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 sc曼帅 第三次长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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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
阶段中，国军方面获得的较大战役级别的胜利之一。甚至1945年3月～5月战略反攻（如果国军方面能用上这个词的话）阶段最大的胜利：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就个人观点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国军少数值得一提的会战。（就战绩论，国军最大的一役是武汉会战）。
1940年～1945年间中日双方在湖南境内反复拉锯，单以大会战论，除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同样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外，所谓“湖南四大会战”【注1】皆发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日方称为宜昌作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长江流域基本已经到达进攻顶点。首先，由于这一阶段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注视的目标却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火中取栗。因此，对于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且不说兵力，实际上的战力，也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由于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当局者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注2】例如，1939年～1941年两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注3】1940年华中兵力共计33万2千人【注4】，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注5】。
其次，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恰恰是此时中国战区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9战区共拥有36个师（具体编制将在第三部分给出），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注6】）。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的精华。
再次，在华北方面，1940年8月～12月的百团大战，使得华北日军在1940年～1941年忙于“肃正作战”，无法为华中提供兵力。还在百团大战爆发前，1940年6月6日中国派遣军缩减后的编制来看，华中方面缩减了11.5%的兵力，而华北方面的比例只有7.7%【注4】随。着百团大战和1941年肃正作战的进行，更不能指望华北方面给予支援。1941年日军承认的华北方面军损失为：战死2352人，战伤501人。【注7】。
【注1：习惯上，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合称为“长沙会战”，与1944年的常德会战、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的湘西会战合称为“湖南四大会战。】
【注2：摘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6册P231】
【注3：出处同上，第6册P232】
【注4：出处同上，第5册P139】
【注5：第11军共有72个大队。摘自《长沙作战》P132、P135】
【注6：摘自《长沙作战》P127。值得注意的是在罗列9战区部队番号时该书较混乱。】
【注7：出处同上，第6册P178。这个数字显然是有灌水嫌疑，因为伤亡比例明显反常。一般伤亡比例为1：3，但是日军这一损失竟然达到了4.6：1】
二、日军部署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仰、宜昌、岳州、南昌之间”【注8】。中国派遣军11月27日的军司令官会议上，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曾作如下陈述：“第11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注9】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地形目标并不是主要目的，日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国军野战军。
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首先是11月23日前后，阿南惟几听说了总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注10】，于是产生了不满情绪【注11】。这导致了在12月10日第11军召集的各兵团作战参谋会议上，阿南惟几作出如下训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世纪，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整备进攻的态势，专心于加强部队的训练。”【注12】显然，此时的阿南惟几，已经把重心放在了进攻上。另一方面，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重庆军是委员会即令各战区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以牵制和打击日军（笔者评论：早干嘛了……）。据此，余汉谋的第7战区向广州进攻；第5、第6、第60军又桂川两省向云南集中，准备进入缅甸；9战区的第4军、暂编第2军调至广东，第74军调至广西【注13】。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行动。
