点可疑和破绽，俨然是一位出色的帝国情报专家，难怪结论上写着：中西功是一个忠于大日本帝国的情报专家，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
大桥十分失望，但他没有泄气：“尾崎秀实每次去中国出差时，都曾和中西功会晤过，他们之间，原是没有公务来往的。若说仅是朋友关系，那么作为情报专家的中西功竟未嗅到尾崎一点“赤色”气味，那还算什么忠于大日本的情报专家？如果说他们的来往不含政治内容，那才不合逻辑呢。”
不过在左尔格审讯结束之前，大桥也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旁顾，这件事只能先防一放。
到了1942年3月，特高课对左尔格的审讯终于结束了。
大桥找来负责东京所有的侦破点线的特高课长、警部补松本和警吏野村。
“你们有什么可报告的吗？”他问他俩。
“没有。”野村说。
“一点没有？”
“没有。”松本作证。
“一点可疑的也没有吗？”
野村看了看松本，吞吞吐吐他说：“好像，有人给尾崎秀实家通过电话。”
“哪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尾崎家的电话，在搜查时被拆卸坏了。”
“噢！”
“有个人给水野成家通过电话，说是水野成的叔父彦三郎应征入伍了。”
“水野成有这么个叔父吗？”
“现在应征的人很多，或许有。”
“或许有？查过吗？”
“没有。没有查过。”
大桥脸色陡变：“为什么不查？”
“或许水野家族确实有个应征的彦三郎。”松本壮胆地说。
“或许，或许，或许，或许！”大桥兴助咆哮起来，同时连连拍桌子，震得记事册和电话机都跳起来。
松本和野村互相看一眼又一眼。他们对大桥这般发作，全不理解，很为之奇怪，像在说：“这有什么可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的？现在应征的人确实很多嘛，水野家族有没有个应征的，有什么奇怪？！”
“或许他就是我们要捕捉的呢？”大桥神经质般吼叫。
松本和野村又相视一眼，显然这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的事。
大桥怒冲冲，对他们咬牙瞪眼好一阵，然后强按怒火，压低声音，狠狠地又问：“还有什么或许？”
松本沉吟片刻才怯怯地说：
“也有个人给洪津良胜家打过电话⋯⋯”
“是谁？”
“只说是朋友，许久不见面，很想念他。”
“没请他到滨津家里来会面？”
“他要请洪津亲自接电话，监听的回说洪津不在家。对方便追问：‘他到哪里去了？’监听的急了，说：到警视厅去找他吧。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
大桥仰天长叹了一声：“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他：洪津已经被捕了吗？！”
松本和野村面面相觑，以为高桥又要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地跟他们两人急，孰料大桥却定睛凝思起来。
大桥在想：好你个左尔格！原来你这么痛快一说就是六个月，原来是掩护中共的左尔格在跟俺们大日本帝国玩“谋略”呢！
大桥转脸对战战兢兢的松本和野村说：你们的，上海的干活！
大桥经过一番调查，很快查到尾崎秀实等人被捕后不久，中西功曾经秘密回到东京，而且到处活动。给水野成和洪津良胜打电话的无疑就是中西功，因为他们都是上海东亚同文学院的同学，在同文学院都因散发反战传单被捕过。
因此，松本和野村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令松本和野村没有想到的是，“满铁”事务所竟然予以拒绝。“满铁”事务所强调，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松本和野村三番五次说明，他们有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满铁”事务所却仍振振有词地说：“请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国。”“是在总军管辖范围内。”“中国有句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后双方相持不下，“满铁”方面竟冷冷地说：“这事你们还是去找总司令部商量吧”。
没办法，松本和野村又找到总司令部特务部。没想到，总司令部的回答跟上海“满铁”事务所如出一辙，特务部的人说：“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没有任何罪证，即使有，也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我们无能为力。”
松本和野村又跑到上海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的回答得更干脆：“这是你们警视厅的事，还是去找兴亚院的特高课去吧！”
松本和野村到了兴亚院，兴亚院则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他们有治外法权专管上海日侨，这是他们份内之事，决无推辞之理。”
松本和野村又找到领事馆，领事馆却说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在他们这儿不顶事，必须有内阁的命令…
就这样，松本和野村到处碰壁，手里拿着拘捕令，还就是抓不了中西功。
