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失踪之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玩起“北和南剿”的花招来。他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另一方面却加快“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步伐。１９３７年２月中旬，当独立团行进在浙江开化地区，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１４个团的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因敌众我寡，独立团主力被敌打散，政委刘毓标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团长熊刚仅带领一支５０余人的队伍冲出包围，省委书记关英正在犯病，战斗打响以后，警卫员发现已被敌重重包围，只好连拖带拉架着关英冲出包围圈。此时回游击区的路全被敌人封锁，关英等人只好改名换姓，流落在玉山一带，省委工作也因此而停止。
　关英的上海口音很浓，身上又带了一些省委活动经费，为避免敌人的怀疑和纠缠，他干脆以上海客商的名义在乡下开了一个榨油坊，两个警卫员扮成伙计，关英一方面做榨油生意，一方面打听中央的消息。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赴国难，中国人民进入全民族的抗战时期，一支支抗日军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开拔。直到１９３８年４月下旬，关英从国民党的大量报纸中证实，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已陆续改编为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于是他变卖了油坊，到南昌寻找党组织。
　
　被误当叛徒不幸遇害
　
　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听完关英的汇报以后，马上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
　原来，南方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改编以后，在江西弋阳、横峰、德兴一带仍活跃着一支不肯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大队，该游击队负责人正是杨文翰（杨文翰，江西横峰人，参加过弋横农民大暴动，担任省委委员、特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在独立的游击战争中，他们仍按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到处打土豪、炸炮楼、袭击国民党部队的补给线、兵站、仓库，这为国民党政府制造磨擦提供了口实。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为此事曾与我党交涉，指责游击队“昧于大义，不知幡然，不图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中共东南分局已两次派人去杨文翰游击队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杨文翰下山接受改编，都被杨当作叛徒杀掉。现在关英的到来，无疑是说服杨文翰的最恰当人选。因为关英担任过中央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是杨文翰的顶头上司。黄道最后告诉关英，杨文翰游击队现在大约２００余人，分散在磨盘山、东源山、三县岭一带活动，这支部队改编以后，马上回分局另行分配工作。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动员杨文翰游击队下山改编，关英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函，由两位警卫员及一名地下交通陪同前往弋阳磨盘山。关英一行来到原闽浙赣根据地首府横峰县葛源区槎源坞村，在村头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并向大家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和任务。此时，游击队的内线将关英等人前来的目的向杨文翰作了汇报。杨得到报告后，便派小队长李良海、侦察员练成金两人到槎源坞，找到当地一位叫薛启金的群众带一封信给关英，并指示他，一定要认准关英以后，才能把信给他。关英阅信后立即写了复信让来人带回。信中要杨文翰派代表到葛源面谈。薛到了磨盘山以后，又带来一信给关英，其内容是：“在葛源面谈不安全，为预防不测，请关英上山传达上级指示。”关英阅信后，带上马匹、警卫员由薛启金带路直奔磨盘山。当关英一行５人准备上山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几个哨兵拦住去路，只允许关英带两个警卫员上山，马夫和交通员请原地返回。薛启金带着关英又翻了一座山走到一个叫簧村的小村子，李良海、练成金带着一个班战士吹起洋号表示欢迎。练紧紧地握住关英的手，突然嚎啕大哭地说：“我们已脱离上级党组织１３个月了，盼你们都盼疯了，你们怎么不写信来啊！”关英回答说：“当时我生病了，无法给你们写信。”两人说着说着，练突然下令卸掉两个警卫员的驳壳枪。关英一看大怒，说要马上去见杨文翰。练却以“人熟礼不熟”为由与关英争辩起来。吃过午饭，又穿过几道弯，在东源山深处的一个茅棚里见到杨文翰。杨见关到来，连忙迎上前去握手，递烟，以示欢迎。晚餐烧了野鸡炖磨菇、笋炒野猪肉、石鸡等好几道菜为关英接风洗尘。