根据现存的文件，这一决定作出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当时在这方面的重庆军兵力有第20军（两个师），第58军（2个师），第37军（3个师）左右。我方虽然只用第6师团就很充足，但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又调用第6、第40、第3师团的主力。”【注14】次日，木下参谋长立即召集作战主任参谋等，传达了作战必要性和要领等有关想法之后，向军司令官作了报告。阿南惟几当场批准，并在日记中以“决定向汨水方面发起攻势”为题记述如下：“……于此，我军毅然确定向汨水方面采取攻势，拟使用第6师团主力，第40、第3师团的半数，并下达准备命令，同时致电总司令官。”同时，11军对上述部队以及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发出了出动命令。【注15】
从提出设想到发出命令，一共只有大约短短的12小时！尽管相对而言，此时日军的目的：进攻汨水地区牵制9战区部队南下的构想还是比较现实的，但是，笔者的评论依然是：如果不能用“鬼子发疯”来解释，那么只有一个解释：第11军上下已经被11月23日的流言弄得气昏了头，千方百计想找回面子。
15日，11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其目的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地区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日开始，两周左右结束【注16】。中国派遣军承认了这一决心，并于12月17日听取了作战计划的说明。
然而，对日军来说，就在17日这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首先，11军决定于24日发动作战；其次，日军在这一天收到情报，显示武汉地区周围的国军突然活跃起来。据此，11军开始考虑“进攻长沙”问题【注17】。
但是，日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长沙也不是铁板一块，例如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就质疑进攻长沙是否违背方针，是否在部队能力范围内。不过，在日军士兵当中，已经流传了开往长沙的说法。
到底要不要进攻长沙呢？令人惊讶的是，直至22日13时阿南惟几前往岳州时，11军都没有下定决心！就在这一天，木下在日记中写道：“军司令官进入战斗指挥所，为了再一次确认适应目前状况的作战计划，与兵团会晤时不要透露‘往长沙去’的问题。”以一个正常的军人的角度来看，11军的行为完全是发疯。木下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
“这次作战，因其动机与策应对象不确切，难以明确进行，更因后勤等无准备时间，不能勉强行事，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动。”【注18】
计划不明，任务不确，决心不定，后勤准备不足。第11军竟然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发动新一次的作战！这无疑是长沙之战中日军的第一个败因。
23日，阿南惟几先后视察了第6、第3、第40师团后，回到岳阳的指挥所，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
（一）第9战区在当面的兵力部署情况（略）
（二）军之第6、第40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渡过新墙河，击溃新墙镇东南的守军，然后前进至汨水南岸，击溃在该地区的守军部队。
（三）第6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突破守军在新墙镇以西的防御，在该地区以东歼灭守军，并迅速到达关王桥西南之三江口附近。
（四）第40师团于24日夜间开始攻击，突破潼溪街以东地区守军的防御，在该地以西对其进行捕捉歼灭，并攻向关王桥附近。
（五）第3师团以一部于25日拂晓，对潼溪街附近的守军阵地进行炮击，以支援第40师团进攻；主力在第6师团的右侧，渡过新墙河击溃该地的守军，攻向归义（现汨水县城）附近。
（六）飞行第44战队，支援军的进攻作战。【注19】
国军估计参战日军共计12万人。
日军进攻序列如下：
24日下午下午，11军参谋长木下前进到岳州。此时，箭，已经搭在了弦上。然而，这一枝浑身是病的箭，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
【注8：《长沙作战》，P137~138】
【注9：同上，P138】
【注10：指1941年9月～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日军记载此战战死1670人（内军官122人），战伤5184人（内军官272人）。该数字参见《长沙作战》P128】
【注11：《长沙作战》P138】
【注12：同上】
【注13：《日军侵华战争》P1622。日军方面没有察觉向云南的调动以及第74军的调动。日军方面论述参见《长沙作战》P139。】
【注14：《长沙作战》P139。】
【注15：《长沙作战》P139~140】
【注16：同上，P140～141】
【注17：同上，P141】
【注18：同上，P142】
【注19：《日军侵华战争》P1628】
【注20：同上，P1624~1627】一、总论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
阶段中，国军方面获得的较大战役级别的胜利之一。甚至1945年3月～5月战略反攻（如果国军方面能用上这个词的话）阶段最大的胜利：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就个人观点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国军少数值得一提的会战。（就战绩论，国军最大的一役是武汉会战）。
1940年～1945年间中日双方在湖南境内反复拉锯，单以大会战论，除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同样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外，所谓“湖南四大会战”【注1】皆发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日方称为宜昌作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长江流域基本已经到达进攻顶点。首先，由于这一阶段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注视的目标却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火中取栗。因此，对于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且不说兵力，实际上的战力，也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由于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当局者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注2】例如，1939年～1941年两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注3】1940年华中兵力共计33万2千人【注4】，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注5】。