等终于从东京得到内阁命令，领事馆予以合作时，偏偏中西功又随南进进攻浙赣线的日军第13 军做随军调查去了。由于第13 军一路南进，经常变换驻地，一时间无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
最后，松本和野村想出一个计策。他们两人来到中西功在上海的家中，对中西功的妻子和妹妹说：“我们是中西功的朋友，从东京来的。听说中西先生去年到东京找过我们，很遗憾没有见到。如果中西先生从前线来电话，请转告他，务必回来一趟，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谈。”
这时候，中西功正带着程和生正在杭州。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连续后退，中西功不免唉声叹气，程和生却多长了一个心眼。
程和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中西功向老吴要求带他来杭州，为的是随身多个耳目，接触中国人方便，更重要的是暂时离开上海，以观察东京和上海方面的动静，相机行事。程和生知道，这一点归他掌握，但是作为自己便不能只限于这一点了，他想尽最大努力找到一个地下党组织的人。他的所谓“相机行事”，就是要在出现危急的时候，把中西功通过地下关系，护送到根据地去。这样，就算将来“警报解除”，中西功再回上海“满铁”也有话可说——去浙江四明山附近“调查”去了。深入新四军活动的农村地区调查，本来就是他们“特别调查班”的份内工作。于是，程和生就在杭州到处逛大街、看商店，终于找到一家小商号，老板娘答应他：“过两天乡下来人，把你要的货带来。”
程和生兴冲冲地回到旅馆，就看见中西功刚放下电话。
“谁来的电话？”程和生问。
“正好，你回来啦，我马上要回上海一趟。”中西功答非所问。
“为什么回上海？谁来的电话？”
“我妹妹惠子。说是东京来了两位朋友，要我回去叙叙。”
“什么样的朋友？”
“他们说是我的老朋友，去年到东京找过他们的，到时候见面会让我大吃一惊！”
“你要小心。宪兵队的朋友不是说东京方面要抓你吗？”
“没事，都20多 天了。如果他们要抓我，早已经动手了。至少，他们要先向‘满铁，作个通报，可是我们出来，‘满铁’丝毫没阻拦，说明他们一无所知。”
“……”
看见程和生不言语，中西功接着说：“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安全着想，我很感激。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办法。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我们都要坚持斗争，就像你们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妨回去看看，至少可以了解东京方面的情况。你留在这等我，我处理完事，立即回来。”
“顺便到‘满铁，观察一下。最好见见宪兵队的那位朋友。”
“当然。”
中西功收拾了盥洗用具。程和生送他上火车站。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在上海家中被捕。同一天，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之后，尾崎庄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兴幸在山西被捕。
就这样，由于左尔格的招供，从客观上起到了拖住日本特高课的作用，中共上海情报科从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继续工作了8个月。根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方知达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情报：
关于日军将于1941年12月8日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报；
关于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1、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3、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配合南进作战；
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
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 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
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
关于日攻美后第13 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
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 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
关于日本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
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
