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汉时关

提起中国历史，任何人都不会绕过秦汉时代。那个时代的农耕人建立的功业，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地缘环境两千多年（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影响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这些影响，也许、可能、大概也向西波及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谁要是无视此番辉煌功业，可以判他个反人类罪，古人也是人嘛。

如果“内圣外王”是真理，那么创造如此煌煌伟业的人，就应该是一群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事实却是……

如果给中国历代排一个道德败坏指数榜，我认为，战国时代怎么着也能进前三名，甚至是坐头把交椅。在那个时代里，各大国都争先恐后的下调自己的道德下限。最终，压根儿就没有道德下限的秦国，东出函谷关，一统天下。真是应了那句话：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人的道德意识，从上到下，差不多都归到了绝对零度。在高层，为了国家利益，外交上，他是坑蒙拐骗（楚怀王先是被其坑蒙，后又被其拐骗，悲催啊），军事上，他是赶尽杀绝，哪怕是已经投降的呢；在底层，上前线的士兵为了自己的爵位，能干出杀良冒功的勾当，家庭生活中，父子、婆媳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儿，就唇枪舌剑不断，甭说尊卑有别的人伦道德了，就是最起码的亲情也没多少啊。（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我不得不心怀悲痛的说，这一切正是法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法家似乎跟“道德”有仇，在他看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人为善等等这些优良品德，天生就是国家的蛀虫，用这一套来治国，早晚会把整个国家带到沟里去（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只有彻底抛弃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用“重刑轻赏”才能够真正做到国富兵强（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选择治国人才方面，为配合自己的政治路线，法家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法则：用一肚子心眼的人，去管理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法家的基本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在我看来，法家思想是国家主义思想，至少在商鞅时代，法家思想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主义思想。以商鞅为例，他本人就不怎么鸟老板秦孝公的权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塑造成了秦国人的太阳。结果，秦孝公一去世，商鞅就杯具鸟（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多说一句，虽然秦惠王很不满意商鞅的风头主义作风，但是，整死商鞅后，他小人家（当时还未成年）还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商鞅的全部政治遗产，后来，历代的秦王也都是高举商君的旗帜阔步前进。人亡政不息，商君的一辈子……，没白活!

后来，韩非子集法、术、势于大成，法家思想才正式转基因为君主专制思想。不过呢，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法、术、势三项全能的君主，也没几个，估计两只手就能数过来。所以说，法家思想基本上还算是国家主义思想。

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那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去维护（扩展）国家利益啊呢？

商鞅没有空口白牙的喊：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而是，切切实实的把宏观而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每个人的微观而具体的个人利益，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比如说，你砍掉了敌人的一颗脑袋，就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秦国政府也绝不亏待你：一百亩的耕地、九亩的宅基地（6000平方米啊）立马变现。也就是说，敌人的一颗脑袋，就能让一个屌丝立刻升级为“做地主、住别墅”的高富帅。除了这些物质财富，商君还给杀敌有功的人准备了精神财富，爵位（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你哪怕只是一个拥有一百亩耕地、九亩宅基地的公士（最第一级的爵位），都可以随时随地让那些拥有二百亩耕地、二十亩宅基地但没有军功的富二代、有王室血统的王N代，向你鞠躬致敬。（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爵位还有一个隐性功能，万一一不小心犯了罪，爵位可以用来换取人身自由。当然，这个隐性功能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商鞅同志的爵位就不低，最后，该杯具还得是杯具。只要别像商鞅那么招摇，爵位的这个隐性功能，还是有效的。（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在“军功赏爵”这个价值导向下，秦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干劲儿，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为了方便砍人头、抓俘虏，不少人竟然光着膀子就走上了战场。（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那位说了：说的比唱的好听，砍人头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要是让别人把自己的脑壳砍去，那不就赔大发了。俺不奢求那些荣华富贵，在一个兄弟十几口的大家族里，消消停停的过小日子就挺好。

你聪明，商鞅比你更聪明，商鞅规定：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否则，就得交两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小样儿，这点儿小把戏也敢拿出来抖机灵。

通过恶化人的生存环境，商鞅逼着秦国人走上了华山一条道：只有靠军功，才能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