其次，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恰恰是此时中国战区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9战区共拥有36个师（具体编制将在第三部分给出），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注6】）。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的精华。
再次，在华北方面，1940年8月～12月的百团大战，使得华北日军在1940年～1941年忙于“肃正作战”，无法为华中提供兵力。还在百团大战爆发前，1940年6月6日中国派遣军缩减后的编制来看，华中方面缩减了11.5%的兵力，而华北方面的比例只有7.7%【注4】随。着百团大战和1941年肃正作战的进行，更不能指望华北方面给予支援。1941年日军承认的华北方面军损失为：战死2352人，战伤501人。【注7】。
【注1：习惯上，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合称为“长沙会战”，与1944年的常德会战、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的湘西会战合称为“湖南四大会战。】
【注2：摘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6册P231】
【注3：出处同上，第6册P232】
【注4：出处同上，第5册P139】
【注5：第11军共有72个大队。摘自《长沙作战》P132、P135】
【注6：摘自《长沙作战》P127。值得注意的是在罗列9战区部队番号时该书较混乱。】
【注7：出处同上，第6册P178。这个数字显然是有灌水嫌疑，因为伤亡比例明显反常。一般伤亡比例为1：3，但是日军这一损失竟然达到了4.6：1】
二、日军部署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仰、宜昌、岳州、南昌之间”【注8】。中国派遣军11月27日的军司令官会议上，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曾作如下陈述：“第11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注9】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地形目标并不是主要目的，日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国军野战军。
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首先是11月23日前后，阿南惟几听说了总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注10】，于是产生了不满情绪【注11】。这导致了在12月10日第11军召集的各兵团作战参谋会议上，阿南惟几作出如下训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世纪，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整备进攻的态势，专心于加强部队的训练。”【注12】显然，此时的阿南惟几，已经把重心放在了进攻上。另一方面，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重庆军是委员会即令各战区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以牵制和打击日军（笔者评论：早干嘛了……）。据此，余汉谋的第7战区向广州进攻；第5、第6、第60军又桂川两省向云南集中，准备进入缅甸；9战区的第4军、暂编第2军调至广东，第74军调至广西【注13】。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行动。
根据现存的文件，这一决定作出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当时在这方面的重庆军兵力有第20军（两个师），第58军（2个师），第37军（3个师）左右。我方虽然只用第6师团就很充足，但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又调用第6、第40、第3师团的主力。”【注14】次日，木下参谋长立即召集作战主任参谋等，传达了作战必要性和要领等有关想法之后，向军司令官作了报告。阿南惟几当场批准，并在日记中以“决定向汨水方面发起攻势”为题记述如下：“……于此，我军毅然确定向汨水方面采取攻势，拟使用第6师团主力，第40、第3师团的半数，并下达准备命令，同时致电总司令官。”同时，11军对上述部队以及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发出了出动命令。【注15】
从提出设想到发出命令，一共只有大约短短的12小时！尽管相对而言，此时日军的目的：进攻汨水地区牵制9战区部队南下的构想还是比较现实的，但是，笔者的评论依然是：如果不能用“鬼子发疯”来解释，那么只有一个解释：第11军上下已经被11月23日的流言弄得气昏了头，千方百计想找回面子。
15日，11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其目的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地区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日开始，两周左右结束【注16】。中国派遣军承认了这一决心，并于12月17日听取了作战计划的说明。
然而，对日军来说，就在17日这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首先，11军决定于24日发动作战；其次，日军在这一天收到情报，显示武汉地区周围的国军突然活跃起来。据此，11军开始考虑“进攻长沙”问题【注17】。
但是，日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长沙也不是铁板一块，例如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就质疑进攻长沙是否违背方针，是否在部队能力范围内。不过，在日军士兵当中，已经流传了开往长沙的说法。
