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不高兴》段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30:06
▲ 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温家宝两个小时就到了灾区。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宋晓军，《事情正在起变化》）
▲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制抵家乐福的年轻人……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宋晓军，《事情正在起变化》）
▲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中国一定要有这样的视野，中国人应该给自己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即使当下这个并不处于巅峰状态的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力量和足够的财富，但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干，于是就腐朽就堕落，拿着力量腐朽和堕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大家为之奋斗，这个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内部的人群才会有道德，才会有诚信，才会有好的行为。
（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现在学者给自己报课题，厂家给自己报项目，全都一副老虎吃天、崩爆米花的架势，可一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伟业，一个个比着低声细语，生怕吵了外国友人的午休。其实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我们只要继续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比近代基本任务还要大得多的工程，应该有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哪怕是草图。同时，我们也要分出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
（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首长意志”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这真是一种悖论。……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钢镚毛票攒出一民主来，别用摸六合彩的方式，冷不丁的一下子让人不是疯就是傻。（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关于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底是元朝还是清朝，还是1959年？西方人硬说是1959年……我也可以明告诉你们这些西方人，就是1959年又怎么样？你有种你过来打，你废什么话？……还有一个说法，说过去可以抢，现在不可以抢。这是谁定的？美国在名义上没有吞并国土，但事实上行的是灭国之战，又有谁吭气了？其实，就像网上的愤青说的那样，咱们要是讲道德，你们就全滚回欧洲老家去。我们道德上没有亏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回答，民间的回答。（王小东，《到了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讨伐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诞的情绪的源头就在此。（宋强《这个时代的心理性悲剧》）
▲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宋晓军，《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 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宋晓军：《大目标，现代化和文艺腔》）
▲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这样的观点，在十来年后终于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民间提出这样的思想到得到主流媒体的承认，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所以还别太低估民间的智慧。（王小东《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 要正视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有条件决裂”（像英国人曾经说的“光荣孤立”）可能是一个充满困难的选项，却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项。中国对于这种前景应该做怎样的应对？一旦和谐相处不可能，我们有无准备，包括国家出现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宋强，《中国可以不说》）
▲ 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宋强《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 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王小东《萨科奇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那些急于想在自由民主的先贤祠里占据一个牌位的先生们，能不能不那么性急，能不能少考虑一下“得分”，而多想一下“得道”。像贺卫方先生所点明的，少贩一些私货。功利心太盛容易露尾巴，排排坐，吃果果，你给未来中国预备的自由民主先贤的谱系，起码是有毛病的，打一派拉一派，算什么自由的精神呢？（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刘仰：《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 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百年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温家宝两个小时就到了灾区。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宋晓军，《事情正在起变化》）
▲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制抵家乐福的年轻人……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宋晓军，《事情正在起变化》）
▲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中国一定要有这样的视野，中国人应该给自己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即使当下这个并不处于巅峰状态的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力量和足够的财富，但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干，于是就腐朽就堕落，拿着力量腐朽和堕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大家为之奋斗，这个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内部的人群才会有道德，才会有诚信，才会有好的行为。
（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现在学者给自己报课题，厂家给自己报项目，全都一副老虎吃天、崩爆米花的架势，可一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伟业，一个个比着低声细语，生怕吵了外国友人的午休。其实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我们只要继续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比近代基本任务还要大得多的工程，应该有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哪怕是草图。同时，我们也要分出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
（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首长意志”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这真是一种悖论。……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钢镚毛票攒出一民主来，别用摸六合彩的方式，冷不丁的一下子让人不是疯就是傻。（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关于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底是元朝还是清朝，还是1959年？西方人硬说是1959年……我也可以明告诉你们这些西方人，就是1959年又怎么样？你有种你过来打，你废什么话？……还有一个说法，说过去可以抢，现在不可以抢。这是谁定的？美国在名义上没有吞并国土，但事实上行的是灭国之战，又有谁吭气了？其实，就像网上的愤青说的那样，咱们要是讲道德，你们就全滚回欧洲老家去。我们道德上没有亏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回答，民间的回答。（王小东，《到了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讨伐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诞的情绪的源头就在此。（宋强《这个时代的心理性悲剧》）