拆分大家族，固然是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同时也恶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不同的经济单位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在大家族时代，这种冲突主要是体现在不同的家族之间。在小家庭时代，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了亲兄弟乃至亲父子之间。血缘、亲情等等人伦意识，在利益面前都化作了片片浮云……

法家的这通折腾，不管是用当时的观念看，还是用今天的观念看，都透着一股子邪恶劲儿。但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战国时代，这通折腾的确管用，历史也证明了，不但管用，而且还很成功。

法家思想能够最终大获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物质支撑，耕地。当战国结束，秦帝国建立，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都纳入到帝国的版图后，军功赏爵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浩瀚的太平洋，不是海洋而是可耕种的农田，秦始皇那“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梦想，说不定还真的能实现。

可惜，太平洋不是耕地而是海洋。岭南倒是有耕地，但是耕作环境比中原地区差远了，长城沿线也有大片的土地，但是适合耕作的并不多，并且还时时受到匈奴人的威胁。秦帝国建立后，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战争，完全符合帝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并不符合士兵的个人利益。此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隐然已成对立的态势。对立到一定程度，陈胜、吴广就跳出来了。

附录：战国、秦汉时期的基层管理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懒得翻译了（羞羞，不会翻译就不会翻译，找啥子借口啊），说一下大概的意思吧：每个村里都有里胥和邻长两个基层干部，每天早晨，这两位干部督促着村里的人们下地干活，傍晚，这二位又监督村民们一个个如数回归。村民们在田间劳作之余，还得割草、打柴，傍晚回家时，让那两位干部过目。年纪大的人，可以不用割草、打柴。冬天的时候，虽然不用田间劳作了，但是妇女同志得上夜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在一块儿织布。之所以让女同志们凑一块儿织布，一是因为节省取暖费用和灯火消耗，二是让她们相互交流织布的经验，共同提高织布的水平。
  真的很难相信，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精细管理就已经做到了如此的程度。有了如此精细的管理方式，战国时代，大国之间动不动就能发起十万人规模的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初，乌七八糟了一百多年的社会风气，竟然一下子变得美好了起来，人们淡漠已久的道德意识，也突然一下子苏醒了过来，人人都自尊自爱，个个是八荣八耻的模范（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那是一个令太史公无限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

哇，好神奇啊，是什么力量制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是人的力量。

自秦国开始武力扩张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国间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腾了七八年。中原大地上，每寸土地都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据不完全统计，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斩首47万。长平之战时，秦军斩首5万，后又杀了40万赵军俘虏。秦汉之际，项羽杀了20万投降的秦军，在此期间，刘、项、秦三家还都有过屠城的记录。

一个人得有啥样的人品，才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一个姓氏的血脉得有啥样的祖先保佑，才能在那个时代延续不断？一个民族得有多么强大的繁衍能力，才能经得起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人口消耗？

折腾了一百多年，也该歇歇啦，杀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造一个人却需要十个月，再这么折腾下去，就全他娘的玩儿完了。

广大人民群众在呼唤不折腾，一百多年折腾出来的物质成果，也基本满足民众不想折腾的愿望。物质到底有多丰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看大门的小区保安都能经常吃上肉（守闾阎者食粱肉）。

吃肉，在今天看来，没啥大不了的，在当年那可是不得了的，孟夫子的理想国里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70岁的人能够经常吃上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当然，从饮食健康的角度看，孟夫子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有待商榷，但是，农耕地区的肉类稀缺程度，可见一斑。多说一句，要是用孟夫子的这句话，去教化游牧地区的人，准得碰一鼻子灰，人家啥都缺就是不缺肉。若要大道行于天下，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在宣传上就不该死扣经典上的字句，教条主义是要闹笑话的，要领会精神啊。

汉初，人口足够少，耕地和各种资源又足够的多，于是，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蹭蹭的往上窜了。你想啊，蛋糕足够大，肯定会有自己的份儿，谁不想文质彬彬、吃相优雅的去吃自己的那一份啊。只要食物供应跟得上，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也很温顺嘛。