到底要不要进攻长沙呢？令人惊讶的是，直至22日13时阿南惟几前往岳州时，11军都没有下定决心！就在这一天，木下在日记中写道：“军司令官进入战斗指挥所，为了再一次确认适应目前状况的作战计划，与兵团会晤时不要透露‘往长沙去’的问题。”以一个正常的军人的角度来看，11军的行为完全是发疯。木下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
“这次作战，因其动机与策应对象不确切，难以明确进行，更因后勤等无准备时间，不能勉强行事，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动。”【注18】
计划不明，任务不确，决心不定，后勤准备不足。第11军竟然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发动新一次的作战！这无疑是长沙之战中日军的第一个败因。
23日，阿南惟几先后视察了第6、第3、第40师团后，回到岳阳的指挥所，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
（一）第9战区在当面的兵力部署情况（略）
（二）军之第6、第40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渡过新墙河，击溃新墙镇东南的守军，然后前进至汨水南岸，击溃在该地区的守军部队。
（三）第6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突破守军在新墙镇以西的防御，在该地区以东歼灭守军，并迅速到达关王桥西南之三江口附近。
（四）第40师团于24日夜间开始攻击，突破潼溪街以东地区守军的防御，在该地以西对其进行捕捉歼灭，并攻向关王桥附近。
（五）第3师团以一部于25日拂晓，对潼溪街附近的守军阵地进行炮击，以支援第40师团进攻；主力在第6师团的右侧，渡过新墙河击溃该地的守军，攻向归义（现汨水县城）附近。
（六）飞行第44战队，支援军的进攻作战。【注19】
国军估计参战日军共计12万人。
日军进攻序列如下：
24日下午下午，11军参谋长木下前进到岳州。此时，箭，已经搭在了弦上。然而，这一枝浑身是病的箭，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
【注8：《长沙作战》，P137~138】
【注9：同上，P138】
【注10：指1941年9月～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日军记载此战战死1670人（内军官122人），战伤5184人（内军官272人）。该数字参见《长沙作战》P128】
【注11：《长沙作战》P138】
【注12：同上】
【注13：《日军侵华战争》P1622。日军方面没有察觉向云南的调动以及第74军的调动。日军方面论述参见《长沙作战》P139。】
【注14：《长沙作战》P139。】
【注15：《长沙作战》P139~140】
【注16：同上，P140～141】
【注17：同上，P141】
【注18：同上，P142】
【注19：《日军侵华战争》P1628】
【注20：同上，P1624~1627】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
阶段中，国军方面获得的较大战役级别的胜利之一。甚至1945年3月～5月战略反攻（如果国军方面能用上这个词的话）阶段最大的胜利：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就个人观点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国军少数值得一提的会战。（就战绩论，国军最大的一役是武汉会战）。
1940年～1945年间中日双方在湖南境内反复拉锯，单以大会战论，除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同样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外，所谓“湖南四大会战”【注1】皆发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日方称为宜昌作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长江流域基本已经到达进攻顶点。首先，由于这一阶段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注视的目标却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火中取栗。因此，对于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且不说兵力，实际上的战力，也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由于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当局者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注2】例如，1939年～1941年两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注3】1940年华中兵力共计33万2千人【注4】，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注5】。
其次，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恰恰是此时中国战区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9战区共拥有36个师（具体编制将在第三部分给出），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注6】）。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的精华。
再次，在华北方面，1940年8月～12月的百团大战，使得华北日军在1940年～1941年忙于“肃正作战”，无法为华中提供兵力。还在百团大战爆发前，1940年6月6日中国派遣军缩减后的编制来看，华中方面缩减了11.5%的兵力，而华北方面的比例只有7.7%【注4】随。着百团大战和1941年肃正作战的进行，更不能指望华北方面给予支援。1941年日军承认的华北方面军损失为：战死2352人，战伤501人。【注7】。
【注1：习惯上，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合称为“长沙会战”，与1944年的常德会战、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的湘西会战合称为“湖南四大会战。】