▲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宋晓军，《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 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宋晓军：《大目标，现代化和文艺腔》）
▲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这样的观点，在十来年后终于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民间提出这样的思想到得到主流媒体的承认，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所以还别太低估民间的智慧。（王小东《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 要正视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有条件决裂”（像英国人曾经说的“光荣孤立”）可能是一个充满困难的选项，却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项。中国对于这种前景应该做怎样的应对？一旦和谐相处不可能，我们有无准备，包括国家出现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宋强，《中国可以不说》）
▲ 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宋强《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 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王小东《萨科奇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那些急于想在自由民主的先贤祠里占据一个牌位的先生们，能不能不那么性急，能不能少考虑一下“得分”，而多想一下“得道”。像贺卫方先生所点明的，少贩一些私货。功利心太盛容易露尾巴，排排坐，吃果果，你给未来中国预备的自由民主先贤的谱系，起码是有毛病的，打一派拉一派，算什么自由的精神呢？（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刘仰：《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 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百年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制抵家乐福的年轻人……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宋晓军，《事情正在起变化》）
▲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中国一定要有这样的视野，中国人应该给自己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即使当下这个并不处于巅峰状态的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力量和足够的财富，但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干，于是就腐朽就堕落，拿着力量腐朽和堕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大家为之奋斗，这个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内部的人群才会有道德，才会有诚信，才会有好的行为。
（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现在学者给自己报课题，厂家给自己报项目，全都一副老虎吃天、崩爆米花的架势，可一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伟业，一个个比着低声细语，生怕吵了外国友人的午休。其实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我们只要继续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比近代基本任务还要大得多的工程，应该有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哪怕是草图。同时，我们也要分出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
（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首长意志”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这真是一种悖论。……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钢镚毛票攒出一民主来，别用摸六合彩的方式，冷不丁的一下子让人不是疯就是傻。（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关于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底是元朝还是清朝，还是1959年？西方人硬说是1959年……我也可以明告诉你们这些西方人，就是1959年又怎么样？你有种你过来打，你废什么话？……还有一个说法，说过去可以抢，现在不可以抢。这是谁定的？美国在名义上没有吞并国土，但事实上行的是灭国之战，又有谁吭气了？其实，就像网上的愤青说的那样，咱们要是讲道德，你们就全滚回欧洲老家去。我们道德上没有亏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回答，民间的回答。（王小东，《到了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讨伐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诞的情绪的源头就在此。（宋强《这个时代的心理性悲剧》）
▲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宋晓军，《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 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宋晓军：《大目标，现代化和文艺腔》）
▲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这样的观点，在十来年后终于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民间提出这样的思想到得到主流媒体的承认，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所以还别太低估民间的智慧。（王小东《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 要正视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有条件决裂”（像英国人曾经说的“光荣孤立”）可能是一个充满困难的选项，却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项。中国对于这种前景应该做怎样的应对？一旦和谐相处不可能，我们有无准备，包括国家出现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宋强，《中国可以不说》）
▲ 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宋强《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 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王小东《萨科奇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那些急于想在自由民主的先贤祠里占据一个牌位的先生们，能不能不那么性急，能不能少考虑一下“得分”，而多想一下“得道”。像贺卫方先生所点明的，少贩一些私货。功利心太盛容易露尾巴，排排坐，吃果果，你给未来中国预备的自由民主先贤的谱系，起码是有毛病的，打一派拉一派，算什么自由的精神呢？（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刘仰：《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 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百年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温家宝两个小时就到了灾区。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宋晓军，《事情正在起变化》）
▲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大人没有把事情做好，结果大人要用小孩的未来为自己的疏忽买单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后，很多政府官员忙着讨论如何到华尔街挖“金融人才”的时候，网上的年轻人却在热烈讨论甘肃星火机床公司用200万欧元收购法国索玛数控机床公司81%股份的事情，这对中国突破薄壁结构、形状复杂的航空、潜艇发动机加工技术等瓶颈意义十分重大。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人几个月前可能就是在网上号召制抵家乐福的年轻人……可见，事情并不是上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历史记忆想象的那么简单。（宋晓军，《事情正在起变化》）