有意思的是，跟其他朝代的开国初期比，汉初是最窝囊的（没有之一）。北面坐拥万里长城，他却低三下四的向匈奴人乞求和平，这一点，就连澶渊之盟后的司马温公都鄙视他（真不知道，司马温公那霸气侧漏、严重鄙视汉初和亲的底气，从何而来）；南面，他默认东越（今浙江、福建交界处）、闽越（今福建省一带）、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事实独立，这些地方可是秦帝国不计成本拿下来的啊。

无能、软弱可欺之类的帽子，正是为汉初的领导集体量身定做的，可是，谁又敢把这些帽子戴到他们的头上呢？两汉的人，不敢，老祖宗嘛，自个儿坐天下的合理性就是来自老祖宗，咋好揭老祖宗的短呢；后世有自知之明的人，也不太敢，因为老刘家出了一个给老祖宗成功洗地的后代，汉武帝刘彻。

在刘彻的领导下，汉家北却匈奴，南收三越、开疆云贵高原，东征朝鲜，西拓西域。因为刘彻的这通折腾，从刘邦到汉景帝，汉家的列祖列宗们立马就伟光正了，“与民休息”、“积蓄力量”之类的光荣称号，全部属于他们。忙活了一辈子的刘彻同学，倒是落了一个“败家子”的名声。呵呵，挺有意思的哈。

可见，生一个会败家的后代，是多么的重要啊！

大概、也许、可能、差不离，在汉武帝时期，社会风气又变坏了。说句实在话，社会风气变坏，跟刘彻是不是败家，真的没有半点儿的关系，要怪只能怪汉朝的缔造者们太不负责任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汉朝的缔造者们是一群布衣卿相（说难听点儿，就是土包子），这些人连管理一个县的经验都没有，一下子就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又没啥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们立马就露怯了，于是就选择了集体不作为：只要不是谋划推翻大汉王朝，你们爱说啥说啥，爱干嘛干嘛，老子统统不管。这种治国方法，他们自诩为“清静无为”，后世称之为“无为而治”。

此原则一出，好嘛，种田的种田，做手工的做手工，做生意的做生意，铸钱的铸钱，汉初的人们，个个忙得不亦乐。整个经济领域那叫一个自由啊，一塌糊涂的自由。

因为没啥条条条框框，在攫取财富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凭个人自己的良心啦，完全的自由心证。每个人的良心，成色是不一样的；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良心到底还能不能靠得住，那就很难说了。

就拿铸钱来说吧，在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下放到各级政府乃至个人，于是，人类历史上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全民铸钱（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不过呢，从地方政府到个人，就没几个人严格按照国标，去铸造重量合格的铜钱，大部分都是缺斤短两，结果，铜钱越来越轻，造成了通货膨胀。（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如此无序的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垄断，这是经济领域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汉初也不例外。大垄断者，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大都会采取一些经济手段以外的手段，比如，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别看这些垄断者如此操蛋，官府还拿他们没辙，因为这帮家伙有钱有势，且个个滑头得紧（不滑头，也做不大不是），不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能做得滴水不漏，顺手还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甚至，有些白手套，还主动替豪族们去做他们不方便做的事儿。游侠郭解，就是被那个自作主张的白手套给害惨了，同情ing。

用微博体来说：这哪是啥子文景之治的盛世哟，明明是一个物欲横流、恶霸横行、道德沦丧的衰世嘛。不敢掠先贤之美，这是剽窃了太史公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不同的是，太史公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俺用的是骂娘体。

就是靠着这些道德上不怎么上道的人创造的财富，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汉武帝、桑弘羊（敛财大师）、张汤（为汉武帝敛财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法律工作者），都绞尽了脑汁。桑弘羊把每一个铜板的财政收入来自何处，都算计得头头是道（言利事析秋豪）；张汤则拿出了“腹诽罪”这个无耻之尤的罪名，来给汉武帝背书。就冲这三位的财迷劲儿，也甭想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混个好名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最悲催的是桑弘羊，太史公和班固连一个黑他的传记，都懒得给他写。这么一个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被史书华丽丽的无视了，连个“遗臭万年”的评语都没捞上，也够奇葩的哈。好在，桑弘羊后来参加了那场经典的辩论，盐铁会议，详细的言行才得以被记录了下来（是不是原始记录，就不知道啦）。否则，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具体是咋回事儿，还真够后人挠头的。

