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梁 柱）
推荐者按：原题《近现代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领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社会思潮中否定革命正义性和必要性的逆流。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中，正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斗争。否定刘胡兰、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的价值，半夜没有鸡叫，为黄世仁翻案，推翻烈士墓，近日发生的重庆烈士墓养鸡事件和南海冲突中国尊严尽失，以及反毛扬蒋，全面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定新中国建立的价值，否定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价值和贡献，否定马列，否定毛泽东，否定朝鲜战争的正当性，等等，都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严峻步骤。这是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地全面否定PRC、CCP组织的历史合法性，从而将中国全面演变为洋奴买办的殖民地。同时，该文作者告诉大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使民族走向富强。为了使重点突出，编者重新对文章进行了编排，以使重点突出。个别观点的论述我们持有保留意见。该文章发表于《求是》杂志2009年第6期，　2009年3月6日　出版。（编者：徐亮）　　
一、一个民族暂时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精神被摧毁并由此产生对外屈从的心理。　　

1、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现代史而无动于衷，就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其所展现的悲壮历程，具有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力量。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为之动容，就会被视为不忠；一个人如果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为之动情，就会被视为不孝。现在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现代史而无动于衷，就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一部近现代史给中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痛苦教训，即落后就要挨打。这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五四时期鲁迅就说过：“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毛泽东也以耐人寻味的警语提出中国的“球籍”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深刻总结近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开辟了中华民族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富强的道路。　　

2、暂时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精神被摧毁并由此产生对外屈从的心理。　　

    只有深切理解交织着屈辱与抗争的近现代历史，才能真正懂得维护国权国格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民族暂时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精神被摧毁并由此产生对外屈从的心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贞不渝地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建国之初，毛泽东面对西方的孤立和封锁，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一穷二白的祖国。邓小平明确说过，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作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1982年他针对英国方面关于1997年以后还要“继续管理香港”的无理要求，坦率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并指出，如果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989年，当西方反华势力以所谓人权问题攻击中国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从而有力地揭露了那些霸权主义者一再鼓噪“人权”的真实目的。国格意识是高尚的人格意识的升华，是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有责任帮助广大青少年更多地懂得一些近现代历史，把邓小平同志的教诲化作他们美好的情操。　　

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就能够成为历史选定的领导阶级和政党。那时，无论是封建阶级的开明派，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用他们各自的思想理论武器，为此做出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些尝试和努力，从客观上说，都是要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应当说，这是苦难的中国在当时惟一的选择。但是，时不予我。在西方列强已经控制中国、并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情况下，近现代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流产就是有力的证明。　　

    1、社会主义救了中华民族　　

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探索，才找到真正的救国真理。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也是西方的“代议制度”，希望通过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改变中国的面貌。然而这种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悲观乃至失望。当1917年张勋上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破灭而感慨：“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种情形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种“失望”和“颓唐”，既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科学的呼唤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且在他的带领下，成长出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他们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由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我们要通过近现代史教育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这样的历史自觉：个人的理想信念一定要同历史发展的要求一致起来。　　

    三、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　　

    1、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唯心主义的泛滥的借口和手段　　

当今青年成长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再泛滥，对青年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很大的侵蚀作用。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按照自己的现实要求来“改造”历史的。这是近现代史研究中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不过，他们在歪曲、改造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他们所谓的“研究范式的转换”，主要有以下两点，而这两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2、借改良主义思想攻击革命的正当性　　

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现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把改良主义看作是近现代中国的惟一出路。　　

我们知道，改良是在保存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其局部进行调整，不触动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然而，阻碍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是局部问题，恰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制度。那种企图保留这个基本制度框架而进行局部改良的办法，不能把中国引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所有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改良努力都失败了，都不能挽救垂危的中国。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3、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　　

    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斗争。经过这样的“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惟一要求和惟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有人说，如果没有康、梁的变法维新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还有人说，慈禧太后在上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这真是历史的天方夜谭。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　　

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反复指明：“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考察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指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所以毛泽东认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4、否定革命实质是肯定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确实进行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不是什么“创新”，而是转换到了旧史学研究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老路上去，是历史观上的复旧。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　　