【注2：摘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6册P231】
【注3：出处同上，第6册P232】
【注4：出处同上，第5册P139】
【注5：第11军共有72个大队。摘自《长沙作战》P132、P135】
【注6：摘自《长沙作战》P127。值得注意的是在罗列9战区部队番号时该书较混乱。】
【注7：出处同上，第6册P178。这个数字显然是有灌水嫌疑，因为伤亡比例明显反常。一般伤亡比例为1：3，但是日军这一损失竟然达到了4.6：1】
二、日军部署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仰、宜昌、岳州、南昌之间”【注8】。中国派遣军11月27日的军司令官会议上，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曾作如下陈述：“第11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注9】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地形目标并不是主要目的，日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国军野战军。
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首先是11月23日前后，阿南惟几听说了总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注10】，于是产生了不满情绪【注11】。这导致了在12月10日第11军召集的各兵团作战参谋会议上，阿南惟几作出如下训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世纪，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整备进攻的态势，专心于加强部队的训练。”【注12】显然，此时的阿南惟几，已经把重心放在了进攻上。另一方面，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重庆军是委员会即令各战区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以牵制和打击日军（笔者评论：早干嘛了……）。据此，余汉谋的第7战区向广州进攻；第5、第6、第60军又桂川两省向云南集中，准备进入缅甸；9战区的第4军、暂编第2军调至广东，第74军调至广西【注13】。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行动。
根据现存的文件，这一决定作出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当时在这方面的重庆军兵力有第20军（两个师），第58军（2个师），第37军（3个师）左右。我方虽然只用第6师团就很充足，但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又调用第6、第40、第3师团的主力。”【注14】次日，木下参谋长立即召集作战主任参谋等，传达了作战必要性和要领等有关想法之后，向军司令官作了报告。阿南惟几当场批准，并在日记中以“决定向汨水方面发起攻势”为题记述如下：“……于此，我军毅然确定向汨水方面采取攻势，拟使用第6师团主力，第40、第3师团的半数，并下达准备命令，同时致电总司令官。”同时，11军对上述部队以及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发出了出动命令。【注15】
从提出设想到发出命令，一共只有大约短短的12小时！尽管相对而言，此时日军的目的：进攻汨水地区牵制9战区部队南下的构想还是比较现实的，但是，笔者的评论依然是：如果不能用“鬼子发疯”来解释，那么只有一个解释：第11军上下已经被11月23日的流言弄得气昏了头，千方百计想找回面子。
15日，11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其目的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地区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日开始，两周左右结束【注16】。中国派遣军承认了这一决心，并于12月17日听取了作战计划的说明。
然而，对日军来说，就在17日这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首先，11军决定于24日发动作战；其次，日军在这一天收到情报，显示武汉地区周围的国军突然活跃起来。据此，11军开始考虑“进攻长沙”问题【注17】。
但是，日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长沙也不是铁板一块，例如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就质疑进攻长沙是否违背方针，是否在部队能力范围内。不过，在日军士兵当中，已经流传了开往长沙的说法。
到底要不要进攻长沙呢？令人惊讶的是，直至22日13时阿南惟几前往岳州时，11军都没有下定决心！就在这一天，木下在日记中写道：“军司令官进入战斗指挥所，为了再一次确认适应目前状况的作战计划，与兵团会晤时不要透露‘往长沙去’的问题。”以一个正常的军人的角度来看，11军的行为完全是发疯。木下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
“这次作战，因其动机与策应对象不确切，难以明确进行，更因后勤等无准备时间，不能勉强行事，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动。”【注18】
计划不明，任务不确，决心不定，后勤准备不足。第11军竟然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发动新一次的作战！这无疑是长沙之战中日军的第一个败因。
23日，阿南惟几先后视察了第6、第3、第40师团后，回到岳阳的指挥所，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
（一）第9战区在当面的兵力部署情况（略）
（二）军之第6、第40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渡过新墙河，击溃新墙镇东南的守军，然后前进至汨水南岸，击溃在该地区的守军部队。
（三）第6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突破守军在新墙镇以西的防御，在该地区以东歼灭守军，并迅速到达关王桥西南之三江口附近。
（四）第40师团于24日夜间开始攻击，突破潼溪街以东地区守军的防御，在该地以西对其进行捕捉歼灭，并攻向关王桥附近。
（五）第3师团以一部于25日拂晓，对潼溪街附近的守军阵地进行炮击，以支援第40师团进攻；主力在第6师团的右侧，渡过新墙河击溃该地的守军，攻向归义（现汨水县城）附近。