当晚，关英向杨文翰传达了上级文件精神，讲清他的来意，并建议说：“你下山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先把部队驻扎在枫林坞和槎源坞二处，你自己随我到南昌去报到。”接着又告诉杨说：“黄道的部队已在铅山石塘整编完毕，饶守坤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德兴梅溪畈（梅溪畈在磨盘山脚下，是饶守坤将军的家乡），你的部队可与饶守坤的部队会师……”杨文翰原来就疑心关英是叛徒，因他在一年前率红军独立团在开化被敌人打散，就隐藏在玉山一带，并用苏维埃的款项作榨油生意。这次来，国民党县长、区长分别请他吃了饭，又赠送马匹，派人护送，这些杨文翰都了解得很清楚。于是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他们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杨要关英在山上等几天再走，关不同意，说自己马上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但杨文翰还是逼关英在山上住了三天。期间，关、杨二人越谈越崩，争论越来越激烈。杨说：“你叛变了，难道还叫我叛变？你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我不干。”说着拔出手枪，令人把关英捆个结实，并搜了身。关英也火了，指责杨文翰“粗暴，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杨也回骂说：“你已被敌人收买，身上搜出的金戒子和２００元钱就是被敌收买的证据。”并声称“决不上当，也绝不会下山改编”。尽管关英一再表明钱款是黄道同志给路上做盘缠用的，杨文翰还是叫人动刑、踩扛子，要关英承认是叛徒，要他交待是受何人指派来劝降的。痛得满头大汗的关英两眼直瞪，怒骂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性，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这话一下子把杨文翰气得七窍生烟，头顶冒火，盛怒之下，叫来几个游击队员把关英及两个警卫员拖到东潭茅栅杀掉，关英被害时年仅３２岁。
事后，杨文翰仍不肯罢休，还说“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而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难道就这样了却不成？”于是干脆我行我素，继续坚持孤军作战。１９４３年４月，由于叛徒出卖，杨文翰不幸被俘，敌人对他先以高官厚禄相许，后以种种酷刑相逼，杨始终不肯屈服。同年１０月被押往弋阳北门鹅嘴枪杀，临刑时，杨文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解放后，当事人——原红军游击队战士练成金、薛启正说出关英被害的全过程，关英失踪之谜才彻底解开（练、薛两人书写的证明材料，仍保管在弋阳档案馆内）。关英、杨文翰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玩起“北和南剿”的花招来。他一方面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另一方面却加快“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步伐。１９３７年２月中旬，当独立团行进在浙江开化地区，就遭到国民党正规军１４个团的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因敌众我寡，独立团主力被敌打散，政委刘毓标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团长熊刚仅带领一支５０余人的队伍冲出包围，省委书记关英正在犯病，战斗打响以后，警卫员发现已被敌重重包围，只好连拖带拉架着关英冲出包围圈。此时回游击区的路全被敌人封锁，关英等人只好改名换姓，流落在玉山一带，省委工作也因此而停止。
　关英的上海口音很浓，身上又带了一些省委活动经费，为避免敌人的怀疑和纠缠，他干脆以上海客商的名义在乡下开了一个榨油坊，两个警卫员扮成伙计，关英一方面做榨油生意，一方面打听中央的消息。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赴国难，中国人民进入全民族的抗战时期，一支支抗日军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开拔。直到１９３８年４月下旬，关英从国民党的大量报纸中证实，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南方红军游击队已陆续改编为新四军并开赴抗日前线。于是他变卖了油坊，到南昌寻找党组织。
　
　被误当叛徒不幸遇害
　
　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听完关英的汇报以后，马上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