我觉得，汉武帝这么丧心病狂的敛财，也有他的不得已。战争中的消耗就不说啦，单说一下战后的封赏吧。

汉朝早期的封赏制度跟秦朝差不多，都是军功赏爵，但是，时代背景差得太多了。

当年，秦国人以耕地、宅基地为诱饵，引诱秦人走上战场。为了坚决彻底的贯彻这一点，秦国人还时不时把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赶走，然后自己移民到该地区（没法子，立功人员的数量是无限的，而耕地和适宜人类居住的宅基地，却是有限的）。跟某国的西进运动比起来，秦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圣人行为。

前面说过，只要太平洋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种玩儿法早晚得玩儿不下去。既然注定玩儿不下去了，那就换个玩儿法呗。土地，是真的给不了了，好地方都在开国之初给分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给你一个上海市户口，你愿意去那个破地方定居吗？别着急啊，给不了土地，还可以给你别的嘛，金钱。有了钱，不就啥都有了嘛，你说是吧。

在赏赐有功人员方面，汉武帝是颇为大方的，漠南战役后的赏赐可供参考（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也就是这个漠南战役，把汉武帝的全部家底折腾了个精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后来，汉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汉朝的财政收入则从衰败走向更衰败，以至于，在漠北战役后，朝廷都拿不出钱，赏赐立功人员（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武帝不捞油锅里的钱，行吗？

那不是一个温良谦恭让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年代。那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年代，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那也是一个不需要后人操心的年代，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业惠及后人……
那个时代也为这个民族注入了灵魂。提起中国历史，任何人都不会绕过秦汉时代。那个时代的农耕人建立的功业，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也影响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地缘环境两千多年（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影响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这些影响，也许、可能、大概也向西波及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谁要是无视此番辉煌功业，可以判他个反人类罪，古人也是人嘛。

如果“内圣外王”是真理，那么创造如此煌煌伟业的人，就应该是一群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事实却是……

如果给中国历代排一个道德败坏指数榜，我认为，战国时代怎么着也能进前三名，甚至是坐头把交椅。在那个时代里，各大国都争先恐后的下调自己的道德下限。最终，压根儿就没有道德下限的秦国，东出函谷关，一统天下。真是应了那句话：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人的道德意识，从上到下，差不多都归到了绝对零度。在高层，为了国家利益，外交上，他是坑蒙拐骗（楚怀王先是被其坑蒙，后又被其拐骗，悲催啊），军事上，他是赶尽杀绝，哪怕是已经投降的呢；在底层，上前线的士兵为了自己的爵位，能干出杀良冒功的勾当，家庭生活中，父子、婆媳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儿，就唇枪舌剑不断，甭说尊卑有别的人伦道德了，就是最起码的亲情也没多少啊。（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我不得不心怀悲痛的说，这一切正是法家所要达到的目的。

法家似乎跟“道德”有仇，在他看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人为善等等这些优良品德，天生就是国家的蛀虫，用这一套来治国，早晚会把整个国家带到沟里去（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只有彻底抛弃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用“重刑轻赏”才能够真正做到国富兵强（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在选择治国人才方面，为配合自己的政治路线，法家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法则：用一肚子心眼的人，去管理那些老实巴交的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法家的基本出发点，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

在我看来，法家思想是国家主义思想，至少在商鞅时代，法家思想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国家主义思想。以商鞅为例，他本人就不怎么鸟老板秦孝公的权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塑造成了秦国人的太阳。结果，秦孝公一去世，商鞅就杯具鸟（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深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多说一句，虽然秦惠王很不满意商鞅的风头主义作风，但是，整死商鞅后，他小人家（当时还未成年）还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了商鞅的全部政治遗产，后来，历代的秦王也都是高举商君的旗帜阔步前进。人亡政不息，商君的一辈子……，没白活!