（六）飞行第44战队，支援军的进攻作战。【注19】
国军估计参战日军共计12万人。
日军进攻序列如下：
24日下午下午，11军参谋长木下前进到岳州。此时，箭，已经搭在了弦上。然而，这一枝浑身是病的箭，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
【注8：《长沙作战》，P137~138】
【注9：同上，P138】
【注10：指1941年9月～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日军记载此战战死1670人（内军官122人），战伤5184人（内军官272人）。该数字参见《长沙作战》P128】
【注11：《长沙作战》P138】
【注12：同上】
【注13：《日军侵华战争》P1622。日军方面没有察觉向云南的调动以及第74军的调动。日军方面论述参见《长沙作战》P139。】
【注14：《长沙作战》P139。】
【注15：《长沙作战》P139~140】
【注16：同上，P140～141】
【注17：同上，P141】
【注18：同上，P142】
【注19：《日军侵华战争》P1628】
【注20：同上，P1624~1627】一、总论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
阶段中，国军方面获得的较大战役级别的胜利之一。甚至1945年3月～5月战略反攻（如果国军方面能用上这个词的话）阶段最大的胜利：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就个人观点来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国军少数值得一提的会战。（就战绩论，国军最大的一役是武汉会战）。
1940年～1945年间中日双方在湖南境内反复拉锯，单以大会战论，除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方同样称为“第一次长沙作战）外，所谓“湖南四大会战”【注1】皆发生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1940年5～6月的枣宜会战（日方称为宜昌作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在长江流域基本已经到达进攻顶点。首先，由于这一阶段日军“陆军中央部按照明治以来的传统，把战力的重点放在了对付苏联的北方国境，而观察时局、制定政策，注视的目标却向着南方，企图以一部分战力用于火中取栗。因此，对于现实的主要战场即中国战线，且不说兵力，实际上的战力，也没有充分投到这个主战场上来。在这个限制下，担负着解决中国事变的中国派遣军，一直由于强迫缩减兵力、限制作战地域、限制兵站等而感到苦恼……当局者认为第11军在武汉地区存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注2】例如，1939年～1941年两年间，第11军得到的弹药，只有1938年武汉作战的一半。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注3】1940年华中兵力共计33万2千人【注4】，其中11军兵力约占1/2不到。【注5】。
其次，日军第11军当面的第9战区以及第5战区，恰恰是此时中国战区实力最雄厚的战区。从数量上来说，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9战区共拥有36个师（具体编制将在第三部分给出），合计约30万人（日军估计为50万人【注6】）。从质量上来说，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都是经历了从武汉会战起的一系列战役，某些部队（如第74军）甚至是从淞沪抗战起打满全场的部队。在战火中，一些部队垮了（如所谓“德式师”的第36、87、88师，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也有一些部队愈战愈强，如最终拿下国军抗战战绩最高这一桂冠的74军。此时的9战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整个中国战场中国军的精华。
再次，在华北方面，1940年8月～12月的百团大战，使得华北日军在1940年～1941年忙于“肃正作战”，无法为华中提供兵力。还在百团大战爆发前，1940年6月6日中国派遣军缩减后的编制来看，华中方面缩减了11.5%的兵力，而华北方面的比例只有7.7%【注4】随。着百团大战和1941年肃正作战的进行，更不能指望华北方面给予支援。1941年日军承认的华北方面军损失为：战死2352人，战伤501人。【注7】。
【注1：习惯上，将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合称为“长沙会战”，与1944年的常德会战、长衡会战以及1945年的湘西会战合称为“湖南四大会战。】
【注2：摘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6册P231】
【注3：出处同上，第6册P232】
【注4：出处同上，第5册P139】
【注5：第11军共有72个大队。摘自《长沙作战》P132、P135】
【注6：摘自《长沙作战》P127。值得注意的是在罗列9战区部队番号时该书较混乱。】
【注7：出处同上，第6册P178。这个数字显然是有灌水嫌疑，因为伤亡比例明显反常。一般伤亡比例为1：3，但是日军这一损失竟然达到了4.6：1】
二、日军部署
1941年12月3日下达的日军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华中方向日军的任务是“确保从岳州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其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仰、宜昌、岳州、南昌之间”【注8】。中国派遣军11月27日的军司令官会议上，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曾作如下陈述：“第11军虽应以经过湖南奇袭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之战斗力，与此同时，一面加强谋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注9】可见，在日军的计划中，地形目标并不是主要目的，日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国军野战军。