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
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日军部署调整情况的报告；
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
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第13 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
关于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的分析报告；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送出了关于日军将发起中途岛战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报。
中西功等人被捕后，上海情报科考虑到他们的身份尚未最后暴露，为了保护他们，下令所有中共党员坚守岗位，不得撤离。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明知非常危险，但是没有一人逃跑。此时，特高课也确实没有搞清楚中西功等人的真实身份。在狱中，中西功拒绝回答特高课的问题，松本和野村百般审问无果后心生一计。他们把一名国民党蓝衣社被捕叛变的特工朝鲜人林得山关进中西功的牢房，伪装难友，企图套出中西功的实情。中西功中了计。他过于担心中共党员的处境，千方百计想把他被捕的情况传出去，让中共党员赶紧撤退。
这一天，松本和野村特意安排林得山的老婆来探监。林得山借此机会告诉中西功，他是重庆方面的人，他老婆正在外面活动，把他捞出去。中西功由此动了心，他想，这个林得山现在和日本方面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重庆方面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自己和汪精卫方面的汉奸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又和日本方面发生接触。但是不管怎样，要利用他。要尽力把危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只要他能给带出一个警报去，那么，上海、南京、北平的同志们就可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损失。时间要争取快，那怕早半点钟，早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昨夜拜托你的事，如果你夫人再来，请你转为拜托她，可以吗？”
“叫她怎么办？”
“叫她到上海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找到一家叫弗利浦的俄国书店，问店员，塔斯社在哪里，会有人告诉她。”
“然后呢？”
“请她到塔斯社所在地点，告诉那里的人。就说中西功被捕了。
“噢！”
“开始，塔斯社的人可能装着不理会她，这没关系，只要她说出是我——中西功请求你，拜托她去送的这个消息就行了。”
“培斯社是俄国机关，她一个中国女人进进出出是很惹人注意的，再说，我这种案子，她也要被宪兵监视。一旦被发现，要出大事啊。再追究我，就没命了，而且，她不懂俄语。”
“是啊，是。”
“如果你在塔斯社有熟人，可以把名字告诉我，我叫我太太通过电话和他联系，倒是可以的。”
“那里有我们的人，可是，能叫上名字的熟人，我没有。”
“那么，你有没有要好的中国朋友？或者，最好是日本人，我太太会说日本话，那就方便多了。”
中西功沉默了片刻，事情虽然紧迫，却绝不能把“满铁”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这个名字告诉这个结识不到20 小时的人。但是他想到了在“满铁”的津金。于是说：“我有个朋友在“满铁”任职，叫津金，是个日本人。可以叫您太太到‘满铁’去找他。托他去通知塔斯社也是可以的，如果津金不在，可以请您太太到公共租界香港路“同盟社”去找一个叫管沼的人，如果他也不在，就请您太太找个同伴，两人到霞飞路，像朋友相见那样高兴地大声说话，就说：‘你知道吗？听说日本人中西功被宪兵逮捕了。’在一个地方说过以后，换个地方再说，这样，人群里或许有知道我的人，他们自会去活动的。
“这太冒险吧？”
“是啊，所以请求您，如果怕这样做危险，就请您太太请个人到南通附近的启东去，在那里可以找到新四军，请她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新四军，新四军一定会非常感激你们的。”
任得山沉默了好一阵，皱眉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你被捕的事张扬出去呢？”
“事关重大。”中西功着急地重重点下头。
“希望他们营救？”
“我根本不需要，那是徒劳无益的。”
“哪是为什么？”
“关系到我们延安方面的行动，关系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千千万万生命。”
“你的事情这么重大吗？”
“是的，所以，无论如何，请求您答应我。”
“好吧，我一定努力。但是，最好你告诉我一个我妻子能很容易找到的中国人。”
“找到津金或者昔沼就可以了。”
“好吧。我妻子明天也许会来，我告诉她。”