　原来，南方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改编以后，在江西弋阳、横峰、德兴一带仍活跃着一支不肯接受改编的红军游击大队，该游击队负责人正是杨文翰（杨文翰，江西横峰人，参加过弋横农民大暴动，担任省委委员、特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在独立的游击战争中，他们仍按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到处打土豪、炸炮楼、袭击国民党部队的补给线、兵站、仓库，这为国民党政府制造磨擦提供了口实。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为此事曾与我党交涉，指责游击队“昧于大义，不知幡然，不图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中共东南分局已两次派人去杨文翰游击队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杨文翰下山接受改编，都被杨当作叛徒杀掉。现在关英的到来，无疑是说服杨文翰的最恰当人选。因为关英担任过中央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是杨文翰的顶头上司。黄道最后告诉关英，杨文翰游击队现在大约２００余人，分散在磨盘山、东源山、三县岭一带活动，这支部队改编以后，马上回分局另行分配工作。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动员杨文翰游击队下山改编，关英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带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公函，由两位警卫员及一名地下交通陪同前往弋阳磨盘山。关英一行来到原闽浙赣根据地首府横峰县葛源区槎源坞村，在村头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并向大家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和任务。此时，游击队的内线将关英等人前来的目的向杨文翰作了汇报。杨得到报告后，便派小队长李良海、侦察员练成金两人到槎源坞，找到当地一位叫薛启金的群众带一封信给关英，并指示他，一定要认准关英以后，才能把信给他。关英阅信后立即写了复信让来人带回。信中要杨文翰派代表到葛源面谈。薛到了磨盘山以后，又带来一信给关英，其内容是：“在葛源面谈不安全，为预防不测，请关英上山传达上级指示。”关英阅信后，带上马匹、警卫员由薛启金带路直奔磨盘山。当关英一行５人准备上山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几个哨兵拦住去路，只允许关英带两个警卫员上山，马夫和交通员请原地返回。薛启金带着关英又翻了一座山走到一个叫簧村的小村子，李良海、练成金带着一个班战士吹起洋号表示欢迎。练紧紧地握住关英的手，突然嚎啕大哭地说：“我们已脱离上级党组织１３个月了，盼你们都盼疯了，你们怎么不写信来啊！”关英回答说：“当时我生病了，无法给你们写信。”两人说着说着，练突然下令卸掉两个警卫员的驳壳枪。关英一看大怒，说要马上去见杨文翰。练却以“人熟礼不熟”为由与关英争辩起来。吃过午饭，又穿过几道弯，在东源山深处的一个茅棚里见到杨文翰。杨见关到来，连忙迎上前去握手，递烟，以示欢迎。晚餐烧了野鸡炖磨菇、笋炒野猪肉、石鸡等好几道菜为关英接风洗尘。当晚，关英向杨文翰传达了上级文件精神，讲清他的来意，并建议说：“你下山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可先把部队驻扎在枫林坞和槎源坞二处，你自己随我到南昌去报到。”接着又告诉杨说：“黄道的部队已在铅山石塘整编完毕，饶守坤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德兴梅溪畈（梅溪畈在磨盘山脚下，是饶守坤将军的家乡），你的部队可与饶守坤的部队会师……”杨文翰原来就疑心关英是叛徒，因他在一年前率红军独立团在开化被敌人打散，就隐藏在玉山一带，并用苏维埃的款项作榨油生意。这次来，国民党县长、区长分别请他吃了饭，又赠送马匹，派人护送，这些杨文翰都了解得很清楚。于是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他们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杨要关英在山上等几天再走，关不同意，说自己马上要回南昌交差并看病。但杨文翰还是逼关英在山上住了三天。期间，关、杨二人越谈越崩，争论越来越激烈。杨说：“你叛变了，难道还叫我叛变？你骗我杨文翰下山投降国民党，我不干。”说着拔出手枪，令人把关英捆个结实，并搜了身。关英也火了，指责杨文翰“粗暴，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杨也回骂说：“你已被敌人收买，身上搜出的金戒子和２００元钱就是被敌收买的证据。”并声称“决不上当，也绝不会下山改编”。尽管关英一再表明钱款是黄道同志给路上做盘缠用的，杨文翰还是叫人动刑、踩扛子，要关英承认是叛徒，要他交待是受何人指派来劝降的。痛得满头大汗的关英两眼直瞪，怒骂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性，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这话一下子把杨文翰气得七窍生烟，头顶冒火，盛怒之下，叫来几个游击队员把关英及两个警卫员拖到东潭茅栅杀掉，关英被害时年仅３２岁。
事后，杨文翰仍不肯罢休，还说“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而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难道就这样了却不成？”于是干脆我行我素，继续坚持孤军作战。１９４３年４月，由于叛徒出卖，杨文翰不幸被俘，敌人对他先以高官厚禄相许，后以种种酷刑相逼，杨始终不肯屈服。同年１０月被押往弋阳北门鹅嘴枪杀，临刑时，杨文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解放后，当事人——原红军游击队战士练成金、薛启正说出关英被害的全过程，关英失踪之谜才彻底解开（练、薛两人书写的证明材料，仍保管在弋阳档案馆内）。关英、杨文翰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