▲ 奥运会之后的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人的爱国心打击非常大。上级领导最喜欢的是“鸟巢一代”，既爱国又听话，“火炬一代”（其实和“鸟巢一代”是一代人，但不一定是同一群体）可能不够听话，不够驯服。三鹿奶粉事件一出来，民意摆动非常大，“火炬一代”中的很多人就反弹了，很气愤，说：“我们三四个月前上街很傻。”这件事充分反映出现阶段的精英腐败，给中华民族凝聚力带来巨大的问题。（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觉，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在外部群体选择压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群体的内部全部变成了坏人的话，这个群体就会整个就被淘汰掉。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王小东《耳光能把我们掴醒吗》）
▲ 中国一定要有这样的视野，中国人应该给自己设立这样一个目标。即使当下这个并不处于巅峰状态的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力量和足够的财富，但就是不知道干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干，于是就腐朽就堕落，拿着力量腐朽和堕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大家为之奋斗，这个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内部的人群才会有道德，才会有诚信，才会有好的行为。
（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现在学者给自己报课题，厂家给自己报项目，全都一副老虎吃天、崩爆米花的架势，可一到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伟业，一个个比着低声细语，生怕吵了外国友人的午休。其实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历史规模和文明规模，我们只要继续生存，就必然要参与创造世界历史，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这是个比近代基本任务还要大得多的工程，应该有个时间表或路线图，哪怕是草图。同时，我们也要分出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
（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首长意志”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这真是一种悖论。……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钢镚毛票攒出一民主来，别用摸六合彩的方式，冷不丁的一下子让人不是疯就是傻。（黄纪苏，《2008，神鬼莫测》）
▲ 关于西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底是元朝还是清朝，还是1959年？西方人硬说是1959年……我也可以明告诉你们这些西方人，就是1959年又怎么样？你有种你过来打，你废什么话？……还有一个说法，说过去可以抢，现在不可以抢。这是谁定的？美国在名义上没有吞并国土，但事实上行的是灭国之战，又有谁吭气了？其实，就像网上的愤青说的那样，咱们要是讲道德，你们就全滚回欧洲老家去。我们道德上没有亏欠！这就是中国年轻人的回答，民间的回答。（王小东，《到了该由西方正视中国“不高兴”了》）
▲ 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炮制出的下流文字，就这样在兴而未艾的国民劣根性讨伐中借尸还魂，“弱者、愚笨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这就是邪恶的愤懑主义对中国民族品质和民族现实的最终诊断。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然而，所有的看似怪诞的情绪的源头就在此。（宋强《这个时代的心理性悲剧》）
▲ 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宋晓军，《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 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宋晓军：《大目标，现代化和文艺腔》）
▲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宋晓军：《美国不是“纸老虎”，而是“老黄瓜刷绿漆”》）
▲ 未来解放军的任务绝对不是现在说的国土防卫，而是应该跟着中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现在覆盖不到，是现在做得不好、不够，要努力改进。这样的观点，在十来年后终于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从民间提出这样的思想到得到主流媒体的承认，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所以还别太低估民间的智慧。（王小东《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 要正视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有条件决裂”（像英国人曾经说的“光荣孤立”）可能是一个充满困难的选项，却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项。中国对于这种前景应该做怎样的应对？一旦和谐相处不可能，我们有无准备，包括国家出现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宋强，《中国可以不说》）
▲ 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宋强《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 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王小东《萨科奇见达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 这种情绪背后一种令人失望的历史积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宇宙观、世界观的立论和探索，在某些自由知识分子那里，犹未跳出“河殇”时代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真实的情感路线，对于外国的欺凌羞辱，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理所当然地招惹自由知识分子和时髦人物的不舒服，如芒刺在背，蓄意解读为“愚昧不开化”“缺乏大国风度”“缺乏全球视野”“中国前进之忧患”。主流舆论和自由知识分子拒斥一切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对不和谐现状的愤怒似乎又使这种拒斥有了正义性的依托。（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那些急于想在自由民主的先贤祠里占据一个牌位的先生们，能不能不那么性急，能不能少考虑一下“得分”，而多想一下“得道”。像贺卫方先生所点明的，少贩一些私货。功利心太盛容易露尾巴，排排坐，吃果果，你给未来中国预备的自由民主先贤的谱系，起码是有毛病的，打一派拉一派，算什么自由的精神呢？（宋强：《自由民主“先贤祠”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 看看那些在各领域功成名就的亲美人士，他们自己哪个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有很多办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去上大学，甚至有美国人主动给他们办理，最后还拿着洋文凭回国，抢走了中国最赚钱的、最有权力的社会管理位置。看看那些投靠美国而先富起来的人，有谁担心自己看不起病？有谁担心自己买不起房子？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被亲美的买办们出卖了。（刘仰：《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侏儒》）
▲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 一些官员讲的话也很让人瞧不起，比如说“奥运会是前所未有的挑战”“百年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王小东《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 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个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个人跟民族的关系是风筝跟风的关系。如果民族的天风浩荡，风筝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风没有，您拽根小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只能跑出个相对二三级风来，风筝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对我们来说，就要立中华民族的大志，要对人类做更大贡献！（黄纪苏《大目标从哪里诞生》
毛主席就说过：人无压力轻飘飘！
MD，到底谁是JY
左的认为当权派是右JY
右的人为当权派是左FF
;funk ;funk
左的认为当权派是右JY
右的人为当权派是左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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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网上被jy群起而攻之，不知到现实里是个什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