中西功眼睛里充满了激动的泪光，很想向林得山深深鞠躬致谢，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不能也不宜。他只能用感谢的语气，清楚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的同志们一定会感谢您。请您转告您的太太，我恳求她，无论如何，费心了，拜托了。并且，告诉她，“满铁”上海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13480。13480 您记住了？”
由此，特高课确认，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属于“中共谍报团案”，接着展开了大搜捕。程和生首先在上海被抓捕。为了向其他人发出警报，程和生乘囚车路过上海的繁华街市市跳车自杀。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他从头到脚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脱光，用药水涮洗，然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日本宪兵绝不愿让他就此死去。因为他这跳车行动既说明了他的身份，又证明了他在这个情报集团里的地位。
经过抢救，程和生苏醒过来。当他睁开眼时，看见身边是日本宪兵和与他同时被捕的满铁“特别调查班”的另一位重要骨干倪之骥。程和生声音微弱地说：“厕所！”并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宪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骥背他上厕所，然后跑上楼去报告。
倪之骥背起他，走进厕所，他却不下地，附在倪之骥耳边，断续他说：“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组织报警…”
倪之骥明白了，他要上厕所，是为给他下指示，便点点头。
当倪之骥背着他走出厕所时，四个日军宪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厕所门外，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床。四个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声，抬起就走。当他被颠颠簸簸抬到三层楼梯转弯处时，便溘然长逝了。
随后，日本警视厅特高课接着逮捕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南京站联络员张明达乘乱逃生。
1944年11月7日，日本法院对左尔格执行死刑。这时，中西功也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左尔格的牢房就在走廊对面更里面一点的地方。当左尔格从他的监房前走过去的时候，中西功听见左尔格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再见了，朋友。”
在此前后，方文从天津日本宪兵监狱越狱成功。
方文说：左尔格在保护敌区工作的同志和组织方面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复敌人的审讯中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方法。例如敌人追问他在上海时的工作情况时，他把重要的情况都隐蔽起来了。关于他如何参加救援牛兰夫妇的活动和如何从国民党监狱里送出牛兰的字条的经过只字未提。关于他所领导的并由我负责的中国小组的工作，被他全部掩盖起来了，未提任何具体情况，他只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个中国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从来没有姓过王，可见他是任意编造的，用以应付敌人的。其实我和我的小组中重要同志的姓名，他不可能忘记。那时我们都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地，分别建立了军事情报小组。我们都有秘密电台，直接和莫斯科通讯。如果左尔格供出我们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不难被敌人破获。但我们的工作未曾遭受任何干扰。在左尔格被捕两年多后我的小组在天津遭受敌人破坏。但那是由于我的秘密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的测向机所发现，因而我和我的电报员先后被捕。在审讯中，敌人虽发现我的工作与苏联有关，但他们未能把我的案件与左尔格的案件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始终未曾审问与左尔格案有关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被他们发现，我们必被送到东京归案。由于我的案子未被当作与左尔格案有关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敌人麻痹大意的情况下，越狱逃脱。