    四、灭其国必先灭其史　　

    1、灭其国必先灭其史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还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的思潮曾大行其道。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2、警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人民革命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从歪曲革命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会被丑化、被颠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依据就会被推翻，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决不可掉以轻心。尽管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我们要记住：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尽管是支流，也必须认真对待。如果任其发展，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提倡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梁 柱）
推荐者按：原题《近现代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领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社会思潮中否定革命正义性和必要性的逆流。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中，正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斗争。否定刘胡兰、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的价值，半夜没有鸡叫，为黄世仁翻案，推翻烈士墓，近日发生的重庆烈士墓养鸡事件和南海冲突中国尊严尽失，以及反毛扬蒋，全面否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否定新中国建立的价值，否定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价值和贡献，否定马列，否定毛泽东，否定朝鲜战争的正当性，等等，都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严峻步骤。这是有目的、有步骤、有计划地全面否定PRC、CCP组织的历史合法性，从而将中国全面演变为洋奴买办的殖民地。同时，该文作者告诉大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使民族走向富强。为了使重点突出，编者重新对文章进行了编排，以使重点突出。个别观点的论述我们持有保留意见。该文章发表于《求是》杂志2009年第6期，　2009年3月6日　出版。（编者：徐亮）　　
一、一个民族暂时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精神被摧毁并由此产生对外屈从的心理。　　

1、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现代史而无动于衷，就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其所展现的悲壮历程，具有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力量。中国自古就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为之动容，就会被视为不忠；一个人如果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为之动情，就会被视为不孝。现在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现代史而无动于衷，就不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一部近现代史给中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痛苦教训，即落后就要挨打。这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五四时期鲁迅就说过：“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毛泽东也以耐人寻味的警语提出中国的“球籍”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深刻总结近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开辟了中华民族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富强的道路。　　

2、暂时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精神被摧毁并由此产生对外屈从的心理。　　

    只有深切理解交织着屈辱与抗争的近现代历史，才能真正懂得维护国权国格的极端重要性。一个民族暂时处于落后的状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精神被摧毁并由此产生对外屈从的心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贞不渝地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建国之初，毛泽东面对西方的孤立和封锁，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一穷二白的祖国。邓小平明确说过，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作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1982年他针对英国方面关于1997年以后还要“继续管理香港”的无理要求，坦率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并指出，如果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989年，当西方反华势力以所谓人权问题攻击中国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从而有力地揭露了那些霸权主义者一再鼓噪“人权”的真实目的。国格意识是高尚的人格意识的升华，是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有责任帮助广大青少年更多地懂得一些近现代历史，把邓小平同志的教诲化作他们美好的情操。　　

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就能够成为历史选定的领导阶级和政党。那时，无论是封建阶级的开明派，还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用他们各自的思想理论武器，为此做出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些尝试和努力，从客观上说，都是要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应当说，这是苦难的中国在当时惟一的选择。但是，时不予我。在西方列强已经控制中国、并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情况下，近现代中国已经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流产就是有力的证明。　　

    1、社会主义救了中华民族　　

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探索，才找到真正的救国真理。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也是西方的“代议制度”，希望通过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方案改变中国的面貌。然而这种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悲观乃至失望。当1917年张勋上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破灭而感慨：“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种情形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种“失望”和“颓唐”，既反映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科学的呼唤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且在他的带领下，成长出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于是，他们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由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我们要通过近现代史教育帮助广大青少年树立这样的历史自觉：个人的理想信念一定要同历史发展的要求一致起来。　　

    三、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　　

    1、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唯心主义的泛滥的借口和手段　　

当今青年成长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再泛滥，对青年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具有很大的侵蚀作用。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按照自己的现实要求来“改造”历史的。这是近现代史研究中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不过，他们在歪曲、改造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他们所谓的“研究范式的转换”，主要有以下两点，而这两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2、借改良主义思想攻击革命的正当性　　

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现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把改良主义看作是近现代中国的惟一出路。　　

我们知道，改良是在保存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其局部进行调整，不触动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然而，阻碍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是局部问题，恰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制度。那种企图保留这个基本制度框架而进行局部改良的办法，不能把中国引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所有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改良努力都失败了，都不能挽救垂危的中国。这就是历史的证明。　　

3、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　　

    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斗争。经过这样的“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惟一要求和惟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有人说，如果没有康、梁的变法维新和孙中山的革命，“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还有人说，慈禧太后在上世纪初推行“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的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这真是历史的天方夜谭。在一些人眼里，革命成了破坏现代化的“万恶之源”。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　　

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反复指明：“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考察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指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所以毛泽东认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4、否定革命实质是肯定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确实进行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不是什么“创新”，而是转换到了旧史学研究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老路上去，是历史观上的复旧。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　　

    四、灭其国必先灭其史　　

    1、灭其国必先灭其史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还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历史被否定、被抹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点。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的思潮曾大行其道。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2、警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人民革命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从歪曲革命的历史、我们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会被丑化、被颠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历史依据就会被推翻，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决不可掉以轻心。尽管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我们要记住：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尽管是支流，也必须认真对待。如果任其发展，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提倡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