后来，韩非子集法、术、势于大成，法家思想才正式转基因为君主专制思想。不过呢，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法、术、势三项全能的君主，也没几个，估计两只手就能数过来。所以说，法家思想基本上还算是国家主义思想。

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那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去维护（扩展）国家利益啊呢？

商鞅没有空口白牙的喊：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而是，切切实实的把宏观而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每个人的微观而具体的个人利益，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比如说，你砍掉了敌人的一颗脑袋，就是维护了国家利益，秦国政府也绝不亏待你：一百亩的耕地、九亩的宅基地（6000平方米啊）立马变现。也就是说，敌人的一颗脑袋，就能让一个屌丝立刻升级为“做地主、住别墅”的高富帅。除了这些物质财富，商君还给杀敌有功的人准备了精神财富，爵位（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你哪怕只是一个拥有一百亩耕地、九亩宅基地的公士（最第一级的爵位），都可以随时随地让那些拥有二百亩耕地、二十亩宅基地但没有军功的富二代、有王室血统的王N代，向你鞠躬致敬。（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爵位还有一个隐性功能，万一一不小心犯了罪，爵位可以用来换取人身自由。当然，这个隐性功能也不是人人都适用，商鞅同志的爵位就不低，最后，该杯具还得是杯具。只要别像商鞅那么招摇，爵位的这个隐性功能，还是有效的。（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在“军功赏爵”这个价值导向下，秦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干劲儿，一下子就高涨了起来。为了方便砍人头、抓俘虏，不少人竟然光着膀子就走上了战场。（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那位说了：说的比唱的好听，砍人头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要是让别人把自己的脑壳砍去，那不就赔大发了。俺不奢求那些荣华富贵，在一个兄弟十几口的大家族里，消消停停的过小日子就挺好。

你聪明，商鞅比你更聪明，商鞅规定：有两个以上成年儿子的家庭，必须分家，否则，就得交两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小样儿，这点儿小把戏也敢拿出来抖机灵。

通过恶化人的生存环境，商鞅逼着秦国人走上了华山一条道：只有靠军功，才能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

拆分大家族，固然是为秦国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同时也恶化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不同的经济单位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在大家族时代，这种冲突主要是体现在不同的家族之间。在小家庭时代，这种冲突就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了亲兄弟乃至亲父子之间。血缘、亲情等等人伦意识，在利益面前都化作了片片浮云……

法家的这通折腾，不管是用当时的观念看，还是用今天的观念看，都透着一股子邪恶劲儿。但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战国时代，这通折腾的确管用，历史也证明了，不但管用，而且还很成功。

法家思想能够最终大获成功，有一个重要的物质支撑，耕地。当战国结束，秦帝国建立，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都纳入到帝国的版图后，军功赏爵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如果浩瀚的太平洋，不是海洋而是可耕种的农田，秦始皇那“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梦想，说不定还真的能实现。

可惜，太平洋不是耕地而是海洋。岭南倒是有耕地，但是耕作环境比中原地区差远了，长城沿线也有大片的土地，但是适合耕作的并不多，并且还时时受到匈奴人的威胁。秦帝国建立后，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战争，完全符合帝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并不符合士兵的个人利益。此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隐然已成对立的态势。对立到一定程度，陈胜、吴广就跳出来了。

附录：战国、秦汉时期的基层管理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懒得翻译了（羞羞，不会翻译就不会翻译，找啥子借口啊），说一下大概的意思吧：每个村里都有里胥和邻长两个基层干部，每天早晨，这两位干部督促着村里的人们下地干活，傍晚，这二位又监督村民们一个个如数回归。村民们在田间劳作之余，还得割草、打柴，傍晚回家时，让那两位干部过目。年纪大的人，可以不用割草、打柴。冬天的时候，虽然不用田间劳作了，但是妇女同志得上夜班，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在一块儿织布。之所以让女同志们凑一块儿织布，一是因为节省取暖费用和灯火消耗，二是让她们相互交流织布的经验，共同提高织布的水平。
  真的很难相信，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精细管理就已经做到了如此的程度。有了如此精细的管理方式，战国时代，大国之间动不动就能发起十万人规模的战争，也就不难理解了。
汉初，乌七八糟了一百多年的社会风气，竟然一下子变得美好了起来，人们淡漠已久的道德意识，也突然一下子苏醒了过来，人人都自尊自爱，个个是八荣八耻的模范（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那是一个令太史公无限怀念的时代，也是一个令后人无限向往的时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於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