因此，松本和野村一到上海，首先找到“满铁”事务所，要他们配合行动逮捕中西功。令松本和野村没有想到的是，“满铁”事务所竟然予以拒绝。“满铁”事务所强调，中西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忠于职守的有功之臣，没有确凿的罪证，光凭一纸拘捕令，他们实难从命；又说他已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嘱托（顾问），没有总军签署命令，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松本和野村三番五次说明，他们有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满铁”事务所却仍振振有词地说：“请不要忘记这是在中国。”“是在总军管辖范围内。”“中国有句名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后双方相持不下，“满铁”方面竟冷冷地说：“这事你们还是去找总司令部商量吧”。
没办法，松本和野村又找到总司令部特务部。没想到，总司令部的回答跟上海“满铁”事务所如出一辙，特务部的人说：“中西功目前重任在身，又没有任何罪证，即使有，也是反间谍机构上海宪兵司令部的事，我们无能为力。”
松本和野村又跑到上海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的回答得更干脆：“这是你们警视厅的事，还是去找兴亚院的特高课去吧！”
松本和野村到了兴亚院，兴亚院则说：“上海有我们领事馆，他们有治外法权专管上海日侨，这是他们份内之事，决无推辞之理。”
松本和野村又找到领事馆，领事馆却说东京警视厅的拘捕令在他们这儿不顶事，必须有内阁的命令…
就这样，松本和野村到处碰壁，手里拿着拘捕令，还就是抓不了中西功。
等终于从东京得到内阁命令，领事馆予以合作时，偏偏中西功又随南进进攻浙赣线的日军第13 军做随军调查去了。由于第13 军一路南进，经常变换驻地，一时间无法查明中西功的下落。
最后，松本和野村想出一个计策。他们两人来到中西功在上海的家中，对中西功的妻子和妹妹说：“我们是中西功的朋友，从东京来的。听说中西先生去年到东京找过我们，很遗憾没有见到。如果中西先生从前线来电话，请转告他，务必回来一趟，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谈。”
这时候，中西功正带着程和生正在杭州。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连续后退，中西功不免唉声叹气，程和生却多长了一个心眼。
程和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中西功向老吴要求带他来杭州，为的是随身多个耳目，接触中国人方便，更重要的是暂时离开上海，以观察东京和上海方面的动静，相机行事。程和生知道，这一点归他掌握，但是作为自己便不能只限于这一点了，他想尽最大努力找到一个地下党组织的人。他的所谓“相机行事”，就是要在出现危急的时候，把中西功通过地下关系，护送到根据地去。这样，就算将来“警报解除”，中西功再回上海“满铁”也有话可说——去浙江四明山附近“调查”去了。深入新四军活动的农村地区调查，本来就是他们“特别调查班”的份内工作。于是，程和生就在杭州到处逛大街、看商店，终于找到一家小商号，老板娘答应他：“过两天乡下来人，把你要的货带来。”
程和生兴冲冲地回到旅馆，就看见中西功刚放下电话。
“谁来的电话？”程和生问。
“正好，你回来啦，我马上要回上海一趟。”中西功答非所问。
“为什么回上海？谁来的电话？”
“我妹妹惠子。说是东京来了两位朋友，要我回去叙叙。”
“什么样的朋友？”
“他们说是我的老朋友，去年到东京找过他们的，到时候见面会让我大吃一惊！”
“你要小心。宪兵队的朋友不是说东京方面要抓你吗？”
“没事，都20多 天了。如果他们要抓我，早已经动手了。至少，他们要先向‘满铁，作个通报，可是我们出来，‘满铁’丝毫没阻拦，说明他们一无所知。”
“……”
看见程和生不言语，中西功接着说：“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安全着想，我很感激。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你的办法。不管情况多么危急，我们都要坚持斗争，就像你们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妨回去看看，至少可以了解东京方面的情况。你留在这等我，我处理完事，立即回来。”
“顺便到‘满铁，观察一下。最好见见宪兵队的那位朋友。”
“当然。”
中西功收拾了盥洗用具。程和生送他上火车站。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在上海家中被捕。同一天，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之后，尾崎庄太郎在北平被捕，白井兴幸在山西被捕。
就这样，由于左尔格的招供，从客观上起到了拖住日本特高课的作用，中共上海情报科从1941年10月中旬到1942年6月中旬继续工作了8个月。根据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方知达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中西功、西里龙夫等人向延安提供了一系列的重要情报：
关于日军将于1941年12月8日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期和兵力部署的情报；