但是，日军的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坚持。首先是11月23日前后，阿南惟几听说了总军中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注10】，于是产生了不满情绪【注11】。这导致了在12月10日第11军召集的各兵团作战参谋会议上，阿南惟几作出如下训示：“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世纪，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整备进攻的态势，专心于加强部队的训练。”【注12】显然，此时的阿南惟几，已经把重心放在了进攻上。另一方面，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天，重庆军是委员会即令各战区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以牵制和打击日军（笔者评论：早干嘛了……）。据此，余汉谋的第7战区向广州进攻；第5、第6、第60军又桂川两省向云南集中，准备进入缅甸；9战区的第4军、暂编第2军调至广东，第74军调至广西【注13】。在这一情况下，12月13日，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牵制国军南下行动。
根据现存的文件，这一决定作出近似儿戏一般。木下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第二次长沙作战，决定的很快，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决心，12月12日夜，在就寝中考虑了战况，决心对广东方面予以牵制，当即制定了作战大纲。当时在这方面的重庆军兵力有第20军（两个师），第58军（2个师），第37军（3个师）左右。我方虽然只用第6师团就很充足，但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又调用第6、第40、第3师团的主力。”【注14】次日，木下参谋长立即召集作战主任参谋等，传达了作战必要性和要领等有关想法之后，向军司令官作了报告。阿南惟几当场批准，并在日记中以“决定向汨水方面发起攻势”为题记述如下：“……于此，我军毅然确定向汨水方面采取攻势，拟使用第6师团主力，第40、第3师团的半数，并下达准备命令，同时致电总司令官。”同时，11军对上述部队以及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发出了出动命令。【注15】
从提出设想到发出命令，一共只有大约短短的12小时！尽管相对而言，此时日军的目的：进攻汨水地区牵制9战区部队南下的构想还是比较现实的，但是，笔者的评论依然是：如果不能用“鬼子发疯”来解释，那么只有一个解释：第11军上下已经被11月23日的流言弄得气昏了头，千方百计想找回面子。
15日，11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案，其目的是“首先以第6师团、第40师团将新墙河左岸的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地区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捕捉之。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水左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作战于12月22日开始，两周左右结束【注16】。中国派遣军承认了这一决心，并于12月17日听取了作战计划的说明。
然而，对日军来说，就在17日这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首先，11军决定于24日发动作战；其次，日军在这一天收到情报，显示武汉地区周围的国军突然活跃起来。据此，11军开始考虑“进攻长沙”问题【注17】。
但是，日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长沙也不是铁板一块，例如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就质疑进攻长沙是否违背方针，是否在部队能力范围内。不过，在日军士兵当中，已经流传了开往长沙的说法。
到底要不要进攻长沙呢？令人惊讶的是，直至22日13时阿南惟几前往岳州时，11军都没有下定决心！就在这一天，木下在日记中写道：“军司令官进入战斗指挥所，为了再一次确认适应目前状况的作战计划，与兵团会晤时不要透露‘往长沙去’的问题。”以一个正常的军人的角度来看，11军的行为完全是发疯。木下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
“这次作战，因其动机与策应对象不确切，难以明确进行，更因后勤等无准备时间，不能勉强行事，是一次稍稍不彻底的行动。”【注18】
计划不明，任务不确，决心不定，后勤准备不足。第11军竟然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发动新一次的作战！这无疑是长沙之战中日军的第一个败因。
23日，阿南惟几先后视察了第6、第3、第40师团后，回到岳阳的指挥所，下达了如下作战命令：
（一）第9战区在当面的兵力部署情况（略）
（二）军之第6、第40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渡过新墙河，击溃新墙镇东南的守军，然后前进至汨水南岸，击溃在该地区的守军部队。
（三）第6师团于12月24日夜间开始进攻，突破守军在新墙镇以西的防御，在该地区以东歼灭守军，并迅速到达关王桥西南之三江口附近。
（四）第40师团于24日夜间开始攻击，突破潼溪街以东地区守军的防御，在该地以西对其进行捕捉歼灭，并攻向关王桥附近。
（五）第3师团以一部于25日拂晓，对潼溪街附近的守军阵地进行炮击，以支援第40师团进攻；主力在第6师团的右侧，渡过新墙河击溃该地的守军，攻向归义（现汨水县城）附近。
（六）飞行第44战队，支援军的进攻作战。【注19】
国军估计参战日军共计12万人。
日军进攻序列如下：
24日下午下午，11军参谋长木下前进到岳州。此时，箭，已经搭在了弦上。然而，这一枝浑身是病的箭，又能达到怎样的效果呢？
【注8：《长沙作战》，P137~138】
【注9：同上，P138】
【注10：指1941年9月～10月间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称之为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日军记载此战战死1670人（内军官122人），战伤5184人（内军官272人）。该数字参见《长沙作战》P128】
【注11：《长沙作战》P138】
【注12：同上】
【注13：《日军侵华战争》P1622。日军方面没有察觉向云南的调动以及第74军的调动。日军方面论述参见《长沙作战》P139。】
【注14：《长沙作战》P139。】
【注15：《长沙作战》P139~140】
【注16：同上，P140～141】
【注17：同上，P141】
【注18：同上，P142】
【注19：《日军侵华战争》P1628】
【注20：同上，P1624~1627】