哇，好神奇啊，是什么力量制造出了这样的奇迹？

是人的力量。

自秦国开始武力扩张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国间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秦汉交替之际，天下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腾了七八年。中原大地上，每寸土地都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

据不完全统计，秦军在白起的率领下斩首47万。长平之战时，秦军斩首5万，后又杀了40万赵军俘虏。秦汉之际，项羽杀了20万投降的秦军，在此期间，刘、项、秦三家还都有过屠城的记录。

一个人得有啥样的人品，才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一个姓氏的血脉得有啥样的祖先保佑，才能在那个时代延续不断？一个民族得有多么强大的繁衍能力，才能经得起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人口消耗？

折腾了一百多年，也该歇歇啦，杀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造一个人却需要十个月，再这么折腾下去，就全他娘的玩儿完了。

广大人民群众在呼唤不折腾，一百多年折腾出来的物质成果，也基本满足民众不想折腾的愿望。物质到底有多丰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看大门的小区保安都能经常吃上肉（守闾阎者食粱肉）。

吃肉，在今天看来，没啥大不了的，在当年那可是不得了的，孟夫子的理想国里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70岁的人能够经常吃上肉（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当然，从饮食健康的角度看，孟夫子的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有待商榷，但是，农耕地区的肉类稀缺程度，可见一斑。多说一句，要是用孟夫子的这句话，去教化游牧地区的人，准得碰一鼻子灰，人家啥都缺就是不缺肉。若要大道行于天下，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在宣传上就不该死扣经典上的字句，教条主义是要闹笑话的，要领会精神啊。

汉初，人口足够少，耕地和各种资源又足够的多，于是，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蹭蹭的往上窜了。你想啊，蛋糕足够大，肯定会有自己的份儿，谁不想文质彬彬、吃相优雅的去吃自己的那一份啊。只要食物供应跟得上，动物园里的狮子、老虎也很温顺嘛。

有意思的是，跟其他朝代的开国初期比，汉初是最窝囊的（没有之一）。北面坐拥万里长城，他却低三下四的向匈奴人乞求和平，这一点，就连澶渊之盟后的司马温公都鄙视他（真不知道，司马温公那霸气侧漏、严重鄙视汉初和亲的底气，从何而来）；南面，他默认东越（今浙江、福建交界处）、闽越（今福建省一带）、南越（今广东、广西一带）事实独立，这些地方可是秦帝国不计成本拿下来的啊。

无能、软弱可欺之类的帽子，正是为汉初的领导集体量身定做的，可是，谁又敢把这些帽子戴到他们的头上呢？两汉的人，不敢，老祖宗嘛，自个儿坐天下的合理性就是来自老祖宗，咋好揭老祖宗的短呢；后世有自知之明的人，也不太敢，因为老刘家出了一个给老祖宗成功洗地的后代，汉武帝刘彻。

在刘彻的领导下，汉家北却匈奴，南收三越、开疆云贵高原，东征朝鲜，西拓西域。因为刘彻的这通折腾，从刘邦到汉景帝，汉家的列祖列宗们立马就伟光正了，“与民休息”、“积蓄力量”之类的光荣称号，全部属于他们。忙活了一辈子的刘彻同学，倒是落了一个“败家子”的名声。呵呵，挺有意思的哈。

可见，生一个会败家的后代，是多么的重要啊！

大概、也许、可能、差不离，在汉武帝时期，社会风气又变坏了。说句实在话，社会风气变坏，跟刘彻是不是败家，真的没有半点儿的关系，要怪只能怪汉朝的缔造者们太不负责任了，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汉朝的缔造者们是一群布衣卿相（说难听点儿，就是土包子），这些人连管理一个县的经验都没有，一下子就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又没啥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们立马就露怯了，于是就选择了集体不作为：只要不是谋划推翻大汉王朝，你们爱说啥说啥，爱干嘛干嘛，老子统统不管。这种治国方法，他们自诩为“清静无为”，后世称之为“无为而治”。