关于日本对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1、战略封锁，攻占我国东南沿海从宁波到北海的口岸兼秘密监视美英海军活动；2、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和长沙，逼迫蒋军；3、巩固占领区，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荡”，用大兵力歼击作战。配合南进作战；
关于华中、华北日军兵力及其调遣情况；
关于占领区经济危机，汪精卫访日求援、日本贷给3 亿日元，实际上是以缴获蒋军的武器折价支付的情况；
关于蒋军高级将领投敌和阎锡山策划投日的情况；
关于日攻美后第13 军成立“对策本部”以接收上海租界的情况；
关于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四个月来日本舰船损失的统计；
关于日军接收租界后13 军、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汪伪“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关于日本政界强烈希望在占领新加坡后即与美英谈判停战，但军阀一意孤行的内斗；
关于日本军阀中一部分冒险势力欲在开冻以前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沼泽地带进攻苏联，但因力不从心未能实现的报告；
关于海战剧烈进行，日本国内粮食来源断绝、口粮分配锐减、人民集体自杀时有所闻的报告；
关于第三期清乡将在澄、锡、虞修筑三百公里竹篱笆，在苏杭公路设置铁丝网，以后又要将清乡扩大到浙、苏、沪占领区全部的报告；
关于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日军部署调整情况的报告；
关于日本为支援南进在华中敌占区搜刮物资掠夺金融的策划；
关于美机轰炸日本造成的损失以及第13 军等进攻浙东国民党第三战区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国在玉山的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报告；
关于日军占领爪哇后再无力向前推进的分析报告；等等。
就在被捕的前一天，西里龙夫送出了关于日军将发起中途岛战役及其兵力使用的情报。
中西功等人被捕后，上海情报科考虑到他们的身份尚未最后暴露，为了保护他们，下令所有中共党员坚守岗位，不得撤离。在他们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明知非常危险，但是没有一人逃跑。此时，特高课也确实没有搞清楚中西功等人的真实身份。在狱中，中西功拒绝回答特高课的问题，松本和野村百般审问无果后心生一计。他们把一名国民党蓝衣社被捕叛变的特工朝鲜人林得山关进中西功的牢房，伪装难友，企图套出中西功的实情。中西功中了计。他过于担心中共党员的处境，千方百计想把他被捕的情况传出去，让中共党员赶紧撤退。
这一天，松本和野村特意安排林得山的老婆来探监。林得山借此机会告诉中西功，他是重庆方面的人，他老婆正在外面活动，把他捞出去。中西功由此动了心，他想，这个林得山现在和日本方面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重庆方面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自己和汪精卫方面的汉奸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又和日本方面发生接触。但是不管怎样，要利用他。要尽力把危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地利用他。只要他能给带出一个警报去，那么，上海、南京、北平的同志们就可避免一场毁灭性的损失。时间要争取快，那怕早半点钟，早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昨夜拜托你的事，如果你夫人再来，请你转为拜托她，可以吗？”
“叫她怎么办？”
“叫她到上海霞飞路国泰大戏院附近找到一家叫弗利浦的俄国书店，问店员，塔斯社在哪里，会有人告诉她。”
“然后呢？”
“请她到塔斯社所在地点，告诉那里的人。就说中西功被捕了。
“噢！”
“开始，塔斯社的人可能装着不理会她，这没关系，只要她说出是我——中西功请求你，拜托她去送的这个消息就行了。”
“培斯社是俄国机关，她一个中国女人进进出出是很惹人注意的，再说，我这种案子，她也要被宪兵监视。一旦被发现，要出大事啊。再追究我，就没命了，而且，她不懂俄语。”
“是啊，是。”
“如果你在塔斯社有熟人，可以把名字告诉我，我叫我太太通过电话和他联系，倒是可以的。”
“那里有我们的人，可是，能叫上名字的熟人，我没有。”
“那么，你有没有要好的中国朋友？或者，最好是日本人，我太太会说日本话，那就方便多了。”
中西功沉默了片刻，事情虽然紧迫，却绝不能把“满铁”特别调查班班长程和生这个名字告诉这个结识不到20 小时的人。但是他想到了在“满铁”的津金。于是说：“我有个朋友在“满铁”任职，叫津金，是个日本人。可以叫您太太到‘满铁’去找他。托他去通知塔斯社也是可以的，如果津金不在，可以请您太太到公共租界香港路“同盟社”去找一个叫管沼的人，如果他也不在，就请您太太找个同伴，两人到霞飞路，像朋友相见那样高兴地大声说话，就说：‘你知道吗？听说日本人中西功被宪兵逮捕了。’在一个地方说过以后，换个地方再说，这样，人群里或许有知道我的人，他们自会去活动的。
“这太冒险吧？”