此原则一出，好嘛，种田的种田，做手工的做手工，做生意的做生意，铸钱的铸钱，汉初的人们，个个忙得不亦乐。整个经济领域那叫一个自由啊，一塌糊涂的自由。

因为没啥条条条框框，在攫取财富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凭个人自己的良心啦，完全的自由心证。每个人的良心，成色是不一样的；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良心到底还能不能靠得住，那就很难说了。

就拿铸钱来说吧，在汉文帝时期，中央政府把铸币权下放到各级政府乃至个人，于是，人类历史上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全民铸钱（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不过呢，从地方政府到个人，就没几个人严格按照国标，去铸造重量合格的铜钱，大部分都是缺斤短两，结果，铜钱越来越轻，造成了通货膨胀。（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如此无序的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垄断，这是经济领域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汉初也不例外。大垄断者，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大都会采取一些经济手段以外的手段，比如，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别看这些垄断者如此操蛋，官府还拿他们没辙，因为这帮家伙有钱有势，且个个滑头得紧（不滑头，也做不大不是），不管干啥伤天害理的事儿，都能做得滴水不漏，顺手还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甚至，有些白手套，还主动替豪族们去做他们不方便做的事儿。游侠郭解，就是被那个自作主张的白手套给害惨了，同情ing。

用微博体来说：这哪是啥子文景之治的盛世哟，明明是一个物欲横流、恶霸横行、道德沦丧的衰世嘛。不敢掠先贤之美，这是剽窃了太史公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不同的是，太史公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体，俺用的是骂娘体。

就是靠着这些道德上不怎么上道的人创造的财富，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些财富集中起来，汉武帝、桑弘羊（敛财大师）、张汤（为汉武帝敛财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法律工作者），都绞尽了脑汁。桑弘羊把每一个铜板的财政收入来自何处，都算计得头头是道（言利事析秋豪）；张汤则拿出了“腹诽罪”这个无耻之尤的罪名，来给汉武帝背书。就冲这三位的财迷劲儿，也甭想在中国传统史书上混个好名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最悲催的是桑弘羊，太史公和班固连一个黑他的传记，都懒得给他写。这么一个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被史书华丽丽的无视了，连个“遗臭万年”的评语都没捞上，也够奇葩的哈。好在，桑弘羊后来参加了那场经典的辩论，盐铁会议，详细的言行才得以被记录了下来（是不是原始记录，就不知道啦）。否则，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具体是咋回事儿，还真够后人挠头的。

我觉得，汉武帝这么丧心病狂的敛财，也有他的不得已。战争中的消耗就不说啦，单说一下战后的封赏吧。

汉朝早期的封赏制度跟秦朝差不多，都是军功赏爵，但是，时代背景差得太多了。

当年，秦国人以耕地、宅基地为诱饵，引诱秦人走上战场。为了坚决彻底的贯彻这一点，秦国人还时不时把征服地区的原住民赶走，然后自己移民到该地区（没法子，立功人员的数量是无限的，而耕地和适宜人类居住的宅基地，却是有限的）。跟某国的西进运动比起来，秦国人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圣人行为。

前面说过，只要太平洋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土地，这种玩儿法早晚得玩儿不下去。既然注定玩儿不下去了，那就换个玩儿法呗。土地，是真的给不了了，好地方都在开国之初给分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给你一个上海市户口，你愿意去那个破地方定居吗？别着急啊，给不了土地，还可以给你别的嘛，金钱。有了钱，不就啥都有了嘛，你说是吧。

在赏赐有功人员方面，汉武帝是颇为大方的，漠南战役后的赏赐可供参考（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也就是这个漠南战役，把汉武帝的全部家底折腾了个精光（於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后来，汉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汉朝的财政收入则从衰败走向更衰败，以至于，在漠北战役后，朝廷都拿不出钱，赏赐立功人员（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汉武帝不捞油锅里的钱，行吗？

那不是一个温良谦恭让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人渴望成功的年代。那不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年代，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那也是一个不需要后人操心的年代，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业惠及后人……
那个时代也为这个民族注入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