“是啊，所以请求您，如果怕这样做危险，就请您太太请个人到南通附近的启东去，在那里可以找到新四军，请她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新四军，新四军一定会非常感激你们的。”
任得山沉默了好一阵，皱眉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你被捕的事张扬出去呢？”
“事关重大。”中西功着急地重重点下头。
“希望他们营救？”
“我根本不需要，那是徒劳无益的。”
“哪是为什么？”
“关系到我们延安方面的行动，关系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千千万万生命。”
“你的事情这么重大吗？”
“是的，所以，无论如何，请求您答应我。”
“好吧，我一定努力。但是，最好你告诉我一个我妻子能很容易找到的中国人。”
“找到津金或者昔沼就可以了。”
“好吧。我妻子明天也许会来，我告诉她。”
中西功眼睛里充满了激动的泪光，很想向林得山深深鞠躬致谢，但是他知道，此时此刻，不能也不宜。他只能用感谢的语气，清楚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我的同志们一定会感谢您。请您转告您的太太，我恳求她，无论如何，费心了，拜托了。并且，告诉她，“满铁”上海办事处的电话号码是：13480。13480 您记住了？”
由此，特高课确认，中西功等人的案子属于“中共谍报团案”，接着展开了大搜捕。程和生首先在上海被抓捕。为了向其他人发出警报，程和生乘囚车路过上海的繁华街市市跳车自杀。
程和生跳车撞破了颅骨，严重脑震荡，呕吐不止。跌断了腰和左胳膊，大小便失禁。当日军宪兵把他拉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因为他从头到脚全是血污，只得先把他全身脱光，用药水涮洗，然而他已经气息奄奄了。
日本宪兵绝不愿让他就此死去。因为他这跳车行动既说明了他的身份，又证明了他在这个情报集团里的地位。
经过抢救，程和生苏醒过来。当他睁开眼时，看见身边是日本宪兵和与他同时被捕的满铁“特别调查班”的另一位重要骨干倪之骥。程和生声音微弱地说：“厕所！”并用右手指了指下身。
看守他的宪兵大喜，立即命令倪之骥背他上厕所，然后跑上楼去报告。
倪之骥背起他，走进厕所，他却不下地，附在倪之骥耳边，断续他说：“他们对你…一无所知…你，要挺住。我，不行了…你要…向组织报警…”
倪之骥明白了，他要上厕所，是为给他下指示，便点点头。
当倪之骥背着他走出厕所时，四个日军宪兵已把他的病床推到厕所门外，七手八脚把他抬上床。四个人，每人抓住床一角，喊一声，抬起就走。当他被颠颠簸簸抬到三层楼梯转弯处时，便溘然长逝了。
随后，日本警视厅特高课接着逮捕陈一峰、汪敬远、李得森、张敏、郑百千、程维德、以及“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特别调查班”里的程鸿钩等中共党员和同情分子二十多人。南京站联络员张明达乘乱逃生。
1944年11月7日，日本法院对左尔格执行死刑。这时，中西功也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左尔格的牢房就在走廊对面更里面一点的地方。当左尔格从他的监房前走过去的时候，中西功听见左尔格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再见了，朋友。”
在此前后，方文从天津日本宪兵监狱越狱成功。
方文说：左尔格在保护敌区工作的同志和组织方面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他在答复敌人的审讯中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方法。例如敌人追问他在上海时的工作情况时，他把重要的情况都隐蔽起来了。关于他如何参加救援牛兰夫妇的活动和如何从国民党监狱里送出牛兰的字条的经过只字未提。关于他所领导的并由我负责的中国小组的工作，被他全部掩盖起来了，未提任何具体情况，他只提到和他最接近的那个中国人姓王，他指的就是我，但我从来没有姓过王，可见他是任意编造的，用以应付敌人的。其实我和我的小组中重要同志的姓名，他不可能忘记。那时我们都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地，分别建立了军事情报小组。我们都有秘密电台，直接和莫斯科通讯。如果左尔格供出我们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不难被敌人破获。但我们的工作未曾遭受任何干扰。在左尔格被捕两年多后我的小组在天津遭受敌人破坏。但那是由于我的秘密电台被日本宪兵队的测向机所发现，因而我和我的电报员先后被捕。在审讯中，敌人虽发现我的工作与苏联有关，但他们未能把我的案件与左尔格的案件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始终未曾审问与左尔格案有关的问题。如果这种关系被他们发现，我们必被送到东京归案。由于我的案子未被当作与左尔格案有关的事件看待，我才得以在敌人麻痹大意的情况下，越狱逃脱。
全文完
向英雄致敬！！！！！！
向英雄致敬！！！！！！
楼主，西西河的大牛向来观点推陈出新，资料详实可靠，缺点就是东拉西扯，以后全文引的时候最好给个内容概要。
一句话概括，为了掩护尚未暴露的同志们（特别是中国的同志），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一句话概括，为了掩护尚未暴露的同志们（特别是中国的同志），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